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哲學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fā)，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fā)表云整理的11篇行政哲學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fā)。

篇（1）

當代政治哲學這一光怪陸離的景觀實際表明，政治哲學具有不受現代學術分工所牢籠的特性。這首先是因為政治哲學的論述范圍極為廣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習俗以至社群、民族、國家及其經濟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別、友誼、婚姻、家庭、養(yǎng)育、教育以至文學藝術等表現方式，因此政治哲學幾乎必然具有跨學科的特性。說到底，政治哲學是一個政治共同體之自我認識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現。政治哲學的興起一般都與政治社會出現重大的意見爭論有關，這種爭論往往涉及政治共同體的基本信念、基本價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據，從而必然成為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的共同關切。就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再度興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謂的“六十年代危機”，亦即上世紀60年代由民權運動和反戰(zhàn)運動引發(fā)的社會大變動所導致的西方社會文化危機。這種危機感促使所有人文社會學科不但反省當代西方社會的問題，而且逐漸走向重新認識和重新檢討西方17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基本現代觀念，這就是通常所謂的“現代性問題”或“現代性的危機”。不妨說，這種重新審視“現代性問題”的基本走向，正應了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多年前的預言：“徹底質疑近三四百年來的西方思想學說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點。”

篇（2）

行為金融學（BehavioralFinance）是金融學的最新研究前沿，它突破了傳統(tǒng)金融學“理性人”、完全套利和EMH的假設，從投資者的實際決策心理出發(fā)，重新審視主宰金融市場的人的因素對市場的影響，使研究更接近實際。該理論在上世紀80至90年代得到迅速的發(fā)展。行為金融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Kahneman獲得200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從而使得這一理論受到全球金融界的關注。

國外行為金融學的發(fā)展，引起我國學者的高度重視，1999年北京大學劉力教授在《經濟科學》第三期發(fā)表的《行為金融理論對效率市場假說的挑戰(zhàn)》一文，是我國最早系統(tǒng)介紹行為金融理論的文章。2002年行為金融學被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肯定后，國內掀起了行為金融學介紹和研究的熱潮。2003年11月29日，在南京大學舉辦了全國首次行為金融學與資本市場學術研討會，將國內行為金融學的研究推向了。

1對投資者的心理研究

金曉斌、唐利民（2000）統(tǒng)計分析顯示，在影響股市異常波動的因素中政策性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影響遠大于市場因素、擴容因素、消息因素和其他因素。孫培源、施東暉（2002）通過對1992-2002年初上海股市52次異常波動的分析表明，由政策性因素引起的異常波動達30次之多，而且當月出臺的政策對該月的股價波動具有顯著的影響，直接影響投資者入市的意愿和交投的活躍程度，中國個體證券投資者存在政策依賴性偏差。利好政策的頒布導致在相當長的交易周期內投資者交易頻率明顯上升，加劇了投資者的過度自信傾向，而利空政策出臺卻導致在較長的交易周期內投資者的交易頻率大幅度下降，表現出較強的過度恐懼心理。這種強烈的“政策依賴”傾向是中國證券市場有中國特色的一種現象。張華慶（2003）認為中國證券投資者的行為有明顯的過度反應的傾向，而深層次的根源是投資者的種種心理偏差，其結果將導致市場會對信息或政策的反應超過應有的幅度，加劇了市場的波動性，導致市場風險的放大。這些心理偏差包括過度自信、過度樂觀、賭博心理、暴富心理、從眾心理以及過度恐懼心理。

2對投資者有限套利行為的研究

現代金融理論普遍認為，當金融資產的價格存在誤定時，眾多的“理性套利者”就會在相應低估的資產上“做多”，而在高估的資產上“做空”，不但可以最終消除價格誤定，而且可以獲得無風險利潤，從而使市場保持有效性。應該說套利機制是金融市場的重要機制，套利行為的存在具有“價值發(fā)現”的功能，它推動著資產價格向基本價值的回歸。但是，中國的證券市場有以下特征：信息的獲得是有成本的；信息的傳遞存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差異，交易者并不能同時獲取信息；交易者的行為是存在著差異的，并非都是理性的；交易者所持有的信息是不對稱的。因此，機構投資者憑借優(yōu)勢，往往扮演著理性套利者的角色，而個人投資者卻因先天不足淪為噪聲交易者。張華慶（2003）認為，在中國證券市場中，當理性套利者進行套利時，不僅要面對基礎性因素變動的風險，還要面對噪聲交易者非理性預期變動的風險。在噪聲交易者的影響下，不但理性套利者的收益將受到影響，甚至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基金經理放棄原來奉行的成長型或價值型投資理念，在某種程度上蛻化為“追逐熱點、短線運作”的投資方式。

3對投資者羊群行為的研究

“羊群行為”（HerdingBehavior）是信息連鎖反應導致的一種行為方式，當個體依據其它行為主體的行為而選擇采取類似的行為時就會產生“羊群行為”。換而言之，當“羊群行為”產生時，個體趨向于一致行動，即所謂的“趕潮流（Bandwagon）”，這時個人往往放棄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和信號而附和他人的行為，雖然他們所掌握的信息和信號，按理性分析可能顯示他們應采取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行為。宋軍、吳沖鋒（2001）使用個股收益率的分散度指標，使用市場公開的價格數據，對于我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fā)現我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程度高于美國證券市場的羊群行為程度，在市場收益率極低時的羊群行為程度遠遠高于在市場收益率極高時的羊群行為程度，這個結果可以用期望理論中決策者對于損失、收益的不同態(tài)度來解釋。孫培源、施東暉（2002）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建立了較為靈敏的檢驗羊群行為的回歸模型，并據此對我國股市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在政策干預頻繁和信息不對稱的嚴重的市場環(huán)境下，我國股市存在一定程度的羊群行為，并導致系統(tǒng)風險在總風險中占有較大比例。從投資運作層面來看，羊群行為將削弱組合投資分散風險的效果，特別是在市場發(fā)生大幅度漲跌時，通過多元化投資分散風險的效果將極為有限。就政策層面而言，羊群行為意味著投資者的買賣決策并非基于理性的決策過程，因此股價極有可能偏離其均衡價值，從而破壞了市場的價格發(fā)現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常志平（2002）采用橫截面收益絕對差（CrossSectionalAbsoluteDeviationofReturns，CSAD)方法，對我國股票市場是否存在“羊群行為”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發(fā)現：在上漲行情中，我國深圳證券市場與上海證券市場均不存在“羊群行為”；但在下跌行情中，深圳證券市場與上海證券市場均存在“羊群行為”。并且深圳證券市場比上海證券市場具有更多的“羊群行為”。張華慶（2003）指出“羊群行為”對中國證券價格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由于“羊群行為”者往往拋棄自己的私人信息追隨別人，這會導致市場信息傳遞鏈的中斷；如果“羊群行為”超過某一限度，將誘發(fā)另一個重要的市場現象——過度反應的出現，使中國證券市場的穩(wěn)定性下降；所有“羊群行為”的發(fā)生基礎都是信息的不完全性，因此，一旦市場的信息狀態(tài)發(fā)生變化，如新信息的到來，“羊群行為”就會瓦解，這意味著“羊群行為”具有不穩(wěn)定性和脆弱性4行為金融學在我國的應用性研究展望

4.1對實證研究結果的應用

從以上可以看出證券市場的參與者存在一定的非理性，而且市場也不是完全有效的。如何克服這些非理性，使投資者能在并非完全有效的市場生存，是市場參與者最想解決的問題之一。

4.2對參與者的心理學實證研究

從以上可以看出針對市場參與者的心理學實證研究，一般還是基于行為金融學的舊有框架中的心理學理論，今后的研究應該更多地結合中國文化、國情或者利用更多心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只有這樣的研究才更適合中國的現實。

4.3在金融產品的設計和銷售上的應用研究

隨著我國的金融改革進一步深入，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金融產品。金融產品的開發(fā)和銷售變得也越來越重要。其實，人們對于經濟學和心理學相結合的研究最早就是從消費者心理學開始的，隸屬于市場營銷學中的消費者行為學是一門理論系統(tǒng)完整的科學。其中對消費者的調查、研究方法完全可以借鑒與行為金融學的實證方法相結合用以來研究金融產品的購買者的行為，根據投資者的不同偏好來設計金融產品，制定營銷戰(zhàn)略，從而為金融產品的開發(fā)和銷售打出一片新天地。

參考文獻

［1］金曉斌，唐利民．政策與股票投資者博弈分析［J］．海通證券研究報告，2000．

篇（3）

從社會心理學誕生之日起，以羅斯為代表的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和以麥獨孤為代表的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后來又出現了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等。社會心理學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點。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試圖從個人的人格結構中求得對人類社會行為的解釋，強調個體變量的重要性；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通過社會地位、社會角色、社會化等“塑造嬉體”的因素來研究人們的社會互動，并進而達到對人類行為本質的解釋，強調社會呀群體變量的重要性；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是從因素入手探索有關人類行為的解釋，強調文化變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會、文化是緊密聯(lián)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間的互動是持續(xù)不斷的。要充分準確地描繪人的社會行為，單一的研究取向是難以實現的，必須建立一種綜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從本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開始，欲圖將社會心理學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體實施，盡管許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學科間的聯(lián)姻卻未能獲得預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論爭再度興起，當理智戰(zhàn)勝了感情之后，開始邁上了整合之路。更為重要的是，近幾年學科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為實現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現實的基礎。

從國內外社會心理學多種研究取向的整合發(fā)展和現狀啟示中，我們認為，社會行為心理學是關于社會、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塑的造的綜合應用社會科學，是從心理層面上對于人類社會行為的流行性反應的總體把握。從學科性質上講，它既不是心理學的分支，也不是社會學的分支，而是在社會學、心理學、文化學、文化人類學、行為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等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基礎上形成的一門獨立的事合社會心理學。它是在社會學、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等母體學科的基礎上形成的一門具有邊緣性質的獨立學科。正如南京大學周曉虹博士所言：“我們只有從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以至生物學的多維視野出發(fā)，才能獲得對人類社會行煌完整解釋”。從社會心理學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體學科的基礎上形成的邊緣學科，是母體學科在解釋人類行為及春與社會、文化、人格的關系時彼此接近、相互滲透的結果。從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方法和理論體系來看，它雖然是在母體學科的基礎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學科的附屬物，又不是多種學科的簡單的拼湊和混合，而是多種學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學科所不具備的全新的性質和特點。因此，社會心理學應獨立地著力于社會行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夏學鑾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會心理學，其研究對象分為三層次或三個單元：第一層次為宏觀層次，又叫社會主體單元，其基本概念是社會、文化和人格，認為社會行為是這三個因素的函數，其公式為B（S）＝f（S.C.P）；第二層次為中觀層閃，又叫個人主體單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認為個人行為是這三個因素的函數，其公式為B(I)＝f(S.R.S)；第三個層次為微觀層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態(tài)度，又叫行為主體單元，認為任何作為社會行動的行為都是這三因素的函數，其公式為B(A)＝f(O.M.A)。夏學鑾教授“三層次九因素”存在著一種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關系，在水平層次上的任何一個主體單元的行為都必須考慮行動的三個參照系數的綜合作用。總之，它們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從“三層次九因素整合說”中可以盾出，社會心理的外在行為律與社會行為的內在心理律的整合及個體作用、群體互動、社會影響的整合是社會行為心理整合的關節(jié)點。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是人類社會性質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社會心理是社會行為的內在過程，而社會行為則是社會心理的外在表現。社會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會行為流行性反應的內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規(guī)律的研究；社會行為整合研究是指現實生活中人們直接關注的流行性心理反應的外在行為特征研究。社會心理的維度是我們所熟知的，而社會行為的維度則往往有所忽視。目前，社會心理研究所有社會學化和社會行為研究有心理學化的整合趨勢。社會行為心理學既要探計內在的社會心理學過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會行為規(guī)律，以避免行為主義忽視行為內在心理過程，而認知論學派忽視心理過程外顯行為的偏向。

二、社會行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點

中國社會近10年來，社會心理學進入重建與復興階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各界對社會心理學知識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實際研究中國社會的具體問題，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個相當混亂的時期”因為社會生活是豐富多彩的，社會行為也是千姿百態(tài)的，對社會行的總體把握不僅涉及到對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對其各種存在樣態(tài)及方式的把握，面對五光十色的多種多樣的社會行為，應該從哪里入手呢？最適宜的入手處或生長點哪里?

一些社會科學工作者發(fā)現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fā)展，社會生活中存在大量社會流行的社會行為心理問題，并認為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行為科學的研究能夠為這些總是提供依據和答案，因而開始了社會行為心理與現實社會問題結合上的研究。一般來說，具體的社會生活實踐和現實生活的信息資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點或理論的生長點。就此而言，當代中國的社會行為心理研究的最適宜的切入點只能是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的熱點問題。社會行為心理熱點問題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反映，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社會行為心理熱點問題也是社會行為的心理的重點問題，這些行為關系到社會主義改革的進程和前途。社會行為心理熱點同時也是社會行為心理的難點和焦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銳的社會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銳的社會焦點問題，解決起來也往往難度不小。社會聚群行為是種種社會行為心理的起始點和矛焦點，也是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整合研究的著力點。

社會心理學是對社會生活和處于熱烈社會生活聚焦點上的人們所思所慮、所作所為的本質的思考，社會心理學一開始就是為解決與現實生活有關的社會心理問題的迫切需要而產生的，以后的每一步發(fā)展都直接從社會生活的急需中獲得了無限的動力。顯然，這門學科具有很強的應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試驗”中士氣與生產效率的提出，是為了解決當時工業(yè)生產之急需；30年代輿論、流言、種族和價值沖突等主題，是為適應世界經濟的蕭條和社會的動蕩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態(tài)度、民族性格等主題，是應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會相對穩(wěn)定和平發(fā)展，許多具有明顯應用性的分支學科相繼出現，既繁榮了社會心理學本身，又使它在社會生活需要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僅在歐美國家，而且在日本、俄羅斯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社會心理學這門應用科學的社會職能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都越來越大。有人統(tǒng)計，這10多年中《全國新書目》上刊有社會心理學方面的書有數百種，其中90％以上都與應用于社會生活有關。并且社會心理學應用成果相當大的一部分已經或正在轉化為直接的社會生產力。

三、社會行為心理整合的著力點

大量的有關研究表明，社會互動是人的社會行為的主要表現形式。人們在對稱性和非對稱性的社會互動中，形成種種群眾行為、大眾行為、集群行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為規(guī)范所指導的、自發(fā)的、無組織的、無結構的群體行為方式。也就是我們這里所說的聚群行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為律與聚群行為的內在心理律對社會發(fā)展和人們社會行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積極的社會聚群與人們積極的社會觀念和社會行為之間正相關，而消極的社會聚群（矛偏行為）與人們社會觀念的偏頗和社會行為的偏離也有正相關。特別是當代中國青年有一種比西方更重視同輩凝聚的矛群意識，在這種社會心理環(huán)境下，社會變革過程中的社會熱點問題，往往在聚群面對面的互動中會越聚越熱，熱到一定程度就會將問題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會施放出來。由此看來，聚群和赤心理的發(fā)展存在著兩種可能性，既可能成為社會變革的推動力，也可能成為社會變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濟私在生生的聚群行為心理入手，探尋研究社會行為心理現象和規(guī)律，是整合社會心理學具有生命力的著力點。

布魯姆（H. G. 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體分為四種：集群、大眾、公眾和社會運動團體。后來，布羅溫（R. W. Rrumer0又把集群分為兩種：暴眾和聽眾。這種分類依照無組織群體的有機程度和無組織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的地全劃分的，有利于人們對無序群體的理解和把握，對聚群行為的研究有一定參考價值。

大眾與聚群有聯(lián)系也有區(qū)別。這兩類群體都是一種無組織群體的集合現象。在大眾傳媒日益發(fā)達的現代社會生活中，以大眾面貌出現的無組織群體將越來越多，越來越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越來越影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視的群體現象。它們的區(qū)別主要表現在人數和接觸方式上。大眾是散布在廣大社會范圍內、接觸大眾傳播媒體為數眾多的一群人，大眾對社會生活的了解接觸是間接的，是通過大眾媒體發(fā)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視野所及、耳聞所達的一群人，相互之間的接觸是直接的，通過感官和軀體感知群體中的人與事。大眾和聚群都是無組織群體，具有自發(fā)性、散漫性、情緒性、無責任性等。

國外將聚群行為稱為collective benhavior，也就是無組織無紀律的大眾集合現象。原蘇聯(lián)社會心理學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稱為“非集體行為”（或譯為“集體外行為”），而我國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文獻上，一般譯為“集體行為”。中國人民大學沙蓮香教授稱為在公共場合或社會活動中出現的集群現象。蘭州大學曹孟勤教授等認為，譯為集體行為不妥，稱為“群體行為”失之過寬，沒有限制，稱為“非集體行為”也不妥，因“集體外行為”并非個體行為。因此，人道我這種偶然聚在一起無組織的一群人的行為為集群行為。我們認為“聚群行為”這個概念更能全面地動態(tài)地表達無組織的、自發(fā)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為特征。

社會心理學認為，趨群性是人類的本性之一，人類行為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趨向于合群。社會生產方式越發(fā)達，生活方式越先進，各類人員的趨群意識和結群傾向就越強烈。面對社會的巨大變革和發(fā)展，社會聚群現象 普遍存在的、經常發(fā)生的，發(fā)生的原因、情況和結果也是多種多樣的。這種隨意性、自發(fā)的、無拘無束的聚群現象無所不在。它的啟動原因之一是出于人們最基本的交換信息需要。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學價值是減少對周圍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從而及時調整自身的行為以適應變化了的環(huán)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尋找到共鳴點，并力圖補充缺陷，達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補。不僅如此，而且聚群行為心理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fā)展，聚群已由過去的單一性發(fā)展到多學科廣泛交叉，層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趨復雜。因此，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優(yōu)化整合聚群心理與聚群行為發(fā)生、發(fā)展的過程特征和規(guī)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為律與聚群行為的內在心理律，探求對積極聚群行為的鼓勵、強化，以及尋求對偏離聚群行為的預測、預防和調控的有效途徑和方法，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正如著名科學家錢學森1986年10月3日給沙蓮香教授的信中所強調的：“在現代科學技術九大部門之一的行為科學部門中，社會心理是一門重要學科。而行為乘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為的內在條件和依據，聚群行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現。一般情況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動機，聚群動機驅使聚群行為。“因為一切行為的基礎和根據都是心理現象的規(guī)律，同樣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現都構成某種行為”。人的行為無一不是由動機所引導、維持和導向，而動機又是以人的需要為基礎的。一個人的行為是這樣發(fā)生的，一個聚群集合行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動的支配下發(fā)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為的內中動力，聚群行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現。可見，個人行為與聚群行為都是一種動機性的心理行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識到這種需要和動機，而簡單的幼稚認同就應聲而起，被動地或奇特地介入進去了。

四、社會行為心理整合的交互點

社會行為心理學主要研究個人心理與社會心理、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社會行為與社會聚群行為活動等三大領域。當代社會行為心理學是研究社會行為的內在體驗和外在表現發(fā)展變化過程及其規(guī)律的整合科學。整合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三大層面的內容，即社會環(huán)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間相互作用的宏觀社會文化行為心理整翕支；社會認知、社會情感、社會意志、社會態(tài)度之間相互作用的中觀社會行為心理整合層；親和行為、互動行為、聚群行為、規(guī)范行為之間相互作用的微觀社會聚群行為心理整合層；這三大層面內容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整合構成了當代社會行為心理研究的有機整體，力圖發(fā)揮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三者的“雜交”優(yōu)勢，克服不足，建立共性與個性、世界化與本土化相統(tǒng)一的社會心理學。

在個人與社會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所關注的社會文化與亞文化因素的影響，文化心理的積淀，對社會成員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會行為產生的影響，以及人格與角色待社會和赤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社會環(huán)境與文化心理的建構。

在個人與個人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所關心的個人之間的相互認知、情感、意志、態(tài)度等怎樣在社會認同層面，人際關系層面，人際溝通層面相互作用產生的角色地位與社會行為，以及后者在何種程度上影響前者。

在群體與個人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關注從群體到個體又從個體到群體的影響過程，在群體合作、競爭、沖突、調適等對稱性社會互動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對稱性社會互動中，如何影響人們的親和行為和規(guī)范行為，以及人個行為又如何作用于群體行為。

篇（4）

    [ 論文 關鍵詞]行政倫理思想；儒道墨法； 歷史 發(fā)端；理論內核

    [論文摘要]

    20世紀70年代，行政倫理作為一門系統(tǒng)的學科在西方才得以誕生，但行政倫理思想在

    3.墨子:墨家行政倫理思想的發(fā)端。墨家的行政倫理思想，由戰(zhàn)國初期墨翟創(chuàng)立，代表著小私有勞動者和平民的利益，曾盛行一時，擁有與儒家并稱“顯學”的光環(huán)。墨子先學習儒家之學，而后創(chuàng)立墨家，以“兼愛”為核心，建立了涵蓋 政治 、 經濟 、倫理與 哲學 四位一體的思想體系，其中包含著一系列諸如“非攻”、“尚同”、“尚賢”、“貴義”、“貴利”等具有行政軍事思想、行政組織思想和行政人事思想的諸多內容。墨家的思想蘊含著大量的傳統(tǒng)行政倫理的原則與規(guī)范，如在人事管理上，墨家宣揚“以尚賢為政”的舉賢觀念，明確“以德就列”的用人標準，規(guī)定了“自上而下”的選拔方法和“聽其言，跡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的錄用程序。經“巨子掌權”、“相謂別墨”、“墨離為三”等三個時期的分化，“墨家后學”繼承與 發(fā)展 了墨子的學說，并在認識論、邏輯學、 自然 科學 等領域也頗有建樹。由于階級斗爭加劇，小生產者階層的分化瓦解，以及墨學自身空想性與脫離現實的不足性，墨學逐漸退出了 歷史 舞臺，以致“其學幾絕，其書僅有”。然而，隨著歷史的演進，墨家諸多思想精華被整合到儒家、法家等學派之中，彰顯其不朽的思想價值。“雖然，墨學的繁衍傳承沒有像其他諸子學說那樣的款款綿延，但是，這并不妨礙其時代價值的展現，其‘墨子精神’依然在不同時代顯示出其獨特的魅力，無論何時，墨學總有許多的東西需要我們去探究，也總能發(fā)掘出許多新的理論點”。所以，先秦墨家思想必然成為追溯

篇（5）

此項研究的樣本中，選取的50所中國大學基本覆蓋了中國大部分地區(qū)，此外選擇發(fā)達國家大學34所，以及臺灣、香港地區(qū)9所。監(jiān)測時段為2008年的4月24日至6月5日，連續(xù)采樣四次八周之后開始數據分析。

研究的結論是：兩者相較，國內大學的學術新聞絕對數量與相對比例都遠低于海外高校。例如，國內大學的校領導新聞數量為海外大學的三倍，而學術新聞占有率卻只是后者的二分之一；在國內大學網站中，有關學校領導的新聞稍多于學術新聞，而海外大學的學術新聞與領導新聞的比例大致為4:1。

《中國科研成果獎的“官味度”》研究是他的第一次嘗試。在此份研究中，他以某全國性社會科學研究獎為樣本，將獲獎論文的第一作者按其不同“職務”進行劃分并賦予相應分值：校長級記為lO分，準校長級為8分，副校長級7分，準副校長級5分，院長級4分，準院長級2分，副院長級1分，其他職務O分。最后，相加總分除以人數得出的平均值，即為該學科、學校的“官味度”指數。

研究結論證明了常識：一等獎的“官味度”為2.846。二等獎的“官味度”為2.009，三等獎的“官味度”為1.493。獎項越高，官味特征越明顯。

若按學科間“官味度”進行排序，則教育學、法學、經濟學、哲學、管理學的“官味度”高于學科總體平均水平，中國文學、語言學、歷史學的“官味度”低于學科總體平均水平。教育學“官味度”最高，歷史學最低。

一年后，使用同樣的方法，顧海兵又將“寶鋼教育獎評審工作委員會”的評委構成“解構”，將60位來自各高校的評委按其各級職務高低逐一賦值，最終得出結論：60位專家的官味度在7.7――高于副校長級。他因此將寶鋼教育獎評審工作委員會戲稱為“一個大學(新老)校長聯(lián)合會”。

在另一份《人文社科領域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顧海兵設置了時間上的縱向比較。這份研究的調查對象為近五年全國優(yōu)秀博士學位論文中的文科論文(含管理學)的導師們。在具體的操作上，顧海兵依然是將他們按行政級別不同而給定分數，最后取平均值。

統(tǒng)計結果顯示，獲獎論文的導師的總體“官味度”接近副院長級別。更重要的一個結論是，“從五年的動態(tài)趨勢看。‘官味度’呈上升趨勢。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長24％。”

為什么在全社會市場化、專業(yè)化的大趨勢下，在輿論不斷抨擊大學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教育科研的官味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

“一個重要的關節(jié)點是1998年前后。”顧海兵說，來自各個層面的巨量資金和資源向大學流入，而資源的層層分配基本上是用行政化方式，由此鞏固了握有分配權力的各級領導的地位。

同時，有31所重點高校的行政級別由正廳級上升為副部級，“此后大學內的行政體系在不斷強化。”顧海兵認為。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亦有類似感受。熊丙奇在2004年出版了圖書《大學有問題》，大學的行政化是其中的重要章節(jié)。他在書中描述了大學行政化后的各式現象：一位擁有學術職稱的教師，也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處級、局級干部，因為“領導”有更靈活、更充分的資源調配權。

“五年來，大學行政化問題在很多專家學者的批評聲中，越來越強大。”熊丙奇認為。

篇（6）

中圖分類號：DF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2-0105-02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開始恢復對行政學的研究，至今已經歷20多年的學科建設，取得了諸多進展與成績。但是也應認識到，與西方國家先進理論相比，我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建設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一、中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建設現狀

（一）研究方法較為滯后

對于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理論的發(fā)展來說，涉及到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因此科學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要。雖然我國一些學者已經引入了多元化研究模式，但是研究方法普遍落后，如原則原理推導法、總結經驗法等等，集中表現為靜態(tài)化、定性化的分析行政現象，而沒有意識到動態(tài)分析的重要意義。可見，我國有關行政學的研究方法論建設集中停留在初級發(fā)展階段。很多研究主題尚未存在文獻評估，也沒有明確的研究目標或方向，深入研究的力度遠遠不足。當前，很多非實證性的研究取向也沒有遵循批判研究、詮釋研究等方法，嚴重影響了中國行政學的研究質量，在知識增長方面沒能發(fā)揮作用。

（二）路徑依賴現象嚴重

所謂“路徑依賴”，主要是行政學者過于習慣或者依賴某種特定的方法，不能根據實際情況而靈活選擇，同時方法論的創(chuàng)新意識與能力不強。尤其對于一些非專業(yè)出身的行政學家來說，路徑依賴現象更為嚴重。由于他們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也沒有受過任何系統(tǒng)性的方法論訓練，沒能有意識地吸收新觀念、改變研究方法等[1]。例如，研究哲學的學者多用哲學觀念、思辨色彩來探討行政學問題；研究歷史的學者則采取文獻分析、歷史分析等方法來探討行政學問題。雖然這些方法也存在一定優(yōu)勢，但是過于狹隘，將觀念禁錮在某個角度，顯然不利于方法論的全面建設與發(fā)展。另外，還有一些導師習慣了自己所用的研究思路與方法，也會將其傳遞給自己的學生，進而形成導師與弟子的方法論繼承，也是路徑依賴的一種形式。

（三）方法論研究有待強化

一方面，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作用，我國有關行政性的整體研究較為滯后，尤其在各種學術刊物中，有關行政學方法論研究的論文相對較少，專著更是十分鮮見。大多機構沒有將行政學方法論作為專門的研究課題。當前，行政學方法論的滯后已成為制約行政學發(fā)展的關鍵因素之一，需引起足夠重視。另一方面，以我國當前行政學界的研究重點與方向來看，有關方法論的訓練非常匱乏；相關研究學者普遍存在創(chuàng)新意識、創(chuàng)新能力不足現象，這也在一定角度反映出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創(chuàng)新力度不足問題。但是若想實現方法論的創(chuàng)新與探索，就必須進行大量的實踐與試驗，這就涉及到經費的支持問題；例如，在一些實證研究工作中，必須投入一定的人力、財力與時間，如果缺少了經費的支持，研究活動無從談起[2]。

二、西方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建設分析

（一）多元化的研究模式與途徑

在西方行政學的發(fā)展歷程中，提出了多元化、多渠道的研究方法，并逐漸完善、成熟，形成一道體系。在西方行政學中，主要集中在詮釋性研究、解釋性研究與批判性研究三大模式下，并且不同的模式對應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結合目標、邏輯等不同實行優(yōu)化選擇。以研究角度、研究渠道來看，由于公共行政具有一定復雜性，如果僅有單一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遠遠不足，一般需要政治、法律、管理三大角度為著眼點，對公共行政提出不同的認識與見解，并且不同的途徑存在不同的價值與觀念，彼此之間存在沖突和矛盾[3]。除了三大主要角度以外，心理學、經濟學、生態(tài)學、倫理學也是可供選擇的視角。從西方行政學的整體發(fā)展來看，多種研究視角、研究途徑給我國帶來深刻啟示。

（二）激烈的方法論討論

在西方行政學的發(fā)展中，各種矛盾、沖突及爭論屢屢存在，而對學科研究方法的討論與反思則是一個熱門性話題。經過長期的反思與探討，一些西方行政學者逐漸意識到，行政學的合法性危機實際上也是方法論面臨的危機，也就是當前行政學研究過程中過于關注研究方法、工具理性方法等，難以對公共行政產生系統(tǒng)性、完整性的認識。從公共行政領域來看，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是最常見的方法之一，奠定在工具理性思維的基礎上，但是很多學者也開始批判過度張揚的工具理性研究行為。另外，在大多數理論研究過程中，涉及到問題描述和變量識別問題，那么將公共行政研究學科與其他社會學科比較，顯然存在一些不足，這就提醒學者應更多地關注核心議題，爭取更多制度、政策的支持，優(yōu)化研究方法[4]。

（三）注重方法論的訓練

與我國長期忽略行政學方法論的情況比較，西方行政系在方法論教育與訓練領域做出了較大努力。當前，西方國家已經關注到科學方法是開展一切學科研究的基礎所在，因此在行政學教育專業(yè)中開設了有關方法論的研究課程，如行政學的高級學位教育中，方法論教學占據重要位置。另外，在西方行政學的培訓過程中，除了關注研究方法以外，對行政管理的實踐能力、技巧、方法也非常重視。以美國為例，較為關注學生對問題的分析能力，教授系統(tǒng)性的思維方法、管理方法、分析技能、決策技巧等。

三、中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借鑒西方觀念的幾點建議

（一）深入探討行政學研究方法論

以我國當前方法論滯后的實際情況來看，與研究方法的滯后存有必然聯(lián)系。結合西方行政學的發(fā)展經驗，我國必須意識到行政學研究方法資深研究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提高我國行政學研究方法的層次與質量。有關行政學方法論的深入研究，普遍存在于行政學研究的后期階段，在學科知識增長、理論進步方面起到積極作用[5]。實際上，這也是有關行政學研究方法的“關照”或哲學性研究。那么研究行政學方法論的具體方法，不能僅停留在表面階段，更要以哲學角度為出發(fā)點，對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具體方法、原則進行探討。

為了更好地踐行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必須采取一定的發(fā)展策略，分析如下：其一，鼓勵專業(yè)的行政學教師或者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建設，并發(fā)表學術論文；其二，在各個學術期刊中開設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專欄，為專家學者提供交流的空間與陣地；其三，各級機構應加強重視程度與支持力度，在行政學方法論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資金，鼓勵出版行政學研究方法論方面的著作與研究成果；其四，組織各級學者召開相關研討會，發(fā)揮集體的力量，共同促進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建設與發(fā)展[6，7]。

（二）以“中國特色”為出發(fā)點

以我國有關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現狀來看，若想實現長遠性的研究目標，仍需從多方面作出努力。結合我國發(fā)展實際情況，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政學研究體系，必須從行政學研究方法論角度為著眼點，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加強建設：首先，在方法論體系的最高層是有關行政學研究的方法理論思考，也就是行政學研究的基礎與“元理論”，以宏觀角度落實行政學研究方法建設的目標，有針對性地選擇指導方法，逐漸構建完善的研究方法理論與研究技術體系，對行政學的發(fā)展起到積極作用[8]；其次，在方法論體系的中間層是有關行政學研究的具體方法思考。實際上，有關行政學研究方法涉及到諸多方面，結合各種劃分標準，可以對研究方法進行分類，根據不同情況而優(yōu)化選擇；再次，在方法論的最底層是有關行政學研究的具體技術的分析。也就是研究行政學過程中涉及的具體資料、方法與手段等，如問卷調查、抽樣分析，這些都在行政學研究中起到積極作用。

（三）加大方法論的訓練力度

從西方行政學的發(fā)展實際情況來看，加強對方法論的教育與訓練，是行政學研究的重要方向，這也是值得我國借鑒的成功經驗。為了改善我國在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理論、方法、觀念等方面的滯后現象，必須通過教育手段進行優(yōu)化，貫穿全新思路與方法。當前，我國以本科、碩士及博士的多層次學歷教育體系為主，但是無論是哪一階段，都缺少對方法論的系統(tǒng)教育；再加上我國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的建設落后于西方國家，缺乏具有中國特色的方法論體系，那么就需要引進國外先進的方法，如研究模型、分析軟件等，都應在行政學教育中起到作用。

若想真正掌握方法并自覺運用，需要一個不懈努力、長期積累的過程。因此在行政學的本科階段就應開始著手訓練方法論，開展具體化的方法論教育與訓練工作，結合專業(yè)領域的發(fā)展方向，培養(yǎng)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不斷提升技能與方法，為學生今后就業(yè)或深造奠定基礎，同時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發(fā)揮終身教育的作用；在碩士或博士階段，除了基本的方法訓練之外，更要開展反思性校驗，也就是對方法進行審視，并自覺地運用到實際中。

總之，我國已經意識到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建設的重要程度，客觀分析當前存在的問題與缺陷，積極借鑒西方先進的行政學研究方法論經驗，指導我國體系的建成并形成“中國特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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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談談十六大以來行政管理學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高小平：概括地說，行政管理學研究在三個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一是基礎理論的創(chuàng)新，加強了對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務理論的研究，為建立中國特色的公共管理學、完善行政管理學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二是政府管理實踐問題的研究，加大了行政改革、應急管理、社會管理和政府服務等方面的研究力度，為推進政府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實現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作出了貢獻。三是行政管理技術與方法的創(chuàng)新，更加重視實證研究、案例研究、比較研究等方法，為政府引入績效管理、目標管理、質量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網絡管理的方法提供了理論與技術咨詢服務。

《中國社會科學報》：十年來，行政管理學的成就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取得的？有哪些鮮明的特點？

高小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調整、發(fā)展歷程，可以從改革和創(chuàng)新兩個維度來分析，并劃分為兩大階段。從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為引領、創(chuàng)新蘊涵其中的時期，重點放在改革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傳統(tǒng)行政管理體制、職能和組織結構；2002年之后，進入到改革和創(chuàng)新并重、創(chuàng)新引領的時期，重點是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轉變職能，創(chuàng)新行政流程、工作方式和運行機制。近十年正處于第二個階段的開始期，或者說是兩個階段的轉換期。我們分析行政管理學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離開這個背景。

通過回顧可以發(fā)現，十年來我國行政管理學從研究改革為主向改革與創(chuàng)新并舉發(fā)展，從研究實踐為主向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發(fā)展，從通過個別問題的拓延性研究為主向系統(tǒng)化研究指導下的對策研究為主發(fā)展。行政管理學研究從以往的單維度研究（適應經濟發(fā)展的要求）轉向多維度、全景式、精細化研究，在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tài)文明建設五大體系相協(xié)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語境中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的新坐標。

借鑒國際成果 打造中國特色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行政管理學發(fā)展進程中，國際學術流派和中國傳統(tǒng)行政管理思想產生過重要影響？

高小平：對。人類關于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是一個開放的領域，其知識體系呈現交叉性、輻射性和融合性。我國行政管理學研究不斷深入，得益于學科的分化整合過程與國際化“生態(tài)”的有機結合。行政管理學是綜合性學科，科際整合特征比較明顯，研究行政管理學必須研究行政生態(tài)，即行政的經濟生態(tài)、政治生態(tài)、社會生態(tài)以及學科生態(tài)，才能獲得“生態(tài)動力”。

中國行政管理學的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鑒國際上的研究成果。國內多家學術研究機構和學者翻譯了一大批國外行政管理學領域的經典著作、教材，向國內學術界和實務界介紹西方行政管理學理論和實踐的最新發(fā)展動態(tài)，舉辦或參加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從2005年至今，由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發(fā)起，電子科技大學與國際知名學術機構共同主辦的公共管理國際會議連續(xù)舉辦了五屆。

與此同時，我國學者注重行政管理學的中國化，打造中國特色的行政管理學，其在學科和理論上的影響力已超越了行政管理學自身的范圍，成為中國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為了把行政管理學科的基礎打造得更加牢固，我國行政管理學研究者不斷加強對行政管理基礎理論和深層次問題的研究，展開了行政哲學、行政方法論、公共性思想、行政戰(zhàn)略、行政倫理等內容的思考，十分關注中國傳統(tǒng)行政管理思想對現代化的意義。2003年4月，中國行政管理學會與南京財經大學聯(lián)合召開“全國行政哲學研討會”， 此后每年或兩年召開一次行政哲學研討會，聚集了國內行政哲學研究的力量，涌現了一批有較高質量的論文，深化了對行政哲學本身及相關問題的研究。這對于運用傳統(tǒng)行政管理思想去研究和解決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理論和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探索行政活動的本質和規(guī)律，建立學術理性規(guī)范，具有重要意義。

積極為政府管理改革建言獻策

篇（9）

一、研究意義

（一）實踐環(huán)節(jié)的重要性

1.綜合實踐是培養(yǎng)學生運用所學專業(y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重要途徑。與普通高等學校學生不同，電大學生已經完成了從學校學生到社會人的轉變，電大學生缺少的不是實踐經驗，而是如何運用理論解決實踐問題的經驗總結和提升理論認識的深度。因此綜合實踐是不可或缺的教學環(huán)節(jié)。

2.實踐環(huán)節(jié)是提升學生理論素養(yǎng)的重要手段。電大學生在職學習，工學矛盾突出，面授課時有限，理論學習成為學生學習的瓶頸之一實踐環(huán)節(jié)敦促學生搜集相關理論資料，了解理論研究現狀和觀點，使學生自覺地學習了理論，增強了掌握和運用理論的能力，有效彌補了理論學習深度和廣度不足的缺憾。

3.實踐環(huán)節(jié)是提高學生綜合分析能力的主要方式。電大學生鮮有機會將各門課程基礎知識和理論進行綜合實踐運用，實踐環(huán)節(jié)則在畢業(yè)前夕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對于實踐問題進行深入思考，綜合運用各門課程相關理論進行分析，提高學生解決實踐問題的能力。實踐環(huán)節(jié)有助于培養(yǎng)學生理論思考習慣，實踐環(huán)節(jié)可以幫助學生學會從理論的視角分析實踐問題，學會提升實踐問題的理論深度和運用理論分析問題的自覺性，學會把實踐問題上升到理論層面去思考認識，逐漸培養(yǎng)理性思維的習慣。

（二）主要解決的教學問題

（1）實踐環(huán)節(jié)管理松懈、流于形式，指導過程缺失，個別教師責任心差；（2）舊有的實踐教學模式不適合開放教育學生的學習語境；（3）學術素養(yǎng)和理論功底薄弱導致抄襲、雷同現象泛濫。

二、相關研究綜述

對于實踐環(huán)節(jié)的研究伴隨著開放教育的出現而產生。根據文獻檢索，筆者選取了近十年中國知網對中國期刊全文數據搜索篇名中包含“開放教育”和“開放教育實踐環(huán)節(jié)”詞匯的論文，從2004-2013年分別為4635和129篇，見圖1所示。

從數據分析可知，對于開放教育的研究一直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研究論文呈現平穩(wěn)增長的態(tài)勢，相比而言，對于開放教育實踐環(huán)節(jié)的研究卻鮮有關注，每年只有區(qū)區(qū)十數篇，2009年甚至只有9篇。

從內容分析來看，國家開放大學王朝中教授在《構建遠程開放教育實踐教學模式的途徑與辦法――以中央電大行政管理專業(yè)專科實踐教學改革為例》一文中指出，開放的實踐教學要體現出系統(tǒng)性、針對性、可行性等特點，同時王教授在實踐環(huán)節(jié)的一體化方案中也指出要創(chuàng)新實踐環(huán)節(jié)的模式；山西廣播電視大學的王燕、湖南廣播電視大學的豐云和山西廣播電視大學的裴小瓊分別從實踐教學改革的視角來談實踐教學，王燕副教授以實踐為例，改之前的專科論文為文獻綜述，體現了專科實踐教學的多元化思路的一種探索；裴小瓊等人也主張應摒棄之前對專科實踐環(huán)節(jié)統(tǒng)一采用學術論文的固化的模式，應改為研究報告、文獻綜述、調查報告等多種方式；豐云以網上學習的實證分析得出實踐環(huán)節(jié)的改革是大勢所趨，應該革新社會實踐的模式。

三、研究方法與思路

（一）研究方法

1.嚴格把控實踐環(huán)節(jié)過程，實施無縫隙管理。研究報告提出了實踐環(huán)節(jié)流程圖（見圖1），規(guī)范了實踐環(huán)節(jié)全過程管理。

2.精細構建質量監(jiān)控體系，嚴防問題死角。對實踐環(huán)節(jié)管理工作實施全面質量管理，從教學目標落實、教學條件準備、教學過程監(jiān)控和教學結果驗收等各個環(huán)節(jié)嚴把質量關，構建周密的質量控制網絡（見圖2）。

3.探索創(chuàng)新實踐教學模式，突破傳統(tǒng)范式束縛。實踐教學模式改革是一個歷久彌新的命題，對于合適模式的探索遠未停止。研究報告中通過工商管理、法學、旅游管理和行政管理等幾個專業(yè)的改革樣本，試圖在模式探索與創(chuàng)新上起一個引領和示范的作用，先試點再鋪開，由點到面，開創(chuàng)實踐教學的一個新局面。

圖1 實踐環(huán)節(jié)指導過程流程圖

圖2 實踐環(huán)節(jié)教學管理質量監(jiān)控體系結構圖

（二）研究思路

本研究重點涵括過程管理、質量監(jiān)控和改革創(chuàng)新三個部分。加強全過程無縫隙管理、重視構建質量監(jiān)控體系、注重實踐環(huán)節(jié)模式的改革與創(chuàng)新。

1.整合學校內七個“快樂的原子”。依據麥肯錫“7-S”模型（見圖3），在實踐環(huán)節(jié)管理方面整合學校內各個部門的力量，形成合力，提高實踐環(huán)節(jié)管理能力和效果。

結構：各部門協(xié)同聯(lián)動，合理分工協(xié)作，形成有效的組織架構，這是實踐環(huán)節(jié)管理的組織保證。

策略：過程控制+質量監(jiān)控體系+實踐環(huán)節(jié)模式改革創(chuàng)新

制度：專科論文抽查+本科論文答辯+實踐環(huán)節(jié)工作手冊。

員工：所有與實踐環(huán)節(jié)指導、管理等工作相關聯(lián)的專兼職課程責任教師。

共有的價值觀：提高實踐環(huán)節(jié)管理的有效性和實踐環(huán)節(jié)的質量。

象征（風格）：質量第一、以學生為中心和團隊協(xié)作。

技能：教師對于實踐環(huán)節(jié)指導和管理的能力。

2.踐行TQM（全面質量管理）理論的七個核心理念。質量第一、顧客導向、系統(tǒng)管理、過程控制、團隊工作、預防為主和不斷改進。

圖3 7―S構架圖

3.實行PDCA循環(huán)的動態(tài)管理。按照計劃、實施、檢查和處置的四步驟動態(tài)循環(huán)管理的策略管理實踐環(huán)節(jié)。

圖4 PDCA循環(huán)圖（左圖為“大環(huán)套小環(huán)”，右圖為不斷上升的循環(huán)）

（三）實施步驟

本研究立足于充分地占有翔實的數據資料，以學界公認的權威理論為支撐，從實際工作的現實出發(fā)，提出一定的研究假設，在理論與實踐對照、融合的基礎上對假設進行證實，從而構建全過程的質量監(jiān)控體系。

圖5 本研究實施步驟

四、研究總結與建議

（1）加強頂層制度建設，夯實實踐環(huán)節(jié)管理基礎。（2）構建質量控制體系，強化實踐環(huán)節(jié)管理過程。（3）創(chuàng)新實踐環(huán)節(jié)模式，豐富實踐環(huán)節(jié)考核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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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非法學專業(yè)的本科生撰寫相關法學畢業(yè)論文暴露的主要問題

1.論文選題不深入，主題不突出所謂好的選題乃成功之一半，非法學專業(yè)的本科生由于屬“跳出法學看法學”，在研究視野開拓度上便有不少要寬于法學本科生。根據筆者在湖南長沙、衡陽、湘潭三地部分高校所做的抽樣調查，同樣打算寫作合同法方面畢業(yè)論文，一些電子商務專業(yè)本科生可能會結合自己專業(yè)特點選擇B2B或B2C等網絡無形交易下的新型合同法律問題來寫作，而法學本科生則因受電子信息技術知識匱乏束縛，往往更多傾向于探討傳統(tǒng)合同法問題。不過，非法學專業(yè)的本科生雖然在視野開拓度上較之法學本科生具備一定優(yōu)勢，但他們法學理論功底則有所不及，從而導致選題不深入，時常出現選了一個較新穎方面問題開始寫作，最終結果竟是簡單就事論事甚至虎頭蛇尾草草收場的情況。譬如某些電子商務專業(yè)本科生選擇了虛擬貨幣的法律問題進行寫作，但往往淺嘗輒止，要么便簡單就事論事通篇缺乏法言法語和法律思維像一份記者的新聞報道，要么就從最宏觀政府話語層面大而化之地發(fā)些空洞無用的議論。

此外，與選題不深入接踵而來的便是主題不突出的問題。

正如湯維建先生所言，論文選題決定了論文主題，它給論文主題劃定了范圍，［1］既然我們許多非法學專業(yè)的本科生存在著選題不深入的毛病，那主題自然也會不突出，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如某些行政管理專業(yè)本科生選擇了非政府組織的法律問題進行寫作，由于選題不夠深入，在主題上也變得模模糊糊，洋洋灑灑通篇論述了很多非政府組織的起源、類型和特點，但究竟要探討的是什么具體法律問題，到結尾都沒有完全交待清楚。

2.法律素質缺乏，畢業(yè)論文喪失實用性眾所周知，法學論文應當是學術性的論文。［2］既然強調其學術性，那么作者就必須具備較高法律素質來綜合運用各種有關法學理論。但遺憾的是，從目前許多非法學專業(yè)本科生撰寫的相關法學畢業(yè)論文來看，不少文章都折射出作者法律素質的缺乏。誠然，正常情況下非法學專業(yè)本科生的法律素質跟著眼于培養(yǎng)法律人才的法學專業(yè)有天壤之別，但倘若缺乏法律素質，撰寫法學論文又從何談起？如某些國際貿易專業(yè)本科生選擇與跨國公司相關的法律問題作為自己畢業(yè)論文，可文中竟連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基本規(guī)定都僅一知半解，這樣他們又焉能交出令人滿意的畢業(yè)論文？

法律素質缺乏的一個必然結果便是畢業(yè)論文喪失實用性。從邏輯上說，非法學專業(yè)本科生要寫出優(yōu)秀的法學畢業(yè)論文應當結合自己專業(yè)特點從實用性出發(fā)。因為其法學理論功底大多不如法學本科生，若不結合自身專業(yè)實用特點而一味追求理論之深奧，那斷難同后者相提并論。可吊詭的是，非法學專業(yè)本科生這類畢業(yè)論文大多卻偏偏喪失了實用性。歸根結底，便在于他們法律素質缺乏，導致許多基本法律常識均無從理清并加以靈活運用。為防止文章內出現嚴重錯誤，寫作過程中自然喜好坐而論道泛泛空談。這么一來，對自身原有專業(yè)實際問題進行法律分析、綜合、歸納和演繹、推理等活動都難以開展，其實用性便喪失殆盡。

3.參考文獻陳舊，引證說服力不強任何學術論文的研究，“從論題的提出、資料的整理、觀點的確立以及結論的得出，其實都離不開我們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3］

故此，所有研究者在從事論文寫作前均必須廣泛查閱前人大量文獻資料。但可惜的是，現今許多研究人員尤其是大學本科畢業(yè)生這些學術論文寫作初學者，往往忽略了此問題。而非法學專業(yè)的本科生撰寫相關法學畢業(yè)論文又屬一類跨學科交叉研究，他們對法學文獻了解甚少，愈發(fā)暴露出參考文獻陳舊、引證說服力不高的毛病來。

一方面，非法學專業(yè)的本科生由于自身法學理論功底欠缺，很難把握住國內外最新法學思潮及司法動態(tài)，那么在引用借鑒前人資料上便往往不知所措，導致了畢業(yè)論文中參考文獻的陳舊。許多學生甚至根本無法分辨自己所參考的文獻究竟乃緊貼時代具備學術爭鳴性的前沿探討，還是屬已被學界普遍接受的通說理論，或者為早被淘汰之陳詞濫調。到最后，文末草草列出幾本或若干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陳舊過時的法學書籍和文章應付完事也就見怪不怪了。④另一方面，非法學專業(yè)的本科生撰寫相關法學畢業(yè)論文還存在引證說服力不高的毛病。應該說，參考文獻陳舊必然會帶來引證說服力的低下，畢竟過時跟不上現代脈絡的引證很難令人信服。但是，最根本原因仍需歸咎于非法學專業(yè)本科生法學理論功底不高。引證是“理解他人的過程，是與他人對話的過程”，［4］若無相當的法學理論底蘊做鋪墊，如何能理解他人并同他人對話？更如何能采用那些可信有力的引文作為自己論據和論點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非法學專業(yè)的本科生撰寫相關法學畢業(yè)論文主要問題之根治由前述可知，非法學專業(yè)的本科生撰寫相關法學畢業(yè)論文雖為一種可喜現象，但同時亦暴露出不少問題。顯然，這些問題倘若不能盡快獲得解決，對其長遠發(fā)展必定非常不利。筆者認為，通過對主要問題一一對癥下藥，加以時日，我們還是完全有希望根治它們的。總的來說，我們不妨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入手。

1.宏觀層面：推行非法學本科法律文化學教育，以便強化法學理論，提高法律素質非法學專業(yè)的本科生撰寫相關法學畢業(yè)論文所暴露出的一系列主要問題，筆者認為，歸根到底還在于現階段我們非法學本科專業(yè)的法學教育有很大不足。若非法學專業(yè)本科生能有一定法學理論功底，具備相當法律素質，那這些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了。但我們知道，非法學本科專業(yè)受自身人才培養(yǎng)體系限制，是絕無可能像法學本科專業(yè)那般設置一整套嚴密完備的法學理論課程體系的。如行政管理專業(yè)本科生一般四年學習過程中只開設《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憲法學》、《行政法學》和《行政訴訟法學》四門與法學有關的必修課，不少高校電子商務本科專業(yè)更僅是開設了《思想道德修養(yǎng)與法律基礎》和《經濟法與電子商務法》兩門同法學相關的必修課程。［5］

盲目擴充法學課程所占份額只會既沖淡了非法學本科專業(yè)自身培養(yǎng)目標，又加重了學生負擔，如此一來，唯一現實可行的路徑便是在現有法學課程教學框架之內推行法律文化學教育。因為非法學專業(yè)的法學教育乃一類傳授法學基礎理論，提高學生法律素質，為培養(yǎng)合格的本專業(yè)人才服務的教育活動。［6］

而法律文化學教育就是為學生法學理論功底增強、法律素質的形成提供更加豐富多彩、深刻廣泛的知識養(yǎng)分，幫助他們進行法律基礎理論知識的積累，以致在外部影響力和改造力督迫下，完成由書本上的法律基礎理論知識向法律素養(yǎng)再到法律素質的內化。我們要在滿足本專業(yè)培養(yǎng)目標前提下強化學生法學理論，提高他們法律素質，就必須借助現有非法學本科專業(yè)法學課程教學滲透法律文化學教育，以教與學互動的雙向認知過程，令學生法律思維方式得到擴展，法律價值觀念加以重構，法律人格結構獲得重組，塑造起系統(tǒng)地對周邊世界之法律理解力。

具體而言，要推行這種法律文化學教育，以便強化學生法學理論，提高法律素質主要可通過運用法律文化比較的教學方法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培養(yǎng)學生跨文化的法律應用能力來實現。如課堂教學中把抽象的法規(guī)、法條或法學理論放到社會文化的背景下進行講授，讓學生能從不同的視角聚焦思考同一種法律現象，或者從同一視角去看待不同法律現象。雖然此等粗線條的勾勒方式不大可能使其獲得類似法學本科生那樣系統(tǒng)詳盡的法學知識，但起碼大體輪廓上的運用他們還是知曉了。那么畢業(yè)論文選題自然就會變得深入起來，主題也開始鮮明了。同樣，文中便不再會缺乏法律素質，喪失實用性，在引證上亦會了解哪些參考文獻是最新穎前沿的，最有說服力的。

2.微觀層面：建立一套較完備的非法學專業(yè)本科生撰寫相關法學畢業(yè)論文管理機制除了宏觀層面推行法律文化學教育外，筆者認為，在微觀層面建立一套較完備的非法學專業(yè)本科生撰寫相關法學畢業(yè)論文管理機制也是非常重要之措施。畢竟對他們論文的具體規(guī)劃和指導，還需依靠一系列現實管理機制來完成。況且，學生撰寫跨學科的本科畢業(yè)論文正逐漸演變?yōu)楦鲗I(yè)普遍存在現象，我們進行此類法學畢業(yè)論文寫作管理機制的設置試點，很明顯對其他專業(yè)及學科同類情況亦是頗有裨益的。具體來說，設置非法學專業(yè)本科生撰寫相關法學畢業(yè)論文之管理機制可主要包容如下兩方面：

第一，我們應當設立臨時性跨院系的橫向統(tǒng)一組織機構。

非法學專業(yè)本科生撰寫相關法學畢業(yè)論文屬于跨學科交叉研究，即一種“邊緣處思考”。（梁治平語）但此類“邊緣處思考”在現行畢業(yè)論文管理機制下難免會造成諸多不便。因為高校各院系本科生畢業(yè)論文寫作照慣例都是由本專業(yè)進行管理，無論具體撰寫時間分配、指導教師安排或者最終答辯均莫不如是。而跨學科交叉研究所耗費時間往往要高于純粹本專業(yè)研究，僅單獨使用非法學專業(yè)教師指導這些學生或參與他們的答辯也較難保證其畢業(yè)論文質量。所以為盡量減少在撰寫過程中的不便之處，我們不妨于每年畢業(yè)論文寫作時間段內設置一個臨時性跨院系的橫向統(tǒng)一組織機構。它既包括本院系，又涵蓋法學院系（或負責法學教學和科研的人文社科系），由二者來橫向統(tǒng)一具體規(guī)劃整個畢業(yè)論文撰寫過程（如統(tǒng)一設置妥當的論文撰寫時間、合理確定指導教師供師生進行雙向選擇等）。那么不便就會大為減少，畢業(yè)論文質量也隨之會得以提高。

第二，我們應對此類畢業(yè)論文采用本專業(yè)和法學專業(yè)教師共同指導、共同參與答辯的管理模式。本專業(yè)教師雖然精通自己專業(yè)理論知識，但在這種跨學科的法學畢業(yè)論文寫作上，由于牽涉更多法學理論，他們未必能給予學生最滿意的指導。譬如哲學專業(yè)本科生打算撰寫法哲學方面的畢業(yè)論文，一位僅精通中國或西方哲學的教師很可能無法對其所有法律問題做出圓滿回答。而學生自己法學理論功底、法律素質又難令人稱許，畢業(yè)論文暴露出的問題自一發(fā)不可收拾。“選擇的指導教師須熟悉本專業(yè)的研究領域，只有行家里手，才能較容易為學生研究的選題找到突破口，才能為他們提供更多的研究資料，才能為他們解決更多的難題。”［7］

篇（11）

從漢朝至今，王充的《論衡》引起了無數人的興趣，對它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20世紀以后，學術界對《論衡》中所顯露的求實精神、唯物哲學思想以及科學方面的識見，給予了較多關注，涌現出了許多專著與論文。章炳麟《國故論衡》、《王充的論衡》、錢穆《國學概論》等等，都給予其積極的評價。稍后，黃侃、任繼愈、徐復觀、周桂鈿、侯外廬、張岱年、李維武以及前蘇聯(lián)的阿·阿·彼得羅夫等很多學者，都陸續(xù)發(fā)表過對于王充及其《論衡》的高見。比較引人注目的是鄧紅的觀點，其《王充新八論》完全批判了王充，對于他的疾虛妄、頌漢、命論與氣論的唯物意識給予了否定，雖然有驚人之舉，但也有一些偏頗。通過分析近五年學術界對王充及其《論衡》的研究，本文擬從思想、文學兩方面對這些研究狀況做一些綜述。

一、王充思想研究

1.總的思想的研究。趙平安的《王充哲學思想研究》（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從人性論、政治觀等方面論述了王充的天道思想；李冬的《王充性、命思想研究》（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對王充的“用氣為性”和“命”的思想進行了解析；楊萍、王全權的《王充天體論、人性論、性命論中的倫理思想探析》（《淮海工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用倫理學思想解析了王充的天體論、人性論、性命論。

2.天人思想的研究。張立文的《王充的天人之間》（《杭州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指出了王充天道思想的兩重性；劉敬的《王充天道思想淺析》（《工業(yè)技術與職業(yè)教育》2010年第2期）論證的是天道的自然觀，對災異應政、福瑞說進行了貶斥；王先亮的《從“天人”處看董仲舒、王充哲學思想的內在趨同》（山東大學，中國優(yōu)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9年）對王充和董仲舒的天人觀念做了對比，指出了二者的異同；王先亮的《論董仲舒、王充哲學天論思想的內在趨同》（《連云港高等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11年第3期）對王充的天論思想的各種表達做出了論證；王永哲、何麗君的《“自然”而“命不可勉”》（《溫州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詳細論述了王充的命的觀念和自然的關系；宋志明的《批判思潮中的天人學》（《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對王充天人學批判中的困惑進行了論述；王先亮的《論董仲舒與王充哲學人性論思想的內在趨同》（《衡水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對王充的善惡以渥泊區(qū)分，通過教化改造善惡人性的觀點進行了論述，并和董仲舒的觀點作了區(qū)分。

3.其他方面。吳從祥的《從〈論衡〉看漢代孟學之發(fā)展》（《陰山學刊》2009年第5期）闡釋了王充對于孟子地位提升的貢獻；梁婭華的《王充〈論衡〉性、命論之倫理思想研究》（重慶師范大學，中國優(yōu)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0年）運用倫理學闡釋了王充的性命學觀點，指出王充的哲學觀點是元氣自然論；陳未名的《淺析王充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南昌教育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論述了王充的唯物思想體現在對宇宙觀、認識論、歷史觀、性命論的理解上；趙恒偉的《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王充“命論”研究》（四川師范大學，中國優(yōu)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9年）運用唯物史觀，對王充的命論進行了詳細的辯證分析；劉祝環(huán)、李永洪的《王充既批災異說又談瑞應矛盾的辨析》（《和田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10年第6期）分析了王充批判災異說卻又談瑞應的矛盾；趙清文的《王充〈論衡〉中的惠民觀及其借鑒意義》（《金華職業(yè)技術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充分肯定了王充滿足人民正當需求的惠民觀，肯定了德治與教化；劉敬的《論王充對有神論的批判》（蘭州大學，中國優(yōu)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8年）批判了王充的天論、鬼神論的不合理因素，指出了王充對有神論批判的現實價值；史少博的《王充〈論衡〉對〈周易〉術數的貢獻》（《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指出王充對《周易》術數的貢獻，并論述了其對易學的重要價值；何杉的《王充的生死觀研究》（江西師范大學，中國優(yōu)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1年）對王充的自然生命觀、神鬼論、厚生薄死進行了探析；沈茹的《王充“天人相分”自然觀考論》（《江蘇大學學報》2011年第

6期）分析了王充的天人相分思想以及它的局限性和地位；魏義霞的《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孝感學院學報》2012年第3期）論證了王充提出“萬物之生，皆稟元氣”的觀點。

二、《論衡》文學研究

1.《論衡》文學思想研究。周立明的《東漢前期士人心理與王充的文學思想》（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從東漢士人的心理入手分析王充的心理精神特質，并指出了真美實誠的文學觀及真美的關系；金鑫的《王充〈論衡〈與東漢文學思想》（哈爾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論述了王充與東漢文學的關系，并分析了王充文學思想的文質觀、語言觀等等；劉文勇的《王充及其文章觀重估》（《殷都學刊》2011年第4期）提出王充主張文章的創(chuàng)新，但卻忽略了以故為新；田茉莉的《〈論衡〉真美觀及文學傳承》（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從文學角度闡釋疾虛妄、立實誠的含義；鐘志翔的《王充文主實誠論平議》（《九江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分析并闡釋了王充為文合乎情理、精誠由中的理論；張恩普的《論王充“疾虛妄”“務實誠”的文學觀》（《東北師大學報》2009年第6期）論證了王充的文學理論即質文相稱、文學語言的通俗觀等；張春蕊的《王充的文藝思想研究》（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論證了王充文學思想的氣性、文質論等；李進超的《王充與劉勰的意象論之關系》（《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9年第9期）將王充與劉勰的意象論進行了對比。

2.《論衡》文學表現研究。鄭二利的《王充的象征意象研究》（《山西農業(yè)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對王充的意象論及象征論進行了詳細的闡釋；韓夏的《簡析王充對夸飾的朦朧感悟》（《教育教學論壇》2010年第12期）指出了王充對于夸飾的兩面性；胡文文、張斌榮的《從〈自紀篇〉中的王充形象管窺〈論衡〉的情感力量》（ 《魯東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揭示了《論衡》中的情感即對理想的執(zhí)著和頑強的斗爭精神；董欽的《〈論衡〉與〈潛夫論〉之比較研究》（福建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指出了《論衡》與《潛夫論》在氣論、文學主張和文學風格等方面的異同；王濟民《〈文心雕龍〉與〈論衡〉》（《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指出了兩者在立意、體系上的相近；王治理的《〈論衡〉對〈文心雕龍〉的影響》（《廈門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指出《論衡》的文士博通、文質關系以及文氣對于劉勰的作品的影響；黃文雁《〈論衡〉中的空間敘事》（《西南農業(yè)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以一種新的角度對《論衡》進行探討，重構了王充的敘事空間結構；張長明、李后生《王充“論說”思想探析》（《湖南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對王充的“論說”進行了闡釋；董曉可的《淺論漢代文質觀的重質傾向》（《青年文學家》2010年第3期）主要以王充的文質觀進行說明；郭永良《王充的論證邏輯及其社會功能》（《重慶工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探討了王充在邏輯論證方面的思想；祁長見《王充的邏輯思想探析》（西南大學，中國優(yōu)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9年）論說了王充的認識論思想、邏輯思想、論證思想以及它們的影響；李牡瓊的《論王充論證邏輯產生的淵源及其理論知識》（《廣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闡釋了王充的論證邏輯。

3.關于文學的其他方面。石慧《論王充文人觀與文人精神》（湖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對王充的文人觀進行了分析，并與氣相聯(lián)系，闡釋了王充的文人精神；凌繼堯《〈淮南子〉和〈論衡〉的藝術學思想》（《杭州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對兩者的藝術思想進行了比較，并指出了優(yōu)缺點；黃平《從〈論衡·龍?zhí)撈到庾x中國龍的形象》（《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闡釋了王充對龍的認識及其對后世小說的影響；楊闊的《王充〈論衡〉對孔子形象的重塑性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闡釋了孔子形象的演化，以及王充對孔子的認識；申向群的《王充〈論衡〉的實用文寫作理論研究》（廣西師范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分析了王充對于實用文理論、原則、語言的要求；吳從祥《王充神話觀探析》（《天中學刊》2011年第6期）指出了王充對于神話的矛盾性；吳從祥《〈論衡〉中的禹形象探析》（《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詳細分析了王充對于禹形象的理解，體現了王充的個性；張利群《論中國古代作者“超奇”說的批評學意義》（《廣西師范大

學學報》2012年第5期）論證了“超奇”對于作者的意義與要求；高有鵬的《漢代民間文學觀述略》（《天中學刊》2013年第1期）指出王充對于民間文學的重要性。

通過以上歸納，不難發(fā)現近五年來學術界對王充及其《論衡》文學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研究越來越多，也越來越細化深入，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

首先，王充的思想和文學觀點在許多方面存在矛盾，但目前的闡釋大部分是單方面的。王充文學和思想中的矛盾具有或多或少的聯(lián)系，對這兩方面的聯(lián)系進行探討，對王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其次，對王充與現代文學的意義聯(lián)系得很少，盡管王充反對文學色彩，但是他對于現代文學的意義也是巨大的。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