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大全11篇

時間：2022-07-04 11:30:02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財政政策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在書中，作者明確指出：所謂積極財政政策實際上也就是利用財政赤字刺激經濟增長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講，積極財政政策的采行其實反映了人們對財政赤字的認識轉變，亦即從“赤字有害”到主動利用財政赤字。

眾所周知，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國內理論界對于財政赤字一般持否定態度，認為赤字有害。步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根據我國經濟增長明顯趨緩，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通貨緊縮成為經濟運行巨大壓力的宏觀經濟狀況，決策層審時度勢，果斷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舉措擴大內需，實施反周期操作。考慮到社會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接受問題，把擴張性財政政策稱作積極財政政策。相應地，赤字財政也一改多年來“有害”的常態，開始以“積極”的面目出現。這就涉及到究竟應當如何評判赤字財政的問題。作者認為：評價赤字財政有害無害，因時因地而異，不能籠統地、簡單地作結論。財政赤字的“是”與“非”、“好”與“壞”，要看宏觀經濟狀況，只有在社會總需求小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況下，財政赤字才屬于“是”和“好”，因為它通過國債這種國家信用工具把城鄉居民暫不使用的資金轉變為政府資金使用出去，彌補了總需求缺口，刺激了經濟。

既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就必然會發生財政支出大于財政收入的赤字，相應地也就產生了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問題。在沒有財政節余可以動用，且財政不允許向銀行透支的條件下，當前我國發生的財政赤字全靠增發國債彌補。由此，財政赤字也就成為增發國債的同義詞。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增發國債，對于經濟增長是有利還是有害，取決于當時的具體條件，同時也取決于增發國債的規模是否合理。在合理規模之內是有利的，超越了合理規模則是有害的。相應地，也就引申出發債規模的度的把握問題。

至此，作者圍繞財政赤字這個軸心，由積極財政政策的施行——采取的主要政策舉措（增發國債）——引申出發債規模度的把握——進而探究國債市場化建設問題，環環相扣、邏輯連貫，一條清晰的主線、脈絡躍然書中，展現于讀者面前。

二、在具體的宏觀經濟背景下分析、評價積極財政政策的績效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經濟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變化：告別“短缺經濟”之后，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外部沖擊，使得國內本已存在的后短缺經濟的新問題顯性化，物價持續下跌，通貨緊縮跡象明顯；失業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經濟增幅下降，貨幣政策連續、密集運用，但政策效果不夠明顯；等等。上述幾方面的情況綜合在一起，使決策層于1998年為力求實現8％的增長目標而采取增加投資、擴大內需方針，并且把增加投資的重點掌握為基礎設施建設（以求避免形成生產項目上的重復建設，優化結構和增強發展后勁）。為有力地貫徹這一思路，啟動財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選擇。之所以把運用赤字財政進行調控作為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這是因為，與其它宏觀經濟政策相比，財政政策不需要中間傳導過程就可以直接擴大社會需求，時滯短，拉動經濟增長作用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講，積極財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財政政策更為主動和主要發揮對經濟增長的調控作用含義的。

書中通過實證分析方法，對積極財政政策的績效進行了較為客觀的概括與評價有效地擴大了投資需求?促進了經濟發展，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辦成了一些多年想辦而未辦成的大事；技改貼息取得了良好效果，加快了企業技術進步，促進了產業升級；增加了就業機會等。

三、從宏觀調控的戰略角度把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我國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就是在經濟增長乏力、增長速度下滑時，通過擴大財政赤字增加政府支出，把社會的閑置資本利用起來，從而刺激經濟，變下滑為上升。這種做法是在當今世界市場失靈現象反復出現、經濟活動復雜化和國民經濟景氣循環的不規則化條件下，政府對經濟活動進行的調節，以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其包括的總體政策含義是，在主要確保金融穩定、安全運行的同時，相對更多地發揮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支持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因為在市場經濟“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制中，財政政策是貨幣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書中同時指出，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是在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深化改革、調整結構和加快開放過程中出現的。由此表現出來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不能照搬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財政與貨幣政策的“松”“緊”組合，因而必須加強研究，探索如何避免政策相互掣肘與效果彼此抵消，如何實現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組合，把握政策的合適力度與實施時機，進而保持經濟系統的動態穩定性。

四、通過相關問題的研究深刻體味積極財政政策

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還存在著一系列相關問題亟待探索，諸如資源配置趨向的變化、利益關系的調整，對投資、對消費以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宏觀調控從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時政策手段的運用。書中辟出專門章節，對財政支出的合理安排、收入分配的調節、三農問題、基于供給調整的稅收政策、出口退稅以及財政制度建設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研究。其相應的政策結論是：合理安排財政支出，提高國債資金使用效益；通過收入分配進行宏觀調控具有不可持續性；支持農民調整產業結構，促進農業現代化，鼓勵農村居民向非農產業轉移；稅制改革的近期目標是增值稅的完善、內外企業稅負的統一，遠期目標是實現“稅費歸位”；完善出口退稅的管理機制，保證出口退稅政策的實施；改革預算管理制度、逐步實施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推行政府采購制度。

篇（2）

1．背景。

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在土地和股市兩大泡沫(一般稱“資本泡沫”)的推動下，實現了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在當時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有所謂一枝獨秀的美譽。然而，進入90年代后，以地價下降為導火索，資本泡沫逐步破滅，日本經濟陷入長達10多年的徘徊或蕭條期。1990年GDP增長率達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長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為-2.5％，2001年為-0.5％。失業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為5．3％，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價連續下跌，批發物價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為0．6％外，其余年度均為負數；消費物價雖不象批發物價那樣長期下跌，也有兩個年度為負數，基本上在0值周邊波動。其二是泡沫經濟時期泡沫化了的資本嚴重縮水。股市縮水：日經平均指數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與1989年相比縮水70％以上。其間，雖在1993年和1999年出現過反彈，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動，目前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縮水：土地價格從1991年開始連續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價(日本中央政府國土交通省調查的價格)與最高價?竦?991年相比，住宅用地價格共下跌了36．0％，商業用地價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調。

針對國民經濟出現的長期停滯，尤其是通貨緊縮，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擴大國內需求為主要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這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預算擴張。稅收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參見表1)。同時，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中央財政預算的債務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參見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擴大政府公共投資為中心的經濟對策。采取經濟政策，是在政府感覺到預算安排的擴張力度仍不夠，需采取追加預算時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為對預算擴張的強化或補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實施政府經濟對策(這兩年預算安排仍是擴張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兩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對經濟的擔憂和“關心”程度。據估算，這些政府經濟對策共動用資金(包括增發國債和減稅等)130多萬億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擴大國債發行、減稅、擴大公共投資和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等。

(1)擴大國債發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債規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債余額(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債，下同)，占GDP比重為61．4％。但在90年代國債規模迅速擴大，2002年公債余額占GDP比重上升為139．6％，約1．4倍。從絕對額上看，日本GDP約為500萬億日元(90年代用現價計算的GDP基本上沒有擴大)，1990年公債余額約為300萬億日元，2002年為700萬億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國債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萬億日元，年平均增加40萬億日元，年均遞增9％。公債余額增大速度快，無疑是大量發行公債的結果。

表1日本租稅負擔率(單位：％)

稅收社會保障負擔合計

國稅地方稅小計

199017.99.527.411.338.8

199315.49．O24.41236.4

199414.58.723.212.235.3

199514.58.923.413.236.6

199614.2923.213.336.5

199714.29.223.413.637．O

199813.49.522.91436；8

199912.99.222.113.835.9

200013.99.323.214．O37.2

2001149.623.614.938.5

1997年美國15.811.727.59.236.7

有關國家英國37.51.839.39.348.6

德國25.53.729.225.254.3

情況法國29.86.536.325.762．O

注：負擔率為與國民收入相比。資料來源[日]日本銀行國際局編{國際比較統計}2000年版；[日]財務省2002年4月編發的宣傳材料《財政的現狀與今后的方針》。

表2日本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

中央財政預算債務依存度(％)公債余額(中央與地方政府)占GDP比重(％)

美國意大利

19908.461.455.3105.4

19917.658.259.5109.3

199210.159.861.9118.3

199311.26363.4119.9

199418.769.462.6126.1

199517.776．O62.2125.2

199628．O80.661.3124.3

199721.684.759，1122.4

19982097.356.7119.9

199937.9116.954.2118.5

200038.4125

200134.3128.5

200236.9139.6

資料來源[日]財務省2002年4月編發的宣傳材料(財政的現狀與今后的方針)；[日]財務省財務綜合政策研究所編(財政金融統計日報)2001年第5期。

(2)減稅。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實施一些臨時性減稅措施外，1994年進行了一次稅制改革。其主要特點是提高消費稅稅率，決定從1997年4月1日起將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兩個百分點中一個百分點作為地方消費稅)，同時從1995年開始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1999年再次下調了個人所得稅和法人稅(公司所得稅)的稅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由300萬日元提高到330萬日元，低稅率(10％)的適用范圍由300—600萬日元，擴大到350—900萬日元，最高稅率由50％下調至37％。與此同時，以個人所得為稅基的地方居民稅(都道府縣民稅和市町村民稅)也采取了減稅措施。一般經營性法人的所得稅(即法人稅)稅率也由37％下調至30％。在增稅減稅同時進行的稅制改革中，減稅的力度明顯大于增稅，稅負呈不斷下降趨勢。日本稅負1990年為27．4％，1999年下降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為22．9％。1997年因提高消費稅稅率稅負略有反彈，但總體上未能阻止稅負下降趨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減稅主要是針對國稅的，地方稅的稅負在90年代保持了相對穩定，甚至穩中有升，1993年為9．0％，2002年上升為9．6％，國稅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國稅稅負為17．9％，1999年下降為12．9％，2002年為14．0％。

(3)擴大公共投資。擴大公共投資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點支出項目。在90年代，中央財政預算安排的公共投資支出保持了較快增長，每年比上年度增長5％左右(1997年為1．3％，1998年為-7．8％)，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所占比重為10—15％。加上綜合經濟對策等追加預算，政府公共投資規模相當可觀。如1998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公共投資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經過兩次追加預算后，公共投資支出比上年度實際增長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資除一般預算安排資金外，還通過財政投融資提供資金。在90年代財政投融資保持了較大規模。1990年財政投融資計劃總規模為34．6萬億日元，1999年上升為52.9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4．8％。由于財政投融資是有償資金，其投向與私人資本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進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質疑，其增長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資支出規模也較大，1999年都道府縣和市町村政府預算中公共投資支出分別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資主要用于交通、城鄉基礎設施，治山治水和社會福利設施建設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資力度，政府固定資產形成規模也大，1998年政府總固定資產形成占GDP比重達6．2％，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日本社會保障實行收費制，其運營原則上獨立于財政，由社會福利部門管理。但這并非意味著財政不承擔社會保障支出，相反財政資金在社會保障制度運營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負責公共救助、公共衛生醫療等職責外，對于實行社會保險制度的醫療保險、年金保險和失業保險也提供資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資金占社會保險制度給付總額的20—30％。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期間，把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對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億日元購物券，這在發達國家中是罕見的。90年代各級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增長較快，以中央財政為例，1990年社會保障支出為11．63萬億日元，2000年上升為16．8萬億日元，10年增加5．2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3．8％。在中央財政支出中，除作為國債成本的國債費外，社會保障支出增長最快，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為19．7％。

二、財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來日本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增發了400多萬億日元的公債，相當于GDP總額的80％。目前公債余額已相當于GDP的1．4倍。擴張性財政政策對日本經濟的恢復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兩次出現了恢復性增長。但是，90年代日本經濟呈現出復蘇短期化特點。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長率分別達到1．5％和5．0％后，1997年出現了下降(-2．5％)；2000年實現了1．2％增長后，2001年又出現了下降(-0．5％)。長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兩次暫短的復蘇，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強化日本經濟增長的基礎，沒有把日本經濟推向正常的增長軌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學術界，有人稱90年代以后日本財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眾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運用經濟政策，在戰后經濟發展過程中，各項政策的運用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那么，為什么90年代以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財政政策運用缺乏針對性，而財政政策孤軍作戰，以及公共投資效率下降進一步影響了財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經濟的問題主要發生在國內經濟，其對外經濟基本上保持了較好的態勢。如進出口總額，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遞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遞增4．3％。貿易順差，除1994年和1995年兩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擴大，1999年為1230．4億美元，比1990年的635．3億美元增長94％，年平均增長7．6％。由于對外經濟勢頭良好，日元也處于升值狀態之中，1990年美元對日元的平均匯率為144．88日元，1995年升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為113．91日元，目前為130日元左右。

國內經濟問題較多，最突出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費增長非常緩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為負數(-0．3％)。而且與政府消費相比，民間消費增長更加乏力。固定資產投資的情況則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為負增長(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樣，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間投資下降。有5個年度里政府固定資產投資雖有增長，有的年度增長幅度還相當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別增長16．0％和15．2％，仍沒能改變總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減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壓縮財政投融資規模所至。

導致日本國內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體系遭到重創。金融體系的創傷不僅嚴重影響了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預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機構的功能。在資本泡沫膨脹時期，金融機構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泡沫活動之中。一方面，金融機構資產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價格飛漲時期，金融機構的資產也以股票等有價證券和土地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業銀行的有價證券賬面收益曾高達34萬億日元。另一方面，在當時日本金融分業經營的框架下，金融機構通過向以證券交易和不動產買賣為主要經營內容的企業(包括金融、財務企業等)融資，實際上間接地將資金投入證券和土地市場。已經倒閉的7個住宅專業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總之，在泡沫經濟時期，日本金融機構資產也以嚴重泡沫化了的證券和土地為主。資本泡沫的破滅，不僅導致金融機構的資產嚴重貶值，而且由于貸款或融資對象的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甚至倒閉，不能還貸，致使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關于不良債權的統計標準不斷變化，其統計數字也不盡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監督廳公布日本金融機構“有問題債權”為87萬億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機構不良債權為43．4萬億日元，其中銀行32．5萬億日元。

金融資產貶值，不良債權增加，對日本經濟的打擊是破壞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費者和投資者對金融機構的信心不足，出現了謹慎消費與謹慎投資，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資產以在金融機構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為主，據統計，1996年底日本居民個人金融資產的52％是定期存款(美國為17％)，11％為現金或活期存款(美國為2％)。金融機構的風險增大及其表面化，嚴重影響了居民對金融機構，乃至日本經濟的信心和預期，出現了謹慎消費。90年代初以來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調，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實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費并沒有明顯增長。尤其是居民消費貸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謹慎消費影響國內需求，加上生產經營性公司、企業本身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和負債增加，投資者也出現了謹慎投資傾向。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在大量不良債權和資產貶值的影響下，出現了惜貸行為，金融功能嚴重弱化。90年代，日本貨幣供應量(M1)增長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過10％，而銀行貸款增長率很低，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為負數，

如上所述，日本經濟的問題出在金融體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對策重點放在擴大公共投資和啟動消費上(其中也有一些解決金融體系問題的對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義上講是下錯了藥，政府措施缺乏針對性，這是日本90年代以來長期財政擴張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財政政策擴張缺乏必要的貨幣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機構惜貸，實際上形成了財政政策孤軍作戰的局面，這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資效率下降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擴大公共投資，試圖以此來擴大內需。但是，公共投資擴大內需的效果與投資效率是有關系的。只有當投資能帶動民間的投資或者區域、產業的發展時，其效果才大，這就是所謂乘數效應。眾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發達國家，其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已具有相當規模，在此基礎上再過份擴大公共投資，往往是“奢侈”或浪費。

眼下，我國理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緊縮”的財政政策，撲滅了日本經濟復蘇的勢頭，導致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從而“洋為中用”，提出我國應吸取日本的“教訓”，不得調整目前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筆者不能茍同這一觀點，認為，他們對日本“教訓”的把握不夠準確。日本經濟在1995年開始恢復增長，1996年增長率達5％。政府針對這一情況對其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了調整。具體講：(1)通過了《財政結構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債(不包括建設公債)發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編制了相對緊縮的預算，財政預算規模增長幅度下降，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過的稅制改革法律確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實施特別的經濟對策。但是，從結果看，1997年的財政政策并非緊縮，而是擴張減速。雖然1997年的稅負比1996年僅上升0．2個百分點(提高消費稅稅率的影響)，但債務余額繼續擴大，1997年末公債余額占GDP比重為84．7％，比1996年上升4．1個百分點。

雖不能完全否認財政政策調整對日本經濟的影響，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經濟長期不景氣的根本原因，是金融體系遭重創。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調整政策取向，日本經濟是否就會保持較好增長勢頭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經濟出現再度下滑，除固有問題影響外，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也不可忽視。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雖沒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響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東南亞地區合資企業的收益，同時還影響了日本投資者、消費者的信心和預期，從而影響日本經濟的增長。1997年經濟增長回落是多種因素的結果，決不是調整財政政策的“教訓”。其后，1999年日本經濟重又出現過復蘇勢頭，但僅維持了幾個月，2000年下半年開始就又轉向下降，其間財政政策并未進行調整。總不能把這次下降的原因又歸結為財政政策吧!日本經濟在復蘇與蕭條之間掙扎，是其經濟本身的癥結決定的。此外，作為結論，認為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整，這在理論上也是存在問題的。作為景氣調整財政政策，根據經濟景氣情況調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沒有調整就無政策可言。而且這一觀點的理論前提也是值得商討的。該觀點認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意味著政府大量的國債和大規模投資是國民經濟運行的前提。我覺得，如果一國國民經濟運行離不開政府的大規模投資，或者說離開政府大規模投資就要出現問題，那么這種經濟就不是健康的經濟。我認為，我國在實施財政政策時，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資效率低下，從而導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訓，要隨時注意財政政策的效果和財政政策取向的調整。

三、日本財政政策展望

1．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難題。

當前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最主要難題有經濟增長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和財政能力低下等，它們是決定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經濟增長乏力。根據內閣府公布的《2001年度經濟財政白皮書》，日本政府對當前日本經濟增長的預測并不樂觀。因出口的恢復，國內庫存調整和資本存量調整的結束等，預計2002年度下半年經濟會恢復增長，但增長率在1％左右，而且后勁明顯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體系問題影響投資者和消費者預期，制約投資和消費的擴大。而且政府推進的“結構改革”在近期內將增加企業倒閉和失業，加上美國經濟的不透明性，經濟恢復的動力明顯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對財政壓力增大。1999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稱為老年化比率)為16．7％，已進入高度老年化社會。不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進程十分快速。據日本政府預測，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將超過20％，2020年將達25％以上，成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僅意味著勞動人口減少，影響經濟發展后勁，而且將加大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壓力。據測算，70歲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醫療費為年輕人的5倍，加上現收現付制年金賬戶的高額赤字等，其對財政的壓力是巨大的。

再次，財政債臺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來的長期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擴大，債務累積。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債余額相當于GDP的1．29倍，2002年預算通過后，則進一步上升為1．4倍。不僅在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據內閣府的測算，假定社會保障水平及其他稅制不變，2005年開始以提高消費稅為主來實現長期財政平衡，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23％，同樣條件下，2020年開始運作，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稅制結構以所得稅為主，在所得稅稅制不變的情況下，將消費稅稅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認為調整財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緩。

2．今后財政政策展望與小泉結構改革

篇（3）

擴張型財政政策流露長期化傾向

字串6

1998年開始，我國政府財政政策由緊縮政策轉而實行擴張政策。所謂積極財政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以增加赤字和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所以屬擴張型財政。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刺激了投資和消費的增長，經濟保持了快速增長的態勢，政策效應是明顯的。但是，現在本應淡出和轉型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卻出現了長期化的趨勢，經濟快速增長染上了對擴張政策的依賴癥，而潛伏的財政和金融風險卻使擴張政策難以為繼。這是當前政策抉擇面臨的一道難題。

2001年,GDP增長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個百分點，且呈現逐季減緩趨勢，經濟整體增幅下降的態勢表明擴張政策的效應在遞減；國有企業在基本實現三年脫困目標之后，脫困的成本和代價尚未消化，又出現效益回落，利潤增幅持續下滑，部分企業脫困后又返困，虧損企業虧損額上升；國有單位的投資靠國債支持繼續上升與非國有單位投資乏力形成反差，表明除了政府國債投資之外，各類市場主體的自我積累機制依然乏力；物價由低速回升轉為全面回落，去年零售物價下降0.8％，工業生產資料出廠價下降1.2％，生活資料出廠價下降1.5％；失業率居高不下，就業難度加大，去年下崗未能再就業的職工近600萬人，城鎮實際失業率高于登記失業率2－3個百分點；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對增加農民消費、啟動農村市場乏力，制約農民增收的諸多因素仍然存在；財政對債務的依存度居高不下，潛伏的財政危機不僅沒有緩解，反而進一步加深。字串5

回顧2001年，瞻望2002年，對今年經濟發展和對策，似應作出以下幾點認識：

連續4年實行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使經濟增幅下滑的態勢得到遏制，并為今后經濟增長和發展創造了較好的物質條件。但是，放松銀根的政策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它好比一劑強心針，不可能帶來經濟持續快速穩步增長，為經濟長期發展埋下隱患。巨額的財政赤字，沉重的債務負擔，貨幣超經濟發行，最終勢必釀成嚴重的財政危機和金融危機，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如俄羅斯20世紀90年代），或者導致經濟滯脹（如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所以，任何一位明智的當政者都不會長期推行擴張性政策。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一度財政敞開國庫花錢，銀行開足馬力印發鈔票，由此釀成的苦果至今還沒有消化完畢。財政長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銀行不良資產比例過高，居民儲蓄超常增長等，這些因素都給經濟投下了通貨膨脹的陰影。現在人們之所以沒有看到它的現實威脅，是由于出臺的改革措施強制地遏制了購買力的需求變現，把收入鎖進銀行的保險柜；是由于貧困人口增加，導致生產相對過剩和購買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財政和貨幣政策在不能兼顧推動經濟增長和化解經濟風險時，應當適時地把重點轉向后者，決不能為保暫時增長而犧牲長遠發展。

字串7

當前，擴張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已經出現邊際效應遞減的勢頭，但經濟增長對它的依賴性并未減弱，經濟自身的增長機制依然乏力，因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出現了長期化的危險傾向。國內外的歷史教訓表明，一旦把擴張性政策長期化，后患無窮。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財政和金融危機，二要預防陷入“滯脹”泥潭的可能。

莫追隨發達國家進入“消費社會”

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生產決定消費，但生產歸根到底是為了消費、依賴消費。近代工業革命飛速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導致消費資料極大豐富。二戰后，西方發達國家興起了一種新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富裕者無節制的物欲滿足為宗旨，奉行

物質消費至上主義；超越生產和消費的能力，以犧牲環境和浪費資源為代價“現代消費社會”。“消費社會”正像傳染病一樣向發展中國家蔓延和擴，成為當代世界的一大公害。

中國GDP總量突破萬億美元大關，居世界第6位，但僅占世界GDP總量的3.6％，美國占32.6％；中國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在世界75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競爭力排名中，中國居第39名，美國居第2名。

篇（4）

對于本次通貨膨脹的成因，國內外學者已作過較多的分析。綜合來看，貨幣超發導致的流動性過剩是其主要原因。當然，對于貨幣超發的途徑，既包括因外匯儲備過多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的增加，也包括危機背景下商業銀行天量信貸投放所導致的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加。因此，在討論有關治理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措施時。大多數的學者都主張用加息和人民幣升值的辦法來緩解國內通脹的壓力。但是，筆者認為，在我國現有的宏微觀經濟環境和財政預算制度下，無論是加息還是人民幣升值都無法促進貨幣政策的有效轉型。促進貨幣政策的轉型、緩解通貨膨脹的壓力還必須改變傳統的以擴大政府公共支出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

篇（5）

稅收政策是國家財政為實現財政收入，調節經濟而制定的稅收行為規范。稅收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體現在國家對保險業的稅收政策上。國家對保險業的稅收政策是指國家對保險的稅率、稅種以及稅收分配等設定行為規范，以實現稅收征收和合理的分配。國家對保險業的稅收政策是否合理和完善，關系著保險政策的實現以及保險業的發展。

我國長期以來對保險實行的是嚴格的稅收政策，并且稅收制度不盡合理和完善。

1．長期的高稅率和不合理的保險調節稅的設置（1994年以后取消調節稅），削弱了保險公司的積累能力。保險公積金是按稅后利潤的一定比例計提的，稅率的高低、稅種的多寡對稅后利潤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較高的稅率和不合理的調節稅的設置必然減少保險公司的稅后利潤，保險公積金的積累也就自然減少。由于保險公積金是保險償付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長此以往必然會影響到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這有礙培育保險市場主體，穩定保險市場的保險政策目標的實現。

2．不公平的所得稅率政策，破壞了保險市場秩序的重要基礎——公平競爭。1997年以前，原中保集團公司的所得稅率高于國內其他股份保險公司。外資保險公司的所得稅率一直低于內資保險公司。這種不公平的所得稅率政策導致保險市場各競爭主體競爭起點的懸殊。競爭的不公平影響了建立規范有序的保險市場的保險政策目標的實現。

3．實行統一的營業稅率不利于保險產業發展政策的完善。我國現行營業稅除壽險、農險免稅外，其他一切險種都不分稅種實行統一的8％比例稅率，難以體現國家對各險種的政策導向，使保險產業發展政策難以配合國家經濟發展計劃，適應國家經濟發展方向的需要。

4．不盡合理和完善的保險稅收分配制度，影響了地方政府對保險業支持的積極性。我國保險營業稅和涉外保險業務的所得稅一直歸地方財政支配。（1997年后提高的3％征收的營業稅歸中央政府）國內保險業務所得稅的分配如上所述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但總的來講，現行保險稅收分配制度難于體現保險公司對地方財政的貢獻，因而影響地方政府對保險業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保險公司對地方財政的影響，而且現行分配制度上兼顧了中央財政與省級地方財政之間的利益，并沒有兼顧到省級以下各級財政的分配關系。

二、建立合理完善的保險稅收制度。

由前所述，恢復國內保險業務以來，財政與保險的關系逐步理順，保險稅收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險稅收政策也逐漸寬松，但總的來講，保險稅制仍不完善，保險稅收政策仍然嚴格，制約了保險政策的實施以及政策目標的實現。為充分發揮保險稅收政策對保險的促進作用，國家財政應對保險施行寬松的稅收政策，建立合理、完善的保險稅收制度。

篇（6）

根據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近年來，積極的財政政策仍然是必然的選擇。但是，若這種政策只是靠增發國債來帶動政府投資的擴張，財政債務風險會不斷加大。所以，尋求化解財政風險和解決需求不足的有效措施和研究積極財政政策創新問題，至關重要。

積極財政政策取向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正處于一個重大的戰略調整期。2003年GDP增長9.1%，從拉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看，主要是投資和出口。在9.1%的經濟增長率中，投資拉動的貢獻為70.95%，遠遠高于2001年的49.3%和2002年50%的水平。投資增長過快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盲目上項目，低水平重復建設投資過多。2003上半年中央安排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總額同比實際下降了7.7%，而地方政府的投資額同比增長了41.5%。以房地產為代表的一些行業已經出現投資過熱，連續三年增幅均在20%以上。2003年外貿進出口總額達8512億美元，增長37.1%，其中出口4384億美元，增長34.6%，進口4128億美元，增長39.9%，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在強勁需求拉動下，價格總水平開始上升，通貨膨脹的壓力開始凸現。面對中國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今后一個階段內，國家宏觀調控的重點是在控制總量的同時，根據國際和國內形勢的變化，從調整結構入手，適時適度地調整積極財政政策的著力點和實施的力度。財政政策應由政府直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轉變到解決長期性、戰略性、結構性的問題上來。

首先，根據客觀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在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保持宏觀經濟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同時，適當地減少長期建設國債規模，并逐年適度增加中央預算內經常性建設投資。

其次，按照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的要求，緊緊圍繞“五個統籌”，把機制創新作為積極財政政策調整的重心。主要是通過改革財政投入機制，拓寬積極財政政策來支持國民經濟發展的思路。財政政策要更多地發揮稅收、貼息、政府采購、轉移支付等多種財政杠桿，隨著改革的深入，積極財政政策將逐步融于公共財政政策中去。

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增加有效供給

目前，我國經濟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農業基礎十分簿弱，現代化程度低，勞動生產率低下；工業和建筑業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在這種狀態下，增加需求僅僅依靠積極財政政策肯定是很難湊效的，必須通過調整經濟結構來實現。

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著力解決“三農”問題

首先，用長期建設國債進行農村的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具有投資少、工期短、見效快、經濟和社會效益好的特點，它不僅可以創造農村勞動力就業機會，增加農民收入，啟動農村消費市場，而且是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的最佳路徑。其次，加大防災、生態保護的投入，加強生態建設和農村公共衛生體系建設，這些項目社會效益好，主要靠財政投資。再次，增加農業科技投入。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要依賴于農業科技的進步，科學技術的推廣和農戶教育水平的提高，國家應盡早啟動農村教育扶貧工程。這是公共財政支出的重要內容。最后，利用財政補貼，財政貼息等手段來引導和扶持那些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的農業投資項目。積極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加大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提高農民收入水平。

對第二產業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杜絕低水平重復建設

調整結構，保證重點。按照經濟結構調整目標，除了保證國家重點基礎產業的投資外，還應支持工業戰略改組、優化與升級，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以全面收縮國有企業的經營戰略，使其盡可能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讓位于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企業。這不僅是國有企業自身和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集體企業、個體企業、民營企業、私營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發展的需要。對那些經戰略性改組后有必要續存下來的國有企業，除少數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企業繼續保持獨資外，對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規范化的股份制改造，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強化國有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功能。當然，在結構調整與升級過程中，財政增量投入總是有限的，重點是盤活存量資源，使存量資源在不同產業、地區之間流動，而存量資源的流動是資本重新優化組合的結果。關鍵問題是目前我國一方面缺乏資本退出的必要條件即產權的市場化；另一方面又缺乏資本補償的機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與結構調整和升級相聯系的資本補償就需要財政政策支持。財政可以通過發行長期專項國債來收購、封存或淘汰那些生產能力過剩的資本，使過剩領域的資本得到全部或部分補償。

采取措施治理一些地方低水平重復建設問題。首先，要嚴格市場準入制度。盡快制定完善并嚴格執行行業準入的環保、安全、能耗、技術、質量等標準，不達標的一律不準開工建設，對在建工程進行清理整頓，對未達標的，責令限期改造達標。其次，要嚴格土地審批制度。對省以下土地實行垂直管理。凡是不符合行業規劃和產業政策的建設項目，一律不得批準用地。再次，要加強監管，嚴格控制銀行貸款。銀監會要加強監管，中央銀行要強化窗口指導，商業銀行要增強風險意識，嚴格貸款審核，對盲目投資，低水平重復擴張的行業，要從嚴控制貸款。最后，要加強稅收執法力度，禁止任何地方和部門擅自出臺各種稅收優惠政策，不得越權減免稅收。

要大力發展新興產業，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產業結構調整使我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重工業化時期，此次經濟的重工業化是消費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的升級以及政府政策引導的結果。今后我國擴大內需的重點應該從直接投資轉向擴大消費，充分發揮消費結構升級對社會消費的促進作用，財政政策應側重于支持汽車、通訊、旅游、文化、體育、教育、醫療服務等新興消費產業的發展，特別是重點扶植高新技術產業、生物工程產業、教育產業以及旅游產業的增長；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減少對第三產業的準入限制，向民間資本開放第三產業投資領域，鼓勵民間資本進入，使各種各類民間投資主體在優化產業結構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形成有效競爭的格局，以全面提高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切實增強第三產業的有效供給。

要合理運用政府采購，促進產業結構調整

產業結構的核心問題是資源、勞動力、投資等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政府采購作為市場中最大的購買者，它可以引導生產要素向產業結構的合理方向流動。通過有計劃有目的政府采購，使得需求結構處于引導產業發展方向的態勢。目前我國房地產，汽車等投資增長過快，如果政府采購在一定時期內不抑制這些耐用消費品的需求，必然促使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在目前內需不足的情況下，就可能產生通貨膨脹的危險。當然，在短期內，政府仍然需要有計劃地適量增加投資過熱的產業的消費需求，來消化投資過熱產業的投資產品。否則，會導致生產產品過剩，很有可能形成經濟滯脹。

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制，啟動消費

連續實施六年的積極財政政策，雖然保持了經濟的較快增長，但消費需求不足的現象仍然突出。其主要原因是居民的社會經濟預期對供求關系的影響力加大，居民的低收入、高支出預期，已成為擴大即期和中遠期消費需求的障礙。因此，近期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對啟動消費需求的支持力度。一是盡快建立健全城市和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建立社會保障預算，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消除大多數居民增加消費的后顧之憂，提高消費信心和消費水平，促進經濟良性發展。二是穩定居民的收支預期，增加城鎮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繼續貫徹執行企業“兩個確保”和城市“低保”政策，加大對困難群體的財政扶持力度。三是進一步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選擇可行措施來解決“三農”問題。切實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有效地解決農村消費不足的問題。四是消除限制消費的體制性、政策，改善消費環境，啟動居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

深化稅制改革，促進投資和消費的良性循環

對消費行為減稅，以刺激消費

當前，一般性消費品已在我國城市家庭趨于飽和，城市居民的消費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城市居民的消費傾向已開始向汽車、住房、教育等更高級的消費升級。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做法，為了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可以將減稅政策與銀行的消費信貸結合起來。對政府鼓勵的特定消費行為如居民購買住房、汽車、教育等消費貸款利息允許抵免個人所得稅。因此，建議政府應盡快制定消費貸款利息允許抵免個人所得稅的優惠政策，以達到擴大內需，引導社會生產結構的調整與升級的目的。

對投資行為減稅，鼓勵投資，特別是吸引民間投資

為了鼓勵企業不斷引進新技術新設備，可以將減稅與擴大投資需求結合起來。

進一步擴大企業所得稅的抵免范圍。對企業引進新技術新設備和國產設備進行技術改造的投資都應按一定比例允許抵免企業所得稅，以鼓勵企業投資，推動國內企業技術裝備的進步，提高其競爭力。

逐步推進增值稅制改革，由生產型向消費型轉變。我國現行的增值稅是從1994年起實行的一種生產型增值稅。這種生產型增值稅使得企業外購設備的投資越多，不能抵扣的稅金就越多，這樣就抑制了投資和設備更新及技術進步，導致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稅負重。而且生產型增值稅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復征稅，使得國內產品稅負重于國外產品，稅負不公，不利于公平競爭。改為消費型增值稅后，進行固定資產投資繳納增值稅允許抵扣，不僅可以鼓勵企業投資，帶動民間投資，增強企業自主投資的動力，逐步形成社會自我投資的增長機制，而且可以鼓勵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提高企業的供給水平。增值稅轉型后，應盡快對納入抵扣的固定資產的范圍做出嚴格的限定。

繼續完善農村稅費改革，改善農村消費環境，

一是全面推進農村“費改稅”工作，取消不合理收費，進一步規費收費。二是逐步從以稅代費改為費稅全免。為了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應逐步降低農業稅率，直至取消農業稅，實行城鄉統一的稅制，即對從事農產品生產和交易的農民只征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不征農業稅。三是對農民個人和個體工商業戶繳納增值稅、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時，進行適當地稅收減免照顧，促進農民增加收入，啟動農村消費市場。

參考資料

篇（7）

持續了近20年的10％的高年均增長率大大提高了我國總供給的水平，同時也積淀了過度膨脹階段的許多不良籌碼。高速增長階段的一個特點便是粗放經營，只求規模不計成本，同時由于政府和企業投資缺乏遠期理性預測，重復建設和過度投資造成了生產能力的過剩。全國共有鋼鐵企業1700多家，是國外鋼鐵企業總數的一倍，發達國家鋼鐵企業的平均規模為年產量1000萬噸，而我國只有5.4萬噸。當我們為年產1億噸鋼的工業化成就而驕傲時，資料顯示，全球鋼的生產能力已高達10億噸，而到2000年全球需求不到7.5～8億噸。而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也顯示，我國企業普遍效益低下。1995年工業生產能力利用充分或比較充分的只占主要工業品的6.3％，而能力利用不足的占43.4％，全國900多種主要工業品的生產中有半數以上的生產能力低于50％。

（2）社會公眾和企業預期成為左右經濟的重要因素。首先，物價下降的預期使總需求萎縮。由于政府今年提出的三個目標，更多地關心保8％和人民幣匯率穩定，而對于物價上漲控制在3％以內無人懷疑，可見，社會普遍相信物價將繼續下降。從理論上講，這一方面會使消費者持幣待購。價格比以前低可以誘使消費者購買，但如果認為未來的價格會更低，則大多數消費者會推遲購買。另一方面，投資者預期未來生產的產品價格會更低，因而認為目前的投資在將來投產后，產品價格比現在還低，這導致資本的預期收益率下降，投資意愿減弱，投資需求減少。消費與投資的不足減少了總需求，又使物價繼續下降，從而步入惡性循環。

其次，人均收入增幅回落，收入預期不穩定，以及各項改革措施的出臺，也導致消費緊縮。1993年～1996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在扣除價格因素后呈現連續上升趨勢。依次為2.8％、8.5％、12％、13.8％。1997年增長幅度卻陡然下降，實際增長5.7％，受人均收入增幅回落的影響，同期人均消費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雙雙回落。同時收入不穩定的悲觀預期，迫使居民采取預防性措施，首先是緊縮預算，其次是減少或推遲必要的消費支出。今年1—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個百分點。同時，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各項改革措施陸續出臺，比如住房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未來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因素增加，城鄉居民的危機感和風險意識增強，從而強化了儲蓄與保險，減少即期消費。

（3）消費結構面臨升級，而目前沒有形成消費熱點，市場需求趨淡。目前我國人均GNP剛逾700美元，基本上實現了以家電為主的消費需求拉動階段，理應步入更高一級的消費階段，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汽車和住房需求短期內難有大的變化。據分析，在5萬億的儲蓄存款中，有1萬億左右屬于“公款私存”和各種形式的“灰色收入”，在通常情況下不構成對于市場的有效需求。另有一萬億存款屬于農村居民儲蓄，人均存款額并不太高，除了滿足即期需求與消費外，只能儲蓄生命周期中一次性的婚喪等未來購買力；其余3萬億元存款中，社會20％富有人員的存款要占儲蓄額的50％以上，對于這些消費者來說，用于生活性消費的數量有限。這樣算來，城市居民中80％以上的消費主體的人均儲蓄余額難以形成對潛在需求的消費者剩余。可見，靠消費結構的升級帶動經濟增長短期內不可能，今后將有一個居民積聚各種財富的階段。

（4）東南亞金融危機直接影響我國的出口，出口需求的減少同時增加了國內的供給。近年來我國外貿出口走勢已顯示出增長放慢的軌跡。1979～1995年外貿出口年均增幅25％，而1992～1995年僅20.1％，1996～1997年外貿出口增長率降到11.2％，而今年又出現了負增長。除了東南亞國家出口的產品類型與我國趨同，這些國家的貨幣貶值降低了他們的出口產品價格，使我國出口產品價格處于不利地位外，我國在高科技、服務貿易、跨國公司生產三方面均水平很低，對于出口增幅的回落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5）基礎設施不健全和消費信用方式滯后，制約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大。雖然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步伐不斷加快，但是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和經濟建設還相差很遠，也限制了消費結構的升級。如城鎮公路建設和交通狀況難以適應對“行”的需求。至1997年底，全國空有5000多萬平方米的商品房，其中約30％左右是由于市政基建不配套而直接導致銷售不暢。同時由于消費信用方式未從賣方市場快速過渡到買方市場條件下的要求，故不能真正起到緩解生產與消費之間矛盾的作用，而居民長期形成的一次性整體性消費習慣也成為壓抑需求的因素。

二、反周期的財政政策

通過對以上我國內需不足的成因分析，可見深層次的問題是經濟制度的弊病所致。而短期內帶有明顯的周期性特點。從1996年5月1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國兩年內連續五次降息，并從1998年起商業銀行取消貸款限額的控制，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這些改革一方面是金融改革深化的開始，使中國的貨幣政策開始具有市場經濟的意義，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過積極的貨幣政策，擴大企業投資需求和居民個人消費需求，但從實際結果看，上半年經濟增長僅為7％，再一次證明了西方經濟學家關于在經濟蕭條時期貨幣政策啟動經濟增長的低效性。

是不是我國出現了凱恩斯流動陷阱呢？即利率水平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時，人們不管有多少貨幣只想保持在手中，這樣央行就難以實現通過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方法刺激投資的政策目標。但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第一，貨幣政策客觀上受時滯影響，不可能在短期內奏效，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第二，貨幣政策的宏觀擴張政策同已經或即將出臺的住房、醫療、退休等制度改革而引起居民消費緊縮矛盾，產生政策“抵消”。第

三、利率杠桿并未完全失靈，更重要是我國經濟也并非完全蕭條。所以筆者認為目前中國具有“準凱恩斯陷阱”的性質，但并未完全陷入凱恩斯陷阱。既然貨幣政策效果不明顯，完全可以嘗試用反周期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以及引導貨幣政策效用的發揮。

反周期的財政政策主要指政府支出和稅收政策。中國財政政策的困難主要是財政收入水平較低，而財政支出負擔日益沉重。故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過增發國債，新增1000億元國債用于農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城鄉電網建設與改造、中央直屬儲備糧庫、經濟適用房六個方面的建設。這一方面是我國經濟發展中解決基礎設施、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據世界銀行的一份保守的估計，中國因交通設施不足，每年新增的社會成本相當于當年GDP的1％）。另一方面也可以產生乘數效應，拉動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而且由于中國的貨幣需求與利率的內在聯系機制尚未形成，企業投資對利率的變動不甚敏感，所以“擠出效應”不會大，這也能充分保證財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對于國債的發行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一是國債的發行量要有一定力度；二是要有風險意識且期望值不宜過高，因為至今世界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沒有很成功的例子。從我國的債務負擔率（累計國債余額與全年GDP的比例）來看，1997年底累計國債5928.8億占同年GDP的7.93％，按1998年先后確定的發行數6508.6＝2808.6＋2700＋1000，減到期國債還本1671.45，預計1998年底累計10766億同年GDP的約13.3％，而國際上這一指標不應超過50％，可見國債規模還有力可挖。但從債務依存度（本年國債發行額與本年財政支出之比）來看，按1998年確定的6808.6億元，預計要占調整后的全國財政預算的40.19％，已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20％的限額。

此外，還應注意國債發行收入必須做到專款專用，即投入基礎設施的建設。政府投資應該主要是公益性項目和基礎設施，而且要立足于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經濟關系的理順，不要因為要拉動投資而使本來就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關系雪上加霜。最后我們還應優化國債的期限與品種結構，降低國債籌資成本。

我國反周期的財政政策還應實行結構性減稅與強化稅收征管及費稅改革并行。

篇（8）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二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銀行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現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債券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現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可是，因為銀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一般來說，運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較為直接、迅速，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往往起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適用于公共性和難以取得直接回報的項目。貨幣政策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間接作用于社會，其效果的顯現通常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適用于那些在比較短時間內能夠得到直接回報的項目。同時，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所需的技術改造和為解決就業所需的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主要不能靠財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貸手段的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視其回報情況的不同，有的可用財政手段來啟動，有的也可吸收非財政性的資金，包括信貸資金來實施。正因為財政手段與貨幣手段各有長短，所以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在實現社會供需總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會供需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這樣才能相互揚長避短，共同促進社會經濟全面協調穩定發展。

篇（9）

我國市場尚在發育，正處于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成熟的市場經濟過渡階段。我國已建立起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正處在由財政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過渡的轉型時期。制度、體制的創新成為轉型期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但是轉型時期體制創新本身面臨著種種風險，如經濟結構的調整，國有企業改革職工分流下崗，政府機構改革，收入水平的懸殊，經濟全球化下的外部沖擊等等都會影響著經濟的穩定與發展。這就客觀上要求財政強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但在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市場化的推進，原有的、主要依靠過多的行政手段管理經濟的辦法，已明顯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因此，構建政府管理經濟的宏觀間接調控體系，應更多地采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及配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這已成為政府職能轉換中的首要任務。

二、目前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

l．世界經濟的約束。

隨著加入wto，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將進一步融合，由此帶來的對國內經濟的沖擊，以及世界性緊縮傳導效應的加速，將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因素。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市場呈現的明顯過剩和緊縮特征至今未得到根本的改觀，小布什上臺后美國經濟的降溫，世界商品和服務貿易總額下降，國際市場商品價格持續走低，這些都將影響國際市場對中國外貿出口的需求，抑制國內市場價格的回升，從而進一步加大國內市場供過于求的矛盾。

2．結構調整的維艱。

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低檔次產品過剩，高檔次產品供給不足的結構轉換時期。基本供給層面上的商品已經不再供不應求，而商品供過于求的狀況越來越嚴重。在諸多傳統產業飽和的同時，許多新產品新產業尚待開發，現行經濟結構難以支持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盡管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我們正在逐漸擺脫結構調整的制度因素影響，開始加快產品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但當今世界技術換代不斷加快，在解決現存結構問題的同時，更新更高層次的升級換代使經濟結構調整成為長期性任務。

3．消費增長的滯緩。

當前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的局面決定了社會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總收入不斷增加，但增量部分被占人口 20％的高收入人群獲取，80％的低收入居民呈相對下降趨勢。低收入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但收入增長緩慢，不能形成對消費增長率的實際貢獻；高收入階層雖然收入不斷增加，但邊際消費傾向低，對消費增長率貢獻也不大，因此導致了總體平均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再加上消費者對教育、住房、醫療、社會保障等改革措施的預期，使居民儲蓄傾向增強，消費傾向減弱。

4．投資速度的放慢。

近年來由于政府增發國債，加大了政府投資力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較強。但今后一個時期投資增長與改革開放中前期比較，速度將會放慢，這是緣于：一是目前全社會投資基數較大；二是國有企業改革尚處于關鍵時期，現代企業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企業資產負債率和利潤率都沒有得到根本性好轉，投資能力有限；三是銀行的信貸功能難以充分發揮，企業利潤率低下和銀行風險防范意識的增強，導致銀行的儲蓄投資轉化率較低；四是民間投資不夠活躍，缺少必要的引導機制和激勵機制，中小企業融資渠道不暢；五是資本外流現象未得到有效遏制。與此相應的另一面，外資引進的發展趨勢也不容樂觀。

綜合上述因素分析：我國從“短缺經濟”時期過渡到“后補缺”時期，有效需求不足將會經常性地存在，通貨緊縮的壓力將取代通貨膨脹的壓力，成為經濟運行中必須認真關注和解決的問題。這是由體制轉軌和結構轉移的雙重因素決定的。若想從根本上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必須實現經濟結構的根本性轉換，不可能一蹴而就。

盡管如此，就宏觀大勢而言，我們仍持樂觀態度。據世界經濟組織預測，在中國結構轉換時期，經濟增長速度將由改革開放中前期的高速增長階段進人次高速增長階段，但由于中國市場容量和結構轉換空間較大，在未來30年，仍可保持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理論借鑒

我國 1998－2000年所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從經濟理論源頭上考察應屬于凱恩斯學派的需求管理政策。這種刺激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主要包括兩類：

一是漢森的吸水政策，即在經濟蕭條時靠付出一定數額的公共投資使經濟自動恢復其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個特點：第一，汲水政策是一種誘導景氣復蘇的政策。是以經濟本身所具有的自發恢復能力為前提的治理蕭條政策。第二，汲水政策的載體是公共投資，以擴大公共投資規模作為啟動民間投資活躍的手段。第三，財政支出規模是有限的，不進行超額的支出，只要使民間投資恢復活力即可。第四，汲水政策是一種短期的財政政策，隨著經濟蕭條的哨失而不復存在。

二是薩繆爾森為首的新古典綜合派的補償政策。即政府有意識地從當時經濟狀態的反方向調節景氣變動幅度，以達到穩定經濟波動的目的。在經濟繁榮時期，為了減少通貨膨脹因素，政府通過增收減支等政策以抑制和減少民間的過剩需求；而在經濟蕭條時期，為了減少通貨緊縮因素，政府又必須通過增支減收等政策來增加消費和投資需求，謀求整個社會經濟有效需求的增加。

準確的剖析，補償政策和汲水政策雖然都是政府有意識的干預政策，但其區別也是很明顯的：第一，汲水政策只是借助公共投資以補償民間投資的減退，是醫治經濟蕭條的處方；而補償政策是一種全面的干預政策，它不僅在使經濟從蕭條走向繁榮中得到應用，而且還可用于控制經濟過度繁榮。第二，汲水政策的實現工具只有公共投資，而補償政策的載體不僅包括公共投資，還包括所得稅、消費稅、轉移支付、財政補償等。第三，汲水政策的公共投資不能是超額的，而補償政策的財政收支可以超額增長。第四，汲水政策的調節對象是民間投資，而補償政策的調節對象是社會經濟的有效需求。

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1998年屬典型的“汲水政策”，其載體是國債投資，而1999年以來的財政政策則屬于補償政策，是一種全面干預的政策，其載體不僅包括公共投資，還有稅收、轉移支付、財政補貼等。

不論采取汲水政策還是補償政策，其主要措施都是擴大公共投資，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短期表現為需求效應，而長期則表現為供給效應。

在“后短缺”時期，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由全面的供給短缺轉向了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給結構失調并存。目前中國經濟呈通貨緊縮態勢，絕非是單純的生產能力超過市場容量，在相當程度上是由微觀和供給方面存在的問題造成的，既含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也有供給結構問題，后者導致了供給質量不高，造成結構性積壓嚴重，反過來又增加了需求困境，根據這一判斷，我們認為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既不同于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又不同于西方國家70年代的經濟滯脹。因此，單獨用凱恩斯的短期刺激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或供給學派的減稅等一攬子供給管理政策，均不能達到目的，應將二者結合起來運用。我國的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產品結構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性，導致了供給狀況不能適應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消費者的需求，必須也只能通過供給調整來適應不斷變化的消費需求結構。而且隨著人們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的不斷提高，供給可能發展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調整供給將顯得越來越重要。治理的辦法在于把政策導向和市場機制有機地結合起來，壓縮無效供給，發展有效供給，實現供給結構的升級換代。

四、近期積極財政政策取向

近期的積極財政政策要鞏固前期政策成果，應汲取日本在擴大內需政策缺乏連續性而遭失敗的教訓，防止因輕易改變財政政策的方向力度，而導致的經濟再度陷入不景氣現象的發生。在政策的實際執行中，要注意：

1．繼續發揮國債作用，注重引導社會投資。國債投資的使用方式，應適當減少直接投資，逐步增加間接投資的比重，即采取財政參股、補貼、貼息等辦法吸引民間投資。對國債的使用方向，要加快在建項目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做好“填坑補洞”的后續性工作，提高項目的使用效益；要加大對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生態工程的投資力度；要通過貼息等方式擴大國債對高新技術產業和對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的支持，促進產業的技術進步和升級換代。

2．調整稅收政策、激活社會投資，進行稅制結構調整。這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減稅或增稅，不同領域的稅負水平將有增有減。增的部分系指當前gdp中法定稅負較輕的，或現行稅制應該覆蓋而尚未覆蓋的部分，應對其拓寬稅基，適當增加稅負，如對環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負效應的行為課征重稅。減的部分則是gdp中稅負過重的部分，如增值稅的稅基改革，企業所得稅稅前成本的足額扣除等。稅制調整是適應加入wto的需要，稅制改革的重點：一是實現增值稅稅基的轉型，從生產型轉向消費型，以利于鼓勵投資。二是增值稅征收范圍的擴大，由目前的選擇性征收轉向普通性征收。三是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改變內外資企業稅負不公平的現狀。四是完善個人所得稅，建立綜合匯總征收制度，同時改革扣除標準，加大對高收入階層的征收力度，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的目的，此外，要解決目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中對股息紅利所得的重復課征問題，消除其對投資的抑制作用。

3．規范轉移支付制度，支撐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縮小地區間過大的貧富差距是中央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對于支持西部大開發，一方面要盡快完善合理有效的轉移支付制度，實現地區間公共財政服務水平的均等化。鑒于我國是單一制國家，應該采用以縱向平衡為主，縱橫結合為輔的轉移支付模式，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另一方面，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開發的特種國債，保證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南水北調、青藏鐵路、生態環境等項目的圓滿完成。

4．調整財政支出范圍，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政府的資源配置要全部退出競爭性領域，提高對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科學教育、環境保護。國防等公共項目的支出，為經濟持續增長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盡快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的份額。在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方面，除通過增加財政投入、國有股變現等方式外，還須盡快開征社會保障稅。

五、關于積極財政政策談出問題

篇（10）

穩健財政政策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中性”財政政策，而是在服務于宏觀調控政策的同時，適當削減赤字和公共投資，積極增收節支，調整支出結構，推進財政改革，它不僅是財政政策名稱和赤字規模的調整變化，更是財政政策性質和導向的根本轉化。

（一）財政政策干預經濟要適度。一方面指財政政策力度不大也不小，政府財政支出在保證對經濟增長有效刺激的前提下適當減少，政府財政收入在保證微觀主體消費、投資需求不受較大影響的前提下適當增加，將財政赤字縮減到合理邊界。另一方面指財政政策采取“漸進式”改革方式，明確目標，小步微調，將政策變化帶來的潛在風險化為最小。

（二）財政政策干預經濟應增強市場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明確政府與市場的分工：市場是基礎，政府是補充，重在彌補市場失靈。讓市場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促進市場體系的完善，財政應由直接投資轉向間接調控，啟動社會投資，在更大程度上促進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要進一步按照科學發展觀和公共財政的要求，著力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和國債資金投向結構。對與經濟過熱有關的、直接用于一般競爭性領域的“越位”投入，要退出來；對屬于公共范疇的，涉及到財政“缺位或不到位”的，不僅要保護，還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

（三）財政政策干預經濟應規避風險。規避風險包括規避經濟過熱和赤字激增兩方面的風險。財政政策應從稅收政策、支出政策、預算平衡政策、國債政策等方面著手，縮減國債規模，改革與經濟發展不匹配的稅收體制，加強稅收征管，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控制過熱行業的發展，支持農村和中西部地區以及促進瓶頸、短缺部門的發展，將財政資金更多地投向公共衛生、科技、教育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努力壓縮財政預算赤字。

二、實行穩健財政政策的具體措施

（一）稅收方面。一方面加強稅收制度建設，把握好稅制改革的時機，通過進一步完善稅制，使得稅收政策的調整和長期建設國債的相關政策調整相互呼應、協同配合，同時也不斷增強企業自我發展的能力，有利于鼓勵企業擴大投資，加快技術改造，建立經濟自主穩定增長的內在機制；另一方面盡快清理各種收費，將具有稅收特征的收費項目納入稅收范圍，并加強稅收征管。此外，稅收優惠政策要向中小企業和欠發達地區傾斜。

（二）國債方面。適當調整國債投資的規模和方向，優化國債的結構，應逐步減少增發國債的數額，并將增發國債的收入在經濟建設方面的用途限制在在建工程的后續建設，不再支持增設項目，剩余資金重點集中在國家發展規劃確立的戰略發展目標和農林水、生態保護與國土整治、西部開發與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重點項目，以及與公共衛生體系、教育、科技進步、社會保障關系密切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配套條件建設。

（三）平衡赤字方面。因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收支缺口和還債壓力不斷擴大，財政風險因素不斷增強，所以逐漸削減財政赤字，盡量實現平衡預算成為當前防范與控制風險的重要問題。

（四）增收節支方面。在總體不增或略減的基礎上，嚴格依法征稅，確保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同時嚴格控制支出增長，在切實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氣，下大功夫。一要依法加強稅收征管，堵塞各種漏洞，切實做到應收盡收。依法清理和規范稅收優惠政策，嚴格控制減免稅。二要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保證重點支出需要，各項財政支出都要精打細算。三要在繼續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建立財政資金績效評價制度，加強監督檢查，嚴格管理，堅決制止鋪張浪費、花錢大手大腳的行為，把該花的錢花好、管好、用好，切實提高財政資金使用的規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通過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來替代一定的財政資金的增量需要。四要科學使用預算執行中的超收，一般不能做剛性支出和投資安排。

三、穩健財政政策需要注意的問題

篇（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