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方法論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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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正文】

綜觀整個20世紀科學哲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一方面，許多不斷涌現的新觀念和新理論，尤其是以波普爾的否證論、庫恩的范式理論為代表的一些科學方法論既為科學哲學本身帶來勃勃生機，同時又表現出強大的滲透力和影響力，成功地應用于數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法理學、接受美學、語言學、歷史、政治、文化等研究領域，使這些研究展示出全新的分析與境或視野；而另一方面，從整體上看，自20世紀80年代末，科學哲學卻開始走入低谷，成就平平，反響一般，往日的輝煌似乎已不存在。科學哲學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蕭條的情況？這已成為當今科學哲學家十分關注的論題之一。

在筆者看來，這種境況的原因，在于科學哲學在20世紀后期的發展中陷入了重重困境，一時難以擺脫。然而，正是對這些困境的深入分析，有可能孕育科學哲學理論變革和發展的新契機，就象19世紀末的物理學危機引發了20世紀初的物理學革命一樣。因此，目前關鍵的問題是，困境在哪里？我們應如何認識這些困境？本文即意在對當代科學方法論的五種重要困境加以討論，（注：鑒于學界對困境1、困境2、困境5的一些內容比較熟悉，在此僅對這三種困境只作簡要的補充性說明。）以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科學家的信念不是武斷的信念，而是嘗試性的信念，它不依據權威，不依據直觀，而建立在證據的基礎上。”[1]伯特蘭·羅素的這一精辟論斷道出了標準的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所在。作為一種科學方法論構想，標準的科學方法論，一是含有正統的意思，最符合人們思想中科學方法的“本來面目”或經典模型；二是這種構想往往能把其它方法論吸引過來，并成為這些方法論所仿效的對象。該標準的科學方法論堅持唯科學方法之用方顯科學本色，科學方法是科學活動的標志，是科學合理性的保證。憑借科學方法，科學家的認識活動就可取得成功。這里的科學方法是具有程式性或規范性的實證法，尤其是歸納推理，在科學發展與科學證明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這種標準的科學方法論（產生于20世紀初）擁有眾多的信奉者（包括像羅素在內的邏輯原子主義者、邏輯實證主義者、邏輯經驗主義者、一些科學家及社會科學家等），并統治了人們的思想近半個世紀，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才受到挑戰。許多的方法論之爭都是針對這種標準的科學方法論而發的。

困境1：對歸納邏輯的反對與辯護

繼20世紀初“劍橋發明”（注：“劍橋發明”一詞是拉卡托斯用來指在經典的歸納主義之后發展起來的“或然性歸納邏輯”。它始于W.E.Johnson，后來C.D.Broad與J.M.Keynes出席Johnson舉辦的講座，并發展了他的思想。）之后，卡爾納普等邏輯經驗主義者進一步闡發歸納原理對科學方法的重要性。賴欣巴赫說：“這個原理決定科學理論的真理性。從科學中排除這個原理就等于剝奪了科學決定其理論的真偽的能力。顯然，沒有這個原理，科學就不再有權利將它的理論和詩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創作區別開來了。”[2]自20世紀初至50年代，他們建立的概率主義歸納邏輯成為了眾多科學哲學家努力探究的核心。

對邏輯經驗主義的歸納邏輯，波普爾首先立足于他的否證哲學進行有力的批評，力圖重新解決“休謨問題”（歸納問題）與“康德問題”（劃界問題）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按拉卡托斯的看法，“波普爾的名聲就在于它對歸納法的批判”，但波普爾竟對什么是歸納都從未明晰地說明過，并且前期與后期哲學在歸納問題上很不一致。拉卡托斯認為，歸納邏輯的原始目的是“從懷疑論中拯救科學知識”，存在著某種歸納原則或擬歸納原理可以把“實在論的形而上學與方法論的評價、逼真性與確認性聯系起來”。[3]

自稱是反歸納隊伍中“一名上尉”的沃特金斯(J.W.Watkins)認為拉卡托斯的歸納進步觀站不住腳，因為確認評價只報道過去業績，而逼真評價僅包含將來業績，我們無法從確認評價推進到逼真評價。他拒絕所有的非演繹推理，認為一切非演繹推理都具有非轉化性。科學知識可分為多個層次——層次0（感覺報告）、層次1（簡單陳述）、層次2（經驗概括）、層次3（精確的經驗規律）、層次4（科學理論），其中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從低級層次到較高層次的“歸納上升”。但從層次0到層次1將包含一個“跳躍”。艾耶爾曾提出，這種“跳躍”可由某種非歸納性的并能為人們接受的推理來實現。沃特金斯把艾耶爾的這種推理稱為“某種擬歸納推理”[4]，并認為波普爾令人遺憾地走向“徹底的”或極端的懷疑論[5]。對于歸納問題，沃特金斯試圖提供一種實用主義的解決方案，并宣稱這種方案要比他在《科學與懷疑論》中提出的論點更為簡單和更好。[6]

為擺脫歸納邏輯的困境，(1)赫斯(MaryHesse)、亨迪卡(JaakkoHintikka)等自20世紀80年代對卡爾納普傳統進行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以枚舉邏輯作為科學推理最基本的形式，用它來重新闡釋其它形式的歸納邏輯（如科恩的消去式歸納邏輯）。她堅持一種比卡爾納普允許更多隨條件變化的并處于有限形式中的歸納邏輯，“歸納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種對綜合性理論系統的研究沒有保證獲得實用主義知識的最佳途徑。”[7](2)科恩(JonathanCohen)提出了非概率主義歸納邏輯。他認為，許多科學哲學家只注意培根歸納的方法論意義，卻忽視了它的邏輯方面——證據的性質及命題之間歸納支持的邏輯關系，他力圖用一種成熟的現代邏輯形式重建培根的歸納。這種新培根式歸納邏輯包含了兩個主要因素：(A)相關變量的方法，該方法表明歸納支持因不同的證據而有不同的等級；(B)一般模態邏輯，“它可以達到對非外延性的多個等級的形式化”，[8]因為二值等級形式捕獲不到非外延性的豐富性和多樣性。這種模態邏輯可把歸納支持的等級表示為通向“近律性”(Legisimilitude)的階梯。

赫斯、科恩等人還試圖為歸納邏輯提供廣泛的成功應用，如科恩出色地將自己的新歸納論應用到如醫學、心理學等一些領域中去，并得出結論：非標準形式的歸納推理也具有與其它歸納相同的結構([8],P.26)。

對上述爭論，牛頓-史密斯(W.H.Newton-Smith)指出：“完全拋棄歸納的波普爾與勉強使用歸納的拉卡托斯都不能建立起他們各自的方法論與科學目的之間的紐帶”[9]，在波普爾的體系中存在著一種否證法與逼真性之間的二難困境。牛頓-史密斯著重闡述了包含“在最終檢驗中所需要的其它特殊因素”的“元歸納”(meta-induction)觀。([9],pp.224～225)

困境2：反對方法和方法論危機

科學歷史主義的興起促成了這樣一種新觀念：科學哲學家必須正確對待科學的歷史。這種觀念挑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前兩個最有影響的方法論鋼領（即歸納主義和波普爾綱領）。庫恩本人雖然提出幾種評價標準（精確性、簡單性及有效性等），但他把這些標準“比喻為像‘深思熟慮而后行’之類簡單而無用的格言”[10]，在相互競爭的理論之間的選擇取決于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的混合，取決于共同標準和個人標準的混合。

費耶阿本德質疑以往的科學方法研究在實際科學中的可行性，認為探求一種指導科學家從事理論選擇的規則系統的努力雖然具有悠久的傳統，但卻是失敗的。他展示了一幅比庫恩更為激進的圖景：(1)“逆歸納”，他認為邏輯經驗論的“證明”式歸納與波普的“證偽”式歸納是歸納這一枚硬幣的兩面，提出了“逆歸納”(counter-induction)的概念，其中counter-意指在與歸納相對立的方向上行進，在此歸納僅是一個參照物而已。“我們可以通過逆歸納法來推進科學”，這就要求我們做兩件事：一是提出與公認的并得到高度確證的理論不一致的新理論（注：標準的科學方法論堅持，新假說必須與公認的理論相一致。費耶阿本德反對這種一致性條件，譬如牛頓萬有引力定律與伽利略自由落體定律并不一致：重力加速度對前者來說是一個變量，而對后者則是常數。一個科學家要想使自己的觀點包含更多的經驗內容，就必須引進其它的理論觀點，采取理論多元論的立場。），反駁一個理論的證據往往不是借助于事實，而在于提出新理論。理論的進步并不是一個一致理論的系列，而是一個“日益增長的互不相容的各種可取理論的海洋”。他認為，專家和外行業余愛好者、誠實者與說謊者一起參與爭論會促進科學的進步和文化的繁榮。二是提出與充分確鑿的事實不一致的假說。一個理論所以與證據相沖突，不是因為它不正確，而是因為證據被污染。要批判這種證據就應當發明一種新的觀念體系。“第一步跨出這一循環，或者創造一種新的概念體系，如一個新理論，它與極小心確立的觀察結果相沖突，并挫敗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論原則，或從科學之外，從宗教、從神話、從不勝任者的思想，或從瘋子的思想漫游中引入這樣一個體系。這一步又是逆歸納的，可見，逆歸納既是一個事實——離開它科學不能生存，又是科學游戲中一種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動。”[11](2)說服人的技巧。庫恩曾以“常規科學”意指知識發展中平穩的和邏輯的間歇。費耶阿本德則干脆否定這種“常規科學”的存在，認為科學決定的作出、理論的接受是一種說服人的事情，包括理論支持者的威望、年齡、及參與爭論的技巧等（注：在費耶阿本德看來，伽利略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觀察和實驗(在《恒星的使者》中對月球的描述自相矛盾，用望遠鏡觀察月球的演示是失敗的)，而在于他宣傳自己學說的技巧，他說：“伽利略這個善于耍滑頭的人比起我們通常對這位肅然起敬的、執著的‘真理探索者’來說是一個遠為有趣的人物”。([11]，p.68)）。因此，費耶阿本德的反對方法實際上是反對科學方法的唯一合法性，并不是取消方法。他堅持各種方法平等的多元方法論。

此外，奎因、普特南、羅蒂、哈金(I.Hacking)等人根據各自的理由堅持，人們所能做的只不過是描述自然科學家所使用的方法，他們認為，根本不存在容許我們去發掘具有規范性特征的方法論的余地。在這一系列質疑之下，標準的科學方法淪陷于危機。

困境3：當代科學方法論家的自悖

科學方法論危機“令人沮喪，但要取消方法論還為時早了點”[12]，科學方法論者們試圖拯救和重建科學方法論，但結果處于自悖的困境中，這里僅以其中三位為例來說明（參見[19]，pp.344-351）。

1.拉卡托斯的自悖

拉卡托斯(A)拉卡托斯力勸科學家作出新穎的預見：如果預見正確，就認為你的理論是進步的；如果錯誤，就進行拯救理論硬核的活動；如果不能作出長時間跨度的任何成功預見，那么你的研究綱領是退化的，應當拋棄。如何知道哪一種方法論是進步的呢？拉卡托斯認為，一種方法論應說明“偉大科學家的價值判斷”，而要滿足這種說明就必須對方法論作出某種合理的重建。他指出：“在撰寫一種歷史性案例研究時，一個人應采用下列程序(1)給出一種理性重建，(2)盡力將這種合理性重建與實際歷史相比較，并批判缺乏歷史性的合理性重建及缺少合理性的實際歷史。”[13]人們不必關心特殊反常的價值判斷，拉卡托斯更“強調科學研究綱領與方法論研究綱領之間深遠的類比，并且強調像‘經驗陳述’可被一樣，規范的‘基礎論斷’也可被方法論。”[14]即通過規范的方法論來重建科學史，以便使科學史盡可能合乎理性的目的。這里，拉卡托斯強調的是方法論的規范性、重要性和優先性。

拉卡托斯(B)拉卡托斯曾對波普爾的試錯法不屑一顧，但他對研究觀領中硬核的解釋卻是“實際上硬核并不是一出現就是全副武裝的……它通過長期的預備性的試錯過程而緩慢地發展。”([13]，p.26)這樣，我們如何通過襁褓中的硬核來確立研究綱領的存在？如何理解硬核的無錯的硬性？又如何通過硬核來形成對其它因素或成分的規范力量？對于一個研究綱領比另一個研究綱領更進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認為我們無法接受其中一個研究綱領，進步并不意味著接受；相應地，我們無法憑借方法論來得知科學家接受或拋棄哪個理論，因此拉卡托斯的方法論已失去了它的規范能力。

2.勞丹的自悖

勞丹(A)在《進步及其問題》(1977)中，拉里·勞丹提出了與吉爾(A)不同的觀點。當在闡明歷史與方法論的相互關系時，勞丹采取了一種直覺主義的方式：“(1)到了譬如1800年，接受牛頓力學、拒斥亞里士多德力學是合理的；……(6)在1925年之后接受廣義相對論是合理的；……我將要主張的是存在著一組廣泛的人們所堅持并相似于上述情形的規范判斷，這組判斷構成了我將稱之為我們偏愛的關于科學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覺(PI)。我們關于這類情形的直覺可用作評價不同的規范的合理性模型的試金石。”在勞丹那里，這種前分析知覺的標準是固定不變的，它成為方法論的一種根基。

勞丹(B)前分析直覺本身畢竟是變化的，受制于一些歷史條件。勞丹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拋棄他的前分析直覺標準，宣稱我們必須完全擺脫對直覺的任何依賴；而致力于建構一種聯結規范性與描述性的規范自然主義(normativenaturalism)。

3.吉爾的自悖

吉爾(A)自20世紀60年代歷史學派興起以來，標準的科學方法論在衰退，但仍有其忠實的斗士。吉爾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堅持科學的哲學與科學史之間的關系不是緊密的，而是一種基于利害關系的結合(amarriageofconvenience)。他提出了許多反對科學哲學與科學史密切相連的觀點，譬如，他認為循環性問題對理論選擇標準的任何歷史途徑而言都帶有尖銳的挑戰性。他說：“設想……歷史對理論的理性選擇提供經驗證據。在這一情形中，這一說明本身就是一種經驗的結論，或廣泛地說是一種理論。但要在歷史證據的基礎上選擇一種關于理論選擇的理論，一個人就必須總是具有某些理論選擇的標準。”[15]這里，吉爾堅持從歷史中獲取準則就是用未經證明的假定來論證，結果只能導致一種惡性循環。

吉爾(B)進入20世紀80年代，自然主義激流勇進，吉爾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起初作為歷史反對者的吉爾現在卻是歷史的一位知心朋友。吉爾在《走向一種統一的科學理論》(1984)一文中明確指出，方法論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就是理論模型與經驗證據之間的這種標準關系”[16]。按吉爾的自然主義，科學對經驗世界建構理論，哲學則對科學世界進行理論化。這兩種理論化遵從相同的方式，都具有歷史性的特征。

對上述的自悖，科學哲學家大多采取了批評的態度。拉卡托斯在(A)中對歷史的理性重建無疑受到許多科學歷史主義者的反對，如霍爾頓(GeraldHolton)認為拉卡托斯的這種觀點令人難以接受。庫恩則稱這種觀點“一點也不是歷史，而是制作實例的哲學。”而拉卡托斯在(B)中對方法論規范能力的取消無疑是較(A)更加遠離科學方法論。

羅伯特·布朗(RobertBrown)認為，勞丹、吉爾提出的自然主義經不起推敲，因為自然不會欺騙，不會犯錯誤。而科學家卻不然，他完全可能這么做。再如，引力理論不允許一個真實的逆實例的存在，但在合理性的正確理論之下卻可以存在大量不合理行為，正如在我們正確的道德信念（即謀殺是錯的）之下仍存在著謀殺者的謀殺活動一樣。吉爾從(A)到(B)的轉變表明他從對科學方法論的堅持變為對歷史因素的側重。與吉爾相反，勞丹從(A)到(B)的轉變則說明他進一步疏遠歷史而親近（方法論的）規范性。

困境4：元方法論層次上的困境與無合理性原則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科學方法論的重心開始向元方法論轉移。

什么有資格構成科學方法的標準？這一問題是促成科學方法論重心轉移的核心問題之一。西格爾認為，要為科學方法尋求一種確定的唯一程序是錯誤的，不存在確保科學合理性的程序，而只有對證據的承諾。[17]多數當代科學方法論者對元方法論研究的必要性確信無疑。但出人意料的是，勞丹否定元方法論存在的價值。他認為，歷史主義學派的元方法論是，對一種科學方法的評價要依據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把過去科學家的選擇再現為合理的，而這種元方法論沒有正確對待這樣的事實：科學家的目的和背景信念都因人而異，尤其在不同于我們的科學時期時就更是如此。如果科學家的目的在某些重大方面隨時間發生變化，我們就沒有理由希望用我們的方法去衍涵關于具有不同目的的活動者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任何東西。無論合理性是什么，它都具有特定的活動者與特定與境。勞丹認為，元方法論就是方法論的認識論，它如果存在則不應視為絕對命令，而應看作假言命令，我們在競爭的方法論中進行選擇的方式與我們在競爭的經驗理論中選擇的方式完全相同。因此，我們不需要關于方法論的一種特殊認識論。([12]，pp.19-31)勞丹雖然宣稱否定元方法論，但事實上仍建立了自己的元方法論（注：對此許多科學哲學家都給予了肯定。西格爾(1990)、沃勒爾(1988)、多普爾特(GeraldDopplet)(1990)、列普林(J.Leplin)(1990)等對勞丹的元方法論作出了各自的評論。）。勞丹建立的網狀模型理論本身就是對一種元方法論理論的建構，并引起了元方法論層次上的一系列爭論。沃勒爾尖銳地指出，勞丹的網狀模型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種二難困境：“或者存在著一個方法論原則的不變的核心M[*]，或者一切都是變動的。有這樣的一介M[*]，網狀模型則是舊的塔式模型的一種精致論述或注釋性變換；若沒有這樣一個M[*]，該模型陷入相對主義。無論那一種方式，勞丹的‘第三’選擇都作為一種獨立的、具有競爭性的立場而被排除。”[18]

羅伯特·布朗認為元方法論至少包含兩方面的內容：“(1)公正地對待歷史，(2)公正地對待概念性東西。”[19]他認為，勞丹與拉卡托斯的科學哲學都試圖對(1)給出必要而充分的條件；加伯(D.Garber)及其他先驗的方法論者集中于(2)。他們都是片面的。基于科學的實際歷史，布朗提出了如下的一種規范的元方法論標準(R)：“若(其他方面都相等)某方法論使其理論性重建與規范性重建符合最多的科學史片段，同時與相關的獨立的社會理論相諧調，那么該方法論是最好的。”([19]，p.355)

布朗認為，上述標準作為評價相互競爭的方法論提供了一種元標準。這種標準具有許多值得我們贊賞的優點：首先，這一元標準體現了這樣一種精神，即科學史必須在某種意義上被認為是理性的。該標準使科學史中的合理性擴大到最大的程度。其次，布朗宣稱該標準(R)克服了勞丹的前直覺觀點的所有弱點，如，非比較性、基礎主義、對直覺的依賴性、歷史在檢驗中的無地位性。第三，這種元標準在形式上相似于寬容性原則(principleofcharity)。寬容性原則試圖最大程度地擴大真理性，而(R)則試圖最大程度地擴大合理性。第四，這種元標準被一種無合理性原則所支持。

無合理性原則(arationalityprinciple)是一種類似于寬容性原則的方法論原則，即從人類活動的可能選擇性解釋中選擇一個更好的解釋。無合理性原則主要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當面臨在一項活動的合理解釋與其它解釋（如心理學與社會學說明）之間進行選擇時，我們應選擇合理性的解釋。好的解釋就是一種活動原因，是一種好的理由，譬如，對為何愛因斯坦在1905年拋棄牛頓的理論，我們有兩種相互競爭的解釋：一是認為愛因斯坦這樣做是因為他的狹義相對論更好的符合有效的證據；二是認為愛因斯坦拋棄牛頓理論是因為他要反叛他的前輩，并其最基本的概念，即父子之間、代代之間沖突的情景。對這兩種解釋，無合理性原則告訴我們應選擇理性的那一種，即愛因斯坦依據第一種理由去活動。第二層，無合理性原則并非堅持惟有心理——社會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說人們通常對一定活動找不到理性的解釋，在這樣的情形下就必須訴諸于心理——社會（或其它“外在的”）的原因。

在布朗看來，元標準(R)與無合理性原則都試圖最大程度地增大合理性，這是兩者的共同之處。因此，元標準(R)可以從無合理性那里得到支持。但兩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元標準(R)是一種在相互競爭的方法論之間進行選擇的標準，無合理性原則卻假設了一種特定的合理性。

困境5：質疑“評價規則的恒定性論題”

就像弗雷格等人建立演繹邏輯的有效不變的通則一樣，20世紀初卡爾納普等邏輯經驗主義者及迪昂、鼓加勒等法國約定論者都極力尋求歸納邏輯的不變原理或統治科學理論評價的恒定規則。這種規則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爭論的關于世界本體的形而上學假設，同時又必須是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理論性的。無論是歸納推理還是演繹推理，都可能有時是無效的，科學評價有時也是錯誤的，甚至某種不正確的評價可能貫穿于整個歷史過程之中。但這些無效的推理過程卻不能危及到推理規則本身的合理性，同樣這些不正確的評價過程也不能危及評價規則的正確性。評價理論的方法論規則是先驗的，并不因經驗的不同、過程的不同、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這就是在標準的科學方法論構架之下的理論評價規則的恒定性論題。

針對這一恒定性論題，亨普爾(C.Hempel)提出質疑。他認為，某些方法論規則在時間上是相對的。譬如，正如已擯棄宇稱守恒定理一樣，我們也應拋棄麥克斯韋關于時空定位缺少因果效用的原理，這些準則及其時間相對性取決于我們的世界觀。亨普爾得出結論：“必須拋棄合理性理論選擇的一切標準都無時間的觀念。”[20]勞丹在《科學與假設》(1981)中通過追溯假說方法的歷史演進，批評了科學方法永恒不變性觀念，他既堅持科學方法的共時性，又堅持科學方法的歷時性（即可變性、歷史性）。

綜上所述，上述科學方法論的五種困境都在各自不同的層面或在不同的理論進程中與科學合理性的“二難困境”[23]發生著某種關聯。譬如，困境1是科學合理性的“二難困境”呈現的必要前奏，困境5則是這種“二難困境”在科學的理論規則與歷史之間關系上的一種反映，沒有困境1和困境5的出現就沒有科學合理性對歷史因素的內在要求；而困境2、困境3、困境4都是這種科學合理性的“二難困境”在科學的理論與實踐之間、內在邏輯與歷史之間關系（不諧調的、矛盾的）上的一種體現。以上概述的五種困境僅僅是對科學哲學困境的初步探討，有待于更為深入的研究。

論點摘編

科學的“真”與生活的智慧/柳延延/《中國社會科學》/2002.1

以西方現性精神為基礎的科學技術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福祉，尤其是發展到20世紀，這已成為深刻影響人類生活的全球性現象。這表明，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確立的現性主義思想方式，向人類敞開了對人類生存極具意義的一個方面，即科學的“真”是人類能夠更好地生活于世的基本保證，體現出可貴的生活智慧。但是，科學的“真”并不等于生活的全部智慧，它雖然給人類帶來了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卻不能為人類提供這種生活何以值得過下去的理由。從這一意義上說，啟蒙運動的任務尚未完成。今天人類面臨的困境表明，一方面，科學技術已不可抗拒、無可避免地成為人類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啟蒙之光的核心也有一片黑暗，當代文化批判的重要任務就是不懈地揭示這片黑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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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自從蘇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辯證法”方法以來，方法論就一直是哲學認識論的重大問題，不過，近代以前的哲學家大都是方法論上的統一論者，他們認為人類無論研究自然、研究人、還是研究社會，其研究方法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者，他們無法想象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會有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論受到挑戰，這種挑戰源自兩個背景，一個是科學方面的，另一個則源自哲學。從科學方面說，近代自然科學的崛起和勝利，使得科學方法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但同時也出現了對這種科學方法的反彈，特有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問題也日益凸現；從哲學方面看，近代認識論的特有論說，特別是其有關事實與價值的觀點從哲學層面催生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學說的產生。當然，這兩個方面是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本文撇開了科學方面，僅從哲學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討。從哲學方面說，始于萊布尼茨、休謨等人的知識分類說以及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相區別的觀點是為社會科學方法論之源起。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源起

哲學家們很早就對各門科學知識進行過分類，比如，亞里士多德就把各門科學分為理論的、實踐的和制造的三大類，但它并未促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誕生，這主要是因為，（1）亞里士多德以來的知識分類說大都是基于研究對象的；（2）這種分類并未觸及價值判斷的特殊性問題；（3）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哲學家都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者，即都認為各門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宏觀上和根本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而自萊布尼茨以來，近代哲學家提出了一種不同于古代的獨特的知識分類說，正是這種知識分類說以及相關的價值判斷問題成為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得以成立的前提。

與古代的知識分類說不同，近代的知識分類說不是基于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種判斷、一種知識的科學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萊布尼茨率先提出了這種知識論，他說：“有兩種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實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們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實的真理是偶然的，它們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萊布尼茨的“兩種真理論”意味著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和真理，一種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只需要依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即可證明為真，而且必然為真，另一種是事實的、偶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則需要借助外在的經驗觀察才能確定真假，而且這種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謨則提出了與萊布尼茨幾乎完全一致的知識分類理論，休謨說，科學知識或者是關于觀念關系的知識，如數學和邏輯等形式科學。但與萊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謨知識分類說的本義是要明確科學知識的定義和范圍，以表明什么是科學，什么是非科學，從而把一切非科學的東西從科學領域中清除出去。為此，他更進一步提出了將“是”與“應當”、“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作出嚴格區分的觀點，即人們不可能從“是”推出“應當”來，“是”的判斷（事實判斷）與“應當”的判斷（價值判斷）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判斷，因此，必須嚴格區分作為科學研究的事實領域與作為道德研究的價值領域（相當于現在的社會科學）。這樣，休謨不僅進一步確定了基于判斷之真理性的知識分類說，而且凸現了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價值問題。

萊布尼茨和休謨的上述觀點在康德哲學中得到進一步的明確和深化，康德將知識分為先天分析知識、后天綜合知識以及康德所獨創的先天綜合知識三大類，前兩種知識分別對應于萊布尼茨和休謨的觀念關系的必然知識和事實關系的或然知識，由于康德認識論的原意是如何證成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這三種知識中，康德本人更重視第三種知識即先天綜合知識，整部《純粹理性批判》可以說都是對先天綜合知識的論證，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認識論中的前兩種知識，先天分析知識和后天綜合知識卻得到了后世哲學家更多的認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認識論有一個與休謨相同的目的，即為科學定性和劃界，他是通過對人類理性認識能力的分析來進行論證的，康德一方面論證了科學（康德把它叫做“理論理性”）的價值和意義，在經驗的范圍內，科學真理（理論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經驗的范圍則科學（理論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為一種先驗幻象，這說明科學（理論理性）及科學真理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學的范圍之外還有一片廣闊的領域，這就是價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實踐理性”），康德與休謨一樣，敏銳地觸及到了科學的有限性和價值問題，但與休謨排拒價值世界不同，康德認為正是因為科學（理論理性）的有限性使得價值（實踐理性）成為必要和可能，此所謂“揚棄知識，以便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學中，在科學（理論理性）的范圍之外是廣闊的價值（實踐理性）的領域，而且與科學（理論理性）的經驗性、必然性相對應，人類的價值（實踐理性）領域則是超驗的、自由的王國，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學（理論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區分了科學和價值，而且從哲學上對這兩大領域都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和研究，此舉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意義極為重大，因為，在康德之前，人們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區別雖然早有認識，但這種區別 “并沒有從基礎上以哲學的方式建立起來。人們一般認為，一切知識都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和哲學基礎。由于自然科學的成就，特別是邏輯、數學和物理學知識的確定性，這些科學的規范、原則和哲學基礎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學知識的準則。就認識論而言，康德并沒有超出這樣一種觀念。但是，康德的偉大之處在于為人的行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塊自由的畛域。哲學所要證明的，不僅包括人們達到對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認識的可能性，而且還包括人們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獨立于自然法則的自由法則的可能性。康德的這一觀點雖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學的各種具體學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學一般方法論問題，但是為一切主張文化科學區別于自然科學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學根據，這就是人的行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為以及由這種行為構成的社會的歷史性。”③

綜上所述，萊布尼茨以來的認識論有兩個重要的觀點，1，基于知識的形式特征（與經驗有關還是無關）和真理性（必然真理還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識分類說，這種知識分類說將知識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與經驗無關的、具有必然性的邏輯——數學知識，另一類是與經驗有關的、只有或然性的經驗知識；2，與這種知識分類說密切相關的“價值論”，休謨和康德都區分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在科學領域之外劃出了一片價值的領域，“價值論”特別強調了與邏輯和事實判斷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不同，價值判斷是主體的和主觀的領域。近代認識論的第一個觀點將包含了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排除在自然科學之外，不管作出這種分類的哲學家的主觀意圖如何，它在客觀上確認了存在著一種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社會研究，導致了社會科學的獨立存在。第二個觀點以“價值”統攝社會科學，這不僅點出了社會科學的根本特征，而且對“價值判斷”的分析討論日后也成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命題，因此近代認識論的這兩個觀點事實上構筑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前提。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奠基

康德等人區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觀點是社會科學方法論得以建立的起點，也是一個獲得今日學術界廣泛認同的觀點，但進一步而言，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事實與價值之分？特別是應該如何看待包含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則又是一個引發了廣泛爭議的問題，由是而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思想是沿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路徑發展的，一種是主張社會科學科學化的實證主義，另一種是主張社會科學特殊性的歷史主義，兩種思潮都建基于休謨和康德的理論之上。

廣義的實證主義包括圣西門、孔德、密爾、斯賓塞、馬赫及邏輯實證主義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為一種具有強烈科學主義傾向的哲學思潮，實證主義繼承了休謨和康德哲學中有關只有邏輯和經驗研究（自然科學）才是科學，價值判斷并非科學的著名觀點，從這一基本理念出發，實證主義認為，價值判斷和社會科學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學，或者必須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進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除了研究對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優越性是一個關鍵因素，這種優越性使得自然科學的原則、規范和方法應該而且事實上是一切知識的準則，因此，社會科學要成為科學，只有使用統一的自然科學方法來分析和研究，實證主義與古代哲學家一樣是方法論上的統一論者，認為只要是真正正確的、科學的方法就既可以認識自然，也可以認識人和社會。實證主義并未承認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社會科學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實證主義仍對社會科學方法論有以下幾項貢獻：1、實證主義專門探討了科學研究（包括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2、實證主義強烈主張社會科學應與自然科學一樣具有經驗性和科學性；3、具備了科學性的社會科學同時也應該是客觀的、價值中立的。

對社會科學方法論作出了更大貢獻的是新康德主義，這主要建基于這樣的事實，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自然事實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社會事實之間存在著重大的、甚至是本質上的差異。相對于無目的、無意識的自然事實而言，社會事實具有鮮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為社會事實都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人類行為的主觀性、能動性、選擇性和價值性都是客觀的自然事實所不具備的。而且由于這種區別，自然科學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實驗法等實際上也無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加以運用。所以，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除了運用與自然科學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應該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會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種所謂“社會科學的邏輯”，新康德主義正是從這里出發，肇始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

首先是狄爾泰，狄爾泰一生的偉大抱負是完成所謂“歷史理性批判”，他對歷史和歷史科學的獨到見解開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真正建構。他先從存在論的角度區分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狄爾泰看來，以歷史事物和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科學與以自然事物和現象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有著原則區別，自然科學以外在的物理世界為研究對象，而人文科學則以人的內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為研究對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沒有意義，或者其意義需要人去賦予，而人類生活則是有意義的，由于這種區別，因此，從研究方法上說，“在自然科學中，任何對規律性的認識只有通過可計量的東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學中，每一抽象原理歸根到底都是通過與精神生活的聯系獲得自己的論證，而這種聯系是在體驗和理解中獲得的。”④這就是說自然科學通過感覺、思維等外在的認識方式來進行，它是用因果關系描述和解釋的科學，而人文科學則應通過人的精神活動內在地去領會，它是用將心比心式的心靈交互來體驗的理解的科學。“社會事實是被人們從內部理解的。我們可以根據對我們自己狀態的觀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們在我們之中再現。我們理解它們，就可以通過愛和憎，通過我們激情的變換，而使歷史世界再現。”⑤

與狄爾泰從存在論角度研究人文科學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義西南學派的代表人物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則主要從方法論的角度來探討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社會科學）的區別。 文德爾班認為，由于自然“規律”是始終存在、反復出現、不斷起作用的東西，因而自然科學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尋找自然界的“規律”、“齊一性”、“共相”、“不變的形式”， 它是“制定規律”的科學。而歷史“事件”則只有一次性、個別性和獨特性，因而社會歷史科學則使用個別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過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現于當前的觀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學。

李凱爾特進一步從質料和形式兩個方面區分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所謂“質料的分類原則”即從研究對象上來劃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李凱爾特認為自然是那些從自身中生長起來的、自生自長的東西的總和。文化則或者是人們按照預定的目的生產出來的。在這里，價值是區分自然和文化的標準，而所謂價值就是獨特性，一切自然的東西都是普遍的、重復的，因而沒有價值，都不能從價值的觀點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產物之所以具有價值，在于它們的獨特性，它們的一次性發生過程。⑥

與“質料的分類原則”相比，李凱爾特更強調“形式的分類原則”， 即從研究方法上來對科學進行分類。從研究方法上說，自然科學是試圖從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須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學所面對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對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個別化的方法”。當我們從普遍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自然；當我們從個別性和特殊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歷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義從康德關于自然領域和自由領域相區別的觀念出發，論證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之相互區別在存在論（狄爾泰）和方法論（李凱爾特）上的內在根據，指出了歷史事實和文化現象與自然事實相比所具有的諸多特殊性，如價值性、個別性等，第一次明確地從學科類型上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化科學）區分開來。同時，新康德主義還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比如：狄爾泰對“意義”的分析、對神入型理解的闡述，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對“價值”的強調、對個別化方法的探討等等，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開啟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許多觀點后來都成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原則。

三、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確立

如果說新康德主義開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的話，那么，20世紀德國最偉大的思想家韋伯則把這種研究向縱深推進，并最終確立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則。

韋伯的方法論思想異常豐富，涉及社會科學方法論中幾乎所有的關鍵問題，首先是如何界定社會科學，劃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界限，在這一點上，韋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科學應從存在論和方法論兩個方面加以界定，社會科學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領域，更由于有著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獨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價值問題。自休謨、康德以來，“價值”乃是不同于“事實”的另一種判斷和另一個領域，是社會科學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義更是以價值論為中心來建構人文社會科學，無論是韋伯時代還是在現代，價值問題都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問題，韋伯在價值問題上的觀點是一方面強調價值的獨特性和重要性，反對實證主義和自然主義，反對用尋找“規律”等來取代社會科學在對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對德國唯心主義，堅持社會科學也是一門客觀的經驗科學，不贊成用直覺等含混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具體而言，韋伯的基本主張是試圖將“價值關聯”與“價值中立”在方法論上統一起來。

韋伯認為社會科學首先是“價值關聯”的，這表現為價值是社會科學形成的先決條件，也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所在，同時，“價值關聯”也表明社會科學家必定是在一定的價值觀念的背景下去從事研究的，研究課題的選擇和目標的確定與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見等密切相關。因此，價值關聯既是建立社會科學的前提，又是解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興趣的根據，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價值分析則是價值關聯的具體化，它具體地揭示了文化意義之所在，它們是經驗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還不是經驗科學本身。

如果說“價值關聯”是社會科學得以確立的基本前提的話，那么，“價值中立”則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會科學提出了一個客觀性的要求，這種要求與自然科學的客觀性要求是一致的。區分事實分析和價值判斷，將價值判斷從科學認識中剔除出去，這個由休謨率先提出的原則在韋伯手上得到了明確而系統地闡述。

韋伯認為，前述價值關聯的有效性只限于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確立，它不能代替對實在所作的科學分析。韋伯一方面通過一些具體事例，如對當時流行的工團主義理論和信念的分析闡述了科學與價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價值中立”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意義》和《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中的客觀性》等文中進一步從理論上證明“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這種觀點是正確的。”⑦因之，“價值中立”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論原則表達了三種規范，（1）必須將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區分開來，（2）價值判斷無法取代科學認識，（3）科學知識也無法得出有關價值的結論。“價值中立”表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一樣必須追求真理，必須滿足客觀性要求，學者不是先知，教師不是宣傳家，講臺不是布道所，韋伯反復強調的這個原則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界大多數人的共識。

韋伯“價值中立”說的另一個意蘊是社會科學的價值論域沒有事實領域那樣的客觀真理，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真理，無法在終極的意義上比較高下，價值論域是“諸神彼此之間永無休止的斗爭。⑧真、善、美是無法統一的，正所謂“一事物之所以為神圣，不但不因其為不美所妨礙，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處所妨礙，而且唯其有不善之處，方成其為美……一事物之可以為真，不但不因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礙，而且唯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為真……”⑨因此，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和終極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個都無權宣稱具有絕對的正確性和優先性，稟持不同價值信念的人均應相互理解和寬容。

韋伯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個貢獻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類型”兩個研究范式。韋伯認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邏輯的或數學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對他人心理和行為的重新體驗。韋伯著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類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如價值觀念、終極目標、激情行為及所有的非理都很難用邏輯的方法來解釋，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環境下，人們會產生大致相同的內心活動，因此人們可以通過分析在被理解者所處的情景中將會出現的內心活動來類推他人的內心活動。當然，由于這種神入性理解不具備合理性理解的邏輯明晰、普遍性和規范性，因而其正確性和有效性始終是有爭議的，不過，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說，盡管神入性理解有種種局限，但若無神入性理解，社會秩序在幾秒鐘內就會崩潰，因而它是無法從社會科學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類型”是韋伯提出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另一個范式，韋伯認為，由于研究者面對的社會事實紛繁復雜，要做出接近真實的研究頗為不易，因此需要建構一套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統，它是從歷史事件中抽取和歸納出來的一種概念構架，是為了透視實在的因果關系而構造的非實在的因果關系，這就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理想類型”。韋伯的“理想類型”論以及韋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幾種“理想類型”：如新教倫理、科層制、三種統治形式等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顯示了巨大的力量，成為人們廣泛使用的一種研究方法。

因休謨和康德提出事實和價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到韋伯時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原則已經建立起來，并被廣泛地運用到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分離在今天已是學術界的共識，也是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分類標準，經濟學據此就有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之分。又如，根據價值中立的研究原則，現代社會科學家都力求避免用價值判斷來代替科學的實證研究，以求得研究結果的客觀公正。另外，價值與事實的不同還表現在價值判斷并沒有事實判斷那樣的客觀性，各種價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會科學研究又無法回避價值判斷，因此在價值問題上，社會科學家要堅決反對和摒棄唯我獨尊的沙文主義，堅持相互理解、相互寬容和平等對話的原則。

總括本文，從休謨到康德、從新康德主義到韋伯，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釋

① 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M].商務印書館，1975：488.

② 楊祖陶，鄧曉芒編譯.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 韓水法.韋伯.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37-38.

④ 轉引自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 轉引自韓水法.韋伯[M].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40.

⑥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M].商務印書館，1986：20.

⑦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100.

⑧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28.

篇（3）

關于假設，在彭加勒之前，許多科學家在科學實踐中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過，一些哲學家也對此作了不同程度的論述。特別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明確指出：“只要自然科學在思維著，它的發展形式就是假說。一個新的事實被觀察到了，它使得過去用來說明和它同類的事實的方式不中用了。從這一瞬間起，就需要新的說明方式了——它最初僅僅以有限數量的事實和觀察為基礎。進一步的觀察材料會使這些假說純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純粹地構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構成定律的材料純粹化起來，那么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運用思維的研究停下來，而定律也就永遠不會出現。”，彭加勒通過自己科學活動的實踐，也達到了類似的認識。他不僅明確地肯定了假設在科學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比較深入地探討了假設問題，他甚至把他的第一部科學哲學著作取名為《科學與假設》。

彭加勒認為，假設并不是荒誕無稽的東西，人們略加思索就會發覺，假設在科學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數學家不可能沒有它，實驗家也少不了它，因為它能夠使我們想像比我們感覺所能向我們表明的大得多或小得多的對象。顧忌假設的科學家無法去發現某些真理。因此，彭加勒指出：“我們應當仔細審查假設的作用，不要對假設簡單地加以責難，這樣我們才能認識到，它不僅是必需的，而且往往是合理的。”提出“建筑在假設之上的科學是否牢固，是否吹一口氣就會使之傾倒”的懷疑是“膚淺的見解”([1]，pp.27~28)。彭加勒斷言：“沒有假設，科學家將永遠寸步難行。”([1]，p.6)

值得注意的是，彭加勒對假設進行了分類研究([1]，pp.135~136、28)。在他看來，假設共有三種：第一種是“極其自然的假設”。這是一種很普遍的假設，人們幾乎不可能回避它們，我們用它來做相關判斷(judgementofrelevance)。例如，我們不得不假定遙遠物體的影響完全可以忽略，小位移遵守線性定律，結果是原因的連續函數等等。這類假設只是表面看來是假設，其實只不過是一種隱蔽的約定或定義而已，這類假設在數學及與數學相關的學科中常常遇到。第二種是“中性的假設”。在大多數問題中，解析家在計算之初，或者假定物質是連續的，或者相反，假定物質是由原子構成的。無論他做那一種假定，其結果是一樣的，只是求得結果的難易程度不同。當假設是可選擇的，而它又不能用實驗區分時，它們就是這類假設。這類假設只要它們的特征未被誤解，就不會使我們誤入歧途。它們對于計算或通過具體圖像幫助我們理解是有用的，即有助于整理和堅定我們的思想，從而不存在排除它們的機會。第三類假設是“真正的推廣”。它們是實驗必須證實或的假設。它們是觀察和實驗的直接推廣，無限期地敞開著通向進一步檢驗的大門。不管實驗宣布其合理或不適用，就它們的啟發作用而言，它們總是有價值的。瑪麗•妮厄(MaryJoNye)在彭加勒論述的啟示下，根據假設在科學知識體系中所起的作用，把假設分為“說明性假設”(保留在物理理論中，是一種協調手段，有益于提示不同現象之間的相互關系)，“啟發性假設”(不具有存在的意義，僅有建議作進一步實驗、觀察或探索綱領的聯接方式中的信息的啟發意義)、“實在論假設”(具有實在論的或存在的意義)并能由實驗直接地或間接地加以驗證)。這兩種分類方法在形式上盡管不同，但卻具有大致相同的內容。

彭加勒重視假設，但是并未把它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他明確指出：“不憑實驗，基于某些不成熟的假設來說明宇宙，長期以來只是幻想。”([1]，p.280)“假設應當盡可能迅速、盡可能經常地受到檢驗。當然，它如果經不起這種檢驗，就應當毫無保留地拋棄它。”([1]，p.133)在彭加勒看來，科學家在拋棄他的假設時，不僅不要有病態情緒，而且應當感到高興，因為他從中正好找到了未曾料想到的發現機會。由于科學家的假設并不是在毫無考慮的情況下做出的，他顧及到了可能參與該現象的所有已知因素。如果經驗不支持它，那肯定是遇到了未曾料到的、非同尋常的東西，正是在這里，存在著有待發現的新奇事物。這樣看來，被拋棄的假設遠不是無用的，可以說它比真實的假設貢獻更大。它不僅為判決實驗提供了機會，而且若不作此假設，只是偶爾作了這個實驗，則人們將會一無所獲，至多不過是把一件事實編入目錄中，不能從中得出應有的結果。由此可見，彭加勒不僅看到了假設的正面助發現作用，而且也看到它的反面助發現作用。

彭加勒還要求人們注意：“不可濫用假設，并且只能依次而用，這是很重要的。”([1]，p.135)他認為最好引入少數基本假設，而不要引入多數特殊假設。例如，在1900年召開的巴黎國際物理學會議上，他在談到洛倫茲的電子論時說，該理論是現存理論中最使人滿意的，但是也有修正的必要。為了解釋邁克耳孫-莫雷實驗，需要引入新的假設，那么每當出現新的實驗事實時，同樣也發生這種需要。無疑地，對于每一個新的實驗結果提出一種特殊假設的作法是不自然的。假使能夠利用某些基本假設，并且不用忽略這種數量級或那種數量級的量，來證明許多電磁作用都完全與系統的運動無關，那就更好了。這實際上是要求在作假設時貫徹簡單性原則，而簡單性原則也是彭加勒所堅持的一個方法論原則。

在本世紀初，揚言要把一切“形而上學”的東西從科學中排除出去的實證主義思潮依然根深蒂固，彭加勒一反其道，強調假設在科學中的意義，顯然有積極意義。

二、直覺是發明的工具

彭加勒主要是一個數學家，他在函數論、代數幾何學、數論，代數學，微分方程、代數拓撲學等分支都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他也是數學直覺主義的創始人(也具有經驗主義的傳統和邏輯主義的成分)。通過親身實踐，他充分肯定了直覺在數學和其他學科中的作用，在《科學與方法》中，他專用一章論述了這個涉及到發明心理學的問題。

彭加勒認為，對于純粹數學家而言，直覺的本領是必要的。他說：“邏輯是證明的工具，直覺是發明的工具。”我們面前有無數條可供選擇的道路，“邏輯可以告訴我們走這條路或那條路保證不遇見任何障礙，但是它不能告訴我們那一條道路能引導我們到達目的地。為此，必須從遠處了望目標，教導我們了望的本領是直覺。沒有直覺，數學家便會像這樣一個作家：他只是按語法寫詩，但是卻毫無思想。”([1]，p.438)

在彭加勒看來，數學創造不是一項機械工作，它并不在于用已知的數學實在造成新的組合。任何一個人都會做出組合，但是組合的數目是無限的，它們中的大多數完全無意義。創造恰恰在于不作無用的組合，而作有用的，為數極少的組合，而且最富有成果的常常是從相距很遠的領域引出的元素所形成的組合。發明就是在這些組合中進行辨認、選擇。但是，純粹的邏輯不能完全作到這一點，為此必須求助于直覺。只有直覺，才能發現各元素隱微的關系及和諧。

為了把問題引向深入，彭加勒進而提出了“潛在的自我”(thesubliminalself)和“自覺的自我”(theconsciousself)的概念。在這里，前者是指無意識(或下意識)工作的自我，后者則指有意識工作的自我。潛在的自我能夠產生靈感的直覺認識，有可能一下子洞察到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彭加勒認為：“潛在的自我無論如何也不比自覺的自我低下，它不是純粹自動的，它能夠辨認，它機智，敏銳，它知道如何選擇、如何憑直覺推測。……它在自覺自我失敗的地方取得了成功。一言以蔽之，潛在的自我難道不比自覺的自我優越嗎?”([1]，p.390)

彭加勒以自己如何發明富克斯函數(Fuchsianfunction)的親身經歷說明了這個問題。他說他曾有兩星期之久欲證明此種函數是否存在，每天坐在桌前用一兩小時作各種組合，仍一無所獲。某天晚上偶飲黑咖啡，興奮得不能入睡，此時各種想法紛至沓來，相互沖突、排斥，終于得到二元素相締合而結成牢固的聯系。第二天早晨即證明有一類富克斯函數存在，可由超幾何級數推出，待寫出結果，只費數小時而已。類似的情況還有幾次。一次是作地質考察旅行登公共汽車時，突然想到定義富克斯函數的變換式與非歐幾何的變換式等價。一次是在悠閑散步時，忽然想到不定三元二次式的算術變換式與非歐幾何的變換式等價。一次是在接受軍事訓練行經大街時，頓悟到解決構造一切富克斯函數的障礙。

彭加勒因此得出結論說：“關于這種無意識的工作條件，尚可說明如下：如果一方面有意識的工作在它之前，另一方面又被有意識的工作尾隨其后，那么這就是可能的，而且肯定是富有成果的。”([1]，p.389)彭加勒關于直覺在發明中的作用以及潛在的自我與自覺的自我的作用的論述是頗有意思的。它告訴我們，產生直覺的條件是：對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過一段時間的認真研究，十分渴望找到解決方法；然后在作無關的事情時，或處于輕松的思想狀態中，突然頓悟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從而使問題迎刃而解。它也告訴我們，直覺產生于大腦的下意識活動，這時大腦也許不再自覺地關注問題了，而還在通過下意識的活動(潛在的自我)思考它。它還告訴我們，直覺出現在意識的邊緣，而不是出現在意識的中心，要不失時機地捕捉它。

三、作為理性美的科學美

彭加勒對科學美(或數學美)具有濃厚的興趣，他說：“一個名副其實的科學家，尤其是數學家，他在他的，工作中體驗到和藝術家一樣的印象，他的樂趣和藝術家的樂趣具有相同的性質，是同樣偉大的東西。”這種“偉大的東西”就是與藝術美可以相提并論的科學美。在彭加勒看來，數學的目的有三個，除了實用的目的和哲學的目的而外，它還具有美的目的。這就是，“數學家能由此獲得類似于繪畫和音樂所給予的歡樂。他們贊美數與形的微妙的和諧；當一個新發現向他們打開了未曾料到的視野時，他們驚奇不已；他們感到美的特征，盡管感覺沒有參與其中，他們難道能不高興嗎?”([1]，p.280)

在彭加勒看來，科學美根源于自然美。正因為如此，“數學家把重大的意義與他們的方法和結果的美聯系起來”的作法才“不是純粹的淺薄涉獵”([1]，p.372)。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毋需擔心，這種本能的和未公開承認的偏見將使科學家偏離對真理的追求。”彭加勒認為，科學家研究自然，并非因為它有用處；他研究它，是因為他喜歡它，他之所以喜歡它，是因為它是美的。如果自然不美，它就不值得了解；如果自然不值得了解，生活也就毫無意義。可是，什么是“自然美”呢?彭加勒斷言，自然美不是“感性美”，即不是“給我們感官以印象的美，也不是質地美和表觀美”；自然美在于其“深奧的美”(profounderbeauty)，即“潛藏在感性美（sensuousbeauty）之后的理性美(intellectualbeauty)”。彭加勒說他完全不是小看感性美，只是“這種美與科學無關”。而深奧的美“在于各部分的和諧，并且純粹的理智能夠把握它。正是這種美使物體，也可以說使結構具有讓我們感官滿意的彩虹般的外表。沒有這種支持，那些倏忽即逝的夢幻之美其結果就是不完美的，因為它是模糊的、總是短暫的。相反，理性美可以充分達到其自身，科學家之所以投身于長期而艱巨的勞動，也許為此緣故甚于為人類未來的福利。”([1]，pp.366~368)

科學美在于自然的理性美，而這種理性美必須由人的理智來把握，因此科學美必然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彭加勒看到了這一點，他說：“美的事物是其本身最適合于我們理智的事物，因此它們同時是這種理智最了解如何使用的工具。”([1]，p.367)“一言以蔽之，數學的美感只不過是由于解與我們思想需要的任意一致的滿足，正因為這種真正的一致，這個解在我們看來才能夠成為工具。”([1]，pp.372~373)而且，科學美像藝術美一樣，并非每一個人都能領略和體會到的，“只有少數有特殊能力的人才能充分地享受它”([1]，p.280)。

與科學有關的理性美，即科學美的含義和內容是什么呢?彭加勒對此雖未做出十分肯定的回答，但是他卻把“雅致”(elegance)、“和諧”(harmony)、“對稱”(symmetry)、“平衡”(balance)、“秩序”(order)、“統—”(unity)、“方法的簡單性”(simplicityofthemeans)、“思維經濟”(economyofthought)等賦予科學美。彭加勒說：“在解中、在證明中，給我們以美感的東西是什么呢?是各部分的和諧，是它們的對稱、它們的巧妙平衡。總而言之，就是引入秩序，給出統一，容許我們清楚地觀察和理解整體與細節的東西。”這種科學美也表現為“方法的簡單性和問題集合的復雜性的對立”，而且“與思維經濟密切相關”([1]，p.373)他還說：“被我們賦予優美和雅致特征的、能夠在我們身上激起美的情感的數學實體是什么呢?它們是這樣的實體：其元素和諧地配置，以致當思想認識到細節時，能夠毫不費力地包容整體。這種和諧立即滿足了我們的審美需要，有助于它所證實和指導的思想。與此同時，一個秩序井然的整體處于我們的雙目之下，使得我們能預見數學定律。”([1]，pp.391~392)但是，在這形形的含義中，彭加勒最為強調的是“和諧”，他甚至把其它含義也包容于“和諧”的概念之中，有時干脆認為，“普遍和諧是眾美之源”([1]，p.209)，“內部和諧是唯一的美”([1]，p.285)。

彭加勒把科學美作為選擇理論的一個標準和科學發現的奇妙工具。他說，在由潛在的自我盲目形成的組合之中，幾乎所有的都毫無興趣，毫無用處；正由于這樣，它們對美感毫無影響，意識將永遠不了解它們。只有某些組合是和諧的，因而同時也是有用的和美的。它們將激起數學家的特殊感覺，特殊感覺一旦被喚起，就能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它們，從而為它們變為有意識的提供機會([1]，p.392)。彭加勒詳細說明了這種審美判斷能從類似、新奇，對立中做出新發現。他說，我們愈清楚地一瞥即見這種集合體，我們就愈能更好地覺察它與其他鄰近現象的類似性，因而也就有更多的機會預言可能的推廣。在意外地遇到我們不習慣于匯集的對象的情況下，美可以產生未遇見到的東西的感覺；它再次是富有成果的，由于它向我們揭示出未被認識到的親緣關系。即使當它僅僅起因于方法的簡單性和問題集合的復雜性的對立，它也是富有成效的。于是，它能促使我們思考這種對立的原因，并且每每促使我們認識到，機遇并不是其原因，該原因能在某一未曾料到的規律中發現([1]，pp.372~373)。彭加勒斷言：“正是這種特殊的審美感，起著微妙的篩選作用”，“這就充分地說明，缺少它的人永遠不能成為真正的創造者。”([1]，p.392)彭加勒指出，追求科學美是激勵科學家的巨大精神力量。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在這方面甚至講得有些過分。他說：“我們所作的工作，與其說像庸人認為的那樣，我們埋頭于此是為了得到物質的結果，倒不如說我們為了感受這種審美的情感，并把這種情感傳給能體驗這種情感的人。”([5]，p.140)他甚至認為，真理是美與真的統一，追求科學美也即是追求真理。他說：“唯有真理才是美的”([1]，p.205)，“為真理本身的美而忘我追求真理也是合情合理的，這種追求能使人變得更好”，“理性美能使理性變得可靠、有力”([1]，P.368)。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創造。”彭加勒關于科學美的論述不期而遇地涉及到“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創造”的問題。科學創造中的審美判斷說明，人們在提出新理論時，主觀的和心理的狀態起著重要的作用。誠如愛因斯坦所說：“科學作為一種現存的和完成的東西，是人們所知道的最客觀的，同人無關的東西。但是，科學作為一種尚在制定中的東西，作為一種被追求的目的，卻同人類其他一切事業一樣，是主觀的，受心理狀態制約的。”彭加勒關于科學美的觀點是比較深刻的、有見地的，值得進一步探討與發掘。

四、事實與事實的選擇

彭加勒關于事實和事實的選擇有不少比較重要的論述，其中有些具有啟發性，現分述如下：

1.未加工的事實和科學的事實

彭加勒對“事實”這一概念并未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不過他把事實區分為“未加工的事實”(thecrudefact)和“科學的事實”(thescientificfact)。他舉例說，借助于可動的反射鏡觀察電流計的偏轉，反射鏡把明亮的光點投射到刻度尺上。在這種情況下，來加工的事實是光點移到刻度尺上，而科學的事實則是電流通過回路。又如做實驗時得到某些原始數據，然后通過取平均值校正偶然誤差，并通過弄清其產生的原因校正系統誤差而得到最終數據，那么前者是未加工的事實，后者則是科學的事實。

彭加勒認為，未加工的事實和科學事實之間的界限既不能嚴格地，也不能精確地劃定。他以日蝕為例說明這個問題：

1)不學無術的人說：天變暗了。

2)天文學家說：日食發生在九時。

3)天文學家又說：日食發生在根據牛頓定律制定的表格中所推算的時間內。

4)伽利略最后說：日食是地球繞太陽旋轉的結果。

可是，未加工的事實和科學事實之間的界限在那里呢?人們也許會說，它在第1)和第2)之間。可是，2)和3)之間存在著較大的間隔，而3)和4)之間的間隔更大。

況且，2)還可以再細分為：

2)我說：日食發生在九時。

2a)當我的鐘表指向九時，日食發生了。

2b)我的鐘表慢十分鐘。日食發生在九時十分。

彭加勒認為，這還不是全部。2)的兩個分段也還不是最小的間隔，1)也可以細分。一個目睹日食的人感覺到昏暗的印象，這種印象又促使他做出天空變暗了的結論，必須把印象和結論區別開來。在某種意義上，頭一個事實才是未加工的事實，而第二個事實已經是一種科學的事實了。甚至在天空色彩的濃淡方面，也能想象出許多細微的差別，以代替實際顯示出來的差別。

但是，兩種事實之間畢竟還有相對的差別。彭加勒認為，兩種事實陳述的差別正如同一個未加工的事實用法語陳述和用德語陳述二者的差別一樣，科學的事實無非是把來加工的事實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每一個科學事實都是由許多未加工的事實形成的。科學家不能憑空創造科學的事實，他用未加工的事實制作科學的事實，因而他不能自由而隨意地制作科學的事實。彭加勒得出結論說：“總而言之，事實就是事實，如果它們以證實了某一種預言而出現，這并非是我們自由活動的結果。在未加工的事實和科學的事實之間不存在精確的界限；我們只能說，事實的這樣一種陳述比另外一種陳述更為粗糙，或者相反地，更為科學而已。”([1]，p.333)彭加勒關于未加工的事實和科學的事實之間的分類澄清了在“事實”這一概念上的某些混亂。當今有人建議：把作為在空間和時間中客觀存在的事件、現象或事物的事實標記為“事實Ⅰ”，而把用某種語言對事實的描述標記為“事實Ⅱ”。這與彭加勒的分類有相似之處。

2．必須在事實中做出選擇

彭加勒認為，自然界的事實是無窮無盡的、形形的。不僅如此，針對同一個未加工的事實，科學家原則上可以制作出無數的科學的事實。而且，不管我們能動性如何，事實跑得比我們快，我們不能夠捉住它們。當科學家發現一種事實時，在他身體一立方毫米內已發生了數以億計的事實。另一方面，科學家的頭腦只能顧及宇宙的一隅，而不能包容整個宇宙。因此，在自然界提供的無限的事實中；科學家必須拋棄一些，保留一些。

事實是有等級的，有秩序可尋的，于是科學家才有可能從中做出明智的選擇。一些事實沒有影響，除了它本身而外，它們不能告訴我們任何東西，弄清它們的科學家除這一事實外學不到任何東西，并且科學家也不能預言新事實，這樣的事實一旦出現，肯定不會復現。另一方面，也有產生許多成果的事實，它們中的每一個都能告訴我們新定律。由于必須做出選擇，科學家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在這些事實上。

3．選擇事實的標準

彭加勒說，如果對于事實的選擇僅僅取決于任性或直接的實用，那么就不會有為科學而科學，其結果甚至無科學可言。在他看來，人們應以下列幾點作為選擇事實的標準。

第一，要選擇那些有觀察和了解價值的事實，這些事實有助于做出預言、發現定律。彭加勒指出，一個孤立的事實獨自并沒有什么重要性。如果人們有理由設想，它能使某些未完成的和諧完滿起來，有助于預言其他事實，或者更好些，如果在做出預言時，它的檢驗是一個規律的證實，那么它就變得使人感興趣了。

彭加勒認為，這種能使人做出預言、發現定律的事實，它們與許多其他在我們看來并非孤立的，而是和另外的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事實是類似的。孤立的事實吸引著大家的眼睛——外行人的眼睛和科學家的眼睛，這些事實的類似是深奧而隱蔽的。唯有真正的物理學家才知道如何去觀察連結許多事實的結合物，分辨出隱藏在未加工的事實中的精髓。彭加勒以數學為例。他說，我們從各種元素能得到億萬個不同的組合。但是，這些組合之一若是孤立的，則其毫無價值可言。當這一組合在一類相似的組合中找到位置，當我們注意到這一相似時，它就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了。我們就不再是描述一個事實，而是一個規律。

第二，要選擇那些多次運用的事實，即具有一再復現機會的事實。在彭加勒看來，假定不是六十種元素(當時已知的元素數目)，而是六百億種，它們沒有什么共同之處，另一些很稀有且均勻分布。那么每當我們撿起一塊石子時，它都十分可能由某種未知的元素組成，我們所知道的其他石子的情況對它毫無用處。在每一個對象面前，我們會像新出生的嬰兒一樣，照此辦理，我們便只能服從我們的任性或實用了。假定事實不能復現，科學家便會茫然無措。這樣便不會有科學，也許連思想，甚至連生活也不可能，因為進化在這里不能發展保持的本能。幸好人們沒有出生在這樣的世界上。

可是，哪一些事實是很可能復現的事實呢?彭加勒指出：“它們首先是簡單的事實”([1]，p.364)。有簡單的事實嗎?人們只能二者擇一：或者這種簡單性是真實的，或者元素密切混合起來，以致于無法區分。在第一種情況下，存在著重新遇到同一簡單事實的機遇，無論它在整體上是純粹的，還是它本身作為元素進入復雜的復合體中。在第二種情況下，這種密切的混合同樣比異質的混合復現的機遇更多。機遇只知道如何混合，而不知道如何分解，不知道如何用許多元素建造秩序井然的大廈。而復雜的事實是很少有成果的，各種情況對它們都有敏感的影響，情況為數極多且變化多端，以致我們無法辨認它們。因此，彭加勒得出結論說：“似乎是簡單的事實——即使它們并非如此一－將更容易被機遇恢復。這證實了科學家本能采取的方法，進一步確證它的也許是，經常復現的事實對我們來說似乎是簡單的，恰恰因為我們經常用到它們。”([1]，p.364)

但是，簡單的事實在那里呢?彭加勒回答說：“科學家在兩種極端情形下尋求它，其一是無限大，其二是無限小。”([1]，P.364)天文學家找到了它，因為星球之間的距離極為遙遠，以致于每個星球都可視為質點，它們之間質的差別完全可以忽略不計，質點總比有形狀和質地的物體簡單。物理學家也找到了基元現象，他們想象把物體分割為無限小的立方體，問題的條件在從物體的一點到另一點緩慢而連續地變化著，因此在每一個小立方體內，條件可以視為恒定。以同樣的方式，生物學家本能地認為細胞比整個動物更有趣，結果證明它是明智的，由于對于能夠認出細胞相似性的人來說，屬于各種有機體的細胞比有機體本身更相象。

第三，彭加勒認為：“對于美的渴望也導致我們作相同的選擇”。在他看來，美的事實就是“簡單”的事實和“壯觀”的事實。人們樂于追尋星球的壯觀路線；人們樂于用顯微鏡觀察極其微小的東西，這也是一種壯觀；人們樂于尋找過去地質時代的遺跡，它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它年代久遠。彭加勒指出，正是對于美的追求，即對于宇宙和諧的追求，促使科學家選擇那些最適合于這種和諧(眾美之源)起一份作用的事實。這正如藝術家在他的模特兒的特征中使圖畫完美并賦予它以個性和生氣的事實。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彭加勒選擇事實的幾個標準并非毫不相干，而是彼此關聯、互相滲透的。而且，像復雜的事實和簡單的事實的區分也是相對的。關于事實的選擇，彭加勒還進而議論道：“以規則的事實開始是合適的。但是，當規則牢固建立起來之后，當它變得毫無疑問之后，與它完全一致的事實此后就沒有意義了，因為它們不能再告訴我們任何新東西。于是，正是例外變得重要起來。我們不去尋求相似，我們尤其要全力找出差別，在差別中我們首先應選擇最受強調的東西，這不僅因為它們最為引人注目，而且因為它們最富有指導作用。”([1]，p.365)彭加勒的這些論述也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參考文獻

這三本書的英譯本是H.Poincare，TheFoundationsofScience，AuthorizedTranslationbyG.B.Halsted，TheSciencePress，NewYorkandGarrison，N.Y.,1913.

該書是彭加勒逝世后由其他人集其遺著編輯而成的，英譯本是H.Poincare，MathematicsandScience：LastEssays，TranslatedbyJohnW.Bolduc，DoverPublications，Inc.,NewYork，1963.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16頁。

M.J.妮厄：《十九世紀關于原子的爭論與一種“中性假設”的二難推論》，北京：《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叢刊》，1980年第4期。

篇（4）

關于假設，在彭加勒之前，許多科學家在科學實踐中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過，一些哲學家也對此作了不同程度的論述。特別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明確指出：“只要自然科學在思維著，它的發展形式就是假說。一個新的事實被觀察到了，它使得過去用來說明和它同類的事實的方式不中用了。從這一瞬間起，就需要新的說明方式了——它最初僅僅以有限數量的事實和觀察為基礎。進一步的觀察材料會使這些假說純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純粹地構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構成定律的材料純粹化起來，那么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運用思維的研究停下來，而定律也就永遠不會出現。” ，彭加勒通過自己科學活動的實踐，也達到了類似的認識。他不僅明確地肯定了假設在科學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比較深入地探討了假設問題，他甚至把他的第一部科學哲學著作取名為《科學與假設》。

彭加勒認為，假設并不是荒誕無稽的東西，人們略加思索就會發覺，假設在科學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數學家不可能沒有它，實驗家也少不了它，因為它能夠使我們想像比我們感覺所能向我們表明的大得多或小得多的對象。顧忌假設的科學家無法去發現某些真理。因此，彭加勒指出：“我們應當仔細審查假設的作用，不要對假設簡單地加以責難，這樣我們才能認識到，它不僅是必需的，而且往往是合理的。”提出“建筑在假設之上的科學是否牢固，是否吹一口氣就會使之傾倒”的懷疑是“膚淺的見解”([1]，pp.27~28)。彭加勒斷言：“沒有假設，科學家將永遠寸步難行。”([1]，p.6)

值得注意的是，彭加勒對假設進行了分類研究([1]，pp.135~136、28)。在他看來，假設共有三種：第一種是“極其自然的假設”。這是一種很普遍的假設，人們幾乎不可能回避它們，我們用它來做相關判斷(judgement of relevance)。例如，我們不得不假定遙遠物體的影響完全可以忽略，小位移遵守線性定律，結果是原因的連續函數等等。這類假設只是表面看來是假設，其實只不過是一種隱蔽的約定或定義而已，這類假設在數學及與數學相關的學科中常常遇到。第二種是“中性的假設”。在大多數問題中，解析家在計算之初，或者假定物質是連續的，或者相反，假定物質是由原子構成的。無論他做那一種假定，其結果是一樣的，只是求得結果的難易程度不同。當假設是可選擇的，而它又不能用實驗區分時，它們就是這類假設。這類假設只要它們的特征未被誤解，就不會使我們誤入歧途。它們對于計算或通過具體圖像幫助我們理解是有用的，即有助于整理和堅定我們的思想，從而不存在排除它們的機會。第三類假設是“真正的推廣”。它們是實驗必須證實或推翻的假設。它們是觀察和實驗的直接推廣，無限期地敞開著通向進一步檢驗的大門。不管實驗宣布其合理或不適用，就它們的啟發作用而言，它們總是有價值的。瑪麗妮厄(Mary Jo Nye)在彭加勒論述的啟示下，根據假設在科學知識體系中所起的作用，把假設分為“說明性假設”(保留在物理理論中，是一種協調手段，有益于提示不同現象之間的相互關系)，“啟發性假設”(不具有存在的意義，僅有建議作進一步實驗、觀察或探索綱領的聯接方式中的信息的啟發意義)、“實在論假設”(具有實在論的或存在的意義)并能由實驗直接地或間接地加以驗證) 。這兩種分類方法在形式上盡管不同，但卻具有大致相同的內容。

彭加勒重視假設，但是并未把它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他明確指出：“不憑實驗，基于某些不成熟的假設來說明宇宙，長期以來只是幻想。” ([1]，p.280) “假設應當盡可能迅速、盡可能經常地受到檢驗。當然，它如果經不起這種檢驗，就應當毫無保留地拋棄它。”([1]，p.133)在彭加勒看來，科學家在拋棄他的假設時，不僅不要有病態情緒，而且應當感到高興，因為他從中正好找到了未曾料想到的發現機會。由于科學家的假設并不是在毫無考慮的情況下做出的，他顧及到了可能參與該現象的所有已知因素。如果經驗不支持它，那肯定是遇到了未曾料到的、非同尋常的東西，正是在這里，存在著有待發現的新奇事物。這樣看來，被拋棄的假設遠不是無用的，可以說它比真實的假設貢獻更大。它不僅為判決實驗提供了機會，而且若不作此假設，只是偶爾作了這個實驗，則人們將會一無所獲，至多不過是把一件事實編入目錄中，不能從中得出應有的結果。由此可見，彭加勒不僅看到了假設的正面助發現作用，而且也看到它的反面助發現作用。

彭加勒還要求人們注意：“不可濫用假設，并且只能依次而用，這是很重要的。” ([1]，p.135)他認為最好引入少數基本假設，而不要引入多數特殊假設。例如，在1900年召開的巴黎國際物理學會議上，他在談到洛倫茲的電子論時說，該理論是現存理論中最使人滿意的，但是也有修正的必要。為了解釋邁克耳孫-莫雷實驗，需要引入新的假設，那么每當出現新的實驗事實時，同樣也發生這種需要。無疑地，對于每一個新的實驗結果提出一種特殊假設的作法是不自然的。假使能夠利用某些基本假設，并且不用忽略這種數量級或那種數量級的量，來證明許多電磁作用都完全與系統的運動無關，那就更好了。這實際上是要求在作假設時貫徹簡單性原則，而簡單性原則也是彭加勒所堅持的一個方法論原則。

在本世紀初，揚言要把一切“形而上學”的東西從科學中排除出去的實證主義思潮依然根深蒂固，彭加勒一反其道，強調假設在科學中的意義，顯然有積極意義。

二、直覺是發明的工具

彭加勒主要是一個數學家，他在函數論、代數幾何學、數論，代數學，微分方程、代數拓撲學等分支都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他也是數學直覺主義的創始人(也具有經驗主義的傳統和邏輯主義的成分)。通過親身實踐，他充分肯定了直覺在數學和其他學科中的作用，在《科學與方法》中，他專用一章論述了這個涉及到發明心理學的問題。

彭加勒認為，對于純粹數學家而言，直覺的本領是必要的。他說：“邏輯是證明的工具，直覺是發明的工具。”我們面前有無數條可供選擇的道路，“邏輯可以告訴我們走這條路或那條路保證不遇見任何障礙，但是它不能告訴我們那一條道路能引導我們到達目的地。為此，必須從遠處了望目標，教導我們了望的本領是直覺。沒有直覺，數學家便會像這樣一個作家：他只是按語法寫詩，但是卻毫無思想。” ([1]，p.438)

在彭加勒看來，數學創造不是一項機械工作，它并不在于用已知的數學實在造成新的組合。任何一個人都會做出組合，但是組合的數目是無限的，它們中的大多數完全無意義。創造恰恰在于不作無用的組合，而作有用的，為數極少的組合，而且最富有成果的常常是從相距很遠的領域引出的元素所形成的組合。發明就是在這些組合中進行辨認、選擇。但是，純粹的邏輯不能完全作到這一點，為此必須求助于直覺。只有直覺，才能發現各元素隱微的關系及和諧。

為了把問題引向深入，彭加勒進而提出了“潛在的自我”(the subliminal self)和“自覺的自我”(the conscious self)的概念。在這里，前者是指無意識(或下意識)工作的自我，后者則指有意識工作的自我。潛在的自我能夠產生靈感的直覺認識，有可能一下子洞察到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彭加勒認為：“潛在的自我無論如何也不比自覺的自我低下，它不是純粹自動的，它能夠辨認，它機智，敏銳，它知道如何選擇、如何憑直覺推測。……它在自覺自我失敗的地方取得了成功。一言以蔽之，潛在的自我難道不比自覺的自我優越嗎?”([1]，p.390)

彭加勒以自己如何發明富克斯函數(Fuchsian function)的親身經歷說明了這個問題。他說他曾有兩星期之久欲證明此種函數是否存在，每天坐在桌前用一兩小時作各種組合，仍一無所獲。某天晚上偶飲黑咖啡，興奮得不能入睡，此時各種想法紛至沓來，相互沖突、排斥，終于得到二元素相締合而結成牢固的聯系。第二天早晨即證明有一類富克斯函數存在，可由超幾何級數推出，待寫出結果，只費數小時而已。類似的情況還有幾次。一次是作地質考察旅行登公共汽車時，突然想到定義富克斯函數的變換式與非歐幾何的變換式等價。一次是在悠閑散步時，忽然想到不定三元二次式的算術變換式與非歐幾何的變換式等價。一次是在接受軍事訓練行經大街時，頓悟到解決構造一切富克斯函數的障礙。

彭加勒因此得出結論說：“關于這種無意識的工作條件，尚可說明如下：如果一方面有意識的工作在它之前，另一方面又被有意識的工作尾隨其后，那么這就是可能的，而且肯定是富有成果的。”([1]，p.389)彭加勒關于直覺在發明中的作用以及潛在的自我與自覺的自我的作用的論述是頗有意思的。它告訴我們，產生直覺的條件是：對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過一段時間的認真研究，十分渴望找到解決方法；然后在作無關的事情時，或處于輕松的思想狀態中，突然頓悟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從而使問題迎刃而解。它也告訴我們，直覺產生于大腦的下意識活動，這時大腦也許不再自覺地關注問題了，而還在通過下意識的活動(潛在的自我)思考它。它還告訴我們，直覺出現在意識的邊緣，而不是出現在意識的中心，要不失時機地捕捉它。

三、作為理性美的科學美

彭加勒對科學美(或數學美)具有濃厚的興趣，他說：“一個名副其實的科學家，尤其是數學家，他在他的，工作中體驗到和藝術家一樣的印象，他的樂趣和藝術家的樂趣具有相同的性質，是同樣偉大的東西。” 這種“偉大的東西”就是與藝術美可以相提并論的科學美。在彭加勒看來，數學的目的有三個，除了實用的目的和哲學的目的而外，它還具有美的目的。這就是，“數學家能由此獲得類似于繪畫和音樂所給予的歡樂。他們贊美數與形的微妙的和諧；當一個新發現向他們打開了未曾料到的視野時，他們驚奇不已；他們感到美的特征，盡管感覺沒有參與其中，他們難道能不高興嗎?” ([1]，p.280)

在彭加勒看來，科學美根源于自然美。正因為如此，“數學家把重大的意義與他們的方法和結果的美聯系起來”的作法才“不是純粹的淺薄涉獵” ([1]，p.372)。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毋需擔心，這種本能的和未公開承認的偏見將使科學家偏離對真理的追求。”彭加勒認為，科學家研究自然，并非因為它有用處；他研究它，是因為他喜歡它，他之所以喜歡它，是因為它是美的。如果自然不美，它就不值得了解；如果自然不值得了解，生活也就毫無意義。可是，什么是“自然美”呢?彭加勒斷言，自然美不是“感性美”，即不是“給我們感官以印象的美，也不是質地美和表觀美”；自然美在于其“深奧的美”(profounder beauty)，即“潛藏在感性美（sensuous beauty）之后的理性美(intellectual beauty)”。彭加勒說他完全不是小看感性美，只是“這種美與科學無關”。而深奧的美“在于各部分的和諧，并且純粹的理智能夠把握它。正是這種美使物體，也可以說使結構具有讓我們感官滿意的彩虹般的外表。沒有這種支持，那些倏忽即逝的夢幻之美其結果就是不完美的，因為它是模糊的、總是短暫的。相反，理性美可以充分達到其自身，科學家之所以投身于長期而艱巨的勞動，也許為此緣故甚于為人類未來的福利。”([1]，pp.366~368)

科學美在于自然的理性美，而這種理性美必須由人的理智來把握，因此科學美必然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彭加勒看到了這一點，他說：“美的事物是其本身最適合于我們理智的事物，因此它們同時是這種理智最了解如何使用的工具。”([1]，p.367)“一言以蔽之，數學的美感只不過是由于解與我們思想需要的任意一致的滿足，正因為這種真正的一致，這個解在我們看來才能夠成為工具。”([1]，pp.372~373)而且，科學美像藝術美一樣，并非每一個人都能領略和體會到的，“只有少數有特殊能力的人才能充分地享受它” ([1]，p.280)。

與科學有關的理性美，即科學美的含義和內容是什么呢?彭加勒對此雖未做出十分肯定的回答，但是他卻把“雅致”(elegance)、“和諧”(harmony)、“對稱”(symmetry)、“平衡”(balance)、“秩序”(order)、“統—”(unity)、“方法的簡單性”(simplicity of the means)、“思維經濟”(economy of thought)等賦予科學美。彭加勒說：“在解中、在證明中，給我們以美感的東西是什么呢?是各部分的和諧，是它們的對稱、它們的巧妙平衡。總而言之，就是引入秩序，給出統一，容許我們清楚地觀察和理解整體與細節的東西。”這種科學美也表現為“方法的簡單性和問題集合的復雜性的對立”，而且“與思維經濟密切相關” ([1]，p.373)他還說：“被我們賦予優美和雅致特征的、能夠在我們身上激起美的情感的數學實體是什么呢?它們是這樣的實體：其元素和諧地配置，以致當思想認識到細節時，能夠毫不費力地包容整體。這種和諧立即滿足了我們的審美需要，有助于它所證實和指導的思想。與此同時，一個秩序井然的整體處于我們的雙目之下，使得我們能預見數學定律。”([1]，pp.391~392)但是，在這形形的含義中，彭加勒最為強調的是“和諧”，他甚至把其它含義也包容于“和諧”的概念之中，有時干脆認為，“普遍和諧是眾美之源”([1]，p.209)，“內部和諧是唯一的美”([1]，p.285)。

彭加勒把科學美作為選擇理論的一個標準和科學發現的奇妙工具。他說，在由潛在的自我盲目形成的組合之中，幾乎所有的都毫無興趣，毫無用處；正由于這樣，它們對美感毫無影響，意識將永遠不了解它們。只有某些組合是和諧的，因而同時也是有用的和美的。它們將激起數學家的特殊感覺，特殊感覺一旦被喚起，就能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它們，從而為它們變為有意識的提供機會([1]，p.392)。彭加勒詳細說明了這種審美判斷能從類似、新奇，對立中做出新發現。他說，我們愈清楚地一瞥即見這種集合體，我們就愈能更好地覺察它與其他鄰近現象的類似性，因而也就有更多的機會預言可能的推廣。在意外地遇到我們不習慣于匯集的對象的情況下，美可以產生未遇見到的東西的感覺；它再次是富有成果的，由于它向我們揭示出未被認識到的親緣關系。即使當它僅僅起因于方法的簡單性和問題集合的復雜性的對立，它也是富有成效的。于是，它能促使我們思考這種對立的原因，并且每每促使我們認識到，機遇并不是其原因，該原因能在某一未曾料到的規律中發現([1]，pp.372~373)。彭加勒斷言：“正是這種特殊的審美感，起著微妙的篩選作用”，“這就充分地說明，缺少它的人永遠不能成為真正的創造者。”([1]，p.392) 彭加勒指出，追求科學美是激勵科學家的巨大精神力量。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在這方面甚至講得有些過分。他說：“我們所作的工作，與其說像庸人認為的那樣，我們埋頭于此是為了得到物質的結果，倒不如說我們為了感受這種審美的情感，并把這種情感傳給能體驗這種情感的人。”([5]，p.140)他甚至認為，真理是美與真的統一，追求科學美也即是追求真理。他說：“唯有真理才是美的”([1]，p.205)，“為真理本身的美而忘我追求真理也是合情合理的，這種追求能使人變得更好”，“理性美能使理性變得可靠、有力”([1]，P.368)。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創造。” 彭加勒關于科學美的論述不期而遇地涉及到“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創造”的問題。科學創造中的審美判斷說明，人們在提出新理論時，主觀的和心理的狀態起著重要的作用。誠如愛因斯坦所說：“科學作為一種現存的和完成的東西，是人們所知道的最客觀的，同人無關的東西。但是，科學作為一種尚在制定中的東西，作為一種被追求的目的，卻同人類其他一切事業一樣，是主觀的，受心理狀態制約的。” 彭加勒關于科學美的觀點是比較深刻的、有見地的，值得進一步探討與發掘。

四、事實與事實的選擇

彭加勒關于事實和事實的選擇有不少比較重要的論述，其中有些具有啟發性，現分述如下：

1.未加工的事實和科學的事實

彭加勒對“事實”這一概念并未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不過他把事實區分為“未加工的事實”(the crude fact)和“科學的事實”(the scientific fact)。他舉例說，借助于可動的反射鏡觀察電流計的偏轉，反射鏡把明亮的光點投射到刻度尺上。在這種情況下，來加工的事實是光點移到刻度尺上，而科學的事實則是電流通過回路。又如做實驗時得到某些原始數據，然后通過取平均值校正偶然誤差，并通過弄清其產生的原因校正系統誤差而得到最終數據，那么前者是未加工的事實，后者則是科學的事實。

彭加勒認為，未加工的事實和科學事實之間的界限既不能嚴格地，也不能精確地劃定。他以日蝕為例說明這個問題：

1)不學無術的人說：天變暗了。

2)天文學家說：日食發生在九時。

3)天文學家又說：日食發生在根據牛頓定律制定的表格中所推算的時間內。

4)伽利略最后說：日食是地球繞太陽旋轉的結果。

可是，未加工的事實和科學事實之間的界限在那里呢?人們也許會說，它在第1)和第2)之間。可是，2)和3)之間存在著較大的間隔，而3)和4)之間的間隔更大。

況且，2)還可以再細分為：

2)我說：日食發生在九時。

2a)當我的鐘表指向九時，日食發生了。

2b)我的鐘表慢十分鐘。日食發生在九時十分。

彭加勒認為，這還不是全部。2)的兩個分段也還不是最小的間隔，1)也可以細分。一個目睹日食的人感覺到昏暗的印象，這種印象又促使他做出天空變暗了的結論，必須把印象和結論區別開來。在某種意義上，頭一個事實才是未加工的事實，而第二個事實已經是一種科學的事實了。甚至在天空色彩的濃淡方面，也能想象出許多細微的差別，以代替實際顯示出來的差別。

但是，兩種事實之間畢竟還有相對的差別。彭加勒認為，兩種事實陳述的差別正如同一個未加工的事實用法語陳述和用德語陳述二者的差別一樣，科學的事實無非是把來加工的事實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每一個科學事實都是由許多未加工的事實形成的。科學家不能憑空創造科學的事實，他用未加工的事實制作科學的事實，因而他不能自由而隨意地制作科學的事實。彭加勒得出結論說：“總而言之，事實就是事實，如果它們以證實了某一種預言而出現，這并非是我們自由活動的結果。在未加工的事實和科學的事實之間不存在精確的界限；我們只能說，事實的這樣一種陳述比另外一種陳述更為粗糙，或者相反地，更為科學而已。”([1]，p.333)彭加勒關于未加工的事實和科學的事實之間的分類澄清了在“事實”這一概念上的某些混亂。當今有人建議：把作為在空間和時間中客觀存在的事件、現象或事物的事實標記為“事實Ⅰ”，而把用某種語言對事實的描述標記為“事實Ⅱ”。這與彭加勒的分類有相似之處。

2．必須在事實中做出選擇

彭加勒認為，自然界的事實是無窮無盡的、形形的。不僅如此，針對同一個未加工的事實，科學家原則上可以制作出無數的科學的事實。而且，不管我們能動性如何，事實跑得比我們快，我們不能夠捉住它們。當科學家發現一種事實時，在他身體一立方毫米內已發生了數以億計的事實。另一方面，科學家的頭腦只能顧及宇宙的一隅，而不能包容整個宇宙。因此，在自然界提供的無限的事實中；科學家必須拋棄一些，保留一些。

事實是有等級的，有秩序可尋的，于是科學家才有可能從中做出明智的選擇。一些事實沒有影響，除了它本身而外，它們不能告訴我們任何東西，弄清它們的科學家除這一事實外學不到任何東西，并且科學家也不能預言新事實，這樣的事實一旦出現，肯定不會復現。另一方面，也有產生許多成果的事實，它們中的每一個都能告訴我們新定律。由于必須做出選擇，科學家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在這些事實上。

3．選擇事實的標準

彭加勒說，如果對于事實的選擇僅僅取決于任性或直接的實用，那么就不會有為科學而科學，其結果甚至無科學可言。在他看來，人們應以下列幾點作為選擇事實的標準。

第一，要選擇那些有觀察和了解價值的事實，這些事實有助于做出預言、發現定律。彭加勒指出，一個孤立的事實獨自并沒有什么重要性。如果人們有理由設想，它能使某些未完成的和諧完滿起來，有助于預言其他事實，或者更好些，如果在做出預言時，它的檢驗是一個規律的證實，那么它就變得使人感興趣了。

彭加勒認為，這種能使人做出預言、發現定律的事實，它們與許多其他在我們看來并非孤立的，而是和另外的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事實是類似的。孤立的事實吸引著大家的眼睛——外行人的眼睛和科學家的眼睛，這些事實的類似是深奧而隱蔽的。唯有真正的物理學家才知道如何去觀察連結許多事實的結合物，分辨出隱藏在未加工的事實中的精髓。彭加勒以數學為例。他說，我們從各種元素能得到億萬個不同的組合。但是，這些組合之一若是孤立的，則其毫無價值可言。當這一組合在一類相似的組合中找到位置，當我們注意到這一相似時，它就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了。我們就不再是描述一個事實，而是一個規律。

第二，要選擇那些多次運用的事實，即具有一再復現機會的事實。在彭加勒看來，假定不是六十種元素(當時已知的元素數目)，而是六百億種，它們沒有什么共同之處，另一些很稀有且均勻分布。那么每當我們撿起一塊石子時，它都十分可能由某種未知的元素組成，我們所知道的其他石子的情況對它毫無用處。在每一個對象面前，我們會像新出生的嬰兒一樣，照此辦理，我們便只能服從我們的任性或實用了。假定事實不能復現，科學家便會茫然無措。這樣便不會有科學，也許連思想，甚至連生活也不可能，因為進化在這里不能發展保持的本能。幸好人們沒有出生在這樣的世界上。

可是，哪一些事實是很可能復現的事實呢?彭加勒指出：“它們首先是簡單的事實” ([1]，p.364)。有簡單的事實嗎?人們只能二者擇一：或者這種簡單性是真實的，或者元素密切混合起來，以致于無法區分。在第一種情況下，存在著重新遇到同一簡單事實的機遇，無論它在整體上是純粹的，還是它本身作為元素進入復雜的復合體中。在第二種情況下，這種密切的混合同樣比異質的混合復現的機遇更多。機遇只知道如何混合，而不知道如何分解，不知道如何用許多元素建造秩序井然的大廈。而復雜的事實是很少有成果的，各種情況對它們都有敏感的影響，情況為數極多且變化多端，以致我們無法辨認它們。因此，彭加勒得出結論說：“似乎是簡單的事實——即使它們并非如此一－將更容易被機遇恢復。這證實了科學家本能采取的方法，進一步確證它的也許是，經常復現的事實對我們來說似乎是簡單的，恰恰因為我們經常用到它們。”([1]，p.364)

但是，簡單的事實在那里呢?彭加勒回答說：“科學家在兩種極端情形下尋求它，其一是無限大，其二是無限小。”([1]，P.364)天文學家找到了它，因為星球之間的距離極為遙遠，以致于每個星球都可視為質點，它們之間質的差別完全可以忽略不計，質點總比有形狀和質地的物體簡單。物理學家也找到了基元現象，他們想象把物體分割為無限小的立方體，問題的條件在從物體的一點到另一點緩慢而連續地變化著，因此在每一個小立方體內，條件可以視為恒定。以同樣的方式，生物學家本能地認為細胞比整個動物更有趣，結果證明它是明智的，由于對于能夠認出細胞相似性的人來說，屬于各種有機體的細胞比有機體本身更相象。

第三，彭加勒認為：“對于美的渴望也導致我們作相同的選擇”。在他看來，美的事實就是“簡單”的事實和“壯觀”的事實。人們樂于追尋星球的壯觀路線；人們樂于用顯微鏡觀察極其微小的東西，這也是一種壯觀；人們樂于尋找過去地質時代的遺跡，它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它年代久遠。彭加勒指出，正是對于美的追求，即對于宇宙和諧的追求，促使科學家選擇那些最適合于這種和諧(眾美之源)起一份作用的事實。這正如藝術家在他的模特兒的特征中使圖畫完美并賦予它以個性和生氣的事實。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彭加勒選擇事實的幾個標準并非毫不相干，而是彼此關聯、互相滲透的。而且，像復雜的事實和簡單的事實的區分也是相對的。關于事實的選擇，彭加勒還進而議論道：“以規則的事實開始是合適的。但是，當規則牢固建立起來之后，當它變得毫無疑問之后，與它完全一致的事實此后就沒有意義了，因為它們不能再告訴我們任何新東西。于是，正是例外變得重要起來。我們不去尋求相似，我們尤其要全力找出差別，在差別中我們首先應選擇最受強調的東西，這不僅因為它們最為引人注目，而且因為它們最富有指導作用。”([1]，p.365)彭加勒的這些論述也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參考文獻

這三本書的英譯本是H. Poincare，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G.B. Halsted，The Science Press，New York and Garrison，N.Y.， 1913.

該書是彭加勒逝世后由其他人集其遺著編輯而成的，英譯本是H. Poincare，Mathematics and Science：Last Essays，Translated by John W.Bolduc，Dover Publications，Inc.， New York，1963.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16頁。

M.J.妮厄：《十九世紀關于原子的爭論與一種“中性假設”的二難推論》，北京：《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叢刊》，1980年第4期。

篇（5）

首先是稱為“自然主義”的社會科學形態。以霍布斯和笛卡爾為首的物理代表，構造了相應的自然主義社會形態。自然主義是指社會科學家盲目模仿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語言，用自然實體、自然因素和自然規律來解釋人類社會。大約自16、17世紀以來，自然科學一直左右著人類全部的思想主義，自然主義成為近代社會科學的主要潮流。

其次，從18世紀開始，產生了對自然主義和客觀主義的批判，以意大利思想家維柯、英國哲學家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為代表的想象科學、主觀主義、懷疑主義。維柯認為笛卡爾的知識論單純的指向了數學和物理學，忽視了人類活動的其他領域，在批判的同時，確定自己的方法論原則。維柯認為，我們能夠確切知道的只是我們認知者本人所創造或制造出來的東西，歷史是人創造的，所以我們可以認識歷史，而大自然不是我們創造的，因此我們人類的理性是不能獲得對于物質實在的清楚認識，而歷史學的方法是想象，通過想象，研究歷史和文化事件，也能給人以象笛卡爾給數學和物理一樣確鑿有效的知識。因此他以想象科學來批判自然主義。同時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的主觀主義也是對近代自然科學尤其是心里學的一種總結。

二、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簡單介紹

韋伯對當代社會科學和社會思想做出的巨大貢獻主要是其方法論學說。他的方法論主要集中要解決四個問題：一是社會學家如何去認識社會：即用“理解”的方法；二是社會學家應采取何種態度，即“價值關聯”和“價值中立”的原則；三是社會科學應采用何種普遍適用的方法，即“理想類型”；四是研究社會的主要著眼點是什么，即“社會行動”。

在《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和“客觀性”》一文中，韋伯指出：社會科學的對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規定包含著兩種基本的要素，即價值和意義。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研究的對象也是實在，而實在之所以進入社會科學的領域成為文化科學的對象，并非因為它原來就如此，而是因為它在與研究者的價值關聯中變得重要了，它便對我們有了意義。實在本身絕非當然的文化現象。韋伯強調指出：“任何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不是指我們認為某種或任何一種一般的文化有價值，而是指我們是文化的人類，秉具有意識地對世界采取一種態度和賦予它意義的能力和意志”。而因價值關聯有意義的文化事件總是個別的現象，這不僅指它是一次性發生的事件，因而具有獨一無二的性質，而且還意謂它始終與特定的價值觀念相關聯而產生特殊的意義。這種雙重的個別性決定了如下一點：人們無法用自然科學的認識方法即建立精確地自然規律的方法來達到文化科學的認識目的。

綜上可以看出，韋伯的方法論對當代社會科學的發展有著巨大的貢獻，但韋伯德爾方法論在有重要意義的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它充斥著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矛盾，但卻又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學說，雖因本身的矛盾性，受到后來各個社會學家的質疑，但韋伯所創立的方法論學說對后世的影響還是非常深遠的。

篇（6）

辯證唯物主義是內容十分豐富的科學體系。《矛盾論》關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觀點，為我們因時、因地、因勢地解決安全生產難點提供了科學的思維方法。圍繞安全生產，我們在實踐中注重多采用比較的方法和分類的方法。通過比較，認識自我、查找不足，發現長處、取長補短；通過分類，把握重點、解決突出問題，找準關鍵、建立長效機制。供電企業第一位的社會責任和政治責任，就是要確保電網安全、穩定、可靠供電。我們將積極構建以提高供電可靠率和設備可靠性為中心的生產管理和技術管理，特別在技術方面下大力氣，進一步掌握電網安全管理的主動權。在電力規劃上，適度超前構建主網架，優化電網結構，為電網安全夯實基礎；在電力設計上，重點針對當前電力設施遭受外力破壞和自然災害威脅的突出問題，研究采取新的安全防范措施，研究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渠道：在設備管理上，根據新設備、新材料大量應用于電網的實際，制定并執行好相應技術規范。提高電網的運行水平；在檢修維護上，從提高電力設備的安全可靠性出發，將狀態檢修和周期性檢修同步進行，有效降低事故幾率。我們將把工作重心放到作業班組、作業人員、作業現場，把安全工作重點放到各項工作要求和規程規定的落實和執行上，把全面、全員、全過程、全方位、全時段的安全管理與監督落到實處，做到責任到位、措施到位、管理到位，按照全面一體標準化的要求，切實做到“凡事有人負責，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據可查，凡事有人監督”。

篇（7）

“社會科學方法論是開放的科學體系”，這一論斷從表層來看似乎是毋庸贅述的理論事實。然而，如果把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立過程及其理論建構的現狀作為考量因素，則有必要對這一論述的邏輯合理性進行進一步的理論闡述。有人會說，既然這個論點已成毋庸置疑的理論事實，那么，從其他考量因素出發對這一理論事實進行闡述豈非多此一舉。然而，真正的理論事實是要經得住考量的，倘若認定其為理論事實的依據僅僅為表層，怕是難逃不嚴謹之嫌。因而，以社會科學方法論建立過程及理論建構的現狀為考量因素，對“社會科學方法論是開放的科學體系”這一論述的邏輯合理性進行理論闡述，是極為必要的。

社會科學方法論是科學的理論體系

有觀點認為，19世紀中期，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構建了整體上最為科學、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遺憾的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至今仍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在此，我們需要闡明的是，我們對社會科學方法論體系開放性邏輯基礎的研究和闡述，并非意味著我們對此理論持懷疑態度，而是承諾社會科學方法論是科學的體系。對這一問題的理解，我們可以從體系的定義本身入手。體系，顧名思義，形成為一體，即整體，組成為系，即系統。體系，是指由若干具有相互關聯的事物或某些意識相互聯系而構成的一個整體：如工業體系、思想體系、理論體系等。體系的構成需要量的規定，即一個事物或意識不能形成體系，而是由至少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要素構成；體系的構成也需要質的規定，即構成體系的要素是特定的，相互關聯的，并不是隨便哪些要素都能構成體系的。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科學的理論體系，其要素既有量的規定也有質的規定。社會科學方法論有其特定的、若干具有相關性的組成要素，就其理論內容來看，社會科學方法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根本方法，包括以實踐為基礎的研究方法，這體現了的實踐基礎；社會系統研究方法、社會矛盾研究方法、社會過程研究方法，這體現了的辯證思維；社會主體研究方法、社會認知與評價方法，這體現了的主體性原則；社會科學研究的世界視野，這體現了的世界眼光。

社會科學方法論就其理論內容來看，涉及了主體與客體、系統和要素、矛盾和過程、個人與群眾、認知與評價、世界歷史與民族歷史等一系列關乎社會發展中的重大關系問題，這些問題與要素是相互關聯的，而且都貫穿著基本的理論原則，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則，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則等等。而從系統概念的角度而言，可以認為社會科學方法論中的各個方法要素構成了一個方法論體系。而且這個體系之所以是科學的，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其開放性，它不斷與其自身以及系統之外的環境進行所謂的信息能量的交換，在開放性中不斷的豐富和發展自己。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哲學基礎決定其開放性的理論品格

世界觀與方法論具有一致性，有何種世界觀就會有何種方法論。人們在世界觀或哲學觀的指引下，去觀察、發現、分析、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和現象，這就構成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世界觀、哲學觀在方法論上的具體體現。可以這么說，哲學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哲學基礎，它決定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開放性理論品格，這一品格在其研究對象、適用范圍以及理論視野方面都有所呈現。

哲學的研究對象具有開放性。其研究對象是實踐基礎上的人與世界的關系，而其理論旨趣在于探索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一般規律，從而能夠正確的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這種實踐是植根于開放的社會實踐和社會現實之中的，哲學是從社會實踐和社會現實當中走出來的，也必然要回到社會實踐和社會現實當中去發展。這就決定了作為哲學觀基礎上的具體方法論，社會科學方法論在與社會實踐和社會現實的互動中能夠展示出自己所特有的開放性，同時，“社會科學方法論把對社會的研究納入自然―社會的大系統中加以考察，賦予社會認識活動以宏觀的歷史背景……在各種社會要素的有序聯系中揭示社會有機體的內在組織結構……”①。這決定了社會科學方法論體系必須是開放的系統。

哲學的理論視野是開放性的。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繼承了近代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英法空想社會主義學說，深刻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和發展趨勢，科學總結無產階級斗爭的實踐經驗，創立了。在社會歷史觀上，馬克思從實踐的唯物主義觀點出發，主張用社會存在去解釋社會意識，從而深刻批判了唯心主義對社會歷史的主觀臆斷，認為社會認識的出發點應該是現實的、有生命的、從事實際活動的人。馬克思深刻分析了舊唯物主義者在社會歷史領域陷入唯心主義的原因，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②哲學這種批判性的理論視野正展示了其自身的開放性，以此哲學觀為指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也必然會在人類發展的新的歷史境遇和歷史條件中，總結歷史經驗，借鑒和吸收人類一切文明的成果，直面當下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各種理論和方法，從而不斷豐富和發展自身的理論體系。

哲學的適用范圍是開放性的。哲學是面向整個人類世界的，所以，它面對的不僅僅是人、自然界或者人類社會的某一個層面、方向或領域，而是整個人類世界，系統掌握人與整個世界的關系，這也決定了其歷史使命是爭取無產階級和人類的解放，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讓人類生存的“必然王國”向著“自由王國”邁進。社會科學方法論在這樣的哲學觀指導下分析處理社會問題，相應的或者自然而然的也獲得了其開放性的理論品格。它作為各門具體社會科學的直接的方法論指導，必須指向自然界、人類社會及人自身，而不能局限于某一個狹窄的領域；哲學是面向未來的，它從徹底的唯物辯證法出發，強調世界并非是既定事物的集合體，而是一個過程的集合體，所有事物隨時隨地處于發展變化中，人類、自然界以及人類社會并非已經完成的既定的存在，而是處于一個不斷生成、發展、完善的過程中。以這種哲學觀為指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也相應地獲得了其開放性理論品格，“在社會的相對穩定中揭示社會的運動與變化，在社會的運動變化中揭示社會發展的趨勢和規律，在社會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交互作用中揭示社會發展的動因與條件，全方位勾畫社會有機體的立體和動態結構。以對現實的把握為基點，去回溯社會發展的歷史、展望社會發展的未來。”③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貫穿了開放性理論品格

首先，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本身即是開放性思維的具體呈現。一直以來，人們傾向于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已經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完整而全面的方法論，那么，構建一個社會科學方法論就多少顯得有些多余。對此，我們應該正確的認識哲學方法論與一般科學方法論以及具體科學方法論的關系。從方法論來講，歷史唯物主義是高度抽象的，適用于所有領域的哲學方法論，但它與一般科學方法論和具體科學方法論又存在不同。相對于歷史唯物主義而言，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一種具體的方法論，它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形成的。同時，相對于各門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來說，社會科學方法論又是一種一般的方法論，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性的指導意義。有人可能會說，歷史唯物主義對各門具體社會科學研究同樣具有指導意義，從這個角度而言，社會科學方法論指導意義的價值似乎值得商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社會科學研究的指導性是間接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連接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社會科學研究的橋梁，其理論體系的構建是極為重要且必要的。

其次，社會科學方法論建構的過程中貫穿了開放性的理論原則。它積極地揚棄了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理論成果，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融合了傳統社會科學方法來構建自己的理論系統。西方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有其悠久的歷史，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提出了許多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為兩組相互對立的傾向：一是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對立；二是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對立。科學主義（實證方法）的傾向，主張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規范來建構人文社會科學；人文主義（理解方法）的傾向，主張運用解釋學的方法來建構人文社會科學，否認自然科學方法在人文社會研究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方法論個體主義認為個人及其行動是先于社會的，是社會運動和社會結構的基礎，主張以個人分析為基點去解釋社會現象；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社會是先于個人的，主張從社會環境角度，以社會整體分析為基點去解釋社會會現象。無論是科學主義方法論還是人文主義方法論，無論是個體主義方法論還是整體主義方法論，其所建立的社會哲學基礎都沒有正確的解釋和處理自然、人類和社會的關系，其方法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弊端。

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不能正確地看待自然和社會的辯證關系，或用自然性來夸大自然和社會的對立，或用社會性來抹殺自然和社會的聯系；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不能正確地看待和處理人和社會的關系，或用個人的主觀性、精神性忽視社會的客觀性、整體性，或用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抹殺個人的主觀性、精神性。雖然以韋伯、溫奇、吉登斯為代表的社會學家試圖綜合科學主義方法論和人文主義方法論以及個人體主義方法論和整體主義方法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努力只是在方法論的漩渦中打轉。社會科學方法論以歷史唯物史觀為基礎，從根本上正確地確立了自然、人以及社會的關系：“人類社會與自然是對立而統一的，構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運動，而人類社會同自然界對立的基礎及其相互作用發生的根本途徑即社會的物質生產勞動……人類社會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雙重關系的統一，實踐是這種雙重關系統一的基礎，是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歷史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系是一種辯證關系，人的活動既改造著自然、社會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會和人自身的制約，人是能動性和受動性的統一。”④

社會科學方法論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融合了傳統社會科學方法來構建自己的理論系統：確立了社會研究方法的實踐基礎；社會系統研究方法的重大原則；社會矛盾研究中的利益矛盾與利益分析方法、階級矛盾與階級分析方法、階層矛盾與階層分析方法；社會過程研究中的歷史主義的方法、科學預見的方法、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社會主體研究方法中強調“現實的人”是社會歷史研究的出發點、人的生存狀態是社會發展狀況的尺度、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綜合、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社會認知與評價方法中堅持從人民大眾的立場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認知，在實踐中做經驗觀察與事實描述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抽象和概括、分析和綜合，確立了評價社會的社會生產力根本標準和人民利益的最高標準；在“世界歷史”的研究中堅持以世界的眼光觀照當代社會發展，辯證地理解全球化與民族化、統一性與多樣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等等。

結語

總之，從社會科學方法論建構的哲學基礎、建構的過程和現狀等因素進行考量，其獲得了理論系統開放性的邏輯基礎，可見“社會科學方法論是開放的科學體系”這一論述是經得住推敲的。但在經濟全球化和新技術革命深刻改變著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今天，任何一種理論體系都應以開放的心態不斷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從而適應時展需求。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個系統而科學的理論體系，應當以更加開放的心態促進自身發展。

首先，要堅持對自我系統內部的開放，始終保持自我批判的態度和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這可以使其在日新月異、變幻紛呈的世界中不斷吐故納新，始終流淌著新鮮血液，同時也是使其在激蕩的時代變遷中始終發揮其作用的基礎。可以這么說，任何一種科學理論體系都不是完美的，這種不完美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科學理論體系本身存在的缺陷，另一個方面是科學理論體系在時代的發展和變遷中逐漸呈現出“脫離”的狀態。而這兩個問題的解決，都要求其具有自我批判的態度和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否則，本身存在的缺陷難以被發現和補救，隨著時代的發展表現出愈來愈多的不適應性，最終結果只能是被淘汰。

其次，要堅持對系統外部的開放，科學地對待其他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一個固執己見、封閉自己的人很難真正融入社會和人群，更談不上自身發展和價值的實現，同樣，一種社會科學方法論如果“孤芳自賞”，則很難有更好的發展和突破。盡管社會科學方法論得到了高度認可，但這并非意味著其他社會科學方法論就無存在的必要性，社會科學方法論應堅持系統外部的開放，對其他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優勢和劣勢給予全面、客觀而深刻的認知，以平等的態度與之對話，積極主動地與之交流，吸收其有益的東西納為己用。總而言之，社會科學方法論與其他社會科學方法論之間應該是相關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

（作者單位：吉林農業大學學院；本文系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研究成果，項目編號：L12DKS021）

【注釋】

①③《與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9頁，第10頁。

篇（8）

[Abstract]: Marx 's whole world view is a method, therefore, studying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focus lies in the methodological mastery. So far,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 still is a kind of advanced thought. This article on the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scientific methodology method were analyzed.

[Key words]: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ology

政治經濟學是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主要方法包括：馬克思政治經濟社會矛盾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和階級分析方法，其中矛盾分析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核心。本文也主要對這三種方法進行分析。

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矛盾分析方法

馬克思將分析矛盾引入到政治經濟學中，對矛盾分析清楚后，再分析經濟問題。在現實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中存在很多矛盾，這些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各自代表為了獲得更多利益而產生的，如勞動創造的價值和支付的工資之間的矛盾、產品價值與售價之間產生的矛盾、無產與資產階級兩種階級之間的矛盾等，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否成熟的主要標志就是看它們是否承認這些真實存在的矛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矛盾分析法主要包括：

（1）雖然已經統一了各種社會經濟關系，但是這些社會經濟關系中還存在對立的一面，因此，要很好的把握住這對立的一面。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矛盾分析法中把握對立就是指在分析事物時，將事物看作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從它們內部的對立面來否定它們相對對立的性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對立現象普遍存在。但是這里所說的對立并不是說各種經濟關系外在對立，要想闡述各經濟關系對立的本質涵義，必須從各種經濟關系的相互依賴中把握它們的相互否定的對立性質。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之一的David Ricardo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各類經濟關系是存在對立的，并且他以此構建了屬于他的理論體系。但是最終他還是以失敗告終，這是因為它對各種經濟關系之間的對立進行研究主要是從形式邏輯的思維出發，它認為這些經濟關系之間的對立沒有相互聯系、沒有相互轉化的關系。例如李嘉圖認可的勞動價值理論，但是該理論不能解決勞動力得不到同等價值的問題，工人勞動所得的工資與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成對立關系，而不能相互轉化分析這種對立。其實李嘉圖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的工人工資是作為資本的投入創造了價值，那么工人創造的價值中所包含的剩余價值滲入到了工人創造的價值中，從而導致其理論最終以失敗告終。

（2）從社會經濟關系的對立中把握統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社會矛盾的分析方法中從社會經濟關系的對立中把握統一就是仍然將事物看作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從它們內部的對立面來把握它們的統一性質。在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認識的前提下，把握資本主義諸多經濟關系中的統一，這樣才能表示認識經濟現象。但是，必須在它們內部的對立面把握它們的統一性質，這是真正把握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統一性。這種統一性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認識的前提。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統一的經濟關系內部存在，使得社會中經濟關系的統一非常必要，這也指明了各種經濟關系統一的方向。

（3）社會經濟關系范疇對立統一的基礎是堅持用人的實踐。由人類實踐所不斷生成的對立統一才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社會矛盾分析方法中的對立統一，而并非是表面上的抽象對立統一。因此，社會經濟關系范疇沒有永恒的經濟范疇，都是將人類的社會實踐作為基礎，隨著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變化而變化。而且，社會經濟關系范疇是不斷變化的，其一直是以獨立統一著稱，其是一個不斷更新過程，消滅-產生-消滅……，這個過程同時也是由人類不斷開展社會實踐而實現的。隨著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不斷開展，人類對實踐中的經濟認識也越來越高，消滅原來的經濟關系范疇，建立新的經濟關系范疇，或者擴展原來的經濟關系范疇。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主義分析方法

篇（9）

生物化學是醫學領域中的一門前沿學科，是醫學生必修的基礎理論課。為適應社會對“實用型”人才的需要，在有限的學時內教會學生最基本的生化理論知識，突出生化的臨床應用，筆者近幾年在生化課堂教學中運用科學方法論即系統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指導教學實踐，變知識儲備式為智能開發式的教學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現將其基本做法論述如下。

1.系統方法的運用

系統方法是把系統各個要素綜合起來進行考察和統籌，以求得系統整體功能最優化的科學方法論。因此教師必須對生化課堂教學系統中各要素有較明確的認識，對以物質代謝為主線內容的生化“雙基”的系統設計有整體的概念，通過要素和結構的優化，實現整體功能的優化。

1.1明確生化課堂教學系統及其教學過程的系統設計

生化課堂教學系統是由多種要素構成的復雜組合。從系統論的觀點看，生化教師和學生是構成生化課堂教學系統中人的要素，是控制和制約生化課堂教學系統運行的主導因素;生化課堂教學內容是系統中的信息要素;生化課堂教學媒體是系統中的物質要素，是信息的載體;學校這個特定的空間和生化教師教授與學生學習(借助于生化教學媒體)的時間流程是生化課堂教學系統中的時空要素。生化教師在備課時要注意統一協調生化課堂教學系統中各要素間的相互關系，使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作用協調進行。

教學設計是應用系統方法對教學活動進行系統規劃的過程，它包含教材處理設計(包括教學目標的制定與實施)、教學策略的設計(包括教學原則、方法、手段、學法等)、教學評測的設計、教學反饋和教學調控的設計。生化教師必須把系統論的思想作為教學設計中不可缺少的軟件。

1.2系統論整體優化原理的運用舉例

系統論的整體優化原理，特別強調對學習對象的整體感知，整體把握。系統論認為，整體性是系統最基本的屬性，而每個教學單元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知識系列，強調單元系統的整體設計，這是系統論整體優化原理在教學領域中的一項具體運用。任何系統只有通過各要素和結構的優化，才能實現整體功能優化。系統和整體，等于各要素的功能總和再加上結構優化組合功能，所以部分加部分大于整體。以“糖和脂類代謝、生物氧化”單元整體綜合測評系統為例:該系統按技能要求分為三個組塊，即定性知識(糖、脂類的分解與合成代謝的有關途徑、定義、生理意義以及相互聯系;生物氧化的基本理論，ATP生成方式。)、定量計算(1mol脂肪酸徹底氧化;糖和糖原無氧氧化、有氧氧化;甘油徹底氧化;R一經基丁酸徹底氧化等生成ATP數。)和實驗問題(有關血糖測定、尿酮體測定的原理、操作、鑒別、推斷)。從而使單元知識完整化、專題化、結構化，有利于復習、小結、反饋和矯正，使學生的能力在測評過程中得到加強。另外要重視這些組塊間的相互聯系，不能只是單純孤立地測評各部分知識，例如在最后設計兩個橫向聯系強的題目:(1)歸納繪制糖和脂類的物質代謝聯絡圖;(2)寫出1mol甘油分子徹底氧化的途徑及生成多少mol分子ATP。從中可發現學生是否在橫向聯系上有困難，教師進一步矯正。在為學生提供再次學習機會的同時，增強了學生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和對所學單元的認知態度。

2.信息方法的運用

從現代信息科學看課堂教學過程，它是一個有序開放的信息系統。生化信息(包括知識信息、教學狀態信息和教學環境信息)是生化課堂教學系統運行的基礎，生化課堂教學系統運行過程就是生化信息獲取、加工和使用的過程。生化教師運用信息論的有序原理指導課堂教學、分析生物化學的教學過程，就把傳統教學對信息的自發調控變為現代教學對信息的自覺調控。

2.1教師完成教學信息傳輸過程必須具備的三種能力

信息的轉化能力:在生化教學中，教師根據生化信息源設計教學方案，通過一定的教學方法和藝術手段對學生輸人教學信息，其中由知識信息源到傳輸狀態就是教師教學功能的具體體現。

觀察反饋信息的能力:學生是學習的主體，當接受教師輸出的信息時，他們會按照自己存儲和處理信息的方式迅速地把教師傳輸的信息轉化為輸入信息，在運用掌握的信息解決問題時，學生會把存儲信息轉化為輸出信息。教師要通過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剖析學生的反饋信息，以保證維持教學這一動態系統的正常有效的運行，促使學生在知識、技能、態度及思維水平方面得到全面發展。

定向控制信息的能力:定向控制是調節生化課堂教學信息的運動過程及其力度的重要杠桿。生化教師應運用啟發式和掌握學習等創造條件盡快地讓學生掌握定向控制的主動權使教師的主導作用與學生的主動性發揮在生化課堂教學中統一實現，從而使學生最大程度地接受信息量、師生雙方的信息傳輸處于動態平衡。

2.2教師為學生創設獲取教學知識的信息渠道

為使學生更好地掌握生化基礎知識，教師必須拓寬信息渠道、創設多種信息通道，使學生獲取更多的知識信息量。

教師精講:給學生以整體感知。教學中注意濃縮教材，突出重點，注重啟發式教學。例如，糖代謝部分可采用列表比較法將糖酵解、糖的有氧氧化、磷酸戊糖途徑、糖異生等不同的代謝途徑，從起始物、終產物、關鍵酶、能量產生的數量、生理功能等幾方面列表比較，通過教師的重點講解就使多而容易混淆的內容變得簡單明了便于記憶。在此基礎上，讓學生自己繪制糖代謝的聯絡圖，最大限度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使學生在很短的時間內掌握生化理論的核心內容。

師生問答:“三竣酸循環和ATP”一章是生化的重點和難點。教師指導學生在充分預習的基礎上，通過教師的層層設問，學生的積極思考、互相討論(多向交流信息)、回答問題從而使教學逐步深人。教師在關鍵點上進行點撥，從而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設問示例:(1三竣酸每循環一周有幾次脫氫、脫梭、底物磷酸化，(2)一分子葡萄糖經有氧氧化可凈得多少分子ATP，為什么，(3)三梭酸循環生理意義是什么，(4)ATP有何作用，如何循環，(5)為什么代謝物脫下的經琉拍酸電子傳遞鏈只能生成2分子ATP，而經NADH電子傳遞鏈可生成3分子ATP，

見習參觀:安排學生參觀醫院生化實驗室了解目前醫院生化檢驗常規項目的檢測方法和原理，學會看有關生化化驗單，使學生感到有新意，能實用，以促進學生知識的內化和外顯的統一。

電教媒體的運用、期刊資料的摘錄，也是廣開信息渠道的途徑。教學媒體包括投影、幻燈、影視、錄相、計算機網絡等均可用在教學過程中，從而使學生得到更多機會地學習、交流，更多渠道地從多方面受到啟發。同時，也要指導和要求學生注意選摘有關生化的科普知識、最新發展等，不斷地積累知識。

3.控制方法的運用

控制論認為，任何系統只有通過反饋信息，才能實現控制。生化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應隨時通過反饋信息掌握現狀與目標的差距，從而去解決教學關鍵、調整教學速率、改進教學方法。

3.1重視前饋

“前饋”指的是生化教師在課堂上對學生在學習時可能出現的理解上的錯誤提出防患的建議，而不是等到作業或考試發生錯誤才去糾正。在課堂教學上，教師應注意說明應用知識上的某些特殊性與技能上的相互聯系，防患分析偏頗，告知以往學生在這方面出現過的某些錯誤與教訓，給學生以啟迪。在診斷性評價時，教師應運用前饋原理對關鍵問題多次重復。內容相近，形式迥異之題目的疊出是拓展學生認識問題維度、消除解題“隱患”的有效舉措。

3.2強調反饋

反饋在教學中的作用是眾所周知的，本人在進行生化課單元整體教學時，特別注意信息網絡化的多向交流，及時反饋與調節矯正，將此歸納為啟發式五步反饋:

一步對基層目標的反饋形式是:單項教學目標的及時反饋，隨時進行矯正調節，及時補救知識的缺陷和理解的偏差。

二步對高層目標的反饋形式是:綜合目標的集中反饋，可解決學生達標的深度問題，對重點、難點融會貫通。

三步對情感目標的反饋形式是:情感目標的機動反饋，解決的是促進學生思想感情的升華和品德個性的養成。

篇（10）

[中圖分類號]C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11X（2012）04-0020-03

博弈論是研究理性人的互動的理論，或者說研究交互決策的理論。1928年，馮·諾依曼證明了博弈論的基本原理，宣告了博弈論的正式誕生。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將二人博弈推廣到n人博弈結構并將博弈論系統應用于經濟領域，奠定了這一學科的基礎和理論體系。1950-1951年，約翰·納什利用不動點定理證明了均衡點的存在，為博弈論的一般化奠定了堅定的基礎。塞爾頓、哈桑尼、謝林、奧曼等人的研究也大大推動了博弈論的發展。因此，盡管博弈論是一門新生的學科，但是它今天已經發展成為有較完善的理論體系的科學。

今天，博弈論已經成為社會科學的通用方法論。盡管它是演繹科學，對社會現象有強大的解釋力，然而，由于其理想主體的假定使得其演繹出的理論解與實際博弈結果存在差異。許多實驗經濟學家通過博弈實驗研究實際中人們的博弈過程，分析博弈論的演繹解與博弈實驗結果之間的差異。如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就頒發給了丹尼爾·卡尼曼和邁農·史密斯，他們是實驗經濟學的先驅。今天在西方學術界通過實驗來驗證博弈的理論結果已經成為一種潮流。本文下面設計并進行了一個博弈實驗，通過分析實驗結果與理論解的差異，分析博弈論作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局限性，并提出改進的可能路徑。

一、博弈實驗及結果分析

1 實驗描述

我們設計了如下的一個博弈實驗。該實驗的參與人是南京大學選修文化素質課“邏輯與科學方法基礎”的大學生，他們是二三年級的學生，文理科學生均有。

該實驗是以試題的形式進行的，該試題作為期末試卷中的最后一道題。該題目為：

在0-100之間選擇一個數字，規則是：若你選擇的數字“是或最接近”在座同學所選擇的數字的平均數的2/3（即在座同學所選數的總和除以總人數之后所得數字的2/3，如：若平均數為90，你應當選2/3×90=60），你將獲勝。請給出你選擇的理由。

實驗說明：

（1）實驗參與者即參加考試的學生，事前不知道這是一個實驗；

（2）該課程教師以講座的形式給實驗參與者傳授過博弈論知識，但沒有提到所進行的博弈；

（3）因為（2），他們中的大多數掌握“博弈”、“公共知識”等概念；

（4）試卷是保密的，沒有任何學生預先知道考試內容，考試過程中學生間無任何交流；

（5）該博弈的理論解（即納什均衡）為0或1。

2 實驗結果

對于考試中的每個學生，在這個博弈實驗中他能夠獲勝的關鍵是，他要準確猜測他人是如何選擇的，一旦他猜測正確，他將他猜測的平均數乘以2/3便是獲勝答案。

共有176人參加了考試。排除掉5個不明確的選擇，供分析的實際選擇數為171個（其中3個選擇非整數）。實驗結果為（按照數字大小排序）：

“0”：46人；“1”：14人；“5”：1人；“9”：1人；“10”：4人；“12”：1人；“15”：3人；“20”：3人；“22”：18人；“22.44”：1人；“24”：1人；“25”：3人；“28”：2人；“29”：1人；“30”：4人；“32”：2人；“33”：24人；“100/3”：1人；“34”：4人；“35”：1人；“36”：2人；“38”：3人；“39”：1人；“40”：6人；“43”：1人；“44”：5人，“45”：3人；“47”：1人；“50”：3人；“58”：1人；“59”：1人；“60”：2人；“66”：1人；“67”：3人；“”：1人；“72”：1人；“75”：1人。

3 結果分析

在這些所選擇的數字中，最大的數字為75，最小的數字為0。171個數字相加后的平均數為21.91，本博弈勝出解：21.84×2/3=14.61。

這個博弈中，0和1是均衡解（下一部分將分析），它們是“理論解”。在該實驗中，0是所選最多的數字，共有46人選擇，比例為26.9%；選1的為14人，比例為8.2%。兩者相加共有60人，比例為35.1%。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在這場博弈中，“實驗解”為14.61，最接近該數的是14或15，這和“理論解”的“0”或“1”不同。在本實驗中，沒有人選擇14，而選擇15的有3人，這3人是該實驗的勝出者。

若按照區間來統計，實驗結果的分布情況見表1。本博弈實驗的“實驗解”14.61落在11-20之間。若我們把11-20看成是勝出區間，則有7人勝出。

對于這些選擇，有以下值得注意的幾點：

第一，67以上的選擇都是不理性的，因為參加考試的學生數為150-200之間，這是公共知識，即使所有的學生都選擇100，勝出的數字都不會超過67。但是還有3位學生選擇了大于67的數字，其中選擇的最大數為75。他們在給出這些選擇時沒有給出理由。

第二，分析學生所給出這些選擇的理由，可以看出，絕大部分選擇者在進行他們的選擇時考慮到了他人的選擇以及他人的推理。不同的人對他人的假定不同，所進行推理的步驟也不同。如選擇67的學生假定了他人都選擇100，因而選擇67是最優選擇；再比如選擇30-40之間的數字的同學，其理由大體上有兩個：或者認為平均數集中在50-60之間，其2/3就集中在35-40之間；或者認為都選100的話，66.7是最優選擇，都選擇66.7的話，44是最優選擇，而都選44的話，33是最優選擇。

第三，有三個區間處的選擇比例較高：0-10間為38.6%，21-30間為17.6%，31-40間為25.7%。從所給理由可看出，不同區間的選擇者考慮群體的互動推理的步驟存在差別，如0-10區間的選擇者考慮他人的推理步驟比31-40區間的選擇者多些。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11-20區間里的選擇較少（事實上是，在這個博弈中所選擇的數字落在這個區間是最有可能勝出的）。原因可能是，一旦選擇者進行了多步的互動推理，他們便能夠將這樣的推理進行下去，從而將選擇向理論解0或1靠近。

第五，有一些“智慧的”選擇者，他們知道理論解，但他們知道存在不完全理性的選擇，因而他們沒有選擇理論解。盡管他們的選擇沒有勝出，他們的推理是有智慧的。這里，本文選擇了其中2個。一位選擇22的學生是這樣給出他所選擇的理由的：“作為理性人，我不會選擇大于2/3×100的數，因為即使所有人都選擇最大數，平均數的2/3也不會超過2/3×100。如果大家和我一樣理智，那么大家都不會選擇大于2/3×100，那么我不會選擇大于100×2/3×2/3。因為他們選擇最大的他們可能會選的數，平均數的2/3也不會超過2/3×2/3×100。依此類推，如果全班都充分理智，那么全班最終都會選擇1，然而我不認為班里的人都是足夠理智，故平均數的2/3會大于1。根據兩次游戲，平均數的2/3在20～30。如果是我，我會選擇靠近20的數，那我就22吧。”一個選擇10的學生的理由是：“如果其他人都是隨機選擇，那么平均數最后可能接近于50，50×2/3≈33。但是，如果所有人都選擇接近33的數，那么33為平均數，33×2/3≈22……如此推理應該為1。但是并非所有人均是理性、均會如此計算。我對南大有信心，所以，我將數字選得接近1一點，選10。”

第六，有一些選擇是沒有考慮到他人的選擇。如有這樣一些理由：“大家都認為60是及格分，所以我選擇59”，“58是我的幸運數字”，等等。

二、博弈的理論解分析

本實驗是一個多人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參與者同時選擇行動，然后根據所有參與者的選擇，每個參與者得到各自的結果，每一參與者的收益函數在所有參與者之間是公共知識。

在這個實驗中，參加考試的176位學生是參與者，每個考生同時對0-100之間的數字進行選擇行動，即每個參與者的策略空間Si∈（0，100），即有101種可能的策略。根據所有考生的選擇，每個考生最后得出自己的結果，對每個考生來說，結果無非就是，自己的選擇是“大家所選數字的平均數的2/3”，勝出；要么與“大家所選數字的平均數的2/3”不一致，失敗。

我們假定該博弈的參與人都是絕對理性人（事實上，這個要求在實際中難以達到，這也是本文要得到的一個結論）。

我們來分析絕對理性人的推理過程。

在這個博弈中策略組合有176×101種，每種策略組合下，每個人的收益是公共知識。如：如所有人都選100，平均數為100，此時每人都失敗，勝出結果是100×2/3=67；如175人都選100，有一個人選擇了67，那么選100的人失敗，而選擇67的人勝出……所以這些是理性參與人的公共知識。

我們看到，任何人都不應該選67或以上，或者選擇67或以上是非理性的，因為所選擇的數字的最大平均數為100，此時勝出的數字為67，因此選擇67以上而獲勝的可能性是沒有。因此，作為理性人他們都不會選擇67或以上。

每個人都不會選擇67或以上，這本身也是公共知識。在這樣的公共知識的前提下，45以上的選擇都是不合理的，因為對每個人而言，只有在他人都選擇67以上，我選擇45或以上才是合理的（67的2/3約為45）。

每個人都不會選擇45或以上，這本身也是公共知識。于是，每個人都認為不應該選擇30或以上。

……

結論是：每個人選擇0或1是合理的，它們是該博弈的理論解。

事實上，每個人選擇0或都選擇1是納什均衡：對每個人而言，在其他人不改變選擇的情況下，當下的選擇是最優的。

在所有人均選擇0的情況下，因為對于每個人而言，若所有人都選擇0的話，0便成為平均數，該數的2/3還是0。這樣，他選擇0是最優選擇：在他人不改變選擇的情況下，他改變選擇將失敗。因此這點構成納什均衡。

在所有人均選擇1的情況下，同樣，對于每個人而言，在其他人選擇1的情況下，平均數1的2/3為0.67，此時1最接近該數。因此，他選擇1是最優選擇，并且若他改變了他的選擇他將失敗。因此，這點也構成納什均衡。

當然，面對多個納什均衡，作為理性的參與人作何選擇才能勝出呢？具體到這個博弈中，每個人要考慮的是，他選擇0還是選擇1才能勝出呢？

他會這樣思考：沒有理由認為其中一個比另外一個更有可能勝出，這樣，選擇0或1勝出的概率為50%，但是，他人能夠與我有同樣的想法。既然如此，期望平均數應該為0.5×1+0.5×0=0.5。于是，0.5的2/3接近0。因此，選擇0是最優選擇。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盡管0和1是納什均衡點，但選擇。是最優選擇。

三、改進博弈論的可能路徑

本文已經表明，上述博弈是一個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然而，本實驗的實驗解（14.61）與理論解（0或1）之間發生偏離。本文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

篇（11）

現代科學方法始于二十世紀初的邏輯經驗論。邏輯經驗論實現了科學方法論從古典到現代的轉換，使之成為一門專門的哲學分支學科。

從總體上看，科學方法不外三大部類：經驗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

科學方法（這里的科學主要指自然科學）是認識自然或獲得科學知識的程序或過程。它既意謂特定的科學門類所使用的或對其來說恰當的探究的程序、途徑、手段、技巧或模式，通常在步驟上是比較系統的、有序的、合乎邏輯的和有效的排列；又意謂處理科學探究的原則和技巧的學科，大體相當于“科學方法論”。

科學方法源遠流長。在前科學時代即科學的童年時期，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是古代邏輯方法的集大成著作，歐幾里德的幾何學和阿基米德的靜力學則是其杰出的體現和典范。經過中世紀的漫長跋涉和艱難積淀，借助文藝復興的東風，終于在近代科學誕生前夜聳起科學方法的兩座永恒的紀念碑：經驗論者F.培根的《新工具》（1620年）和理性論者笛卡兒的《論方法》（1637年）。這兩部宏篇巨制代表著科學方法的兩翼──經驗歸納法和假設演繹法。它們奠定了科學方法的格局或圖式。此后兩百多年間的發展大都是對它們的拓展和深化，或是在二者之間追尋必要的張力。其間，休謨的敏銳質疑和康德的龐大建構，赫舍爾、休厄爾、穆勒、孔德、耶方斯等哲人的不懈探究，基于經典科學的科學方法，頗具規模。

現代科學方法無疑始于二十世紀初的邏輯經驗論。它是在汲取批判學派對科學的哲學反思、現代數學和邏輯最新進展、物理學革命的碩果（相對論和量子論）的基礎上萌生和成長起來的。其科學方法以經驗證實或確認為根基，以語言分析為特色，以對科學知識的邏輯重構為旨趣，從而建立起與科學較為密切結合的、現代經驗科學的邏輯方法。邏輯經驗論實現了科學方法論從古典到現代的轉換，使之成為一門專門的哲學分支學科。對它的詰難和批判，構成了二十世紀后半期的科學方法──諸如波普爾的否證主義、庫恩的歷史主義、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這一發展的主線。

一切理論的探索，歸根結底是方法的探索。在科學創造過程中，往往伴隨著科學方法的創新，尤其是在劃時代的科學理論誕生時，集偉大的科學家和偉大的哲學家于一身的哲人科學家，在科學方法的形成和進化中起著舉足輕重的獨特作用。近代科學的奠基人伽利略和牛頓，是近代科學方法的奠基者。他們在構筑經典力學的巍峨大廈時，成功地使數學與實驗、假設與驗證、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諸方法珠聯璧合、相得益彰。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是十九世紀偉大的科學成就之一，其中蘊涵的科學的思想方法廣泛地滲透到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成為人們觀察和處理問題的獨到的維度或視角。

在這里，很有必要強調一下批判學派對科學方法的杰出貢獻。批判學派的代表人物馬赫、彭加勒、迪昂、奧斯特瓦爾德、皮爾遜等活躍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科學和哲學舞臺上，他們是二十世紀科學革命（物理學革命）和哲學革命（邏輯經驗論）的先驅，也是現代科學方法的濫觴。馬赫的感覺的分析、歷史批判意識、思維經濟等諸多方法論原理、探究心理學論綱異彩紛呈；彭加勒的約定論的方法論以及關于假設、直覺、科學美、數學發明的心理機制的論述美不勝收；迪昂的整體論和歷史主義的方法、關于物理學理論的邏輯架構、對卓識的探究和對人類精神的探險各有千秋；奧斯特瓦爾德的能量論的思維方法和在研究中主動變換角色的實踐別開生面；皮爾遜的懷疑批判風格、對科學方法的意義和特征的揭示、對想象力和審美感的倡導以及對統計方法的發明和運用，都使人拍案叫絕。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學派的科學方法中，還包含著諸多后現代的意識或酵素。

愛因斯坦是二十世紀科學革命的主將，也是現代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的集大成者。他從前人、尤其是從批判學派那里吮吸了豐富的思想營養，又融匯了對自己的科學實踐的親身體悟和哲學反思，從而錘煉出展現時代氣質和科學精神的、別具一格的科學方法。愛因斯坦的科學方法具有溫和經驗論、科學理性論、基礎約定論、意義整體論和綱領實在論的有機要素，體現了多元互補和張力平衡的特征，顯示出廣博的包容性和涵蓋性。他的統一性、對稱性、相對性、幾何化等科學思維方法或科學研究基旨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科學的眼力”或“科學的智慧”。他的探索性的演繹法、邏輯簡單性原則、準美學原則和形象思維，是創立像相對論這樣的現代科學理論的銳利武器。在科學方法論的發展史上，愛因斯坦起到了承前啟后的偉大作用，孕育或催生了各個流派的哲學家的方法之果。

對于科學研究活動而言，科學方法的地位和意義至關重要。難怪彭加勒認為，科學創造“首先需要創造方法”。皮爾遜也強調：“科學方法是通向絕對知識或真理的唯一入口”和“唯一道路”，“整個科學的統一只在于其方法而不在于其材料。”懷特海把方法本身視為“震撼古老文明基礎的真正新鮮事物”。薩頓則言之鑿鑿：“在科學領域、方法至為重要。一部科學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工具史，這些工具──無論有形或無形──由一系列人物創造出來，以解決他們遇到的某些問題。每種工具和方法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科學方法的運用不僅在自然科學范圍內所向披靡，而且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領域，乃至在人們的日常思維和為人處事中，也不無裨益。尤其是，科學方法是科學精神的重要構成要素和集中體現。它洋溢著科學的實證精神、理性精神和審美精神，充盈著科學的懷疑和批判意識，無怪乎皮爾遜把它看作是訓練公民的科學心智框架的有效手段。

關于科學方法的特征，皮爾遜將其概述為：（1）仔細而精確地分類事實，觀察它們的相關和秩序；（2）借助創造性的想象發現科學定律；（3）自我批判和對所有正常構造的心智來說是同等有效的最后檢驗。迪昂的概括為：（1）物理量的定義和測量；（2）假設的選擇；（3）理論的數學展開；（4）理論與實驗的比較。如果說前一概述比較適宜像生物學以經驗為主的科學的話，那么后一概括則更為符合像物理學數學化的精密科學。也許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分別是二者的出色范例──相對論正是愛因斯坦運用其獨創的探索性的演繹法等科學方法建構起來的符合迪昂模式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