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社會主義理論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關于貨幣的起源和本質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05頁指出:“貨幣結晶是交換過程的必然產物?!鄙唐方粨Q是個人過程和社會過程的對立統一運動,只有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運動達到統一,交換才能實現。正如馬克思在104頁指出:“同一過程不可能對于一切商品所有者只是個人的過程,同時又只是一般社會的過程。”這樣,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分離出一種商品,這種商品成了一般等價物,一般等價物固定在某種商品上,貨幣便產生了。在歷史上,貝殼等都曾做過貨幣材料,但相比于貴金屬,它們的屬性優勢相對較小。于是,貨幣形式就日益轉到那些最適合的貴金屬身上。金銀終于成了執行貨幣職能特殊商品而成了貨幣。所以,貨幣是固定起一般作用的特殊商品。
貨幣的本質表現在它的職能上,而貨幣的職能體現在它的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貨幣貯藏、支付手段和世界貨幣五個方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05頁指出:“金的第一個職能是為商品世界提供表現價值的材料,或者說,是把商品價值表現為同名的量,使它們在質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較。”這就明確了價值尺度的功能是怎樣產生的。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就是實現價格,通過實現價格,把商品所有權轉讓給買方,轉讓給提供交換手段的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貨幣的二個基本職能,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正是這兩個基本職能的統一。貨幣貯藏的對象的金銀或者金銀飾品,貨幣貯藏職能在貨幣流通中自發地起著一種調節貨幣流通量的作用。支付手段職能是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進一步發展的階段上產生的,它包括了二個方面:一是現金交易,一是賒賬交易。最后,當商品流通領域越過國家的界限產生了世界貿易時,貨幣就執行了世界貨幣的職能。作為世界貨幣,它直接就是人類勞動的化身,是價值的絕對存在,是財富的絕對體現。
二、貨幣理論與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關系
在資本主義社會,貨幣是作為資本家的剝削工具,作為資本家發財致富的手段而存在的,貨幣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資本的存在形態。但是,貨幣屬于商品經濟范疇,是商品價值的一般表現形式。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112頁指出:“因為一切商品作為價值都是物化的人類勞動,它們本身就可以通約,所以它們能共同用一個特殊的商品來計量自己的價值,這樣,這個特殊的商品就成為它們共同的價值尺度或貨幣。貨幣作為價值尺度,是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即勞動時間的必然表現形式?!彼择R克思的貨幣理論在一切存在商品貨幣關系的社會生產方式中都是適用的,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也不例外。
在社會主義生產和流通領域中流通的貨幣是人民幣,是社會主義資金。資金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流通和分配領域中財富的代表,資金量的增長速度標志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資金反映的是社會主義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的根本利益一致的經濟關系。貨幣轉化為資金,因而是貨幣更高階段的實現,是貨幣體現親的經濟關系――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所在。
三、運用貨幣理論發揮人民幣的作用
我國現行流通的貨幣是人民幣,運用馬克思的貨幣理論,要從我國現存的商品貨幣關系出發,具體研究人民幣的作用。紙幣是從貨幣流通手段職能產生的,它是實現價值的手段。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指出:“當作為金銀的貨幣是流通手段或交換手段的時候,可以由表現一定量的貨幣單位的任何其它符號來代替,從而象征性的貨幣可以代替實在的貨幣,國為作為單純交換手段的物質貨幣本身也是象征性的?!?/p>
運用馬克思的貨幣理論,要從我國現存的商品貨幣關系出發,具體研究人民幣的作用。首先,人民幣是信用貨幣,它的流通量必須和商品流通相適應,才能促使生產的發展和流通的順暢。價格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在我國,商品價值表現為一定數量的人民幣。當人民幣的流通量適應商品流通需要時,市場物價平穩,幣值也穩定。如果人民幣的投放量超過市場商品流通的需要量,物價就會上漲。因此,保持物價總水平和幣值的穩定,固然要控制人民幣的流通量。這是馬克思的貨幣理論給我國控制人民幣投放量的基本啟發。
我國國民經濟管理的具體形式是貨幣管理。依據和運用貨幣理論中的價值規律,首先就是運用貨幣的價值尺度職能,計量社會勞動總量,并以貨幣指標在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分配。在我國,貨幣價值尺度職能是由人民幣象征性地執行的。人民幣既是反映價值關系的經濟范疇,又是計量生產商品的勞動耗費,計量價值的符號。無論是全國性還是地方性的資金,最終都要表現為用人民幣計算的貨幣資金。只要以人民幣表現的社會資金總供給和總需求是平衡的,那么財政信貸在總體上也會是平衡的,社會資金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是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根本標志,也是宏觀經濟控制好的根本標志。
同志關于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論述,集中表達了廣大干部群眾的共同心愿,在全社會引起強烈反響。“八榮八恥”不脛而走、廣為傳播,迅速成為社會各界共識。
“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逸為恥?!蓖镜闹匾撌?,概括精辟,寓意深刻,代表了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體現了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范的本質要求,體現了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是我們黨關于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進一步推進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
榮辱觀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重要內容。樹立正確的榮辱觀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也是經濟社會順利發展的必然要求。我們要深刻認識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緊迫性。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彰顯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必要性。社會的深刻變革,經濟的快速發展,文化的相互激蕩,對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產生了多方面影響。熱愛祖國、積極向上、科學文明、團結友愛,是我們社會精神風貌的主流。但也要看到,不明是非、不知榮辱、不辨善惡、不分美丑的現象還大量存在,不僅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也阻礙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事實證明,沒有健康的社會風氣,沒有良好的道德水準,一個國家的經濟再發展,綜合國力也強大不起來,更難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彰顯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性。我國是一個有13億人口、56個民族的發展中大國,加快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需要共同的思想基礎,也需要共同的道德規范。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提高人的素質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樹立正確的榮辱觀,才能全面提本文來自高人的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知榮棄恥,褒榮貶恥,揚榮抑恥,才能明榮辱之分、做當榮之事、拒為辱之行,才能凝聚人心、提升境界、激發活力,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共同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本文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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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逸為恥?!蓖镜闹匾撌觯爬ň?,寓意深刻,代表了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體現了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范的本質要求,體現了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是我們黨關于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進一步推進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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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的學科地位時常被人質疑,這一問題值得每一位新聞學學者深思。鄭保衛教授扛起保衛新聞學和發展新聞學的大旗,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的目標。應該說這個目標比較明確,回答了中國新聞學的特性問題,有助于明確中國新聞學的個性價值和努力方向。新聞學只有充實了自身的內涵,凸顯了自身特色,才能進一步鞏固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就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談一些粗淺看法。
一、理論溯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的提出
由于新聞在中國總是與政治聯系在一起,新聞學又與文學、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少人發出“新聞無學論”[1]的質疑,甚至一度有人認為新聞學已“走入黃昏”[2]中國人民大學鄭保衛教授認為,新聞學并未走入黃昏,而是在不斷邁向輝煌,新聞學學科的基礎扎實,其學科獨立性具有現實和理論依據。鄭保衛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的大背景下,我國的新聞學的學科發展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和條件,豐富多樣的改革實踐、不斷改善的政治環境、逐步開放的學術氛圍,都為新聞學的發展創造了現實基礎。[3]新聞學的學科創新是宏觀創新理念的要求,是新聞事業內在發展的需要,是新聞工作不斷創新的需要,我們應該在創新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新聞學。[4]鄭保衛教授認為,我們應該堅持在找準問題、繼承傳統和學習借鑒的基礎上發展,堅持在理論創新中發展,堅持在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照下和在馬克思新聞觀的指導下發展新聞學學科。[5]他提出,我國新聞學研究創新與發展的最終目標,應該當是構建一個能夠體現當代最高水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以適應新世紀新聞事業和新聞學科發展的需要。[6]鄭保衛教授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要堅持用馬克思新聞觀作指導,并體現兩個特點: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反映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本質;二是要具有中國特色,適應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7]
鄭保衛教授的觀念為我們探索新聞學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但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應該說是一項艱巨而長遠的任務,如何明確這一理論體系的內涵和功能,解決這一體系的貢獻和普世性、闡釋力等問題,規避理論構建中的倫理風險,都值得我們深思。
二、理論的時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
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內在上與目前學界認同的推進“去西方化”理論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新聞學開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學術理論,以信息、傳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傳的學術話語,希望借西方話語達到學術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動了學術研究的極大解放。經過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現象開始引起學界的討論,新聞學開始反思西方理論的局限,并希望在未來研究中能體現中國的傳播實踐與學術理論的平衡點。這種“去西方化”理論研究,雖然任重道遠,但目前學界取得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就是應該找一個基于全球化中國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黃衛星所言,當務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層面和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聞傳播學研究不僅在于擺脫技術化、“貧血化”的庸俗路線,而且更在于科學解釋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并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價值依托。[8]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聞學研究的視野被進一步擴大,學術研究的諸多禁忌開始被打破,新聞與政治的關系再次被重新審視,在“再政治化”的過程中學界越來越強調學術研究的公共參與精神。
中國傳播學研究正在經歷著一個學科走上歷史前臺的重大轉折時期,政府或國家的需要發揮著一種引領和重組中國傳播學研究群體的作用。目前,新聞學研究面臨的是一個黃金時期,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并面臨轉型,信息化持續加速新聞需求高漲,媒介技術變革推動公眾公共意識不斷增強。姜飛[9]認為,目前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面臨的社會形勢和公共需求,同戰后美國對新聞傳播學的需求十分相似。在這個冠之以“轉型”、“信息”、“風險”、“新媒體”等名稱的社會中,傳播媒介和新聞媒體的作用空前重要,而黨和政府、企業組織、公眾個人等,對新聞傳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漲。這個時代是難得的理論創新機遇期,新聞學有必要加強“去西方化”研究,而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或許可以成為“去西方化”理論的一個恰當選擇。
三、理論合法性: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和文化書寫
學界中的很多人對但凡牽涉以“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遠之。他們認為,理論應該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夠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實踐的檢驗,或者理論應該是意識形態中立的,不應有政治傾向。這些人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學性,學術不是政治,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理論也應該具有強大的闡釋力和適應性。但理論研究作為人的一種思想活動,仍然無法解釋實踐中遇到的全部問題,而且理論也無法回避自身的意識形態。
后現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質疑,人文學科遭遇表述危機。人文學科中處于支配地位的觀念正在被重新評估,那些曾經想當然地被當做事實,或者被當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礎的“確定性因素”,成為有問題的東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所有建構的真理都是通過排斥和修辭的強有力的“謊言”而變得可能的,沒有一個“完整的”第一時間知識大全。[11]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不僅僅限于文學界和人類學界,但人類學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諸多人文和社會學科。后現代思潮帶來的質疑權威、消解中心、打破權力,給傳統的理論帶來諸多挑戰,這種質疑給所謂的普世理論和客觀真理以巨大打擊,普世理論和絕對中立都是被后現代給解構了的“神話”,他們并不存在。在后現代思潮的挑戰和實驗民族志的啟發下,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反思理論構建中的基本問題,我們應該放棄那種構建普世理論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態度。
但是,如果放棄理論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論的合法性依據又從何而來呢?公共人類學的實踐或許對我們有一定啟示意義。公共人類學的主要聲望來自它對世界范圍的某些問題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實質性的貢獻,它從過去的研究所積累的傳統中吸取智慧并應用于當代。[12]學術研究應該是作者(學者)利用文本(理論)與讀者(公眾)的一種對話,這種對話面對的是具體的公眾,要解決的是理論的普世性與本土性之間的矛盾。在這一解決過程中,普世性成為解決“本土問題”的前提和語境,而“本土理論”成為特殊人群面對的特殊問題,并證實或證偽普世理論。我們要發展的新聞學理論就是這樣一種理論,新聞學學者借助這一理論體系建立同中國公眾的公共關系。以公共精神為基本原則,這符合學術研究的價值關懷和人文精神。
知識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知識總在一個原點開始旅行,后人會按照沿著前人走過的路繼續走下去。但是當知識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會走入歧途,誤入困境。這時知識會推崇復古或是返回原點,重新考問,擺脫困境,以便開始新的旅程。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當原有的學術傳統難以解決困境中的問題時,我們需要返回原點。在這個原點,永遠高昂著人性,永遠駐扎著對人的生命的追問,對真理的追問。后現代主義返回了這樣的原點,打破了原來樹立的傳統和權威,但在打破這一切的同時,它仍然在建構。后現代民族志同樣打破了民族志積累起來的權威,但同時它也致力于一種新的秩序。
現在,新聞學的理論構建也急需做這么一項工作:返回原點。返回原點,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們傳統理論無法支撐社會發展、西方理論大量涌入中國的時刻,返回那一時代,梳理最近30多年來學習借鑒西方理論的經驗和不足,以公眾聯系的時代變遷為底色,在總結的基礎上創新,描繪新的理論圖景。這種總結的源泉就是30年來的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四、理論闡釋力: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目前,中國研究成為西方學界的熱門,西方新聞傳播學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成為熱點。很多西方理論無法在中國得到驗證,因此中國研究成為理論驗證的天然“試驗場”。很多西方學者將中國的特性表述為“中國模式”,這一模式一方面表達中國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色彩。在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同時,中國學者更喜歡生搬硬套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怪圈”。我們所要構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就是要解決這種怪現象。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的特殊問題。這種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學者在走入一個村寨做研究時,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處的鄉情、縣情、省情,乃至國情和整個世界。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理論體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閉起來,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論和全球化的基礎上來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特殊問題。這一理論體系可以對西方理論進行發展或修正,它的創立目的是強化普世理論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學術界以外再建立一個理論界,學術理論是不分國界的。這一理論是一個完全的開放系統,它最早借鑒了西方理論,并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結合在一起,同當前的現實中國保持了密切關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成果,也歡迎西方理論和西方學者的檢驗。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中國的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國際影響逐步提升,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備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現實可能性。這一理論建立在從殖民時代開始從未有過的全新世界經濟格局基礎上,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全新嘗試和探索實踐基礎之上,建立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影響逐步擴大的基礎之上,這些現代歷史上的嶄新經歷和發展歷史將給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以更強的闡釋力。
我們的態度并不是為了通過中國模式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研究建立一種真正的“普世理論”??死5略凇秾懳幕芬粫杏昧恕安糠值恼胬怼币辉~,用來說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這種“有承諾的、不完全的”真理帶來的“一種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為機智表達的源泉”。[13]或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就是要探索這樣一種“部分的真理”,這種部分真理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理論或真理不同,但這種真理面對世界背景中的中國公眾時,可以解釋中國的問題,并與世界交流。
我們所要建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與中國國情、社會主義政治密切相關,同時又堅持理論建構的一般原則(普世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堅持服務于公眾和公共事業的一種理論體系。我們應該放下對“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成見,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們理論創新的依據和可能。我們應該捕捉歷史難得的機遇,將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納入世界范疇之中,發揚公共精神,服務于中國的公共事業,擴展學術的公共空間,發揮學者的公共作用。
注釋:
[1]參見唐遠清:《對新聞無學論的辨析及反思》,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
[2]參見郜書鍇:《走入黃昏的中國新聞學——30年中國新聞學的回望與反思》,2009年第3期。
[3]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4]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5]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6]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7]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黃衛星:《從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讀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新聞大學》,2012年第1期。
[9]姜飛:《中國傳播的三次浪潮——紀念施拉姆訪華30周年暨后施拉姆時代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切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三聯書店,1998年,第23、25頁。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導言:部分的真理》,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35、36頁。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法治理念,它有別于資本主義國家的“三權分立”體制下的法治理念。現實中,確有人受西方國家價值觀念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影響,鼓吹“三權分立”,質疑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主張全盤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們認為,人類法治文明的成果是沒有國界或地域的,有其自身的共性,如民主選舉產生的權力機構;以憲法和其他法律形式加以確認的民主制度;對權力制約和監督的機制;公民的民利制度等等。這些共性是人類法治進步的共同成果,可以借鑒和吸取,不能妄加否認或批判。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我國法治理念的樹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緊密聯系的,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是法治理念之樹在中國土地扎根、發育、開花、結果的內在要求,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兩千多年封建歷史的東方大國和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法治建設(包括法治理念建設)是無法照抄照搬西方國家的經驗和模式的,例如“三權分立”、“大陪審團制度”等等,而只能根據本國的國情和經驗,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建設模式和途徑。當前要注意那些以西方標準來改造我們的審判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思潮,要注意一些不顧實際的進行一些訴訟制度改革和宣揚西方訴訟觀念的傾向,防止審判工作和司法改革迷失方向。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這一命題的提出,使我們在司法意識領域有了正確的政治方向,通過它我們能深刻認識、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以及審判制度的合理性和優越性,能統一思想、堅定信心,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審判工作的絕對領導,推動社會主義審判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二是階段性。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出來的重要命題,它與這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法治的模式、法制觀念、司法改革、農村法治建設等相互聯系,尤其與我黨依法治國方略交相輝映,是在新的歷史階段對司法意識形態的高度概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不可逾越的階段,我們應該看到,正因為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推進法治建設所必需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總體上尚比較落后,且發展很不平衡,公民的法律意識還普遍不高,特別是傳統的權力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仍具有強大的運行慣性,這一切都決定了法治理念建設必然要經歷一個長期努力、逐步積累的漸進過程,這就決定著我國的法治之路漫長而艱難。此外,對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的我國來說,社會政治的穩定無疑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最重要的外部條件,這也要求社會主義法治之路應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前進,不能超越現實的經濟社會條件,提出不切實際的任務和要求,包括法治文化建設、法律制度建設和法治理念建設都應與我國現階段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建設作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既要克服現行司法體制中不利因素,又要培育與現行司法體制相適應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核心就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從一定意義上講,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兩者是互相影響,互為因果的,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發展有助于法治文化的逐步培養和發育,而法治文化又為法律制度的有效運作提供相應的文化支撐和精神動力。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進程中,必須妥善處理法律制度建設和法治理念建設的辯證關系。一方面要從法律制度入手,真正建立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法律制度體系。另一方面,我們也要高度重視法治文化尤其是法治理念的建設,有針對性地對人們的法治思想觀念進行一次深刻的革命,大力弘揚法律至上的思想、公平與正義的理念等等,消除各種與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相違背的觀念意識。為此,一要肅清傳統的法律虛無主義思想的消極影響;二要鑄造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一致的法治文化體系;三要培養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和諧發展相適應的法律信仰、法律情感,建構優化的法治心理。
三是大局性。
服務大局既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又是人民法院的政治責任。法院工作服務和服從于黨和國家大局,保障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廣大法官必須擔負的神圣職責,也是有效履行職責的必然要求。就當前而言,審判工作服務大局,就是要保障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諧社會建設與新農村建設。基層法院在服務大局中,一要進一步強化大局意識,緊扣中心工作,立足審判實際,找準保障大局的結合點、服務大局的著力點,充分發揮司法保障作用;二要切實提高服務經濟發展的能力。通過依法懲處嚴重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平等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規范市場行為,促進有序競爭和公平交易,依法快審快結快執與經濟發展大局密切相關的案件,積極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服務;三要提高為新農村建設服務的能力。在新農村建設中做到工作前移、深入基層、貼近群眾,強化職能,力保平安,對農村的各類糾紛要及時平息,各種矛盾要有效化解,使人民群眾權利受到尊重、利益有所保障、糾紛可以訴求。四要提高保障構建和諧社會的能力。弘揚和諧本位的法律文化,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公正司法能力,促進社會 公平和正義。提高化解社會矛盾和風險的能力,妥善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暢通社會各階層利益訴求的司法渠道,善于運用法律和司法手段,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四是宗旨性。
摘 要:我國的高職院校作為國家人才培養的主要組成部分,為我國各行業輸送了大批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對我國的經濟建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近年來,隨著高職院校對培養模式與教學模式的創新性探索,校企合作的比例不斷加大。一方面,企業為高校學生提供了實習鍛煉的平臺,同學們能夠把自己所學的理論知識應用到企業實踐中去,另一方面,高等院校也為企業提供了所需的高層次應用型人才,這本身就是一種雙贏。學生從校園走進企業的過程中,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的對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 :校園文化;企業文化;對接
中圖分類號:F27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4)34-0175-02
收稿日期:2014-11-20
基金項目:此論文是南通農業職業技術學院科研課題:《企業文化與校園文化對接回歸課程化研究》
作者簡介:余燕(1969-),女,漢族,江蘇南通人,農業職業技術學院,研究生,講師,研究方向:管理學。李克衛(1988-),男,漢,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人,助教,研究方向經濟管理。
1、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
校園文化(campus culture)是以學生為主體,以課外文化活動為主要內容,以校園為主要空間,涵蓋院校領導、教職工在內,以校園精神為主要特征的一種群體文化。企業文化(Corporate Culture),是一個組織由其價值觀、信念、儀式、符號、處事方式等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校園文化是一種教育文化,其最高目標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種資源培養更多更好的人才,以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需要。企業文化是一種經營文化,企業文化建設的最高目標和最終目的是為社會提供良好服務的同時追求利潤和效益的最大化。但是校園文化和企業文化都屬于社會文化分支下的組織文化,都以人為中心、以人為著眼點,重視人的發展和素質的提高。
2 、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對接的必要性
2.1 能更好的為企業培養所需要的人才
企業很難找到滿意的畢業生,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學校所培養的學生和社會需求相脫節,彼此文化的互動性較差。實現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的對接可以使學校以企業導向為目標,培養企業所需要的人才。
2.2 有利于提升學校的核心競爭力
所謂核心競爭力就是一個組織所特有的,難以被其他組織模仿的一種資源能力。高職院校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以就業為導向,因此高職院校培養的學生能否滿足企業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培養過程中企業的參與程度,也即兩者文化的對接與融合程度如何。高職院校的校園企業文化是否和企業文化對接,以及對接的程度如何都影響著學校培養學生的質量,而學生質量的好壞直接反映著一個學校的核心競爭力。
2.3 縮短學生的就業適應期
學生從大學校園步入企業,實現了從學生向企業員工轉變的過程。在轉變的過程中,面對全新的環境,學生不論是在知識、技能、社交以及心理上都會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如果學校在培養學生的過程中注重學校文化與企業文化的對接,那么無疑會縮短學生的就業適應期,能使學生迅速地融入到企業的工作中去。
3、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實現對接的途徑
由于企業相對于校園來說,企業處于激烈的市場競爭當中,所以校園文化相對于企業文化來說顯得有些滯后與遲鈍。所以,校園文化在明確自身文化的基礎上,應該多借鑒學習企業文化,多吸取優秀企業文化的理念,達到以企業為導向培養學生的目的。
3.1 課程的互動
課程的設置對于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的順利對接至關重要,首先課程的設置要以企業為導向,企業需要什么樣的人才,學校就應該通過改變課程的設置來滿足企業的需求。以往,每個學校的教學計劃都是通過學校自身的教師團隊來制定的,新形勢下,學校的課程設置應該提倡讓企業也參與進來,可以請企業全方位參與學校的教學改革,通過企業與學校的雙向互動,制定更好的培養方案。此外,也將與企業相關的內容(如企業文化、企業制度、企業案例等)安排進學生的相關課程里。
3.2 人員的互動
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的對接互動,是以人員為載體的對接互動,因此應該多加強校園與企業人員之間的交流,例如派一些教師去企業參觀學習,盡量使教師所講的內容切合企業實際,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同時,也鼓勵一些企業有經驗的工作人員走進高校、走進課堂,為同學們帶來豐富的案例講解,提升學生們運用所學知識分析現實問題的能力。一些國外的發達國家就十分注重大學與企業人員的互動,例如日本的大學就鼓勵大學教師兼職企業的顧問,而企業中的一些工作人員則兼任大學的講師等。
3.3 合作形式的不斷創新
校企合作是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對接的一條重要途徑,高職院校按照以企業為導向來培養學生,決定了高職院校必須強化實踐教學,培養技能應用型人才。大學和企業可以通過一些創新的合作形式來促進彼此文化的對接,例如學??梢栽谄髽I的指導下建設實訓基地,直接在學校為學生開辟第二課堂來進行實踐能力的訓練,實現兩種文化的融合。學校也可以通過入股的形式,參與企業事務的管理決策,拉近彼此的距離。學校還可以創新對學生的評價體系,以往對學生的評價主體只有學校的教師,學校也可考慮把企業加入到學生的評價主體中去。
3.4 制度的保障
學校為了保障教學目標的實現,必然要有一套約束學生和教師的管理制度。企業也是一樣,為了保障企業的順利運營,也要有一套規范組織成員的管理制度,這種制度本身又構成了各自文化的一部分。制度的保障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方面,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對接時,高校應該積極引入企業先進的管理制度,創新自己的管理理念,創造出既符合高校教育規律,又適應市場競爭機制的制度。另一方面,高校通過制度的形式,來保障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的對接,例如通過制度的形式規定學生參加企業實踐的時間,教師每年去企業參觀學習的次數等。
4、結語
高職教育作為國民教育體系重要組成部分,應該牢牢把握以企業為導向的培養目標。高職教育的目標決定了學校與企業必須深化合作,學校要充分借鑒和引進優秀的企業文化,實現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的對接融合,從而建設具有自身核心競爭力的特色高職校園文化,為社會多培養應用型創新人才。
參考文獻:
[1] 羅先奎.高職院校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對接融合的路徑[J].揚州大學學報:高教研究版,2013,17(1):70—73.
中圖分類號:G6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8268(2013)01013305
隨著新課程改革的不斷推進與深化,作文教學中暴露出諸多問題。有學者將這些問題歸納為:“重‘知’輕‘能’、重‘外’輕‘內’、重‘寫’輕‘說’、重‘理’輕‘情’。”[1]作文教與學中出現的這些問題都是影響作文教學質量的障礙,阻礙了在作文教學中思維訓練目的的實現。筆者認為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教育者迫于應試教育壓力,不顧學生內部條件(即學生是否已存在創作的欲望與動機)成熟與否,功利性地對學生進行反復的“刺激-反應-強化”的作文規則訓練,讓學生在還沒有愛上作文的時候就厭惡起寫作來。社會取向的社會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則完全不同,它把知識和學習置于社會文化參與和互動的過程中。本文將運用社會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分析當今作文教學范式變化,探索語文作文教學對學生思維訓練的效用,以期給語文教學工作者關于如何提高作文教與學的質量以啟示。一、社會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及其影響
社會建構主義學習理論(learning theory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關于學習的研究全面步入創新階段后,作為一種新的學習和教學觀成為創新性學習、教學、課程及整個教育研究領域的主要依據之一。以維果茨基(Vygotsky)為代表的社會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強調知識是由身處社會環境中的個體通過社會性相互作用建構起來的,此理論有別于具有極強客觀主義傾向的結構主義和以皮亞杰為代表的個人建構主義。它不僅認為知識是個體對經驗的建構,而且認為知識首先“以社會文化工具的形式存在于社會之中”,知識的內化通過個體與社會環境相互作用完成。
社會建構主義的出現是對傳統的知識傳授教學觀念的顛覆。它使眾多研究者參與到社會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模型建構實驗中,并提出了一系列以社會建構主義理論為基礎的課堂教與學范型。如:布朗、柯林斯、達吉德(Brown,Collins,Duguid)的情景性學習、約翰?布朗斯福德(John Bransford)領導下的旺達比爾特認知與技術小組(cognition and technology at vanderbilt)提出的拋錨式教學(anchored instruction)[2]、基于維果茨基“輔助學習”的支架式教學,以及由計算機領域引入教育學研究的分布式學習等。這些教與學模式的研究表明,學生不能靈活運用學校所學知識的原因是教師在去情景化的教學環境中“一廂情愿”的單向知識傳遞造成的。而且,知識的獲得是“活動(activity)、背景(context)、文化(culture)”[3]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教育者要想使學生在課堂上習得的知識順利發生遷移就必須在有聯系的、具象化的情景下傳授給學生知識,并讓學生在有意義的環境中通過自主活動進行學習,從而阻止“惰性知識”產生,這樣的學習才能使學習者吸取知識的本質,形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從我國正在進行的新課程改革來看,社會建構主義學習理論不僅對西方教育理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還成了我國新課改的理論基礎之一,并且已經應用于教與學的實踐中。二、基于社會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作文教學范式轉換社會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對作文教學的沖擊不是細枝末節(如作文教學目標設計、教學過程與方法等)的調整,而是對舊有作文教學范式解構后的重新建構。在傳統作文課堂上,教師會依據課程目標所規定的作文教學目標,采取單一的知識傳授方法,要求學生記住他們懷疑、毫無意趣的作文內容。例如:在真實的作文教學活動中,教師往往孤立地分析作文范本,并極力強調某篇作文中某字、某句運用的妙處與獨創性,意圖以直接講授縮短學生達到教學目標的思維過程,忽略了學習者對文本呈現知識的意義建構必須加入個人的社會性經驗,以及作文動機產生的本質源于個體的獨特感受和體驗。表1辨析了以知識接受為取向的作文課與以社會取向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基礎的作文課的差別[4]。
表1作文課堂:接受教學模式與社會建構教學模式的比較 教學組織結構 知識接受取向的作文教學社會建構取向的作文教學教學思路依據課程目標中的作文教學要求重視學生在作文學習中出現的問題與具有個人意義的獨特發現教學目標認識各類作文體裁;通過作文范本的字、詞、句細分與行為主義式的寫作訓練,熟練掌握寫作技巧除作文形式訓練外,重點放在激發學生的寫作興趣,培養學生發散思維的能力,并輔助他們在自主、合作、探究中構建一套適合自己的作文學習策略教學內容以某篇或某一體裁的作文范例為教學文本借助多元化作文范本及相關作文資料為作文教學材料教學評價標準以專家即教師評價為準充分發揮學生自評與互評、家長評價、教師評價及社會反饋性評價的綜合性評價作用教學方法教師進行作文教學的主要方法是講授教師以啟發、引導為主要的作文教學方法,同時鼓勵學生建立作文學習共同體。教師會在課堂活動中提示關鍵信息,為學生提供建構作文知識的社會環境教學與學習策略學生作文學習方式單一學生投入小組或班級討論,協商掌握多種作文學習策略教學效果評判教師僅以學生復制寫作形式技巧作為作文教學成效的憑證除掌握寫作技巧外,把能否寫出具有個性特點的作文納入教學效果的評判范圍
論文摘要:福斯特的生態學是當代生態學理論的重要分支。他在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進行生態學分析的過程中所闡明的發展觀、生態價值觀、生態倫理觀,都包含極其豐富的內容,這些寶貴思想,對于當今我國進行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以多方面的啟示。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是美國著名的生態學理論家,他在《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和《脆弱的星球》等幾部著作中,通過闡釋馬克思的生態學思想,分析了資本主義與生態相悖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走出生態危機的制度替換之路,在此基礎上建構起自己的生態學理論。福斯特的生態學不僅發展了馬克思的生態思想,而且他對當代生態問題所做的多維度揭示,對于當今我國進行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有著重大的指導意義。
一、發展觀與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選擇
福斯特認為,世界需要什么樣的發展條件和采取什么樣的發展模式?怎樣保持發展與環境的協調一致?不采取一種批判的態度對待我們目前的社會形態就不可能回答這些問題。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積累制度,“過去,這種積累一直靠全球環境不斷被系統地剝奪其自然財富得以維持,環境被蛻變成了索取資源的水龍頭和傾倒廢料的下水道?!彼?,過去500年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是不可持續發展的歷史。
福斯特強調,馬克思認為未來社會不會自動解決人類和自然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只有通過采取諸如消滅城鄉之間敵對分工、注重人口的合理布局、實現工農業的有機結合、實現土地營養物質的恢復和改良,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革命性變革等具體措施,運用現代科學方法和工業方法合理地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關系,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由此可見,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設想始終是和他對生態可持續的追求聯系在一起的。
福斯特的發展觀,給我們最深刻的啟示就在于,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樹立正確的發展觀,確立科學的發展模式,制定可行的發展戰略至關重要。
第一,樹立可持續的發展觀??沙掷m發展是從環境與自然資源角度提出的關于人類長期發展的戰略與模式,它強調的是環境與經濟的協調,追求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其核心思想就是經濟的健康發展應該建立在生態持續能力、社會公正和人民積極參與自身發展決策的基礎之上。可持續發展戰略向人類提出了一條新的發展原則:經濟的發展既要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又不能超出自然資源的再生能力和生態環境的自我修復能力,既要給現時的經濟發展提供環境支撐,又要給后續發展留有空間,同時還要不損害后代人的發展條件。這就要協調好社會生產力和自然生產力的關系、經濟再生產與自然再生產的關系、經濟系統與生存系統的關系、人化自然與原生自然的關系。
第二,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從生態文明建設的角度考慮,應該著力發展循環經濟。循環經濟是人類重新審視自身發展過程后,按照生態規律把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物質、能量代謝過程有機融合的新的經濟發展形態,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經濟運行模式。首先,循環經濟仿照自然界物質代謝、循環、共生等規律,在經濟發展中也形成類似自然界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三者之間的有機匹配,改變了“資源一產品一污染排放”所構成的物質單向流動的傳統經濟運行模式,組織成了一個“資源一產品一再生資源”的物質反復循環流動的過程,使得整個經濟系統以及生產和消費的過程資源利用最大化、基本上不產生或者只產生很少的廢棄物,從而根本上解決了長期以來發展與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的矛盾。其次,傳統經濟運行由基礎設施、機器、工廠等加工資本,勞動、智力等人力資本和現金、投資和貨幣等金融資本三大部分構成。循環經濟將資源和生態系統構成的自然作為第四種資本加人經濟運行。這種生態資本內部化改變了傳統經濟生產的社會成本與私人獲利的不對稱,改變了企業節約資源與污染防治內部成本與外部獲利的不對稱性,最終實現經濟增長、資源節約、生態保護的目的。
第三,對傳統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目前,我國已進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社會需求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原有的經濟結構已很難適應新時期經濟發展的要求,因此,為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適應知識經濟時代國際經濟結構大調整這一潮流,對我國傳統經濟結構實行戰略性大調整,在堅持繼續加強第一產業的基礎地位,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和第四產業(信息產業)的同時,要著力調整和優化第二產業構成,切實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第二產業比重過高,內部結構不合理、行業間發展不平衡的結構矛盾,通過技術進步,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改變以前高投人、低產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狀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
第四,建立科學的GDP核算體系。過去多年我國通行的做法,是把GDP和人均GDP及其增長速度,作為衡量發展的最重要指標甚至唯一指標。盡管這些指標不可或缺,但GDP總量或人均GDP并不能準確反映發展的社會成本,不能準確衡量經濟增長的代價和方式,不能準確衡量效益、效率和實際的國民財富,尤其不能對是否實現了社會公正和人民幸福作出準確判斷。不僅如此,它還助長了一些地區和部門為追求過高的GDP增長而破壞環境、耗竭式地使用自然資源的行為,陷人了“拼資源求發展”、“有增長無發展”、“有發展無幸福”的困境。因此,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勢在必行。
二、生態價值觀與中國現代價值觀的探尋
福斯特生態價值觀的核心內容在于,他強調,必須認識到自然界的內在價值,并且努力保護它。當然,“我們也需要認識到我們不能避免改造自然,因為我們就工作并生活其中。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以可持續的方法改造自然,制定我們與自然的關系的理性規則?!?/p>
然而,在福斯特看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自然本身、自然和社會關系卻出現異化,其集中表現在人與自然間的劇烈的不和諧以及當代的生態環境問題。福斯特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造成自然本身異化、自然和社會關系異化的原因可歸結為兩個方面,第一,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及產品遠距離貿易是其直接原因;第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是其根本原因。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本身異化、自然和社會關系異化是必然的。
福斯特積極倡導自然的社會化,極力反對自然的私有化。在他看來,目前最應該受到批評的就是所謂自然的私有化?!敖裉烊蚪洕饾u將自然界中的每一種東西—水、森林、植物種,甚至大氣本身—變成可以在市場上買賣的私人商品。這種自然的私有化趨勢具有巨大的破壞性,并且激化了對資本主義來說是特有的那種環境問題。”自然的社會化則完全是另一種情況。他認為,“自然越是被置于人民的保護之下—一般來說,這種保護是通過決定可持續規則的民主過程進行的—情況就會越好。如果我們把自然交給了資本,那么我們就為在很大程度上忽視可持續性這個集體目標的各種形式的私人控制和掠奪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我們把一切都交給私人利益集團,人口中的大多數在反對擁有和控制大量社會資源的強大的少數人意愿的時候,就會喪失保護自然和自己的能力。相反,如果我們把一些事物置于公眾領域,我們就會把這些事情置于一種可以運用民主原則的政治控制之下。在這個意義上,自然的社會化代表一種民主的和反資本主義的策略,一種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的策略。
福斯特強調,在生態問題上必須走出二元對立的思維。在他看來,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的這種二元對立的思想,對于我們理解人類在生物圈中的存在的、真實的、不斷變化的物質條件并無裨益。這種觀點中所體現出來的二分法往往使“人類與自然”相對立的觀念長期存在,而這種觀念正是造成生態問題的根源。
透過福斯特的生態價值觀,給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最深刻的啟示就是,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要實現工業文明和生態文明的有機結合,必須確立起一種全新的生態價值觀,以此指導我們的生態文明建設。
第一,建立全民生態文明觀。生態價值觀的確立,離不開正確生態文明觀的引領。生態文明觀最核心的觀點,就是人和自然不是對立的雙方,而是和諧相處的統一體。為此,應該在全社會倡導生態文明觀,進而使人們達成以下共識:一是,人是自然的產物,是自然之子。自然孕育、哺育了人類,使人類得以產生和發展。二是,發展使人類變得不斷強大,強大又使人類自我意識膨脹,使自然之子自以為是自然的主人,沒有限制地向自然索取,致使生態平衡遭到破壞,進而引發生態惡化。三是,人類需要重新審視自己,人類不僅要利用自然、開發自然,更要愛護自然、尊重自然,既要考慮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其它物種生存、發展的需要,人類和自然要協調發展。四是,建立全新的生態文明觀念,不僅科學家要高度重視,而且政治家、企業家及全體公民都要高度重視,站在自然之子的角度,人類應當約束自己,擺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關注自然的存在價值。在改造自然的同時要把自身的活動限制在保證自然界生態系統穩定平衡的限度之內,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協調發展。
第二,樹立正確的消費觀。人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衣食住行及精神需求,即為了消費。然而資源的有限性與消費需求無限擴大,構成了一對矛盾。因此,在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中,倡導正確的消費觀,以引導人們合理消費,任重道遠。具體來說,可從兩個方面人手。一是倡導適度消費,崇尚節儉生活。適度消費就是對環境友好的合理消費,它要求我們以獲得基本需要的滿足為標準,而不是鼓勵對物質資源的無止境占有。無節制的高消費是一種脫離現實生存環境與合理需求的消費方式,它以享樂、揮霍為特征,使人們對物質與能量的消耗最終增加到自然界無法承受的程度,既有害于自然生態,也有損于健康。因此,我們必須在全社會大力倡導適度消費,反對一切揮霍性、奢華性、鋪張性的消費觀念和行為。二是,積極參與“綠色消費”,這應該成為實踐消費道德的一種新境界。在消費過程中,我們應當自覺抵制對生態環境有消極影響的物質產品和消費行為,主動購買對環境友好、對健康無害的綠色產品,用正確的消費導向引導生產經營者向著保護生態環境的方向轉變。
第三,健全生態法律制度。健全的生態法律制度,不僅是生態文明的標志,而且是生態價值觀確立的剛性制度約束,其作用在于用剛性制度約束人類的生態不文明行為,懲罰破壞生態文明的行為。從我國生態法制建設的現況來看,當務之急是要完善如下制度:一是建立清晰的生態產權制度。在自然特征上,生態的天然屬性決定了生態資產的公有性,任何個人和企業都無法有效行使生態產權,只有國家政府有權代表社會來行使。但在現實中,國家產權得不到很好地實施和貫徹。在生態產權不清的情況下,生態資源的社會再生產與一般商品的生產過程是割裂的,生態價值沒有通過一般的商品價值的實現而得到足量的實現,結果導致少部分人對生態資源開發的獲益是建立在多數人環境損失的基礎之上的,這種損失就是資源的枯竭、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的破壞。因此,國家對生態資產行使公共管理職能,就必須建立一整套包括生態產權界定、配置、流轉、保護的現代產權制度。二是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生態價值的實現,僅靠明晰產權、生態定價是不夠的,必須借助一些財政制度的安排,達到功能維護的目的。生態補償制就是實現生態資源生態價值有償制度的財政手段之一,是生態受益者在合法利用生態資源的過程中,對生態資源所有人或為生態保護付出代價者支付的相應費用。生態補償須遵循“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償,誰污染、誰付費”原則,環境和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者應承擔環境外部成本,履行生態環境恢復責任,賠償相關損失,支付占用環境容量的費用;生態保護的受益者有責任向生態保護者支付適當的補償費用。三是嚴格落實環境責任追究制度,尤其是刑事責任的追究制度,加大對違法超標排污企業的處罰力度,嚴懲環境違法行為。
三、生態倫理觀與中國倫理道德體系的重構
福斯特認為,當今資本主義社會,在生態問題上還存在不道德行為。任何一種破壞環境并使未來幾代人在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上更為貧困的制度,就是一種高級不道德。“人類不擁有地球,我們只是使用地球。必須為未來幾代人保護好地球,維護它的完整。我認為,這是關系到所有可持續性問題的基本道德原則?!?/p>
在福斯特看來,要解決這種在生態問題上的不道德行為,第一,需要進行一次“道德革命”,即一次不僅針對個體消費者、政治家以及首席執行官們的不負責任的行動和決定,而且針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高級不道德”的革命。通過這樣一次革命,以取代我們目前對待環境的不道德或至少是非道德的做法。第二,建立一種新的生態道德。福斯特指出,自15世紀資本主義制度興起以來,以“支配自然”為核心的價值觀成為社會發展的基本原則,提倡保護環境被看作是對人們自由權利的限制。這種道德價值觀在當代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的支持下,形成了人類對自然的掠奪式的關系模式,并最終一導致全球性的生態問題。福斯特強調,通過建立這樣一種新的生態道德,可以引導我們重新學習在地球上如何居住,最終把自然看作是人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實現人類和自然的和諧發展。至于這種新的道德是一種什么樣的道德價值觀,在福斯特看來就是“綠色思維”。由此可見,在福斯特看來,社會變革和建立新的生態道德價值觀對于解決環境問題是缺一不可的。當然,在福斯特看來,我們社會中的個人道德并非社會道德的關鍵,關鍵在于我們這個社會的核心體制。
福斯特的生態倫理觀,給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最現實的借鑒意義就在于,我們要搞好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必須進行倫理道德體系的重構,重視生態倫理的培育和倡導。要實現這一目標,可抓住以下主要環節。
[摘 要]強調,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系“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
>> 試論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對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重要作用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 大力提高文化軟實力、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著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論文化開放視域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軟實力建設 如何發揮鎮紀委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對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中文化概念的解析 群眾文化建設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作用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軟實力視域中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文化軟實力視野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探析 大力發展農業合作組織,發揮其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的重要作用 試論高等職業教育在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的地位、 作用及方向 淺析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要環節 彰顯文化的力量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淺談檔案利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文化軟實力及其在建設文化強國和實現“中國夢”中的意義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探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作者簡介:鄧雪英(1975―),女,群眾文化館員。研究方向:群眾文藝創作,創作的小品《租兒子過年》等獲省三等獎,輔導的小品《老爹進城》獲省二等獎?,F任新興縣文化館任文藝創作員。
我們適逢飛速發展的信息時代。面對轉型的社會環境,文化觀念與價值取向多元并存,一些優秀的傳統道德、高尚的價值觀念受到了沖擊。用熔鑄傳統美德和時代精神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確立人們共知共行的價值準則和行為規范,形成維系社會和諧的精神紐帶和社會風尚,正是順應時展的強烈呼喚。深入持久地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教育實踐活動,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文化建設,是文化科學教育領域的一項重要戰略任務。
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要把“八榮八恥”的價值取向貫穿于精神文化產品的創作生產全過程,大力發展先進文化。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先進文化,應該是積極向上、代表社會發展方向、能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文化。文學創作是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載體,要堅持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為指導,充分發揮文藝作品的認識、教育、審美、娛樂功能,追求真善美,反對假惡丑,弘揚社會正氣,塑造美好心靈。要充分發揮文藝批評的作用,大力推介符合“八榮八恥”標準,具有較高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的優秀作品,旗幟鮮明地批評各種不辨榮恥甚至以恥為榮的不良作品,形成正確的輿論導向和創作方向。
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要把“八榮八恥”的要求體現在文化陣地建設和城鄉基層文化活動中。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社區文化機構等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是廣大群眾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場所和宣傳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陣地。對這些陣地要積極建設、充分利用。要深入挖掘民族民間文化資源,利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廣泛開展豐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群眾文化活動。以通俗文學、流行音樂、電視文藝、網絡文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的迅速崛起,滿足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了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繁榮,但其中也存在著一些文化糟粕。文秘站版權所有
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要把“八榮八恥”的價值取向貫穿于精神文化產品的創作生產全過程,大力發展先進文化。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先進文化,應該是積極向上、代表社會發展方向、能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文化。文學創作是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載體,要堅持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為指導,充分發揮文藝作品的認識、教育、審美、娛樂功能,追求真善美,反對假惡丑,弘揚社會正氣,塑造美好心靈。要充分發揮文藝批評的作用,大力推介符合“八榮八恥”標準,具有較高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的優秀作品,旗幟鮮明地批評各種不辨榮恥甚至以恥為榮的不良作品,形成正確的輿論導向和創作方向。
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要把“八榮八恥”的要求體現在文化陣地建設和城鄉基層文化活動中。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社區文化機構等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是廣大群眾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場所和宣傳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陣地。對這些陣地要積極建設、充分利用。要深入挖掘民族民間文化資源,利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廣泛開展豐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群眾文化活動。以通俗文學、流行音樂、電視文藝、網絡文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的迅速崛起,滿足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了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繁榮,但其中也存在著一些文化糟粕。原創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