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理論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音樂理論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教學經驗告訴我們:音樂教學法作為師范生的一門教學能力訓練課，其理論部分不僅教師教起來乏味，學生學起來亦深有枯燥、單調之感。因為，僅僅依靠課堂講授，一是難以讓學生認識到教學能力的重要;二是很難轉變學生對該學科的偏見，即學教學法理論不如學技巧課(音樂、鍵盤和器樂)來得快。所以，我們必須從教學方法上加以改革，改變過去單一的“灌注式”教學模式，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變“被動接受”為“主動吸收”。經過對近三屆學生的教學實踐，筆者體會到，課堂討論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討論課的前提

首先，課堂討論這一教學方法的使用應有選擇。在講授概念集中、觀點和理論較難理解的章節(如“音樂教育與德、智、體、美四育之間的關系”、“國外五種音樂教學體系”、“怎樣評價一堂音樂課”、“音樂欣賞是一切音樂教育的基礎”)時，適合采用這種方法，也可以安排在前后內容有密切聯系的章節之后、以及在實踐課和見習課之后。對于一般容易理解部分的章節，不必搞討論，以免流于形式。其次，討論必須建立在平時課堂精講和學生自學的基礎上，只有當學生對課程的內容有了一定的理解，而對某些概念吃不透，掌握不準，通過看書、見習或做模擬教學之后又發現存在疑雁點時，才能引起學生的共鳴，展開討論。再次，教師事先必須做好安排，為有效利用課堂時間，應有意識地擬定幾名學生重點發言，內容要盡量要求既有深度，又有廣度，還要有說服力。這樣可以避免課堂上面面相觀，即使是啟發，也需要時間。

二、討論課的準備

課堂討論的準備工作，應該從兩方面著手，一是教師方面，二是學生方面。教師方面主要是要恰當地選擇討論思考題，這是確保討論成功的至關重要的一環。值得注意的是，討論題不是太抽象(太抽象容易使學生望而生畏，討論不起來)，也不能太簡單(太簡單容易人云亦云，大家沒興趣)。在這個問題上，筆者主要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考慮的。

(1)加深對比較難的概念的理解。如“奧爾夫教學體系中‘節奏人手’的核心”、“奧爾夫教學法中學生年齡階段的心理差距”、“原始的歌唱與情感”、“審美心理的形成”等等。

(2)前后概念的比較。如“達爾克羅茲的‘體態律動’學說與奧爾夫的‘節奏’入手的異同”、“唱歌是提高識譜能力的簡捷方法”、“節奏訓練在視唱教學中的作用”、“歌唱的潛意識與審美”等等。

(3)綜合思考題。如“音樂教育與德、智、體、美四育之間的關系”、“中學音樂課為什么不能以唱歌教學為主”、“欣賞是一切音樂教育的基礎”等等。學生方面，要根據思考題立意，除參閱教師提供的輔助資料之外，還要根據線索擴大范圍，多查閱、多搜集有關文章、報導及實例，必要的還可以做些調查和實踐，以掌握更多、更準確的理論依據和數據，為在課堂討論中言之成理、言之有據而做好充分的準備，使之既有深度、有具體事例剖析，又有廣度，能舉一反三，以理服人。但是這兩方面的準備工作僅僅是為了課堂討論取得好的效果的一種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借助于思考題的啟發，使學生頭腦中的模糊想法歸結為一個系列問題，并通過討論暴露出來，以達到對音樂教學法理論理解。

三、討論課的實施

課堂討論的實施一般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布置階段，二是反饋階段。布置階段是指在課堂討論的前一周，先把思考題發給學生，人手一份，讓學生有充裕的時間準備。與此同時，要向學生講清課堂討論作為音樂教學法教學的一種重要形式，是幫助學生理解抽象的音樂教學法概念的有效方式，希望大家根據各自對課程內容的理解，多查閱、多觀摩、多思考，認真準備思考題，相信通過討論肯定會有所啟發和收獲，但如果馬虎對待，收獲當然不大。提示他們在準備中對暫時不理解的概念和內容可以記下來，在討論課上提出來，以求其問題的解決。此外，還要要求學生將發言材料整理成書面文章交上來，作為一次平時考核。文章確有見地的，將被推薦給有關報刊和雜志。這樣一來，極大地激發了學生對課堂討論的熱情和興趣，其認真程度也相應地得到了提高，課堂效果和教學質量也逐漸上升。可見，課前的布置交代是課堂取得較好效果的必要保證和先決條件，是必不可少的環節。

反饋階段主要是指課堂上的組織討論。一般可以分小組進行，也可以全班集體討論。如果教學計劃安排的好，時間允許的話，我們主張以小組形式為宜，這樣可以使海個學生都有發言的機會，尤其對那些有膽怯心理的學生，既可以減少心理緊張程度，又為培養其口頭表達能力提供必要的條件。在進行小組討論時，人員不宜過多，以五到八名為宜，其中要設組長和記錄員各一名。組長負責正常討論，記錄員負責把討論中碰到的難點及不同看法的爭論焦點記錄下來。教師可巡回參加各個小組的討論，但只發表一些啟發性的意見和提示，盡可能利用這個機會，多聽取來自學生方面的教學反饋，千萬不能讓自己變成小組的主角。對學生討論中不完整或不正確的發言，教師也不必急于糾正，可以在適當的機會，有的放矢地提些問題，讓學生展開討論，即使爭論起來也無妨。這種采用“生問生答”的教法，可以使他們在激烈的論辯中，自己發現問題、糾正錯誤。

小組討論結束后，要安排一次各組長及記錄員的集中匯報，因為教師不可能完全了解每個小組的討論情況。這樣的匯報，實際上是安排各小組的代表集中再討論，老師從中可窺一斑，同時，各組的意見也相應地得到了溝通和交流。此外，教師還應該把各組的原始記錄加以整理，在此基礎上再進行一次課堂總結，既是對討論中遺留問題的解答，也是對全部內容的歸納。

篇（2）

多媒體課作為一種有效的教學手段所表現出的優勢是眾所周知的。隨著各高校硬件設備的逐步完善及校園網絡的建設，多種媒體的使用、計算機課件的開發已成為現代教育教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們可喜地看到，許多老師都已感受到使用多媒體教學的優勢和便捷，開始有意識地使用多媒體和制作計算機課件用于教學。但在實際運用中，我們發現，有些問題還是值得探討的。

一、力戒貪多求全，課件制作軟件的選擇以適用為原則。在制作計算機課件時，有的老師只是一味簡單地把學科內容原封不動地搬到課件中，畫面呆板，文字太多太密，課件僅僅起到了代替黑板板書的作用。有的老師在制作課件時，不是從教學內容實際出發，也不是從教學方法的需要出發，而是一味追求媒體形式的“大”而“全”，好像不加入幾段音頻或視頻，不用3Dmax做幾個動畫，便不是真正的多媒體課件。有的老師把功夫下在課件表面制作技術上，在界面、色彩、配音、按鈕等方面制作得很精關，具有很好的觀賞價值，結果教學雖然很熱鬧、很生動，但卻分散了學生的注意力，實際效果并不好。筆者以為，媒體的選擇要力戒貪多求全，重在需要，貴在精。

計算機多媒體課件是教學經驗的積累、教學資料及多媒體制作手段完美結合的產物。在制作課件之前，一要多渠道收集和整理好素材。課件制作中需要用到大量的文本、聲音、圖像等多種素材一一特別是音樂多媒體課件，有很多的音響、中外古今音樂家畫像以及樂器的圖片資料等等。在開始制作前應首先收集整理好素材，如果是邊做邊找，就會導致制作過程混亂無序、費時費力，有時還會造成大量返工和修改，事倍功半，影響課件質量。二要認真備課，并對課件制作的目的、擬達到的效果進行思考。教師對自己本學科各章節的重點、難點要十分清楚，在資料準備充分的前提下，經過仔細篩選、深思熟慮、精心設計，反復推敲課件中的各個環節;既要最大限度地體現計算機課件的優勢，又不至于喧賓奪主，忽略體現教師的主導作用，把教師變成了解說員。經過這樣的準備、制作過程做出的課件才可能是精品。總之，課堂上使用多媒體課件的效果夕州可，最終還是體現在課堂教學上。必須根據教師講課的思路用得恰到好處，才能顯現出這種教學手段的效果。再者，對于大多數音樂教師而言，熟練掌握計算機操作，尤其是各種軟件的使用，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此，在課件制作過程中，要注意處理好效果與效率的關系，爭取用盡可能少的投入收到盡可能好的教學效果。正確認識、使用多媒體課件要從教學實際內容出發，從學生實際出發，當用則用，不當用時堅決不用，切不可追求表面形式。以《外國音樂欣賞》為例，如果我們手頭的音響資料大部分是磁帶、錄像帶或VCD,DVD，教室里又有現成的播放設備，播放起來也不麻煩，那么，我們就沒有必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把這些影像資料轉錄、制作到課件中，況且Authorw等軟件播放較長、較大的視頻時，質量往往不好。當然，若是到外面比賽，為了攜帶的方便，則另當別論。如某些章節或問題用語言、文字、圖形等形式能表現得十分清楚時，就沒必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收集、整理、截取。在課件制作軟件選擇方面，也應捌昌適用即可的原則，Powerpoint操作簡單、容易掌握。對僅需蛋對雷入一些圖片和音響資料的音樂史論課，就很實用。所以，能用Powerpoint制作的，就沒必要非用Authonvare,Director等軟件來制作。

二、充分發揮MIDI教室的作用，提高音樂理論課教學質量。計算機課件不是萬能的，有些課程鍘門完全可以采取多種媒體并用，如利用MIDI教室進行教學。其實，很多理論課都可以在MIDI教室進行，像和聲、復調、作曲、配器、視唱練耳等。以《和聲》課為例，教學中有大量的譜例，想把它做成計算機課件會有相當大的難度。在MIDI教室中上課，就可以發揮作曲軟件的多種功能，實現計算機課件無法達到的效果。如Sibelius有著非常直觀的樂譜顯示功能，利用這一特點，可在和聲教學的課堂講授中將和聲譜例與實際音響同步展現在學生面前，并可迅速重新演示。對和弦連接，教師可在講授其基本寫作規律的同時，通過MIDI鍵盤彈奏出它的各種表現形態，包括不同的旋律位置、不同的排列、不同的音域音區等因素的變化。學生在聽到和聲音響的同時，也看到了它們的樂譜顯示，并可根據自已的聽覺與視覺感知，對教師所彈的各種連接形態作出自己的音響判斷。以這種方式進行和聲教學的課堂講授，學生看得見、聽得著，易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自信心。因此，在高師的許多音樂理論課中，用MIDI系統進行教學，不僅更新了傳統的教學模式，豐富了教學內容，而且使抽象的理論教學變得真實可感、活潑生動，極大地開闊了學生的視野、活躍了學生的音樂思維，更加激發起他們學習理論課的積極性，較大幅度地提高了音樂理論課學習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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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風現象的來龍去脈

什么是中國風？學術界并沒有作出一個嚴格的界定，影響較大的是黃曉亮在互聯網上對中國風的定義。在他看來，中國風就是三古三新結合的中國獨特樂種。三古三新指的是古辭賦、古文化、古旋律和新唱法、新編曲、新概念。這類中國風歌曲的歌詞具有中國文化內涵，使用新派唱法和編曲技巧烘托歌曲氛圍，歌曲以懷舊的中國背景與現在節奏的結合，產生含蓄、憂愁、幽雅、輕快等歌曲風格。其代表歌曲有《東風破》《發如雪》等。

華語樂壇歌手中，最早標明自己中國風路線的是臺灣歌手周杰倫。2003年7月，周杰倫在《葉惠美》專集中推出了一首很顯眼的作品《東風破》，它是第一首完完全全符合三古三新六大標準的中國風歌曲。歌曲全方位地帶出古色古香的中國味道，周杰倫的歌聲奠定了中國風歌曲的基本唱法。隨著這種曲風的不斷走紅，華語樂壇更多的歌手開始嘗試這種風格，如臺灣歌手陶喆、王力宏，內地歌手后弦等，一股中國風的流行歌曲浪潮開始席卷整個華語樂壇，至今仍在不斷發展。

流行音樂理論視角下的中國風現象解讀

面對華語樂壇的這股中國風流行歌曲浪潮，阿多諾的流行音樂理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讀視角，我們可以圍繞著中國風歌曲的制作特點和歌迷的接受狀況及中國風所起到的社會粘合劑作用，來對此文化現象作一個較為深刻的批判性解讀。

中國風歌曲制作的標準化與偽個性化。在阿多諾看來，流行音樂遵循的是商品生產的邏輯并滲透著資本運作的因素，與嚴肅音樂相比，流行音樂的內部結構呈現出了標準化與偽個性化的特征，事實上，這也是整個文化工業產品的主要特征。標準化是指各種通俗歌曲之間實質上的相似性；虛假的個性化（即偽個性化）是指它們附帶的各種差別。深入探析華語樂壇的中國風歌曲，標準化的特征是非常容易發現的，并且具有一些新的特點。

首先，標準化存在于不同音樂藝人所作中國風歌曲當中。中國風歌曲最早的界定是需要具有三古三新，這個界定就為創作中國風歌曲的音樂藝人們制定了標準。不管他們如何創新，三古三新的標準內核是不變的。在周杰倫開創中國風并走紅之后，華語樂壇許多藝人都開始嘗試這種風格，中國風浪潮驟起，以至于業界戲言，要想捧紅一位新人，不需要教他怎么唱歌，只要給他一件古裝，教他背熟幾首唐詩宋詞就綽綽有余了。

其次，標準化還存在于同一個藝人所作的中國風歌曲當中。以中國風的開創者周杰倫為例，周杰倫放言每一張專輯一定要有一首中國風的歌曲，他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從《東風破》到《發如雪》，《千里之外》再到《青花瓷》。每一首中國風十足的歌曲都大受歡迎，然而仔細看看聽聽這些中國風，不難發現這四首中國風在歌詞創作、演唱風格、抒情曲調方面都如出一轍，非常相似。

流行音樂標準化的產生，在阿多諾看來，是商品生產的邏輯并滲透著資本運作的結果，音樂技巧一方面被經濟之手培育起來，另一方面又為資本的再生產服務，長此以往，流行音樂的標準化風格就開始形成，并被后來者競相模仿。以此反觀中國風歌曲的創作浪潮，周杰倫中國風歌曲的專輯一發行銷量就在幾百萬，非常具有市場號召力。如此大的商業利益的驅動，中國風沒有理由不成為一股浪潮。

以上分析中似乎存在矛盾的地方，一方面經濟因素制造了流行音樂的標準化，另一方面標準化的產生又顯然不利于流行音樂的市場發行。其實不然，因為在流行音樂中還存在著一個偽個性化的特征，而偽個性主義意味著在標準化的基礎上賦予文化的大眾生產以自由選擇和開放的市場的光環，傳統的標準化音樂讓他的消費者忘記他們聽到的已經被預先聽過了或者說預先消化了。

在中國風流行歌曲當中，也同樣表現出了偽個性化特征。在對標準化的中國風的開掘中，各個音樂藝人都有獨到之處。比如陶喆在《蘇三說》中令人驚艷的京劇唱腔，比如王力宏不但精準地找出京劇和RB的共通點，如《花田錯》，還結合了昆曲和少數民族音樂的長處，如《在梅邊》《竹林深處》等。而中國風的開創者周杰倫更是將美聲引入到中國風當中，如《千里之外》，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在阿多諾看來，這些偽個性化包裝的努力，同樣是經濟因素作用的結果。為了實現商業利潤的最大化，流行音樂的制作必須常新又必須常常相同，即偽個性化與標準化的同時存在。通過阿多諾流行音樂理論的分析，我們大概能夠理解為什么那么多中國風的流行歌曲總是處于躁動不安的創新之中，而又為什么總是那么速朽了。

中國風歌曲接受的精神渙散和聽覺退化。面對文化工業產品，消費者所能采取的姿態只能是消極被動地接受，他們失去了任何抵抗的能力這是阿多諾考察文化工業時所得出的一個著名的結論。而在考察流行音樂的聽眾接受當中，阿多諾認為感受流行樂的過程即一種毫不費力的過程，這一過程中偶有的集中精力就如釋放的煙火般短暫，又把聽者驅逐到了心神渙散的邊界，即聽眾在接受流行音樂時多數是處于精神渙散的狀態。此外，他還指出了聽眾接受標準化音樂過程中的另一特征，聽眾感受音樂的能力將會越來越低，即聽覺退化。

首先，中國風歌曲作為流行歌曲中的一種，聽眾的選擇仍然是以娛樂休閑為目的，精神渙散便難以避免。態度決定行為，正是聽眾本身就只是抱著一種娛樂休閑的態度來聽中國風歌曲，那就很難保證聽眾在欣賞時，都保持精力高度集中的狀態。事實上，中國風歌曲在很多時候已成為了一種背景音樂，如在許多咖啡廳、餐廳、書店甚至超市里都可以聽到中國風歌曲。在這種環境下，聽眾的精神渙散是無法避免的。這與欣賞嚴肅音樂時要在相當安靜的環境中，需要聽眾全身心的投入和精力的高度集中是有很大不同的。

其次，中國風歌曲在樂壇正處于上升趨勢，聽眾尤其是青少年聽眾更熱衷于這種風格的歌曲，長久地沉浸于中國風歌曲，勢必會影響到他們對其他音樂的感受力，即導致聽覺的退化。單以周杰倫為例，周杰倫開創中國風后，人氣急劇上升，無數歌迷表達了對這種風格的肯定，甚至有人認為這是新時代的中國音樂，對之推崇備至。反思一下，中國風是否真能代表中國音樂？這是值得懷疑的。年輕一代對音樂的感受如果僅限于中國風流行曲，對于繼承和發揚中國不同曲風音樂是極其不利的，聽覺的退化不容忽視。

中國風歌曲中懷舊情結的存在社會粘合劑作用。流行音樂從生產方面看是標準化與偽個性化的產品，從接受的層面看又造成了聽眾的精神渙散與聽覺退化，經過這樣的層層鋪墊之后，阿多諾就推出了他那個著名的論斷，即音樂成了一種大型的社會黏合劑，認為通俗音樂它的安慰和凈化作用能夠使人們順從資本主義社會中嚴苛的、不完善的生活現實。

借此理論對中國風流行歌曲何以形成浪潮進行深析，可以發現，其實中國風的勁吹使我們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集體懷舊意識，懷舊是人的一種情感的宣泄，是人基于對現實痛感的彌補和調節，它最終指向和諧統一的美感體驗，是一種審美愉悅。如周杰倫的《青花瓷》對傳統文化符號的巧妙運用及其所傳遞的文化心理，王力宏的《花田錯》將京劇與九種樂器的精巧運用，林俊杰的《曹操》重塑古三國爭雄戰場及梟雄曹操形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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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J6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172（2013）04002705

相關概念釋解

在本文的敘述中，將涉及幾個相關的基本概念——文本、編輯、出版，需要集中做一闡釋。

“文本”，在應用廣泛的《現代漢語詞典》中解釋為：文件的某種本子（多就文字、措辭而言），也指某種文件。①在《漢語大詞典》中亦做相似的解釋：文件的某種本子，亦指某種文件。②社會普及率極高的工具書，加之明晰易懂的解釋，對于“文本”概念的理解與應用甚有益處。至于它在學術界所對應的外文語詞（Text）及計算機領域被廣泛運用的意涵，非本文探究的主旨，此處不做進一步拓展。在本文對于該詞匯的現時使用，僅以中文傳統語境的意涵同時置入音樂的專業范疇中，將其拓展為：“音樂文本”，即人們視覺可見的以種種符號所呈現的各類音樂文件。它包括了以音樂文化為內容構成的圖書、報刊、網絡等介質中所承載的文字、樂譜，以及個人所抄寫的各類專業的文字、樂譜等形式。結合以上對“音樂文本”的闡釋，其所內含的功用及意義對于音樂界學人來說就要重要得多，對這種重要性略做整理就可以包括：音樂文本應是記錄、保存音樂文化成果的重要（非唯一）方式；音樂文本是交流、傳播音樂文化成果的重要（非唯一）工具；音樂文本也是體現和展示音樂創作者專業學術水準的重要（非唯一）平臺。由此，我們對待各類（音樂）文本的態度及做法毫無疑問應表述為：以虔敬之心、秉客觀的態度、持規范的標準、呈易解的形式，唯有如此，方能體現文本在文化、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價值。

對于“編輯”一詞，國內編輯出版界早有釋讀，以字義來講：“編”，即編排、安排；“輯”，釋為收藏、聚集。兩個原本獨立的單音節詞的連綴組合，代表著一種具有悠久傳統的文化行為——搜集材料，整理成冊。③但按照今天編輯出版界的廣義理解，“編輯”已經不單單是一種文化行為。在當今出版界的普遍理解中，“編輯”一詞至少具有三重意涵：其一，作為一種文化行為，“編輯”是為保存、傳播、繼承、發揚人類優秀文明成果而做出奉獻的高尚的舉動；其二，作為當代社會的一種職業，“編輯”是指新聞出版部門從事選題策劃、編寫、審讀、加工、剪輯、設計等工作，以使相關內容達到傳播目的或符合復制要求的工作人員；其三，作為技術職稱系列中的一個級次，“編輯”是新聞出版行業職稱序列中的中級職稱。而我們作為“文化人”尤其是學界中人，“編輯”與我們每個人的學習生活密切相關，更多地呈現它的“文化行為”的意涵，成為我們從事學術活動時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的“音樂編輯”當然與音樂文化的繼承、保存和傳播交流須臾不可分離。因此，對于“編輯”及其行為，我們更應持寬廣的人文觀照：“編輯”應是我們日常學習、科研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各類文本責任人專業水平、文化素養的體現，是實現文本創寫目的的必要步驟，是尊重廣大文本受眾的一種行為。

按照傳統的理解，作為社會文化行為及行業名詞的“出版”，即把書刊、圖畫、樂譜、音像制品等編排并制作出來，向公眾發行。觀察這種文化行為，其與“編輯”職業或行為的關系甚為密切；對于正常的出版行為來說，更是逢出版必有編輯行為相伴。但作為學術研究者，除了應關注普通“出版”的規律及與編輯間的密切關系，更應注意這樣幾個概念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特點：（1）當代出版形式的多樣化，即“出版”是包含了圖書、樂譜、報刊、音像、多媒體、網絡等媒體形式的制作發行的，而非專指圖書的印制行為；（2）出版是需要流通環節（發行）相助的，在出版的流通環節中，應予區分“出版物”的不同流通方式，即公開發行、內部交流與私人記憶的區別（恰如期刊的正刊、內刊與私人日記的區別）；（3）出版過程中的批量化工業生產與“手抄本”的區別，出版業屬于文化產業，或稱“文化工廠”制作產品，需要大批量地復制產品以賺取利潤，它與“內部資料”甚至手稿有著物品屬性的巨大差異（在不同領域，可稱為原生文獻、再生文獻；文化產業與小眾交流）。

音樂文本編輯屬于音樂文化發展至一定高度之后的文化行為，具有較高的實踐性特色。對于音樂文本的編輯實踐活動，應以人類創造各類表意符號為始，并將伴隨人類音樂活動之始終。這是與音樂文本作為承載音樂文明成果的特點相適應的。

在我國的文明進程中，按照中華先人記載、傳承文明成果的印刷復制技術的發展程度，結合我國音樂文化自身的衍變歷史，我們認為前人對于音樂文本的編輯實踐活動已經大致經歷了如下四個階段：

（一）春秋至隋代（公元前770年～公元618年）。隨著人類記錄符號體系的日益成熟和傳播介質的相對穩定，原始的文本編輯活動開始了。商周時期的對甲骨文、金文、石文的鐫刻，被出版界認定為“原始編輯活動的出現”，④但這一時期對于音樂領域來說，難于尋找出其文本編輯活動的直接證據。歷史發展到春秋時期，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及竹簡、布帛介質的普遍應用，原始的編輯出版活動得以快速發展，而此期孔子的編輯活動又是具有標志性的歷史事件。據《史記》《論語》等文獻的記載，孔子在春秋末期曾經對于宋、魯等諸侯國保存的文化典籍進行了有針對性的搜集和整理，主要是對《易》《詩》《書》《禮》《樂》《春秋》等六部文本，即后世所稱的“六經”。其中，反映在與音樂相關的領域，是他通過“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的現場采訪與核對，⑤以及“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的唱奏實踐，編訂了音樂作品集《詩》，并編輯了樂論文獻《樂》，從而使這兩部“樂書”能夠在戰亂的年代得以更好地保存和傳布。學術界雖然對于孔子與“六經”的關系歷來說法不一，但完全否定古代文獻相關記述的“疑古”做法很難為多數學者所接受。因此，多數學人還是認可孔子對這些文獻所進行的述、刪、訂、編等不同程度的工作，這種工作恰是古代編輯實踐中的核心內容。以此為典型，在印刷術尚未來臨的“寫本書”時期，以孔子的這種追求“述而不作”，重在據實搜集、記錄、整理的編輯特色持續了一千多年。當然，對于其中的音樂文本的編輯，也是這一編輯特色下的實踐成果。

（二）唐宋至清代晚期（公元618年～19世紀上半葉）。唐王朝所開創的帝國盛世，使其在社會、經濟、文化、科技諸領域均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體現于編輯出版業的貢獻，首先莫過于唐代初年開始出現的雕版印刷以及由卷軸裝訂改為冊頁裝訂技術的運用。⑥這些出版技術提升的間接成果，也逐步改變了對文本編輯出版的實踐方式（自然包括對音樂文本編輯出版的實踐方式）。在此“印本書”逐步來臨的時代里，隨著對文本刻印、流通、傳布的便利，使得文化科技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提高，音樂文本的數量和“質量”都有了明顯改變。從中國古代音樂史著中對各個歷史時期音樂理論著作和樂譜集冊的記載情況就是一項很好的體現：唐代以及之后的各個時代里，論樂的專著及樂譜專集明顯增多，無論由宮廷官府組織編撰刻印的大型著作，還是私人出資或親自參與撰述的圖書、譜冊，在音樂活動或社會生活中均發揮著愈加重要的作用：尤其到了明代，諸如馮夢龍編輯的民歌集《掛枝兒》《山歌》，朱權編輯刊刻的《神奇秘譜》……均融搜集、整理、注疏、解題、刻印于一體，成為體現這一時期音樂文本編輯實踐活動的代表性案例。他們的實踐活動按照今天的行業與專業分類，也已融合了多業于一身，其總體特征可以簡要概括為：將個人的專業抱負與興趣，以搜集、整理加注疏、演繹的方式，使文本的編輯實踐漸顯職業化風范。

（三）近現代階段（19世紀上半葉～20世紀80年代）。自西方近代工業革命以來，出版印刷技術的機械化，圖書出版行業的變革發展，報刊、廣播、影視多種媒體的相繼出現，使文本編輯形式與形態發生轉變。對于以書、報、刊為主的平面媒體來說：編輯、印刷、發行一體化，按需組稿、約稿，編輯行為職業化、制度化等成為職業常態；西方藝術音樂的傳入和快速傳播，要求音樂文本編輯的內容、形態和形式發生著同樣的變化。從文本編輯方面來講，這一時期的總體特征是：編輯實踐走向專業化、職業化；出版機構和出版數量的增加，漸求文本呈現形式的統一規范。1949年至20世紀80年代，出版印刷技術的進步和政府對于媒體傳播作用的重視，使編輯職業化程度的提升、職業人群的擴大、編輯制度化的健全，及至編輯家群體出現、編輯業專著專刊出版、職業化教育機構的成立、“編輯學”的建設，均提上了日程。在此一百多年的大變革的時代里，編輯出版行業大領域的編輯實踐隊伍由弱漸強，音樂文本的編輯由業余逐步走向職業化，從19世紀傳教士刊刻的供于教堂的音樂書譜，⑦到20世紀初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出版的活頁歌選、音樂教材，再到20世紀40年代末萬葉書店將出版主業由文化大類轉變為音樂一隅，⑧直至1954年公私合營的音樂出版社（人民音樂出版社前身）在北京成立，宣告了對音樂文本編輯的實踐提升到了國家級的職業化層面，音樂文本編輯也開始有了一定的規范化要求。

（四）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紀初。由于“”時期各項事業的受阻乃至破壞，改革開放之后的80年代成為各方面事業跳躍式快速發展的年代。在音樂領域，創作、表演、教學及學術研究各領域的快速發展，與國際文化交流的增多，對編輯出版業的發展提出了較高的要求，而當時國內有限的編輯出版能力甚至成為妨礙音樂文化更好更快發展的瓶頸，繼而出現了在20世紀90年代及至新世紀前后音樂出版業的發展亂象。⑨與此同時，隨著音樂創作、科研以及出版物數量的增加，有關出版規范、標注規范、學術規范的倡議和學者自身文本規范意識的增強，使出版機構職業編輯與教育、科研院所的學者自身均對文本的規范化呈現提出了要求；同一時期傳播介質、傳播手段、傳播環境的快速更新，使文本規范與編輯的話題顯得更加突出。由此，這一階段文本編輯實踐的特征呈現出：富有專業特色、學術自覺精神突出的文本編輯意識與實踐開始形成；即使在音樂這個并不顯眼的學科領域，也呈現出初步的對文本編輯技術問題進行探索的理論成果，領域內從事各個學刊編輯工作的資深編輯經常應邀赴各地高校的講學活動，對于音樂文本編輯的規范化建設同樣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對文本編輯的理論研究并未達到系統化、學理化、常態化的程度。

從一般的學科意義上說，編輯（出版）學是一門研究編輯出版活動基礎理論、工作規律和工作方法的應用學科。作為音樂編輯學，則是編輯學科內的專門領域，是音樂學與編輯學相交叉的子學科。作為一門學科，音樂編輯學于20世紀80年代伴隨音樂學術的快速發展，亦跟隨編輯學的腳步，在學科建設中“悄然興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⑩但毋庸諱言的是，彼時業已起步的音樂編輯學科雖歷經三十余年的發展，目前仍處于學科的初起階段：從研究隊伍上來說，寥若晨星的學術力量基本以音樂學刊、音樂出版社的主要辦刊人和編輯人員，以及近年來由他們所指導的部分青年學生在學期間的學術投入為主，其他領域或專業的學者很少關注此域——迄今并未顯現成規模的穩定的研究隊伍；與學者隊伍的現時狀況成正比，科研成果的數量和質量自然難以令人滿意，論域基本限于對20世紀的專業期刊歷史與特色的研究、辦刊經驗的總結、從業體會和研究生在學期間為保證畢業而必須從事的課題成果；人才培養方面，由于該學科的應用性特色，對人才養成的要求就非單一的校園培養能夠勝任，而必須結合一定量的從業實踐，但國內數量有限的相關出版單位以及出版機構的企業化運作，又使二者間很難搭起暢通的橋梁，致使院校與出版機構之間面對編輯人才的培養均感無從下手。

從當前的科研環境與學術進展來說，快速增強的國家經濟實力和穩定的社會大局，推動科研及高等教育的跨越式發展，由此也帶來學術環境的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學術研究及創作的快速發展，推動文本數量的激增，文本傳播交流方式與范圍的擴大，顯現的是量增而質平，甚至呈現良莠混雜的局面；進入新世紀以來，高等藝術教育的擴張，致使藝術類高校的各級次生源均快速膨脹，青年學者群體在短期內驟增，加之不恰當地給予研究生就讀階段的科研、創作壓力，致使在短時期內產生了大量稚嫩的音樂文本；電子網絡媒體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普及帶來的學術統計、檢索以及文本復制傳播的極大便利，使音樂文本的交流、傳播因“門檻”降低而更加便捷，同樣促使大量缺乏認真論證、修飾、加工的網絡文本出現；過度強化學術評價制度的作用，片面追求科研成果的數量，并人為劃定媒體等級以機械套用來評判成果質量，使科研評價體系偏離了評價的初衷，由此卻催生出大量難以卒讀的音樂文本成果。

其實，對于音樂文本表達形式的規范問題，早在近代工業化的文本復制印刷之始就已引起編輯出版者的重視，但彼時對文本形式的關注更多表現在文本表達的基礎規范方面，如語詞、標點的使用是否合乎文化傳統和國家出版標準？樂譜符號的記寫、刻印是否與歐洲標準相統一？當時所訂立的文本編輯標準往往即直接以所謂的“權威標準”為據來做對照，而并未在理論上總結和探究各類文本表達的自身體系與規范。B11比如，在大家熟悉的表達理論研究成果的文本類型時（主要包含理論著作、學術論文），直至20世紀80年代末期，從作者到出版機構仍呈現自然自為的編輯狀態，1988年時由當年尚在海外求學的楊沐先生的兩篇文章，B12方逐步引發學界對于理論研究型文本表達規范問題的重視；之后的90年代及至世紀之交，同樣居于海外并從事學刊編輯工作的周勤如先生、國內音樂編輯家蔡際洲先生等專家的不斷參與，B13方對這類文本編輯規范的若干較為凸顯的技術問題予以闡述和探討。

筆者的以上所述，無非是嘗試指出，無論在何時何地，社會及學界對于傳播途徑中的音樂文本的要求除了治學與創作階段所必須的科學、客觀、嚴謹等等要求之外，在如今的信息時代和學術成果已長期積累并仍在急速增長的時期，對于文本自身的科學、藝術本質內容之外的反映形式方面，已決非傳統出版業發稿之時的“齊、清、定”的編輯標準，B14而是要求其既富科學的、智慧的內涵，又符合當代學術規范的要求，還應切合國家有關語言文字、標點符號以及音樂出版行業內的種種專業符號的記寫規范，也就是我們所提倡的音樂文本的規范表達。這種對于音樂文本規范化表達的追求，在21世紀的今天已經很難再是經由學者的“自我感悟”“自學成才”逐步實現，而是迫切需要一套能夠既符合學術精神又符合出版規則的理論體系——音樂文本編輯理論的出臺。

未來的構畫：音樂文本規范化呈現

音樂文本編輯理論的內涵是什么？按照筆者的理解，它是為追求音樂文本的規范化展示而制訂或約定的各類規則及為此所從事的各類活動。音樂文本編輯理論并不等同于日常所說的學術規范，因學術規范是我們在學術活動中應遵守的合乎相關法律法規和科學精神的共同規章；文本編輯理論除了遵從學術規范的各項應用性的規章之外，還應對文本涉及的各類符號的記寫以及版式設計予以規范。由此，我們追求音樂文本編輯規范的目的就是，為了便于音樂文化成果的記錄、保存、傳播、交流而以各類符號書面記寫的文本的規范化呈示。

至21世紀的今天，當面對無數先輩已經傳承、演變了兩千多年的音樂文本的編輯實踐，以及初步的理論探索成果，我輩嘗試思索如下幾個基本問題：

由前文的闡述可以確定的是，音樂文本編輯理論研究所面對的對象非為直接表達音樂藝術的音頻所呈現的聽覺藝術，也非視頻所呈現的鮮活舞臺藝術，而是以人們視覺可見的各類記錄音樂成果的固化了的符號，它包括文字、樂譜、圖畫等構成的與音樂相關的書譜、報刊、文件、網絡、海報等登載的內容為具體觀照對象。若從學科建設的意義上說，這種理論研究尚包括音樂文本編輯的歷史，音樂文本編輯的方法與流程，以及對職業文本編輯相關問題的研究，等等。

一些學者認為，“編輯”行為是編輯者的職責范圍，與我何干？這是一種狹隘的編輯觀念。筆者認為，作為創作社會精神財富的學者或藝術家，除了具備開展創作、科研應具有的文化功底、藝術審美觀、專業技術水準，還應該具備能夠規范自身科研、創作成果所表達文本的知識與意識。因此，音樂文本編輯面對的主體既包括傳統的“為他人做嫁衣裳”的職業編輯人員，也包括每一位音樂文本的創作者、傳播者乃至接受者。

不同的時代因不同的編輯意圖而具有不同的文本編輯原則：孔子的時代以實現自己的治國安邦理念和教育目標，采取“述而不作”的編輯原則；明代藩王朱權的時代尊琴為“圣人治世之音，君子養修之物”，虔敬之下從“琴譜數家所載者千有余曲”中以“其一字一句、一點一畫無有隱諱”的態度精選62曲以傳世；錢君匋等先賢所處的近現代以西學為師、中學為宗，既注重準確、實用又兼顧審美；現當代社會及至今天，在關注文本內容科學、完善的基礎上，逐步講求文本的延伸功能及社會傳播。因此，我們今后所提倡的文本編輯原則應該是以人類長期實踐所形成的既有文化知識為依據，根據已有的文本編輯規則，使各類音樂文化內容便于保存、傳播和接受。

（四）音樂文本編輯理論探究的目的及未來構畫

簡而言之，我們主張音樂文本編輯理論的建設，意圖通過對既有文本編輯實踐活動的梳理、總結和交流，整理編訂出適合當代音樂文本記寫的“參考”規則；通過音樂編輯家的不懈著作、講學、宣傳，以引起音樂界、學術界、出版界對音樂文本規范問題特殊性的適當重視；通過此域專業人士的教學、示范、實踐活動，提升音樂學界尤其是青年學人的文本自我編輯能力和水平；通過以上的長期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實現音樂文本呈示的規范化愿景。

注釋：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3版，第1318頁。

②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文本”詞條，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年版。

③潘樹廣編著《編輯學》，蘇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頁。

④肖東發等：《中國出版通史·先秦兩漢卷》，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45頁。

⑤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冊），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頁。

⑥在我們所了解的“四大發明”中活字印刷術來臨之前的唐代初年，雕版印刷的技術已經在中國社會出現，因此也才可能進一步促進唐代社會呈現文化繁榮的歷史局面。但印刷技術的成熟和提升顯然非朝夕之功，宋代畢昇的活字印刷術仍是出版技術的開創性貢獻。參考曹之《中國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231頁。

⑦孫繼南：《我國近代早期“樂歌”的重要發現——山東登州〈文會館志〉“文會館唱歌選抄”的發現經過》，《音樂研究》，2006年第2期，第7377頁。

⑧吳光華：《錢君匋傳》，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86189頁。

⑨陳荃有：《當前音樂出版存在的問題及解決途徑》，《人民音樂》，2003年第11期。

⑩參閱蔡際洲《一個悄然興起的研究領域——關于改革開放以來的音樂編輯學研究》，載《中國音樂年鑒》（2001年卷），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頁。

B11早在20世紀40年代的萬葉書店時代，葉圣陶先生就重視所刊印樂譜的規范、統一與美觀，曾在書店內部組建一支專業的抄譜人員（見吳光華《錢君匋傳》，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89頁）；20世紀50年代，新成立的音樂出版社也曾翻譯出版蘇聯音樂機構的記譜法，（[蘇]紐恩堡著、陳登頤譯《記譜法》，音樂出版社，1958年版）并建立自己的繪譜車間，培養專門的繪譜技術人員。在20世紀90年代人民音樂出版社成立40周年之際，該社還曾舉全社之力，編輯出版了《音樂編輯手冊》（人民音樂出版社，1994年9月版），以期規范音樂文本的編輯成果。

B12楊沐：《譯文應注明出處》，《音樂研究》，1988年第2期；《我國音樂學術論文寫作中的幾個問題》，《音樂研究》，1988年第4期。

篇（5）

(一)中國古代的音樂文獻史料

在亞洲的歷史文獻中，中國的史料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中國在殷商時期就出現了甲骨文，春秋戰國便有了大量記載音樂的文獻著作。另外，從漢朝開始，在中國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書可以視為正統的、高學術價值的史料。在這一類史書中以西漢司馬遷首創的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為開端，形成了后來的“二十五史”，被稱作正史。它以紀傳體編輯，體例上分為三大類：①以天子、國家大事的編年記錄為中心的“本紀”；②記錄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傳記，其身份從皇后到奴隸兼有的“列傳”。各項的分類之中有數卷“樂志”(“音樂志”或“禮樂志”)。書中對各王朝的音樂(主要是宮廷、國家、貴族、官僚等上層階級所享用的音樂)從歷史沿革、音樂制度，到律學、歌詞等進行詳細分述，但沒有樂譜。除此之外，敕撰書中還有專門記載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樂典)、《通志》(卷49、50、64為樂志)、《文獻通考》(卷128-148樂考)的“三通”與清乾隆時官修的《續通典》、《清通典》、《續通志》、《清通志》、《續文獻通考》、《清朝文獻通考》六書，再加上1921年成書的劉錦藻編的《清朝續文獻通考》，共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現了集歷代政治、經濟、藝術等之大成并進行分門別類敘述的會要體樣式——北宋王溥的《唐會要》(樂類共16個條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會要輯稿》(樂類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會要體屬典志斷代史的體裁，在分類上比正史更為細致，史料也甚豐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獻通考》(元)、《唐會要》(五代)等與“二十五史”樂志構成了古代音樂史料的主體。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戰國以來還出現了各種關于音樂的論著。以內容來劃分，思想、美學方面的有公孫尼子的《樂記》、荀子的《樂論》、呂不韋所輯的《呂氏春秋》(戰國)、阮籍的《樂論》(三國)；樂律學方面有《管子·地員》、元萬頃等奉武則天之命所作的《樂書要錄》(唐)、蔡元定的《律呂新書》(宋)、朱載@①的《樂律全書》(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呂正義》(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東漢)、朱長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說》(南宋)、朱權的《神奇秘譜》(明)等；另外從斷代史來看，除正史外，隨筆、筆記、詩詞以及小說等都是記載當時歷史現狀中不可缺少的資料，如有關唐代音樂有崔令欽《教坊記》、段安節《樂府雜錄》、南卓《羯鼓錄》、(清彭定求等)《全唐詩》，有關宋代音樂有沈括《夢溪筆談》、陳@②《樂書》、郭茂倩《樂府詩集》等。有關宋代音樂的除上述文獻外，還有王灼的《碧雞漫志》、陳元靚的《事林廣記》、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張源的《詞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時期音樂不能缺少的文獻。另有元朝的戲曲曲藝專著、明代以后的大量樂譜等都是構成中國音樂史的重要資料。像這樣全面系統的文獻史料在印度、西亞伊斯蘭教地區以及在歐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這樣詳盡、系統的史料書籍，為中國惟有的史料資源。

唐代以后，中國的學術、歷史書籍得到了系統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現了稱之為“類書”的體例樣式，相當于今之百科全書。這類書籍大致有《初學記》(唐)、《玉海》《太平御覽》(宋)、《荊州稗編》《三才圖會》(明)、《古今圖書集成》(清)等。上述書籍不管是敕撰的還是非敕撰的，它們都是從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羅列出來，分門別類地進行排列說明的書籍。因此，作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編輯過程中有訛傳、誤抄的可能，使用中應以批判的眼光去對待這些史料。

在中國的音樂理論書籍中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即音律、音階論占據了大量的篇幅，這同中國儒教的學風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對古事件的解釋存在著反復論述的傾向。這一現象從春秋戰國時期就初見端倪，像從《管子》、《淮南子》、《呂氏春秋》、《漢書·律歷志》的五聲、十二律、三分損益法開始，后由西漢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錢樂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寶年間的俗樂二十八調、南宋蔡元定的燕樂調與十八律，到明朱載@①的新法密律，他們對三分損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還宮的理論進行了近兩千年的求索、換算。到了16世紀下半葉，當這個千年不解的轉調問題得到徹底解決時，卻又被束之高閣、沉睡于書齋樓閣之中。這些理論幾乎都沒有真正得到實踐。

(二)樂譜

從中國的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所遺存的古老樂譜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樂譜是中國南朝梁琴人丘明所傳(6世紀)的琴譜——《碣石調幽蘭》，該譜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區西賀茂神光院，現歸東京國立博物館，為唐人的抄本。這是一種用文字來表述古琴演奏的樂譜。唐代以后出現了減字譜的指法譜、奏法譜(tableture)，很多琴譜都被記錄下來并用于實踐。由文字所記錄的奏法譜，約從唐代開始用于各種管、弦樂器的樂譜。從中國傳入日本最古老的樂譜，現藏于正倉院的中倉，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書(寫經紙納受帳)，這份經卷上標明的時間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寫有斷簡六行，即為《番假崇琵琶譜》亦稱為《天平琵琶譜》。在琵琶譜中還有773年(寶龜四年)以前傳入日本的《五弦琴譜》(五弦琵琶譜，通稱為五弦譜)，現藏于日本京都陽明文庫。另外，20世紀初在甘肅省敦煌莫高窟發現，現藏于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的《敦煌樂譜》，又名《敦煌琵琶譜》，今存三卷。該譜的抄寫年代為五代長興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時期的重要文獻。中國的樂譜，特別是琵琶譜于平安時期在日本得到了傳承。《南宮琵琶譜》或稱《貞保親王琵琶譜》、《伏見宮本琵琶譜》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宮貞保親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樂譜的最后附載著藤原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從中國傳來的《琵琶諸調子品》(二十八個調，實際二十七個調)以及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紀中葉的長寬元年(1163年)又出現了源經信所作的《琵琶譜》；由藤原師長所作的12卷琵琶譜《三五要錄》(1138—1192完成)；與《三五要錄》同作者的藤原師長還完成了雅樂箏樂譜的集成《仁智要錄》(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樂琵琶譜、箏樂譜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創作，并較自然地傳承了下來。但是這些樂譜由于對節奏記錄過于簡略，因此至今仍是學者們攻克的難題。

(三)朝鮮

朝鮮與中國地理相鄰，文化交流一直很頻繁，朝鮮深受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在史料的記載方式上與我國有著相似之處。《三國史記》、《三國遺志》、《高麗史》、《李朝實錄》、《樂學軌范》、《增補文獻備考》等史料以紀傳體、編年體的形式構成主要的官撰書。《三國史記》為記載朝鮮7世紀前的三國時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羅、百濟和高句麗歷史的一部重要文獻，其中記述了這一時期受中國音樂影響而形成的早期朝鮮樂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該史料成書于12世紀，離記事的時期過于久遠，史料的真實性受到懷疑，應慎重使用。而15世紀成書的《高麗史》為紀傳體，其中專門論述音樂的《樂志》部分是了解12世紀初期宋徽宗將大晟雅樂贈給高麗王朝后的歷史現狀，以及當時朝鮮宮廷中的唐的俗樂、宋的雅樂以及朝鮮固有的鄉樂所構成的三樂在宮廷歷史演變的重要音樂史料。《李朝實錄》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構成的編年體巨著，記載了從李氏朝鮮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歷史。其中15世紀中葉成書的《世宗莊憲大王實錄》是了解15世紀上半葉世宗朝宮廷雅樂的重要文獻，其中還有大量的禮儀樂與雅樂譜。

在朝鮮的史籍中，除上述的樂器、樂種及宮廷的音樂歷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詞也占有相當的比例。如歌詞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宮廷的音樂史料。朝鮮的樂譜大致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傳承下來的，其獨自的文字音標譜以及能明示其節奏的井間譜是朝鮮音樂邁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藝術歌曲得到了復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部分古典的樂譜得到了五線譜化。《世宗實錄》、《世祖實錄》中的樂譜雖然沒有完全被翻譯出來，但基于原來古譜的基礎，通過各種手段被大量地譯成現代譜并付諸演奏，實現了音響化。其中，國立國樂院的“朝鮮傳統音樂出版委員會”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說的古樂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鮮傳統音樂選集》)，對了解和研究朝鮮傳統音樂具有重大意義。玄琴及其奏法譜與現存的口授傳承樂譜所作的比較研究，以及古譜的復原研究也比較深入。李惠求、張師勛等學者的著作對于平調、界面調等的音樂理論中經常使用的調子進行了深入的解析。從整個考古資料來看，朝鮮與中國和日本相比，文獻與文物量雖不多，但對于中國的雅樂以及雅樂樂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別是現在韓國留下的十分珍貴的資料，更不容忽視。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時編撰的《六國史》(成書于720—901)為編年體，包括《日本書紀》30卷、《續日本紀》40卷、《日本后紀》40卷、《續日本后紀》20卷、《文德實錄》10卷、《三代實錄》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時期宮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編年體例撰寫，沒有分類的“樂志”部分，關于音樂的記事一般都散見于各個不同的章節。10世紀以后至11、12世紀出現一些實錄、日記、隨筆等，像《御堂關白記》、《中佑記》、《小佑記》、《九歷》等都是這一時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國及朝鮮等亞洲大陸傳入的雅樂(實際上是中國的宮廷燕樂為主體)，并得到了傳承與發展。延歷十四年(795)出現了模仿中國的踏歌，9世紀初又出現日本創作的器樂合奏曲《鳥向樂》等作品，至9世紀中葉不僅誕生了許多雅樂的演奏名手，而且還創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樂曲《西王樂》、《長生樂》、《夏引樂》和《夏草韋》等(注：見吉川英史《日本音樂的歷史》，創元社，1965年，72頁。)。13世紀以后出現了關于雅樂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訓抄》(@④近真，10卷10冊，1233)、《續教訓抄》(@④朝葛，1270—1322)、《體源抄》(1511年，豐原統秋，13卷20冊)、《樂家錄》(安倍季尚，1690，50卷)等。關于能樂的文獻有《世阿彌十六部集》，還有聲明理論書，箏曲、三味線等相關的理論書籍，它們構成了研究日本音樂的主要史料。上世紀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國文學界對能文獻的解釋，由聲明學僧侶對聲明的研究，聲明、能樂等的許多文獻史籍作為音樂史料也越發引起重視，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這一時期出現的樂譜中有雅樂的樂器譜、聲樂譜，能的謠本與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節付本，聲明的博士譜，箏組歌與三味線組歌的文字譜，尺八的文字譜等。這些寫本與少數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傳了下來。作為考古資料，以正倉院的樂器為首(共18種75件)，其中有很多古樂器得到了傳承。其次有關音樂的資料還能從日本大量的繪畫、雕刻等美術作品中尋找其淵源。因此就古代的音樂史料而言，現存日本的古代資料無論是質還是量都能與中國的史料相媲美。

(五)東南亞

在東南亞由于缺乏一般史書記載，現在傳承的音樂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紀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樂狀況大部分還必須依靠中國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東夷傳、南蠻傳等)。這一地區受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是越南。關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書；《大越史記全書》上中下，1479—18世紀末(編年體)；《大南會典事例》(1855年)禮部69—135卷有音樂的內容；《大南實錄》20卷，1844—1909年成書；《歷朝類志》，1821年著；《雨中隨筆》19世紀前半葉。樂譜受中國影響很大，主要使用中國傳入的俗字譜、工尺譜以及哼唱的打擊樂譜。考古資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吳哥遺址(9—15世紀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島中部的婆羅浮屠遺址(建于公元800年夏連特王朝時期)，以及爪哇教時代的雕刻普蘭巴南(Prambanan)遺址(建于9—10世紀的建筑群遺址)等都是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文化遺跡。

(六)印度

與中國等東亞國家相比，印度對音樂史的研究相對比較薄弱。15世紀以后出現了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論家的傳記、逸話等，還有一些口頭傳說的記載。在伊斯蘭文化圈以及亞洲的音樂史中，最為注目的是眾多的理論書籍。其中現存最古老的是2—5世紀成書的《戲劇論》(婆羅達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論述音列、音階、調式、斯魯提＜shruti＞、音律)，該書以舞蹈、戲劇為主，音樂也占據了相當的篇幅，其中對二十二音律、七聲音階以及音組織等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還涉及了樂器維納琴(Vina，弦樂器)等的演奏法。

繼婆羅達之后的音樂理論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職于宮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樂藝淵海》是這一時期最具影響的著作。該書共七卷，分別對樂律、調式、曲體、作曲、歌唱法、節拍與節奏、樂器與演奏、舞蹈與表演等展開論述，是繼《戲劇論》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樂論著。

其后還有一些斷斷續續的理論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論著述則是在13世紀以后再度出現的，這是由于伊斯蘭教進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漸走向伊斯蘭化。毫無疑問，伊斯蘭音樂的科學性對印度產生了極大的刺激。從這一時期開始，稱之為印度音樂的靈魂——拉格(Raga)理論才漸漸地發展起來。

由于宗教的關系，在印度的音樂考古資料中，古代的美術(主要是雕刻和壁畫等)與伊斯蘭時代以后的細密畫占據了較大的比例。

(七)西亞

西亞的音樂文獻大致是從7世紀進入伊斯蘭時代后才有記錄的。關于這以前的阿拉伯音樂以及3世紀到7世紀的薩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樂，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從伊斯蘭文獻中得到推測。波斯的音樂資料不太多，作為考古資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遺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豎琴、小號、琵琶類四弦樂器(Barbat)、鼓等樂器形象。7世紀以后西亞逐漸進入伊斯蘭時代，史籍中關于音樂生活的記錄、數量甚多的理論書、細密畫為這一地區的重要史料。

二、歷史研究狀況

從20世紀初葉開始，歐美一些音樂史學觀念發生了變化，以作品樣式為主要對象的研究逐漸轉向以“音樂活動”整體為研究對象。而音樂史學的研究則是以音樂學與歷史學交叉融合的一個學科，因此，如果音樂史限于“歷史”這一個層面來理解的話，那么音樂史的敘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獻與考古資料)的基礎上構成的。而史實是建立在對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與綜合等的梳理基礎之上。在這個過程中，把握各個不同時代、不同地域音樂的題材、樣式等的歷史流動，從宏觀與微觀的不同層面來洞察和分析音樂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流動狀態，把握這種歷史流動的方式無疑是多樣的。這種認識可以是以音樂的題材、樣式為主體，也可以從美學意識、社會現象等方面來窺察音樂的實質，揭示歷史的文化現象。

關于音樂史的著述，除通史外還包括斷代史、音樂體裁史、樂種史等。史學著作有本國人寫的，也有他國人寫的。對于歷史時代的劃分也有各自的見解。體例也不一，種類、樣式上非常多樣。以下從音樂的世界史與國別史兩個方面來舉一些例子。

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在世界音樂通史上的話，C.薩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寫的《樂器的歷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樂器的歷史分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東、西方歷史發展的線索進行平行敘述。這可以說是世界上首次出現的以樂器為主體線索撰寫的世界音樂通史。其后是德國學者W.維奧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樂史的四個時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將東西方音樂現象融為一體進行橫跨面平行敘述的世界音樂史專著。

這一時期作為一般史的世界音樂史的體系與研究方法還處于摸索階段，因此，如何撰寫世界音樂史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筆者認為，在將視線投入世界音樂史的撰寫以前，首先必須科學地完善東方音樂史的學科體系。田邊尚雄1930年的《東洋音樂史》，岸邊成雄1948年的《東洋的樂器及其歷史》是其嘗試。但是，兩者在世界史和東方(亞洲)史的體系上觀照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其實歐洲音樂史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這里民族文化的一體化現象，東方要比歐洲復雜得多，作為一個文化圈要形成體系是很困難的。無論是東方音樂史還是西方其他地區音樂史都難以完整地敘述各民族與國家從古代到現代的完整的音樂歷史。在對世界音樂史的嘗試中，有奧地利音樂學家安布魯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樂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個人約在19世紀下半葉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樂家傳記及一般的音樂書志學》(1835—1844)的音樂史那樣，將東方音樂與古代歐洲音樂以橫向的歷史線索進行平行論述的專著。C.薩克斯《樂器的歷史》和他的《音樂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時代觀顯得比較暖昧。田邊尚雄的《東洋音樂史》是以“中亞音樂的擴散”、“西亞音樂的東流”、“回教及蒙古勃興的影響”、“國民音樂的確立”、“歐洲音樂的侵入與東洋音樂的世界化”五個章節分別進行論述的。岸邊成雄的《東洋的樂器及其歷史》也同樣把東方音樂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樂時代”、“古代后期國際音樂時代”、“中世紀民族音樂時代”、“近現代世界音樂時代”的四個時期來論述。上述的田邊與岸邊的著作都以亞洲為地域整體來敘說，但時代的劃分以及某些歷史觀上有些分歧，不過像這樣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幾乎很少。W.維奧拉《世界音樂史的四個時代》設定為“史前與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東方音樂”、“西洋音樂的特殊地位”、“技術世界產業文化的時代”四個時期，其中在東方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紀與近代的斷代劃分上很不明確，這里存在著較明顯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敘述世界音樂史中，較重要的是對歷史發展的評價。比方說中國的京劇、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亞的甘美蘭等，這些音樂體裁、樣式在世界音樂史中應該置于什么樣的地位?像這樣的比較與評價如何避免主觀意識來建立起音樂史觀是十分艱難的。僅僅展示一張詳細的年表是不能成為史學的研究成果。以客觀史實、全面橫向類比的評價來建立起音樂史各時期的發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對音樂的歷史評價，體裁樣式史與社會史不能分離敘述，因為音樂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及環境文化中產生的。

地域、國別的音樂通史是分別以民族、地域及歷史斷代、體裁分類來敘述的。除西方音樂史以外，中國、日本和朝鮮在國別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末期就已經出現了對江戶時期的音樂進行總體記述，尤其是特定種類的歌曲和凈琉璃(一種說唱音樂)的專門論述著作——《聲曲類篡》(注：《聲曲類篡補遺》、《聲曲類篡增補》都被收入《巖波文庫》，1941年。)(齋藤月岑，1847)。該著作以凈琉璃為中心，收集了江戶時代的律調、詞章，演奏者的傳記、曲目、年表等。在這一領域內，它的資料詳細，分析透徹，很具權威性。到了19世紀下半葉出現了日本音樂史中最初的通史專著——《歌舞音樂略史》(注：《歌舞音樂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訂《巖波文庫》1928年版。)(上下兩冊)是一部編年體著作，但其整體以詳實的資料為基礎，其歷史的真實性受到高度評價，是一本對雅樂制度進行論述的最早專著。1932年田邊尚雄的《日本音樂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樂的歷史》等可稱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邊尚雄的《日本音樂史》是一部從文化史的角度，攝取民族學的方法論進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為歷史學的方法論略顯陳舊。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樂的歷史》則是總結、歸納了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提煉出歷史事實并以時代的順序所完成的一部簡練明了、忠實于史實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沒有用樂譜來闡述音樂現象和理論問題，留下了一些遺憾。

中國現代出版的音樂通史大多出現在民國之后，均采用編年體的敘述方式。整體上來看大致有1929年鄭覲文的《中國音樂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國音樂史》、1935年朱謙之的《音樂的文學小史》、1953年楊蔭瀏的《中國音樂史綱》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紀的80年代以后出現了大批的中國音樂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樂史方面，雖然其中不乏有獨到見解之作，但是在一個國家中出現了如此之多大同小異的音樂史學專著，這種現象在其他國家中是少見的。關于中國音樂史還必須提到的是法國的東方音樂學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寫的《中國音樂史論》(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編撰的《音樂百科辭典》(第一部、第一卷)，該書比較詳細客觀地論述了中國音樂的發展狀況，同時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國音樂通史。

關于朝鮮音樂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有了飛速的發展。1964年由李惠求、張師勛、成慶麟共著的《國樂史》，1967年李惠求的《韓國音樂序說》，從體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歷史考證也深入細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證、文獻的解釋及李朝以來的樂譜分析等，在各領域多層面進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關韓國音樂史學的研究，近年來除了本國外，歐美學者對其進行的研究，尤其是對唐宋以來中國流入朝鮮的宮廷音樂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較強的勢力(注：參見宮宏宇《韓國及歐美學者對流傳在韓國的古代中國音樂的研究》，《中國音樂學》2002年第3期。)。

東南亞和印度的通史還沒有完全形成系統。有關越南的傳統音樂，陳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越南傳統音樂》(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樂的歷史、傳統器樂、樂律樂調、宮廷樂種、儀式音樂等的理論專著。關于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和巴厘的音樂可參閱麥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這些都是概論性的著作，作為通史還缺乏一定的文獻史料上的梳理和積累。印度本國人寫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樂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樂的歷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時代的還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樂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實性以及音樂史現象的解析、演繹上都還沒有真正達到深入、詳盡的研究地步，作為通史來說還只是一個初級階段。古代印度音樂以史學的角度來考證的有邦達喀爾勞(RaoBhandarkar)、考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種不同體裁、樣式等進行的出色研究，因此產生一些優秀的綜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較關心和注重音樂的演奏，而對歷史的研究重視不夠。在研究印度音樂史中歐美人對印度關心的人很多，但作為歷史性考察的著作卻不多見，1941年法國學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樂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較突出的著作。

關于西亞的音樂史學，很少見到由本國人撰寫的，幾乎成了歐美人獨占的天地。很多理論書的原始史料被運往歐洲，成為歐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礎。1842年凱薩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樂》(DieMusikderAraber,Leipzig)為起端，很多學者對伊斯蘭教音樂開始進行歷史性的考察。關于阿拉伯音樂史的研究必須提到的人物是英國學者H.G.伐瑪(HenryGeory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樂通史——《13世紀前阿拉伯音樂的歷史》(AHistoryofArabianMusictothe13Century)是一本以阿拉伯語、波斯語和土耳其語等的文獻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專著，時間上一直寫到阿拉伯帝國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紀)滅亡為止的一段音樂歷史，該著作出版后幾乎半個世紀一直成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權威性阿拉伯音樂史的專著。翌年，他的一本題為《受阿拉伯音樂影響的歷史事實》(HistoricalFactsfortheArabianMusical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實的事例證實了西方音樂中受阿拉伯音樂影響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證實阿拉伯音樂通過伊比利亞半島進入歐洲的歷史事實。接著，他的一本《阿拉伯音樂的史料》(TheSourcesofArabianMusic，1940年，1965年修訂版)是對8—17世紀阿拉伯音樂的理論、演奏以及歷史相關的原始史料進行論述的解說集，對理解早期阿拉伯音樂是極其重要的研究手冊。關于阿拉伯音樂，這里還要提及的是黛嵐捷R.D''''Erlanger編撰的巨著《阿拉伯音樂》(La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編撰，全六冊)，這是一套歷時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為阿爾·法拉比的《音樂的大著》法譯本，第三卷是薩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寫法》全譯，第四卷為奧斯曼帝國時期獻給二世的《音樂通論》，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樂的理論與實踐相關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階、旋法和一些文獻，第六卷為阿拉伯音樂的節奏組織與曲式分析。全書還包含著許多五線譜的譜例。該書是一部十分系統又全面論述阿拉伯音樂史的重要著作。

關于阿拉伯音樂的研究，20世紀60—70年代開始在德國、法國都有過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蘇普勒(Spuler)編撰的《東方學手冊》(Handbuchder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別卷4《東方音樂》(OrientalischeMusik)所輯錄的論著《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圈的音樂》(DieMusikdesArabisch—islamischenBereichs)，是對20世紀70年代以前有關阿拉伯音樂研究的歷史總括。對阿拉伯音樂技術理論的研究還有賴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樂的調式與體系》(TheModalSystemofArabandPersianMusic，1978年)等(注：參見《音樂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頁。)。伊斯蘭音樂在東方的研究較早的有日本的學者飯田忠純1936年的《中世紀阿拉伯人的音樂觀》(注：日本《東洋音樂研究》第一集，1936年。)。這里還值得一提的是岸邊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樂的西流》(東京《音樂之友社》)，1983年被譯成中文，改名為《伊斯蘭音樂》(上海文藝出版社，郎櫻譯)，這是一本八萬字左右的小冊子，但它卻對我們了解伊斯蘭音樂幾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專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論著簡明扼要地闡述了伊斯蘭音樂的形成、發展的過程，以比較音樂學的研究方法論述了阿拉伯音樂與希臘、波斯及印度音樂間的關系，并進一步以實例闡述了伊斯蘭音樂對歐洲和東方的影響，對前人的研究總結也十分客觀翔實，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蘭音樂專著。

另外，亞洲地區尚有許多沒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區，原因是文獻資料的缺乏，研究者一般只能從民族學、民俗學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確地把握亞洲古代音樂歷史狀況還存在一定的困難。

以上主要對亞洲地區的音樂史料及音樂研究狀況，按地域及文化圈做了一個歸納和綜述，限于自己的外語水平及有限的資料只能做一個浮光掠影的描述。我國的音樂文化與亞洲各國間有著極其密切的互動關系，相互間的交叉、滲透都交織著千絲萬縷的文化流動關系，因此筆者在執筆此文時的一個主導思考是：我們在研究中國音樂史的時候不能忽視關注周邊地區相互間的文化滲透和交叉現象，對周邊地區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對本民族文化了解的重要步驟。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坊去方換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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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影片評論體現導演的態度

從整體上來講，每首歌曲的創作都是建立在一定歷史背景之下，所以當下的歷史社會背景和創作者對將要描述事物的看法都會在很大程度上對歌曲創作有根本性的影響，進而就會使歌曲具有很強烈的主觀態度及感彩。尤其是對于真實生活的反映、針砭時弊為主要創作目的的搖滾音樂人來說，影片中所選用的歌曲音樂自然而然地具有創作者的主觀性色彩，但是對于這種主觀色彩而言，無論贊同還是反對、惋惜或是同情，只有對這些音樂信息進行正確的解讀，才會有助于觀眾對影片的真實解讀。依舊是那首歌曲《幸運的孩子》，這首歌采用較為辛辣的諷刺筆調來描寫一群擁有權勢的人們，用盡全部力氣保護好自己的孩子，但是窮人家的孩子在這些有權勢人的眼里卻一文不值，這在歌詞中也有所體現。顯而易見，歌曲的歌詞與音樂中無不透露著反戰情緒，因此不再像之前的歌曲那樣柔和。通過對電影前半段的分析與理解，可以看出導演在歌曲音樂的選擇與使用上，暗示了阿甘會像之前一樣平安之外，還明確地表現出了反對越戰以及諷刺當權者的反對態度。在影片中，阿甘與大家要求在田野里排開并巡邏，稻田綠油油的，再往遠處是青煙裊裊。在這樣一幅畫面構圖當中，出現了一首搖滾音樂，是一名著名搖滾大師的翻唱作品《沿著瞭望塔走》。這首歌曲本身是不具有反戰意義的，但是導演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引用這樣一首歌曲的實質意義是什么?深入探究，《沿著瞭望塔走》這首歌的內容是根據《圣經》選取的，所以就會有所意圖地給觀眾提供一個信息，美國大兵即將走向滅亡的道路。而阿甘正是因為營救隊友所以受到來自總統的嘉獎與接見，阿甘原本想觀光游覽華盛頓這座城市，但是卻意外進入了反戰示威游行群眾之中，并且還在紀念碑前進行了演講。正在這時，《志愿兵》作為影片的背景音樂出現，從歌詞當中就可以看出導演想要表達的東西，充滿了諷刺，更加堅定了反戰的態度。

三、歌曲音樂的內涵襯托了電影中人物

在電影中，音樂也具有關鍵的隱喻性作用，其中大多是對事件以及整部影片的評論。但是，將這個范圍縮小到影片中具體人物的時候，就會更加清楚地了解并理解畫外人物以及導演對影片具體人物的個體情感以及命運的關注。綜上所述，珍妮想要變成瓊•貝茲情節當中，音樂除了具有一定的劇作意義之外，影片這一角色也是導演對珍妮浪蕩漂泊一生的回顧，因為她的人生也同樣充滿了漂泊，并且積極投身于民權運動，并因此先后兩次入獄，并且還創建了有關人權的國際人權社，因此是一個現實意味很強的叛逆者，所以這也是對珍妮命運的一個預言。此外，在大學期間，阿甘會經常性地來看望珍妮，因此在一個下雨天阿甘認為珍妮被人欺負，所以錯誤地將其男友教訓了一頓，這時影片就響起了一首歌曲，是一名著名藍調歌手演唱的，并且歌曲是從車上的音響中傳出來的。從某種程度上表達了影片導演自身對阿甘的惋惜。正在此時，或許阿甘自己對珍妮那種說不出來的愛，在不經意間出現的一首音樂就將他那種悲傷的愛深深地烙在觀眾的心中。當阿甘在華盛頓街頭再次向珍妮表白的時候，還是沒有獲得珍妮的響應。《讓我們在一起》這樣一首激情澎湃的歌曲就響了起來，而且歌曲也正好是阿甘心中所想所期盼的。接下來，隨著音樂的緩緩響起，導演將所有有關珍妮的一系列生活畫面組合在一起，因此充滿了一種奮斗的激情，卻又隱含了一種悲傷的顛沛流離。因此可以說，這首歌曲在此時出現剛好是阿甘心聲的一種自然流露與表達，是愛情的表白。

隨后，珍妮的歸來為她與阿甘結合在一起做了有效的鋪墊，并且最終珍妮與阿甘也確實過上了一段美好而甜蜜的時光。在這一片段中，影片中響起了一首名為《阿拉巴馬甜蜜的家》的搖滾音樂。在這首歌中，陽光灑滿阿拉巴馬州，并且天空呈蔚藍色，所以可以給人以愉悅的心情，并且作為導演也正是利用這一首充滿動感的搖滾樂對珍妮與阿甘這短暫而甜蜜的生活做了一個很好的詮釋，可以說是對兩個人以及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從以上可以發現，純音樂與歌曲之間有緊密聯系，但是也存在一定區別，那就是歌曲是純音樂在電影中的升華，能夠利用歌詞來避免純音樂具有表意不確定性的弊端，從而更加清楚具體地表達影片想要呈現的東西。可以說，歌曲音樂是純音樂的一種升華與進步，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傳統意義上配樂形式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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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音樂設備匱乏初中學生對于音樂學習有著敏銳的感知能力，學習樂器也是學生接受音樂教育的一條有效途徑。但是由于有的學校缺乏師資力量或者資金，音樂設備的配置更是無從談起。在音樂課堂上，往往只有非專業的語文教師在教學生唱歌，或者是說教式的介紹樂器，導致學生學習音樂的興趣大大降低。比如，在一些邊遠地區，音樂設備是根本不存在的，甚至連音樂教師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學生自然無法對音樂產生興趣。

3.音樂設備維修、管理的缺位目前，初中音樂設備缺少基本的維修和管理。很多學校領導存在著這樣一種心理，只要購置了音樂設備就可以了。但是音樂設備在使用過程中會出現磨損，特別是樂器的學習，對于器材的要求非常高，任何一個部位的損壞，都可能導致音色發生變化。此外，在初中階段，學校一般都非常重視文化課，音樂課經常被占用，而音樂設備也可能被閑置，沒有專門的管理人員定時維護、管理，使得音樂設備處于一種管理的真空狀態。

4.音樂教師的專業發展培訓不夠加強音樂教師的專業發展培訓是“器樂進課堂”得以貫徹落實的重要保證，失去了這一保證，器樂教學將無法進行。初中音樂教師大多畢業于音樂教育專業，不可能做到每種樂器都會，每種樂器都懂。比如“豎笛教學”，豎笛分高音笛、中音笛、低音笛，要教會學生使用這三種不同音高的笛子，首先得教師自己要會，這樣就需要教育主管部門加強對音樂教師的專業培訓。有的學校雖然注重音樂設備的配備，但是出現教師沒法教的局面，不能真正實現器樂進課堂。

二、解決當前初中音樂設備配置和管理問題的策略

上述初中音樂設備配置和管理中出現的問題，在中國當前的初中音樂教育中并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問題。我們只有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才能夠從整體上推動我國初中音樂教育的改革和發展。

1.設立專門職位從中國當前初中音樂教育的狀況來看，音樂設備的管理是缺位的。學校應該設立專門的負責人員，對音樂器材的采購、維修、更新及時進行登記，這樣才能保證不會出現音樂設備壞了卻不知道找誰修、音樂設備無人看管的局面，才能保障音樂設備的正常運行與使用。

2.與時俱進，使用新媒體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海量的網絡資源大大豐富了教學資源。音樂設備的更新可以充分考慮互聯網的方便性與快捷性。一些初中學校在音樂教育中采用視頻教學，這對音樂設備的配置來說既是一種機遇又是一種挑戰，因為這樣學校在采購一些簡單的音樂器材時，不用擔心可能帶來的浪費，甚至可以結合新媒體進行音樂設備的更新，比如運用互聯網編排鋼琴曲目。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初中音樂設備的配置應該與時俱進，采用一些符合學生需求的音樂設備。

3.配合音樂課程需要在初中音樂教育中，音樂設備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它直接影響到音樂教育的質量。但是同時，音樂設備并不是以多和貴為好，而是應該根據學生的興趣愛好和音樂課程的需要進行采購。現在的學生個性差異非常大，興趣愛好廣泛。那么學校在采購音樂設備時，可以以“小樂器、大夢想”為原則。也就是說，學校可以采購一些簡單易學的樂器，比如口琴、吉他等，因為初中音樂教育以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為主要目的。所以在采購設備時，要配合音樂課程需要，適當考慮學校經費，以培養學生音樂愛好為主要目的。

4.建立專門樂器室音樂設備應該是物盡其用，而不是只在課堂上才面對學生開放。初中階段正是培養學生興趣愛好的大好時機，對于音樂的學習絕不能僅僅停留在課堂上。學校可以根據自身條件成立專門的樂器室，一方面，能夠培養學生對于音樂的興趣愛好，另一方面，讓學生在學習之余能夠得到放松。學生通過這個平臺得以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

5.加強對音樂教師的專業培養隨著初中音樂教育器樂教學的發展，教育行政部門需要采取相關政策，推動初中音樂教師深入體悟器樂教學的地位和作用，采用激勵方式幫助教師提高器樂演奏水平與教學技能。例如，可以開展各種級別的基本功比賽、課外展演、科研論文及器樂優秀課例評選，以及對外器樂文化交流、聘請專家對教師進行培訓等活動，促進音樂教育設備的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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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樂教師隊伍不完善

我國人口基數雖然大，但是在音樂領域的人才卻十分缺乏，作為一名優秀的能在高校幫助、引導學生的音樂教育工作者，不但需要扎實樂理知識，還需要擁有教育工作者的耐心、技巧。在當今高校音樂教育體系中這樣的優秀人員并不完善，同時高校對于音樂課程安排并沒有與教育人員和學生進行完善的溝通，無論是教學內容，教學方式。這樣往往使得教材內容，授課知識高于普遍樂理知識素質偏低的大眾學生。這樣的結果可想而知，老師授課時感到乏力，學生不能接收到想要指導。另外音樂教學與其他藝術課程一樣對于實踐的鍛煉，想象力、創造力的引導是非常珍貴的，然而能這樣的培養幫助學生的教師隊伍在各大高等學府都是十分缺乏的。

（二）課程設置不合理

眾所周知，音樂是門十分廣博的學科，每個人在其中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和自己喜歡的，從小學、中學乃至大學，我國的音樂教育都是普遍型的教育，所有學生接受統一的內容，而這些統一的內容更是在一屆一屆學生入校前統一安排好的。這樣的教育與外國先進國家相比就顯得不夠全面。因材施教的方式方法適合當下的音樂教育，音樂教育開展前針對不同類型的學生開展不同的方式套餐進行針對的系統教育更能提高學生興趣，從而有被動的灌輸式教學提高成為輔助式教學，更有利提升教學成果。

二、音樂教育管理策略及其發展趨勢

科學的管理制度是有序健康發展的前提，音樂教育在我國起步較晚，發展也不快，甚至有點出現畸形成長的趨勢，首先它尤其獨特方面，在藝術的領域，音樂與其他學科的貫穿是最為緊密的，它是一種能被不同語種所共同理解的語言，更是不同的人能詮釋不同含義、不同狀態的學科。傳統的教育有它的弊端，抑制了音樂教育中難能可貴的想想力、創造力的培養。

（一）音樂教育管理策略

首先是對于相關專業的人才的引進，人才的引進不單單指的是將有相關知識體系的人才引入教師隊伍，還包括開展先關活動，引入先關藝術家演出活動，這樣對于提升學生的眼界，提高學生興趣有著十分關鍵的作用。教育工作中真正的管理者掌舵人是參與整個過程的每一個人，既包括教育工作者也包括參與其中的學習人員。在整個過程中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良好的溝通共同形成的一整套由上而下的方式方法，要得到上下承接方的緊密認可，需要在實踐不斷的摸索。使最終的目標是學生是希望提升自身的素質，擁有一項或者幾項增添生活質量的方式方法，學校希望自己培養的學生綜合素質過硬，良好的心理素質藝術氣息，參與其中的教育工作者希望傳道授業，體現自身價值。在整體實行過程中，教育工作者是策略的運行者，是實施的主體的。學生是管理策略的反應者，是受眾，更是直接反應成果的群體。期間的承接則源于教學管理層支持，只有環環緊扣密切嵌接，才能有上而下的完整運行。其次，教育是提升一個人素質的最快的捷徑，規范的體系政策則是保障教育切合實行的必要方式方法。在不違反學校法律法規社會道德的前提下，應該發揮靈活主觀能動性，制定符合學生特性的教育方式方法，因材施教，對于不同個性的學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模式。在開展工作之前，提供給學生可供選擇的范圍，通過溝通進行有選擇的自主教育。同時對于施教的工作人員，加強考核，通過考核評定出適合付出教育的受眾學生，有特色的教學。

（二）音樂教育發展趨勢

音樂教學正在向著更為積極方向發展，無論是對于教育工作者還是對于學生都既是機遇也是挑戰。首先面對思維更加活躍的學生，不但要傳承千年文化大國的文化，更要有汲取國外優秀藝術的精華，形式上不但要沿襲傳統的聲樂，更是要引入，當下流行的各種元素，與時俱進。科教興國教育改變素質，傳統的教育模式都是被動的吸取，從而缺少創造性，缺少作為藝術課程最難能可貴的想象力，新鮮氣息。只有鼓勵自主學習，調動積極性，自主自發自愿的參與進來才能增加創造性，提升藝術造詣，可一通過設立獎學金，特殊貢獻獎等措施幫助促進學習自主能動性。同時藝術鑒賞上嚴格把關，鼓勵支持優良行為傳播，嚴厲打擊不良風氣的傳播，建立學生個人藝術檔案，幫促完善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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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曾經說過：學問必須合乎自己的興趣，方才可以得益。只有對音樂感興趣了，才能將注意力集中到音樂當中去。然而小學生的心理尚未完全發育，因此在認知和思維能力方面，不能很好的轉換和應用，時間一久，對于音樂的學習興趣慢慢降低，甚至出現厭惡情緒。此時，音樂教育心理學就顯得尤為重要，它可從心里教育方面，讓學生提高對音樂的興趣。例如，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喜好和表現特點，將音樂教學以做游戲的方式呈現，先使他們對音樂產生好奇心，慢慢的將其興趣提高。

1.2有利于學生注意力的集中

心里學實驗表明：人的注意力并不能達到持久狀態。尤其對于身心處于發展中的小學生來說，他們的注意力很容易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例如教師枯燥乏味的講課方式等。古語有云，心不專一，不能專誠。作為學生，只有集中注意力聽老師講課，才能更好的學到知識。在音樂教育心理學中，教師可以通過了解學生注意力轉移的因素，結合教學內容，充分利用課堂時間，采用綜合教學的方法，集中學生的注意力。

1.3有利于學生創造性思維的啟發

托爾斯泰曾經說過：知識，只有當它靠積極的思維得來，而不是憑記憶得來的時候，才是真正的知識。現在的教學強調對學生能力的全面發展，因此在小學音樂教育教學中，不僅要讓學生學習音樂本身，還應使他們通過音樂的學習，培養一定的鑒賞力，使記憶和感受能相互協調，達到全面發展的目的。通過在音樂教學中運用音樂教育心理學，可以有效的啟發他們的創造性思維，提高對音樂的理解力和欣賞力，還可提高學生的樂感和節律感。

二、音樂教育心里學在小學課堂中的應用

2.1運用音樂節奏，激發學習興趣

小學生在各個年齡階段，學習音樂的能力也各不相同，因此教師需要了解不同階段的學生在學習音樂方面的認知和心理特征，因材施教，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音樂當中美妙起伏的旋律和鮮明生動的節奏，可以激起學生肢體的反應，因此教師可以根據這一特點入手，將音樂與肢體動作結合，形成具有音樂節奏的體態動作，集中學生學習音樂的注意力，將節奏與記憶結合，學習音樂當中的流動美。

2.2注重情感體驗，培養學生樂感

音樂的本質是對情感的自然反映，因此，在教學中，讓學生體驗到音樂的情感，對于教學有很大的幫助。在音樂教育教學中，教師要尊重學生的內心感受，讓學生親身體驗音樂當中的情感，而不是機械的告訴他們音樂表達的東西。傾聽是很好的教學方式，教師要學會傾聽學生的心理感受，傾聽他們對于音樂的特殊理解，培養他們自己的音樂樂感。例如在放一些具有催眠效果或者悲傷情感的樂曲時，學生會出現睡著或者傷心的現象，此時教師不應該打斷他們，而是讓他們慢慢感受，再通過講解和表揚來加深他們對于音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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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音樂的聲學原理

音樂的產生首先是由物體（樂器）的物理震動產生聲波，再被人的聽覺神經接受從而產生心理反應。所以，這里要將電影音樂暫時還原為音高、節奏、旋律和音色四個音樂的基本構成要素。音高（pitch）是一個典型的聽覺系統模式認知切入點，音高感覺受制于神經活動[1]，隨著頻率的上升，音高開始發生變化。此外，是否有明確的音高決定著聲音間的差異。人腦對音樂的感知最早是從額葉背外側皮層后部以及顳平面的神經反應開始的，隨后由大腦右側負責認知旋律（melody）輪廓的輪廓編碼（contourcode）和間隔編碼（intervalcode）以及上顳回對音樂的腦反應進行傳導。不同的音高相互重組與搭配，組成了各種旋律類型。然后，處在人腦雙側上顳區以及左下頂葉與右額蓋部位通過神經對音響時間長度的辨別而產生的音樂感知，從而產生由每一層震動值的時長決定、通過對時間長短的控制來形成音樂奏唱時的節奏（rhythm）效果。最后由人腦右顳葉對音樂中的音色做出反映，辨別樂器與色彩效果。[2]當音樂的發聲體（樂器或聲帶）開始產生摩擦震動而產生聲波時，各種聲響音色出現而形成一個或多個具備音高特征的單音，這些不同音色與音高的單音不斷組合、重組、再組，便形成了旋律。

1.2人體的接收方式與心理產生

在人體眾多感官神經中，由于視覺、聽覺、和嗅覺最接近腦中樞而被稱為“高級感官”。當“三覺”中的任何一覺接收到外界信息時，會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傳導入人體神經“司令部”——腦部中樞神經。在觀看電影并聆聽片中音樂時，人們通過視覺對視頻色彩等信息進行采集，同時通過聽覺接收語言和音樂進行復合的神經感知，而后將搜集到的各種信息后直接傳到腦神經中樞，再從每條相關神經通道傳向身體各處，匯總在有著五臟“將軍”之稱的心臟處。當心臟收到大腦“指揮部”的“通知”后開始對人體周身的各個系統“發號施令”，從而產生心理的情緒與情感反應。

2情緒與情感反應

情緒（emotion）包括思、喜、悲、恐四種基本類型，分別由腦部與杏仁核相連的右海馬旁回、腹內側前額皮層、左眶和中背外側額皮層、包括杏仁核在內的左/右內顳區域相關[2]。情緒是指“個人對其所認識的事物、所做的事情以及自己和他人的態度體驗，包括所有在主觀上體驗到的、負載著情感的、有意識的心理狀態，并總是伴有植物性神經系統的生理反應。”[3]。情感（feeling）與情緒看似一樣，也是人對客觀事物的態度體驗，其實不然，情感是和人的社會性需要相聯系的一種較復雜而又穩定的態度體驗。”[4]簡而言之，情緒是人們在短期內對某件事物或者情感產生的共鳴，而情感是在某種情緒產生多次后而引發的更加穩定長久的態度體驗。下面以中、韓兩國合拍的影片《雛菊》中的音樂配置為例。故事情節是圍繞著年輕的女主人公、帥氣警察和冷峻殺手三人間的愛情故事展開的。音樂開篇時優美輕快的鋼琴旋律在弦樂的和聲襯托下突出了女主角惠英的單純可愛與浪漫的藝術氣質，使觀眾瞬間接受和喜愛她；大提琴的音色低沉而憂郁，所以在本片中被用在惠英第一次受槍傷時的主奏樂器，同時也為深愛著惠英并為惠英的受傷而悔恨、自責的青年警官鄭勇默默的代言；暗戀惠英的殺手“情人”出現時，深邃的單簧管音樂常伴前后，同時還有殺手喜愛的西方古典名曲。而在殺手執行任務時，音樂則出現類似進行曲節奏型的弦樂鋪墊和聲層，前八后十六分音符的鼓點為主奏，突出緊張的情緒。每當觀眾聽見這種音樂出現時便知道殺手又要行動了。而在三人情感矛盾疊置的時刻，弦樂以緩慢的切分音節奏配合單簧管小調色彩的旋律主奏，充分烘托三位主人公內心的矛盾與痛苦。當劇情進入最后的情緒階段即惠英第二次中槍倒地時，音樂是以女聲演唱的歌曲來替代當時已不省人事的惠英表達自己渴望真愛的心情。溫婉而舒緩的旋律配合畫面在惠英中槍前的靈動女孩兒形象及中槍后的場景對比，加倍了觀眾對惠英的同情心理而產生悲傷憂郁的情緒。而故事結尾的畫面采用了前呼后應的藝術手法，解開了開場時同場景的一個謎團，卻是讓觀眾有恍然大悟的心理感受。緊接著又重復不久前的女聲歌曲作為結束曲，使觀眾意猶未盡，思品良久。《雛菊》的音樂采用了“變色龍”手法，即同樣的主旋律采用不用樂器演奏的方法產生音色遞進，在統一中尋求不同的感覺，即突出了音樂主題，又沒讓觀眾產生聽覺疲勞，不愧為成功的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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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音樂心理學的研究有很大的應用價值。首先，兒童的各種音樂活動都是受其不同年齡的心理因素所支配的。因此，對兒童音樂心理的研究，對提高與發展孩子們的音樂活動水平具有重大意義。研究這門學科可以對兒童音樂教育工作提供心理理論的指導，幫助我們樹立正確的音樂教育觀念，了解不同年齡的兒童音樂心理特點和規律，科學地進行音樂教學。還可幫助教師總結兒童音樂教育經驗，提高音樂教學自覺性與水平。

兒童音樂心理學具有上述科學性與應用性。但是，這門學科在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廣大中、小學和幼兒音樂教師站在兒童音樂教育的第一線，應義不容辭地承擔建設這個學科的責任。怎樣研究與應用兒童音樂心理學呢？首先，應學習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以此作為理論指導。同時，還應對兒童心理學有概括的認識，因為這門學科可使兒童音樂心理學趨向理論化與系統化。更重要的是進行實際的研究，對兒童學習音樂進行分期、分步驟的觀察、分析，并得出結論，做出系統的記錄，這就是觀察法。與孩子們進行交談，了解他們的興趣喜好、情緒、能力與毅力等，做出記錄，對各種問題，作出科學的答復，這就是談話法。實驗法是當今最普遍采用的科學的方法之一，也是我們應大力提倡的方法。其做法是規定一定的時間、地點、命題，必要時要設置對照實驗，經過測量，取得數據，再用統計的方法做出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與結論。以上介紹的方法不是孤立進行的，應有機地結合起來應用。需要注意的是，要充分注意到兒童的年齡特征，對每個發展，都要進行觀察、思考與研究，以科學的態度進行深入的研究。

下面簡單介紹不同年齡段兒童的一些音樂心理特征。

乳兒期（出生—1歲）：這個時期乳兒的音樂聽覺反應不太精細，也較緩慢。滿兩個月時就能區別一般的鈴聲或門聲，有高低音的反應。三個月時有可能區分彼此相距八度音程的音調。五至七個月時能對大三度和小三度的音程有所辨別。在滿周歲時孩子有的有較好的節奏感，能用準確的身軀動作表現出來。

嬰兒期（1歲—3歲）：即先學前期。四度、五度音程可以辨認，出現了最初的學習音樂活動，可以模仿成人歌唱或彈琴拉琴動作。這時音樂記憶迅速發展，可以記住兩三個樂句。有對音樂興趣的表現。在這個時期可以是兒童音樂教育的開始階段。

幼兒期（3歲—7歲）：即學前期。這時期兒童的感知能力發展較快，除各種音程外，還可聽辨一些簡單的和弦。可以記住八到十六小節的樂曲。可以完整地演唱、演奏一般的樂曲。對音樂的興趣逐漸增大。

童年期（7歲—12歲）：即小學階段，又稱學齡初期。已有觀察音樂現象的能力，注意觀看別人的音樂演奏、演唱。也能聽辨較難辨別的和弦音。音樂記憶內容與篇幅增大，音樂想象開始自由地活動。在練習時能表現出一定的意志，并能產生美好的音樂前程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