淺談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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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并購重組服務實體經濟功效的案例研究

摘要：近年來，在資本匯聚、制度創新雙輪驅動下，并購市場熱潮迭起，呈現出法治化、縱深化、跨界化、海外化的新特征。從中國“南北車合并”案例看，并購重組有利于提高國際競爭力，增進業務協同，提高國有資產盈利能力，對深化國企改革具有積極示范效應；從華誼兄弟通過并購重組做大做強，實現全產業鏈布局看，把握政策窗口深化并購重組空間，完善全產業鏈布局，是促進經濟轉型和新興產業發展的巨大推力。文章基于并購重組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啟示，需要結合混合所有制等國企改革亮點、弱化炒殼預期和新三板發展規劃，進一步調整商務部門、證監部門、財稅部門的政策實施，實現企業并購重組的經濟功能。

關鍵詞：并購重組；實體經濟；功效

一、 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上市公司的發展邏輯、驅動要素和評價指標，也正在經歷著深刻的變革。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部分行業尤其是傳統制造業內生增長動力不足，并受產業轉型、技術變革等沖擊，內生發展進入疲軟期，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上市公司紛紛通過并購重組擴展產業鏈或者轉入新行業。但值得警惕的是，基于資本的趨利性，許多跨界重組的項目可能都是市場炒作的“虛假繁榮”。市場屢有監管部門收緊涉及互聯網金融、游戲、影視、VR等行業并購重組政策的傳言，也相當程度暗示出政府希望引導市場資金“脫虛入實”，強化并購重組服務實體經濟的迫切之情。

二、 并購重組現狀及特點

2010年～2015年，我國并購市場共發生并購交易18 883起，累計交易金額達219 381.51億元。2012年和2013年并購數量和交易金額出現小幅回落，但2014年和2015年有所回升，從交易數量看，2015年并購數量4 517起達到近年高點。就上市公司而言，上市公司已成為并購市場主力軍，2010年～2015年上市公司并購交易的數量、金額均持續增長。2015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共發生并購344起，涉及交易金額9 903億元，達到近年峰值。整體而言，我國并購交易日益呈現出法治化、縱深化、跨界化、海外化的特征。

1. 明確法制規范。根據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優化企業并購重組市場環境的意見》、《關于加快推進重點行業企業并購重組的指導意見》，證監會先后《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和修改《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通過取消要約收購行政許可、豐富要約收購履約保證制度等，旨在簡化審批環節、放松行政管制、加強事中事后監管、提高并購重組效率，進一步規范和促進并購重組快速發展。

2. 引導行業深度整合。我國并購市場中產業鏈整合的變革日趨深入，上市公司往往利用資本優勢“橫向到邊”，加快并購以拓寬產品線、進入新市場；“縱向到底”，完成上下游產業鏈及細分行業的市場布局。同時，隨著新興行業的快速發展及其在經濟結構中的體量增加，新興行業對傳統行業的資本滲透、股權改造和經營介入也更為深入，或將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量之一。

3. 跨界偏好明顯。從行業分布來看，2015年上半年中國并購市場完成的961起并購交易分布于互聯網、IT、清潔技術、機械制造、生物技術/醫療健康、金融、房地產等23個一級行業，其中電信、媒體和科技（TMT）行業并購備受追捧。特別以排名第一的互聯網行業為代表，本期發生115起交易，凸顯了轉型經濟下傳統企業通過收購互聯網公司“+互聯網”之翼，積極謀求以資本換時間、以資本調結構、以資本促轉型，謀劃傳統企業的重構之路。

4. 海外并購劇增。2014年1至11月，中國企業出境并購完成案例146起，披露金額297億美元。而隨著“備案為主、核準為輔”原則在商務部《對外投資管理辦法》予以確立，或將進一步了加快中國企業赴海外并購的步伐。一方面，海外并購有助于國內企業盡快掌握發達市場的核心技術、管理經驗，迅速、有效地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國內企業的業務延伸和產業升級，加速開辟海外原料市場、生產市場和消費市場，實現企業構建全球市場的分工布局。

三、 并購重組服務實體經濟的功效分析

1. 深化國企改革的示范效應。以2014年最受資本市場關注的“南北車合并”為例，中國南車通過換股形式完成了對中國北車的并購交易。筆者認為，本次重組對于對深化國企改革的積極效應如下：

（1）有利于提高國際競爭力，避免惡性競爭。最初中國南車、中國北車以地域為界拓展業務，但近年來其境內外業務競爭日益激烈，尤其在海外市場頻現惡性競爭事件。而重組后的新公司2013年模擬備考營業收入將達到1 932.59億元，將躋身于世界500強之列，在全球軌道交通裝備市場份額與行業地位上也將大大提高。此外，新公司還將對公司品牌形象、發展規范和整體經營的戰略進行統一規劃，力求從投資到生產到銷售再到團隊建設、全球市場布局予以整合，從而贏得國際談判與競爭的優勢地位，集中力量同西門子、阿爾斯通、龐巴迪等巨頭公司開展競爭。

2. 有利于增強業務協同，實現“1+1>2”。本次重組將使得兩家公司在研發、生產、采購、銷售等領域充分發揮協同效應，實現資源合理配置，提升公司整體實力。

一是優化產品體系，為客戶創造更大價值。兩家公司均為全球軌道交通裝備制造領域少數實現了機車、客車、貨車、動車組和城軌地鐵車輛產品類型全覆蓋的企業，能夠滿足客戶對制造、修理不同軌距、不同供電方式軌道交通產品和多樣化服務的需求。通過優化雙方的產品體系，合并后新公司將實現譜系化、標準化和模塊化。產品開發方面，擁有充分融合的技術優勢和豐富的產品特性，為客戶提供多樣化的產品選擇，實現組合銷售和交叉銷售；產品生產制造環節，依托標準化的采購及生產體系，擁有較強的成本管理能力；產品銷售方面，產品平臺和組建的模塊化使合并后新公司具備為客戶提供靈活組合的定制化產品的能力。

二是統籌研發資源，加速實現核心技術突破。兩家公司均擁有強大的研發體系及技術商業化的能力：中國南車在大功率電力機車、超高速動車組、關鍵零部件及關鍵系統方面擁有較強的技術優勢；而中國北車在大功率內燃機車、重載貨車及高寒動車組等方面技術相對領先。合并后新公司在整合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現有研發資源后，將擁有10個國家級研發機構、15個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45個省級研發機構以及5個海外研發中心，包括中國唯一的重載或快捷鐵路貨車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變流技術國家工程中心等多個世界領先的軌道交通裝備研發平臺。此外還擁有14個博士后工作站和11個院士專家工作站，研發實力雄厚。而商業技術方面，更擁有涵蓋基礎工業技術、產業共性技術直至研發生產技術的全技術鏈條。

三是統籌規劃，提高生產和投資效率。兩家公司擁有全球領先的高速動車組研發制造基地、全球一流的電力機車研發制造基地、行業領先的柴油機及大功率內燃機車研發制造基地、貨車整車疲勞振動實驗臺和城軌地鐵車輛國產化定點企業，生產基地數量多、產品齊全、覆蓋地域廣。合并后，新公司將實現生產基地專業化、地域化分工，統籌規劃未來投資，有利于提高生產和投資效率。

四是整合供應、銷售體系，提高品牌影響力。兩家公司擁有廣泛的銷售網絡，國內軌道交通裝備市場客戶覆蓋鐵路總公司及其下屬企業、地方鐵路公司、城軌地鐵運營商以及大型工礦、石油化工企業等；非軌道交通裝備市場客戶包括物流運輸公司、石油鉆探公司、港口及大型工礦企業、風機制造商及電力公司等；雙方產品出口東南亞、大洋洲、南美洲、非洲、歐洲及北美洲等80多個國家和地區，品牌影響力不斷增強，“中國北車”和“CNR”、“中國南車”和“CSR”品牌在國內外軌道交通裝備制造行業已經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合并后新公司將整合雙方的銷售網絡和客戶資源，擁有高效的銷售隊伍和統一的品牌形象，具有更強的海外競爭力和品牌影響力。

（3）有利于提高國有資產盈利能力，增進國有股保值增值。基于本次重組的市值分析，重組前國資委通過南車集團等合計持有中國南車7 889 406 857股，按照首次董事會決議公告日前20個交易日的交易均價計算市值約為444.17億元；通過北車集團等合計持有中國北車6 700 158 074股，按照首次董事會決議公告日前20個交易日的交易均價計算市值約為396.65億元。而合并后國資委共持有中國中車15 259 580 738股，按照當年11月25日前二十個交易日均價計算市值已達到2 203.48億元，相較合并前合計市值840.82億元增加了162.06%。

2. 促進經濟轉型及新興產業發展的助推作用。縱觀華誼兄弟借力資本市場并購重組、做大做強的案例，其注重完善產業鏈橫線、縱向布局的運作思路，亦頗值得一些創業板上市公司借鑒。

（1）華誼兄弟公司概況。在過去20年里，王中軍、王中磊等創立的華誼兄弟公司既是知名導演和明星的孵化器，也是中國電影商業化的踐行者。2009年，華誼兄弟憑借電影、電視、藝人經紀的架構登陸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從股權融資到銀行貸款，從植入廣告到版權預售，從院線拓展到全球發行，華誼兄弟一直在摸索電影產業的邊界。經過多年拓展，2014年華誼兄弟營業收入、歸屬于母公司的凈利潤分別達到23.89億元、8.97億元，同比增長19%、35%，相比2006年，復合增速高達11%、23%。

（2）并購交易情況。作為創業板并購重組的典型代表，華誼兄弟2009年上市之初即參股、控股子公司6家，2010年增加到15家，2011年再度翻倍。2013年以來，國內并購市場空前活躍，并購項目的數量和金額屢創新高。作為本輪并購浪潮中的先鋒。截至2015年，華誼兄弟控股、參股公司已達94家。其中2012年～2015年間，僅在上市公司層面的并購交易就達14起。

（3）促進新興行業橫向、縱向延伸。華誼兄弟借力資本市場并購重組做大做強，既是宏觀經濟環境下上市公司的戰略選擇，更是制度層面的激勵與扶持的結果。回顧華誼兄弟上市之初，正值“十二五規劃”提出“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國家通過財政、稅收、金融優惠政策一再讓利，力推文化產業上升為國家戰略。華誼兄弟把握政策契機，進一步深化并購重組操作空間，逐步實現了影視娛樂行業全產業鏈的整合，將自身11個業務板塊整合為三大類，包括以電影、電視劇、電影院、藝人經紀等業務為代表的影視娛樂類，以蘇州小鎮、海口馮小剛電影公社與杭州愛情谷等主題公園為代表的品牌授權（Intellectual Property，IP）及實景娛樂類，以在線營銷、新媒體、粉絲經濟、網絡游戲為內核的娛樂互聯網類。其中，影視娛樂類是華誼兄弟的傳統強項；品牌授權及實景娛樂類目前仍在投入階段，以馮小剛電影公社為范本，正在全國范圍內不斷擴張項目；而互聯網娛樂類，主要包括銀漢科技和賣座網，得益于騰訊和阿里的資本加持，是華誼兄弟成長最快的業務類型。

四、 并購重組的發展趨勢

1. 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動國企并購。宏觀而言，混合所有制多指社會所有制結構層面的混合，即多種所有制形式在整體社會中存在；微觀而言，多認為是企業股權結構層面的混合，即不同所有制成分的股權組成企業的所有制形態。隨著十八大以來國企改革大幕的全面拉開，混合所有制改革將進一步促進央企整合、央地整合及地方企業之間跨所有制、跨部門、跨行業、跨區域的企業并購。經濟新常態下，政策要素、資源要素、人才要素、資本要素都需要在各個經濟部門之間重新分配，新型產業部門也將重新“洗牌”，而國有企業通過資本市場并購重組的運作，將成為化解過剩產能、構建規模經濟、實現產業轉型的核心戰略。

2. 炒殼預期或將弱化。2014年11月，證監會《關于改革完善并嚴格實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見》規定，“實施重大違法公司強制退市制度”，“嚴格執行不滿足交易標準要求的強制退市指標”。退市新規的落地將導致殼資源數量減少、炒殼風險也隨之增加。而另一方面，隨著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以及《證券法》修改到位，殼資源較之IPO的制度與成本優勢也將減輕，由此通過并購重組的炒殼預期也將有所下降。

3. 新三板成為并購“淘金優選”。2014年，證監會《非上市公眾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的實施，即為新三板公司并購提供了制度保障。未來分層管理模式、集合競價制度、投資門檻降低等一系列政策利好有望實施，其將大大增強新三板流動性。在這個制度基礎上，作為融資平臺的新三板有利于更加透明、公允地標識掛牌公司的資產定價，大大增加了企業并購與被并購的交易機會。

五、 政策建議

1. 修改經營者集中的申報標準，放寬境外投資者的持股比例限制和鎖定要求。筆者認為，適當引入境外投資者將是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而現有對境外投資者與境內企業并購交易之規定仍有一些可商榷之處。《國務院關于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第三條對反壟斷審查的標準作了明確的規定，受“上一會計年度在中國境內的營業額均超過4億元人民幣”的限制，實際操作中一些跨行業并購并不能導致行業的集中，卻在反壟斷審查中付出了高昂的時間成本，嚴重影響了企業兼并重組的效率。建議商務部反壟斷審查應限于相關行業且能導致行業集中的并購案中，以更好促進企業間的兼并重組。此外，受《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管理辦法》中上市公司向境外投資者發行股份不低于上市公司股份比例10%，且鎖定三年的限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股本總額較大的上市公司收購體量較小的境外資產時采取股權作為并購支付手段進行并購的可能，導致我國企業在境外并購中的支付手段仍顯單一，只能以現金方式支付和交易，不利于后續整合和激勵相容。筆者建議，可在上市公司境外并購中，適當降低境外投資者持股比例的下限，豐富上市公司境外并購的支付手段。鑒于外國投資者持股必須鎖定三年亦不利于出售方接受以股份作為支付對價的手段，可相應適當縮短外國投資者的持股鎖定期的要求。

2. 證監部門適時推出注冊制有助于破解殼資源效應。

2014年5月，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積極穩妥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以信息披露為中心的股票發行制度”。根本上說，注冊制的實施有利于A股資源優化配置，將使優質企業擁有更多進入資本市場的選擇路徑。即使借殼上市，交易雙方也能站在更加公平的地位上就重組事項進行市場化談判，優質企業在借殼上也將具有更大的話語權，從而達到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維護市場“三公”原則的目的。

3. 財稅部門放開特殊性稅務處理中收購股權比例限制。《關于促進企業重組有關企業所得稅處理問題的通知》中特殊性稅務處理旨在減輕重組交易雙方的稅務負擔，在應交企業所得稅問題上作出調整，從而促進并購重組業務的發展。但實踐中很少有企業完全符合《通知》第六條規定的條件，在中國公司的股權已經存在少數股東權益的情況下，經咨詢很多地方稅務機關，適用特殊稅務處理的可行性較低，往往給企業跨境重組造成沉重稅務負擔。同時，“被收購企業全部股權的50%”這一股權比例的設置仍有不盡合理的地方，其未能設想存在特定情況下收購企業購買50%以下的被收購企業的股權，也可以實現對被收購企業控股的情形，也將增加重組交易雙方的稅務負擔，建議將其適用條件由股權收購“收購企業購買的股權不低于被收購企業全部股權的50%”修改為“收購企業取得被收購企業的控股權”。

淺談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當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短板”的對策探析

摘要：實體經濟組織包括了我國第一、第二以及服務業產業形勢，也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我國金融服務機構提高了實體經濟服務質量，為其發展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但是這種支持并非全面覆蓋，依然存在服務“短板”。本文即針對這類“短板”內容，開展對策研究。

關鍵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短板；對策

為了改善我國的經濟發展環境，促進國家經濟合理化發展，黨中央國務院針對當前經濟發展特點提出了加強部署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工作開展的通知。在這種背景下，各地的商業金融機構結合本地區經濟發展與金融產業特點，立足于服務實體經濟要求，開展了各項創新工作，在服務層面有效地解決了制約實體經濟做強做大的資金瓶頸問題。但是在實際工作中，依然存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短板”，嚴重影響著金融服務的效率和質量。金融企業為促進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效開展，利用服務結構調整、金融企業內部轉型升級等措施，改善服務“短板”促進區域化經濟發展。

一、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主要“短板”及形成原因

（一）當前服務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主要“短板”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短板”內容，與地區經濟特點有著重要關系。本地區實體經濟發展中，金融服務短板主要集中在以下內容：（1）小微企業金融服務。促進小微企業經濟實體發展，是解決我國就業困難、服務業發展瓶頸的重要措施。但是由于這類企業經濟基礎較差、信用較低、可抵押資產較少等問題，其貸款等金融服務需求較高。但是金融企業對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缺乏足夠認識，服務質量較低，進而形成了金融服務“短板”；（2）商業保險業金融服務。商業保險是金融服務經濟組成部分。但是由于我國社會對于商業保險（如壽險、財險等）認知水平較低，進而降低了金融服務對于商業保險支持力度；（3）綜合金融服務能力較低。綜合金融服務對于第一、第二產業，以及服務業實體經濟起到了全面資金支持。但是由于我國金額企業將主要業務集中在商業貸款、融資活動中，忽視了其他金融服務的開展，造成了綜合性金融服務的欠缺，形成了服務“短板”。

（二）經濟“短板”形成原因分析

我國社會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短板”問題形成原因較為復雜。就本地區而言，“短板”形成包括了三個層面原因。（1）在社會經濟層面，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造成經濟“短板”的主要原因。如部分地區經濟基礎環境較差，其小微企業缺少發展空間，進而形成了小微企業服務“短板”的出現。（2）政府部分政策支持力度層面。發展優勢經濟，是地方提高生產總值的有效方法。為此地方政府往往將政策資源對優勢產業進行傾斜，忽視了經濟“短板”產業發展，進而了金融服務“短板”。（3）金融企業內部工作層面。金融企業日常業務中，對于貸款、融資等項目的審核發放過程有著嚴格規定。這就使部分處于落后地位的經濟實體，難以達到項目審核條件，加大了這類金融服務“短板”與優勢產業差距。

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短板”應對策略

發揮政府政策與企業制度作用，完善地區經濟結構，提高金融服務質量是應對經濟“短板”的重要措施。

（一）以地區經濟結構為基礎，及時調整信貸政策

信貸市場是做好金融經濟實體服務的平臺，也是服務“短板”集中區域。信貸市場改革的措施是信貸政策調整，而其改革的基礎依據是地區經濟結構。為此地方政府與金融管理機構，應在地方金融結構基礎上，針對“短板”項目開展政策調整。（1）適當放寬“短板”企業信貸審查制度。對處于經濟發展劣勢、或新興的實體經濟，信貸管理部門應以市場發展趨勢與政府扶持政策為基礎，適當放寬信貸審查政策，促進這類經濟實體的發展。（2）完善信貸監督政策。在規范市場結構與改善經濟“短板”要求下，管理部門應逐步調整信貸監督政策，促進促進信貸資金合理有序使用，發揮信貸市場作用促進地方經濟結構改善。

（二）發揮政府市場調控作用，提高“短板”應對質量

政府部門在提高“短板”應對質量過程中，應發揮出市場調控作用。首先搭建市場發展平臺。對于“短板”行業發展平臺的欠缺，政府部門應利用政策扶持、行業宣傳等模式，搭建出全面的企業發展平臺。如應對小微企業發展過緩問題，政府部門應在企業注冊、宣傳以及經營服務體系內搭建服務平臺，提高其對金融服務“短板”應對質量。其次積極引導發展。部分“短板”實體經濟由于缺乏發展方向，影響了企業發展。為此政府部門應利用正面典型宣傳、政策引導等多種模式，在市場體系框架內引導企業向正確方向發展。

（三）完善信貸過程與制度，提高金融服務效率

金融企業信貸工作的開展，是做好“短板”應對的重要措施。其核心內容應包括信貸過程與制度管理兩個主要組成部分。信貸過程管理中，金融企業應為“短板”實體提供高效高質的服務，簡化信貸手續、提高企業貸款、融資等過程效率，保障資金鏈完整，是提高金融企業服務質量的重要措施。而在信貸制度管理中，金融企業應在國家法律制度框架內，合理調整企業內部制度，做好金融服務工作。如各地方金融機構在銀行《貸款擔保辦法》基礎上，結合地區經濟特點完善擔保物評估、審核與定期檢查制度，為企業提供良好的貸款擔保服務，促進企業貸款效率提升。

（四）根據市場與服務對象需求，配置融資價格

除了信貸工作外，融資服務也是金融企業服務金融實體的重要內容。金融企業的融資工作費用價格的確定，是融資金融服務開展的基礎指標。合理的融資價格，不僅可以確保金融企業自身利益，同時也促進了經濟實體融資開展效率。融資價格的配置確定，應秉持以下三點原則。（1）市場規律原則，即融資價格的配置必須符合市場發展規律，不能以硬性政策與制度模式破壞金融經濟市場。（2）服務對象需求原則，即融資價格的制定應以服務對象資金使用目的、數量等因素為參考，合理確定融資價格。如對小微企業融資，由于其自身資金要求較低，融資價格應采用最低化融資價格配置，促進小微企業提供良好資金支持。（3）良性發展原則。無論是融資價格的上漲還是降低，其根本目的在于促進金融服務機構與實體經濟組織的共同發展。而這種發展應遵守良性發展原則，及兩者雙贏局面的建立。

（五）建立良好的經濟服務風險管理模式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短板”對于經濟風險的抵御能力較低，進而造成這類企業經濟的惡性循環。為此政府部門與金融企業，應針對“短板”實體經濟建立良好的風險管理模式，提高這類實體風險管理質量。如金融危機爆發中，保險企業較容易出現資金鏈斷裂問題，造成其經營困難，甚至影響企業的正常經營。為此相關的管理部門應做好企業資金管理工作，保證企業預留足夠的準備資金。同時金融機構應與保險企業建立資金合作模式，為保險企業市場風險提供資金支持。這種針對風險管理的經濟服務工作，極大的提高了“短板”實體應對經濟風險能力。

（六）挖掘企業內部潛力，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自身作用

企業自身潛力的發揮，對于“短板”經濟實體服務的開展有著重要的作用。這種企業內部潛力的挖掘，包括了金融服務機構、金融服務項目與經濟實體企業內部潛力挖掘工作三項內容。（1）金融機構內部潛力挖掘。金融服務機構自身潛力的挖掘應急中在加大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業金融機構內部潛力挖掘力度，提高銀行資金活力，開拓更多資金服務項目做大做強地方金融機構，為實體經濟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2）服務項目潛力的挖掘。金融服務項目是經濟實體服務的平臺。金融服務機構應與實體經濟企業合作，利用服務制度模式增強項目承載能力。如通過對實體經濟培育以及創新性的招商引資模式，吸引優質企業在本地區發展，消除地區經濟結構“短板”。（3）實體經濟自身潛力挖掘。實體經濟組織自身潛力挖掘，應注意鼓勵和支持其金融工作創新的開展，如鼓勵實體經濟自行拓寬融資渠道、挖掘自身資金活力等提高實體企業自身發展能力。

三、結束語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短板”的產生，不僅會影響部分經濟實體企業正常營業發展，也對地區經濟結構合理化造成了負面影響。為此，地方金融服務機構應以解決金融服務“短板”為目標，與政府管理部門積極配合，為地區金融實體經濟發展，提供經濟服務支持。

（作者單位：煙臺經濟技術開發區金融工作辦公室銀行處）

淺談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創新PPP系列貸款產品 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摘 要：PPP系列貸款產品的推出，既是銀行支持新型城鎮化建設、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助力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重要舉措，也是銀行發揮傳統優勢、深化銀政關系、豐富資產配置、推進公司業務轉型的有益嘗試。

關鍵詞：PPP貸款產品；實體經濟；創新

為了積極服務實體經濟建設，有必要深入了解PPP模式的內涵，研究分析城市基礎設施領域按照PPP模式運作的金融需求和風險特征，針對PPP投資金額大、回收周期長等特點創新研發專業的信貸產品。

1 PPP的內涵

PPP模式的代表性定義有來自聯合國培訓研究院、歐盟委員會、加拿大及美國PPP國家委員會等，目前雖無統一定義，但其本質可概括為以下關鍵詞：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合作、提供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風險共擔和利益共享。PPP的內涵主要包括：

（1）PPP是一種新型的項目融資模式。PPP融資是以項目為主體的融資活動，是項目融資的一種實現形式，主要根據項目的預期收益、資產以及政府扶持措施的力度而不是項目投資人或發起人的資信來安排融資。

（2）PPP融資模式可以拓寬民營資本的投資領域并提高效率。政府公共部門與民營企業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進行全程合作，雙方共同對項目運行的整個周期負責。PPP方式的操作規則使民營企業參與到城市基礎設施項目的確認、設計和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中，能將民營企業在投資建設中更有效率的管理方法與技術引入項目中，能夠有效地實現對項目建設與運行的控制，從而有助于降低項目建設投資的風險，保障國家與民營企業的利益。

（3）PPP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民營資本“有利可圖”。私營部門投資的目的是尋求合理的投資回報，無利可圖的基礎設施項目是吸引不到民營資本投入的。而采取PPP模式，政府可以給予私人投資者相應的政策扶持作為補償，從而很好地解決“有利可圖”的問題，如經營補貼、稅收優惠、給予民營企業沿線土地優先開發權等，通過實施這些政策可提高民營資本投資城市基礎設施項目的積極性。

2 PPP系列貸款產品的主要創新點

（一）結合PPP模式特點，研發專業化產品

（1）明確借款主體。貸款產品的借款人是符合財政部規定的PPP模式要求的境內企業法人，包括社會資本或項目公司。其中，社會資本指已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境內外企業法人，不包括本級政府所屬融資平臺公司及其他控股國有企業。

（2）明確適用范圍領域。貸款產品的適用領域與相關文件保持一致，主要適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包括城市供水、供暖、供氣、污水和垃圾處理、地下綜合管廊、軌道交通、醫療和養老服務設施等收費定價機制透明、有穩定現金流的項目。

（3）明確貸款用途。根據6種不同運作方式的資金需求特點，明確3個貸款產品的不同貸款用途。O&M、MC貸款用于借款人為運營、維護和提供服務的日常生產經營周轉。BOT、BOO貸款用于相應的固定資產項目建設。TOT、ROT貸款可用于借款人維護、運營存量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項目等經營性資金需求以及存量資產的再融資資金需求。

（二）創新產品的風險控制措施

（1）制定了差別化的區域條件。對項目所處的不同區域，以GDP和地方財政收入等科學確定區域準入門檻：項目位于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的，可直接辦理；項目位于地級市的，要求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收入須在15億元（含）以上，且GDP200億元（含）以上；項目位于縣域地區的，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收入10億元（含）以上，且GDP100億元（含）以上。

（2）嚴格客戶和項目準入。根據PPP不同運作模式的特點和風險，設置差別化的信用評級、資產負債率、所有者權益等條件，針對PPP可能涉及的政府付費部分，要求還款來源中涉及政府支付的，須納入同級政府預算。

（3）合理確定貸款金額。O&M、MC貸款和TOT、ROT貸款以可償債現金流的95%作為測算項目貸款金額的依據，有效把控第一還款來源，BOT、BOO貸款金額不得超過項目總投資扣除項目最低資本金要求后的金額。

（4）加強資金封閉管理。與借款人簽訂《封閉管理合作協議》，開立資金監管專戶，將項目資本金、其他自籌資金、項目收入資金、政府支付等資金歸集到專戶管理，同時對PPP貸款資金的使用和還款情況實行監控，建立相應的預警和報告機制。

3 PPP系列貸款產品運用需關注的問題

（1）在政策和法律層面，目前被視為PPP領域基本法短期內難以出臺，財政部、發改委等相關部門關于PPP的細化政策還在陸續制定過程中，已出臺的部門規章還一定程度存在不銜接、不配套的情況，這使得PPP參與各方在行為規范、風險分擔、利益分配、監督評價等方面缺乏制度保障，項目順利實施面臨一定的不確定性。

（2）在地方政府層面，整體看，各級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存在對PPP認識不完全到位、推動PPP熱情不高的情況。這既是要關注的問題，同時對我們而言又是機遇，如果我們在二級行層面率先對國家要求，將有利于我們為政府講解相關知識，推介相關服務，從而更好地融洽和地方政府的關系。

（3）在社會資本層面，因PPP項目通常具有投資額大、回報期長的特點，且往往帶有準公益性質，需要部分依靠財政資金給予補貼或付費支持，因此社會資本在項目的選擇上較為審慎，引資存在一定困難。

4 結語

在PPP貸款創新產品的實踐應用中，既要積極研究跟進國家和各地方政府出臺的相關政策，又要保持清醒的認識，在客戶和項目選擇、評估評價、貸后管理等方面不斷提升管理能力，做好風險識別、預判和防范工作。

淺談服務實體經濟發展:關于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思考

【摘 要】 文章在說明金融和實體經濟發展之間相互影響的基礎上闡述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必要性，考察了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總體情況及存在的突出問題，包括市場競爭特征不明顯、經濟風險在銀行系統積聚、企業融資成本上升風險和小微企業融資困難等情況，從提高市場化程度、借助上市融資分散銀行系統風險、差異化市場定位和拓展金融服務外延等方面探討如何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

【關鍵詞】 銀行； 實體經濟； 貸款； 利率市場化

2012年1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2012年11月召開的十八大，關于我國金融改革亦有相關論述：健全促進宏觀經濟穩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目前，關于如何提高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效率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

一、銀行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必要性

鑒于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還將持續以及我國部分金融資源亦出現脫離實體經濟的傾向，強調必須“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實體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經濟發展周期規律的作用，加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遇到了嚴峻的挑戰，面臨很多困難，如產能過剩、增速放緩、出口受挫、融資困難等。目前，我國實體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需要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

金融業的健康發展也離不開實體經濟，實體經濟是金融業發展的堅實基礎。實體經濟的發展會帶來投融資規模的擴大、資金流動速度的加快以及社會財富的增長，這些正是金融業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和提升競爭力的必要條件。

因此，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銀行作為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金融力量，幫助實體經濟渡過難關并實現可持續發展勢在必行。

二、銀行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總體情況

（一）社會融資結構中銀行貸款融資占主體

根據我國中央銀行的定義：“社會融資規模是指一定時期內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總額，是增量概念。”通過分析“社會融資規模”這個指標及其構成情況，可以了解銀行體系在為實體經濟提供資金支持方面所發揮的作用。長期以來，銀行體系在社會融資結構中占重要地位。《中國人民銀行2012年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數據》報告顯示，雖然2012年以來，由于利率市場化進程加快、債券市場發展迅速等因素的影響，人民幣貸款增加額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處于優勢地位。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額和企業債券融資額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之和不足30%，尤其是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額很低。

（二）金融產品及服務日益多元化

金融體制改革的背景下，各銀行機構開始著力改變傳統的盈利模式，積極開展中間業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優勢產品領域。目前，銀行為實體經濟提供的金融產品除了貸款以外，還有結算、、顧問咨詢、信用承諾、受托業務、投資銀行業務等。中國16家上市銀行最近幾年的財務報告顯示，中間業務收入在營業收入中的占比增長迅速，個別銀行機構的中間業務收入占比超過了20%。各銀行機構在發揮傳統優勢的同時，積極探索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特點的金融產品及服務，如投資銀行、現金管理、金融衍生品交易等，以進一步滿足實體經濟對金融的多元化需求。

三、銀行服務實體經濟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一）市場競爭特征不明顯

根據經濟學原理，資源配置效率最高的市場類型是完全競爭市場。一個競爭充分的市場應該具有交易主體多、資源流動不受限制、市場調節價格等特征。我國資金市場尚不具備此特征，體現在市場的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銀行貸款這種間接融資方式與股票融資和企業債券融資等直接融資方式之間競爭不足。銀行貸款產品的替代品――債券融資或股票融資的規模太小，對貸款產品不能構成足夠的外部壓力和威脅，銀行議價能力很強，賣方優勢地位比較明顯。

第二個層面，銀行貸款融資市場內部、銀行與銀行之間的競爭不足。隨著銀行業改制，不同資金規模和股權結構類型的銀行不斷涌現，現代銀行體系框架逐漸形成，但銀行之間存在比較嚴重的同質競爭，特色不明顯，市場細分程度不高。

（二）經濟風險過多積聚在銀行體系而不能得到有效分解

由于銀行貸款是企業融資的主渠道，那么企業所面臨的增速放緩、出口受挫，甚至虧損倒閉等風險將會直接導致無法如期償還銀行貸款本息。隨著風險意識的增強以及風險管控技術水平的提高，各銀行機構資產質量持續改善：如果從不良貸款率這個指標來考察上市銀行的資產質量，連續幾年各上市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均有所下降，其中，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較低，五大行的不良貸款率較高；如果從不良貸款余額這個指標來考察整個銀行業的資產質量，根據銀監會《中國銀行業運行報告（2012年第三季度）》顯示，截至2012年三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4 788億元。這個數字相當可觀，表明資金利用效率尚待提高。

（三）銀行定價空間增大可能帶來企業融資成本上升

隨著2012年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大多數銀行都不同程度地調高了人民幣存款利率，下一步銀行機構一方面可能會提高貸款利率，則企業融資成本普遍升高；另一方面根據具體項目及企業風險進行差別定價的空間增大，資金成本差異化趨勢明顯。這對企業融資成本的影響視企業博弈能力強弱而定。大企業議價能力強，貸款融資成本上升幅度有限，如果貸款利率太高，大企業可以轉向債券市場融資，而中小企業則處于貸款定價的弱勢地位，又缺少可供選擇的其他融資工具，將面臨融資成本上升的困難，尤其是那些處于初創期的科技創新型企業。

（四）小微企業依然融資困難

雖然銀行貸款是中國實體經濟主要的資金來源，但銀行貸款分配不均，貸款結構不盡合理。根據銀監會《中國銀行業運行報告（2012年第三季度）》顯示，截至2012年三季度末，用于小微企業的貸款余額達14.2萬億元，同比增長18.2%，比全部貸款平均增速高1.8個百分點。雖然從相對數來看，小微企業貸款增長比較迅速，但從絕對數來看并不是很樂觀。截至2012年三季度末，中國銀行業各項貸款余額為50.2萬億元，其中小微企業貸款占28.3%左右。

四、對策探討

近些年，中國銀行業在組織結構、管理機制、產品服務等方面進行了不斷創新，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從戰略深度考慮，銀行業的未來發展方向是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以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為重心，提高市場化程度，形成各銀行機構分工明確，金融產品和服務比較豐富的現代銀行體系。為實現這個目標，現階段金融體系內還存在一些亟待改善的領域。

（一）提高市場化程度，形成市場價格機制

1.增加資金供給主體和供給量

從兩個層次入手，第一，繼續穩健發展股票市場和企業債券市場，與銀行貸款融資市場形成充分競爭與制衡，將有助于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和提高資金配置效率。第二，在宏觀貨幣政策信貸收緊的情況下，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體系，形成多種股權結構類型、資產規模大小不同的資金供給主體。這樣，既可以增加銀行貸款市場上的資金供給量，又可以避免資金體外循環，扭轉民間借貸成本高的局面。

2.建立市場退出機制

市場供給主體的增加會帶來更加激烈的競爭，迫使銀行機構在各個領域進行金融創新。金融創新會給實體經濟帶來更多的利益，同時也有可能導致銀行危機及金融風險。為了減少整個社會成本，經營出現嚴重問題的銀行機構應該盡早退出市場。這就需要金融監管部門為銀行機構設計一套有效的風險處置和市場退出制度，包括相關法律條文的完善、存款保險制度的推出以及公眾風險意識的培育等等。

3.市場化的價格機制

在資金市場上，價格即利率。在利率市場化條件下，銀行機構能夠根據申請項目及企業的風險等級來確定貸款價格，實現收益與風險的匹配；而企業只有嚴格篩選擬投資項目并不斷完善公司治理，才能順利獲得低成本的貸款。在這樣的機制約束下，金融資源能夠實現有效配置。

（二）推動更多銀行機構上市融資，分散銀行系統風險

目前，國內上市銀行只有16家，其中除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這五大行外，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8家，城市商業銀行只有3家。近幾年，隨著銀行業改制，各地城商行數量逐漸增多，資產規模、業務規模及競爭實力逐漸提升，區域特色比較明顯。在確保上市銀行整體質量的前提下，盡量推動更多的城商行上市融資，既可以吸收更多的社會資金服務于實體經濟，又能夠改善城商行的股權結構，分散經營風險。

（三）明確服務實體經濟的差異化定位，解決小微企業融資困難

為避免同質競爭，各類型銀行以及各銀行主體都應有自己明確的市場定位，高效利用有限的金融資源。第一，不同規模的銀行機構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側重點不同。大銀行側重服務于關系國家戰略實施、外部效果和社會效益明顯的重點項目，調節金融資源行業及區域分配不平衡問題；中小銀行立足服務小微企業；農村金融機構扎根服務于“三農”。第二，每個銀行都有自己的傳統優勢業務領域，要繼續發揮優勢并形成鮮明特色。比如，有的銀行在科技金融創新領域實踐經驗較多，有的銀行在投資銀行業務上成績突出，有的銀行在金融衍生業務上處于領先地位等等。

（四）拓展金融服務外延，助推實體經濟轉型升級

市場化的價格機制能夠提高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但利率市場化也存在逆向選擇的可能性，因此服務實體經濟不能完全依靠市場機制，銀行業將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這也是考慮到銀行業長遠利益的必然選擇。第一，貸款重點投向科技創新、節能環保等符合國家長遠發展規劃的項目，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第二，充分利用貸款合同設計、跟蹤調查、動態管理等手段，監督信貸資金流向，嚴格控制信貸資金向虛擬經濟蔓延。第三，利用專業人才和信息網絡優勢協助具有潛質的企業不斷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和機制，給實體經濟提供更多的個性化和綜合性的金融服務，比如對兼并重組的金融支持、對發行短期融資券的金融支持、對企業資金運營與管理的金融支持等，幫助企業獲取更多的資金來源，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實現競爭戰略。

淺談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全面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量和水平

摘要：我國金融業改革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仍有較大提升空間。要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健康快速發展，就必須從服務的廣度、深度、重點領域等維度，實施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制度革新；通過普惠金融系統、金融創新和完善的頂層設計，持續完善金融系統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效性，促進經濟實現包容性增長。

關鍵詞：廣義虛擬經濟；實體經濟；普惠金融系統；金融創新；頂層設計

一、全面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量和水平的迫切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業取得了驕人成就，社會融資總量迅速增長，融資結構不斷改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有所完善，金融對促進資源有效配置的積極作用日益明顯；金融市場的功能得到了進一步發揮，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步伐進一步加快；金融行業的整體實力和抗風險能力不斷增強，不僅成功抵御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嚴峻挑戰，而且有力支持和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盡管金融業對促進實體經濟良性運行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從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角度來考察，我國金融業仍然存在諸多的問題和不足，尤其是服務于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針對性、有效性還不高，金融系統固有的痼疾和缺憾日益凸顯。

1. 正規金融與實體經濟融資需求的結構性缺口引致金融服務覆蓋不夠。立足體制機制視角，造成我國實體經濟某些領域“融資難、融資貴”的根本原因是金融系統及銀行結構不合理、金融資源供給與企業需求間存在錯位。事實上，在融資結構失衡格局下，因資本市場層次體系不健全，本應由資本市場承擔的融資功能轉由銀行體系承擔；同時，因銀行系統層次體系不完善，本應由小型金融機構承擔的融資功能被迫由大中型銀行來滿足。統計顯示，我國大中型企業數量占比僅1%，企業類型分布呈“金字塔型”，而金融資源65%由國有控股及股份制商業銀行掌控，呈“倒金字塔型”。

金融系統層次化缺陷及金融資源配置錯位，致使金融系統與實體經濟融資需求間存在結構性缺口。“體制內”正規金融缺少服務于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薄弱領域的專營性機構，現有非專營性金融組織基于“成本―收益”考量，對實體經濟的分散性資金需求缺乏支持動力，尤其在銀根緊縮時期更是將其排擠于正規金融之外①。據測算，我國銀行對規模或限額以下企業的貸款覆蓋率不及5%，不僅明顯低于發達國家54%的水平，而且低于規模以上企業覆蓋率約25個百分點。[1]

2. “貨幣空轉”、經濟虛擬化推升實體經濟部分領域融資成本。經測算，2008―2012年我國社會融資總量、新增人民幣貸款分別達63.5萬億元和38.1萬億元，幾乎相當于1998―2002年信用增量的10倍，且近5年融資成本相對較低。然而，因金融市場信用大幅擴張推高了住房價格，使其轉化為以投資炒作為主導的虛擬經濟市場。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低成本資金并未有效進入實體經濟，而是源源不斷地流入以投資為主導的住房市場，導致實體經濟無法獲得低成本融資②。有觀點認為，近幾年農業領域存在的融資難問題，很大程度上即與此有關。

因此，雖然整體意義上我國實體經濟融資成本較為適度，但某些薄弱領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卻客觀存在。以中小企業融資為例，按官方統計，截至2008年末我國企業總數971.5萬戶，其中99%以上為中小企業，嚴格意義上的大型企業僅1%。由于大型企業長期以來都是銀行信貸的主要受益者，80%左右的中小企業從未獲得銀行信貸支持。同時，在創業板、中小板公開上市的中小企業數占其群體的比重非常低，致使絕大部分中小企業幾乎難以獲得“體制內”資金支持，被迫轉向“體制外”的高成本融資。來自溫州、江蘇、廣東等地的調查顯示：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薄弱領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正日益嚴重地制約著區域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 民間資本監管和引導不利。我國金融監管及宏觀調控重點著力于信貸規模、投向及利率層面，民間資本監管存在多頭監管及監管真空。其中，小額貸款公司由地方政府監管，典當行及拍賣行由地方工商局監管，大型融資擔保公司由銀監會及其下屬機構監管。既有多頭監管造成的效率缺失及效力低下，也存在部分民間金融組織處于監管空白地帶的弊端，加劇了民間金融組織運作失范、民間資金“脫實就虛”及資金價格高企。據不完全統計，民間借貸利率階段性高位時全國民間借貸年綜合利率約為大型銀行對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薄弱領域信貸綜合年利率的3倍甚至更高。顯見，缺乏有效引導和監管的民間昂貴資金，對實體經濟薄弱領域融資的高成本發揮了本不該有的推波助瀾作用。

4. 實體經濟薄弱領域融資缺乏針對性配套制度。信息不對稱和層次化金融組織缺失是制約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薄弱領域融資活動有效開展的主要原因。國際經驗表明，小微企業、“三農”等融資主體受規模小、抵押品缺乏、經營機制落后、資信等級低等多重約束，需要健全完善的融資擔保、法律法規等作為保障，而我國恰恰缺乏此類制度建設。一方面，中介信息服務體系不健全、多層次擔保體系缺失加劇了銀企信息不對稱和弱勢行業與企業的融資難。另一方面，由于國家政策針對企業類型的劃分標準不完全一致、差異化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強，使得國家融資政策難以在實體經濟薄弱領域穩妥落實，為規避“融資搭便車”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金融機構資金支持行為謹慎，無形中增加實體經濟薄弱領域的“融資難”和“高成本”。

二、拓寬實體經濟服務廣度的普惠金融系統

從我國當前金融體系及經濟結構發展現狀看，雖然多樣性的銀行業競爭格局初步形成、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正在快速發展，但二元甚至多元經濟金融結構仍具普遍性，因此，應進一步加快普惠金融體系建設，全面擴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覆蓋面。同時，在強調銀行、證券、私募與風險投資、金融中介、政策金融、保險、金融合作組織以及民間金融等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廣度基礎上，更要強調建立有區別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機制，在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努力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

1. 依托新型金融機構構建完善的多層次普惠金融系統。為彌合融資結構失衡格局下“體制內”正規金融針對實體經濟融資需求的結構性缺口，要加快新型金融機構建設，構建層次分明的普惠金融系統；依托“非公經濟36條”的落實消除民間資本進入壁壘，為其創造公平的市場準入條件和競爭環境；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完善的新型金融機構資金補充機制，增強其可持續發展能力；從政策上鼓勵新型金融機構創新金融產品和信貸管理方式，推動其拓寬業務種類和服務范圍，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薄弱環節的能力；細化銀行差別化監管政策，除現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外，在資本充足比率、撥備覆蓋率等監管指標和公司治理的要求方面，對新型金融機構實行獨立標準，適度提高其貸款風險容忍度，以差別化監管政策開創多層次金融系統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新局面。

2. 厘清多元經濟結構與金融結構的動態優化關聯。要梳理和辨析我國二元甚至多元經濟結構特征與金融結構動態優化之間的關系，將經濟系統視為生態系統，將多樣性的金融服務體系與實體經濟發展的關聯視為共生關系。即不僅實體經濟需要有一個多樣性的金融服務體系，而且多樣性的金融服務體系自身也可提高經濟系統應對外來風險沖擊的能力。因此，要進一步厘清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的共生關系，利用市場無形之手構建以效率為核心的競爭機制，在強調效率的前提下，努力改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

3. 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競爭機制。在層次分明的多樣性金融體系中，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在服務實體經濟方面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該類機構通過對優質項目甄別及潛在優質企業篩選，以及有效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等方式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效性。但由于制度體系使然，我國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尚且缺乏行之有效的競爭機制，導致服務質量和水平大打折扣。因此，要從我國目前的實際狀況出發，采取多種有效措施，來完善銀行、證券、保險與影子銀行③等金融組織服務實體經濟的競爭機制，為實體經濟創建一個優勝劣汰的競爭平臺。

4. 構建金融結構動態優化機制。靜態視角下，依托金融系統的多樣性、層次化發展，在追求效率前提下，兼顧公平地擴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覆蓋面，是中國金融改革發展的重要基調。但動態地看，我們還應關注金融體系的動態優化，既涵蓋金融工具、金融組織、金融市場等多維度的創新發展，力圖通過構建多樣性并動態調整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指標體系，合理評估已有多樣性普惠金融是否與實體經濟發展相匹配，從而為全面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提供政策建議。

5. 依托制度建設保障低成本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在利率更加市場化條件下，實體經濟能否獲得融資支持，融資成本高低將更多地取決于企業自身素質及制度安排等市場因素，針對實體經濟薄弱環節的行政干預效力將更加淡化。因此，為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需要出臺更具針對性的制度安排以引導低成本資金更多地進入實體經濟領域。要依托法律制度嚴格區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解除低成本資金進入實體經濟的門檻障礙；建立針對弱勢行業或企業的風險補償與分擔機制，舒緩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風險積聚，提升其為實體經濟發展融資的內在動力。

三、深化實體經濟服務深度的金融創新體制構建

長期以來，金融創新一直是推動金融業迅速發展壯大的主要驅動力，因此，進一步加快我國的金融創新，對提升金融機構的服務水平和競爭力至關重要。構建深化服務實體經濟深度的金融創新體制，就是要植根于實體經濟，面向市場，貼近客戶，通過金融創新不斷探索多樣化的金融產品，確保金融資源配置到最急需的行業、地區、項目和企業中去。

1. 進一步推動金融組織體系的完善與創新，形成充分競爭的金融體系。現階段，我國在為“三農”、中小微企業等領域提供金融服務方面，還普遍存在著農村金融服務、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突出問題。究其原因，主要還是這些領域的金融機構數量小、經營網點少、資本金規模小。因此，要加大對薄弱領域的金融支持，切實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就必須全面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金融組織體系的完善與創新，快速推進金融業的對內和對外開放步伐，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允許民間資金發起成立商業銀行，以各種形式進入各類農村金融機構、社區金融組織，讓金融行業形成充分競爭、優質服務、風險可控的良好格局和態勢。

2. 加快商業銀行的體制機制創新，全面提升金融業的經營管理能力。以銀行業為代表的金融業自2003年開始加快內部體制機制改革，經營管理水平和經營效率、效益及風險管理能力大幅提升。但與國際上實施以先進流程為主導管理模式的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相比，經營管理、組織流程等仍有差距，傳統經營管理理念影響猶存、組織架構仍需改善、部門職權利益化、協調成本高等“部門銀行”特征凸顯。為有效化解部門銀行弊端，我國銀行業應進一步加快公司治理的改革，有效劃分黨委、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的責任邊界，形成高效透明的權力制衡機制和風險管控體系；推進董事會運作透明化、制度化，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以及不同行政層級決策的執行力；通過提升獨立董事在審計、提名、薪酬等委員會的地位，體現董事會的獨立性；完善商業銀行高管人員的選拔聘用機制，強化商業銀行內控體系和激勵約束機制；加強信息披露，強化市場約束。[2]

商業銀行要打破原有的經營管理模式，實現經營管理方式的轉變，盡快構建起“流程銀行”的經營體制，走出同質化競爭的惡性循環，樹立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經營理念；以業務流程來重構組織架構，形成垂直化、扁平化的管理架構，全面推進業務流程的機制化、自動化、標準化，從整體上來提升商業銀行對實體經濟和各類客戶的服務效率。[3]

3. 加快推進各類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創新，提升金融業的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在金融改革不斷深入推進，利率、匯率等要素價格全面市場化即將到來之際，金融機構要有充分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立足于現實，從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出發，以滿足客戶的需求為中心，加快推進各類金融產品創新，提升金融業的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要從自身的經營特點和經營優勢出發，推出有針對性、差異性金融產品、金融服務方案；充分吸納境內外先進經驗，堅持“取其精華、掌握精髓”原則，確定金融創新主攻方向；要積極推進金融技術創新和服務創新，充分釋放互聯網、物聯網、移動技術、大數據技術等在金融創新中的應用，實現金融業務的渠道、方式和手段的創新；要適應網絡金融變革的潮流，構建全方位、開放式的金融創新網絡，形成獨具特色的品牌優勢和競爭優勢。

4. 以服務實體經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強金融創新的監管。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如果金融創新單純是為追逐高利潤，為創新而創新，完全脫離實體經濟的需要，自我循環自我膨脹，那么金融創新就會走向負面，產生不利影響，甚至會嚴重危害實體經濟的發展，釀成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的爆發。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就是深刻的教訓。反思和借鑒國際經驗，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的金融創新，應以服務實體經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應該脫離實體經濟的需要，盲目追隨、復制發達國家的金融產品和金融創新。監管部門要對金融創新加強監管，防止金融過度創新而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出現。事實上，基于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未來的金融創新至少要做到“五結合”，即將金融創新與“新型城鎮化、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現代化、中小企業、居民財富”等有效結合。

四、凸顯實體經濟服務重點的戰略方向

以金融服務支持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實現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是發達國家產業演進與金融發展的慣用做法。雖然國家政策多次強調和重申了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的戰略導向，但由于實際操作環節種種障礙的客觀存在，我國已有金融體系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重點領域和方向仍不夠明晰，尚且缺乏突出的載體。因此，在努力構建體制機制、金融體系、支持擔保體系，以及堅持培養社會誠信氛圍與發展信用中介行業發展基礎上，金融業亟待進一步明確和突出服務重點，力爭做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有的放矢”。[4]

1. 重點支持實體經濟領域的重大規劃項目。金融業要主動加強與國家宏觀管理部門、地方政府的對接，建立國家、地方重大項目數據庫，通過授信、信貸優惠等形式，大力支持那些對事關國民經濟全局、事關民生改善等帶動性強的重大項目，通過為國家重大規劃項目提供有效金融支持，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2. 將服務實體經濟與產業升級相結合。要圍繞調整結構和產業升級，不斷改善、加大對高端制造業和新型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強金融與文化產業的結合，通過銀行信貸、股權融資、債權融資、并購重組、引進戰略投資者等多種方式，推進產業結構的轉型與升級，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為“中國夢”的實現夯實經濟基礎。

3. 突出和強化關鍵區域實體經濟的金融服務。金融服務要突出對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支持，通過對綜合實驗區建設的金融支持，改善城鄉之間金融資源配置不合理狀況，形成金融資源的高效配置和有序流動；要加大對絲綢之路新興經濟帶、區域經濟帶、城市群等的金融支持力度，促進產業在區域間的轉移與承接，實現我國區域、城鄉的良性互動發展。

4. 補齊實體經濟薄弱環節金融服務短板。要圍繞國家“三農”發展戰略，加大對縣域金融的投入，加快重點縣域金融戰略的實施和落實，高效推進農村產業金融重點工程，為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現代農業大項目提供高質量的金融服務支持，健全新型城鎮化、新農村建設示范工程、重點工程的金融支持；繼續加大對“三農”領域的金融投入，努力消除金融服務空白地帶；要依托各類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專營機構，形成專業化經營管理體系，實現業務標準化和流程化運作；要圍繞破解小微企業“貸款難、貸款貴”的困境，積極改進商業銀行貸款流程，取消或減免小微企業融資過程中的各類費用，確實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環境。

5. 以非銀金融④改革創新為契機凸顯實體經濟服務重點。長期以來，基金業等非銀金融受制于規模偏小、運作失范，服務于實體經濟的能力相對有限。隨著《資產管理機構開展公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業務暫行規定》等改革創新的加快推進，非銀金融整體規模的擴張及管理的規范化，輔之以有效的監管引導，開展專項資產管理業務的能力和動力都將有所提升。要通過設立更多的專項資產管理計劃投資于實體經濟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突出財富管理行業對實體經濟重點領域服務的有效性，增強新型金融業務和非銀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五、依托頂層設計構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支撐體系

雖然我國金融改革成就顯著，但固化于金融制度之中的弊端仍未根除。進入后危機時期，我國金融組織不健全、金融改革存在制度約束、金融對外開放步伐遲緩危害對外經濟發展、融資結構失衡致使金融風險過于集中、金融分業監管與混業經營矛盾突出等基礎性金融支撐體系存在的問題更加凸顯，阻礙了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質量和水平的提升，蘊含巨大的風險。借鑒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實踐經驗，立足于我國現行金融支撐體系現狀，構建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支撐體系是及其緊迫的現實任務。[5]

1. 依托頂層設計構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支撐體系。我國金融業市場化程度不高，創新能力不足，總體競爭力不強；市場發展結構性失衡，直接融資比重低，城鄉、區域金融發展不協調，對“三農”和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相對薄弱；金融內控與風險管理能力尚待提高。就其本源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缺乏系統性和統籌規劃，要破解金融發展弊端，有必要加強對中國金融體系建設的頂層設計，協調統籌多項目標和有效防范金融風險。

2. 以對內開放推動包容性金融體系建設。與“二元經濟”相對應，我國也存在“二元金融”現象。金融資源區域分布不均衡、市場參與者的市場地位差距顯著。“二元金融”的長期存在必將加劇經濟發展中也已存在的不平衡狀況，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因此，應繼續深化金融對內開放，加快包容性金融體系建設，以化解中國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重大系統性問題。

3. 以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為中心推進金融對外開放。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是金融對外開放的核心內容。無論從當前還是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國際化對我國經濟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人民幣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有助于打破美元的霸主地位，推進國際貨幣制度改革；有助于維護亞洲區域的金融穩定，為東亞金融合作、亞洲債券市場等區域金融機制和市場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有助于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加快推進我國匯率制度的改革，改善國際收支不平衡局面，實現國際儲備的多元化等；有助于全面提升我國國際金融實力，增強我國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為我國實現現代化建設目標，早日邁入發達經濟體創造有利的國際條件。因此，要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把人民幣國際化作為我國對外金融發展戰略的中心環節，全面推進我國金融業的國際化進程。

4. 加強和改善金融宏觀調控。高效的金融宏觀調控基于對實體經濟的深刻理解，通過優化信貸資源配置結構，引導社會資金流向實體經濟領域，特別是強化金融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薄弱環節等領域的支持，強調金融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配合。未來一段時期，我國應持續完善金融宏觀調控機制，使金融資源在支持國家經濟結構轉型、產業結構升級、城鄉結構協調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以高超的宏觀調控藝術確保宏觀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5. 加強金融監管，防范系統性風險。首先，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完善與發展，我國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以及國際經濟、金融全球化、一體化進程的日益加深，各類金融產品層出不窮，金融市場的波動和風險日趨加大，對我國的金融監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就要求我們在加快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同時，盡快完善金融監管體系，擴大金融監管范圍，消除金融監管真空，實現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活動的全方位監管。其次，由于我國金融行業特殊性，目前占主導地位和壟斷地位依然是國有或者國有控制金融機構，這些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對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金融安全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要專門針對國有以及國有控股金融機構，建立高效的金融監管體制機制，有效地解決“大而不倒”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問題。再次，積極適應大數據時代金融綜合經營發展的趨勢，加強“一行三會”金融監管體系的協調，盡快構建符合我國實際的新型金融監管體制和制度，提高金融監管的有效性，解決金融監管機構、監管規則不統一、不協調造成的監管沖突、監管套利等問題。[6][7]最后，建立金融危機預警系統。經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沖擊后，世界各國監管已經充分認識到，加強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監測和預警，建立完善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和政策體系，強化危機應急系統的測試和模擬演練，構建暢通的國際監管合作機制和信息共享機制，是有效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舉措。而上述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和基礎在于能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危機預警系統，對宏觀經濟運行尤其是金融活動領域未來潛在的風險或危機提前發出警報。[8]因此，要積極借鑒國際通行的基本預警方法，盡快建立我國自己的金融危機預警系統，充分發揮系統的預警作用。

六、結論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與水平事關國民經濟發展全局，對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轉變，以及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等構成重大影響。為了充分釋放金融發展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需要我們從多年來對金融業支持實體經濟的路徑軌跡，以及國內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實際問題出發，在認清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量和水平的重要性及緊迫性基礎上，統籌考慮金融業總體布局和改革方向，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提升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