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經濟管理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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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城鎮化建設現狀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和基本之策。觀我國近三十年的城鎮化運動，取得了很大成績。2000-2012 年間，我國城鎮化率由35.88%增長為52.27%，年均增長率為1.34%。相對于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率(一般在75%?D80%)，我國的城鎮化率這些數據有所接近。但是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水平來說，中國的城鎮化率大概只有35%左右，是相當低的。

而數據背后，還存在諸多問題。如缺乏科學規劃，欠缺頂層設計，表現出布局不合理，區域間不協調，城鎮定位不清，職能類似;缺乏產業支撐，導致空心村現象出現;將城鎮化簡單等同于造城運動，追求政績而不顧成本后果，結果配套基礎設施欠缺，社會保障等嚴重滯后。如此，農村城鎮化后，土地資源浪費了，環境污染了，農村不像農村了，農民生活壓力增加了。

顯然，這樣的城鎮化不是我們的初衷，并不能真正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源，更有悖于和諧社會的主旨，所以，必須修正更改，于此，報告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

二、新型城鎮化內涵解讀

明確提出了“新型城鎮化”概念，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把“加快城鎮化建設速度”列為2013年經濟工作六大任務之一 。新型城鎮化之“新”，是要有別于以往的“造城運動”，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城鎮質量上來，不僅是“人的城鎮化”，更應生態的城鎮化。

當前，他具有重大的意義。一是擴大內需，有助于實現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同時要徹底地解決制約三農問題的根本因素，提高農民收入，轉變農民生活方式，改變農民生活環境，讓農民過上幸福的日子。

新型城鎮化最基礎和最核心地位就是農村的城鎮化。農村城鎮化是要使農民向不同層次的城鎮轉移，逐步降低農業人口比重，縮小城鄉差距，最終實現沒有差別;通過置換補貼補繳，將舊址變更為耕地，增加土地的面積。一方面能夠把更多的農業、農村人口轉移出去，另一方面能充分實現農業土地的集約化，提高土地生產效率，增加農民收入。

三、農村城鎮化建設建議

新，體現在要把城鎮化本身的過程與解決過去城鎮化出現的問題的糾偏方案結合起來，推進更高質量高效率的城鎮化，而最終落腳到人和生態上，卻不能搞一刀切、搞大冒進，要有條件的先行，無條件的創造條件，逐步推進。在具體實施中，有以下建議：

1、 頂層設計，科學規劃

要搞好建設，規劃首當其沖，新型城鎮化規劃，將是每一個城鎮即將面對的核心課題。

國家層面制定出戰略規劃目標，地方政府基于區域整體發展制定區域綜合發展戰略規劃，這組規劃是區域經濟發展規劃，也是社會發展的規劃，同時還要包含城市建設規劃。規劃要以城鎮化率與城鎮化質量的雙提升作為主線，整合社會、生態、經濟、人文等重大問題，實現區域社會經濟的綜合協調發展;要著眼于整個城鎮群的協調發展，以對原有城鎮群的優化整合為主，在有條件的地方要有效地實行就地城鎮化，依據本地區特點構建特色城鎮，要以產業為中心;規劃出的各類城鎮，職能類型要明確，每個城市都要有獨特的特點，彼此之間要相輔相成，不能替代，有分工，更有合作。

2、以產業支撐為前提

產業是新型城鎮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產城(鎮)一體化，成為中國特色城鎮化建設中一種廣泛認可的模式。農民無論以哪種形式城鎮化，最終要能解決他們變為居民后的生活壓力。所以必須讓產業來牽引城鎮化。

農村城鎮化要以農業產業為基礎，構建現代化大農業。在具體產業選擇上，須因地制宜，依據本地域的資源稟賦選擇合適的產業群，招商引資要以低污染、高就業、高附加值、本地資源優化、產業集群化等作為選擇的主要標準。

3、完善土地確權

農村城鎮化中，土地問題是最根本的問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指出：“農村土地制度關乎農村的根本穩定，也關乎中國的長遠發展。”同時也強調要“始終注重保護法律賦予農民的財產權利”。進行了確權后，農民才能清楚自己的家底。才可以通過有償轉讓、流動或抵押，使這些資產流動起來。也才會使土地真正得到集約化運作，一方面農民可以脫離農業，另一方面，可行的方式是農民以自己的土地確權進行股權投資，這樣，變為居民的農民可以依托本地產業獲得生活來源，同時通過獲得分紅，實現帶資進城，這個是解決他們生活的根本依靠。

4、解決戶籍問題

戶籍成為農民工進城的重大攔路虎。戶籍體現了不同區域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的差別。更多的農民工進城了，繳納的與市民一樣，貢獻的不比市民少，但是難以真正享受到的市民福利待遇，如醫療、子女就學等。戶籍制度改革是一系統過程，包括教育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福利制度的改革，所以要配套協調，而不能頭痛醫頭。同時還要進一步放開農民進城落戶的限制，更要降低農民落戶的遷移成本。最終使各地的戶籍可以隨便流通，使勞動力資源、農民工和城鎮化有機銜接起來。讓農民進城“進得來、留得下、有尊嚴”。

5、以生態化為目標

新型城鎮化是生態化的城鎮。這種生態不僅是自然環境的生態，還有人文、社區環境的生態。不僅包括硬件上面的生態，還包括軟件的生態。是由外延到內部縱深演繹的。

要依據本區域特點，因地制宜地建設生態城鎮，生態產業。要優化配置，合理利用，節約資源，提倡綠色利用。

四、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的對策

1.調整產業結構，促進鄉鎮企業發展。鄉鎮企業是小城鎮發展的重要主體，是小城鎮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隨著改革的深化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鄉鎮企業傳統發展模式中固有的各種矛盾和問題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目前，應繼續運用積極的產業政策鼓勵和支持鄉鎮企業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挖掘出口潛力，通過制度創新，及時實施結構性調整，為鄉鎮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新的和更大的空間。

2.大力發展城鎮非農產業，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第二、三產業的發展與小城鎮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城市化是伴隨產業結構升級而出現的城鄉人口結構空間布局的調整過程。

3.改革城鎮的管理體制。要積極探索適合小城鎮特點的新型管理體制，小城鎮政府必須精兵簡政、裁減冗員。建成職能明確!結構合理、精干高效的政府。要轉變鎮政府的職能，鎮政府集中精力管理公共行政和公益性事業，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社會環境。

4.要加快城鎮教育事業的發展，全面提高小城鎮人口的文化素質。小城鎮是我國農村先進社會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重要載體，推進小城鎮人口文化素質的提高，對于加快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促進小城鎮的精神文明建設、提升城鎮檔次品位具有重大意義。要提高城鎮居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必須加快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的改革。要采取切實的措施，保障正常的教育經費。

參考文獻：

[1]魏后凱. 現代區域經濟學(修訂版)，經濟管理出版社，2011-10-01.

篇（2）

中圖分類號 G7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3）07-0072-05

一、引言

不同研究者對農民工的概念界定是不一致的，有的研究者認為，農民工就是指擁有農業戶口但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經濟活動的雇傭勞動者，因為進城農民工引發的社會問題遠比在鄉農民工突出，也有研究者把農民工研究的視角主要放在進城的那部分農民工上。本文中所說的“農民工”主要是指那些戶口仍在農村，但已完全脫離或基本脫離傳統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主要依靠在城市所有制企業打工或從事其他服務行業為生的人群。

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逐步深入和三大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而日益凸顯出來的。20世紀80年代，農民工外出（或進入本地鄉鎮企業）務工主要以“體力型”輸出為主，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城市企業和鄉鎮企業對農民工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推動農村勞動力由“體力型”輸出為主加快向以“技能型”和“復合型”輸出為主轉變[1]。但是，由于我國農民工整體素質不高，缺乏適應二、三產業的職業技能，加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新興產業的興起，城市就業面臨由原來單純的數量型轉變為質量型的升級階段，迫切需要加大對農民工培訓力度[2]。珠三角區域的“民工荒”現象，表面上看是由于農民工待遇低造成的，其根源卻在于珠三角產業結構升級與農民工文化素質低之間的矛盾[3]。已有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農民工培訓來源于內源和外生的需求，一方面，表現在低素質農村富余勞力的“無限供給”與相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增長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另一方面，城鎮化建設進程的加快催生了對農民工教育培訓的現實緊迫性[4]。

可見，農民工培訓是繼農民工在城鎮“準入問題”以及“權益維護問題”之后的又一前沿課題。早期研究側重于事實描述和對培訓必要性與意義的淺層分析；近期研究主要從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主體、需求內容與培訓方式進行細致解構，同時從現實和所得實地調查結果入手，形成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供給效率、培訓體系和效果的反詰。如果以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求研究為主線，可以清晰地揭示目前學術界相關研究間的內在聯系。這一聯系可以歸納為圖1。

圖1 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問題研究間的聯系

二、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問題

目前國內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研究都將政府作為培訓開展與服務提供的主導者，目前開展的農民工培訓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于政府的行政干預[5]。但是，近幾年針對進城務工農民職業技能培訓教育開展的“陽光工程”、“春風行動”和“雨露計劃”等政府培訓工程的失效[6]，暴露出政府在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供給方面的低效率與力不從心。曾晉瑩、李錫元指出，如果由政府直接提供農民工培訓產品和服務，則極有可能出現“政府失靈”[7] 的現象。

目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未能綜合考慮農民工的實際需求，造成供求失衡，主要表現在培訓內容、培訓方式等方面。首先，培訓方式較為單一，仍以傳統的教師課堂講授為主，而已有調查顯示，農民工偏好“師傅帶徒弟式”的培訓方式。其次，培訓內容落后，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的增加，農民工對培訓內容的需求也發生了新的變化，他們不僅注重對生存技能的掌握，也注重對發展技能的學習，而目前的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內容仍以教授生存技能為主。對此，有研究者指出，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中，把政府作為唯一供給主體使得公共產品的供給渠道過于單一，采取“公辦民助”、“民辦公助”、“公退民進”等辦法吸引企業和其他社會成員參與到某些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中來，將有助于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的失衡。E.C薩瓦斯的研究也表明，擺脫政府公共服務低效率和資金不足困境的最好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壟斷地位，積極實行公共服務的民營化，建立起公私機構之間的競爭[8]。由此來看，我國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供給問題的關鍵在于，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供給機制、模式本身必須創新，而這種創新包括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服務、產品的民間供給和私人產品化。

在這方面，學者研究已經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理論成果：其一是成立專業培訓機構；其二是由用工單位為在本單位就業的農民工開展培訓。也有學者研究了新時期高校和其他非營利性組織參與農民工培訓的可行性[9][10]。總體來說，盡管目前已經大量存在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民間供給和私人產品化的現實，但已有研究主要還是限于對政府供給主體的考察，對于民間供給主體則尚處于理論論證階段，缺乏實證分析。

三、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需求問題

針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需求的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影響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參與意愿因素的分析和歸納上[11]。不同學者的研究都表明，農民工對職業技能培訓有較高需求。許東風、眭鴻明對江蘇省3個城市農民工學習情況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93%參與調查的農民工希望參加不同形式的教育培訓活動[12]。苑國棟、李彤分別對上海、山東兩地農民工參與職業技能培訓的情況進行了調研，其結果也表明農民工對參與職業技能培訓有較高的需求[13][14]。

然而，目前對具體培訓需求內容進行系統性研究的較少。實際上，在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中，供給者必須以農民工的需求內容為出發點提供培訓服務，如果無視農民工的真實需求，那么，就難以實現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求均衡，從而難以達到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最優供給。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出現和不斷擴大，農民工的求職需要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農民工群體正在由亦工亦農兼業為主向全職從事非農就業為主轉變，由在城鄉雙向流動向更多融入城市轉變，由謀生存向注重追求平等轉變。陳微指出，與改革開放初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相比，第二代農民工更向往在城市工作，參與培訓的內在動因更多地是為了提高職業穩定性和發展自我[15]。楊艷紅、熊剛、戴烽指出，盡管目前農民工對生存性知識的需求仍占很大比例，但法律常識、實施政策、醫療保健、經營管理、創收致富經驗等發展性知識，也進入了廣大農民工的選擇范圍[16]。李雪調研分析了新生代農民工參與職業技能培訓的需求，發現目前新生代農民工對職業技能培訓的需求量最大（68.5%），但對與勞動就業相關的法律知識（57.8%）、創業知識（56.5%）也產生了濃厚興趣[17]。

總之，隨著農民收入水平和自身素質的提高，農民工對職業技能培訓內容有了新的需求，不再僅僅局限于生存技能層面；而且新一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之間表現出了對職業技能培訓內容的需求差異。

四、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資金籌措問題

在關于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籌資問題的已有研究中，學者們發現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資金籌措以國家投入為主，并且存在總量不足、資金使用效率不高等問題。有關資料顯示，2006～2008年間，各級財政安排的用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的資金支出累計達到80億元，培訓人數為2650多萬，人均補貼約301.89元，這與實際掌握一門技術所需要的經費（平均大概在800～1000元）相差很大[18]。政府投入資金的低效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培訓經費往往浪費在一些培訓質量低、培訓效果不理想的項目上；二是經費存在被挪用的問題。

針對此，學者們普遍認同應當建立政府、用人單位和個人共同承擔，以及社會力量捐助的多元化投入機制。李培林建議，國家應建立健全政府主導、企業支持、個人自愿、社會參與的農民工培訓投入機制，采取“個人拿一點、企業出一點、政府補一點”的方式籌措培訓經費[19]。姜長云基于農民工培訓需求和供給的研究視角，認為我國目前的農民工培訓存在供求錯位問題，應該致力于建立多元化的農民工培訓融資渠道[20]。張揚從農民工培訓準公共產品屬性的角度出發，指出國家是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最大受益者，理應承擔投入的大部分，但企業和個人作為培訓的直接受益者，也應承擔一定份額的教育投入責任[21]。何筠、徐冬梅、吳學平等認為，解決農民工培訓資金不足的關鍵是建立培訓投資分攤機制，應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進行，形成多元化投資格局。同樣，張翠蓮認為，解決農民工培訓現實困境的理性選擇應該是，發揮農民工、企業、政府三方合力，統一參與意愿，使農民工培訓投資主體多元化，培訓成本三方分攤，最大化地發揮三大利益主體的協同效應[22]。

以上研究大多是從理論上闡述、論證了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多元化投入機制的可能性，建立在實證基礎上的研究比較少，也沒有成功的案例研究作為支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用人單位、培訓機構和農民工等各方主體在某種程度上處于相互“博弈”的狀態，彼此之間有著復雜的利益關系，這就需要對各方應承擔的責任和扮演的角色進行準確界定，制定出針對性較強的多重制度和對策。而這些問題都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今后的研究中必須予以重點關注和突破。

五、解決農民工培訓問題的對策與思路

歸納起來，學者們普遍認為，解決我國農民工培訓問題需要從以下五方面入手：一是完善頂層制度設計[23][24]。如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努力形成政府買單、培訓機構自由競爭、農民工自主選擇培訓點和培訓內容的格局；建立“補償教育”制度，為那些未能在義務教育階段接受全部教育的人提供補償性教育。二是完善農民工培訓供給體系[25]。在發揮政府主辦的各類學校在農民工培訓中主渠道作用的過程中，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尤其是具有特色的民辦機構開展農民工培訓；同時，在國家層面建立一個組織協調機構，整合各種培訓機構的優勢。三是創新培訓內容和培訓方式[26]。充分了解農民工的需求，從農民工的普遍利益出發，抓住農民工最主要的需求及他們所渴望的培訓方式。在實踐中，可以借鑒紹興市首創的“三單制”培訓模式：“學校出單”，即學校根據農民工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齡、不同就業要求和企業的不同需求，開發超市化的培訓菜單，力求培訓與市場結合；“企業接單”，即力求培訓與就業結合；“政府買單”，即力求培訓與經費保障結合。四是創新培訓投入機制[27][28]。一方面，堅持政府在農民工培訓投入中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根據農民工培訓的準公共產品屬性，采用公共和個人聯合供給且聯合融資模式，實行國家補貼機制，如發放教育培訓券等。五是構建科學的培訓效果評價機制[29][30]。首先，加速專項立法工作，加快建立農民工培訓監測評估機制、激勵機制和職業資格證書認證機制。其次，設置農民工培訓服務質量標準，并設立專門的監督管理部門，定期對培訓機構的培訓內容、專業設置、招生情況、學員結業率、學員技能鑒定通過率、就業率、工資水平等狀況進行調查統計，與目標規劃進行對比，看其指標完成情況，并據此進行評級。最后，政府部門應出臺相應的細則和標準，建立長期跟蹤考察制度，再結合科學的技術方法和手段，真正做好有效的農民工培訓效果評估。

六、結論

以上主要是以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和需求為主線，總結了我國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相關研究既指出了開展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分析了目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供給、資金投入機制、需求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又從各層面和維度提出了相應建議，對促進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實踐的健康發展大有裨益。但總體來看，已有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或薄弱之處，這應當成為今后研究的方向。

首先，已有研究傾向于將政府作為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當然供給主體。但是，在我國勞動力資源配置日益走向市場化的條件下，把政府作為主要乃至唯一的供給主體將使得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渠道過于單一，必須將企業、民辦培訓機構等非政府力量納入到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研究中來，特別是要加強這方面的實證分析和案例研究。

其次，與改革開放初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相比，當代農民工更加年輕，學歷層次普遍提高，對職業技能培訓的需求也與第一代農民工大不相同。增強新一代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需求內容的研究，應成為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研究中的新課題。

第三，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資金籌措問題直接關系到農民工培訓的供給效率和供求均衡，應該成為農民工培訓問題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投資主體多元化的研究思路，為今后的相關研究指明了方向。但是，對于操作層次上的具體問題，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也沒有實證性分析。這應成為今后研究的一個方向。

第四，已有研究大多是從農民工個體或政府的視角來考察和分析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問題。但是，由于統籌各大利益主體的研究理念對于解決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中存在的“有效供給不足和需求不旺并存”以及“‘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并存”等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如何統籌各大利益主體積極參與到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體系中來，也應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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