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論文大全11篇

時間：2023-02-28 15: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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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論文

篇（1）

從國外經驗來看，無論是匯率制度還是匯率水平的調整，都必須主動操作，不可被動應付。凡主動操作的，大都取得了成功，如德國、智利和韓國；凡被動應對的，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如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泰國、馬來西亞。為解決內外部經濟失衡，釋放由人民幣幣值低估所導致的經濟風險，緩解匯率調整對經濟帶來的沖擊，進行主動的匯率調整是必需的。

從當前國際、國內的經濟、金融狀況分析，人民幣升值時機是比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從國內因素來看，中國經濟在高位運行，內需相對旺盛；近幾年的財政收入快速增長，有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基礎，可以滿足或部分滿足由人民幣升值導致的部分外需向內需的轉化。同時，由于我國對資本項目實施管制，對投機性資本流入特別是短期的投機性資本流入有較好的阻隔作用。

從國際因素看，由于最近幾年世界經濟增長強勁。美元利率處于高位；日本也在最近結束了長達5年零利率政策；歐元區也在進行小幅加息。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給我國提供了良好的匯改時機。

世界經濟的強勁增長增強了對我國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幣升值帶來的短期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處于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幣加息，以減少國內市場過剩的流動性。

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自2002年以來就一直在50%以上，且在國際貿易中，大多以美元為計價和結算貨幣，顯然，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對我國的貿易收支及經濟增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國內有許多學者對人民幣匯率調整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作了研究。總體來看，這些研究大都認為，當匯率升值幅度較小（如5%以下）時，對貿易收支、經濟增長影響較小；當升值幅度較大（如10%以上）時，則危害較大。

中國的外匯市場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由供求雙方自發形成的市場。當前，我國采取了企業強制結售匯、商業銀行周轉頭寸限額管理和央行干預等制度安排，外匯市場是一個買賣雙方壟斷的市場，中國銀行是最大的賣方，中國人民銀行是最大的買方，全部托盤買入，匯率變動的幅度被嚴格控制在0.3%以內。因而，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水平及其調整幅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匯率對經濟而言是外生的，并對經濟產生全面的影響。顯然，由匯率本身的屬性所致，匯率是調節內外部均衡的有力工具。

匯率作為宏觀經濟調控手段至少具有以下幾個特征：匯率作為調控工具在調節外部平衡方面最具功效，這是由其作為貨幣的對外價格這一屬性決定的；匯率調整對宏觀經濟（即內部平衡）兼具有擴張和收縮的雙向調節作用，且其作用力度是對稱的；匯率調整對經濟的影響主要是短期的；匯率既是總量調控變量，也是結構調節變量，對貿易品生產和消費結構有調節作用；將匯率引入作為宏觀調控手段時，同時也使原先貨幣政策的利率操作空間縮小。

匯率作為宏觀調控工具時是有約束邊界的，有兩個約束條件：防范投機性外資的大量流入。為防止投機性外資大量流入，人民幣的年升值幅度必須限定在一定幅度之內，一般限制在5%以下為宜；防止對貿易部門的過度調整。我國在走向開放的經濟中采用勞動密集型技術，通過出口導向促進經濟增長戰略，這是一種促進就業并符合我國資源稟賦條件的貿易戰略。而匯率的調控作用對貿易部門的收縮作用最大，較大幅度的升值將重創該部門，因而，匯率調整必須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同時也考慮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應避免由于匯率大幅升值破壞出口競爭力。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分析了開放經濟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與政策搭配中的相對作用，該模型是國際經濟學的經典分析工具，其后的理論發展都是在這個模型基礎上的修正、延伸。在這些模型中，匯率一般是作為宏觀調控的因變量出現的，但是，鑒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特殊性，由于其可控性而使其可以作為宏觀調控工具，即作為宏觀經濟的自變量，在這方面的理論發掘尚待深入。

篇（2）

1.2協整檢驗根據協整理論，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時間序列是同階單整的，且它們之間的某種線性組合是平穩的，那么這兩個(或兩個以上)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協整關系表明變量之間一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由上文可知，和都是I(1)即一階單整的時間序列，滿足協整檢驗的條件。本文采用E-G兩步法來完成協整檢驗。首先，用普通最小二乘法(dinaryLeastSquare，OLS)估計協整回歸模型，并得出殘差序列估計值。用Eviews8得到的回歸方程如下：其次，檢驗殘差序列的平穩性。如果殘差序列平穩，說明兩個變量之間具有協整關系，反之則不存在協整關系。仍用ADF檢驗來驗證殘差序列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下：以上檢驗結果表明，ADF檢驗統計量小于三個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因此殘差序列是平穩的，與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結合協整回歸方程可知，和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正相關關系。

1.3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由上文檢驗結果可知，和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在此前提下，有必要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進一步驗證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用Eviews軟件得到的具體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下，對于第一個檢驗，只有在滯后階數為2和8時接受原假設，在其他滯后階數下都拒絕了原假設，因此拒絕原假設是較穩定的結果，即是的格蘭杰原因。對于第二個檢驗，在滯后階數為1～8時都接受了原假設，這一檢驗結果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因此不是的格蘭杰原因。綜合以上檢驗結果可以得出結論，與之間具有單向因果關系，BDI指數的變動會引起EPI指數的變動。

1.4基于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分析為了進一步研究BDI指數與我國宏觀經濟景氣狀況之間的動態特征關系，本文對兩個變量進行脈沖響應分析，考察一個內生變量受到某種沖擊時對其他變量的影響。為了最大程度地保證檢驗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首先選用5個指標來完成最優滯后長度檢驗，結果顯示LR、FPE、AIC三個評價指標認為滯后階數為10較為合理，因此本文建立10階VAR模型。為了保證所建立的VAR模型的穩定性，本文利用Eviews軟件作出了VAR模型特征根的倒數值圖示，VAR模型所有特征根的倒數值都落在了單位圓內，說明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穩定可靠的。通過上述最優滯后長度檢驗和VAR模型的穩定性檢驗，本文保證了所建立的VAR模型的可靠性和穩定性。為了進一步分析BDI指數與EPI之間的動態關系，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證明對具有單向因果關系的基礎上，本文作出了對的脈沖響應函數。對的脈沖響應函數顯示(見圖3)，當在本期給一個正沖擊后，對沖擊的響應是正向的。具體而言，在前兩期小幅上漲，從第3期開始迅速上升，在第5期達到峰值，從第5期到第10期在一個高位上表現出小幅波動，從第10期開始平穩下降，并在第23期時變為負效應。這表明BDI指數的上漲能夠對我國宏觀經濟產生較為顯著的拉動作用，而且這種拉動作用具有較長的持續期。

2檢驗結果分析與政策建議

篇（3）

二、耦合經濟概念的提出

在工業經濟發展過程中，衍生出很多經濟問題，例如個別的如污染物排放總量與環境容量不相容的矛盾，有望在已經立法促進的循環經濟階段解決。其他的矛盾，通過實施循環經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但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這是因為按照物理中熱力學第二定律的規定，能量是單向滑向退質劣化以至于徹底失去做功能力的。因此能量的消耗是持續的。再比如，現行的市場經濟中的供求定律與生態系統的供求定律是相悖的，例如市場上海鮮魚類的供給量減少，則價格上漲，從而刺激捕撈量增加，而海鮮魚類的保有量則會下降。使這種相悖的規律通過耦合協同起來，扭轉向耗竭方向惡性發展的局面，是可持續發展必須解決的問題。實現馬克思所指出的:“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必須靠機制創新才能做到。繼循環經濟之后，人類社會進一步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經濟形態是“耦合經濟”。所謂的耦合經濟，是指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在充分發揮循環經濟的基礎上，通過當今人類社會經濟活動與自然界的生產活動相互耦合，人造財富生產能力、自然資源消耗能力與自然資產生產能力相和諧，經濟活動中排放氧化物的規模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還原規模相和諧;人類社會所依賴的能源在依靠工程技術使能量得到梯級充分利用的基礎上，工程科學突破了對物理學中熱力學第二定律限制性的理解，以耦合作為創新的主要手段，在地球環境條件下，發展能夠把賦存于地球環境中的能量聚集起來，使之成為新能源的可持續能源技術，最終實現由可持續能源支撐的人與自然共生共榮和諧發展的科學技術體系，使經濟形態符合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安排。簡而言之，耦合經濟就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和生產活動以及自然生產要素相耦合，經濟(Economic)、環境(Environment)、可持續社會(Ecotopia)三者(3E)協調、和諧、共同發展，構筑“三生”(生產、生活、生態)友好復合型社會體系.

三、耦合經濟的制度創新設計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其代表著作《國富論》中提出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其含義是: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在力圖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即消費者追求滿足程度(效用)最大化，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一般說他們并不企圖增加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們所增加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但是在這樣做時，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正引導他們去促進社會利益，并且其效果要比他們真心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產生的效果好。后來經過后世經濟學家A•馬歇爾等人的不斷完善和演進，這只“看不見的手”已經成為今天市場經濟理論中關于市場可以有效率地實現稀缺資源合理配置的機制。現在我們嘗試移植這一原理，把它應用到自然資產的生產和消費領域中來。我們把這一原理中市場參與者的個人追求定義為明確目的，把在不經意中達到的目的定義為伴生目的。把這只新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描述為復合社會(包括自然界在內)的每個人都在力圖追求個人滿足。一般來說，他們并不企圖改善生態環境，發展生態資產，也不知道他們所作的貢獻有多大，但是他們這樣做的時候，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去達到伴生目的，并且其效果要比他們真心想的效果好。很顯然，如果在實踐中做到了這樣，那就是將人類社會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活動耦合起來，在人們追求個人幸福的努力過程中，同時達到了生態友好、環境友好、氣候友好的伴生目的。這只新的看不見的手，將是有效果的。作者構思了一個關于“空氣資產”生產消費等行為中新的看不見的手起引導作用的模型(如圖4所示)，它初步顯示，經過努力這條路是可行的.假如我們每時每刻呼吸的空氣資產為某個擁有者所有，消費者不按市場價格付費，就無法取得呼吸用的空氣，就像哺育嬰兒需要牛奶，嬰兒沒有付費購買牛奶的能力，而是由其撫養人代付的。由此我們建立這樣的市場關系:空氣資源擁有者依靠出賣自己的空氣取得收入而生存發展，他會按照市場競爭決定的價格向消費者收取費用。由于排污者對空氣產生污染，降低了空氣的效用，進而降低了擁有者出售空氣的價格，并因此受到損失。在法律的保護下，擁有者向排污者收取賠償金而加大了排污者的行為成本。空氣擁有者為了永續經營下去，會將出售空氣得到的資金和向排污者收取的賠償金用于根據消費者需要、維持和擴大生產者的生產量的投資，如用于清除污染從而提高銷售價格的投入。一個非常淺顯的道理:排污者向大氣環境排放污染物使空氣受到污染的過程，是一個自發的擴散過程，而擁有者要治理污染物的時候，首先是一個把污染物富集起來、分離出來的不能自發的過程，其后才是把污染物無毒、無害化轉化的過程。較之排污者在排放之前污染物尚處于“濃相”時治理，至少是多出了把污染物富集起來、分離出來的成本。排污者終究會發現，賠償損失比自己治理的花費要大，從自身利益考慮，他最終會選擇自己治理而不是向空氣排放污染物。這個很簡單的模型告訴我們，通過導入一只新的看不見的手，使現行市場經濟體系參與自然系統的運行耦合起來，最終實現建立在自然系統上的良性發展，自然資產保值增值基礎上的經濟繁榮、社會財富增長，是能夠做到的。

四、耦合經濟解決問題的思路

耦合作為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本質上是一種創新，因為它符合創新的最本質特征，即把一切不可能變為一切皆有可能。從系統科學的角度來看，耦合是構造一個新系統的手段。由于新系統的新結構，決定了新系統的新功能。新系統能夠涌現出新的特性或功能，包括把過去的不可能或把在其他存在形式下的不可能變成新系統下的可能。

(一)人類活動與自然活動的耦合如今作為地球村的村民，我們欣喜地看到經世界各國政治家、科學家以及社會名流的大聲疾呼和國際組織的不懈努力，各國政治家在遏制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取得了越來越廣泛的共識，并且列入國家議程。在有關制度驅動下的主要行動包括發展循環經濟、深入的節能減排、清潔發展機制、低碳經濟、可持續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植被恢復與荒漠化治理等。目前，全球人類活動排放的CO2數量遠遠多于全球自然生態系統還原的CO2數量，處于大氣中CO2含量因為總量積累而上升的階段，且CO2含量處于對氣候不友好的、使全球氣候變暖的水平。通過把人類活動與自然活動耦合起來，先期要達到遏制住大氣中CO2濃度繼續增長的勢頭。這要靠發展、繁榮地球自然生態系統，擴大其還原CO2的總規模與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依靠發展低碳經濟，使全球CO2排放總規模下降。兩者相向運動至規模相當。其后一個階段，是低碳、非碳可持續能源在能源消費結構中占主導，CO2排放總規模小于還原總規模，大氣中CO2總水平因負積累而下降。最后一個階段是使CO2排放總規模與還原總規模達到一個動態平衡階段，此時的平衡使大氣中CO2的濃度處于氣候友好、生態友好的水平。這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里要呼吁的是，我們要把大氣層中的CO2看作全球共享的資源。誰把它更多地轉化成碳質能源，誰就多了一份競爭優勢、生存發展優勢。為此，應該制定國家發展耦合經濟戰略。

(二)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的耦合我們今天遇到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原因是人類社會在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屬性上走的太遠，因此，我們要跳出現今的社會屬性回歸自然屬性，但這絕不是要解體社會，重新以個體的形式實現人的自然屬性，而是要通過創新破除目前這種游離于自然界之外的社會，建立一個包括自然界在內的復合社會。按照擴充后的復合社會去理解，認識論就要豐富和完善其內容。例如，除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外，要增加自然資產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除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外，要增加自然資產生產力與人造財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正確地解決這些矛盾才能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復合社會。建立這樣的復合社會最重要的制度創新在于明確生態資產的產權歸屬，確立并實現生態資產的價值。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很多問題，看到和想到遠遠不等于做到，而往往是穩定的利益結構、心智結構、群體的博弈結構在起決定作用。尤其是要實現可持續發展，要放棄無回報地索取自然資源的行為，拿出人類勞動成果的相當一部分回饋于自然，這將面臨整個價值體系的改變，是極為不易的。構建復合社會涉及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調整與完善問題。首先，構建復合社會要解決的問題是明晰生態資產的產權歸屬，使生態資產受到有效保護，避免歷史上一再發生、被經濟學家稱為“公地悲劇”的事件;其次，承認自然資產的價值和生態服務的價值并實現它們的價值，最終要在復合社會的框架結構之下，形成價格機制。這將是極為復雜、深刻的問題，不會在短時間內解決。為了不至于拖延時間，快捷而有效的辦法是向自然資產的采掘、耗用和享受生態服務征收稅金，提高現行市場經濟成本和價格總水平。然后將征收的稅金，以公共財政投入的方式，一方面用于支持耦合經濟產業技術開發;另一方面用于扶持生態產業及生態資產所有者，矯正因為價值被忽視的參與市場競爭的先天畸形。因此，我們才能迎來一個生態逐步繁榮，環境容量相應增大，生態系統產出持續提高，生態服務逐步增強，自然資產充分保證的前提下、人造財富最大化得以實現，人與環境系統和諧共榮的未來世界。

篇（4）

論文關鍵詞：收入分配通貨膨脹貿易順差宏觀經濟

一、從收入法國民經濟核算看我國收入分配體系

國民經濟核算的收入法是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以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應得的份額以及應向政府支付的份額為出發點計算最終產出。按照這種核算方法，GDP的計算公式為：GDP=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IH+營業盈余。其中：勞動者報酬反映了勞動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生產稅凈額反映了政府在總產出中取走的部分，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之和反映了資本所得。收入法國民經濟核算反映初次分配中勞動者、政府、資本所有者對一定時期國民產出的占有狀況，對整個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礎性作用，而收入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國民經濟中的消費、投資、稅收行為。

圖1反映了1996年至2006年我國勞動者、政府、資本所有者在國民經濟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從圖中可以明顯的看出：在此期間，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持續走低，而資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續上升。這一趨勢可以通過影響勞動者的消費行為、政府的稅收行為、企業的投資行為影響我國宏觀經濟。同時，我國資本回報率自1993年以來處于上升趨勢①，也影響了企業的投資行為。由圖1可知初次分配中生產稅凈額占GDP比重較小且穩定，因此本文只考慮勞動者報酬與資本所得占GDP的比重及其變化趨勢對我國宏觀經濟內外均衡的影響。

二、收入分配體系與宏觀經濟內部均衡

宏觀經濟內部均衡指的是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的狀態。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內部均衡最突出的問題是物價指數高企，經濟面臨很大的通脹壓力。國家統計局月度統計公報顯示：自2007年3月CPI漲幅超過3％以后便一路走高，2008年4月達到8．5％。當前的主流觀點認為這一輪物價上漲是由食品價格引領的結構性上漲，如國家發改委曾在國新辦新聞會上表示“現在物價上漲是一種結構性的上漲，在結構性上漲的因素消失之后，國內的總需求和總供給在平衡的基礎之上，可以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基本穩定”。

本文認為，自2007年3月開始啟動的這一輪物價上漲是由食品價格上漲引領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推動的、固定資產投資需求拉動的新一輪物價整體上漲過程。食品供需失衡導致的短期物價結構性上漲是此輪物價上漲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層次原因則是失衡的收入分配體系造成的高投資率和低勞動報酬。具體分析如下：

首先，高投資率導致銀行信貸擴張、流動性過剩并對物價穩定造成壓力。如圖1所示，由于資本在收入分配中獲得了越來越大的份額，企業部門有了進行大規模投資的基礎。同時本文第一部指出我國資本回報率持續上升，使得以逐利為目標的企業有了投資激勵。因此出現了以固定資產投資為代表的投資沖動。在中國目前的融資體系下，固定資產投資激增與信貸擴張有著密切聯系。而信貸擴張又導致流動性過剩，成為通貨膨脹的一個誘因。如圖2所示，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與通脹率之間有著比較明顯的相關關系。

其次，長期被壓低的勞動力價格的回調要求使得勞動力成本有上升的壓力。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持續走低，2005年占GDP比重為41．4％，而同期美國這一數值為56．4％@。以第二產業為例，有研究報告指出③：較之于發達國家，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相當于英國的1／16，但雇員工資僅為其1／27；相當于美國的1／18，但工資水平為其12／1；相當于日本的1／15，但工資水平為其1／22。較之于新興國家，我國的勞動生產率相當于韓國的1廠7，而工資水平為其1／13。較之于發展中國家，我國的勞動生產率相當于馬來西亞的1／3，而工資水平為其1／4；勞動生產率大約是印度的3倍，而工資水平大約是其2倍多一些。因此從長期來看，由于我國經濟的發展、經濟自身回調的力量、勞動法律法規體系的完善，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有增大的可能，勞動力成本也會逐漸上升。這幾年頻繁出現的“民工荒”，以及一再上調的最低工資標準，都是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表現。勞動力成本上升，必然從供給方面對物價造成上升壓力。

因此，此次物價上漲過程既包括已經顯露的壓力——部分產品供需失衡，也有尚未充分顯露的使物價長期上漲的壓力——勞動力成本上升。所以，此輪．：勺價上漲過程有可能持續較長時間，在物價穩定后仍在高位徘徊，而難以出現隨食品供給增加而使物價指數下降的情況。

除上文討論的通貨膨脹之外，國內許多宏觀經濟熱點問題，如產業結構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項目屢禁不止、重復建設等問題，也與分配體系中資本處于強勢、勞動處于弱勢有關。也就是說：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以及豐厚的資本回報使得企業熱衷于投資，沒有動力進行技術革新和產業升級。本文結尾處的圖4描述了這些問題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

三、收入分配體系與經濟外部均衡

外部均衡指的是國際收支平衡。目前我國宏觀經濟面臨著外部失衡的問題：經常項目維持巨額順差，外匯儲備不斷增長。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外匯儲備已經由2000年初的1561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初的15898億美元，八年增長了約1O倍。外部失衡的加劇，對經濟的內部均衡也產生了很大的壓力。最突出的表現為被動投放基礎貨幣導致國內流動性過剩。

關于我國宏觀經濟內部失衡的原因，有兩派主要觀點：首先，外資類金融機構認為人民幣匯率被低估。例如高盛高華在其研究報告中認為“匯率重估是保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最有效途徑”④。其次，國內一些研究機構和學者則從中國經濟自身的特點出發，如二元結構、區域發展不平衡，認為匯率不是造成經濟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單單依靠人民幣升值無法解決巨額貿易順差問題。

本文認為，除去尚存爭議的人民幣匯率估值問題，收入分配體系中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下降，資本回報占GDP比重上升，即“弱勞動、強資本”現象也是造成我國外貿順差不斷擴大，經濟外部失衡的一個原因。具體的分析思路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快于工資率增長速度，從而造成資本所得在產出中比重增大，企業部門利潤空間增大。人民幣升值會使出口企業的收益減少，但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利潤來保持出口，所以會出現在人民幣升值(主要是對美元)的情況下貿易順差還在增長的現象。例如，2005年7月匯改時外匯儲備為7327億美元，而截止今年3月已增長至16821億美元。轉貼中國-下面通過一個簡單的模型來表述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的變動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假定：①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的且只有家戶與企業兩個部門；②生產要素有勞動和資本兩種；③產品的資本成本不變；④產品的售價與成本分別為P、C，社會總產品為Q，n為工資占總產出的比重。注意到完全競爭條件下P=C，則全社會工資總額為：

W=aCQ(1)

對(1)式兩邊取對數，得到：

LnW=Lna+LnC+LnQ(2)

對(21式兩邊微分，得到：

一：+

C。0

將(3)式改寫為：

C=W-Q(4)

其中e表示勞動成本變動率，表示工資率變動率，O表示勞動生產率變動率。由(4)式分析可得：時，即勞動生產率增速大于工資率增速時，產品的勞動成本會呈現出下降趨勢。由于假定資本成本不變，這一變化將會使得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增強，貿易盈余擴大，部分抵消本幣升值對出口的不利影響。

下面以1992年為基期，1992年至2006年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增長率數據為依據，計算各年勞動生產率指數與工資率指數，作圖3。由圖3可以觀察到：我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指數高于工資率指數，且二者差值持續增大。考慮到制造業占我國外貿出口的比重很大，至2005年已達91．2％(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北京，2005年)，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之間的差距極大地增強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使得貿易順差即使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還是持續擴大，因為出口企業有相對大的利潤空間消化本幣升值對出口收益造成的影響。

四、結論

本文分析了我國收入分配體系中初次分配存在的問題，指出這一問題通過影響居民部門、企業部門的消費、投資行為，對我國宏觀經濟內外均衡的影響。本文的結論為：勞動報酬和資本回報的失衡，是造成我國通貨膨脹、巨額貿易順差等宏觀經濟內外部失衡的一個深層次原因。

為扭轉宏觀經濟的內外失衡，本文認為可行的對策是：調整收入分配結構；an強人力資本投資；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第一，改善收入分配體制，提高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勞動報酬的上升并不必然的降低利潤、削弱企業競爭力。因為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企業產品的競爭力取決于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成本兩個因素。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即使在工資增長的情況下，企業部門也可以保證利潤不變甚至增長。而且，提高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可以促進國內消費，避免我國經濟過分依賴投資與出口所帶來的危害。

篇（5）

1.2金融理論在對于金融理論的研究中，學術界更關注于經濟結構問題的研究.怎樣的金融結構，才適合我國宏觀經濟的要求，不同的學者的看法不盡相同.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應該提高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把其它的專業性銀行改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業銀行，進而建立“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二級體系.[11]同時也有學者認為應在建立金融結構之前，要對銀行的呆賬進行處理.[12]在中國金融結構改進上，由于政府起著主導作用，故其一直都存在著滯后性的問題，而此將會帶來更大風險的積累.[13]且政府的金融調控，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允許并接受金融市場的某種非均衡，進而有學者提出，金融制度應向市場配置轉型，漸進性的將利率市場化.[14]直接市場金融與證券市場發展方面，在我國直接融資的比例一直是較低的.有的學者認為直接融資可以有效的分散于控制金融風險，利于我國現階段經濟結構的調整與發展，也有利于國有企業改革.[15]但也有可能造成中國資本市場結構和功能的失衡.[16]證券市場是虛擬經濟的代表之一，它的發展使得人們越來越傾向于對虛擬資產價值的積累，但虛擬資產與所對應的事物資產的價值卻越發脫離.特別是在經歷2008年次貸危機后，學者認為虛擬價值的存在，需要進行有效的控制，加強金融監管，規范金融創新，完善金融體制.

1.3增長與發展理論中國經濟的增長呈現著一種非均衡的發展，主要依賴于要素與資本的投入，來推動經濟的發展.高投資推動高增長的事實，已被國內學者普遍的認同.但是有學者認為目前投資過度，并帶來了投資效益惡化的效果，[17]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同時，靠資本投入來引進技術，可能會導致結構性的失衡，過度依賴于進口技術，來促進經濟的增長.甚至有學者察覺到我國的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之間存在著“反效率配置”.總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非均衡”也凸顯得越來越明顯.中國的經濟增長，離不開投資的作用，即投資推動型增長，來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過程中，引致勞動力結構轉化，可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特色之一.根據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2006，2007）的研究，可以歸納為兩方面，一則是在趕超階段利用低成本的競爭優勢，趕超快速發展.二則是中國正處于從低價的工業化向高成本的城市化的轉向過程中.也正是在這種轉向的過程中，工業化解決了“吃、穿、用”之后，那剩下的“住、行、學”則應由城鎮化來解決.[18]總體上來看，中國現處于發展轉變的階段，即轉型升級階段，存在著四個中國化的特征，強調制度的重要性、強調政府的控制性、強調多目標的協調性和強調公平取向的落實性.在強調制度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前提條件是技術不斷創新與發展，而技術的不斷創新與發展，則依賴與制度的創新.[19]兩著相互促進，但制度創新時根本.強調政府的控制性上，主要體現在政府的資產與政策導向，會促進某一行業或領域的快速發展.政府需要扶持經濟結構的轉型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促使其又好又快的發展.強調多目標的協調性，主要體現在統籌兼顧上，既要經濟快速的發展，也要自然環境得以保護.在經濟發展轉型過程中，需要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方式的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相統一，利用外資與經濟安全的相統一，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發展相統一.[19]強調公平取向的落實性，主要體現為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要落實好收入再分配的公平.為促進就業穩定，就需要落實就業與公平的相統一.

篇（6）

雖然從表面上看現在我們采用的經濟調控政策十分的西式化，實際上很多地方都體現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影子。中國在漫長的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歷史階段中孕育出了非常豐富的宏觀經濟管理思想，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封建經濟并不是像西方社會那樣完全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系，而是一個商品經濟體系。西方歷史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特征表現在其最小經濟單元為領主莊園，在這個最基本的經濟單元中可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給自足，不需或很少與外界發生商品交換。中國封建經濟體系中最小經濟單元是個體農戶，所謂男耕女織，大量手工業產品及非自產消費品都需要通過商品交換從外界取得，因此中國封建經濟體系中歷來都具有商品生產和流通因素。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持續時間長，原因除了通常所說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超穩定性，還在于具備與之相適應的商品生產和交換體系。由于中國政治上大一統政治體系的存在，它在經濟領域形成了與之相配套的經濟管理方式，即國家以直接參與經濟的方式管理和干預經濟。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始終存在巨大的沖突和矛盾，這些沖突和矛盾每當積累到達一個頂點，就以社會組織崩潰，也就是改朝換代的方式予以暫時緩解，然后進入下一個循環，矛盾因素重新開始積累。盡管封建社會進程中眾多參與者最終沒有能夠徹底解決這些矛盾，歷朝歷代的當政者還是做出了自己的嘗試和努力，因而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經濟思想。歷史不會以斷裂的方式向前演進，作為歷史的后來者不應該忽視這些經濟思想和歷史經驗。現代社會經濟與封建社會經濟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有必要對這些經濟思想和歷史經驗仔細分析，加以利用。

本文試圖引入現代經濟理論分析工具，分析歷代當政者的經濟管理思想，從中梳理出中國封建社會宏觀經濟管理思想的大致脈絡。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實證分析方法。研究對象包括管子[1]、桑弘羊、王莽、劉晏、王安石和丘浚，之所以選取當政者的經濟思想作為分析對象，是因為他們都是直接分析和解決社會現實經濟問題，其對策和措施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時有切實的經濟運行結果或效果可以比較，這些都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清楚經濟事物內在的相互關聯關系。

一、封建社會宏觀經濟管理的指導原則

宏觀經濟管理指導原則是經濟管理者在制定經濟政策和措施時所采取的出發點和基本思路。封建社會生產力低下，人們認識水平不高，但經濟管理者通過觀察實踐總結出不少有益的指導原則。這些指導原則總體上表達了生活富裕、國泰民安的良好愿望。管子把國家的“德”具體化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興。……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土帶）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郁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征斂，輕征賦，馳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2]管子在這里給我們描述了理想社會的各種經濟特征，發展生產、興修道路和水利、低稅賦、解決社會保障等等，同時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這個理想社會模型中所占據的控制和主導的地位。

1．國家視角

歷代當政者經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點是其國家視角，即最終目標是要使國家里的所有人都能夠“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能使某一階級或階層過于貧窮而處于危險的邊緣，同時有著“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自我心理感受。一方面，這與和諧中庸的中國傳統哲學理念一脈相承，理想社會的標準是“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統治者的任務正如明代文淵閣大學士丘浚所言：“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賦斂，平物價，使富者安其富，貧者不至于貧，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3]另一方面，這也是當政者在處理社會經濟問題時所必須采取的現實態度，因為社會中任何一部分人過貧或過富，都會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直接威脅到統治者政權的穩定性。管子在國蓄篇中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4]

在國富和民富的相對關系認識上，封建社會經濟管理者前后發生了很大的轉折。早期的經濟思想中是將二者對立起來，管子從維護統治秩序的角度出發，提出人君對民眾財富要做到“富而能奪，貧而能予”[5]。商鞅從實施農戰政策，增強國家軍事實力的角度出發，提出強兵就必須使民弱、民愚，“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國強”[6]，表明當時的管理者只看到這個問題統治者強勢的一面，片面地強調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和索取。到封建社會后期，經濟管理者已認識到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民富是國富的基礎和前提，丘浚指出：“善于富國者，必先理民之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7]。通過促進生產，增加全社會財富總量，進而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有以生之而財之源生生不窮，有以理之而財之流陳陳相因，如是則在于民也無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這較之孔子“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簡單論斷有了很大進步。

此外，國家視角還有一重含義在君主對天下自然之物的所有權，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經濟體現。桑弘羊說：“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少府。”[8]而到封建社會后期丘浚提出：“天生物以養人，非專為君也，而君專其利，已違天意矣。”[9]可以看到，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們認識水平在提高，自身經濟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君主所有權觀念在不斷淡化和減弱。

2．國家占據經濟管理優勢地位

在國家調節經濟過程中，當政者認識到自身必須在市場中處于優勢地位才有利于調節措施的進行，管子輕重論是典型代表。他指出：“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10]“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11]管子充分利用“物以稀為貴”的經濟原理，順勢而為，非常靈活地調節經濟。當市場流通中有較多的谷物時，國家控制貨幣，則貨幣的相對價格高，當國家收購谷物后，市場流通中的貨幣較多，則谷物相對價格高，這樣在貨幣與谷物的相對價值運動過程中，因國家占據壟斷地位而總能夠保持經濟調節的優勢地位。在這一經濟調節過程中，國家事實上扮演著一個大壟斷商人的角色。在對外貿易交換中，這一原則相應演變為保持對外貿易優勢地位。“天下輕，我重”[12]，“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而下不吾泄矣……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13]也就是說管子認為一個國家在對外貿易中要出口相對價格高的商品，進口相對價格低的商品，借此達到在對外貿易中占據優勢地位的目的。

3．經濟信息的重要性

封建社會經濟管理者很早就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掌握經濟信息的重要性，對經濟進行宏觀調節，必須是在充分占有經濟信息的基礎上，而這恰恰是自由競爭市場調節下單個市場參與者所無法做到的。經濟信息的迅速流動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國家和政府借助自身天然優勢可以促進經濟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傳播。管子說：“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于軌數而欲為國，不可。”同時，“國軌布于未形，據于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于民，謂之國軌。”[14]“國軌”是管子制定的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一旦規劃形成，宏觀經濟調節便依此展開，絕非隨意而為。另外，《管子》中問篇、八觀及入國等篇列明了對國民經濟狀況進行調查的詳細問題，其設計非常細致周密[1]362－364，反映出管子作為一國經濟管理者對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了然于胸。

到唐代，著名理財家劉晏第一次建立了全國商業價格情報系統。《舊唐書·劉晏傳》載：自諸道巡院距京師，重價募疾足，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日知。故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得其術矣[15]。可見政府為獲得即時信息不惜花費大量開支，在實踐中價格信息在政府調控經濟時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

明代，丘浚建議：“在內，俾坊市逐月報米價于朝廷；在外，則閭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戶部。使上之人知錢谷之數，用是而驗民食之足否，以為通融轉移之法，務必使錢常不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給，其價常平。”[16]由此，在政府內部建立起一個商業信息報告體系，使得政府能夠及時掌握市場動態信息，相機制定決策，調節供需，平抑物價。

二、國家宏觀經濟調節的必要性

國家和政府是否有必要對經濟進行干預，以及如何干預，在經濟學發展史上始終存在分歧，直到現在仍是一個沒有達成統一認識的問題。經濟實踐表明單獨實行某一方面政策也是各有利弊。在我國封建社會歷史階段中，國家干預是主基調，封建社會管理者是在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后才推行這一國策。

在理論層面，管子最早以樸素的方式提出了“經濟人”的概念，他認為人之本性是“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17]然而，與西方同樣是經濟人的微觀基礎，但引出的結論卻很不相同。亞當·斯密由經濟人假設得出的結論是自由競爭、市場調節原則，管子得出的卻是國家干預的結論，“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后賢不肖之形見也”，而且“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18]，故必須有政治權力（在管子看來，這是超階級的）出而為之指導，使其避害而就利[1]303。由此我們似乎可以做一個假設，在抽象的經濟人概念掩蓋之下，中西方經濟體系中作為經濟主體的個人，存在很大的差異，導致其經濟行為和社會發展模式出現明顯的差異。

此外，管子還從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出發說明國家宏觀調節的必要性，“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兇，則糴釜十鏹，而道有饑民”，“物適賤，則助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19]表明在年景好與年景差時糧食價格相差十倍之多。《管子》中還有一些不同地區糧食價格差異的記載，如《輕重乙》所載：“昔狄諸侯，畝鐘之國也，故粟十鐘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20]，表明糧食高產區和低產區糧價相差約二十倍。從以上記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生產生活過分信賴自然條件，外界自然環境變化會對商品生產和商品價格造成巨大沖擊，導致經濟劇烈波動。在這種情況下，商品流通服務變得格外迫切。由政府出面組織調劑，本著安定百姓生活的社會公共性目標（而不是純粹以贏利為目的），在谷物豐收時收購存貯，到谷物歉收時投放市場，或將谷物從高產地區運往低產地區，以調劑余缺，為社會經濟穩定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商人似乎不能起到穩定經濟和價格的作用，他們會在商品豐裕時故意壓低市場價格而后收購，或在市場商品短缺時囤積居奇，使得短缺現象更加嚴重，從而提高商品價格，以期在拋售時獲取更多利潤，這樣做無疑會使商品價格波動更加劇烈，不利于生產發展和百姓生活。王安石在其市易法建議中說：“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或倍本數。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緩急，擅開闔斂散之權。當其商旅并至，而物來于非時則明抑其價，使極賤而后爭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車不繼而京師物乏，民有所取，則往往閉塞其蓄藏，待其價昂貴而后售，至取數倍之息。”[21]

另外同等重要的是，不論是在農業還是在工商業領域，兼并始終是經濟發展的阻礙，更是社會不穩定的直接誘因，各朝經濟管理者普遍持打擊態度。漢代桑弘羊在主張國家經營鹽鐵時，指出專賣政策是為了抑制兼并，防止“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22]，“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侈、絕并兼之路也。”[23]王莽認為，對壟斷性商品應該全面管制，防止豪民富商從中牟取暴利，剝削普通勞動人民。他說：“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24]宋代王安石把抑制兼并由自然壟斷行業推廣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他指出：“有財而不理，則阡陌閭巷之，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后能如是。”[29]也就是說如果國家放棄對經濟活動的管制，采取放任的政策，必然產生兼并壟斷，而不一定要有富豪大家存在才會產生兼并，因此他把摧抑兼并看成是封建國家的重要職能，其變法措施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摧抑兼并同時也與鞏固封建統治直接相關聯，這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分析。一是商業交易的核心原則在于交易雙方地位的平等性，一旦商人經濟實力過強，必定會對封建社會等級秩序提出挑戰，從而危及統治安全性。二是富商大賈所經營事業一般規模較大，如鹽鐵業，必然聚眾獨處，時間一長難免產生脫離朝廷統治的傾向，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桑弘羊對此就曾提到：“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海為鹽，一家聚眾或至千余人”[25]，并指出：“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滑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奸，乘利驕溢，散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26]

在討論兼并產生的原因時，經濟管理者也認識到由經濟個體自身素質的高低差異帶來的經濟后果，桑弘羊說：“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27]，“道懸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28]以后也有多人論及此點，因此，摧抑兼并也暗含了追求絕對平均的社會理想。

三、封建社會宏觀經濟調節的措施和目標

在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下，經濟管理方式的獨特性在于政府作為經濟經營主體直接參與到經濟運行過程之中，因為這樣做可以將政府調節經濟的公共性目標、維護政權穩定性目標和自身財政收入最大化目標三者有機結合起來，是當政者的最佳選擇。而一般意義上的重農抑商國策，所要限制的是民營工商業，官營工商業則不在其列。隨著朝代更迭，具體調節措施包括名稱多有變化，但宏觀經濟調節思想和政策的核心一直沒有發生改變。在封建社會中，農業占據國家經濟大部分比重，因此調節政策主要圍繞農業領域展開。一般常見的政策是，對農產品價格實行常平，對手工業產品實行專賣，在農業信貸方面實行政府專營。

管子提出由國家掌握生產及生活資料，貸或租與農民，同時運用價格政策，防止富豪大戶兼并壓榨農民。“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夫民有余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29]由此可以看出，在管子的經濟調節政策措施里，國家在市場豐裕、物價較低時購進，在市場短缺、物價高起時賣出，一則平抑物價，二則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三則打擊富豪大戶，一舉三得。

漢代桑弘羊推出的經濟政策中平準政策與管子類似，明顯有變化而且直接發揮巨大作用的是鹽鐵酒的專賣。因為鹽鐵行業具有壟斷性質，能夠產生豐厚利潤，以往富豪也多經營鹽鐵業。在桑弘羊實行專賣后，政府獲得了巨額財政收入[30]，同時打擊富商大賈，抑制兼并，鞏固了封建統治。王莽所推行管制工商業經濟活動的措施是六管政策，其范圍非常廣泛，幾乎包含了當時社會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包括鹽鐵酒專賣、貨幣統一鑄造、工商業征稅和五均賒貸，其中五均賒貸是王莽經濟管制措施中最突出的一部分。五均是指政府根據商品市場價格變動情況評定物價，并以“市平”價格作為標準采取相應調節措施，如購買和拋售商品，來穩定市場價格。賒貸則是由政府組織資金進行貸放。在這里，“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是實現了摧抑兼并，“公家有余”是擴大了財政收入，而“恩及小民”則是穩定市場價格，維護市場秩序，保護普通勞動人民利益，同樣是一項政策同時實現了三項目標。

王安石在農業方面最有影響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由政府拿出資金貸放于農民，其政策目標在穩定糧價和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同時，摧抑兼并，他還要求三等以上人戶擔負四分利息，而這些富戶實際上不需要貸款，由此青苗法在摧抑兼并這一目標上走得更遠。

明代丘浚非常重視商品市場價格的穩定，把“平物價”與省力役、薄賦斂并列作為“王者”的重要任務。丘浚所提穩定價格與前朝歷代相同，不同之處在于他淡化了抑制兼并和擴大政府收入兩項目標，表明他意識到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應當停留在保持經濟體系和商品市場的穩定這一層面上，而對參與市場的經濟個體不加干涉，而且政府不應當在干預經濟的過程中謀取自身利益。

丘浚可謂封建社會經濟調節政策的集大成者，觀察論述面廣，對歷朝歷代的各種經濟政策措施悉數進行了整理，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做出了方向性的轉變，提出減少政府干預經濟，只保留了“平物價”一項，同時在貨幣制度、財政預算、海外貿易、漕運、常平等方面提出諸多更加科學的政策主張，頗有新意，充分體現了現代社會經濟管理的發展方向。在丘浚身上我們又一次看到了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生生不息、推陳出新的發展和進步。

參考文獻：

[1]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卷[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288；362－364；303．

[2]管子·五輔篇

[3]大學衍義補卷二五，市糴之令

[4]管子·國蓄篇

[5]管子·揆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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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學衍義補卷二O，總論理財之道上

[8]鹽鐵論·復古

[9]大學衍義補卷一一三，戒濫縱之失

[10]管子·國蓄篇

[11]管子·山權數篇

[12]管子·輕重乙篇

[13]管子·山至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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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舊唐書·劉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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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管子·禁藏篇

[18]管子·禁藏篇

[19]管子·國蓄篇

[20]管子·輕重乙篇

[21]續通鑒長編卷二三一

[22]鹽鐵論·禁耕

[23]鹽鐵論·復古

[24]漢書·食貨志

[25]王臨川集卷八二

[26]鹽鐵論·復古

[27]鹽鐵論·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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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綜上所述,本文主要針對經濟信息在宏觀經濟管理當中應用問題進行簡要分析,通過具體論述了經濟信息與宏觀經濟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強了對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性問題進行深入性的認識。

關鍵詞：經濟信息;宏觀經濟管理

一、宏觀經濟管理意義

在進行宏觀經濟管理活動的過程中,應當結合經濟發展實際情況,順應時展規律。宏觀經濟管理行為同樣需要能夠滿足市場經濟發展需要,以及平衡市場的能力。從內容上看主要包括幾個方面:首先,宏觀經濟管理需要目標市場調控相關不足部分。由于市場調節的能力有限,又存在弱點,往往在進行調節的過程中缺少必要的實時性,因此,需要政府加以宏觀調控。當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是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其次,在進行宏觀調控的過程中,政府對國有企業放權,不會過多干涉國有企業的生產與經營決策問題,這樣就十分有效的維護了形成的市場經濟環境。并對市場經濟的弊端進行規范,從根本上確保了國有資產以及相關問題的安全性。最后,進行宏觀經濟管理能夠更好的維持市場經濟的環境良好與秩序健全。通過加強宏觀調控的力度,能夠更好的實現社會分配的公平性。更好的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國家也會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增強監督力度與機制。不斷促成良好經濟競爭環境。

二、宏觀經濟管理條件下的經濟信息重要性分析

經濟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重要的一項內容,其能夠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部門之間形成良性溝通提供橋梁性的作用。同時,也是經濟管理部門行為的重要數據指導。能夠有效的促進社會經濟生產管理效率提升,拓展人類智力發展。因此,大量的收集和掌握經濟信息對提升生產力以及提升實踐效率意義重大。經濟信息同樣還能夠具體影響經濟社會的發展,其能夠從很大程度上影響國家經濟建設過程中對資源的開發程度與利用效率。是工業發達國家在進行發展的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能夠從根本上推動發展。與此同時,經濟信息在現代經濟環境當中表現出多元化功能的特征,能夠開發、增值、預測經濟行為相關活動。在人類社會生活當中,信息、物質以及能源作為人類發展的不可或缺重要基礎,其中信息的重要性表現出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三、基于宏觀經濟管理條件下的經濟信息應用措施

宏觀經濟管理行為從內容上看主要包括幾個方面,具體包括計劃、決策、監管以及服務等部分。為了能夠進一步提升宏觀經濟管理實際效率,需要不斷健全宏觀建立機構機制。經濟信息意義重大,其對宏觀經濟管理的影響更加至關重要,因此在進行宏觀經濟管理行為開展的過程中需要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斷提升和完善經濟信息管理系統。

(一)構建科學合理經濟信息管理網絡

在進行經濟信息應用措施管理的過程中想要做好信息工作,必然需要具備如何掌握經濟信息的能力,而經濟信息掌握同樣需要遵循一定的收集原則和規范。經濟信息的收集工作更加需要科學的設計與規劃,不能貪多求全。盲目的經濟信息收集會增加信息管理的負擔,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經濟信息管理。同時,經濟信息收集還要確保信息的及時性,要充分體現出信息的時間觀念。除此之外,經濟信息的掌握與收集更加要有針對性,只有有針對性的信息才具有使用價值。另外,經濟信息的收集還應當從實際出發,形成系統性、完整性的長期信息收集機制。

(二)建立宏觀經濟管理信息系統

宏觀經濟信息管理系統是一種在一定范圍內體現經濟信息總體正常運行的內部聯系和特征的信息。對于宏觀經濟的管理,要逐步建立一配套的宏觀經濟管理信息系統。此系統應堅持有一定的目的性、系統的完整性,允許一定的獨立性、保證一定的可靠性、講究經濟性的原則。體制改革是宏觀經濟政策效應能夠實現的保證,所以要加大力度進行體制改革,首先要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為加快國有經濟的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要不斷的改革國有企業提高勞動力的流動性,還要改進我國的金融體制,逐步與國際金融接軌,更要實現財政體制變革,實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良好財政體系,要建成現代國家體制,不斷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廉潔性。

(三)加強經濟信息導向作用

我國不斷加大宏觀經濟管理力度,最終目的在于推進我國經濟發展整體進步。為了實現這一最終目標,在宏觀經濟管理中要加強經濟信息的引導作用。經濟信息在宏觀經濟管理和控制中一直具有雙方面的影響,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只有保證經濟信息應用科學合理,才能促進經濟管理效率的提升,若應用不當,則會對宏觀經濟管理起到制約影響。因此,在宏觀經濟管理中必須要加強經濟信息的引導作用,以經濟信息為重要的發展導向,實現推進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例如,在某地區內進行經濟信息的收集、整合,分析出對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以此為依據相關部門采取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以促進經濟發展順利,推動區域經濟整體進步。同時,通過經濟信息的引導,能夠避免出現局部經濟和整體經濟沖突的問題。提升局部經濟發展效益推動整體經濟進步,實現宏觀經濟管理目標。

(四)加強宏觀經濟體制改革

基于經濟信息所產生的重要意義,在經濟管理中相關部門要注重經濟信息引導下宏觀經濟體制的改革。結合區域經濟發展形勢,可以進行的宏觀經濟體制改革有:

①在考慮到宏觀經濟長效發展的基礎上,對國有企業當前的體制進行分析,并采取針對性、個體化措施加強對國有企業體制的改革,提高勞動力的流動性。

②基于我國當前經濟體制的發展情況,可大力倡導,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以便能起到推動國有經濟健康、良好發展的作用。

③通過對國際金融形勢的分析,加強對我國現有金融體制的改革,使國內金融體制能夠與國際接軌,進一步地促進我國經濟的良性發展。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本文主要針對經濟信息在宏觀經濟管理當中應用問題進行簡要分析,通過具體論述了經濟信息與宏觀經濟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強了對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性問題進行深入性的認識。除此之外,更對經濟信息條件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應用效果進行了論述,最后,對如何應用經濟信息加以論述,目的就是為了能夠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有效的應對措施。

參考文獻

1、從桑弘羊的經濟政策看中國古代的宏觀管理吳婭茹華夏文化1995-08-15

2、宏觀經濟管理與中央權威胡影江淮論壇1996-04-15

宏觀經濟學管理論文范文二：經濟信息宏觀經濟管理論文

關鍵詞：經濟信息;宏觀經濟管理

一、宏觀經濟管理意義

二、宏觀經濟管理條件下的經濟信息重要性分析

三、基于宏觀經濟管理條件下的經濟信息應用措施

(一)構建科學合理經濟信息管理網絡

(二)建立宏觀經濟管理信息系統

(三)加強經濟信息導向作用

(四)加強宏觀經濟體制改革

①在考慮到宏觀經濟長效發展的基礎上,對國有企業當前的體制進行分析,并采取針對性、個體化措施加強對國有企業體制的改革,提高勞動力的流動性。

②基于我國當前經濟體制的發展情況,可大力倡導,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以便能起到推動國有經濟健康、良好發展的作用。

③通過對國際金融形勢的分析,加強對我國現有金融體制的改革,使國內金融體制能夠與國際接軌,進一步地促進我國經濟的良性發展。

四、結束語

篇（8）

二當前常用的調控方法匯總

1適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結合

當今社會的具體情形，應該使用合理的財政以及貨幣政策。當前我們國家的經濟面對著通貨膨脹以及結構混亂之類的問題，對于此類問題國家應該制定合理的條例，使用恰當的方法，比如緊縮財政政策。堅持繼續落實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結合國內外的經濟發展態勢，結合市場化方法對經濟進行適當的調節，掌控好政策的力度，妥善處理發揮支持經濟發展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關系，進一步增強調控的有效性，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靈活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合理安排公開市場工具組合、期限結構和操作力度，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及貨幣市場利率水平的合理適度。對于當前出現的流通量較大的現象，可以使用有效的方法，確保流通量的合理轉化。降低盲目投資現象的發生幾率，同時還可以經由提高利息等措施來降低貨幣供應總數，除此之外，還可以適當的減少國債的發行總數，合理的降低赤字等等一系列措施，以此來優化經濟模式，保證經濟朝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邁進，最終帶動社會的和諧發展，人民安居樂業。

2認真解決就業問題

積極的調整財政結構，像是上調財政支出，確保失業者能夠獲取更多的就業機會。尤其是對那些失業員工來講，政府可以出資對他們開展綜合的技術培訓，這樣就能夠提升其專業水平，更好的就業。同時還要進行合理的財政投入工作，形成綜合化的教育模式，強化技工的培訓力度。同時還應該結合當前的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以及農村多余勞力轉移的必然現象，積極的針對廣大農民群眾開展基礎教育工作，做好技術培訓。全面推行勞動預備制度和就業準入制度，實現提高青年勞動者就業能力和調節勞動力供給雙重目標。建立和完善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大力推行學歷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并重制度，在全社會所有技術性職業工種全部推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實現從學校教育到社會就業的緊密銜接。

3宏觀調控政策吸收并應用全球化模式

在新的全球經濟形勢下，伴隨著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逐漸加深，經濟活動的涉外比例在國民經濟活動中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更需要抓住機遇，全力地融入到全球化的范圍中。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國家就是要采用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加以輔助和導引市場機制在社會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上文中講述到的這種市場的宏觀調控方法與以往的計劃手段之間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之處，具體的說它是一種指引性的，并非是計劃模式時期的指令性。國內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使得對外經濟活動日益活躍，其經濟運行機制與國際市場逐步接軌，以至于我國參與的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在全球化進程的步伐中，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表現為對國內外經濟均衡的掌握和趕超，顯然這是由我國的市場經濟運行的特點所決定的，并且對這種發揮了較為積極作用的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比較有成效地實現了國內市場經濟的增長。對于上述提到的這種現象，國家要認真的開展外資引入工作，不斷的將產業模式調整，同時還應該控制外企投資，制定恰當的出口條例，將對鼓勵國內企業并購重組和提高自身競爭力起到很大的作用。自我國改革開放之后，也是中國經濟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時期，我國在貿易和自由化投資等方面采取相應的有效的改革措施，促進了我國市場經濟的高速增長。

4政府積極引導以實現區域穩定發展

由于當前的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此時的區域經濟開始呈現出很大的差距，尤其是我們國家的中西部區域，由于其發展的積極性較高，與地方財政體制相結合，在強化發展是第一任務的基礎理念上，應當全面實施追趕戰略，也就是因為這種情況，使得中西部地區之間造成愈演愈烈的經濟競爭以及區域內的發展不協調。此時，我們國家的相關機構要認真的控制相關區域的經濟活動，降低投資的盲目性，還應該盡最大化的避免過度投資現象的發生，同時還應該盡最大努力的提升地方經濟發展的主觀能動性。要盡量的為此類區域提供一些優惠活動，同時還要強化東部沿海與西部區域的合作力度，此舉可以縮減東西部存在的差距。確保資源高度共享，帶動經濟進步。

篇（9）

本文的中心論點是：我國現階段，在運用金融手段對宏觀經濟進行調節中，利息率作用是不大的。這既有體制方面的原因，也與當前條件下利息率與投資，儲蓄，與消費三者之間的關系的特點緊密相連。本文不準備討論體制方面的原因，而專就利息率投資、儲蓄、消費的關系作一些分析。

一

在現代凱恩斯主義的某些代表人物有關宏觀經濟調節的理論中，假定投資有較大的利息彈性，而消費(連同儲蓄)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低的利息彈性。這些假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中央銀行調整利息率對經濟的調節，也往往以這些假定作為制定具體措施的出發點。然而在當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中，卻很可能與此相反，即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低的利息彈性，而消費（連同儲蓄)卻有較大的利息彈性。如果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投資的利息彈性較低，那么銀行提高對生產單位放款的利息率，就不大可能起到緊縮投資，從而使總需求減少的作用；或者，想要通過利息率的調整來調整投資額，就要使利息率有較大幅度的升降。利息率升降的幅度與投資調整的幅度是不相稱的。如果消費(連同儲蓄)有較大的利息彈性，那么銀行想要通過利息率的調整來刺激總需求或壓縮總需求的話，就可以通過居民儲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來做到這一點。因此，很有必要對我國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投資只有低利息彈性)和消費(連同儲蓄)有較大利息彈性的主要原因進行探討。

投資之所以缺乏利息彈性，無疑有經濟體制方面的原因。假定企業并未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企業不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那么利息率的調整和企業的利息費用的變動不可能成為調節企業投資額的重要因素。但我在這里不準備就體制方面的問題展開論述。我想要探討的是體制以外的原因。比如說，如果實行體制改革以后全民所有制企業成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投資是否不再缺乏利息彈性或投資的利息彈性就會立即變得較大了呢?看來未必如此。這是因為，在一個可供信貸的資金總量有限，而企業又幾乎普遍地迫切需要增加投資，以改造舊技術、舊設備，購買新技術、新設備的環境中，對企業來說，首先考慮的是能不能取得銀行的貸款。至于需要為這些貸款支付多少利息，以及由此而付出的利息費用是否會成為企業的過重的負擔等等，則是次要的問題。假定企業認識到利息率的上升會使企業成本增大，從而會影響企業產品的銷售的話，那么企業很可能主要采取這樣的對策，即加速企業資金的周轉，降低生產資源偽消耗，改進產品的質量，增加產品的花色品種等等；但企業是不愿放棄可以取得信貸的機會，而減少投資的。這種情形在集體所有制企業，個體工商業戶、農村專業戶等自負盈虧的單位對待銀行貸款和利息率的態度上，則反映得比較明顯。所以說，在我國現階段，即使通過體制改革，使全民所有制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但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投資仍然可能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較低的利息彈性。沒有理由認為投資的利息彈性會發生重大的變化。當然，這是把全民所有制企業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的，并不排斥這一現象的存在，即少數全民所有制企業會把利息率的變動當作企業投資決策中的首要，因素，或比較重視企業的利息費用的增減。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這佯的看法：

第一，如果企業迫切需要增加投資，而投資資金的供給總量卻是有限的，那么企業認為更為重要的是資金的籌集，而不在于取得資金的代價。因此，投資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低利息彈性。

第二，如果企業在降低生產成本和提高經濟效益方面存在著較大的潛力，而只要增加投資就能夠使這種潛力發揮出來，使降低生產成本和提高經濟效益由可能變為現實，那么企業認為更為重要的是投資以后的實際收益，而不在于取得資金的代價，因為前者將大大超過后者。這種情況也會使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較低的利息彈性。

正由于上述情況在我國現階段確實存在著，而且短期內不會消失，所以即使我們想通過利息率調整來調整社會的投資總量，那么效果也不會如某些同志原來預料的那樣顯著。經濟體制改革之后，情況可能稍好一些，但仍不宜寄以較大的希望。

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不必注意發揮利息率調節投資的作用呢?不是這樣。對不同類別的工商貸款實行差別利息率政策是必要的，加收逾期貸款利息和對擠占挪用銀行貸款實行罰息的做法也會起一定的作用。但它們的主要作用在于促進企業加強經濟核算，提高經濟效益，而不在于調節社會的投資總量。這就是說，在我國現階段，對生產單位的貸款的利息率調整，主要的作用表現于微觀經濟領域內，然后通過生產經營單位經濟效益的提高面間接地影響宏觀經濟，而不是直接表現于宏觀經濟領域內對投資總量的調節，并通過對投資總量的調節而影響總需求。我認為，這是我國在利息率與投資之間的關系方面不同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不容忽視的特點。對這一特點的認識是有政策意義的。

那么，我國的中央銀行主要應當采取什么方式來影響投資總量的變動以控制投資總量呢?我的看法是：就現階段而言，在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者只有低利息彈性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應把直接控制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作為調節投資總量的主要金融手段。下一階段，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上述有利于發揮利息率調整在影響投資總量變動方面的作用的條件的形成，也就是隨著投資的利息彈性的逐漸增大，中央銀行可以把直接控制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和調整利息率二者并重，使它們共同成為控制投資總量的有效手段。再下一個階段，投資的利息彈性更大一些了，我們才有可能把利息率調整作為控制投資總量的主要手段。在討論中央銀行對投資總量的影響及其措施時，應當考慮上述的階段性。這一點正是從我國經濟的實際情況出發的。

需要說明的是：為什么中央銀行用直接控制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的方式來影響投資總量的變動，是現階段可供選擇的較好方式呢?這是因為，在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投資低利息彈性的情況下，對投資信貸額增長率的直接控制與利息率調整方式相比，不僅在影響投資總量的變動方面有它的優點，而且在影響部門，地區、企業之間的投資分配比例方面，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部分的分配比例的直接規定也將會優于差別利息率的政策。再以投資信貸額增長率的控制與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比較，盡管前者涉及的是流量分析，后者涉及的是存量分析，后者可能是一個比前者更能廣泛地反映國民經濟狀況的指標，但前者卻明顯地具有以下兩個優點：

第一，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部分定義比較清晰，計算起來比較簡便，而貨幣供應量及其增長部分在定義上還不是十分明確的，例如對社會主義條件下貨幣的不同含義（M1，M2，M3……）還需要探討；相應地，貨幣供應量的計算也比較復雜，因為這也涉及貨幣的不同含義問題，不宜簡單地套用西方經濟學中關于Ml，M2，M3……的解釋和計算方法。

第二，由于這里所論述的是對投資總量的調節，也就是通過對投資總量的調節而對總需求進行調節，所以對投資信貸額增長率的控制要比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更能收到這方面的效果。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在任何場合下投資信貸額增長率的控制都比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有效。關于這一點，下面在分析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調節時，將會加以闡釋。

二

讓我們接著考察我國現階段利息率與儲蓄、消費之間的關系。

消費(連同儲蓄)之所以有較大的利息彈性，是與我國現階段消費和儲蓄的特點有關的。我們不妨先對儲蓄進行分析。要知道，假定居民的儲蓄存款是準備用于養老、生活保障、子女未來受教育等方面的，那么這一部分儲蓄存款對于利息率變動的反應是不敏感的。因為儲蓄者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不會由于利息率的上升或下降而立即相應地改變自己儲蓄的目的和變更儲蓄存款的數量。另一方面，假定居民的消費習慣已經形成，消費結構已經定型，或者居民對生活需要的一些耐用消費品的持有量已經接近于飽和狀態，而把手頭的貨幣作為消費后的真正余額而存入銀行，并不因利息率的變動而在消費與儲蓄之間重新作出選擇，那么這一部分儲蓄存款也是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較低的利息彈性的。此外，還應當考慮到這樣一種情況，即假定儲蓄存款的持有人或現金的持有人對經濟失去信心或對吸收儲蓄存款的銀行不再具有信任感，那么在這種極端的條件下，利息率的變動也不可能使儲蓄存款的持有人繼續保持其儲蓄存款，也不可能使現金持有人將手頭的現金存入銀行。盡管上述這些只是純理論的考察，但對我國現階段利息率與儲蓄、消費之間關系的分析仍是有用的。

目前我國居民的儲蓄，不論是來自勞動的收入，繼承性的收入還是其他收入(利息、股息、房租收入等)，其中確有一部分是準備用于養老，生活保障，子女未來受教育等方面的。利息率變動對這一部分儲蓄存款調整的作用不會很大，對這一點，我們應當有所了解。但主要問題不在這里，而在于這部分以外的儲蓄存款的預定用途，在于居民的消費現狀。正如上面已經指出的，作為消費后的真正余額的貨幣存入銀行后可能不受利息率變動的影響或只有較低的利息彈性。那么，并非作為消費后的真正余額，而只不過是作為消費的暫時替代形式的儲蓄存款，對于利息率的變動又將有什么樣的反應呢?這一部分儲蓄存款顯然會有較大的利息彈性。特別是在我國當前的情況下，這一點尤為突出。這是因為，隨著近幾年來經濟的增長和居民平均收入的上升，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開放程度的提高，居民的消費結構正處于變動的過程中，居民的舊的消費習慣正在逐漸讓位于新的消費習慣，而居民所愛好的，愿意購買的耐用消費品仍然供應不足，居民對這些耐用消費品的持有量遠沒有接近飽和。因此，作為儲蓄存款的貨幣中有相當一部分并不是消費后的真正余額，而只是一種對未能及時滿足的消費的暫時的替代。對儲蓄存款者來說，這種性質的儲蓄存款就是一種暫時被延期的消費支出。即使我們也可以把準備用于養老、生活保障、子女受教育費用等方面的儲蓄存款看成是一種延期的消費，但它們是正常的延期消費，而上述性質的延期的消費則是暫時的，只要利息率有所變動，這種儲蓄存款就會相應地發生變動。

暫時延期的消費或者轉化為儲蓄存款，或者變為現期消費，或者以現金的形式保存在居民手中。它們究竟以哪一種形式出現，取決于以下三個因素：

第一，居民對經濟的信心和對吸收儲蓄存款的銀行的信任程度。這種信心或信任程度將使居民決定是否把手頭的現金轉化為儲蓄存款或變為商品，是否把儲蓄存款變為商品或現金。這里所說的對經濟的信心實際上包括了對價格的預期，對市場上商品供給數量的預期，對個人持久性收入的預期等。這里所說的對銀行的信任程度，除了也包括對價格的預期而外，還包括對銀行儲蓄和利率政策的預期等。如果居民缺乏信心或信任程度不足，那么他們必然減少儲蓄存款，甚至減少手頭的現金，而增加對商品(包括暫時不需要的或并非稱心如意的商品)的購買。

第二，市場上受消費者歡迎并且與消費者的支付能力相稱的消費品(尤其是耐用消費品，包括商品化的住宅)供給數量的增長率。如果這些消費品的供給迅速增長，那么居民將在手頭保存較大數額的現金，準備隨時購買；反之，如果其增長率較小，居民則傾向于把手頭的現金轉化為儲蓄存款，也就是把現期消費變為暫時延期的消費。但只要居民認為這些消費品供給數量是會持續增長的，而且認為它們的價格不會出現較大幅度的上升，那么居民手頭的現金持有與儲蓄存款二者之間的轉化將依市場上消費品供給數量的增長情況而定。

第三，儲蓄存款的利息率。儲蓄存款利息率能否起到調節社會消費支出的作用，與上面提到的兩個因素有密切的關系。如果居民對經濟失去信心，對銀行缺乏信任，或市場上受消費者歡迎的消費品供給數量迅速增長，那么儲蓄存款利息率在現金持有與儲蓄存款之間的轉化，現金持有與消費支出之間的轉化中所起的作用就會減弱；反之，居民對經濟有信心，對銀行有信任，而市場上受消費者歡迎的消費品的供給數量雖然在持續增長，但增長率較小，那么居民仍會把手頭的現金轉化為儲蓄存款，這時，儲蓄存款利息率就能在這一轉化中起到較明顯的作用。不僅如此，由于儲蓄存款和取款需要現金持有者和儲蓄者付出一些時間和精力，所以在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下，儲蓄存款利息率必須保持一定的水平，才能吸收居民的儲蓄存款。如果儲蓄存款利息率低于這一水平，它就起不到這方面的作用了。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調節社會的消費支出方面，儲蓄存款利息率的調整是可以起作用的。如果在儲蓄存款方面實行差別利息率政策，那么這一作用還可以得到進一步的發揮。但即使沒有利息率的差別，只要在居民手頭的現金持有額較大時提高儲蓄存款利息率，仍然可以促使居民把手頭的現金轉化為儲蓄存款，即把現期的消費轉化為暫時延期的消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消費(連同儲蓄)有較大的利息彈性。

三

關于利息率與消費和儲蓄之間的關系，還有必要作進一步的分析。根據上面所談到的，儲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可以調節現期的社會消費支出。但這里仍然有一個問題沒有得到回答，這就是：通過儲蓄存款利息率的調整而對消費支出的調節，不等于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調節。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增長過快，是宏觀經濟不協調的顯著標志。如果要改變這種情形，利息率的調整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

要知道，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可以分解為居民的消費支出、居民的儲蓄存款和居民手頭的現金持有額三大部分。上面所談的通過儲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而進行的調節，是指對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內部三個組成部分(即消費、儲蓄存款，現金持有額)之間的比例關系的調節。這種調節雖然是宏觀經濟調節的一個方面，但它不等于對這三個組成部分的總和(即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調節。而對其總和的調節應當被認為更加重要，因為宏觀經濟中的消費基金失控，首先指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失控。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為既定的前提下，我們才有必要去調節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內部各個組成部分的比例關系。所以現在要探討的問題是，利息率能否調節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如果能起作用的話，那么它將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

我的看法是：就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而言，利息率調整可以影響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但這種影響是有限的。為什么這么說?我們知道，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確有一部分來自居民的儲蓄存款利息收入。儲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可以使居民的利息收入增減，從而可以影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總量。但利息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中所占比例是很小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中遠有一部分來自居民的經營收入，例如個體工商戶、專業戶等的經營收入。其中有一些經營者從銀行得到貸款，如果銀行調整對他們的放款的利息率，可以影響他們的經營收入，從而也可以影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總量。不過，這方面的影響也有限。至于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相當大比重的工資和獎金收入、退休金和其它社會福利性的收入等，則很難認為與利息率的調整有直接的或明顯的聯系，因此也就難以運用調整利息率的方式來調節。

正如對社會的投資總量的調節既可采取財政手段，也可采取金融手段一樣，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調節同樣可以采取財政與金融兩種手段。就金融手段而言，前面在分析對投資總量的調節時已經提到，直接控制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應是現階段的主要手段，利息率的調整是次要的。只有隨著投資的利息彈性的逐漸增長，利息率的調整才會變得日益重要。我認為，在調節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時，除了運用財政手段以外，就金融手段而言，現階段的有效手段是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雖然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也可以影響投資總量，但我在這里所要強調的是它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影響。

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以國民產品的凈增長率為依據。把貨幣供應量增長與國民產品凈增長直接聯系在一起，并由后者來決定前者，可以使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有一個可靠的物質基礎。盡管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二者的增長并不十分一致，存在著貨幣供應量變動的滯后問題，但只要事前考慮到這種滯后性、并且不一定按照長期不變的固定比率來確定國民產品凈增長基礎上的貨幣供應量的增長，而是根據國民產品的不同構成情況來確定國民產品凈增長率與貨幣供應量增長率之間的不同比率，那么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仍然是有根據的，而不是隨意性的。

為了使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的增長不至于過度，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除了需要運用財政手段而外，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將發揮其作用。這就是說，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的增長必須以國民產品的凈增長為先決條件，而且必須被嚴格限制在國民產品凈增長水平以下。如果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的增長超出了這一預定的范圍，那就意味著超出了貨幣供應量增長所容許的限界，從而國民經濟中就會出現貨幣供應不足的情況。即使國民經濟中貨幣供應的不足并不直接影響發放職工工資和獎金的生產單位關于增加工資和獎金的決策，但就整個經濟來說，由于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受到了限制，經濟趨于緊縮，這就有可能防止消費基金的繼續增長及其繼續給予市場以壓力。反之，如果不實行以國民產品凈增長為基礎的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那么一旦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的增長超出了上述國民產品凈增長的限界，消費基金的失控將會加劇，由此造成的需求膨脹也必將引起通貨膨脹。這正是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率這一調節方式的優點。

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在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作用并不到此為止。由于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是以國民產品凈增長率為依據的，所以在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的增長超出國民產品凈增長所容許的限界之后，貨幣供應不足將不可避免。國民經濟中的貨幣供應不足不僅會增加產品實現的困難，而且還會影響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這些情況都有可能促使生產單位對生產、銷售和成本進行調整和重新安排，至少可以防止經濟中繼續發生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超出國民產品凈增長所容許的限界的現象。換言之，只要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只要企業之間的競爭真正給予企業以壓力，那么每一個使本單位職工工資和獎金過度增長的企業都會感受到國民經濟中貨幣供應不足條件下自己的相對不利的處境。而在需求膨脹和通貨膨脹的環境中，企業卻不易察覺這一點，或者，即使能察覺，它們也很有可能利用需求膨脹和通貨膨脹的客觀形勢來擺脫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過度增長所帶來的成本提高等等困難。

按照國民產品增長率控制貨幣供應增長率，在居民叮支配收入總量的其他組成部分不變的前提下，工人工資和獎金收入的過度增長，就會因國民經濟中貨幣供應的不足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這種收入過度增長的現象逐漸消失后，假定其他條件不變，以國民產品凈增長為基礎的貨幣供應量的增長也將使國民經濟中貨幣供應不足的狀態不再存在。利息率的變動是起不到這種作用的。

四

可以把現階段我國宏觀經濟調節中的有效的金融手段歸結如下：

第一，鑒于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較低的利息彈性，應當把直接控制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作為投資總量調節的主要金融手段。

第二，鑒于消費基金的失控主要來自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資和獎金部分的增長超出了國民產品凈增長所容許的限界，在金融方面應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參照國民產品凈增長率來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率。

篇（10）

2宏觀經濟管理中更好地體現對市場經濟發展價值的措施與方法

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宏觀經濟管理，市場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市場無法自發消除壟斷，市場不能夠完全體現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場不能有效地處理外部經濟的問題，市場調節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滯后性，等等。我國的企業為了創造出更大、更多的經濟利潤，于是紛紛引進國外的最新技術、最新設備，并且加大產量和發展的步伐，以便在競爭中獲得有利地位，占領市場，盲目生產，這樣就造成了供大于求的結果，而這些都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加以解決。當前，我國面臨的國內外經濟形勢非常嚴峻，西方發達國家實行貿易壁壘，因此，應該對宏觀經濟管理的手段和方式進行完善和提高，才能滿足我國市場經濟的未來發展。

篇（11）

1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發展的背景、理論主張的簡介

發展到現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已經經歷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提出理性預期、持續市場出清的假說,并在此基礎上強調了貨幣沖擊對經濟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貨幣與產出的相互作用中貨幣作為誘因的理論,并認為政府的貨幣政策是無效的,它并不能影響總產量的變化,而只有未被預見到的貨幣供給變化才能真正影響到實際總產量。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小羅伯特•盧卡斯,托馬斯•沙金特,尼爾•華萊士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第二代則對盧卡斯的貨幣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反對意見,從實際因素方面尋找經濟波動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實均衡的變動,強調了技術沖擊和貨幣的內在性等理論,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主張。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蘭德,明尼蘇達大學的愛德華•普雷斯科特,羅切斯特大學的羅伯特•巴羅等。

具體來說,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一般都接受以下四個命題:

(1)私人經濟是可以自身穩定的;

(2)貨幣在長期是中性的;

(3)貨幣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凱恩斯主義積極干預的經濟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個命題意味著,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認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線也不存在。這是貨幣主義Ⅰ與貨幣主義Ⅱ的主要區別。

目前,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一起并列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派中的兩大流派。

2“政策無效”的命題、主張以其意義

理性預期學派認為,菲利普斯曲線的交替關系即使在短期內也不存在。因為在理性預期條件下人們已經估計到貨幣供應量增長后可能發生的實際后果,從而采取了預防性的措施(比如預先要求提高貨幣工資增長率和利息率)。這樣,一旦貨幣供應量增加,就只能導致物價的上升,產生通貨膨脹的變化,而不能使工資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變化連暫時的產量增加和失業率下降的目的都達不到。赫爾姆特•費里希對此說到:“理性預期導致十分不同的意義。由于經濟當事人了解這個模型的各個參數,所以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任何變化不僅引起通貨膨脹率的變化,而且也引起通貨膨脹率預期的變化,從而不會對這一體系的實際變量產生影響”。在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學家看來,“在貨幣政策的反饋規則之間做出選擇對于具有合理預期的新古典主義經濟中失業率的隨機變化是無關的。

根據這樣的觀點,理性預期學派推導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即是貨幣政策無效性命題。該命題認為,貨幣供給中的可預期部分對就業、產量或其他的實際變量均無影響,其中不能被預期的部分或貨幣供應量意外的不規則的變動,雖然能夠對上述變量產生一定量的影響,但其作用只會加劇經濟的不穩定與波動。因此,政府的經濟政策,無論長期還是短期都是無效,其結果都是引起通貨膨脹。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代表總需求曲線,AS代表總供給曲線,Yn代表與自然失業率相對應的就業率水平下的國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AD與AS相交于初始均衡點E。如果政府認為該國民收入水平不能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決定增加貨幣供應量來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凱恩斯主義者的觀點,總需求將會從AD相右上方平移,產量和物價都會上升,失業會相應減少。現代貨幣主義者認為,短期內貨幣政策將會產生效果,但是,在長期中,貨幣政策是無效的,失業率會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貨膨脹率將更加嚴重。理性預期學派認為,人們對價格水平的預期并非固定不變或者僅僅依據過去的經驗得出,而是會考慮到未來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情況。處于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經濟活動的主體會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關信息,較為準確的預期到貨幣政策的變化而造成的物價上升。于是,工資、利率等名義變量都會立即向上調整。結果,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分別從初始狀態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點仍然處在原來與自然失業率相一致的就業率水平上,只是價格水平因為貨幣政策的變化(增加貨幣供給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據政策無效命題,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即便在短期內,菲利普斯曲線也是一條位于“自然失業率”水平上的垂直線。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不存在任何替代關系。對此,盧卡斯說“當擴張的貨幣政策反復推行時,它就不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推動力消失了,對生產沒有任何刺激作用。預期得到擴大,但結果卻是通貨膨脹,而不是別的”。

3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政策主張

由于理性預期學派的一個主要的原則就是:經濟如果不反復遭受政府的沖擊,就會基本上是穩定的。所以,他們認為,凱恩斯主義所主張的干預經濟生活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夠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實行某種政策以影響經濟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會的支持,就不能在經濟政策上對社會搞突然襲擊,而要按照既定的規則和程序辦事,這樣,在理性預期條件下,政府的經濟政策就是無效的了。

對凱恩斯主義的“積極宏觀政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三種批評看法:

(1)他們認為,日益增多的經驗和理論證據表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在產量、就業或其他經濟總量方面不會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場合,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也許在一定程度上能影響經濟生活,但他們不可能克服經濟周期。

(2)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經濟學家認為,任何一種理論都應該明確的告訴人們經濟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結果確定性越小,實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謹慎,因為任何一項錯誤的政策都會將事情弄得很糟。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結果大部分就是不確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從容不迫,加倍小心,決不能用那些曾經使用過的大規模的凱恩斯主義措施去刺激經濟。

(3)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認為,對于許多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即使知道他們的結果,也仍然無法判斷這種結果是不是符合公眾的意愿。根據凱恩斯主義方法來制定經濟政策的人,無法讓經濟中的個人去選擇自己認為有良好結果的政策。他們是被迫選擇這些政策的。其結果是,除非人們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規定相配合,否則,這些經濟政策很有可能是人們的處境普遍的變得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