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分析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篇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分析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摘要：文章基于縱橫向拉開檔次法對我國30個省份及八大綜合經濟區2013—2020年的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并運用Dagum基尼系數和障礙度模型分析八大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和障礙因子。研究結果表明：（1）2013—2020年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持續上升，但空間分布存在顯著差異，呈現“東高西低”的分布格局。（2）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總體差異呈現小幅下降態勢，區域間差異為主要來源；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內部差異最大，東北綜合經濟區內部差異最小。（3）農村通郵率、農村計算機普及率、農村人均用電量、農村移動電話普及率是制約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因子。

關鍵詞：鄉村數字經濟；Dagum基尼系數；障礙度模型

0引言

近年來，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普及應用，以數字技術為驅動力的數字經濟也得到了蓬勃發展。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實施數字鄉村戰略”；2022年1月發布的《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中指出，以數字經濟助力鄉村振興的實現，著力發展鄉村數字經濟。由此可見，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數字經濟與鄉村的有機結合已成為一種必然趨勢，大力發展鄉村數字經濟，不僅能增加農民收入，還可以為建設數字中國提供有力支撐。目前，關于鄉村數字經濟的學術成果主要從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兩個方面展開。在理論研究方面，主要涉及鄉村數字經濟的內涵、發展存在的問題及對策[1]，賦能鄉村振興的機理及突破路徑[2]，以及與農村經濟融合發展的挑戰及推進策略[3]等方面。此外，學者們還對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融合發展[4]、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5]等方面的關系進行了探討。在實證研究方面，主要涉及鄉村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評價方法、區域差異等方面。在指標體系方面，伍國勇等（2022）[6]依據數字經濟的內涵、從數字經濟環境、基礎設施、生活數字化以及農業數字化轉型四個方面構建鄉村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崔凱和馮獻（2020）[7]基于投入產出視角，從數字環境、數字投入、數字效益、數字服務四個方面構建鄉村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在評價方法方面，何維達等（2022）[8]運用主觀賦權法中的層次分析法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杜躍平和鄭一帆（2022）[9]、劉成坤等（2022）[10]則分別運用客觀賦權法中的因子分析法和熵權TOPSIS法對省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在區域差異方面，慕娟和馬立平（2021）[11]研究發現，沿海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高，東北及大西北綜合經濟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也有學者針對東北地區[12]、黃河流域[13]等區域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總體來看，現有文獻對鄉村數字經濟的研究已較為豐富，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現有的評價方法多適用于截面數據，在測度面板數據時容易忽略評價結果的動態可比性；二是研究視角主要集中在某個區域或傳統劃分標準下的三大地區和四大經濟區，較少對八大綜合經濟區展開分析；三是較少涉及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的障礙因子方面。鑒于此，本文首先構建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其次，基于2013—2020年我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采用縱橫向拉開檔次法測度30個省份及八大綜合經濟區的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最后，采用Dagum基尼系數和障礙度模型分析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和障礙因子，以期為推動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參考。

1研究設計

1.1指標體系構建

為客觀、全面地反映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本文借鑒已有研究成果[6,7,11]，并遵循可比性、科學性等評價指標構筑原則，從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經濟發展環境、鄉村數字產業化和農業數字化四個方面出發，構建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如下頁表1所示。

1.2研究方法

1.2.1縱橫向拉開檔次法

縱橫向拉開檔次法作為一種客觀評價方法，適合在時間維度描繪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動態變化趨勢，評價函數如下：其中，xij(tk)表示i省份第k年第j項指標的值，wj為第j項指標的權重，yi(tk)為i省份第k年的綜合得分。（1）標準化處理。本文采用極差標準化法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2）確定指標權重。根據最大化總離差平方和的方法得到權重wj。若限定當WTW=1時，e2取得最大值，則矩陣H的最大特征值對應的特征向量W即為最終權重。

1.2.2Dagum基尼系數

本文運用Dagum基尼系數測度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計算公式為：2n2Yˉ（5）其中，n表示分析的30個省份，k表示分析的八大綜合經濟區，nj（nh）為地區j（h）內的省份數量，yji（yhr）是任意省份的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Yˉ是所有省份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均值。其中，djh為地區間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值，可視為地區j、h中所有yji-yhr>0的樣本值加總的數學期望；Pjh表示超變一階矩，可視為地區j、h中所有yhr-yji>0的樣本值加總的數學期望；Fj（Fh）表示j（h）的累計密度分布函數。

1.2.3障礙度模型

通過縱橫向拉開檔次法計算出我國八大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值后，引入障礙度模型對阻礙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的障礙因子展開診斷，為各地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參考。其公式為：其中，Yij為標準化后的指標數值，wj為指標縱橫向拉開檔次法權重，Zij為各指標對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的障礙度。

1.3數據來源

基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的研究對象為我國八大綜合經濟區及其所包含的30個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臺）。其中，東北綜合經濟區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東部沿海綜合經濟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包括福建、廣東、海南；黃河中游綜合經濟區包括陜西、山西、河南、內蒙古；長江中游綜合經濟區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大西南綜合經濟區包括云南、貴州、四川、重慶、廣西；大西北綜合經濟區包括甘肅、青海、寧夏、新疆。樣本期為2013—2020年，相關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個別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補齊。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關于農業數字化規模的計算，本文參考慕娟和馬立平（2021）[12]的做法，先使用投入產出表中的數據計算第一產業數字活動增加值調節系數，再用第一產業增加值乘以調節系數得到第一產業數字活動增加值，用于代表農業數字化規模。

2結果分析

2.1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分析

2.1.1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算結果

本文測算了我國30個省份及八大綜合經濟區2013—2020年的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見表2。整體上，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持續上升，發展態勢良好，均值從2013年的0.274上升到2020年的0.444，年均增長率為7.127%，但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均值僅為0.377，整體上鄉村數字經濟發展仍處于較低水平。與此同時，通過對比我國30個省份的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可以發現，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分布存在顯著差異。從全國層面來看，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空間上呈現“東高西低”的分布格局，這與現有文獻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從省域層面來看，2020年共有13個省份的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超過全國均值，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別為廣東、山東、江蘇，分別是排在后三位的海南、青海、寧夏的1.93倍、1.72倍、1.65倍。分維度來看（見圖1），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方面，得分由2013年的0.081上升到2020年的0.119，增幅為46.73%，年均增長率為5.63%；數字經濟發展環境方面，雖然在2016年得分有小幅下降，但研究期內由0.113上升至0.138，提高了21.75%，年均增長率為2.85%；鄉村數字產業化方面，得分由2013年的0.069上升至2019年的0.155，達到最大值，之后小幅下降至2020年的0.151，年均增長率為11.97%；農業數字化方面，得分由2013年的0.011上升至2020年的0.036，年均增長率為17.74%，增長勢頭強勁。由此可見，一方面，以上四個維度對于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的發展都是有益的；另一方面，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更多依賴于農業數字化的發展拉動。

2.1.2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趨勢

下頁圖2直觀地描述了全國及八大綜合經濟區在2013—2020年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趨勢。2013—2017年，全國及八大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趨勢基本保持一致，均呈現穩步上升趨勢。2017年以后，全國及八大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增速明顯放緩，部分地區甚至出現小幅波動。與2013年相比，大西南綜合經濟區提高幅度最大（94.28%），東北綜合經濟區提高幅度最小（43.46%）。研究期內，東部、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的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始終高于其他綜合經濟區，全國整體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均值也始終低于各沿海綜合經濟區。由此可見，雖然我國各沿海綜合經濟區的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但是僅依靠沿海綜合經濟區的鄉村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并不能支撐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持續提升，還需要激發內陸各綜合經濟區的潛力。

2.2區域差異分析

（1）總體差異和區域內差異

圖3報告了2013—2020年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差異及八大綜合經濟區內部差異的變動趨勢。由圖3可知，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總體差異呈現小幅下降趨勢。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研究期內總體差異表現為先降后升的趨勢，由2013年的0.114下降到2017年的0.081，2018年以后開始回升，由2018年的0.085回升到2020年的0.095。這反映出2013—2020年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總體差異呈現下降趨勢，意味著各地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更加均衡。分區域來看，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區域內基尼系數均值最大（0.125），其他綜合經濟區區域內基尼系數從大到小排列，依次為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均值為0.074）、大西南綜合經濟區（均值為0.068）、大西北綜合經濟區（均值為0.045）、黃河中游綜合經濟區（均值為0.043）、東部沿海綜合經濟區（均值為0.042）、長江中游綜合經濟區（均值為0.036）、東北綜合經濟區（均值為0.020）。具體來看，南部沿海、東部沿海和黃河中游綜合經濟區內部差異呈現波動上升趨勢，大西南、大西北、長江中游綜合經濟區表現為“N”型變化趨勢，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表現為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東北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內部差異變化不大，下降幅度較小，僅為9.29%，這與東北綜合經濟區內部各省份具有相似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以及資源稟賦密切相關。

（2）區域間差異

表3展示了八大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區域間基尼系數的年均值。由表3可知，首先，東部沿海-大西北、北部沿海-大西北、南部沿海-大西北、東部沿海-大西南、南部沿海-大西南、北部沿海-大西南綜合經濟區地區間基尼系數年均值均介于0.118~0.179，說明大西南、大西北綜合經濟區與三大沿海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間差異較大。其次，北部沿海-南部沿海、東部沿海-南部沿海、南部沿海-長江中游、南部沿海-東北、南部沿海-黃河中游綜合經濟區區域間基尼系數年均值均介于0.106~0.116，說明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與各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間差異較大。再次，基尼系數年均值介于0.800~0.103的有黃河中游-大西北、東部沿海-長江中游、東部沿海-東北、長江中游-大西北、東北-大西北、東部沿海-黃河中游、北部沿海-長江中游、黃河中游-大西南、北部沿海-東北綜合經濟區。最后，基尼系數年均值介于0.040~0.080的有大西南-大西北、北部沿海-黃河中游、東北-大西南、北部沿海-東部沿海、長江中游-大西南、黃河中游-長江中游、東北-長江中游、黃河中游-東北綜合經濟區。綜上所述，三大沿海綜合經濟區與大西南、大西北綜合經濟區的區域間基尼系數較大，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而長江中游、東北和黃河中游綜合經濟區的區域間基尼系數較小，這些綜合經濟區之間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小。

（3）差異來源

下頁圖4展示了中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差異的來源。由圖4可知，對中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差異的平均貢獻率最大的是區域間差異（64.84%），其次是超變密度（27.25%），最后是區域內差異（7.91%）。這說明中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總體差異主要來源于區域間差異。雖然2014年以后，區域間差異的貢獻率已經明顯下降，但仍然是下一步促進中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時需要重點關注的最大突破口。

2.3障礙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障礙度模型對2013年、2017年和2020年我國八大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障礙因子進行計算，并篩選出障礙度排名前5的障礙因子，結果見下頁表4。通過對表4中的障礙因子進行頻數統計，發現頻數超過13的障礙因子有4個，分別為農村通郵率（C10）、農村計算機普及率（C1）、農村人均用電量（C6）和農村移動電話普及率（C2），其中農村通郵率（C10）出現的次數最多，達到18次，覆蓋面為75%。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以上4個障礙因子全部來源于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和數字經濟發展環境這兩個一級指標，說明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和數字經濟發展環境是制約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此外，我國八大綜合經濟區排名前5的障礙因子存在較大差異，且各大障礙因子對不同地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也有一定的區別，障礙度的最大值為18.34%，最小值為6.65%。分區域來看，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排名前5的障礙因子比較分散，涉及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和鄉村數字產業化這三個一級指標，主要包括農村信息技術應用水平（C11）、農業氣象觀測站數量（C5）、農村人均用電量（C6）、農村移動電話普及率（C2）和農村通郵率（C10），其中，農村信息技術應用水平（C11）和農村移動電話普及率（C2）的障礙度在研究期內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說明農村信息技術應用水平的不足和較低的移動電話的普及率對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進一步強化。主要障礙因子同樣分布于以上三個一級指標的還有東北綜合經濟區，與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不同的是，東北綜合經濟區農村計算機普及率（C1）的障礙度呈現上升趨勢，到2020年已躍升至第3位，說明東北綜合經濟區在發展鄉村數字經濟的過程中，需要重點注意農村計算機普及率問題。作為我國八大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的領先區域，東部沿海綜合經濟區和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的主要障礙因子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主要體現在農村通郵率（C10）、數字人才隊伍（C8）、平均受教育年限（C7）、農村移動電話普及率（C2）都處于雙方障礙度排名前5的障礙因子中，而這4個障礙因子中有3個來源于數字經濟發展環境這個一級指標。由此可見，如何營造更好的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環境，是東部沿海綜合經濟區和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需要重點攻克的難題。黃河中游綜合經濟區與長江中游綜合經濟區障礙度排名前5的障礙因子來源幾乎相同，均來自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經濟發展環境以及鄉村數字產業化這3個一級指標，其中數字經濟發展環境的障礙度最高，鄉村數字產業化和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障礙度位于其后。大西南綜合經濟區障礙度排名前5的障礙因子有3個來源于鄉村數字產業化這個一級指標，分別為農村信息技術應用水平（C11）、農村數字基地數量（C12）和數字產品與服務消費水平（C14）。因此，提高農村信息技術應用水平、加快建設農村數字基地和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是下一階段大西南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途徑。同處于西部的大西北綜合經濟區，其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方面發展質量不高，嚴重拉低了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此同時，大西北綜合經濟區對于數字經濟發展環境的關注也有所忽略，導致農村人均用電量（C6）和數字化建設的投資（C9）的障礙度一直較高，阻礙了其鄉村數字經濟的發展。

3結論

本文基于縱橫向拉開檔次法對我國30個省份及八大綜合經濟區2013—2020年的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通過Dagum基尼系數分析八大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及其來源，進而通過障礙度模型剖析了制約八大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礙因子，研究結論如下：（1）整體上看，2013—2020年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持續上升，但空間分布存在顯著差異，呈現“東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分維度來看，四個維度的一級指標對于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的發展都是有益的，其中，農業數字化的促進作用最為明顯。分區域來看，沿海綜合經濟區與內陸綜合經濟區差異較為明顯，僅依靠我國沿海綜合經濟區的鄉村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并不能支撐我國鄉村數字經濟水平的持續提升，還需要激發內陸各綜合經濟區的潛力。（2）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總體差異呈現小幅下降趨勢，分區域來看，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內部差異最大，東北綜合經濟區內部差異最??；三大沿海綜合經濟區與大西南、大西北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較大，而與長江中游、東北和黃河中游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小；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總體差異主要來源于區域間差異。（3）通過障礙度模型計算出2013年、2017年和2020年我國八大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障礙因子及其障礙度后可以發現，阻礙我國八大綜合經濟區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因子包括農村通郵率、農村計算機普及率、農村人均用電量、農村移動電話普及率。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以上4個障礙因子全部來源于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和數字經濟發展環境這兩個一級指標，說明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和數字經濟發展環境是制約我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

參考文獻:

[1]鄒輝.農村數字經濟發展的困境及解決方略[J].農業經濟,2021,(2).

[2]張蘊萍,欒菁.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理論機制、制約因素與推進路徑[J].改革,2022,(5).

[3]溫濤,陳一明.數字經濟與農業農村經濟融合發展:實踐模式、現實障礙與突破路徑[J].農業經濟問題,2020,(7).

[4]陳一明.數字經濟與鄉村產業融合發展的機制創新[J].農業經濟問題,2021,(12).

[5]齊文浩,張越杰.以數字經濟助推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J].理論探索,2021,(3).

[6]伍國勇,龐國光,湯鈞惠,等.中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區域差異及時空演變[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3(4).

[7]崔凱,馮獻.數字鄉村建設視角下鄉村數字經濟指標體系設計研究[J].農業現代化研究,2020,41(6).

[8]何維達,溫家隆,張滿銀.數字經濟發展對中國綠色生態效率的影響研究——基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J].經濟問題,2022,(1).

[9]杜躍平,鄭一帆.我國省域數字經濟與創新績效耦合協調發展研究[J].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32(3).

[10]劉成坤,江越,張啟慧,等.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統計測度及時空演變趨勢研究[J].工業技術經濟,2022,41(2).

[11]慕娟,馬立平.中國農業農村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測度與區域差異[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0(4).

[12]田俊峰,王彬燕,王士君,等.中國東北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空間分異及成因[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9,38(6).

[13]李蕾.黃河流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及耦合協調分析[J].統計與決策,2022,(9).

作者:劉榮慶 崔茂森 單位:青島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