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規制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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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

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2008年底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舉行。年會共收到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美國雪城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等海內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選論文或摘要55篇。年會以“變革與傳播：中國傳媒三十年”為主題，旨在回顧30年來的傳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會議主要從新聞學的內在規律出發，對改革進程中遇到的傳媒體制、國際環境、消費文化等“語法問題”進行檢視。為迎接2009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八十周年院慶，年會特設了“研究•視域•變遷”等專場，省察了傳媒改革進程中新聞傳播研究的進展以及新聞傳播學科體系的形成與發展。

一、自由與法制：傳媒體制改革的重要主題

“新聞自由和新聞立法是研究新聞改革最重要的主題。”（孫旭培，2008）本次年會再次強調了傳媒體制改革過程中自由與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闡發了現有體制下傳媒表達的困境，并在此基礎上思考了推進傳媒體制改革的方法。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孫旭培教授作了主題演講。他認為，如今改革達到新的階段，要再次重申新聞立法，以此來漸進地實現更大程度的新聞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報》2008年11月3日的評論：“應加快新聞領域立法工作，繼續完善與新聞工作相關的法律法規，為做好新聞工作、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提供法律保障。”（華清，2008）他認為，這預示著新聞立法將是今后進一步推進新聞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孫旭培，2008）

在此基礎上，孫旭培教授提出了從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聞改革的13個研究議題：新聞自由權的具體研究、新聞自由的維度和尺度、宣傳本位與報道本位、社會穩定與意見多元、新聞法治與社會效益、突發事件與新聞自由度、第二第三國際與新聞自由、清末與民國兩個時期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急進還是漸進、媒介批評的法律規定、憲法中的言論出版自由與媒體創辦、新聞評議會制度、對新聞自由的法律救濟。他希望與會研究生秉承專業精神，能對以上議題規范地進行學術研究。（孫旭培，2008）

華中科技大學博士生盧家銀、崔明伍（2008）在入選論文《新聞媒體在利益表達中的困境》中，通過分析新聞媒體在公眾利益表達過程中遭遇的困境，為新聞立法提供了現實論證。他們認為，新聞媒體在現有體制下既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這在部分利益沖突的情況下將造成“喉舌”之困――媒體究竟應遵照政府的宣傳策略，還是應該直接表達民意。同時，市場也干預著傳媒的表達。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況下，需要首先建立解決言論糾紛的憲法訴訟制度，為公眾利益表達提供司法保障；同時，建立公眾媒體等各類媒體，將多元利益在傳媒中分割開來，以保障每一方的表達權利。

復旦大學碩士生陰良（2008）也對當下傳媒表達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與盧家銀、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陰良選取外國媒體駐華記者這一特殊的群體進行研究，訪談了16個來自不同國家、媒體的外國駐華記者，發現外國駐華媒體受到更復雜的社會控制；同時，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傳媒”，因此，在組織、行業、社會這三個層面外，還特別強調了個體層面的因素，提出了“傘兵記者”（parachute journalists）與長期駐華記者（resident journalist）這兩種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個體認知差異，并最終影響記者的表達。

清華大學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提出了可供國內參考的依據“線”和“非線”這兩種不同服務性質來區分內容規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歐盟新媒體內容規制政策的演進過程，闡述了《視聽媒體服務指令》出臺過程中公共利益與產業利益的沖突，以及統一監管與分層監管規制原則的確立。文章指出，歐盟的“規制模式的探索無疑是超前的，其效果還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實施中來評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體的內容規制也是我國政府公共政策和傳媒業面臨的重要課題，因此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二、開放與霸權：傳媒全球化進程的現狀分析

傳媒改革的進程與國家的開放程度是緊密聯系的。30年來，中國媒體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奧運會、世博會等“焦點時刻”，中國傳媒應該如何把握機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會入選論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讀的中國研究生撰寫的文章。文章通過介紹、闡述、分析海外媒體，直接或間接地揭示了中國媒體當下的國際環境。

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碩士生侯靜慧、馬瑜晶（2008）對1978年至2006年《紐約時報》關于中國報道進行了內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層抽樣的方法，“年份”為抽樣“層”（strata），每層中隨機抽取10篇新聞報道，得樣本290篇。研究用GDP和進出口總額來測量經濟實力，其乘積作為自變量；報道量（quantity）與報道效價（valence）作為因變量。研究發現：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報道的數量顯著增加，而其中負面報道的比重也隨之增大。結合霸權理論，研究認為這種負面報道增多的現象是因為西方國家的權力階級需要綜合利用大眾媒介中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各類信息，以求保證民眾的思想與現有社會秩序達到一致，即實現“媒介霸權”（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碩士生畢佳穎（2008），結合美國互聯網的政治表現，分析了“個體內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對政治的多元影響。文章認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國霸權以一種柔化的方式得到強化）”，即將“媒介霸權”隱藏在個體政治背后，通過技術控制以加強自身的權威性。文章對中國互聯網的發展趨勢進行了展望，中國會不會走“美國道路”，互聯網的發展會對目前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產生怎樣的影響，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實踐中給出解答。

同樣關注霸權問題的還有同濟大學的碩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國、英國、加拿大、俄羅斯、澳大利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不同國家地區的10種有代表性的英文報刊雜志關于2000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愛知世博會(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國上海世博會(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籌備情況的報道，比較了報道側重點的不同：西方主流媒體報道上海世博會時，側重于宏觀的經濟與產業、商業的報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題的負面報道，幾乎沒有文化和科技領域的報道，而對愛知和漢諾威世博會的報道則有顯著差異。與侯靜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積極應對西方“媒介霸權”、改善國家媒介形象的傳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議題、綜合運用多媒體、整合傳播模式等。

北京大學碩士生劉暢與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生鄭宇鈞，以《筑夢2008》為個案，從修辭學角度研究了紀錄片跨國界意義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奧運的紀錄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價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質中尋求一個平衡點，這個平衡點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現“全球化了的”本土與“本土化了”的全球，以達到跨國界的意義共享。（劉暢 鄭宇鈞，2008）文章分別從本體修辭、積極修辭、非常規修辭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體的表現形式，為中國今后的紀錄片制作提供可參考的發展方向。

復旦大學碩士生呂芳雅（2008）運用戰略管理和產業經濟學的理論對中國電影產業如何“走出去”進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萊塢模式與日韓模式等可借鑒的運營模式，對今后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提出了幾點建議：關注泛亞市場，而不單是西方市場；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發行渠道；進行制度調整，等等。

三、商業化與大眾化：傳媒文化觀念的變遷

《文化癥候與文學期刊的影視趣味》（周根紅，2008），闡述了純文學期刊《收獲》1990-2008的歷史演變。隨著《收獲》逐漸成為影視文化風尚的引領者，并推出了關于影視明星的《一個人的電影》專欄，周根紅認為，《收獲》已逐漸失去純文學理念，成為大眾文化生產的一個重要環節，通過生產影視文學與大眾傳媒緊密勾連。作者對“影像霸權”的形成表示了憂慮，并表達了對純文學期刊原有的獨立性與先鋒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現：“適時而現”的鏗鏘玫瑰》（褚悅聞，2008）探索了商業化與高度社會性別化的話語機制對中國女足媒介再現的影響。研究運用內容分析的方法，對奧運年2004年1月-9月間267天《東方體育日報》的報道篇數、照片數量、頭版報道等相關參數進行統計，發現：在沒有重大賽事的情況下，女足再現為“玫瑰”；而涉及奧運盛事，女足則彰顯“鏗鏘”，被賦予男足未能擔負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艱苦環境中奮力進取的風貌受到媒介的反復強化。文章分析了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彈性的、分層的、有目標的媒介再現，是媒介以爭取收視率的新聞娛樂模式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現的女性，乃適應商品化的、被重新社會化的、被再創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別是一種社會范疇，體育活動的社會性別化，區隔并規定了女性氣質和霸權的男性氣質特征的客體和行為；團體性的體育項目承擔起了建構民族認同的文化意義。

在商業化環境下，受眾的消費習慣和認知觀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商業化媒體的定位轉變。清華大學碩士生李華穎（2008）對消費者購買暢銷書的原因進行了問卷調查。基于知覺價值理論與計劃行為理論調整和修正過的模型，研究發現：知覺品質越高，主觀規范越高，知覺行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購買暢銷書；而知覺犧牲并未起到較大的影響力。因此，作者認為，暢銷書作為大眾文化的產物，不易因消費者成本影響人的購買行為，“暢銷”本身對書本的功能、品質或品牌等的肯定讓消費者不計太多代價地購買。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來暢銷書定位與定價的發展趨勢。

在年會的新聞沙龍環節，同一話題在網絡傳媒領域中也得到了討論。《從中國老年網站的建設看虛擬社區的發展――以中國的老小孩網站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吳歡，通過對“老小孩”網站的個案研究，探討了商業網站通過共建成員的精神認同獲得商業收益的方式。吳歡特別強調了成員的個體認同與社區認同之間的互動、網下社區和網上社區的相互支持。她認為，虛擬社區，尤其是老年群體的虛擬社區不可能脫離現實世界，要通過與現實社區相互作用，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吳歡，2008）老小孩網站創辦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師張志安博士介紹了“老小孩”的運營方式，也指出了通過上網給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創辦理念。

四、繼承與創新：新聞傳播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

傳媒改革從“語詞革命”向“語法革命”轉變，為新聞傳播學理論創新提供了新的內容。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題演講中，他以研究生的學術研究為視角，總結了30年傳媒改革帶來的新聞學科的發展。他強調，研究生群體的學術研究與我國新聞傳播理論的發展是高度一致的，從老一輩的學科領軍人闡發新聞學基本原理、建構新聞學理論框架、走出新聞史學研究新路徑，到80年代繼往開來的中堅提升新聞學科的科學性，再到90年代開拓學科新領域，到新世紀夯實基礎理論、開創新媒體研究，研究生群體始終積極參與了新聞學科改革與發展的歷程，積累了豐厚的學術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過程中，要注意構建新聞傳播學理論體系，產出更多標志性成果，廣泛開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傳播學本土化之路，培育新聞傳播學大師和新聞傳播學中國學派，研制中長期（2009－2020）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規劃。（童兵，2008）

復旦大學碩士生滕育棟（2008），則從微觀層面著手，思考了30年來新聞思想的轉變。他以《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為切入點，通過考察1978年以來公開出版的新聞史著作對其描述、評價話語的變遷，揭示了三種不同的新聞史著寫作方式：服從宣傳需要的歷史寫作，突出文獻新聞學理意義的寫作，作為新聞改革歷史基礎的寫作，闡發了其背后的新聞思想。作者強調了新聞理論的發展在中國新聞史的寫作中的推動作用，認為中國新聞史的寫作能為我國新聞理論的發展提供許多寶貴的思想資源，希望更多的人回歸到新聞史研究中。

蘇州大學碩士生張震（2008）梳理了30年學界對于新聞客觀性的看法變遷。從新聞客觀性的來源、內涵、主觀態度、宏觀操作方式、微觀操作方式等角度進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議題與趨勢。南京大學碩士生溫海玲（2008）對1988-2007年組織傳播研究論文進行了歷時性分析，根據其研究走向：“學科介紹原理闡釋應用分析學科建設”分析了每一時段的歷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強組織傳播學科建設的想法。蘭州大學碩士生華汝國（2008）綜述2005-2007年我國網絡傳播研究情況，歸納了其中所體現的研究熱點及形成的重要觀點，并進行了評價。

此外，本屆年會論文還對往屆年會的學術成果進行了繼承與創新。本屆年會入選論文《瘦身減肥廣告中性別因素對第三人效應的影響》（梁靜、黃艷姍、艾依璇，2008）與上屆年會入選論文《不同媒介素養的大學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榮、馬、王祥穎，2007）同樣是對“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側重有所不同。上屆論文的主要價值在于將媒介素養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測量出不同媒介素養的大學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異。而梁靜等人將媒介素養中的廣告關注度作為中介變量，用以詮釋性別因素與第三人效應之間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是對上屆論文研究的深化與補充。

注釋：

[1]語法革命，是指“在現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變的情況下，通過規則的改變、關系的改變以及制度、機制、運動模式、盈利模式、與受眾關系、技術要素層面的改變，形成新的發展機會”。（喻國明，2008）對于傳媒改革而言，要從要素擴增到結構重組、規則改變和發展模式轉型。

參考文獻：

[1]畢佳穎.(2008,November).PowerfromMass-JournalismofInternetonAmericanPolitics.“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摘要,上海.

[2]褚悅聞.(2008,November).女足的媒介再現：“適時而現”的鏗鏘玫瑰.“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3]侯靜慧、馬瑜晶.(2008,November).風雨三十年：中國形象在美國媒體中的變革.“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4]華汝國.(2008,November).從中國老年網站的建設看虛擬社區的發展――以中國的老小孩網站為例.“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5]華清.(2008,November3).科學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切實提高輿論引導能力.人民日報.pp.7.

[6]李華穎.(2008,November).暢銷書購買行為及影響因素分析――基于知覺價值理論與計劃行為理論模型的解釋.“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7]梁靜、黃艷姍、艾依璇.(2008,November).瘦身減肥廣告中性別因素對第三人效應的影響.“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8]盧家銀崔明伍.(2008,November).新聞媒體在利益表達中的困境.“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9]劉暢鄭宇鈞.(2008,November).從視覺修辭的角度看奧運紀錄片的“球土化”策略.“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10]呂芳雅.(2008,November).中國電影產業實施“走出去”戰略分析.“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11]孫旭培.(2008,November).新聞改革研究：專業精神與學術規范.“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主題演講,上海.

[12]唐建英.(2008,November).《視聽媒體服務指令》與歐盟新媒體內容規制初探.“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13]滕育棟.(2008,November).“用說話”：中國新聞史寫作中的“加法”與“減法”.“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14]童兵.(2008,November).研究生：新時期新聞科學發展創新的生力軍.“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主題演講,上海.

[15]溫海玲.(2008,November).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組織傳播學研究的變遷――對新聞傳播視野下組織傳播學術論文的歷時分析.“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16]吳歡.(2008,November).從中國老年網站的建設看虛擬社區的發展――以中國的老小孩網站為例.“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17]肖云帆.(2008,November).媒體力量在國家形象對外傳播中的應用――漢諾威、愛知與上海世博會實證分析.“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18]陰良.(2008,November).社會控制對新聞生產的差異性影響――以外國媒體駐華記者報道傾向為分析視角.“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入選論文,上海.

[19]喻國明.(2008).傳播的語法革命和傳媒競爭力構建.傳媒觀察,1,15-17.

篇（2）

1.媒介產業融合的主導力量和發展路徑:技術、市場、產業還是制度

媒介產業融合的驅動因素很多,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什么,這些因素之間又是什么關系黃河等認為技術是傳媒組織的核心能力,以及傳媒產業最重要的推動力。付玉輝等則認為市場是原動力,市場需求來自于電信服務和傳媒服務的消費者。正是這個需求的原動力,最終推動并保證了技術融合乃至產業融合的實現。于小川則強調技術、產業與制度的力量。蔡騏、吳曉珍認為媒介融合始于技術創新,訴諸于制度創新,深化于產業創新,表現為產品創新。

在這種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媒介產業融合將遵循怎樣的路徑演變,按照層次和階段將如何進行劃分許穎首先把媒介融合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媒介互動,即媒體戰術性融合;第二層次是媒介整合,即媒體組織結構性融合;第三層次是媒介大融合,即不同媒介形態集中到一個多媒體數字平臺上。昝廷全、金雪濤等則將媒介產業融合分為產業滲透、產業交叉和產業重組三種類型,對我國傳媒產業融合則劃分為“技術融合――業務融合――市場融合”三個階段。彭蘭的認識更進一步,認為媒介融合過程帶來業務形態融合,市場融合,載體融合,以及機構融合等各個層面的變革。陳力丹、付玉輝則把產業融合的動因與融合的層次進行了關聯,指出技術融合帶來網絡融合,市場融合帶來服務融合,企業融合帶來集團融合,管制融合帶來政策融合。

2.融合對產業格局、經濟特征、競爭方式的改變:瓦解與重構

媒介產業融合既發生在傳統傳媒業內部,同時也發生在傳媒業、電信業、IT業等與信息相關的現代產業之間。這種廣泛而深度的融合,必將對傳統傳媒業的產業格局、經濟運行特征,乃至競爭方式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付玉輝提出傳媒產業結構將從舊均衡走向新均衡,喻國明也認為傳統媒介一向自守的介質壁壘將被沖破,傳媒市場的版圖和游戲規則將被極大改寫。陸地認為將帶來媒介市場、電視市場格局、觀眾市場、廣告市場四方面的裂變。舊的媒介體系瓦解之后會怎樣如何實現重構呢鄭保衛等人認為,一個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手機等“多媒體并存”的新的媒體格局,在我國已經初步形成。王洪濤認為媒介融合的過程,是由壟斷競爭向寡頭壟斷發展的過程;媒介融合的結果是新的更大媒介寡頭壟斷媒介市場。這是從市場結構上推進了一步。隨后,肖贊軍結合傳媒產業的特質,指出傳媒產業的經濟特征將呈現出四大變化趨勢:資源稟賦從渠道稀缺向內容稀缺轉化;盈利模式從單一收入渠道向多元收入渠道轉變;產業格局從產業分立向產業融合演變;市場結構從高度壟斷的市場向競爭性壟斷市場演化。并指出競爭和壟斷雙雙被強化,未來傳媒市場將演化成一種競爭性壟斷的市場,傳統傳媒業的縱向市場結構裂變為橫向市場結構,未來的傳媒市場必將是一個網絡型寡占市場。可以說,到這里,未來融合產業的市場結構獲得了比較大的突破,有了更清晰的表述。

在這樣的市場結構下,企業行為會發生什么變化呢金雪濤分析了傳媒機構的市場行為戰略從一種基于靜態的范式轉變為一種基于動態的范式。王斌認為傳統媒介競爭經常使用的價值鏈正在向空間尺度擴展。而黃升民和谷虹提出,“三網融合”將是基于平臺的競爭,并指出平臺競爭是替代性的競爭,是贏家通吃。通過一系列的數據表明,現階段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在搶奪平臺制高點的過程中,必然選擇“基礎平臺捆綁核心應用平臺”的發展路徑,展現出全方位復制性競爭的圖景。

3.傳統傳媒業如何應對:數字化轉型與全媒體再造

面對來勢洶涌的媒介融合和數字新媒體浪潮,傳統媒體應該如何應對從導向上來看,可以分成三大陣營,第一種,劍走偏鋒型。例如杜駿飛和王驥飛從長尾理論受到啟發,提出傳統媒體也可以利用數字新技術在長尾市場開拓利潤空間。第二種,固守控制型。例如高子華提出在數字化變革中,廣電機構贏家加強對用戶終端、節目版權、媒體牌照的控制,最終整合渠道,占領市場。第三種,融合進取型。持這一導向的學者是主流,但至于如何融合進取,如何進行戰略布局和策略運作,則體現了一個實踐與理論相互推動的發展進程。

在融合進取導向的早期研究中,支庭榮提出內容和用戶服務是兩個關鍵。喻國明則提出媒體U化戰略,即unite(融合)、universal(普及)、user(用戶)、unique(獨特)支撐的ubiquitous(無處不在)。并指出應該從“內容為王”轉變為“產品為王”。但這些論述還顯得比較抽象,未能對實踐提出更具體務實的建議。

隨著廣電數字化進程的啟示,數字化一下子成了包括電視、廣播、報紙、雜志等傳統媒體轉型必經之路。黃升民等人指出,廣電正在構架一個包含數字電視、直播衛星、移動電視、移動多媒體廣播(CMMB)、IPTV和DA B /DM B數字廣播業務等多種數字新媒體形態的數字化發展藍圖。彭蘭介紹了以電子報紙和電子雜志為代表的平面媒體數字化產品形態。面對數字化的大潮,如何實現數字化呢蔡雯結合《泰晤士報》網站的經驗,提出將報紙欄目重新組合以全新方式呈現,與傳統媒體構成一體標準延伸品牌等策略。而更多的學者則加入了關于“臺網融合、報網互動”的討論上來。

進入2008年,“全媒體”取代“數字化”,成為傳統媒體轉型之道的最新理念。鄭強在煙臺日報的全媒體方陣布局實踐的基礎上,提出傳統報業必須改變現有的以紙媒為中心的布局,進行戰略轉型:從一家“報紙社”轉型成為“報道社”;從“營銷報紙”轉型為“營銷內容”;開發“多形態”產品,如紙質報、多媒體數字報、手機報、電子紙移動報等;采用“多渠道”發行,比如傳統報業分銷網,互聯網(包括WI-FI),還有移動通信運營商的GPRS或CDMA等傳輸手段等;發展“多終端”的閱讀介質,如新聞紙、PC、閱讀器或電子紙閱讀器、手機等。隨后,關于全媒體轉型的文章不斷涌現,成為學界、業界研究的一個熱點。

面對“全媒體”熱潮,也有部分學者提出理性的思考。彭蘭指出一個媒體的全媒體產品未必一定要完全通過自己的平臺。與內容包裝商、渠道提供商、平臺提供商等共同完成產品的多種形式生產、多種渠道傳播、多種平臺“販賣”,可能是媒介融合帶來的產業重組與流程再造的更深層含義。而溫海玲和杜駿飛則從政策壁壘的角度出發,提出對傳統媒體向全媒體轉型的制度之困。所有這些,都是擋在全媒體之路上的理論與現實障礙,值得業界反思。

4.融媒產業的發展:模式探索與力量博弈

對于融合媒體產業的發展,研究的路徑分為兩條,第一條是從建設的角度,探討融合形態的各種新媒體如何開拓市場,如何發展,如何盈利的問題。比如匡文波提出手機媒體在中國現階段發展的重點是手機短信,而后他又總結了手機媒體的四大盈利模式。也有研究者對廣電發展手機視頻的對策、移動運營商主導的手機媒體發展模式等作了探討。

融媒產業發展的第二條路徑是從博弈的角度,探討融媒產業發展進程中來自不同產業主體之間是如何進行合作競爭的。黃升民等人認為在廣電數字新媒體產業的發展中有行業監管和與運營機構主導權,市場行為與監管政策、技術標準、消費市場四大類沖突。董年初、范潔提出,移動運營商與廣電部門一方是終端和電信通道的控制者,一方是音視頻內容的提供者,這注定了手機電視業務領域將存在廣電和電信兩個部門的博弈。秦字興、忻展紅指出,即使管制政策對電信運營商放開,內容準入不成障礙,運營商的實際產量和盈利也遠達不到理論值。黃楚新認為廣電和電信的博弈恰恰是IPTV發展的內爆力。

5.規制政策的變革:融合的理想與現實的困境

蔡雯、黃金在對比了美國、英國、新加坡、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媒介規制改革之后,指出我國行政區劃、行業壟斷加劇了資本市場封閉,媒介規制的變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肖贊軍總結出傳媒規制的四大國際趨勢:規制框架從縱向分業規制向橫向分層規制轉換,規制機構從分立機構向融合機構轉變,規制改革的取向是放寬市場準入、倡導競爭、吸納投資,規制重心從結構規制向行為規制轉移。付玉輝認為網絡中立原則論爭及立法進程將塑造新型的互聯網傳播格局和數字傳播生態系統。張志提出媒介政策應該呈現“模塊化”趨勢。彭蘭則從更具體的方面對建立數字內容管理體系提出了整合性、層次化、兼容性三項原則。

在借鑒外國經驗和國際趨勢的同時,也有部分學者更注重規制改革在我國推進的現實環境。朱春陽鑒于中國的特珠國情和特珠的傳播格局,提出對媒介融合規制應該體現中國面向,而政策規制的價值取向與目標應該體現中國的現實與未來發展要求。喻國明和蘇林森認為中國傳媒規制的改革方向要從制度設計、評價體系、法治體系、區域特色等方面入手,以盡快完善媒介規制體系。陳絢也認為媒介融合規制的政策協調在中國尚需時日。■

(作者系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釋:

統計說明:來源是CNKI學術期刊網全文數據庫,通過主題、關鍵字、摘要等檢索要素,分別輸入“媒介融合”、“媒體融合”、“產業融合”、“報業數字化”、“廣電數字化”、“新媒體產業”、“廣電電信競爭”、“融合規制”等檢索詞,根據主題切合、觀點鮮明、發表于核心期刊等原則,檢索并篩選出其中主流文章統計而成。某些文章有可能因為主題或關鍵字與所檢索詞不直接相關而遺漏,而部分文章由于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議題而出現重復統計,因此這是一個不完全統計數據,但基本上能夠反映各年份和各議題的研究狀況

黃河:《數字化如何改變傳媒――聚焦數字化的四大力量》,《國際新聞界》2009年第2期;付玉輝:《試論電信業與傳媒業的融合與結構轉型》,《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3期;于小川:《技術邏輯與制度邏輯――數字技術與媒介產業發展》,《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7年第1期;蔡騏、吳曉珍:《媒介融合發展策略解讀――以創新經濟學理論為框架》,《湖南城市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

許穎:《互動整合大融合――媒體融合的三個層次》,《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7期;昝廷全、金雪濤:《傳媒產業融合――基于系統經濟學的分析》,《中國傳媒人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年第9期;金雪濤、李竹榮:《傳媒產業融合與我國廣播電視業的戰略選擇》,《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6年第8期;彭蘭:《從新一代電子報刊看媒介融合走向》,《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7期;陳力丹、付玉輝:《論電信業和傳媒業的產業融合》,《現代傳播》2006年第3期

付玉輝:《試論電信業與傳媒業的融合與結構轉型》,《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3期;喻國明:《直面數字化:媒介市場新趨勢研究》,《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6期;陸地:《手機電視的發展及其對傳統電視市場的影響》,《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6年第11期;鄭保衛、李洋、郭平:《試論當前我國媒體格局變化的現狀及特點》,《國際新聞界》2008年第3期;王鴻濤:《媒介融合的現狀與前景》,《中國記者》2007年第6期

肖贊軍:《數字化時代傳媒產業的經濟特征》,《國際新聞界》2009年第7期;肖贊軍:《產業融合進程中傳媒業市場結構的嬗變》,《新聞大學》2009年第3期

金雪濤:《基于產業融合的傳媒市場行為戰略研究》,《當代傳播》2009第1期;王斌:《鏈與網:媒介競爭和媒介生產的視角轉換》,《國際新聞界》2009年8期;黃升民、谷虹:《數字媒體時代的平臺建構與競爭》,《現代傳播》2009年第5期

杜駿飛:《新媒介策略――“長尾”時代的雙重博弈》,《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5期;王驥飛:《“長尾”核變――新貨架下傳媒集團的變革與重塑》,《新聞大學》2008年第3期;高子華:《數字化變革中的廣電渠道整合》,《中國記者》2007年第1期

支庭榮:《融合與轉型:傳統媒體的未來生存法則》,《中國記者》2006年第2期;喻國明:《數字化時代的媒體U化戰略》,《新聞與寫作》2006年第8期;喻國明:《產品為王:傳媒產業竟爭的新主旋律》,《當代傳播》2008年第2期

黃升民、周艷、王薇:《發展沖突創新(上)(下)――解析中國廣電數字新媒體的發展演變》,《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第6期;彭蘭:《從新一代電子報刊看媒介融合走向》,《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7期;蔡雯:《傳統報紙如何實現數字化轉型――對話〈泰晤士報〉網絡版執行副總編輯帕明德巴瑞》,《中國記者》2007年第11期

鄭強:《地市報發展的“全媒體”戰略與實踐》,《中國記者》2008年第8期

彭蘭:《如何從全媒體化走向媒介融合――對全媒體化業務四個關鍵問題的思考》,《新聞與寫作》2009年第7期;溫海玲、杜駿飛:《變革時代的戰略理性――全媒體熱潮中的冷思考》,《青年記者》2009年2月下

匡文波:《中國手機媒體發展前景分析》,《南京郵電大學學報》2006年第9期;匡文波:《論手機媒體的盈利模式》,《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6期

篇（3）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大眾傳媒對人類令人驚嘆不已的作用誘使人們不斷地回首過去，希圖從以往的活動中為當下的傳媒實踐提供歷史和理論的根據。在自覺的歷史感和強烈的時代感結合的基礎上，煥發出更多的期望、激情、智慧和勇氣，發揮更大的才能和創造力量。在汗牛充棟的新聞史研究中，人們在追索新聞傳播的發展道路為什么如此而不如彼的各種原因時，目光更多地聚焦在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等顯在因素方面，而相對忽略了潛隱其后的媒介觀念性活動，尤其是對媒介批評在新聞的生產和傳播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以及這種作用是如何悄然規制和改變著傳媒生態等相關問題關注不夠。事實上，以觀念性生產方式運作的媒介批評已經使傳統的新聞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中外新聞傳播發展過程中，顯示媒介批評存在及其效果的例子不勝枚舉。

20世紀60年代，媒介批評在西方學術界興起并成為一門有生命力的學科，備受學界注目。改革開放后，港臺有關學者的媒介批評研究成果傳人大陸，從1995年起，國內部分學者開始嘗試建立我國的媒介批評學理論體系，一批有分量的專著和教材相繼問世，初步搭建了我國媒介批評學的學科理論體系，并顯示了媒介批評理論研究的學術實績和誘人前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媒介批評理應涵蓋媒介批評理論、媒介批評實務和媒介批評史三個方面的內容，但由于各種主客觀的原因，媒介批評在這三個方面的推進顯得極不均衡，相對于繽紛的媒介批評理論和喧嘩的媒介批評實踐，媒介批評史的研究園地一直顯得冷清寂寞。不僅中國媒介批評史的研究性專著尚未出現，即便以具體的人物或媒介、媒介現象、媒介觀念為批評客體的個案性研究成果數量也非常有限。中國是世界上媒介批評活動開展最早的國家之一，媒介批評有著優良的傳統和豐富的內容，但這方面的歷史資源一直缺少系統的梳理、總結，這不能不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學術缺陷。

篇（4）

1.從計算到數據新聞:計算機輔助報道的起源、發展、現狀

2.大數據與新聞報道

3.新媒體語境下的新聞敘事模式

4.著作權法中不受保護的“時事新聞”

5.全球視野下的“數據新聞”:理念與實踐

6.重造新聞學——網絡化關系的視角

7.整體轉型:關于當前中國新聞傳播學科建設的一點想法

8.影響公民新聞活動的三種機制 

9.“理想”與“新媒體”:中國新聞社群的話語建構與權力關系

10.作為開放新聞的數據新聞——英國《衛報》的數據新聞實踐

11.中國新聞從業者的社交媒體運用及其影響因素:一項針對上海青年新聞從業者的調查研究

12.新媒體時代的新聞生產:理念變革、產品創新與流程再造

13.作為社會史與新聞史雙重敘事者的闡釋社群——中國新聞界對孫志剛事件的集體記憶研究

14.搜索類新聞聚合APP的侵權認定分析

15.新聞媒體報道與資本市場定價效率——基于股價同步性的分析

16.微信公眾平臺:新聞傳播變革的又一個機遇——以“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賬號為例

17.新媒體革了新聞專業主義的命?——公民新聞運動與專業新聞人的責任

18.新聞社群的專業主義話語:一種邊界工作的視角

19.公民參與時代的新聞專業主義與媒介倫理:中國的問題

20.大數據分析與可視化技術:新聞傳播的新范式——“大數據與新聞傳播創新”研討會綜述

21.從出現到擴散:社會實踐視角下的數據新聞

22.數據新聞:大數據時代新聞可視化傳播的創新路徑

23.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學研究十五年:1998—2012 

24.數據新聞:“講一個好故事”?——數據新聞對傳統新聞的繼承與變革

25.中國新聞類APP的市場競爭格局及其盈利模式探討

26.新聞漫畫多模態隱喻表征方式研究——模態配置的類型、特點及理據

27.虛擬/增強現實技術的興起與傳統新聞業的轉向

28.實踐新聞專業性 實現新聞公共性——基于新聞觀的視角

29.試論《人民日報》官方微博新聞評論的話語方式

30.一種基于特征演變的新聞話題演化挖掘方法

31.當代中國主導新聞觀念的可能選擇:發展新聞專業主義

32.數據新聞:一個亟待確立專業規范的領域——基于國內五個數據新聞欄目的定量研究

33.語言語境與新聞理解——英語硬新聞語篇評價策略解讀

34.基于語料庫的英語財經新聞漢譯本的詞匯特征研究

35.眾籌新聞:變革新聞生產的權力結構

36.基于增強現實媒介的新聞敘事創新策略探索

37.新聞專業主義的本土化探索

38.新聞業的未來:網絡新聞

39.媒介融合時代的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基于18所國內新聞傳播院系的調研報告

40.新聞從業者的工作自主性及影響因素研究——基于新媒體環境下的考察

41.“共”時代的開創——試論新聞傳播主體“三元”類型結構形成的新聞學意義

42.數據新聞:價值與局限

43.自媒體力量的想象:基于新聞專業主義的質疑

44.自媒體時代對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和反思

45.突發公共事件輿情傳播特征與規律研究——以新浪微博和新浪新聞平臺為例

46.數據新聞:大數據時代新聞生產的核心競爭力

47.困境中的重構:新媒體語境下新聞專業主義的轉向

48.“大數據”時代:新聞業面臨的新震蕩

49.“數據新聞學”的發展路徑與前景

50.創新與堅守:美國經驗與新環境下國內新聞教育路徑探索  

51.關于當前新聞傳播幾個理論問題的思考 

52.大數據時代的數據新聞生產:現狀、影響與反思

53.媒介融合時代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理念與路徑

54.媒體融合背景下新聞聚合的著作權法規制——以網絡商業模式的創新為視角

55 .移動新聞推薦技術及其應用研究綜述 

56.財經新聞報道中數據的功用——以彭博新聞社財經報道為例

57.“風險規避”邏輯下的新聞報道常規——對國內媒體社會沖突性議題采編流程的分析

58.大數據對于新聞業態重構的革命性改變 

59.新聞話語表征的形式、功能和意識形態 

60.2014年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

61.記者為什么成了不可愛的人?——兼論網絡時代新聞生產者、使用者的“沖突”

62.大數據與新聞理念創新——以全球首屆“數據新聞獎”為例 

63.大數據方法與新聞傳播創新:從理論定義到操作路線

64.移動化、智能化技術趨勢下新聞生產的再定義

65.新聞權威、職業偶像與集體記憶的建構:報人江藝平退休的紀念話語研究

66.“他者”的媒介鏡像——試論新聞報道與“他者”制造

67.“國際新聞”與“全球新聞”概念之辨——兼論國際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模式創新

68.偽新聞:虛假新聞的“隱存者” 

69.新聞生產即記憶實踐——媒體記憶領域的邊界與批判性議題

70.大數據時代的數據新聞報道——以英國《衛報》為例

71.未來新聞的知識形態

72.新媒體與新聞生產研究:語境、范式與問題

73.新媒介環境下新聞真實論視野中的幾個新問題

74.新媒體時代時政新聞如何突圍——也談澎湃新聞的競爭策略

75.新媒體環境下我國電視新聞的嬗變與發展

76.塑造新聞權威:互聯網時代中國新聞職業再審視

77.澎湃新聞,能否成為新聞客戶端的標桿?——對澎湃新聞的幾點思考

78.《新聞聯播》簡史:中國電視新聞與政治的交互影響(1978-2013)

79.“再敘事”視閾下的英漢新聞編譯

80.淺議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中新聞發言人的發言與輿論的關系

81.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國際發表現狀與格局——基于SSCI數據庫的研究

82.面向Web新聞的事件多要素檢索方法

83.重建新聞的公共性共識是否可能?——從近期的傳媒倫理爭議談起

84.一種中文微博新聞話題檢測的方法

85.網絡新聞“標題黨”的現狀與敘述策略——對8家網站新聞排行榜的定量分析

86.新媒體語境下新聞傳播教育面臨的困境與革新

87.《新聞聯播》:從信息媒介到政治儀式的回歸

88.新聞客戶端:信息聚合或信息挖掘——從“澎湃新聞”、《紐約客》的實踐說起

89.為什么我們沒有“新聞法”——反思我國新聞傳播立法研究

90.網絡新聞從業者的基本構成與工作狀況——“中國網絡新聞從業者生存狀況調查報告”之一

91.翻譯中的超文本成分:以新聞翻譯為例

92.社會化媒體時代中國新聞從業者的認知轉變與職業轉型

93.數據新聞學的發展現狀與功能

94.學術文獻的文體特征及其檢索意義——計算機科學文獻與相關新聞報道文體的比較研究

95.眾籌新聞:網絡時代美國新聞業的創新及啟示

96.新聞編譯中意識形態的翻譯轉換探索

97.新聞工作者微博應用的困境及其根源

篇（5）

一、公司社會責任的界定

我國現行公司法雖然第一次將公司社會責任載入法律條文,但尚未對其具體內容進行界定。關于公司社會責任界定的觀點主要有:“中國人民大學劉俊海教授指出,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依據在于公司的社會性、公司的經濟力量、明智的公司經營方略、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公司推動社會權實現的社會義務。中國人民大學史際春教授認為,公司社會責任本質上是特定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對公司的客觀要求,是指企業應當守法、“做好自己”及在此基礎上對利益相關各方和社會自愿承擔道德義務。甘培忠教授以經濟學“外部性”理論作為依據,將企業社會責任分層,指出作為一種以國家強力維度為保障的制度設計,負外部性的彌補是企業社會責任在法律強制意義上的所指與能指;與之相對,具有正外部性的企業捐贈、公共設施建設贊助等公益行為則是企業社會責任在道德激勵意義上的所指與能指。”同時,在討論公司社會責任時,既要做好責任規制范圍的界定。同時需要把握好一個基本原理,即:公司社會責任往往表現為政府、法律、國家對企業的要求,以此作為企業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媒介;同時,要避免把政府、國家的責任與公司責任相混淆,也不能把社會的要求過度轉化為法律、國家、政府對企業的強制性要求,或者國家、政府、任何團體和個人以社會的名義對企業進行權力干涉或權力的直接攤派。

二、規制依據

通過對公司社會責任的界定分析可得,公司社會責任規制的依據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道德、實體法、自律準則(主要為公司章程)。由于道德的約束性較弱,所以不宜作為規制的直接依據,可作為輔助依據;實體法的直接規定具有剛性的弊端,不能體現公司自治的精神;所以,我認為通過公司章程對公司社會責任進行規制是合理的選擇。一方面能夠體現現代公司法的精神、符合公司自治的要求;另一方面,當公司面臨責任承擔時,既可以直接約束股東,如果股東怠于履行責任或給履行責任造成障礙,可依據《公司法》來賦予章程強制性。我國《公司法》第五條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我認為《公司法》的規定可以作為裁判的依據,屬于法律強制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維度。但該條規定不具有裁判的可操作性,需要明確相關的操作細則,具體包括司法解釋、商務部的操作規范等等。

三、規制動因的改進路徑

以責任承擔的驅動力為標準,可將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因分為,制度動因、道德動因和利益動因。其中,制度動因主要包括國家或政府對其社會責任的轉嫁和政府利用其公權力對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攤派。道德動因主要包括突發社會事件的捐贈(如“5.12”地震)和社會公共物品維護費用。利益動因是指企業為了獲得直接的經濟利益而對社會所做的投入(把自己的產品投入到社會公共基礎的建設,創出品牌,讓社會更了解自己的產品,使公司獲得無形收益)。在社會需要幫助時,首先應是國家和政府的責任(繳納稅費等);其次企業(公司)也應承擔部分責任;再次,應平衡考慮股東利益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平衡。因此,規制動因的改進路徑應當是:在劃清公司社會責任和國家、政府的責任的界限及排斥公權力的責任攤派的基礎上,以股東利益動因為基本出發點,激勵股東承擔社會責任動因,實現動因平衡——股東利益和社會責任之間的平衡。

四、公司社會責任的具體分配

鑒于國有企業、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主要指中小民營企業)在資產、技術、等基本經濟實力上的懸殊差別和資產來源以及社會影響等方面的不同。公司社會責任的分配也應加以區分。首先,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分配。國有企業在資金、技術乃至政策壟斷等等方面都具有絕對的優勢。換句話說,國有企業占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其應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公司法》應當規定國有企業按照其取得收益的一定比例承擔社會責任,同時強化透明度和監督措施。其次,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上市公司對社會的影響度明顯強于中小企業,因此上市公司能夠憑借其影響力從民眾和社會中獲得巨大的利益。再者,上市公司占有更多的金融市場資源,耗費了更多的法律資源(現代社會中涉及上市公司的民事糾紛和刑事犯罪復雜且繁多)。在《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明確上市公司社會責任的分配,主要承擔其所在社區的公共投入,細化到按季度分配。最后,非上市公司(中小民營企業)社會責任的分配。對于中小企業,發展是第一位的,具體規制為,引導中小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在小范圍內培養該群體的社會責任理念,即消費者責任、債權人責任、直接環境責任等方面進行規制。而在社會捐贈、道德義務等方面的社會責任作出公司的預期規劃,根據自身實力承擔責任。

注釋:

郭秀華,等.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國際研討會綜述.中外法學.2008(1).

參考文獻:

篇（6）

媒介融合是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放松規制的語境下，不同傳媒產業通過并購、重組和整合，達到內容、平臺、網絡、渠道和終端的融合，實現數字化、互動化、集約化的融合新聞生產的過程。媒介融合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內涵，需要積極面對。對于傳媒業來說，需要改造新聞采集、編輯流程和組織架構，再造新聞生產的流程，建構新的新聞生產模式。對于傳媒規制者來說，需要樹立融合規制理念與思維，為媒介融合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一、媒介融合的發展與演變

數字技術的發展催生了媒介融合。一旦文字、圖像、聲音、視頻和動畫等各種信號被數字化，以二進制數的形式記錄、處理、傳播、獲取信息，在計算機中用0和1表示，可以以無數種方式來改動和處理它，并把它傳給各種終端，就產生了媒介融合。媒介融合是我們生活的數字化的媒介環境。

1994年，第一次提到“媒介融合”概念的是《紐約日報》，它在報道《圣荷西水星報》與美國在線共同推出名為《水星中心新聞》電子報服務的時候，文章標題是“第一次媒介融合”。1995年，《論壇報》《時報-鏡報》、奈特-里德報業、先進出版公司、考克斯公司、甘乃特報業、赫斯特、《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各出資100萬美元組建了新世紀網絡公司，通過互聯網獲得讀者和在線廣告。2000年，美國媒介綜合集團在坦帕市新建了一座傳媒大廈，一共投資4000萬美元，將《坦帕論壇報》、電視臺WFLA-TV、網站Tampa Bay Online一起搬入新大廈辦公。雖然一起辦公的報紙、電視臺與網站各有獨立的人力資源、辦公區域和運作機制，但是，可以共享資源。對于突發新聞事件，設有專人指揮，能夠在第一時間內傳遞新聞給三家媒體，協調對新聞的采訪與。

有了媒介融合的實踐，理論工作者開始總結媒介融合。美國南加州大學安利伯格傳播學院教授拉里?普萊爾（Larry Pryor）從新聞生產的角度給媒介融合下個定義，他認為，融合新聞發生在新聞編輯部中，新聞從業人員一起工作，為多種媒體平臺生產多樣化的新聞產品，并以互動性的內容服務大眾，通常是以一周7日、每日 24小時的周期運行。美國新聞學會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魯?尼其森（Andrew Nachison）從不同媒介之間的合作和聯盟角度給媒介融合下個定義，他認為，媒介融合是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1]

2003年，美國西北大學教授李奇?高登（Rich Gordon）根據不同傳播語境下融合所表達的含義，歸納了美國當時存在的五種“融合新聞”的類型：信息采集融合、新聞表達融合、策略性融合、結構性融合、所有權融合。[2]美國鮑爾州立大學（Ball State University）的戴默（Lori Demo）等幾位學者在論文――《融合連續統一體：媒介新聞編輯部合作研究的一種模式》中提出了“融合連續統一體”這個新概念，具體包括交互推廣、克隆、合競、內容分享、融合等不同媒介融合層面。[3]這些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描述了媒介融合的多維內涵。

我國關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始于2005年，著名學者蔡雯教授在美國作訪問學者期間將媒介融合這個“舶來品”引入國內，她系統介紹了美國媒介融合的現狀以及融合為傳媒業帶來的變化。她認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和電子通信技術為核心的科學技術的推動下，不同傳媒產業組織在經濟利益和社會需求的驅動下，通過合作、并購和整合等手段，實現不同媒介形態的內容融合、渠道融合和終端融合的過程。[4]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網絡技術從Web1.0向Web4.0快速推進，我國的媒介融合也在不斷演進，具體可以分為如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傳統媒體建設新興媒體。這個階段，傳統媒體直接把內容搬到互聯網，處于“翻版階段”。信息的傳播是單向性的提供，受眾被動接受。傳統媒體是主要的信息提供商，互聯網僅僅是一個新興載體。報紙等傳統媒體紛紛開設自己的新聞網站，提供電子版報紙，報紙開始實施數字化戰略。

第二個階段――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互動發展。網絡成為媒體與受眾的互動平臺，用戶既是網站內容的消費者，也是網站內容的制造者，博客（Blog）成為這個階段的互聯網新應用。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在技術和平臺上完美融合，報紙網站的內容與印刷版有了較大區別，新增了利用網絡的優勢與特點而傳播的內容；廣播電視網站除了轉播廣播電視臺的新聞外，開始提供自己編輯的新聞；網絡媒體開始利用自身優勢來進行新聞內容的取舍與傳播。2007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公布了報紙網站、手機報、多媒體數字報刊、數字化平臺、電子閱讀器、手機二維碼、戶外數字媒體、電子商務、移動采編系統等九大類“數字報業的創新方向”。

第三個階段――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關聯數據和語義網絡等，形成了人和網絡之間的互動與溝通。微博、微信、客戶端等新興媒體促使媒介融合從內容融合、平臺融合到了更高層次的產業融合。基于互聯網的新興媒體綜合了包括聲音、圖像、影像、動畫等多種媒介形式，成為綜合的信息服務者，開展電子商務、游戲娛樂、網上社區等其他服務項目。

二、多維視野下的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作為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概念，因使用語境不同，具有不同的所指，厘清其不同內涵尤為必要。總體來說，包括如下幾個層面的意義。

（一）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是指報刊雜志、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與互聯網、手機、手持智能終端等新興媒體傳播渠道有機聯結在一起，衍生出不同形態的信息產品，通過不同平臺傳播給受眾，實現全媒體傳播的業態。例如，人民日報社高度重視媒體融合工作，已經從一份報紙轉變為全媒體形態的“人民媒體方陣”，成為擁有報紙、雜志、網站、網絡廣播、網絡電視、手機報、電子屏、微博、微信、客戶端等10多種載體的新型媒體集團。媒體融合的方式多種多樣，例如，傳統媒體積極涉足新媒體業務，開辦微博微信公眾號；依托自身的豐富媒體形態資源，介入網絡、IPTV、移動電視與手機等多媒體領域；與互聯網、手機等新媒體合作，發揮多平臺互補優勢，通過多渠道傳播全媒體信息。

（二）內容融合

在媒體融合之前，我們已經習慣了媒體機構單一介質的運行。如報社以紙張為介質，以文字、照片、圖表等傳播符號進行信息傳播；廣播電視臺以電波為介質，通過聲音、畫面、視頻共同完成新聞信息的傳播。隨著數字編碼技術和數字壓縮技術的發展，文字、圖片、音頻和視頻的數字化成為可能，數字化后的素材和內容促進了內容融合。媒介融合促進了內容生產的融合，受眾既是信息接收者，也是信息生產者。博客、微博、微信、微視頻、飛信以及QQ、MSN、人人網等社會流工具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逐漸盛行，用戶原創內容的爆發式增長，為內容融合開辟了新的途徑。

（三）網絡融合

網絡融合主要是“三網融合”，就是指廣播電視網、電信網和互聯網的融合，三網功能趨于一致，能夠提供包括文本、語音、數據、圖像等綜合多媒體的通信業務，并逐步整合成為統一的信息通信網絡，實現業務之間相互競爭，網絡互聯互通、資源共享。三網融合的本質實際上是廣播網和通信網都與互聯網融合，三網融合的核心是提供綜合信息服務。網絡融合目的是促進不同網絡之間的寡頭競爭，消除壟斷，提高國民經濟與社會信息化水平，讓人民群眾享有更加豐富多樣、快捷方便的信息和文化服務。

（四）平臺融合

隨著智能化終端的不斷涌現，網絡的數字化、寬帶化、交互化與智能化的不斷推進，廣電平臺、網絡運營平臺、移動互聯網客戶端平臺、電商平臺、社交平臺以及政務平臺等多種平臺逐步融合。例如，中央電視臺正在建設中國視頻云服務平臺，已經成立央視新聞、央視影音、4G手機電視平臺等項目組，加快實施融合發展項目，建立互聯網電視、IPTV、手機電視、移動電視等四大平臺的協同聯動，向手機、電視機、臺式電腦、平板電腦、移動電視和戶外大屏等多種終端分發內容。

微信、微博、二維碼平臺、客戶端成為媒體與受眾互動的最便捷的融合平臺。微信、微博傳播新聞信息，制作話題；二維碼平臺連接線上線下，與用戶實時互動；客戶端成為最活躍的傳播平臺、經營平臺。特別是隨著4G智能手機的大量普及，移動客戶端成功超越電腦版客戶端。各個傳統媒體紛紛建立各種客戶端，例如，報紙客戶端、節目客戶端、頻率頻道客戶端、新聞客戶端、閱讀客戶端等，形成了客戶端矩陣。例如，湖南廣播電視臺的移動客戶端“芒果TV”、安徽廣播電視臺的“啊呦”、四川廣播電視臺的“熊貓視頻”、浙江廣播電視臺的“中國藍”等，影響力較大。一些地市級媒體的客戶端影響力超出了當地，覆蓋全國，成為重要的傳播與經營平臺。

（五）終端融合

終端融合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數字終端設備融合，二是終端設備融合所帶來的信息平臺和服務平臺的融合。終端融合最終實現通過單一設備就可以兼容所有類型媒介。例如，電視、手機、電腦都具有打電話、上網、看電視的功能，電視屏、手機屏、電腦屏等三屏逐漸走向合一。在媒介融合時代，將打破原有的傳統媒體單一的傳播渠道，將報紙、廣播、電視、網站、手機等不同的載體視為一體化的“融合信息終端”，以新聞內容在不同載體的相互嵌入，以新聞內容的多形態化，實現全天候傳播，滿足受眾多元化、個性化的信息需求。

（六）所有權融合

發達國家的媒體所有權融合是通過并購重組等資本運營的方式實現的，呈現跨媒介、跨行業與跨國界的特點。由于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的阻隔，我國傳統媒體單打獨斗的局面較為普遍，迫切需要所有權融合，形成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多媒體傳媒集團。通過政府的推動，我國也形成了一些所有權融合的跨媒體傳媒集團，例如成都傳媒集團、佛山傳媒集團、牡丹江新聞傳媒集團等，這些傳媒集團涵蓋廣播、電視、報紙、雜志、網站以及出版等領域。但是，我國傳媒集團還存在產權不清、主營業務不突出、受眾定位缺乏差異化等問題，沒有實現資源共享與一體化運營，甚至形成了地方壟斷。我國鼓勵通過市場手段實現所有權的融合，近年來，這方面的所有權融合不斷推進。2015年文化傳媒行業并購事件總共超過165起，排除有23起未透露并購金額的案例，其它并購事件的金額近1500億元，同比增長高達50%。

（七）機構融合

媒介融合要促進組織機構的融合，改變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分立單干、各自為政的狀況，適應融合新聞生產的需要，構建融合型的組織結構。例如，BBC的媒介融合不僅僅呈現在終端上，而且體現在新聞傳播過程中組織結構的調整與生產流程的整合中。BBC將原來各自獨立的廣播、電視和網絡新聞部搬入一起辦公，共享資源，形成一個跨平臺的多媒體新聞中心，將融合理念貫穿于新聞生產、傳播和反饋過程中。BBC新大樓的新聞編輯部堪稱“超級編輯部”，中心是一個由八個工作臺組合成的棱形的中心調度區，廣播、電視、網絡等不同媒體的工作區圍繞大廳中心呈四處放射狀。由中心區向兩邊呈放射狀散開的工作平臺，一半是面向國內受眾的國內部，一半是面向國外受眾的國際部。這樣的編輯部設計恰恰體現了BBC媒介融合的理念。

（八）管理融合

管理融合包括宏觀層面與微觀層面，宏觀層面體現為國家的媒體管理體制的融合，微觀層面是指媒體內部的管理機制的融合。為了促進融合，2013年我國合并了新聞出版總署與國家廣電總局，成立了融合性的規制機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國家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堅持不同媒體之間的優勢互補、一體發展，推動在內容、渠道、平臺、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例如，我國對IPTV、手機電視與互聯網電視集成播控平臺，遵循《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實行融合規制。在微觀管理層面，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和一些省級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探索與新興媒體在人事管理、資產管理、導向管理與運營管理的一體化，實現傳媒資源與生產要素的有效整合與共享融通。

三、融合新聞生產的流程再造

媒介融合的基礎是生產形態的融合，其核心是開發與共享內容資源，生產與傳播融合新聞。因此，它必然要改變新聞傳播流程，形成有別于傳統媒體的新聞生產方式和營銷方法，實現從載體到內容，從采集制作到傳輸、接收的數字化和網絡化，形成新的融合生產流程。

（一）再造融合新聞生產指揮中心

再造媒介融合時代的新聞生產流程，核心是要建立新聞信息指揮調度中心，對整個新聞生產流程實施有效指揮調度和有序調控管理。

按照融合新聞生產的要求，新聞信息指揮調度中心的管理模式是：調度中心位于這個平臺的中央位置，其他紙媒、廣播、電視、網絡、手機等業務部門環繞周圍。調度中心統領選題管理、線索管理、內容管理、用戶管理、任務管理和數據庫管理，統籌新聞信息采集平臺、線上線下編輯平臺、信息平臺與用戶管理平臺，并使之一體化運行。新聞信息指揮調度中心的決策層，要是一個既懂管理又能協調新聞生產的創新團隊，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一名擅長在多媒體傳播中進行整合傳播策劃的管理者，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揮決策與領導作用。

針對重要新聞和突發事件，新聞信息指揮調度中心要實行滾動式信息管理和重大新聞動態式的整合策劃，指揮中心根據其稿件的新聞價值，決定呈現的方式，轉而分發給各自編輯業務部門進行深加工，并分別在不同介質平臺上對外。信息調度中心通過數據庫儲存、加工和處理，形成自有的信息庫和內容超市，供新聞生產者選取或向外傳播。[5]

（二）全能記者的多媒體信息采集

媒介融合時代的全能記者，必須具備跨媒體傳播思維，同時又是“一專多能”的新聞信息采集者，能夠嫻熟地運用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多種媒體的采寫技能。特別是在重大事件和突發事件的報道中，需要跨媒體思維進行新聞信息采集，這考驗著記者的思維能力、采訪技能與現場應變能力。

掌握了多種媒介技能的“全能記者”，具備能寫、能拍、能攝的基本技能，能夠承擔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多種形式的報道任務，為多種不同媒體提供新聞作品。美國密蘇里大學和南加州大學等大學都在重新設置新聞學課程與培養計劃，為未來的“全能記者”培養多方面的才能。這種未來記者的基本技能是，可以攜帶一個蘋果電腦、索尼數字攝像機、錄音筆和移動衛星手機，完成所有音頻、視頻以及Flash的編輯工作。“全能記者”能夠根據不同媒體的傳播特點采集文字稿、圖片、音頻與視頻資料等進行報道。[6]

融合媒體時代，在后期編輯平臺，必須有一支適應媒介融合的新聞編輯隊伍和運行機制。融合媒體時代的新聞編輯，除了必備新聞策劃能力、對信息的整合能力、編輯能力、把關能力，還要熟悉數字化媒體設備技術，對來自記者的新聞信息、用戶信息、數據庫信息進行分層處理，了解各種媒體的操作技能和傳播特點，具備深入解讀新聞能力、快速的現場反應能力、多媒體信息整合能力等，成為“一專多能”的復合型人才。

新聞編輯要對各類信息資源進行綜合分層處理，實現新聞資源整合開發。所謂分層，包括兩個層面：其一，是要按照多形態多終端傳播的要求，對內容資源進行分類處理。其二，按照受眾的需求，對內容資源進行多媒體分層開發。根據新聞內容及傳播媒體的特性，對相關的內容資源進行整合。新近發生的資訊類信息，編輯要及時編發到網絡、手機、廣播電視等媒體上，提高其傳播的時效性；需要現場報道的，則可考慮編發電視節目和視頻節目；需要進行深度報道的，可發揮平面媒體的特點進行深入解讀，也可用電視專題節目、視頻專題節目的形式做深度報道，還可以利用微博形式，吸引受眾參與其中。

（四）多媒體終端的信息傳播

信息傳播終端是新聞傳播流程的最終出口，也是媒介融合時代新聞傳播流程構建中不可或缺的環節。融合新聞生產需要具備一套可以在統一界面上加工與編發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的數字化管理平臺，編輯根據各種不同終端的特質加工整合，以報紙、廣播、電視、手機、互聯網、戶外大屏、移動電視等多媒體渠道多媒體信息，滿足受眾個性化的需求，擴大受眾規模。跨媒體信息的融合終端主要有三大類：即網絡終端（電腦）、移動終端（智能手機、 Pad）和電視終端（IPTV、互聯網電視）。

信息終端是與用戶接觸最密切的端點，加強信息終端的用戶管理，是提高新聞信息傳播與服務效應的關鍵環節。用戶終端管理要集中解決好三個問題：第一，建立用戶生產信息內容的上浮機制，使用戶生產的內容（UGC）成為專業新聞生產（PGC）的有效補充。第二，建立用戶信息反饋機制。及時收集用戶對多介質信息終端的信息接收和反饋狀況，通過大數據分析，尋找用戶的興趣點；依據用戶對所接受新聞信息的意見和評價，及時改進新聞產品。第三，建立用戶檔案資料。要利用數據庫和信息推送技術，對用戶進行細分，建立用戶管理檔案，為用戶提供個性化、針對性強的新聞產品。

注釋：

[1]Andrew Nachison， Good business or good journalism？ Lessons from the bleeding edge， A presentation to the world editors’forum， HongKong， June 5，2001.

[2]Stephen Quinn and Vincent F.Filak， Convergent Journalism： An Introduction， Elsevier，2005，P5.

[3]Dailey，L.，Demo，L.，&Spillman，M.（2003），The convergence continuum： A model for study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media newsroo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Kansas City，MO.

篇（7）

【論文摘 要】 隨著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移動通信媒體的作用日益重要。目前，中國的手機用戶數量已逾8億，手機用戶的增加無疑加快了移動電子商務的發展。也說明移動通信媒體進入了一個更加高速發展的時代，并且將加速對傳統媒體產業的解構。

一、移動通信媒體已經成為“第五媒體”

媒介的定義是信息的一個載體，凡是能夠把信息從一方傳到另一方的工具、手段稱之為媒介。商業媒介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大眾的行銷服務媒介必須是面對大眾傳播的，因此商業廣告中的媒介指的是大眾媒介；二是可控制性，投資行為的本質是以較少量的投入換取較大量的回饋，即是投資行為，在投資上必須具有可控制性；三是付費，商業媒體的另外一個特點為商業性，所謂商業性的意義是媒體依賴廣告為主要盈利來源，所以具有付費特征。

從以上媒介的定義和特征來看，移動通信媒體亦即手機媒體已經具備了媒介的所有要素，并且人們也已經普遍認可手機作為報紙、廣播、電視、網絡之后的“第五媒體”的地位。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的網絡媒體，具備數字化、網絡化、多元化、全球化、小眾化、實時性、交互性、廣容性、易檢性等特點，已經對以報紙為代表的傳統媒體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在中國，2005年以后，報紙業出現了整體不景氣的情況。那么在手機媒體突然興起的今天，會不會促成媒體結構新一輪的新陳代謝呢? 還有待檢驗。

二、移動通信媒體的特點

移動通信媒體亦即通常所說的手機媒體，可以理解為一種集網絡和信息傳播功能于一體，通過數據傳輸技術，把各種文字、圖像、音頻、視頻信息數字化，然后傳輸給廣大用戶的嶄新媒體。無線網絡的發展讓手機同時具備了網絡媒體所具有的幾乎所有優點。而由于其介質手機的特點，手機媒體也具備兼容性、整合性、貼身性和便于互動，成為一種“帶有體溫的媒體”。它具備以下其他媒體無法抗衡的特點。

1、廣泛性

早在2008年底，中國手機用戶已經超過6.4億，2010年10月更是突破了8億，手機媒體的用戶已經不僅僅集中在25歲到45歲之間、知識水平較高、經濟基礎較好的人群，它已經向上擴展到65歲而向下延伸到15歲，手機幾乎已經成為對應于每個活躍的社會元素的存在。幾乎人手一終端，這是其他媒體不可能具備的。

2、覆蓋性

手機網絡在大多數地方都可以實現覆蓋，無論是辦公室還是家中，甚至電梯、汽車、火車上。它的覆蓋能力遠遠超過其他媒體。

3、跟從性

“手機時代，人們在裸奔”。通過現行的基站，手機定位誤差在200米，3G時代，誤差可以縮小到10米。2010年1月13日，北京西城區西單商業街透露將考慮開設手機信息平臺，只要進入西單地區，就可獲得商場購物及相關打折信息等。

4、可統計性

“裸奔”的概念不只是地理上的，通過受眾所用機型、話費、手機漫游情況、網頁瀏覽狀況，運營商可以精確的區分受眾，在此基礎上豐富受眾信息，建立詳細的受眾數據庫，將為廣告精準化營銷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5、即時互動性

廣告投放效果將不再是盲目計算的。通過促銷活動等吸引反饋的手段可以準確地計算。

6、可支付性

手機已經可以進行方便的小額的電子支付。而和金融業的融合，使其變身為下一代的支付方式，同時代替錢包和信用卡，從理論上講也是可行的。

人們從廣泛性和覆蓋性意識到移動通信媒體的價值，在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們意識到手機媒體的更重要價值來源于它可以精確的區分受眾。而且，手機還具有隨身性、反應速度、區域能力、互動能力等其他媒體很難具備的特征，更使其可以進行精準甚至一對一的傳播。廣告將不再是單一的你投我放模式，而是與營銷緊密結合的交互式溝通過程。隨著手機上網資費的降低，人們使用無線網絡的頻率越來越高，而國家正在推行的三網融合會加速這一潮流，手機廣告的形式也將大大豐富。在互聯網時代，Google、百度等僅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就超越了眾多的媒體公司，而移動通信媒體時代的到來，又為運營商、互聯網企業、傳統媒體乃至終端機器生產商提供了一個再次競爭的舞臺。

三、移動通信媒體應該加強服務性

由于移動通信媒體所具有的優點，其在人群中的普及速度也是非常驚人的。我國手機用戶突破8億，手機報的普及率已經達到39.6%。而隨著手機媒體的發展，早期群發短信式的模式已經遇阻，應當意識到受眾不缺少信息，缺少的是及時的、對他自己有用的信息。

在這一點上，日本的實踐比較成功。日本最大的移動通信公司NTT DoCoMo于1999年2月22日推出數據業務I-MODE，現在是全球最成功的無線互聯網服務。手機媒體研究的先行學者匡文波總結，它成功的關鍵是以內容為王:首先，它必須是新鮮的，即時更新;其次，它必須有深度;再次，應該鼓勵用戶多次訪問;第四，用戶應該能夠看到這種用手機上網方式的好處。I-MODE結合日本國民心理，量身定做了各種娛樂業務吸引用戶，重點提供了諸如漫畫、游戲、圖片下載和音樂等服務，結合對內容提供商的嚴格考核，保證了I-MODE業務內容的豐富化和個性化。而移動通信媒體還有一個與傳統媒體非常大的不同，即它的發展非常依賴于技術的發展，而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無疑是非常快的。

四、移動通信媒體業的博弈與發展

移動運營商進軍手機媒體業務的步伐已經勢不可擋，它與報社、電臺、電視臺、獨立WAP網站之間也因此產生了矛盾。移動運營商并不甘心只做網絡和渠道，而是要憑借自己在市場、用戶、渠道、信息網絡等方面的諸多優勢，力圖整合內容提供商、網絡服務商、設備系統和終端制造商以及終端用戶，形成以自己為主體的產業鏈。由此，移動運營商與報社、廣電企業和WAP網站之間產生了激烈的爭奪。為了減少不必要的損耗，加速我國在這一輪信息技術變革中的腳步。在2010年1月13日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決定加快推進電信網、廣播電視網和互聯網三網融合。

所謂“三網融合”，是一種廣義的、社會化的說法，在現階段它并不意味著電信網、計算機網和有線電視網三大網絡的物理合一，而主要是指業務應用的融合。三大網絡通過技術改造，能夠提供包括語音、數據、圖像等綜合多媒體的通信業務。這也就意味著，只要通過一部機器，人們就可以完成日常所需的信息處理。手機體積或者屏幕面積會適度增大，而筆記本電腦等則會適度縮小，手機媒體也將正式進化為移動通信媒體。原本存在于電視媒體、手機媒體、網絡媒體之間的界限將進一步模糊。同時也意味著，移動通信媒體進入了一個更加高速發展的時代，并且將加速對傳統媒體產業的解構，僅僅是“第五媒體”的定位，恐怕已經不能準確評價它的價值了。

篇（8）

摘　要：《招標公告暫行辦法》指定《中國采購與招標網》為依法必須招標項目的招標公告的媒介之一，指定在具有公信力的媒介上招標公告，其目的在于及時準確地使所有潛在投標人平等地獲得招標信息。而目前《中國采購與招標網》采用收費會員制方式服務于客戶，這一模式不僅損害了招標投標必須遵循的公開原則，也間接影響到公平原則和公正原則。文章探尋析了會員制與公開原則——《中國采購與招標網》會員制對招投標公開性的影響：（1）招標人間接產生歧視行為，違反公平原則；（2）非會員投標人無法獲得所有招標相關信息，違反公正原則；（3）給不法之徒帶來可乘之機。

關鍵詞 ：招標投標制度；公開；公平；公正；中國采購與招標網；會員制

中圖分類號：F27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4）31-0065-02

收稿日期：2014-10-19

作者簡介：凌文（1968-），男，江蘇南京人，處長，高級經濟師，招標師，注冊咨詢工程師（投資），研究方向：經濟、風險投資。

《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自2000年1月1日頒布實施以來，我國招投標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招投標市場不斷壯大，行政監督管理體制逐步完善，招投標制度日趨完備，對規范招標投標活動，優化資源配置，提高采購質量效益，預防懲治腐敗，發揮了重要作用。

招標投標制度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必然要遵循市場經濟活動的基本原則。在《招標投標法》總則第5條明確規定：“招標投標活動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公開原則要求招標投標活動必須具有高度的透明性，使信息不對稱性降到最低，使所有的潛在投標人對招標程序、招標公告的全部信息、評標辦法的評分標準和中標結果等信息能夠及時獲得，從而決定是否參與投標競爭。同時公開透明的環境，也為招投標人和社會各界的監督提供了重要條件。依此不難看出，招標投標的公開性是公平、公正的基礎和前提。

能否及時準確地使所有潛在投標人平等地獲得招標信息是公開性的首要前提，為此《招標投標法》第16條第一款規定：“招標人采用公開招標方式的，應當招標公告。依法必須進行招標的項目的招標公告，應當通過國家制定的報刊、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介。”同時為確保媒介的公信力，2000年7月1日通過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令第4號頒布了《招標公告暫行辦法》（又通過2013年3月11日《關于廢止和修改部分招標投標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的決定》2013年第23號令進行了修正。）該令第一條規定：“為了規范招標公告行為，保證潛在投標人平等、便捷、準確地獲取招標信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制定本辦法。”同時第三條規定：“國家發展改革委根據國務院授權，按照相對集中、適度競爭、受眾分布合理的原則，指定依法招標項目招標公告的報紙、信息網絡等媒介，并對招標公告活動進行監督。”同時規定：“國家發展改革委根據國務院授權，指定《中國日報》、《中國經濟導報》、《中國建設報》、《中國采購與招標網》為依法必須招標項目的招標公告的媒介。其中，依法必須招標的國際招標項目的招標公告應在《中國日報》。”這就是業界俗稱的“三刊一網”。對于未按要求在指定媒介招標信息的，在第十六條第一款做出了處罰規定：“招標人或其委托的招標機構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和有關行政監督部門視情節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一條的規定處罰：（一）依法必須公開招標的項目不按照規定在指定媒介招標公告的。”

由于網絡傳播具有即時性強、受眾面廣和覆蓋面大的特點，因此在實際操作中，招標人或招標機構更多地通過《中國采購與招標網》招標公告。而目前《中國采購與招標網》采用會員制方式服務于客戶。該網站的會員服務指南指出只有成為年繳費4000元的普通會員才能擁有以下權限：“可以在第一時間瀏覽本網全部招標公告，中標公示，采購信息。招標公告信息結構：業主，招標機構，招標機構聯系方式，招什么產品，投標企業的資質要求，標書款，投標截止時間，購買標書地址及開標時間等”。而不是會員的客戶只能閱讀招標公告的標題和8天前的招標公告。《招標投標法》第十六條規定：“招標公告應當載明招標人的名稱和地址、招標項目的性質、數量、實施地點和時間以及獲取招標文件的辦法等事項。”同時《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第十六條規定：“招標人應當按照資格預審公告、招標公告或者投標邀請書的時間、地點發售資格預審文件或者招標文件。資格預審文件或者招標文件的發售期不得少于5日。”由此不難看出，如果不成為繳費會員或者無法看到完整的招標公告信息或者看到完整信息時，絕大多數招標文件已過了發售截止日期。這樣一個由國家法令規定，為確保招標信息公開原則的網站，由于一個會員制的要求，不經意間成為公開原則的障礙。

由于會員制的存在，必然造成以下負面影響：

一、招標人間接產生歧視行為，違反公平原則

公平原則要求招標人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投標人，不歧視或排斥任何一個投標人，使他們享有平等的機會，從而享有同等的權利并履行相應的義務，為此《招標投標法》第十八條明確規定：“招標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條件限制或者排斥潛在的投標人，不得對潛在的投標人實行歧視待遇。”會員制勢必導致一大批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將被拒之于招標門檻之外，難以成為潛在投標人。對這些企業來說，即使成為會員也未必有大量的投標機會，更不要說成為最終的中標人，4000元的會費將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使他們難以承受。

二、非會員投標人無法獲得所有招標相關信息，違反公正原則

公正原則要求所有招標投標活動必須按照規定的時間和程序進行，程序規范，標準統一，同時所有的程序必須在第一時間使所有的參與者平等獲知，以盡可能保障招投標各方的合法權益，做到程序公正。《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依法必須進行招標的項目，招標人應當自收到評標報告之日起3日內公示中標候選人，公示期不得少于3日。投標人或者其他利害關系人對依法必須進行招標的項目的評標結果有異議的，應當在中標候選人公示期間提出。招標人應當自收到異議之日起3日內作出答復；作出答復前，應當暫停招標投標活動。”而非會員投標人無法保證及時獲得公示信息，難以維護自身的權利，有失公正。

三、給不法之徒帶來可乘之機

一些不法之徒，通過繳費成為會員，利用會員的條件，通過修改招標公告的內容，倒賣招標信息，甚至直接欺騙非會員的潛在投標人，使其在經濟上蒙受損失，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

當前全國上下都在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進一步加強涉企收費管理、減輕企業負擔，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從而激發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的活力。會員制的招投標網站，不僅增加了企業的負擔，更損害了招標投標的公開性原則，無疑到了需要調整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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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前言

融合新聞主要是指利用多媒體設備在融合媒介的基礎上進行傳播的新聞類型，也稱多樣化新聞。如今的融合新聞和媒介融合的研究探索在傳媒界已經受到廣泛的關注。在對融合新聞的研究中，主要是從新聞應用學出發，對新舊媒介之間以及各種新媒介相互之間的融合方式進行探索。我國對融合新聞的發展研究還處于起跑線上，面臨著復雜的發展背景和廣闊的發展前景，新媒介日益壯大，舊媒介不斷整合，兩者愈來愈頻繁合作，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融合新聞究竟有著怎樣的特點，又使新聞傳播界面臨怎樣的新挑戰，這就是本文將要討論的重點。

二、融合新聞的發展狀況

“融合新聞”這一理念，最早是在2004年由美國學者提出來的，發展時間較短，是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但是，在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的推動下，融合新聞的研究進程十分快速，到2006年，美國芝加哥論壇公司及媒體綜合集團就對該理念進行了媒介融合的實踐，使之得到了有效的驗證。美國媒體綜合集團將其旗下的電視臺、報紙、網站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新聞中心，而芝加哥論壇公司則開發出另一種不同的實現模式。之后，中國的融合新聞理念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整合的基礎上暫露頭角。

一方面，傳統的新聞媒體在經營方式上顯得單一，信息來源不足，信息的接收也具有諸多局限性，為了改善這些方面的缺陷，傳統媒體必須對新聞的傳播機制作出全方位的變革，這就有必要借助新媒體多元化的傳播平臺進行輔助傳播，如博客、論壇、手機短信等。將博客日記載入傳統報紙、利用手機彩信的方式征集照片發表到報紙上都體現了新舊媒介的交流合作。而且，傳統媒體除了利用新媒介搜集、新聞之外，還開發出手機報、電子報、網絡廣播電視、電子雜志等新的新聞傳播形式，這些融合媒介便是融合新聞的載體。

另一方面，新型媒介還處于發展的初期，傳播機制還不夠健全，甚至沒有獨立的信息采集權，因而不得不依靠傳統媒體。新媒體的新聞來源豐富、受眾廣泛，在傳統媒體的幫襯下在新聞傳播領域逐步融合。例如，每周二、周四都在報紙上長篇刊登的《焦點網談》欄目即是河南報業網與《河南日報》共同主辦的，該欄目是在網站上進行征稿，再由報社工作人員協助刊登到報紙的，是新舊媒體密切合作的產物。

三、融合新聞的特點

融合新聞的理念核心就是打破傳統新聞報道載體的限制，整合重構各種傳統新聞報道的傳播方式，制作出比傳統新聞傳播活動更多樣化的新聞產品。在融合新聞的采集和傳播過程中，可以利用各種多媒體技術對新聞事件進行多角度多側面展示，并且鼓勵新聞報道的接受者參與傳播及反饋信息。而不是如同傳統新聞報道模式一樣，只能進行傳播者到受眾的單方向傳遞，向受眾呈現出的新聞內容相對淺顯單一。融合新聞注重對原始信息的加工拓展，能夠挖掘出更大的新聞價值，是一種全新的互動化、個性化、立體化的新聞報道方式。

（一）視覺傳達多樣化

在多媒體技術的基礎上，融合新聞把文字、圖片、聲音、動畫和圖像交織在一起，為受眾呈現更加形象、生動、立體的多維視覺效果。例如電子報，它不僅在傳統的紙質報紙基礎上使用了互聯網絡進行新聞的傳播，使信息的傳遞更加快捷廣泛，還在以前報紙網站的基礎上融入了各種多媒體功能，使新聞的表現效果更加明顯深刻。報紙網站的功能只是單純地將報紙內容復制到網站上，而作為融合新聞模式的電子報，不但移植了紙質報紙上的新聞內容，還添加了信息檢索、動態鏈接、視頻插入等功能。從新聞文字，我們可以獲取對該新聞事件的研究分析；從新聞圖像，我們可以了解到新聞動態；從新聞鏈接，我們可以獲知更多相關信息。人們可以利用看、視、聽等各種方式接收到新聞內容，使得新聞的傳播過程更加便捷、人性。例如《浙江日報》與北大方正合作開發的新型電子報， 就添加了朗讀功能，使人們能夠輕松“聽”新聞。所以說， 多媒體技術支持下的融合新聞具有更多樣化的視覺表現手段， 新聞的表現范圍也更加廣泛。

（二）新聞業務整合化

融合新聞整合了所有的新舊媒介，突破了傳統媒體的各種制約，協調了各個媒介之間的資源，各取所長，建立了一個具有很大優勢的新聞采編傳播流程。首先，集中各種媒體的新聞信息來源采集新聞素材，比如傳統媒體的采訪、征集以及網絡媒體中各種原創信息。其次，根據不同受眾對新聞信息的需求對新聞素材進行加工整理，制成各種類型的新聞產品，如圖像、聲音、文字等。最后，按受眾類型利用不同的渠道進行傳播，如電視、廣播、網絡等。在坦帕新聞中心，不同的媒體設立著各自獨立的運作機制和工作人員，但同時也設立了整體規劃協調組織――多媒體新聞總編輯。多媒體新聞總編輯首先安排好整個中心的新聞采集活動，然后統一規劃出各種新聞素材的傳播方向和傳播渠道。

（三）新聞載體數字化

通訊技術及計算機技術的迅猛發展， 逐漸模糊了各種媒體之間的分界，新聞的傳播終端數字化特點越來越突出，互聯網服務商及電信服務商與傳統媒體進行融合，并快速介入到傳播終端領域，開發出多種可移動的數字終端來承載新聞內容，人們的信息生活日益便捷。因此，電腦、apad、手機、電子報等數字載體成為電視、報紙、廣播之外，人們接收所需信息的上佳工具。

四、融合新聞帶來的挑戰

融合新聞的產生不僅給新聞傳播界帶來了無限生機，同時也帶來了多種挑戰，這種全新的新聞形式給傳統新聞傳播機制提出許多新的要求。我國的融合新聞發展起步比較晚，媒介融合的的程度還不夠深，形態還不成熟。無論在媒介融合還是融合新聞的研究實踐中，都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挑戰。

（一）融合新聞對媒介內部管理和規制提出了新要求

融合媒介是融合新聞的基礎。因此，融合新聞要發展，首先得有一個完善的融合媒介管理體制。而如今的媒介管理規制存在行業分割和區域分割的特點，使媒介管理在跨媒體、跨地區的發展上處處受阻。另外，媒介集團的管理模式和內部組織機制也需要進行改革。傳統新聞傳播活動的媒介往往是單一的形態，只使用少量的技術手段，因此，各種媒介都有其獨特的新聞采編流程和內部結構，如日報的運行周期為24小時，電視需要操作來完成新聞滾動。而融合新聞對各種技術手段和媒介形態都有全方位的運用，就必須打破這些流程和結構，建立新的體制。融合新聞的采編管理必須實行跨媒介的團隊合作，重組并整合各種媒介的新聞生產流程。

（二）融合新聞對新聞傳播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融合媒介的基礎上，要生產出優秀的融合新聞，傳媒界工作人員必須具備更優秀的才能。融合新聞的發展急需的兩種人才，一是可以熟練掌握多媒體集團內部整合傳播策劃手段的高層管理，二是可以熟練運用多種新聞采集和處理技術的全能記者。融合新聞的高層管理人才與傳統媒體管理者不同的是，這類人才只能在現實的媒介競爭中磨練出來，具有多種媒介工作經歷，對各種媒介都有相當程度地理解。而全能型記者編輯則需要通過高校培養以及對現有新聞工作人員的技術培訓來獲得。在我國，這兩方面人才都還需要加大力度去培養。

（三）融合新聞要求公民擁有更高的媒介素養

融合新聞不僅僅是新聞傳播界各類型的專業媒介新聞業務的融合，普通公民在網絡媒介的支持下同樣可以參與到新聞傳播活動之中。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成為融合新聞的傳播者，各個傳播者之間地位平等，且沒有具體的條約規定對其進行約束，新聞信息良莠不齊在所難免。讓每一個新聞傳播活動的參與者嚴格自律、奉公守法是新聞傳媒界面臨的又一巨大挑戰。

五、結語

融合新聞的產生是多媒體技術發展推動媒介融合進程從而導致的必然結果。它是一個以融合媒介為操作平臺、以網絡技術為基礎、以特定人群為受眾的新的新聞產品，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立體性。新媒介從產生到發展還只有幾十年的歷史，新舊媒介的合作交流時間更加短暫，媒介融合的發展前景十分廣闊。而融合新聞相比于傳統新聞，在各個基本要素上都表現出很大的優勢，這些優勢不僅是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現狀，更是傳媒界今后所追求的發展方向。我們只要把握住融合新聞的本質，理清思路，為它找到新聞傳播界的正確定位，就一定可以讓融合新聞成為傳媒界的中流砥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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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229.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2）07-0033-03

一、引 言

當下中國電視公共領域的研究逐步轉向對綜藝類、娛樂類節目的關注，出現兩種對立的觀點。一些人肯定電視綜藝節目公共領域的存在，他們認為電視綜藝節目體現了公眾平等參與和自由表達等特征，貼合了哈貝馬斯所描述的空間。另一些人則將娛樂與公共領域、公共知識分子與平民階層對立起來，質疑電視綜藝節目建構公共領域的能力[1，2]。包括電視綜藝節目在內的娛樂節目是否具備建設公共領域的可能性存在很大爭議，然而學界對“可能性”本身缺少詳細研究和學理論證。我們認為，研究當下中國電視綜藝節目建設公共領域的可能性必須基于這樣的事實，就是政治、經濟、文化為電視綜藝節目的發展提供何種空間？電視媒介本身發生了何種轉型？與電視媒介密切相關的受眾發生了何種結構性變化？某種意義上說，社會、媒介、受眾三個方面決定了電視媒介建設公共領域的可能性。

二、服務公共利益是當下中國電視綜藝節目發展的方向

當下中國電視綜藝節目出現一些新現象和新問題，例如，創新與模仿、高雅與媚俗、本土化與國際化、理性與非理性、政府規制與商業利益、娛樂與公共利益等二元對立現象，當下中國電視綜藝節目的發展陷入了困境。2011年9月16日，湖南衛視新聞發言人李浩透露，國家廣電總局因《快樂女聲》節目處罰湖南衛視2012年停辦一切群眾選秀類節目[3]。廣電總局出臺了諸如“省級衛視限娛令”等政府規制說明了電視綜藝節目發展的進入了關鍵時刻，同時也顯示了政府、社會、受眾對電視綜藝節目發展的期求，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即是綜藝節目如何體現公共利益，滿足廣大觀眾多樣化多層次高品位精神需求的問題。

以《超級女聲》為例，廣電總局了兩個文件：《廣電總局關于進一步加強廣播電視播出機構參與、主辦或播出全國性或跨省（區、市）賽事等活動管理的通知》和《廣電總局關于同意湖南電視臺舉辦活動的批復》，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是廣電總局對公共利益的強調：《通知》要求“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堅持三貼近原則，各類賽事活動要積極向上、健康高雅，愉悅身心，陶冶情操，體現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播出的節目要力戒庸俗、低俗的現象，不能迎合少數觀眾的獵奇心理、審丑心態”。《批復》要求“遵守宣傳紀律，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使活動健康有益地順利開展，防止負面效應”，“賽事活動的評選過程、評選標準、賽事規則都要體現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防止出現商業欺詐、商業賄賂”。政府對于電視娛樂節目的規制體現了政治利益與公共利益的雜糅，但規制有利于避免商業利益對公共利益的侵蝕和干擾，保證娛樂節目最大限度內體現公共利益。可以說，當下政府規制為電視綜藝節目公共領域建設提供了契機，同時公共領域建設有利于避免“三俗”，使當下中國電視綜藝節目走出發展的困境。

三、“草根”階層的崛起改變了“人”與傳媒的關系

不可否認，精英階層是電視公共領域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草根”階層及其平民大眾的崛起，則自下而上的影響了電視媒介的公共領域建設。對于電視而言，一方面它發展了很多面向草根階層的節目類型，例如各類真人秀節目；另一方面，平民崇拜也促使電視媒介的大眾化、草根化、娛樂化[4]，如果說這是電視俯就大眾，不如說這是大眾力量與傳媒力量的匯合乃至一定程度的合謀。草根的民間文化、民間智慧、民間資源為電視發展提供了文化資源，電視也為民間文化提供了展現的平臺，為草根階層的自我表達提供了空間。可以說，草根文化突破了傳統，形成了一種新的人與媒介的關系形式。這里的問題是，當下“人”與媒介的新型關系中，受眾是以何種形式參與電視節目討論？受眾之間又形成了何種關系，是個體、集體還是社群團體的形式？

張錦華在探討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時提出多文化主義理論，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在他看來，公共領域的“自由、公開、與理性”，并未真正付諸實踐，自由主義雖然強調尊重不同的多元團體，但是缺乏權力沖突的觀點，忽略社會弱勢團體與主流優勢團體的差異與權力的結構壓迫，使得所謂的“自由、理性、平等”的原則難以實踐。張錦華引入多文化主義，強調重視社群或族群權力的差異，也就是說，媒體實現多元對話的原則在于“容納”不同意見者，更開放的呈現反對或挑戰權威的意見，免除排他性的霸權心態，尊重并凸顯不同社群的立場[5]。

張錦華認識到個人作為主體通過社群參與公共領域，尤其是弱勢群體通過社群獲得自我身份的認同，進而推動媒體關注他們的利益訴求和呼聲，這既避免了推崇自由主義的極端做法，也彌補了個人與公共領域之間的裂痕。

社群主義主要強調共同的身份歸屬感，既承認個體的主體性尊嚴，又強調人的社會性存在，其關鍵之處在于人與社會的關系。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下，是否存在政治學意義上的社群主義不是我們所要探討的問題，但可以從社群的構成上將其分為三種“構成性社群”：其一，地區性社群，即以地理位置為基礎的社群；其二，記憶性社群，即共有一個具深刻道德意義的歷史的不相識的人的社群；其三，心理性社群，即為信任、合作與利他主義意識所支配的、面對面的有人際交往的社群[6]。

例如，《星光大道》設置了一個“家鄉美”的環節，通過才藝展示，選手既是作為一個個體進行表演，同時又作為一種地方文化符號代表著“家鄉”；對于受眾而言，地理位置造成的文化差異可以生成各種社會話題，激發討論的興趣。在綜藝節目中，個體參與的背后常常獲得了家庭成員、親朋好友、家鄉父老、粉絲社團的支持，形成了記憶性社群和心理性社群。

記憶性社群和心理性社群的形成與中國的特殊國情有關。中國傳統文化非常重視宗族、血緣、朋友等初級關系對于形成人際關系的重要作用，因此，宗族、血緣、朋友等初級關系成為草根階層參與電視公共領域建設的一個重要形式，也是調動草根階層積極參與公共對話和交流的重要力量源泉[7]。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性的碰撞之下以新的形式建構電視綜藝節目的中國特色，更重要的，通過這些初級形式，“人”與媒體的主體間性關系得以形成。這不僅打通了作為受眾的個體性與公共領域的群體性之間的關系，而且為弱勢群體參與公共領域提供了可能性途徑。

四、生活世界是綜藝節目建設公共領域的現實基礎

哈貝馬斯提出了“生活世界”的范疇。他說：“生活世界不是什么個體成員組成的組織，也不是個體成員組成的集體，相反，生活世界是日常交往實踐的核心，它是由扎根在日常交往實踐中的文化再生產、社會整合以及社會化相互作用的產物”[8]。

哈貝馬斯突出了日常生活世界的交往行為在建設公共領域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當下中國電視綜藝節目展現的是平民大眾的日常生活世界，整合了社會、文化以及個性結構，在這一整合過程中，言語者與他者在社會、文化、個性結構三個方面形成某種觀點、態度、認識，進而激起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種議題。

下面將從兩個方面考察電視綜藝節目的受眾參與、交往行為與話題生成的關系，分析生活世界與電視綜藝節目建設公共領域之間的聯系。

（一）電視的日常生活化為平民受眾參與、激發公共話題提供了可能

“日常生活世界的語境包括家庭、技術和鄰里關系的日常經驗，以及公共和個人神話和儀式的日常經驗，這些經驗界定了我們文化經驗的基本模式”[9]。同時，日常生活經驗也在不斷改寫電視文本與受眾之間的關系，當下電視受眾地位的變化說明了這一點。受眾地位的提升，不僅吸引觀眾積極參與，而且最大程度上導致節目在編播過程中廣泛吸納和融入觀眾的日常生活經驗。

事實上，很多電視綜藝節目倘若沒有觀眾的積極參與及其日常生活經驗的重新書寫，作為一種文本很難獨立完成。按照麥克盧漢的說法，電視是一種冷媒介，信息的清晰度低，這決定了電視需要觀眾的高度參與，對于電視綜藝節目而言，更是如此。

觀眾在參與電視節目的過程中，將自身的日常生活經驗融入電視的諸多環節，電視綜藝節目的文本才最終形成。例如，《中國達人秀》在評委設置方面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兩男一女的評委搭配中，女性評委負責挖掘選手背后的故事。故事講述也是電視交談的方式[10]，選手以這一方式講述日常生活經驗，形成節目議題。電視“不適合燙手的問題和清晰高度的、有爭議的主題”[11]，電視綜藝節目亦是如此。不過，對于電視綜藝節目而言，其交談、表演等行為與日常生活經驗相融合，經過積淀、變形，進而反作用于受眾，結果受眾也會對日常生活經驗發表看法，最終形成公共話語，乃至媒介“事件”。

可以說，電視綜藝節目以娛樂為主要內容，但娛樂與公共領域并不矛盾，甚至有助于公共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正如赫爾曼所言，“娛樂節目也能提出嚴肅的大眾問題，也能鼓勵人們去思考，去爭論。而公共領域的節目也僅僅可能是宣傳，或乏味得令人生厭或刻意避免得罪人而難以達到為大眾服務的目的”[12]。

（二）日常生活世界的理性問題，這是電視綜藝節目建設公共領域的核心和關鍵

哈貝馬斯在其公共領域理論中強調交往理性，這是一種精英主義的公共領域理論，其生活世界理論也是基于精英主義建構的。

然而，1990年他在其著作的序言中作了部分修正，他說：“將文化和政治方面業已動員起來的下層階級排擠在外，這本身即已表明，公共領域一開始就是多元的。在居統治地位的公共領域之外，還有一種平民公共領域，和它唇齒相依”[13]。

電視綜藝節目是以平民大眾的參與為基礎，其能否建構“平民公共領域”，關鍵在于它能否形成理性精神，換言之，電視綜藝節目所展現的日常生活世界，其中的理性是嚴肅理性抑或娛樂的非嚴肅理性？倘若是后者，“平民公共領域”中的理流是否能夠以新的方式存在？一般而言，在嚴肅理性那里，日常生活世界是作為一個無法被“精神”和“理性”所統攝的混亂和低俗之所在，日常化生活被排斥于“理性”之外，這實為一種誤解。

我們認為，對于電視綜藝節目這一特殊娛樂形態，需要打破傳統的狹隘思維，直面事實，重新反思日常生活及其娛樂中的理性問題。論文提出，理性的呈現方式是多元和多層次的，有精英話語的理性與平民大眾的理性，有嚴肅形式的理性和非嚴肅形式的理性，它們之間不是一種先驗的簡約關系，而是相互交錯、重疊于一體的。理性的多元性與多層次性為日常生活世界形成理性提供了可能性。

電視的日常生活化為受眾參與電視綜藝節目提供了動力源泉，也為節目話題的形成提供了現實基礎，其中，娛樂理性同樣可以為受眾提供有關日常生活經驗的認同、共享、反思的可能，即是說，電視綜藝節目具有生成公共話題的能力。

五、“公共領域”理論有多維度和包容性

（一）“公共領域”理論具有多維度

首先我們要達成這一共識，即公共領域是多種維度的。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區分了古代公共領域、代表型公共領域、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和晚期資本主義公共領域、平民公共領域與精英公共領域，甚至包括當代學者討論的男性公共領域與女性公共領域，等等。公共領域是否具有普適性有待進一步探究，但也不能因此而否認公共領域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以不同形式加以形構的可能性。

1998年，哈貝馬斯回溯公共領域概念時說：“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形態，它盡管與其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種相似之處……劇院、博物館、音樂廳，以及咖啡館、茶室、沙龍等等對娛樂和對話提供了一種公共空間。這些早期的公共領域逐漸沿著社會的維度延伸，并且在話題方面也越來越無所不包：聚焦點由藝術和文學轉到了政治”[14]。從公共領域的發展歷史來看，公共領域并非僅有政治話題，其中還包含了娛樂、藝術、文學等社會話題。韋斯特拉滕也這樣認為，“是哈貝馬斯將公共領域概念化并將其指向政治維度”[15]。這就意味著公共領域隨著時間和地點的不同，其結構形態、主要內容、表現形式也有不同的變化，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公共領域作為一種理論的普適性與特殊性之間的關系。

（二）“公共領域”理論具有包容性

當然，我們在探究當下中國電視綜藝節目的過程中，尤其重視其中的復雜性，要把握公共領域的存在與應然的二元關系。史蒂文森說：“我們必須把呼吁規范（完美的）公共領域與相信規范已經事實存在明確區分開來，或者毋寧說，與相信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公共領域的有效作用區分開來”[16]。

同樣，我們探討電視綜藝節目的公共領域建設問題，并非說公共領域作為一種規范性存在，且已經發揮了它的有效性，而是從理想狀態看待電視綜藝節目的發展及其社會功能的發揮問題，公共領域僅是一個可供選擇的方案而已。

在政治體制之內，中國建成具有完備功能的規范的公共領域還有待其他機制的配合，建設的道路上還存在很多困難，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對公共領域建設問題的探討，并不能否認公共領域對于發展中國電視事業的理論價值。

六、小 結

綜上所述，就政府規制而言，公共利益是當下電視綜藝節目發展的客觀要求；就受眾而言，草根階層的崛起重塑了受眾與媒介的關系，同時，平民的日常生活世界為電視綜藝節目提供了話題生成、交流的現實基礎；就公共領域理論本身而言，具有多種維度，其理論張力為電視綜藝節目的發展提供了一種理論規范。以上內容顯示了當下中國電視綜藝節目具有建設公共領域的可能性，當然，中國電視綜藝節目公共領域建設最終取決于政治體制和傳媒體制改革所提供的空間和自由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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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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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傳播媒介一直有著深刻的聯系， 由傳統媒介所制造出來的媒介文化，在新媒體不斷出現的過程中， 也被不斷地改造著，新媒體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也有別于從前， 尤其是網絡媒體向社會各個角落的漫射， 更是帶來了媒介文化的新理論。當手機成為了一種大眾傳播媒介， 而媒介文化遇上了手機， 便又有了新的文化邏輯。

一、新媒體與手機文化

新媒體是相對于傳統媒體而言的，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所謂新媒體，就是以新技術為平臺，全方位傳播信息，更加快捷、便利傳達資訊的公共服務媒體。文化是人類群體創造并共同享有的物質實體、價值觀念、意義體系和行為方式和人類群體的生活狀態或樣式。基于人類文化學對文化的基本界定，結合人們對當代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與社會生活、文化的相互關系的已有探討，我們認為：手機文化是社會信息化的結果，它是指以手機為信息和文化傳播、交流工具，以移動通信網絡和互聯網為信息和文化傳播、交流的平臺，隨著手機的普及使用而形成的一種大眾的流動文化生活空間和生活樣式。

二、新媒體環境下的手機文化的構成

人們通常認為文化是人類群體創造并共同享有的物質實體、價值觀念、意義體系、行為方式和人類群體的生活狀態或樣式。手機文化的產生和發展與整個社會和時代的大背景是分不開的， 它既是技術高速發展的反映， 又是人們更高需求的體現。結合手機文化的含義及其產生與形成過程， 手機文化包括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不同的層次結構。

（1）手機物質文化。物質文化的概念標志著物與人的關系以及人類物質文明創造活動的狀態。手機物質文化指手機文化體系中的物態文化層，它是承載手機文化生產、交換、傳播和消費的物態文化基礎；也是推動手機文化發展的基本動力。手機物質文化可進一步分為手機物質技術文化載體和手機文化生產的產業載體兩個層面。前者主要包括了移動通信技術的進步、手機終端功能的拓展和工藝設計的演變、手機文化的符號表現形態、傳播模式的豐富與發展等因素；手機文化的產業載體是由手機文化的生產、市場、傳播和消費等構成的產業體系，手機文化產業的創新、融合和發展，是推動手機文化發展的產業基礎。

（2）手機精神文化。精神文化主要指哲學和其他具體科學、宗教、藝術、倫理道德以及價值觀念等， 其中尤以價值觀念最為重要， 是精神文化的核心。它決定人們贊賞什么， 追求什么， 選擇什么樣的生活目標和生活方式， 同時價值觀念還體現在人類創造的一切物質和非物質產品之中。精神文化是人們使用手機的價值觀念和意義體系， 突出表現為人們利用手機這一現代移動通信工具， 追求信息、文化交流、傳播和共享的自由， 滿足自身精神文化需要的價值趨向、要求、符號表征和行為習慣等。作為技術與社會互動生成的文化新形態， 手機文化既具有技術與媒介的展現形式， 又蘊含豐富多樣的文化生活內容和意義。

（3）手機制度文化。制度是指人類在社會實踐中建立的各種社會規范，既包括正式的法律規范，也包括非正式的道德規范與文化規范。手機制度文化主要包含：一是手機文化產業政策規范，主要包括促進市場競爭和合作、調整價格體系、保證互聯互通、完善普遍服務和文化傳播內容規制等方面的政策；二是法律制度規范，主要包括憲法對公民的通信自由與通信秘密權、名譽權、文化權等權利的保障及行政法、刑法、民法等手機文化生產、市場、傳播和消費（使用）的法律規范；三是手機文化的社會道德規范和手機禮儀等行為文化規范。

三、新媒體環境下手機文化的特征

（1）手機文化空間無限性與時間的延遲性。空間的無限性指兩個無限性。一是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手機， 任何場合使用手機娛樂、工作、學習時， 辦公室、馬路上、汽車里、甚至在廁所里， 都可以使用。二是交流的雙方沒有空間的限制。交流一方如果北京， 另一方可以在任何地方， 上海、廣州、中國或者是任何其他國家。從這個角度講， 手機延伸了人類的直覺系統， 擴大了視覺、聽覺， 增強了大腦所收集的信息量， 是人類增強智慧力量的一個重要工具。

（2）手機文化傳播的定向性與擴散性。手機是一種私人物品， 它具有私密性。手機文化在傳播過程中具有定向性， 即利用手機的精準性， 使手機文化的創作內容可以針對不同的年齡、職業、地域和消費水平人群產生影響。正由于他們有不同的人生追求和價值取向， 手機文化才能在傳播過程中具有定向性。有了明確的傳播對象， 手機文化的影響與被影響使不同層次、不同行業的人們表現出明顯的層次感。正是由于手機的可移動性和精準性， 才使得手機文化的傳播呈現定向性和擴散性的特性。

（3）手機文化展現的跨媒體性與多功能性。從文化傳播媒介的角度看， 手機是通過對傳統的語言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廣播電視傳播、網絡傳播等傳播形態及方式的整合而成為一種新的移動傳播電子媒介， 無論是傳播方式的融合， 還是傳播內容的整合，它都明顯具有跨媒體的性質。正是以隨時隨地隨身的移動傳播方式為核心， 在整合傳統的其他傳播形態的基礎上， 手機才可能成為滿足社會大眾快速增長的文化需求的“新媒體”。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