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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探索性的演繹法是理論物理學的重要方法。在愛因斯坦看來，理論物理學的完整體系是由概念，被認為對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原理(亦稱基本假設、基本公設、基本定律等)，以及用邏輯推理得到的結論這三者所構成的。因此，理論物理學家所運用的方法，就在于那些作為基礎的基本原理，從而導出結論;于是，他的工作可分為兩部分：他首先必須發現原理，然后從這些原理推導出結論。對于其中第二步工作，他在學生已得到很好的訓練和準備。因此，如果在某一領域中或者某一組相互聯系的現象中，他的第一個已經得到解決，他就一定能夠成功。可是第一步工作，即建立一些可用來作為演繹的出發點的原理，卻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這里并沒有可以的和可以系統地用來達到的的方法。科學家必須在龐雜的經驗事實中間抓住某些可精密公式來表示的普遍特征，由此探求界的普遍原理。

愛因斯坦指出，一旦找到了作為邏輯推理前提的基本理，那么通過邏輯演繹，推理就一個接著一個地涌現出來它們往往顯示出一些預料不到的關系，遠遠超出這些原理依據的實在的范圍。但是，只要這些用來作為演繹出發點原理尚未得出，個別經驗事實對理論家是毫無用處的。實際上，單靠一些從經驗中抽象出來的孤立的普遍定律，他甚至么也做不出來。在他沒有揭示出那些能作為演繹推理基礎原理之前，他在經驗的個別結果面前總是無能為力。

愛因斯坦把物理學理論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其中之一是“原理理論”。建立這種理論使用的是方法，而不綜合方法。形成它們的基礎和出發點的元素，不是用假設造出來的，而是在經驗中發現到的，它們是自然過程的普遍特征，即原理。這些原理給出了各個過程或者它們的理論表述所必須滿足的數學形式的判據。熱力學就是這樣力圖用分析的方法，從永動機不可能這一普遍經驗得到的事實出發，推導出一些為各個事件都必須滿足的必然條件。用探索的演繹法建立起來的相對論，就屬于“原理理論”。但是物理學理論大多數是構造性的。它們企圖從比較簡單的式體系出發，并以此為材料，對比較復雜的現象構造出一幅圖像。氣體分子運動論就是這樣力圖把機械的、熱的和擴散的過程都歸結為分子運動——即用分子假設來構造這些過程。當我們說，我們已經成功地了解一群自然過程，我們的思想必然是指，概括這些過程的構造性的理論已經建立起來了。愛因斯坦認為，構造性理論的優點是完備，有適應性和明確，原理理論的優點則是邏輯上完整和基礎鞏固。([1]，pp．109～110)

相對論就是愛因斯坦自覺地運用探索性演繹法的杰作。它不僅以其革命性的新觀念和卓有成效的理論結果為人津津樂道，而且它所體現出的科學方法的新穎、精湛以及理論的邏輯結構的嚴謹，也令人嘆為觀止。愛因斯坦在創立狹義相對論(1905)時，他依據的僅僅是光行差現象和斐索實驗這兩個并不充分的實驗材料，著名的二階以太漂移實驗即邁克耳孫-莫雷實驗，對他并沒有直接。他主要通過對16歲時想到的“追光”思想實驗的沉思，對經典力學和經典電動力學基礎的深入考察，發揮了思維的自由創造，提出了兩個基本假設——相對性原理和光速不變原理(美國著名科學史家霍耳頓認為，在狹義相對論中，除了被提高為公設的兩個基本原理外，愛因斯坦還作了另外四個假定：一是關于空間的各向同性和均勻性，另外三個是定義鐘的同步的三個邏輯性質。霍耳頓的學生米勒后來指出，另外的四個假定也是兩個基本原理的必然結果，他們不是獨立的假設。參見[3]，p．196)。然后，他以此為邏輯前提，接二連三地推導出了關于運動學和電動力學的結論，著名的質能關系式是他先前根本沒有料想到的，這些結論大大超出了兩個原理所依據的實在的范圍。廣義相對論(1915)的建立也是這樣。作為廣義相對論的兩個基本原理，即廣義相對性原理和等效原理，前者是愛因斯坦基于把相對性原理貫徹到底的信念（從慣性系推廣到加速系)提出的，后者是依據厄缶實驗(慣性質量等于引力質量)和升降機思想實驗提出的。

在1905年，由于愛因斯坦采用了探索性的演繹法，從而使他能夠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一舉砍斷了哥爾提阿斯死結(哥爾提阿斯是古代夫利基阿國王，相傳他曾把自己的車乘的轅與軛用繩結系住，死得無法解開，聲言能解開此死結者，得以結治亞細亞。這個死結后來被亞歷山大大帝用劍砍斷)，開拓了一個奇妙的新世界。那些惱人的以太漂移實驗，那些使人迷惑不解的單極電機電動勢的“位置”問題，在愛因斯坦的理論體系中已根本不成其為問題。但是，同時代的博大精深的科學大師，諸如洛倫茲、彭加勒，卻熱衷于同邁克耳孫-莫雷實驗等以太漂移實驗打交道，迷戀于做出種種構造性假設，建立他們的構造性理論——論和電子動力學。例如，洛倫茲1904年的著名論文盡管聲稱是以“基本假設”而不是以“特殊假設”為基礎的論文，但事實上卻包含有11個假設：假設有靜止以太，假設靜止電子是球形的，假設電子的電荷分布是均勻的，假設電子的全部質量都是電磁質量，假設運動電子收縮，假設電子之間的作用力與分子力相同等等。洛倫茲和彭加勒雖說走到了狹義相對論的大門口，但他們并沒有打開這扇大門，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從方法論上講，就在于他們運用的是傳統的經驗歸納法，而沒有采用探索性的演繹法。在當時的科學的形勢下，僅靠個別的經驗事實進行歸納，是建立不起什么嶄新的理論的。洛倫茲、彭加勒的電子論和電子動力學固然富麗堂皇，但畢竟只是經典物理學的最后的建筑物。它們雖然包羅萬象，可是由于不適應科學發展的總趨勢，最終還是被人們遺忘了，僅有的價值。

二、采用探索性的演繹法是科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的經典科學，一般稱為近代科學。在科學史上，這個漫長的時期主要是積累材料和歸納材料的時期。與這一科學發展狀況相適應，產生了經典的科學哲學，它始于弗蘭西斯•培根的歸納主義。培根認為，科學的發展是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從經驗歸納出理論。他比喻說，只要及時采摘成熟的葡萄，科學的酒漿就會源源不斷。到19世紀，整個科學一般說來還沒有擺脫這種“原始”狀態，因而經典科學哲學能夠得以通過穆勒之手發展成為更完備的經驗論形態，經驗歸納法依然是正統的科學方法。

在物理學領域，這個時期的最大成就是牛頓力學和麥克斯韋的電動力學。牛頓力學雖則是超越了狹隘經驗論的人類理智的偉大成就，但它又同人們的日常經驗密切相關。力學中的許多概念都比較直觀，可以直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某種原型。這種狀況掩蓋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思辨性質，甚至牛頓本人也深深陷入這一幻覺之中。他一再聲稱他“不作假設”，實際上卻作了許多假設，他要求人們“必須把那些從各種現象中運用一般歸納法導出的命題看作是完全正確的”。19世紀的經典物理學也具有現象論和經驗論的特征：它盡量使用那些接近經驗的概念，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必須放棄基礎的統一性。熱、電、光都用那些不同于力學量的各個狀態的變數和物質常數來描述，至于要在它們的相互關系以及同時間的相互關系中去決定全部變數的任務，主要只能由經驗來解決。麥克斯韋及其同代人，在這種表示方式中看到了物理學的終極目的，他們想像這個目的只能純粹歸納地從經驗得出，因為這樣所使用的概念同經驗比較接近。從認識論上看，穆勒和馬赫大概就是根據這個理由來決定他們的立場的。總而言之，這個時期的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大都以為，“理論應當用純粹歸納法的方法來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創造性地創造概念;科學的狀況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這種幻想就愈容易，因為他似乎是個經驗論者。直至19世紀，許多人還相信牛頓的原則——“我不作假設''''——應當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學的基礎。”([1]，p．309)

但是，在某些個別的科學部門，已經悄悄地透進了新時代的曙光;尤其是非歐幾何學，它仿佛故意向經驗論示威一樣，以毋庸置辯的方式顯示了理性思維的強大威力和奇妙作用。彭加勒正是在《科學與假設》中通過對非歐幾何學的深入研究以及對經典力學和經典物理學的慎密考察揭示出，科學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不是經驗的直接歸納，而只能以經驗事實為指導，通過精神的自由活動(其產品即約定)來創造。通過研讀彭加勒的科學哲學著作，尤其是通過創立狹義和廣義相對論的科學實踐，使愛因斯坦清楚地看到，人們可以在完全不同于牛頓的基礎上，以更加令人滿意和更加完備的方式，來考慮范圍更廣泛的經驗事實。但是，完全撇開這種理論還是那種理論優越的問題不談，基本原理的虛構特征卻是完全明顯的，因為我們能夠指出兩條根本不同的原理，而兩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同經驗相符合。這—點同時又證明，要在邏輯上從經驗推出力學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設的任何企圖，都是要失敗的。愛因斯坦還清楚地看到，相對論是說明理論科學在發展的基本特征的一個良好的例子。初始假設變得愈來愈抽象，離經驗愈來愈遠。另一方面，它更接近一切科學的偉大目標，即要從盡可能少的假設或者公理出發，通過邏輯的演繹，概括盡可能多的事實。同時，從公理引向經驗事實或者可證實的結論的思路也就愈來愈長，愈來愈微妙。理論科學家在他探索理論時，就不得不愈來愈聽從純粹數學的、形式的考慮，因為實驗家的物理經驗不能把他提高到最抽象的領域中去。正是科學發展的這種理論化趨勢，使愛因斯坦認識到：“科學一旦從它的原始階段脫胎出來以后，僅僅靠著排列的過程已不能使理論獲得進展。由經驗材料作為引導。研究者寧愿提出一種思想體系，它——般地是在邏輯上從少數幾個所謂公理的基本假定建立起來的。”（[1]，p.115），他進而指出：“適用于科學幼年時代的以歸納為主的方法，正在讓位給探索性的演繹法。”([1]，p.262)

三、愛因斯坦大膽運用探索性的演繹法的直接動因

只是在廣義相對論建立之后，愛因斯坦才把探索性的演繹法作為一個論原則從上加以論述。可是，早在創立狹義相對論時，他就在中大膽運用這一方法了，并在思想上對它已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促使愛因斯坦大膽運用探索性的演繹法的直接原因有兩個：其一是赫茲、玻耳茲曼、彭加勒等人的思想，其二是當時的物現狀使得他不能不那樣做。

在聯邦大學期間(1896~1900)，愛因斯坦自學了赫茲、玻耳茲曼等科學大師們的著作。赫茲在他的名著《力學原理》(1894)中試圖重構力學，為此他僅利用空間、時間和質量三個原始概念。赫茲的力學體系建立在通過科學家個人的“內在直覺”從經驗引出的公理之上，它能夠導出經驗預言。赫茲認為“內在直覺規律”的功能像“康德意義上的先驗判斷”一樣，并且聲稱他的力學重構是演繹系統，與牛頓的《原理》(全稱《的數學原理》)有許多相同的風格。在這個公理體系中，我們可以推演出與我們的觀察記錄相對照的可檢驗的結論，依據該結論與可觀察的世界一致還是不一致，來決定這個體系是否正確。盡管愛因斯坦不贊同赫茲的隱質量概念和“把自然現象追溯到力學的主要定律”的長遠目標，但是赫茲強調公理描述的威力卻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種公理描述與其說在經驗材料上預言理論結構，倒不如說在公理和直覺上預言理論結構。

愛因斯坦也自學了玻耳茲曼的《力學講義》(1897)。在該書中，玻耳茲曼把力學作為物理學的核心，愛因斯坦當然不會同意這種看法的。但是，玻耳茲曼重構力學的方法的下述特點，一定會強烈地震撼愛因斯坦敏感的心弦：“恰恰是力學原理的不明晰性，在我看來不是同時以假設的智力圖像為起點而得到的，而是從一開始就以與外部經驗相聯系的嘗試而得到的。”([2]，p．127)玻耳茲曼的意思很清楚：力學原理的不明晰，在于經驗歸納，而不在于智力圖像。玻耳茲曼的“智力圖像”概念比赫茲的“外部對象的圖像或符號”更自由，愛因斯坦可能山此注意到，力學的已使原理凌駕于經驗材料之上。

彭加勒在《科學與假設》(1902)中對約定主義的論述，對愛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繹法的形成必定大有裨益，愛因斯坦在“奧林比亞科學院”時期(1902~1904)曾和他的同伴索洛文、哈比希特一起研讀過這本膾炙人口的暢銷名著。彭加勒通過對數理科學的基礎進行了敏銳的、批判性的審查和后得出：幾何學的公理既非先驗綜合判斷，亦非經驗事實，它們原來都是約定。物理學盡管比較直接地以經驗為基礎，但它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具有幾何學公理那樣的約定特征。例如慣性原理，它不是先驗地支配我們的真理，否則希臘學者早就知道它了，它也不是經驗的事實，因為人們從來也不能用不受外力的物體做實驗，因而無法用實驗證實或否證它。經過最終分析，它們化歸為約定或隱蔽的定義。因此，彭加勒得出結論說：在數學及其相關的學科中，“可以看出自由約定的特征”;他進而指出：“約定是我們的精神的自由活動的產品”，“我們在所有可能的約定中進行選擇時，要受實驗事實的引導;但它仍是自由的，只是為了避免一切矛盾起見，才有所限制。”

彭加勒在考察了物理學的理論后認為，物理學有兩類陳述——原理和定律。定律是實驗的概括，它們相對于孤立的系統而言可以近似地被證實，原理是約定而成的公設，它們是十分普遍的、嚴格真實的，超越了實驗所及的范圍。彭加勒還闡述了約定主義的方法論意義。他說，當一個定律被認為由實驗充分證實時，我們可以采取兩種態度。我們可以把這個定律提交討論，于是，它依然要受到持續不斷的修正，毋庸置疑，這將僅僅以證明它是近似的而終結。或者，我們也可以通過選擇這樣一個約定使命題為真，從而把定律提升為原理。在彭加勒看來，經典力學和經典物理學的六大基本原理(邁爾原理即能量守恒原理、卡諾原理即能量退降原理、牛頓原理即作用與反作用原理、相對性原理、拉瓦錫原理即質量守恒原理、最小作用原理)就是這樣形成的。

彭加勒提出約定主義并不是無緣無故的。在近代科學發展的早期，弗蘭西斯•培根提出了經驗歸納的新方法，這種方法對促進近代科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后來卻助長了狹隘經驗事義的盛行。到19世紀，以惠威爾、穆勒為代表的“全歸納派”和以孔德、斯賓塞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廣為流行，把經驗和歸納視為唯一可能的認識方法。到19世紀末，第二代的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馬赫更是揚言要把一切“形而上學的東西”從科學中“排除掉”。另一方面，康德不滿意經驗論的歸納主義的階梯，他把梯子顛倒過來，不是從經驗上升到理論，而是以先天的“感性直觀的純形式”(時間和空間)和先天的“知性的純粹概念或純粹范疇(因果關系、必然性、可能性等十二個范疇)去組織后天經驗，以構成絕對可靠的“先驗綜合知識”。彭加勒看到，無論是經驗論還是先驗論，都不能圓滿地說明科學理論體系的特征。為了強調在從事實過渡到原理時，科學家應充分有發揮能動性的自由，他于是提出了約定主義。約定主義既要求擺脫狹隘的經驗論，又要求擺脫經驗論，它順應了科學發展的潮流，反映了當時科學界自由創造、大膽假設的要求，在科學和哲學上都有其積極意義。

《科學與假設》一書對愛因斯坦的印象極深，他和同伴們花了好幾個星期緊張地讀完了它。愛因斯坦坦率地承認彭加勒對他的直接影響。他贊同“敏銳的深刻的思想家”彭加勒的約定主義觀點，認為概念和公理是思維的自由創造，是理智的自由發明。他這樣說過：“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經驗韻概念，從邏輯觀點看來，……都是一些自由選擇的約定，……([1]，p．6)

一開始，愛因斯坦也對洛倫茲的論（是1895年的論文，而不是1904年的電子論的最終形式）發生過興趣，這是一種構造性的理論。可是不久，他從普朗克的量子論中看到，輻射具有一種分子結構。這是同麥克斯韋理論相矛盾的，而且麥克斯韋理論也不能導致出正確的輻射壓漲落。愛因斯坦在“自述”中談到了他當時的轉變：“早在1900年以后不久，即在普朗克的首創性工作以后不久，這類思考已使我清楚地看到：不論是力學還是熱力學(除非在極限情況下)都不能要求嚴格有效。漸漸地我對那種根據已知事實用構造性的努力去發現真實定律的可能性感到絕望了。我努力得愈久，就愈加絕望，也就愈加確信，只有發現一個普遍的形式原理，才能使我們得到可靠的結果。”([1]，p．23)從此時起，愛因斯坦就斷然決定用探索性的演繹法來解決。

四、愛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繹法的特色

作為科學推理的演繹法，可以說是源遠流長了。早在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形式邏輯的創始人亞里士多德就提出了歸納和演繹這兩種邏輯方法，并認為演繹推理的價值高于歸納推理。而古希臘名聲最大的數學家歐幾里得，在《幾何原本》中把幾何學系統化了，這部流傳千古的名著就是邏輯演繹法的典范。牛頓在建立他的力學理論體系時雖然運用了歸納法，但其集大成著作《原理》的敘述方法卻采用的是演繹法。愛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繹法絕不是這種古老的演繹法的簡單照搬。他根據自己的科學研究實踐，順應當時理論科學發展的潮流，對演繹法作了重大發展，賦予了新的。也許是為了強調他的演繹法與傳統的演繹法的不同，他在“演繹法”前面加上了限制性的定語——“探索性的”，這個定語也恰當地表明了他的演繹法的主要特征。與傳統的演繹法相比，愛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繹法是頗有特色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明確地闡述了科學理論體系的結構，恰當地指明了思維同經驗的聯系問題，充分肯定了約定在建造理論體系時的重要作用。愛因斯坦把科學理論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其一是作為理論的基礎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其二是由此推導出的具體結論。在愛因斯坦看來，那些不能在邏輯上進一步簡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設，是理論體系的根本部分，是整個理論體系的公理基礎或邏輯前提。它們實際上“都是一些自由選擇的約定”;它們“不能從經驗中抽取出米，而必須自由地發明出來”([1]，pp．6，315)。談到思維同經驗的聯系問題時，愛因斯坦說：直接經驗ε是已知的，A是假設或公理，由它們可以通過邏輯道路推導出各個個別的結論S;S然后可以同ε聯系起來(用實驗驗明)。從心理狀態方面來說，A是以ε為基礎的。但是在A和ε之間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邏輯聯系，而只有通過非邏輯的方法——“思維的自由創造”(或約定)——才能找到理論體系的基礎A。愛因斯坦明確指出：“物理學構成一種處在不斷進化過程中的思想的邏輯體系。它的基礎可以說是不能用歸納法從經驗中提取出來的。而只能靠自由發明來得到。這種體系的根據(真理內容)在于導出的命題可由感覺經驗來證實，而感覺經驗對這基礎的關系，只能直覺地去領悟。進化是循著不斷增加邏輯基礎簡單性的方向前進的。為了要進一步接近這個目標，我們必須聽從這樣的事實：邏輯基礎愈來愈遠離經驗事實，而且我們從根本基礎通向那些同感覺經驗相聯系的導出命題的思想路線，也不斷地變得愈來愈艱難、愈來愈漫長了。”([1]，p．372)

第二，大膽地提出了“概念是思維的自由創造”、“范疇是自由的約定”([1]，pp．407，471)的命題，詳細地闡述了從感覺經驗到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非邏輯途徑。愛因斯坦指出，象馬赫和奧斯特瓦爾德這樣的具有勇敢精神和敏銳本能的學者，也因為哲學上的偏見而妨礙他們對事實做出正確的解釋(指他們反對原子論)。這種偏見——至今還沒有滅絕——就在于相信毋須自由的構造概念，事實本身能夠而且應該為我們提供科學知識。這種誤解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人們不容易認識到，經過驗證和長期使用而顯得似乎同經驗材料直接相聯系的那些概念，其實都是自由選擇出來的。愛因斯坦認為，物理學家的最高使命就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體系就能用單純的演繹法建立起來。要通向這些定律，并沒有邏輯的道路，只有通過那種以對經驗的共鳴的理解為依據的直覺，才能得到這些定律。”([1]，p，102)

為了從經驗材料中得到基本原理。除了通過“以對經驗的共鳴的理解為依據的直覺”外，愛因斯坦還指出可以通過“假設”、“猜測”、“大膽思辨”、“創造性的想像”、“靈感”、“幻想”、“思維的自由創造”、“理智的自由發明”、“自由選擇的約定”等等。不管方法如何變化，它們都有—個共同點，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只能通過非邏輯的途徑自由創造出來。這樣一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對于感覺經驗而言在邏輯上是獨立的。愛因斯坦認為二者的關系并不像肉湯同肉的關系，而倒有點像衣帽間牌子上的號碼同大衣的關系。也正由于如此，從感覺經驗得到基本概念和原理就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作，這也是探索性的演繹法的關鍵一步。因此，愛因斯坦要求人們“對于承擔這種勞動的理論家，不應當吹毛求疵地說他是‘異想天開'''';相反，應當允許他有權去自由發揮他的幻想，因為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達到目的。他的幻想并不是無聊的白日做夢，而是為求得邏輯上最簡單的可能性及其結論的探索。”([1]，pp.262~263)

關于愛因斯坦所說的“概念是思維的自由創造”和“范疇是自由的約定”，其中的“自由”并非任意之謂，即不是隨心所欲的杜撰.愛因斯坦認為，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選擇自由是一種特殊的自由。它完全不同作家寫小說時的自由，它倒多少有點像一個人在猜一個設計得很巧妙的字謎時的那種自由。他固然可以猜想以無論什么字作為謎底，但是只有一個字才真正完全解決了這個字謎。顯然，愛因斯坦所謂的“自由”，主要是指建立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時思維方式的自由、它們的表達方式的自由以及概括程度高低的自由，—般說來，它們包含的客觀實在的內容則不能是任意的。這就是作為反映客觀實在的人類理智結晶的科學之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統一。誠如愛因斯坦所說：“科學作為一種現存的和完成的東西，是人們所知道的最客觀的，同人無關的東西。但是，科學作為一種尚在制定中的東西，作為一種被迫求的目的，卻同人類其他一切事業一樣，是主觀的，受心理狀態制約的。”([1]，p．298)

第三，明確地把“內在的完備”作為評判理論體系的合法性和正確性的標準之一。在愛因斯坦看來，探索性的演繹法就是在實驗事實的引導下，通過思維的自由創造，發明出公理基礎，然后以此為出發點，通過邏輯演繹導出各個具體結論，從而構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是，評判這個理論體系的合法性和正確性的標準是什么呢?愛因斯坦晚年在“自述”中對這個問題作了綱領性的回答([1]，pp．10～11)。他認為，第一個標準是“外部的證實”，也就是說，理論不應當同經驗事實相矛盾。這個要求初看起來似乎十分明顯，但起來卻非常傷腦筋。因為人們常常，甚至總是可以用人為的補充假設來使理論同事實相適應，從而堅持一種普遍的理論基礎。但是，無論如何，這種觀點所涉及的是用現成的經驗事實采證實理論基礎。這個標準是眾所周知的，也是經常運用的。有趣的是愛因斯坦提出的第二個標準——“內在的完備”。它涉及的不是理論同觀察材料的關系問題，而是關于理論本身的前提，關于人們可以簡單地、但比較含糊地稱之為前提(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自然性”或者“邏輯簡單性”。也就是說，這些不能在邏輯上進一步簡化的元素要盡可能簡單，并且在數目上盡可能少，同時不至于放棄對任何經驗內容的適當表示。這個觀點從來都在選擇和評價各種理論時起著重大的作用，但是確切地把它表達出來卻有很大困難。這里的問題不單是一種列舉邏輯上獨立的前提問題(如果這種列舉是毫不含糊地可能的話)，而是一種在不可通約的質之間作相互權衡的問題。其次，在幾種基礎同樣“簡單”的理論中，那種對理論體系的可能性質限制最嚴格的理論(即含有最確定論點的理論)被認為是比較優越的。理論的“內在的完備”還表現在：從邏輯的觀點來看，如果一種理論并不是從那些等價的和以類似方式構造起來的理論中任意選出的，那么我們就給予這種理論以較高的評價。

愛因斯坦看到了“內在的完備”這一標準不容忽視、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他指出，當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距離直接可觀察的東西愈來愈遠，以致用事實來驗證理論的含義就變得愈來愈困難和更費時日的時候，“內在的完備”標準對于理論的選擇和評價就一定會起更大的作用。他還指出，只要數學上暫時還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而不能確立這個理論的經驗內涵：邏輯的簡單性就是衡量這個理論的價值的唯一準則，即使是一個當然還不充分的準則([1]，pp.12、501)。愛因斯坦的“內在完備”標準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言傳的，但是它在像愛因斯坦這樣的具有“以對經驗的共鳴的理解為依據的直覺”的人的手中，卻能夠有效地加以運用，而且預言家們在判斷理論的內在完備時，它們之間的意見往往是一致的。

在愛因斯坦創立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的過程中，充分地體現了探索性的演繹法的這三個特色。前面我們已簡單地涉及到這一點，這里我們只談談愛因斯坦從“內在的完備”這一標準的角度是如何對自己理論進行評價的。1906年，當德國實驗物理學家宣稱，他在1905年完成的關于高速電子(β射線)質量和速度關系的數據支持亞伯拉罕和布赫爾的“剛性球”電子論，而同洛倫茲-愛因斯坦的理論(電子在運動方向的直徑會隨速度的增加而收縮)不相容，彭加勒立即發生了動搖，認為相對性原理不再具有我們先前賦予它的那種重要的價值。洛倫茲表現得更是十分悲觀，他在1906年3月8日致彭加勒的信中說：“不幸的是，我的電子扁縮假設同考夫曼的新結果發生了矛盾，因此我必須放棄它，我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在我看來，似乎不可能建立起一種要求平移對電學和光學現象完全不產生影響的理論。”([2]，p．334)愛因斯坦的態度則截然相反，他對自己的理論的“內在的完備”抱有信心。他在1907年發表的長篇論文中指出：考大曼的實驗結果同狹義相對論的“這種系統的偏離，究竟是由于沒有考慮到的誤差，還是由于相對論的基礎不符合事實，這個問題只有在有了多方面的觀測資料以后，才能足夠可靠地解決。”他認為“剛性球”電子論在“頗大程度上是由于偶然碰巧與實驗結果相符，因為它們關于運動電子質量的基本假設不是從了大量現象的理論體系得出來的。”正由于狹義相對論的理論前提的簡單性大，它涉及的事物的種類多，它的應用范圍廣，它給人的印象深，所以愛因斯坦才對自己的理論堅信不疑，要知道當時還沒有確鑿的實驗事實證實這種具有思辨性的理論。談到廣義相對論的“內在的完備”，愛因斯坦說：“這理論主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邏輯上的完整性。從它推出的許多結論中，只要有一個被證明是錯誤的，它就必須被拋棄，要對它進行修改而不摧毀其整個結構，那似乎是不可能的。”([1]，p．113)他甚至說過這樣的話：當1919年的日蝕觀測證明了他關于光線彎曲的推論時，他一點也不驚奇。要是這件事沒有發生，他倒會是非常驚訝的。

探索性的演繹法是愛因斯坦的主導哲學思想——唯物論的唯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貴的是，愛因斯坦在這里并沒有排斥或漠視經驗歸納法在科學中的地位。一方面，他認為純粹思維可以把握實在;另一方面，又認為從來也沒有一種理論是靠純粹思辨發現的，他對構造性的理論也給予了較高的評價。愛因斯坦敢于正視矛盾的兩極，在唯理論和經驗論之間保持了一種微妙的、恰如其分的平衡，這正是他的高明之處。他提出的探索性的演繹法，只是強調“要大膽思辨，不要經驗堆積”罷了，這是理論科學在20世紀發展的必然趨勢，愛因斯坦則是率先表達了這一時代要求。

《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許良英等編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1版，第75~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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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塞耶編：《牛頓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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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臨床資料

1.1一般資料

本院202例患者中男125例，女77例；年齡23～80歲。其中遠處轉移112例，無遠處轉移90例。所有病例診斷均符合2001年中國抗癌協會肝癌專業委員會修訂的肝癌臨床診斷標準。

1.2方法

取入院后第2天清晨空腹血清為檢測標本，應用全自動化學發光微粒子免疫分析系統（美國貝克曼公司）和配套試劑檢測其CEA含量。

1.3統計學分析

用SPSS13.0統計軟件對2組血清CEA值進行2獨立樣本Wilcoxon檢驗。

2結果

2.1肝癌遠處轉移組與無遠處轉移組的血清CEA比較，見表1。因血清CEA數值為偏態分布，故采用Wilcoxon檢驗。遠處轉移組CEA中位數值高于無遠處轉移組，Wilcoxon檢驗提示兩者有顯著性差異（P<0.01）。表1肝癌遠處轉移組與無遠處轉移組的血清CEA結果比較（略）

3討論

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antigen,CEA)是一種糖蛋白分子,因其在胚胎時可正常分泌而得名。最初在胃、腸道癌癥患者的血清中可測到CEA的異常表達,后又逐步在肺癌、肝癌、乳腺癌及胰腺癌患者的血清中測出［1］。CEA作為一個廣譜性腫瘤標志物,在臨床上主要用于輔助惡性腫瘤的診斷、治療的監測和預報復發等。在原發性肝癌中，由于敏感性及特異性不如甲胎蛋白，故CEA多與其他腫瘤標志物聯合檢測來提高其診斷價值［2］。但在原發性肝癌與轉移性肝癌的鑒別診斷中，CEA卻有重要的價值［3］。

對于CEA在惡性腫瘤方面的研究，發現CEA與多種惡性腫瘤的侵襲轉移有關。有關文獻報道，CEA在預測消化系統腫瘤遠處轉移有很高的應用價值，腫瘤患者發生遠處轉移后，其外周血CEA-mRNA的表達顯著高于無遠處轉移［4］。Wagner等通過對生成不同水平CEA的腫瘤細胞株在裸小鼠上的實驗證明CEA水平高的腫瘤細胞更易發生遠處轉移［5］。本實驗也證明原發性肝癌患者發生轉移后血清CEA值較未轉移患者明顯升高。上述的結果均提示CEA與腫瘤轉移關系密切。

CEA如何在腫瘤轉移中起作用呢？CEA不僅作為一種單純的腫瘤標志物存在，近期的研究通過其核苷酸序列的測定表明CEA為免疫球蛋白超基因家族的成員之一。進而對CEA的細胞粘附活性研究，證明為一類細胞粘附分子。Benchimol等用基因轉染的方法對CEA的細胞粘附活性進行研究，發現CEA陽性細胞具有自我凝集的能力，CEA陽性細胞間的凝集和粘附是由CEA特異性介導的，CEA為一粘附蛋白，CEA陽性細胞與CEA陰性細胞不發生細胞間粘附［6］。粘附分子是腫瘤轉移系統的重要因素之一，腫瘤細胞脫落、侵入基質、進入脈管系統，癌栓形成及在繼發組織器官定位生長，均與粘附分子有關。血循環中CEA陽性細胞的同質粘附,可造成瘤細胞在微循環中聚集,形成癌栓,延長瘤細胞在血管床滯留時間,增加癌細胞轉移機會［7］。因此原發性肝癌血清CEA動態升高有可能提示肝癌已發生侵襲轉移。

臨床上血清CEA的檢測簡便、快速，該值的升高在判斷原發性肝癌發生遠處轉移有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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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保險具有風險疏散、經濟補償和社會保障的功能。長期以來，我國農業、農民和農村一直處于弱勢地位，如何有效發揮保險的救濟和保障作用，加快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應成為當前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為此，筆者以保險業相對發達的煙臺市為例，深入剖析農村保險市場發展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和障礙，并就農村保險體系再造問題探討對策思路。

一、目前農村商業保險市場發展的主要特點

目前，保險業在部分農村地區已經得到了廣泛開展。煙臺作為全國首批沿海開放城市之一，近年來隨著經濟、金融的快速增長，農村保險市場也得到較快的發展。2006年，煙臺市保險費收入411570萬元，其中所調查的9個縣市合計保費收入接近煙臺市總量的一半。全市人均交納保費633.Z元，同比增加71.2元，保險密度居全省第一，但在保險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農業保險業務發展緩慢。

(一)機構網點快速增加，營銷隊伍不斷壯大

近年來，隨著區域經濟優勢的凸現，眾多的保險公司落戶煙臺，并在縣域大量增設分支機構，直接向廣大農村地區輻射，帶動農村保險市場快速發展。目前，煙臺市有28家市級保險機構，其中財產保險13家、人壽保險9家，共轄設320個分支機構，其中在9個縣市共有縣級保險機構94家，均設在縣城所在地。有的保險機構如中國人壽還在縣以下鄉鎮設有保險代辦處，據初步統計，9個縣市共有保險網點120多個。隨著機構的擴展，全市保險從業人員已達到2.3萬人，其中，營銷人員達2萬多人，形成了一支龐大的營銷隊伍。

(二)保險產品種類較多，市場份額相對集中

各保險公司在業務發展中，堅持以市場為導向，適時推出了多樣化、個性化的保險新產品，不斷滿足城鄉居民全方位、多層次的保險需求。據統計，目前，縣域保險機構累計開辦保險產品110個，其中財產險60個，人身險50個，城鄉之間在產品種類上相差無幾。從保險產品的市場份額看，人身保險占據絕對多數，人身保險保費收入一般是財產保險的3—4倍，農村市場份額差距略低o-人身保險市場以壽險和分紅險占比較大，2006年，煙臺市該兩類保險保費收入分別為100736萬元和107373萬元，占比為31.81%和33.9%；財產保險中機動車險占有較大的比重，2006年，該險種保費收入占財產險保費收入的80.46%。

(三)縣域人身保險發展較快，財產保險發展相對遲緩，農業保險幾乎空白

近年來，隨著保險知識普及和保險營銷力度的加大，農村保險市場得到廣泛拓展。據對煙臺9個縣市區的180戶農民問卷調查，有127戶辦理過保險業務，另有35戶有辦理保險的愿望，分別占調查樣本的70.6%和19.4%；所辦理的保險種類以人身(壽)保險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居多，辦有該兩種保險的分別占全部調查農戶的45.7%和43.3%，而財產保險則不足15%。由此可見，在現有的保險品種中，農民對人身健康、養老保險情有獨鐘。從煙臺市保費收入的區域結構，也可以看出縣域人壽險業務呈較快的增長趨勢。2006年，9個縣市全部保險費收入占煙臺市的比重為51.8%，同比提高4.6個百分點，其中人身保險占比提高4.7個百分點，財產險占比下降7.1個百分點。在財產保險業務中，農業保險占比微乎其微，全轄只有1個縣(市)辦理了農作物火災險，其他各縣市均未辦理農業保險業務。

二、制約農村商業保險發展的障礙因素

(一)農業保險業務萎縮，難以滿足農業發展的有效需

上世紀90年代中前期，人民保險公司的各分支機構專門設有農業保險科，開辦的保險品種涉及麥收、特色養殖、水果蔬菜等，但隨著保險公司的商業化改革，已不再單設農業保險科，并相繼取消了麥收、特色養殖、水果蔬菜等險種，目前煙臺開辦的僅有農作物火災、冰雹保險和家庭財產責任保險等幾個險種，在眾多的近60個財險種類中，涉農險種占比不足10%，品種少、份額低。農業保險萎縮的主要原因是，農業災害多、風險大，出險后勘查難、賠付率高，與保險公司的商業化經營目標明顯沖突，基于此，諸多保險機構都紛紛退出了農業保險市場。

(二)保險產品設計上的缺陷，與農民的支付能力形成較大的差距

目前大部分保險公司將產品定位于城鎮市場，產品設計趨同性較強，普遍缺乏對農村保險市場的研究和開發，少有推出適合農民和農村特點的保險新品種。而農民與城市居民在收入水平上存在明顯的差異，據調查，2005年，煙臺市各縣市區農民人均收入較城鎮居民普遍要低一半以上，平均收入額要少5000-6000元，將適用城市的保險產品向農村延伸，必然超出農民的消費能力。在所調查的180個農戶中，有53人未辦理過保險，占調查農戶的29%，其中因保險價格偏高而缺乏一定經濟能力的有31人，占比為58.5%。產品設計上的偏差，降低了農民的投保意愿。

(三)業務發展不夠平衡，市場監管存在盲區

目前，商業保險公司在業務發展中存在三個方面的不平衡：一是地區間機構設置存有偏差。煙臺市全轄共有保險分支機構超過300家，其中占全市人口總數80%以上的9個縣市卻僅擁有三分之一的保險機構。同時，縣域間的機構分布也不平衡，經濟發達的龍口市現有保險機構17家，另外還有多家保險公司擬在此設立營銷服務部；而人口相當、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另一縣(市)只有保險公司6家，該市2005年人均保費收入僅為38元，較煙臺市平均水平低524元。保險業務發展狀況雖然取決于多方面因素，但機構布局上的不合理，進一步加劇了發展狀況的失衡。二是展業、理賠質量態度相差迥異。調查反映，保險公司普遍存在重展業、輕理賠的問題，對客戶投保和繳費服務熱情、不厭其煩，而出險后理賠時則手續繁瑣、條件苛刻，個別甚至存在故意刁難的問題。在對保險公司服務滿意度調查中，對保險理賠存有意見的占有較大的比重。三是保險業務發展與市場監管不相對稱。當前，部分地區保險業務發展勢頭已接近于銀行業，但在市場秩序管理上則與銀行業差距較遠。目前，保險監管機構設至省級或較大城市，地級以下只有保險業協會，市場監管力量明顯不足。而諸多保險公司都實行營銷機制，營銷人員良莠不齊，為了提高業績而進行不實宣傳甚至相互詆毀的現象時有發生，不同程度地破壞了正常的競爭秩序，導致出現大面積的退保問題。2006年，煙臺市人身保險退保率為10.81%，同比提高1.94個百分點。

三、完善農村保險市場的政策建議

當前，我國農村的自然、地理和經濟發展環境，決定了其在農業、醫療、養老等方面潛在巨大的保險需求，迫切需要政策的、商業的保險產品為“三農”發展提供服務和保障。為此，就完善農村保險市場、推進農村保險業務發展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一)建立適合農村特點的農業保險體系。

鑒于農業生產的風險性和商業保險公司的盈利性特點，建議盡快成立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推出農、林、牧、漁業各具特色的保險品種。在目前情況下，為提高農民和保險公司辦理農業保險的積極性，增強農業的保障功能，可采取政府扶持與商業運作相結合的農業保險模式，在兩個環節發揮政府的扶持作用：人保環節，按照保費的一定比例對農戶予以補貼；出險后的理賠環節，按照賠付額的一定比例對保險公司直接補貼。通過適度扶持，降低保險公司虧損，提高農業防災、減災和救助保障能力。

(二)規范商業保險公司對農村市場的營銷服務機制

篇（4）

中華醫學源遠流長，浩如煙海。近年來，中醫針灸養生再次引起大家的關注。

灸療是用艾絨或其他藥料點燃后，在體表一定部位進行燒灼、烘烤、薰熨，或用鮮品搗敷，借助艾火或藥物的作用使施灸部位發熱、充血甚至起皰，達到治療和保健目的的一種外治療法。

灸療預防疾病，延年益壽，在我國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黃帝內經》記載：“大風汗出，灸意喜穴”，說的就是一種保健灸法。《莊子》記載圣人孔子“無病而自灸”，也是指用艾灸養生保健。由于灸法適應證廣，療效迅速，還有安全可靠易學易用等優勢，特別適合于家庭治療和保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喜歡采用這種方法養生保健。

神奇灸療好處多多

由于針灸這個詞語，很多人認為針和灸是同一種療法，其實并不是這樣。雖然它們都是建立在人體經絡穴位的認識之上，但針療產生的只是物理作用，而艾灸是藥物和物理的復合作用。而且兩者治療的范圍也不一樣，所謂“針所不為，灸之所宜”，指的就是其中的區別。

艾灸在中國古代是治療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且適應范圍十分廣泛。有溫陽補氣、祛寒止痛、補虛固脫、溫經通絡、消淤散結、補中益氣的作用，可以廣泛用于內科、外科、婦科、兒科、五官科疾病，尤其對乳腺炎、前列腺炎、肩周炎、盆腔炎、頸椎病、糖尿病等有較好療效。

溫通經絡 經絡是人體氣血運行的通路，經絡通暢則利于氣血運行及營養物質的運輸，若病邪侵及經絡導致其閉阻不通則會引發疾病。灸療通過經絡穴位的溫熱性刺激，可活血通絡，以治療寒凝血滯、經絡痹阻所引起的各種病證。

扶陽固脫 嘔吐、下利、手足厥冷，脈弱等陽氣虛脫的重危患者，如用大艾炷重灸關元、神闕等穴，可以起到扶陽固脫、回陽救逆、挽救垂危之疾的作用，常用于中風脫癥、急性腹痛吐瀉、痢疾等急癥的急救。

升陽舉陷 灸療對衛陽不固、腠理疏松者，亦有效果。如脫肛、陰挺（子宮脫垂）、久泄等病，可灸百會穴來提升陽氣，以“推而上之”，這也是灸法的獨特作用之一。

拔毒泄熱 灸法能以熱引熱，使熱外出。灸能散寒，又能清熱，對機體原來的功能狀態起雙向調節作用。

現代研究還證實，艾灸能增強白細胞的吞噬能力，加速各種特異性和非特異性抗體的產生，提高其免疫效應，增強人體免疫功能。同時，艾灸還能改善人體各個系統的功能，提高免疫力，有利于疾病的康復。

常用3種灸療方法

灸療的方法有很多種，不同的灸法適合不同的病癥，經常用到的主要有下面3種——

直接灸 將大小適宜的艾炷，直接放在皮膚上施灸。若施灸時需將皮膚燒傷化膿，愈后留有瘢痕者，稱為瘢痕灸，臨床上常用于治療哮喘、肺結核、瘰疬等慢性疾病（編者注：這種治法，宜在醫院進行，不可自己貿然用之，以防感染難愈）；若不使皮膚燒傷化膿，不留瘢痕者，稱為無瘢痕灸，一般虛寒性疾患，可用此法。

間接灸 是用藥物將艾炷與施灸腧穴部位的皮膚隔開，即懸在腧穴之上進行施灸的方法。常見的有隔姜灸，取約直徑大約2～3厘米、厚約0.2～0.3厘米的姜片，中間以針刺數孔，置于選定的穴位上，再將艾炷置姜片上，點燃施灸。艾炷燃盡后，換新的艾炷反復施灸，一般至局部皮膚潮紅為止。常用于因寒而致的嘔吐、腹痛、腹瀉及風寒痹痛等。

與隔姜灸療法大同小異的尚有隔蒜灸，多用于治療瘰疬、肺結核及初起的腫瘍等癥；隔鹽灸，多用于治療傷寒陰證或吐瀉并作、中風脫證等；隔附子餅灸，多用于治療命門火衰而致的陽痿、或瘡瘍久潰不斂等癥。

溫針灸 是針刺與艾灸結合應用的一種方法，適用于既需要留針而又適宜用艾灸的病癥。操作時，將針刺入腧穴得氣后，給予適當補瀉手法而留針，繼將純凈細軟的艾絨捏在針尾上，或用一段長約2厘米左右的艾條，插在針柄上，點燃施灸。待艾絨或艾條燒完后，除去灰燼，取出針。

在家灸療注意

灸療具有效果明顯、簡便易行、經濟實用的優點，幾乎沒有什么毒性和副作用，越來越多的人因此喜歡這種保健方法，并選擇自己在家中進行家庭灸療。但是，灸療畢竟是一項有一定技術含量的保健治療方法，自己在家中操作要做到以下8點——

1.專心致志，耐心堅持：施灸時要專心，手眼協調，以免發生燙傷。灸療養生，要長期堅持，偶爾灸是不能收到預期效果的。

2.穴位的準確性：要根據處方找準穴位，以保證艾灸的效果。同時要注意皮薄、肌少、筋肉結聚處，，，男人的，妊娠期婦女的腰骶部、下腹部等不要施灸。另外，關節部位不要直接灸；大血管處、心臟部位不要灸。

3.保暖和防暑：施灸時要暴露部分體表部位，冬季注意保暖，夏天高溫時要防中暑。同時還要注意室內溫度的調節和開換氣扇，及時換取新鮮空氣。

4.防止感染：化膿灸或因施灸不當，局部燙傷可能起瘡，產生灸瘡。此時，一定不要把瘡搞破，如果已經破潰感染，要及時使用消炎藥。

5.施灸順序和時間：如果灸的穴位多且分散，應按先背部后胸腹，先頭身后四肢的順序進行。施灸時間控制在5～10分鐘，并且不要在極度疲勞、過饑、過飽、酒醉、大汗淋漓、情緒不穩或經期施灸。

篇（5）

類風濕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種以慢性、多發性、對稱性關節腫痛為主要表現的全身性自身免疫疾病，是常見的風濕病之一，多見于30～50歲女性，在中國發病率為0.32%～

0.36%[1]。其病情復雜，纏綿難愈，致殘率高，嚴重威脅人類身心健康，國內外尚無治療本病的特效藥物。RA屬中醫學“痹證”范疇，傳統中醫藥治療方法在緩解其癥狀、控制病情等方面有一定的優勢。

1 RA的中醫藥治療及艾灸治療的優勢

中醫治療風濕痹證以藥物為主，外治為輔。中醫學認為，RA發病的內因是“腎虛”，以致寒濕深侵入腎，氣血經絡痹阻[2]。歷代醫家對于RA的辨證辨病角度不同，治療方法也不盡相同，主要以散寒除濕、溫經扶陽、補益氣血、滋養肝腎、活血化瘀、通絡止痛等為治則。經典方主要有桂枝芍藥知母湯、防己黃芪湯、烏頭湯、獨活寄生湯等。外治法主要有針刺、艾灸等。

艾灸是我國傳統醫學中最古老的醫療方法之一，采用艾絨等各種施灸材料燒灼、熏熨體表部位，以溫熱或藥性的刺激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艾灸的作用機制主要包括3個方面：溫熱效應作用[3]、藥物成分作用和通過穴位刺激調解經絡作用[4]。艾灸具有消炎止痛的作用，并且能夠直達病所，易于操作，價格便宜，無毒副作用，能夠明顯改善RA患者的臨床癥狀、緩解病情。鐘峰等[5]以不同療程溫和灸治療活動期RA患者，結果顯示，溫和灸治療在關節疼痛、腫脹、壓痛的個數與程度、晨僵時間和癥狀總積分改善明顯，優于對照組。丁放[6]

采用艾條溫和灸治療RA，結果治療組對改善關節壓痛、晨僵時間等臨床癥狀及紅細胞沉降率、類風濕因子等指標方面明顯優于對照組（P < 0.01）。龔福英[7]、李建武等[8]采用艾灸治療RA并與西藥對照比較，結果提示艾灸療效明顯優于西藥，且不良反應的發生率低于西藥。上述研究都顯示了艾灸療法在治療風濕痹證，特別是RA研究中的巨大優勢。

2 子午流注理論及其在中醫痹證中的應用

子午流注是從時間角度認識人體生命現象，即十二經脈的氣血流注盛衰規律的一種學說。在《黃帝內經》就已經奠定了其理論基礎，后經歷代醫家的不斷完善形成極富特色的傳統時間醫學體系。子午流注理論基于“天人合一”的整體觀，認為人身氣血是按一定的循行次序，有規律地如潮漲潮落，出現周期性的盛衰變化。《內經》中記載人體氣血按時流動的經文有很多，如《靈樞?衛氣行》“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靈樞?營衛生會篇》“人受氣于谷，谷入于胃，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這些論著都說明人體的氣血是不斷運動的，而且是有一定順序、節律和時間的。所以說子午流注主要指氣血按時間有規律地循行于經脈之中。根據子午流注理論，“氣血”按時間推移，在經脈之間有規律地循行，灌注于經穴中，腧穴是臟腑經絡之氣輸注于體表的部位，反映相應部位氣血的功能狀態，所以選用五腧穴進行治療可以達到一定的治療效果。

RA患者的時間節律性已經被多個臨床研究證實[9]。《素問?痹論》記載：“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也。”經絡閉塞，氣血不通，認為RA以腎虛為本，風、寒、濕、熱之六邪氣侵犯人體，內外相因，流注于經絡關節之中，使氣血運行不通暢，不通則痛形成痹證。其中感受風寒濕邪是其發病的重要原因，下午陰長陽消，陰邪加重而陽氣蒸騰氣化、身體修復能力與免疫能力此時隨著時間變化下降，所以在下午時分給予扶正祛邪能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臨床上RA癥狀多表現為腎經病癥，子午流注理論內容認為，十二經脈氣血在酉時（17：00至19：00）流注腎經，在此時腎經氣血最旺，祛邪能力增強，而下午陰氣漸升，邪氣加重，正邪交爭激烈，因此在此時給予扶正祛邪收獲的效果是最佳的。

子午流注理論在臨床應用廣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特別是在風濕痹證的應用中。孫云廷等[2]采用子午流注納甲法擇時選穴針刺聯合辨證取穴治療RA，選取RA患者120例，隨機分為子午流注組，辨證取穴組和聯合治療組（子午流注組加辨證取穴組），分別治療。子午流注組40例，顯效11例，

有效11例，進步9例，無效9例，有效率占77.50%；辨證取穴組40例，顯效10例，有效11例，進步11例，無效8例，有效率占80.00%；聯合治療組40例，顯效15例，有效13例，進步10例，無效2例，有效率占95.00%；結果顯示，子午流注針法治療RA具有確切臨床療效，聯合治療組療效顯著高于單純使用子午流注法或單純辨證取穴組。李健強等[10]子午流注蜂針輔以中藥治療類風濕病，證實子午流注蜂針輔以中藥治療類風濕病有獨特療效。上述研究都顯示了子午流注理論在治療風濕痹證研究中的巨大優勢。

3 討 論

RA屬中醫學“痹證”范疇， 又稱“歷節病”“鶴膝風”“ 痛風”等，并認為與風寒濕邪有關。因其發病率高、病程長、晚期多導致患者殘疾而受到國內外醫學界的廣泛關注。艾灸是中醫藥治病方式中重要的一種，在我國古代就已經運用在了防病治病上。艾灸療法具有止痛消炎的作用，而且能夠直達病所，經濟有效，方法簡便，無毒副作用。對于改善RA患者的臨床癥狀、減輕疼痛、提高生活質量、減輕家庭經濟壓力和社會負擔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子午流注學說是中醫學寶庫中的寶貴遺產之一。隨著現代醫學和時間治療學的發展，醫學界逐步認識到時間因素在醫療工作中的重要性， 故對子午流注學說的研究日漸增多，其卓越療效也逐漸被認可。我國關于子午流注理論的相關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子午流注理論的科學性及臨床上的實用性均被證實。

從上述對艾灸療法及子午流注理論的研究中可以發現，中醫子午流注理論、艾灸療法內容獨特、理論完整，深入探討子午流注理論與艾灸療法的聯合療效，在拓展RA中醫藥治療方案、更加有效緩解癥狀、促進疾病康復、降低致殘率等方面有著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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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纖維肌痛綜合征（fibromyalgia syndrome，FS）是一種原因不明的，以全身肌肉骨骼系統多處疼痛，特殊部位壓痛，伴有疲勞、焦慮、睡眠障礙、頭痛、胃腸道刺激、關節腫脹和麻木感等癥狀的慢性疼痛性、非關節性風濕病。該病多見于女性，病理生理機制尚不明確，實驗室檢查大致無異常，并可與其他風濕病并存。目前該病無明確的治療方案及藥

物[1-2]，臨床上多用抗抑郁藥、肌松藥及鎮痛藥治療，效果較為顯著，但副作用較大，理療、柔性訓練、強化肌肉、認知療法等非藥物治療亦可改善癥狀，近幾年有不少研究者針刺治療纖維肌痛綜合征，癥狀改善明顯。

通過中國知網（CNKI）總庫，以“纖維肌痛綜合征”為檢索詞，在“全文”檢索2004年到2013年10年間的593篇文章中，選取關鍵詞中含“纖維肌痛綜合征”，部分論述以“經絡學”理論為主，且均按照美國風濕病協會（ACR）診斷標準選取研究對象，符合“針刺”及“艾灸”為主要治療方法的研究，其中30篇論文基本符合要求，現從中醫針灸治療方面綜述如下。

1 中醫針灸治療的理論基礎

根據FS的臨床表現，應屬中醫學“周痹”范疇。《靈樞?周痹》曰：“周痹者，在于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體現了該病全身疼痛，且痛點固定的特點。又曰：“風寒濕氣，客于外分肉之間……此內不在藏，而外未發于皮，獨居分肉之間，真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痹。”指出其病因病機。徐妍等[3]將其歸為“肌痹”。《素問?長刺節論》云：“病在肌膚，肌膚盡痛，名曰肌痹。”這種表現亦與FS的臨床表現有一定相似性。

徐妍等[3]將美國風濕病學會確定的壓痛點與中醫的經絡、腧穴進行對比，總結出壓痛點多在經脈循行部位，即陽經4條（手陽明大腸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陽膽經）。認為：陰經2條（足少陰腎經、足厥陰肝經），人體正氣受損，太陽、少陽經較易受邪，“氣傷痛，形傷腫”，故疼痛多反映在這兩條經脈上。唐倩等[4]在總結壓痛點與經絡的關系后，得出針刺應從太陽經及少陽經入手，同時配合背部走罐可達到疏通經脈、通絡止痛的目的。

2 針灸治療方法

2.1 以針刺為主的治療

2.1.1 循經取穴 李穎等[5]根據“經脈所過，主治所及”理論，通過對患者不同痛點及其附近穴位上循經絡走行方向針刺，以臨床癥狀及體征改善為主要標準，比較治療前后患者的壓痛點數及各項檢查指標，結果在46例患者中，顯效37例、有效9例，證實循經取穴不僅可以改善局部經絡閉阻不通狀態，同時可以通過梳理經絡緩解患者的焦慮、抑郁情緒。

2.1.2 針刺意守下丹田穴 公維志等[6]將60例FS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組采用針刺18個壓痛點周圍穴位平補平瀉法，同時針刺并意守下丹田穴（關元及氣海），對照組采用口服阿米替林治療，通過評價治療后壓痛點、HAMD、VAS疼痛指數評分及睡眠延長時間，治療組總有效率可達86.70%，證實針刺并意守下丹田穴可以通過“腹腦”調動神經調節，同時此法可有效調動患者積極性，從而緩解疼痛。李波等[7]通過針刺意守下丹田穴治療FS，將60例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均采用針刺18個壓痛點周圍穴位平補平瀉法，治療組加用針刺并意守下丹田治療，通過量表觀察療效，治療組在疼痛和睡眠改善方面優于對照組（P < 0.05）。

2.1.3 腧募配穴法 李方杰等[8]將 50例FS患者分為腧募配穴組（26例）與普通針刺組（24例），治療組運用肝俞、脾俞、腎俞、關元、中極、百會組穴，普通針刺組運用百會、神門、內關、氣海、足三里、三陰交、阿是穴組穴，起針后在背部雙側大杼與腎俞上走罐，根據壓痛點數目及臨床癥狀及體征判斷效果，腧募配穴組有效率較高，提示腧募配穴可以通調臟腑氣機，補益人體正氣，結合走罐療法，緩解肌肉僵硬痙攣，改善肌肉疼痛。

2.1.4 臟腑經絡辨證法 孫云鶯[9]認為，FS與心肝脾腎相關，故運用臟腑及經絡辨證治療28例患者，以百會、膻中、中脘、下脘、關元、氣海、氣穴、滑肉門、天樞、合谷、三陰交、足三里、太溪、太沖、中府、血海、阿是穴為針刺基本處方，加用艾灸。治療后，疼痛及疲勞癥狀緩解或減輕，頭痛、失眠及精神癥狀基本消失或緩解的患者達25例。提示采用中醫辨證方法，運用針刺治療FS可以調節氣機，疏通經絡止痛。

2.1.5 調督通脈法 姚慶萍等[10]根據督脈可疏利腰脊、通經止痛，將60例患者平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觀察組選用督脈腧穴配合相應夾脊穴針刺治療，評價患者壓痛點數、HAMD及VAS疼痛指數，觀察組有效率（90.00%）高于口服阿米替林的對照組（66.70%）（P < 0.05）。證實調督通脈法針刺治療FS可以補虛瀉實，標本兼治，通經絡，除痹痛，減少副作用，提高臨床療效。

2.1.6 透刺法 史靈芝等[11]依據元代王國瑞在《扁鵲神應針灸玉龍經》中提到的透刺法，選用昆侖透太溪（直透法）、合谷透魚際（斜透法）、太陽透絲竹空（斜透法）、陽陵泉透陰陵泉（直刺法）、條口透承山（斜刺法）、內關透外關（直刺法）、魚腰透陽白（橫刺法）、風池透風府（斜刺法）治療，有效率占95.00%，說明透穴法可增強刺激量，使針感更易擴散，鎮痛效果更為良好，并且安全，較傳統針刺效果更佳。郭瑩等[12]將38例患者平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觀察組根據本病病機為肝、脾、腎虧虛，取足太陽膀胱經第1，2側線和督脈進行透刺，對比患者壓痛點數和VAS疼痛指數減少量，觀察組有效率高于口服阿米替林的對照組

（P < 0.05），證實透刺背部腧穴可疏肝健脾、溫腎助陽，以解全身痹痛。王玉琦等[13]選用百會、風池、膀胱經及膽經等穴位通過通經接氣法針刺治療19例FS患者作為透刺組，選用雙側肩井、肩骼、曲垣、C4夾脊、C6夾脊、曲池、肘骼、陰陵泉、內膝眼、腎俞、秩邊針刺治療17例FS患者作為對照組，對比兩組的臨床癥狀、體征及焦慮抑郁情況，結果通經接氣法有效率高于對照組（P < 0.05），表明它能推進經氣的運行，對FS療效較好。

2.1.7 辨證針刺 王維祥等[14]將118例FS患者分為辨證針灸治療組（辨證組）42例，觸發點針灸治療組 （觸發點組）37例，西藥對照組（對照組）39例，辨證組通過辨證論治選穴針刺，觸發點組針刺觸發點，對照組口服阿米替林。采用疼痛量表、失眠量表等量表評價，對比壓痛點數、睡眠質量及臨床癥狀，結果顯示辨證組總有效率最高，且在改善臨床癥狀、疼痛，改善睡眠，減輕抑郁方面療效好。

2.2 艾灸為主治療

2.2.1 腧穴熱敏化艾灸 阮永隊等[15]將66例患者隨機平分為熱敏灸組（觀察組）、藥物治療組（對照組），觀察組通過探及熱敏化腧穴，選取其中兩個進行回旋、雀啄、往返、溫和灸四步法。采用簡化McGill疼痛評分表、VAS評分及PPI評分評定，治療組中治愈率及有效率均高于口服鹽酸阿米替林的對照組（P < 0.05），且隨訪半年無復發。說明熱敏化灸可以通過刺激人體反應敏感點，達到行氣通絡、解肝郁、調脾胃、除全身痹痛之效。

2.2.2 天灸 徐勇等[16]將84例患者隨機平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組采用自制天灸藥粉制成藥餅，通過中醫辨證選用大椎、大杼、肝俞、腎俞、關元、血海、足三里、阿是穴等為主穴，頸百勞、厥陰俞、隔俞、肩井、肩外俞、膻中、腰陽關、腰眼、環跳等為配穴進行穴位貼敷，對比兩組患者的壓痛點數和睡眠時間，結果顯示治療組有效率高于口服阿米替林的對照組（P < 0.05），且失訪率較低，依從性較好。天灸治療簡單方便，患者易于接受，若配合藥物治療，可以提高療效，避免長期服藥的不良反應。

2.2.3 隔物灸 趙榮紅等[17]運用隔藥灸配合藥物治療FS，將60例患者隨機平分為灸+藥組和藥物組，灸+藥組采用口服阿米替林配合隔藥灸，穴取百會（直接灸法）、大椎、至陽、命門、腎俞、關元、神闕，藥物組采用口服阿米替林，治療后對比壓痛點數、療效指數、VAS評分及HAMD評分，結果灸+藥組有效率明顯高于藥物組（P < 0.05）。賈仰春等[18]在30例FS患者壓痛點處施以隔姜灸法，并口服湯藥逍遙散加減，治療后壓痛點減少或消失，癥狀緩解為有效甚則顯效，有效率為90%，證明隔姜灸不僅溫經通絡止痛，同時逍遙散亦可助疏肝解郁止痛。

2.3 針灸的綜合治療

2.3.1 針刺加穴位注射 劉姝君等[19]將93例FS患者隨機平分為針刺加穴位組、普通針刺組、對照組，兩個針刺組均選用百會、肝俞、脾俞、腎俞、足三里、夾脊、內關、阿是穴，針刺加穴位組加用穴位注射維生素B12足三里及腎俞0.5 mL，對照組口服鹽酸阿米替林，以陽性壓痛點、VAS疼痛指及失眠量表進行評定，結果針刺加穴位組療效顯著。岳延榮等[20]選取41例患者，針刺肝俞、心俞、肺俞、腎俞以及壓痛點附近的背俞穴，并用枝川液（每10 mL生理鹽水中加入0.3 mg地塞米松）于痛點注射，比較患者治療前后的HAMA量表及HAMD量表，并根據臨床癥狀及程度綜合評價，結果有效率為90.20%。

2.3.2 針灸結合火罐 施鳴飛等[21]將60例患者隨機平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組采用沿皮透穴法，取督脈、足太陽膀胱經背部第1，2側線，華佗夾脊穴及阿是穴，針后對大椎施以閃火法，并從大椎到長強施以走罐，評定療效指數和壓痛點數，結果，針灸結合火罐治療優于口服阿米替林的對照組（P < 0.05），且對于緩解肌肉疼痛、提高生活質量，效果顯著。

2.3.3 浮針結合走罐 陳志斌等[22]將80例患者隨機平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組采用浮針刺入肩井穴（雙）、環跳穴（雙），24 h后出針，然后沿膀胱經第1側線施行走罐，根據療效指數和壓痛點數評價療效。結果治療組有效率高于口服鹽酸阿米替林片的對照組（P < 0.05），表明浮針結合走罐治療FS療效較好，且浮針掃散療法治療范圍廣泛，加之火罐可舒經通絡，安全無不良反應，患者易于接受，臨床值得推廣。

2.3.4 針藥罐結合 蔣振亞等[23]采用中心、單盲、隨機、對照研究方法，將186例患者分為針罐藥組（62例）、針罐組（64例）和西藥組（60例），針罐藥組及針罐組針刺五志穴（神堂、魂門、魄戶、意舍、志室），并加以電針療法，起針后行背部河車路走罐，針罐藥組及西藥組口服阿米替林，采用尼莫地平法比較療效，結果針罐藥組愈顯率遠高于針罐組和西藥組（P < 0.05），且針罐藥組量表評分及壓痛點減少更為顯著，起效時間明顯縮短。管汴生等[24]選取28例患者為治療組，取督脈、足太陽膀胱經及華佗夾脊穴針刺，隔日在針刺處走罐并于肝俞或脾俞留罐；選取20例患者為對照組，取足三里、陽陵泉、鶴頂、三陰交、環跳、風池、天宗、肝俞、脾俞、腎俞等穴位留針，并用灸法，根據VAS評分及壓痛點數評價，結果治療組在疼痛緩解及起效時間優于對照組（P < 0.05）。

2.3.5 電針結合 郭愛松等[25]將71例患者隨機分為觀察組36例和對照組35例，觀察組采用電針針刺壓痛點，并加用辨證取穴，并用特定電磁波譜治療器（TDP燈）照射，根據患者疼痛、壓痛點及睡眠時間評價療效，結果觀察組明顯優于口服氟西汀的對照組（P < 0.05），且觀察組壓痛點減少個數較多，疼痛緩解程度大。電針刺激可提高患者痛閾，TDP燈照射亦可加快血液循環，改善組織環境，故療效良好，患者易接受。李俊等[26]將46例患者隨機平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觀察組針刺阿是穴為主，加用辨證取穴，并選擇8個顯著壓痛點采用電腦中頻治療。根據VAS評分及自擬臨床療效標準判斷療效，結果觀察組有效率與口服阿米替林的對照組相當（P > 0.05），但不良反應較少，故得出兩種方法的短期療效相當，針刺加電腦中頻治療較為安全。

2.3.6 針刺結合半導體激光照射 王承明[27]將56例患者隨機平分為阿是穴斜刺配合半導體激光照射治療組（治療組）和藥物治療組（對照組），治療組選取阿是穴，以30°角斜刺0.5～1.0寸，行提插捻轉手法，起針后以半導體激光照射治療，按照VAS評分比較療效，結果治療組顯著優于口服阿米替林的對照組（P < 0.05）。

2.3.7 針藥結合 趙清燕[28]針刺15例患者肝俞、脾俞、膈俞、血海、內關、阿是穴、足三里、三陰交、大椎，并配合口服越鞠丸。根據臨床癥狀、壓痛點及VAS評分評價療效，結果有效率占93.33%。

3 討 論

針灸治療FS有一定臨床療效，尤其在鎮痛方面療效較為顯著。該方法是通過調節人體陰陽平衡，達到舒經通絡止痛，改善患者生活質量的目的，且較藥物治療副作用少。通過辨證治療可以提高人體正氣，改善臟腑功能，經絡通，氣機暢。結合艾灸、拔罐療法則可溫經通絡止痛；結合電針、穴位注射療法則可提高患者痛閾，改善患者血液循環，且患者易于接受；結合天灸療法則患者易于接受，效果持久，操作簡便易行；配合藥物治療則可達到增效、減少副作用的效果。

但是，針灸治療研究目前仍存在一定不足。多數研究病例雖然均能根據ACR診斷標準選取，但由于FS目前尚無較為明確的療效評價標準，故總體療效評價不統一（多數研究以臨床癥狀和體征、VAS評分作為療效評價的方法，客觀性一般）。由于選取病例數量少，研究時間較短，對于針刺起效時間、效果維持時間及復發率的研究較少，有少數研究沒有固定的研究準則及規范，部分病例存在臨床誤診的可能，有研究稱尚無指標及證據證明針灸治療FS有效[29]。

目前，針刺治療FS的療效與選穴、功能鍛煉、輔助手段、心理治療密切相關[30]，因此針灸治療不僅可用于FS的輔助治療，同時結合其他多種療法共同提高療效十分重要，從而減少不良反應，使患者更易接受，改善其生活質量與心理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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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針灸療法;急癥;發展策略

1 歷史回顧

1.1 適應癥

《內經》所載病癥中,針灸治療急癥達30多種。明代,《神應經》所載針灸治療的病癥中,急癥約占2/3。楊繼洲在總結臨證經驗的基礎上立針灸治證89種[1],基本上概括了針灸治療的急性病種。清代醫家對一些急性溫熱病證逐步采用針灸治療,并獲得較好的效果,如瘟疫“熱入血室,發黃,身如煙薰,目如金色,口燥而熱結,砭刺曲池出惡血,或用鋒針刺肘中曲澤之大絡,使邪毒隨惡血出,極效”[2]。一些歷代記載多屬不治的兇險重癥逐漸使之成為可治,如疔瘡走黃“毒氣內攻,走黃不住,瘡必塌陷,按經尋之,有一芒刺直豎,乃是疔苗,急用針刺出惡血。即在刺處,用艾灸三壯,以宣余毒”[2]。杜氏等[3]運用文獻研究方法對《中國生物醫學光盤數據庫》1978-2005年的針灸臨床療效觀察類論文報道的病癥按系統進行分析,歸納出16類針灸病譜461種,其中急癥占26%,病種涉及內、外、兒、婦、五官各科。

1.2 用具

生產力發展自然而然推動了針灸器具的革新,針灸治療急癥的方式也隨之多樣化。針具由粗到細,由砭石、竹針、骨針到金屬制作的九針,再到目前普遍運用的不銹鋼針,逐步精巧細微。灸材則從單純用艾葉到摻入硫磺、雄黃、麝香等材料,繼而衍生出硫磺灸、桑枝灸、藥錠灸等灸法。相應地,針灸技術方法也由簡到繁,以便適應臨床的發展。晉·葛洪《肘后備急方》是我國論述危重急癥治療的較早專著,其中隔蒜、隔鹽等隔物灸法治療癰疽、犬咬傷等病癥很受后世醫家推崇。元·危亦林《世醫得效方》中記載產后小便不通、腹脹如鼓,用隔鹽灸。明代出現的艾卷灸如太乙神針、雷火神針等常用于急癥治療,因其熱力和施灸時間可以調節,一直沿用至今。近現代為了適應急癥的救治特點,臨床工作者結合現代科技成果對傳統針灸技術進行改革和創新,豐富了傳統針灸方法,如李氏等[4]運用紅外溫針配合超微粉碎麻術散治療痛風;邊氏[5]采用針刺配合微波治療儀治療急性乳腺炎初期;孫氏等[6]采用電針加水針和耳針治療急性卡他性中耳炎等。

1.3 手法

《內經》、《難經》中有大量論述針刺手法和操作技術的篇幅,奠定了針刺手法的基礎,為后世進行手法變革提供了依據。金元明時期是針刺手法的昌盛階段。竇漢卿提倡寒熱補瀉、手指補瀉以及十四字手法;泉石心《金針賦》倡“治病八法”和“飛經走氣”四法,這些對提高急癥針刺療效極具意義。楊繼洲《針灸大成》中的“十二字針法”和“下手八法”是對單式手法的歸納總結。楊氏對針刺輕重和補瀉手法的關系也頗有研究,他分析針刺人中等穴對中風不省人事無效的情況后認為：“針力不到,補瀉不明,氣血錯亂,或去針速,故不效也。”在急癥應用中,針灸手法多為瀉法,或以瀉法為主兼用補法,如透天涼適用于“風痰壅盛、中風、癲狂、瘧疾等一切熱癥”,龍虎交騰法能“治損逆赤眼,癰腫初起”等。清代醫家對刺灸之法也有所發揮,如用刺血法治療急痧將死。

灸治急癥方面,則出現了適宜于急性癰毒的黃蠟灸、豆豉餅灸、雞子灸等法[1]。張景岳在灸治急癥的壯數上也提出“灸者必令火氣直達毒處,不可拘定壯數”,如能“前后相催,其效尤速”。當代針灸學家石學敏院士率先在針灸界提出了“針刺手法量學”。他結合自己多年的臨床經驗和通過嚴謹的實驗研究,提出將針刺作用力方向、大小、施術時間及兩次針刺間隔時間作為針刺手法量學的四大要素,使針刺療法更具有規范性、可重復性和可操作性。

1.4 理論研究

宋代竇材提出灸可扶陽保本,認為人以陽氣為本,灸治可資生陽氣,從理論上初步說明了灸法防急癥的機制。金元時期,各派醫家在運用刺血療法治療急癥的同時對其機理也進行了探討。李東垣和朱丹溪主張“刺血祛瘀”;劉河間主張“刺血清熱”;張從正主張“刺血解表”。另外,這一時期灸治熱證的提出和運用也打破了張仲景“三陰宜灸”的傳統理法。劉完素以灸百會、大椎治療發熱;劉河間亦明確主張灸能瀉熱,可治療急性發熱病癥等。明代李梴首先對灸治機理作出較全面概括,而張景岳說得更為明確：“凡用灸者,所以散寒邪,除陰毒,開郁破滯,助氣回陽,火力若到,功非淺鮮”,假如“癰疽為患,無非血氣壅滯,留結不行之所致,凡大結大滯者,最不易散,必欲散之,非籍火力不能速也”。然而,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前人對針灸治療急癥機理的探討終究比較籠統。隨著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科研工作者們借助現代技術手段,通過實驗研究,從生理學、生物化學、免疫學、微生物學、生物物理學等角度對針灸治療急癥的機理進行探索,使其研究逐漸向縱深發展。大樣本、多中心對照觀察成為現代針灸治療急癥證實療效的主要手段。王氏等[7]對來自3個中心共276例產婦進行臨床觀察,結果在靜脈滴注催產素的基礎上加電針合谷對子宮收縮乏力的總有效率為97.1%;蔡氏等[8]通過對200例支氣管哮喘急性發作期患者進行了臨床觀察,發現針刺“清喘”穴能顯著改善支氣管哮喘患者的喘息癥狀,且起效快;許氏等[9]觀察了80例房顫及房撲患者復律情況及安全性,結果表明,針刺是一種快速轉復陣發性房顫、房撲的安全、有效療法。

2 發展策略

2.1 構建新的急癥針灸理論體系

由于針灸學一直未能突破傳統理論框架的束縛,以致有關急癥針灸的主要理論研究還停留在傳統針灸經絡理論層面。雖然近年來關于針灸治療急癥的機理研究迅速增加,但總體上看卻過細、過雜,對宏觀的、關鍵問題的理論研究較少。盡管歷代醫家經驗是寶貴的,但隨著實踐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臨床現象不能用已有的理論解釋時,就需要廣大研究者大膽地進行理論創新以適應現代針灸治療急癥的發展。

2.2 推動針灸治療急癥的標準化、規范化進程

大量臨床實踐和實驗研究已肯定了針灸對多種急性病癥的有效性、安全性。但為何針灸至今還未被列入急癥的常規治療措施呢?根結就在于其治療缺乏相關標準和規范。針灸學獨特的理論體系、特殊的人文背景、個體化的治療方案、施術者的技術水平和流派等因素,導致針灸治療急癥的規范化研究面臨一系列特殊問題。因此,有必要建立統一的取穴標準和診斷標準(包括西醫診斷標準和中醫診斷及辨證分型標準);制定基本固定的針灸處方(含相對穩定的加減);采用相對固定的針灸方法。

2.3 合理、大膽地推廣針灸治療急癥的臨床運用

篇（8）

1.2整體護理缺乏中醫特色中醫護理的理論來源于中醫學理論，認為人體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并與自然環境、社會密切相關。中醫學強調“三分治，七分養”，堅持“防重于治”的原則，“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在臨床護理實踐中，強調人是一個以臟腑、經絡、氣血為內在聯系的有機整體，強調人體與自然界及社會的關系，進行辨證施護。通過望、聞、問、切四診手段獲取病情、個體狀況、心理、社會環境等信息，應用中醫八綱辨證的方法加以分析、歸納，確立患者的證型及存在或潛在的健康問題，提出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護理措施以及健康指導。《中國護理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05-2010）》指出，提高中醫護理技術，以發展中醫護理特色和優勢為主線，注重中醫藥技術在護理工作中的作用，要根據中醫護理防重于治、注重養生的思想，發揮中醫護理在老年病、慢性病防治和養生康復中的作用，突出中醫整體觀和辨證施護，加強中西醫護理技術的有機結合，促進中醫護理的可持續發展。但在臨床工作中往往因癥候難辨，導致護理措施單一而流于形式。

1.3中醫護理科研開展滯后中醫護理雖有幾千年歷史沉淀，但由于在傳統中醫臨床實踐中一直醫護不分家，直到建國后中醫護理學才獲得獨立發展的機會，故其真正作為一門專業學科，只有幾十年的歷史，而且有些技術一直沿襲原有的傳承，缺乏創新。護理科研人員的一個薄弱環節，表現在科研項目少、缺乏深層次的前瞻性的大樣本的隨機的對照研究。有學者研究了2005年1月～2008年12月發表的有關護理研究的論文，共有62133篇，其中，關于中醫護理研究方面的論文只有390篇，占所有護理論文總數的0.63%。開展中醫護理科研的課題少，科學性欠嚴密，缺乏創新性，真正有價值、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課題較少，相關論文也大多是對一些已經開展的中醫護理操作進行總結性的研究，缺乏創新項目及專科項目，因此需要進一步挖掘中醫護理的潛力，提高中醫護理工作者的能力和水平。

2解決中醫護理臨床實踐問題的對策

2.1重視中醫護理人員的培訓與管理嚴格按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相關規定，使全院護理人員每年系統接受中醫藥知識和技能崗位培訓時間≥100學時，培訓時以臨床常用的中醫護理技術操作、中醫基礎理論為重點，因人施教，分層次訓練，力求人人掌握、人人能操作。學習過程中采取中幫西、西學中的學習方法，互相取長補短。以中醫護校的護理為主，從理論到臨床指導西醫護校畢業的護士，正確運用中醫護理技術，以達到最佳的護理效果為目的，采取行之有效的護理措施，并且通過自學和請教老中醫的方法，提高業務水平。鼓勵護士通過自考、函授等繼續教育方式，取得中醫護理專科、本科學歷。對護士實行按學歷水平、工作經驗、專業技術水平和能力分層次上崗，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以充分調動每一位護士的工作積極性。此外，為了提高護理人員對中醫護理操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可酌情開展治療項目的獎懲機制。如本院以科室為單位，根據各專科不同特色，開展相應的專科中醫護理，設置一定的指標，每季度總結對比各科室中醫操作的數量及療效，對超額完成任務的科室給予一定的獎勵，未達標者則予適當的處罰。

2.2促進中醫護理技術在臨床中的應用讓更多的人走進中醫，理解中醫，接受中醫的治療與護理，宣教是關鍵。在老百姓中宣傳和提倡“未病先防”“藥膳同源”“內外兼養”的養生、保健知識和觀念，讓老百姓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中醫藥文化，真切地感受到中醫藥的方便與實惠，真正為老百姓服務。如本院在電梯內以及電梯口放置中醫養生知識宣傳專欄，病區走廊以及各住院部相通的天橋兩側墻上建立中醫文化墻，各病區護士站內放置中醫養生宣傳冊，院內中醫師定期赴老年大學進行養生講座等，消除患者對中醫操作的不信任感，以取得其支持和配合。對于臨床中有中醫護理技術操作適應證者，護理人員應主動與醫生溝通、協調，與醫生達成一致意見，取得醫囑后，為患者進行相應的護理操作。如本科室針對便秘的患者采取大黃粉敷神闕穴，針對眩暈的患者采取王不留行籽按壓耳穴，針對失眠患者采取中藥艾葉泡腳，效果顯著。而在其他科室，也都開展了相應的中醫護理操作，如肛腸科的中藥灌腸法，消化內科的艾灸法等，對癥施護，效果顯著。

2.3推動中醫護理與整體護理的融合中醫護理的開展，使整體護理內涵更豐富，有助于整體護理模式的建設，也推動了中醫護理學科的發展，兩者相輔相成。圍繞“以患者為中心”，創建具有中醫特色的整體護理，對中醫界的護理人員來說是新的課題和挑戰。借鑒現行的現代整體護理模式，在臨床中實施“四診-辨證-施護-評價”的有中醫特色的護理程序，提出相應的護理措施。將患者的生理、心理、飲食、環境、社會因素等，視作一個整體，通過細心地觀察患者的情志、氣色、舌苔、脈象等外在的變化，認真聽取其主訴，結合具體情況，從而制訂出相應的護理方案。

2.4增強中醫護理人員的科研意識首先要把中醫護理科研納入護理管理的議事日程，加大繼續教育力度，從根本上改變護理人員的知識結構，提高護理人員的科研意識和科研能力；其次是要充分發揮互聯網的優勢，護理人員通過網絡查詢及檢索，收集最新的中醫護理學數據和護理學信息資料，高水平、高起點地確定中醫護理科研發展的目標和方向。

篇（9）

1 病因病機研究

楊家林 ［2］ 將崩漏分為脾腎氣虛，沖任不固及氣陰兩虛，血熱夾瘀兩大證型。認為本病病因多端，病機復雜，歸納起來有虛、瘀、熱三方面。崩漏初始氣血未虛，此時原發病因起主要作用，隨病情發展，當氣陰兩傷形成，又會反果為因，成為新的病因和疾病的主要矛盾，加重崩漏。另一因果轉化表現為瘀血阻滯，血不歸經，虛實互見，因果轉化加重了崩漏病機的復雜性。

歐陽慧卿3］ 認為腎虛血瘀，虛瘀生熱是基本病機。腎虛則失封藏，沖任氣血不固，且因虛致瘀，虛、瘀皆可生熱，熱可動血，也可耗血，經血受熱煎熬則瘀結更甚，以致形成惡性循環。

程彬芳［4］ 認為崩漏之形成，病因復雜多端，與腎氣虛實關系最密切。腎氣未充，封藏失司，經血失調致崩漏，多見于青春期少女。七情過極，腎陰不充，疏泄無度，相火妄動，灼傷胞脈，迫血妄行而至崩漏，崩漏日久，必致肝不藏血，腎不藏精，肝腎失調。此癥多見于育齡期婦女。脾為化生氣血之本，若稟賦陽虛，房勞過多，命門火衰，腎失溫煦，脾失統攝，沖任不固，而致崩漏。

羅元愷［5］ 根據嶺南人多陰虛、氣虛體質提出陰虛氣虛是崩漏致病之本。陰虛陽亢，沖任不固，脾氣虛弱不能統血導致崩漏。辨證以陰虛血熱、血瘀、脾腎虛損三種證型為多。

蔡小蓀［6］ 認為崩漏的病因不外乎陰陽失調。女子屬陰，以血為主，由于經、帶、胎、產等生理特點，陰血易耗，且女子以肝為先天，肝藏血，體陰 而用陽，陰血不足，更易引起陽亢，陰虛陽盛，則迫血妄行，由于血得熱則行，所以崩證屬熱者為多。

2 臨床研究

2.1 單方驗方治療 王慧穎等 ［7］ 將37例無排卵功血腎虛血瘀證的患者隨即分為兩組，診斷性刮宮，分別采用補腎活血中藥（補骨脂、續斷、山茱萸、蒲黃、三七、黨參、生龍牡等）和安宮黃體酮治療，結果顯示兩組總有效率（分別為92.0%和83.0%）以及陰道出血時間相仿（P>0.05）。但中藥對于經血暗紅夾血塊及腰膝酸軟等癥狀的改善作用優于西藥組（P

陳霞等［8］ 用功血飲沖劑治療肝腎陰虛型青春期功能性子宮出血36例，治療組服用功血飲（生地、阿膠、續斷、黃芪、地骨皮、女貞子、旱墨蓮等），對照組服用烏雞白鳳口服液（烏雞、生地、白芍、知母、柴胡、牡丹皮、黃芪等）。兩組均以30d為1療程，連續服用3個療程。兩組總有效率分別為100%和88.2%。總療效比較差異有顯著性（u=4.1546，P

劉金星9］ 用固沖止血湯治療無排卵型功能，將60例氣虛血瘀型功血患者隨機均分為治療組（口服固沖止血湯）及對照組，結果顯示固沖止血湯總有效率為93.3%，優于對照組（70.0%，P

夏天［10］ 用坤寧活血湯治療血瘀型更年期功血，將50例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35例）和對照組（15例）。治療組予以三七片，6d為1個療程，連續觀察1～2個療程。結果治療后兩組在臨床表現、子宮內膜厚度方面的改變均有顯著性差異（P

2.2 中藥人工周期療法 杜慧蘭等［11］ 將316例功血患者隨機分為兩組，治療組174例用補腎調經系列方治療，對照組142例用西藥治療。治療組出血期間服用Ⅰ號方（補骨脂、續斷、黨參、升麻、炒蒲黃等），血止后服用Ⅱ號方（女貞子、熟地、枸杞子、當歸、白芍、山藥等），7d后改服Ⅲ號方（紫石英、仙茅、菟絲子、枸杞子、覆盆子、木香）。對照組出血期間口服炔諾酮2.5～5mg.h，藥量每3d遞減1.3，直到維持量2.5～5mg.d。兩組均用藥3個周期。結果顯示治療組血止時間明顯短于對照組（P

謝波等［12］ 觀察補腎中藥對青春期功能性子宮出血患者血清激素水平的影響，治療組38例在非月經期服復方熟地膠囊Ⅰ號（熟地、山茱萸、山藥、白芍、續斷、旱蓮草、女貞子），月經期服復方熟地膠囊Ⅱ號（Ⅰ號方上加益母草、蒲黃、五靈脂、紫草），連服3個月經周期。對照組20例為正常青春期女性。療程結束同時測定兩組血清激素水平。結果:青春期功血組LH、E2、P含量均低于對照組（P

2.3 針灸治療 從《中國現代針灸信息數據庫》（1970-2002年）收錄的40398條信息中分析:共收集針灸治療功血論文97篇，涉及3590例，對穴位、治療方法進行總結，其中常用穴位為關元1726.31、三陰交1541.28、足三里1534.26、隱白1043.21、太沖1027.18、氣海1155.17、腎俞992.14、脾俞767.13、中極883.11、血海569.11，耳穴取內生殖器910.9。從治療方法分析針刺1694.29、灸法867.18、耳穴貼壓686.7，其中單純針刺684.14，單純灸法414.8，單純耳穴貼壓256.5。文獻資料顯示，臨床選穴則以任脈及肝、脾、腎經相關穴位為主。任脈多取關元、氣海、中極，肝、脾、腎經多取三陰交、隱白、血海、太沖［13］ 。現代研究發現，針刺可調節下丘腦與垂體，促使排卵，針刺時β內腓肽大量釋 放，解除對GnRH峰的抑制而誘導排卵14］ 。 杜巧琳等［15］ 針灸治療崩漏69例，針刺“斷紅”穴，每日2次，艾灸隱白、大敦穴。根據《中醫病癥診斷療效標準》痊愈24例，好轉39例，無效6例，總有效率為91%。

馮亞莉等［16］ 針灸治療崩漏36例，取隱白、中極、三陰交，腎虛型配太溪;脾虛型配足三里;氣滯血瘀型配太沖。艾條溫和灸隱白穴20min。所有病例血止后均鞏固治療2～3次。結果:痊愈33例，有效2例，無效1例，總有效率97.2%。

王芳［17］ 用針灸與西藥組對照治療崩漏，針灸組40例取隱白為主穴，配穴實證取太沖、中極;虛證取氣海、三陰交。西藥組40例合并使用雌孕激素乙 酚0.5mg，安宮黃體酮4mg，每日均服1次，流血第6天起兩藥并用，連服20d后停藥。結果:針灸組痊愈32例，好轉6例，無效2例，總有效率為95%;西藥組痊愈24例，好轉10例，無效6例，總有效率為85%。兩組治療效果沒有顯著性差異（P>0.05）。

3 結論

近年來中醫治療無排卵型功血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具有療效確定，副作用小等優點。然而報道的病案居多，前瞻性隨機對照試驗少;以臨床研究居多，實驗研究較少。中醫的塞流、澄源、復舊三步法說明崩漏的治療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并非止血即為治愈，因此應該統一臨床的療效標準，并對中西醫結合治療作深入研究，加強臨床和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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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圖分類號] R22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2）04（a）-0132-03

Maintenance and protection function of yin link channel

ZHU Danye MI Feifei LIU Haoyi

College of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405,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Eight extraordinary channels, yin link channel has not been researched comprehensively. The study of its crossing points is not thorough enough for the meridian and collateral theory. The authors summarized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related to yin link channel and analysed the effect of the crossing points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yin link channel maintains yin part" in Nanjing. It reveals that the yin link channel and its crossing points have the function of maintenance and protection. It enriches the meridian and collateral theory of yin link channel and provides the guide line to the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Eight extraordinary channels; Yin link channel; Maintenance and protection function; Crossing point

陰維脈由于古代文獻記載少、古文獻散佚、無專門穴位、交會穴少等原因，相關研究較少，醫家在使用其交會穴時，僅作足三陰經以及任脈穴位使用，并未特別關注陰維脈特別的作用。本文通過歸納總結古代陰維脈相關權威且療效被歷代醫家認可之文獻，結合近現代陰維脈相關理論研究以及交會穴臨床療效文獻，充實陰維脈經絡理論，為臨床醫生針灸辯證組方提供思路。

1 陰維脈理論研究

在現存可查閱文獻中，其名最早見諸于《素問?刺腰痛篇》定位飛揚之脈的文字描述中，“飛陽之脈……，與陰維之會”。《難經?二十八難》則明確指出陰維屬奇經八脈之說，認為維脈“維絡于身”故名為“維”，提及維脈的功效為“溢蓄不能環流灌溉諸經”。《難經?二十九難》則第一次述及維脈之病癥“則悵然失志，不能自持”，提出了“陰維為病苦心痛”之說。后世針灸醫書在陰維脈功效病癥方面大多遵從內難之言。

在現代陰維脈理論研究中，李鼎教授[1]認為陰維脈之功能為聯系各陰經以通于任脈，其不似十四經有升降的特點，而是具有“維絡”的特點。

陰維脈之交會穴來自足三陰和任脈，故而其交會穴應在功效上具備“惟絡”之特點。而“溢蓄不能環流灌溉諸經”，人之身體“以平為期”，有溢滿必有匱乏，有積蓄之處必有缺少之地，而之所以出現“溢蓄”，乃陰陽不和，經脈不得貫通所致。陰維脈之交會穴，應在功能上具備和陰陽，通經脈以環流灌溉諸經的功能。《難經》之“陰維為病苦心痛”，并不能僅理解為現代醫學之心痛，而應該與陰維脈之陰的屬性相結合，陰維脈為病，苦人體里、陰之病痛。

2 陰維脈交會穴研究

內難兩書皆未曾記載陰維脈相關穴位和經行，《針灸甲乙經》提出了廉泉、天突、期門、腹哀、大橫、府舍、筑賓等陰維脈交會穴的定位和主治病癥，并定筑賓穴為陰維脈之起點。《十四經發揮》提出了陰維脈循行，在交會穴上依舊為《甲乙經》述及的12穴。《奇經八脈考》在之前12穴基礎上加沖門二穴，共14穴。近現代醫家則對陰維脈之起點、循行提出了新穎之論。現相關經絡腧穴之學科課本，亦遵從陰維脈起筑賓穴，以及《奇經八脈考》之陰維脈循行。

2.1 筑賓穴

足少陰、陰維之會，《素問?腰痛論》專列“飛陽之脈”令人腰痛，治以刺法。《甲乙經》、《外臺秘要》記載：“主大疝，絕子，狂癲疾，嘔吐”治之以灸。在近現代，筑賓穴用于功能性子宮出血，心絞痛，口腔潰瘍，五心煩熱等疾病的治療[2]，并且在痛風性關節炎[3]、老年性皮膚瘙癢癥[4]及聽力受損[5]等病癥中配合其他穴位一起使用。筑賓穴之功效符合 《靈樞》之記載：“是主腎所生病者，……煩心，心痛……脊股內后廉痛……”，同時符合《脈經?腎足少陰經病證》列舉之兩耳苦聾、腰痛等癥。而它在治療疝病方面的功效，則與足厥陰之主病相關，其在治療消化系統方面疾病的特點則相關于足太陰脾經，在婦科病治療方面則體現了聯系任脈的特點。其治療狂癲疾病、心絞痛以及皮膚瘙癢之癥狀，則印證了筑賓穴可以通過陰維脈之“維絡”功能維護“君主之官”。

2.2 沖門穴

足太陰、陰維之會。此穴名出于《甲乙經》，但該經中未提及沖門穴為陰維脈之交會穴。《普濟方?針灸》記載其主寒氣腹滿、癃濼、身熱、腹中積痛、陰疝、乳難、子上沖心，治之以灸，并提及其為足太陰陰維之會。在現代臨床研究中多用于治療腹痛、疝氣、帶下、崩漏、尿閉、脹痛、中風后遺癥、肢厥、痿證（股神經損傷）[6]、足內側痛[7]等疾患。其主治多符合《靈樞?經脈》之記載，“脾足太陰之脈……是動則……胃脘痛，腹脹善噫……是主脾所生病者……煩心……水閉……強立，股膝內腫厥，足大指不用。”然疝病、脹痛與足厥陰相關，其主治亦大多為陰之病、里病且涉及心病，謂之具備“維絡”功能未嘗不可。

2.3 府舍穴

《甲乙經》記為足太陰、陰維、厥陰之會，且入腹絡胸，結心肺，從脅上至肩，比太陰郄，三陰陽明支別，治之以刺灸。《普濟方?針灸》謂其主髀中急痛循脅上下搶心，腹滿積聚，厥逆霍亂，治之以灸。現代臨床研究將府舍穴用于治療鞘膜積液[8]、治療泌尿系結石[9]、調整女性內分泌[10]等。其用法符合《靈樞》相關足太陰之病癥。參考《甲乙經》記載府舍穴與內臟和陰陽支別的聯系，以及其功效與腎經、肝經、任脈之相關性，府舍穴之“維絡”功效不言而喻。

2.4 大橫穴

足太陰、陰維之會，《甲乙經》云“大風逆氣，多寒善悲，大橫主之”，治之以刺灸。《醫學入門》云：大橫主腹熱欲走，太息，四肢不可動，多汗洞泄，大風逆氣，多寒善愁。現代臨床中大橫穴用于治療嬰兒臍疝[11]、尿失禁尿潴留[12]、糖尿病神經源性膀胱[13]、內科腹痛[14]、急性闌尾炎[15]、癔癥性暈厥[16]等。大橫穴除符合脾經之病癥“體不能動搖、煩心、溏瘕泄，水閉”外，亦在治療疝病、暈厥等相關于肝經、腎經，同時涉及到心智疾病的治療，鑒于陰維脈“維系諸陰而主一身之里”，這從一個側面亦可推導其為脾經維絡三陰經之穴位。

2.5 腹哀穴

足太陰、陰維之會，《甲乙經》云便膿血，寒中食不化，腹中痛，腹哀主之，治之以刺灸。現代臨床除多按照此條目運用腹哀穴外，有運用腹哀穴治療膽道蛔蟲之病案，認為針刺右腹哀穴可明顯松弛平滑肌，解痙鎮痛，疏肝利膽，促進膽道收縮，使蛔蟲退出膽道[17]。另外有利用腹哀穴結合大橫穴及任脈等腹部穴位治療脾肺氣虛、心脾兩虛和脾腎兩虛之虛癥，療效甚佳[18]。這從臨床病案角度印證了腹哀穴和大橫穴所具備的維絡功能。

2.6 期門穴

肝經之募穴，足太陰、厥陰、陰維之會，《普濟方?針灸》記載其主婦人產余疾、食飲不下、胸脅支滿、目眩足寒、小便難、心切痛、善噫、惡聞酸臭、酸痹腹滿、少腹尤痛、太息、賁豚、脅下氣上下、胸中有熱、目青而嘔、霍亂泄痢、、腹大堅不得息、咳嗽、脅下積聚、喘逆臥不安席、時寒熱、心大堅、賁豚上下、癃遺溺、鼠鼷痛、小便難而白、喑不能言。后世醫家及近現代臨床研究也大多承襲上述主治，并增加了乳癖、臟躁、氣癭、頑固性脅痛等病癥[19]。其符合《靈樞?經脈》所載“肝足厥陰之脈……是動則病腰痛不可以仰……婦人少腹腫……是主肝所生病者……嘔逆，飧泄……遺溺，閉癃”，與《靈樞》所載脾經之食不下、水閉、不能臥等癥狀相合，其婦科疾病的治療與任脈病癥相合，其病癥大多為里證，尤以“心切痛”相扣陰維脈之病癥。期門穴作為陰維脈之維絡大穴由此可知。

2.7 天突穴

陰維、任脈之會，《甲乙經》治之以刺灸法，《普濟方?針灸》記載天突穴主咳逆上氣喘、暴喑不能言、及舌下俠青絳脈氣、頸有大氣、喉痹、咽中干急、不能息、喉中鳴翕翕、寒熱頸腫、肩痛胸滿、腹皮熱衄、氣哽心痛、陷疹、頭痛面皮赤熱、身肉盡不仁，治中風失音，治五噎、黃癉、醋心多唾、嘔吐不止。現代臨床研究中，因為天突穴內應肺系,外通氣竅，為氣息出入之要塞，在治療呼吸道疾病中亦多為醫家采用。在呃逆、冠心病、食道痙攣、食道狹窄、膈肌痙攣、梅核氣[20]、癔病失語[21]、功能性失語、甲狀腺腫大、神經官能癥[22]等疾病的治療中，也多為臨床醫生采用,起維持陰陽平衡之用。上述天突穴之功效除大部分符合任脈之主治外，身肉盡不仁、黃疸、嘔吐等病癥符合脾經、腎經、肝經的部分所主生病。且其治療癔病失語尤其關乎于心神問題，暗合陰維脈之病。

2.8 廉泉穴

陰維任脈之會，位于人體的頸部，當前正中線上，結喉上方，舌骨上緣凹陷處。咽喉是經脈循行交會處，在十二經脈中，除手厥陰心包經和膀胱經間接通于咽喉處，其余經脈直接通過，此處任脈、沖脈循喉嚨，絡于口唇[23]，廉泉穴本身即具備維絡諸經的作用。《甲乙經》謂之主舌下腫，難以言，舌縱涎出，治之以刺灸法，可留針。《普濟方?針灸》在《甲乙經》的基礎上加“咳逆少氣、喘息嘔沫、禁斷上氣窘屈胸滿”，“口噤舌根急縮、下食難”。近現代臨床也大多利用廉泉穴治療腦卒中后吞咽困難、小兒腦癱流涎癥、喉返神經損傷、中風失語等病癥，一則廉泉穴處于迷走、吞咽神經感覺纖維支配區內，二則《靈樞?根結》謂“少陰結于廉泉”，選擇刺灸廉泉穴能夠促進腎精之激發，以濡養頭面之孔竅。其維絡之特點可見一斑。

3 結語

陰維脈之交會穴均位于足三陰經和任脈上，其除具有治療足三陰經病癥及人體里、陰之病痛，在理療陽經疾病方面亦有明顯效果，體現了維脈溝通、平衡陰陽之功效，突出了陰維脈維絡，維護諸陰經之功能特點。在臨床治療疾病時，可以根據陰維脈極其交會穴的功能特點，指導取穴，達到治療維護陰陽平衡的治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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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主題詞］　名醫經驗；刺法

ZhengKuishan‘sExperiencesonClinicalNeedlingMethods

Haojindong1,ZhengJunjiang2

(1.AcupunctureandMassageDepartment,BeijingUniversityofTCM,Beijing100029

,China;2.DepartmentofAcupunctureandMoxibustion,GansuCollegeofTCM)

［Abstract］

ZhengKuishan‘sclinicalexperiencesonidentificationofapointbymassage,

needleinsertion,waitingforcomingofneedlingsensationduringacupunctur

etreatment,keepingneedlingsensationandotherswereintroduced,especial

ly,experiencesonconcretemethodsandnecessityofacupointselection,need

leinsertionwithbothhands,andmorelefthand,andtreatmentofdifficultand

complicatedsyndromeswithwarmobstruction

removingmethod,manipulationmethodof"coolreducing"and"hotreinforcing

",andimprovementanddevelopmentofclinicallyapplicabledailyofZiWuLiuZ

huofnewtype.

［Keywords］　FamousDoctor‘sExperience;NeedlingMethods

鄭魁山(1918年～)，河北安國人，16歲跟隨父親鄭毓林(1896～1967年)學習針灸醫術，1947年考取中醫師，1951年創辦北京中醫學會針灸研究班；1954年任華北中醫實驗所主治醫師，1955年合并衛生部中醫研究院針灸研究所，受聘于政務院醫務室，為中央首長診療，并給外國專家班、國際班任教；1970年下放到甘肅成縣醫院，1982年調入甘肅中醫學院，主持籌建針灸系，任教授、碩士生導師；現任中國針灸學會理事，中國針灸學會針法灸法研究會顧問，鄭氏針法研究會會長，日本后藤學園、英國東方醫學院客座教授。發表學術論文66篇，著有《針灸集錦》、《子午流注與靈龜八法》、《針灸補瀉手法》、《鄭氏針灸全集》等14部著作。

鄭魁山教授，從醫60余載，學驗俱豐，擅長針治疑難雜癥，對針灸學經典理論和傳統針刺手法，研用頗彰。在針灸學"理、法、方、穴、術"各個環節的長期臨床實踐中，以中醫基礎理論辨證論治、治療"八法"為指導，努力探索針灸配穴和針刺手法的應用規律，總結出一套獨特見解。筆者有幸跟師研讀，悉得傳授，茲將鄭老臨證針刺經驗整理如下。

1　雙手操作，重用左手

左手揣穴，右手輔助：是以左手拇指或食指揣摸被針穴位處肌肉之厚薄，孔隙之大小，確定進針的方向和深淺，并將妨礙進針的肌腱、血管等組織分開。遇到關節、筋骨覆蓋的穴位，右手握住患者肢體左右旋轉、滾搖、屈伸、升降、抬舉等活動，使穴位暴露，然后左手拇指或食指指尖切按住穴位皮膚，以備右手進針。

右手進針，左手候氣：為了使進針準確、無痛、得氣快，常用"指切速刺法"，是以左手拇指或食指切按住針刺部位，右手持針迅速刺入0.1～0.3寸，再緩慢進針，左側押手保持不動，隨時觸及針下氣至沖動，候到氣至，及時施用補瀉手法，不可錯過時機。例如針內睛明穴創用"壓針緩進法"，用左手食、中指或拇、食指分開上下眼瞼，右手進針，在眼球鼻側淚阜邊緣半月形皺壁處緩慢將針壓入0.5～1寸(不做捻轉提插)。

左手關閉，氣至病所：右手將針刺入穴位以后，左手一旦觸到針下氣至沖動，為使針感沿經脈向上傳導，左側押手用"關閉法"，按壓在針穴的下方，并協同右手與針一起向上推進，兩手互相配合，同時努力，才能"氣至病所"或使感覺傳到預定的處所。此外，使用補瀉手法后，當患者有舒適感覺時，要用"守氣法"，并根據病情需要保持感覺維持一定的時間，這也是應用針刺手法取得療效的關鍵。

2　重視"八法"的應用

汗法：是選取某些經穴和針刺施用發汗手法，開泄肌表，驅邪外出治療表證的一種法則。如針治風寒表證，取風池、大椎、合谷等穴，用燒山火手法，發汗解表，驅邪外出。若體虛患者，必須使用汗法時，可先刺足三里補氣，或刺照海滋陰，然后再行發汗，以達到驅邪而不傷正的目的。

吐法：就是利用針刺經穴和催吐手法，引導病邪從口吐出，治療痰阻咽喉，胸滿脘脹的一種法則。如針治中風閉證和小兒驚風，當痰涎壅盛、阻塞氣道、欲吐不得時，用左手拇、食指緊按雙側旁廉泉或單指切按天突穴，候至患者作嘔時，以"金鉤釣魚"手法速刺該穴［1］，激起神經反射作用，上涌作嘔，即可將頑痰涌出。

下法：是利用針刺經穴和瀉下手法，以瀉實熱、消積滯，排除腸胃宿結，除脹止痛，推陳致新的一種法則。如針治胃腸實熱，大便秘結等病癥，取中脘、天樞、足三里、大腸俞等，用透天涼手法，使其產生涼感下瀉。若年老體弱，氣血虧耗，腸失潤養的虛證便秘，先取次、三陰交、照海穴用補法，以清熱養陰，潤腸通便。

和法：是利用針刺經穴和平補平瀉手法，調和機體之偏盛偏衰，達到扶正祛邪的一種法則。如針治邪在少陽證，取大椎、液門、外關等穴，用陽中隱陰手法［2］，使其先熱后涼，治療往來寒熱，胸脅苦滿等證候。此外，針刺和法還廣泛用于調和氣血、調和肝胃、調和陰陽，使機體的生理功能達到平衡狀態，印證了古人"平則不病"之理。

溫法：是利用針刺經穴和熱補手法，消除沉寒陰冷，補益陽氣的一種法則。如針治慢性腹瀉，取建里、氣海、足三里等穴，用熱補手法，使之產生熱感，以溫陽止瀉。

清法：是利用針刺經穴和涼瀉手法，清熱解毒、生津止渴的一種法則。如針治痄腮、咽喉腫痛、多發性毛囊炎，先取風池、翳風、合谷穴，用"進水瀉法"；繼則取大椎、身柱、脊中等督脈穴，采用叢針揚刺法，稱為"釜底抽薪"。

消法：是利用針灸經穴和不同手法，消堅散結，破瘀活血，消腫止痛的一種法則。如采用局部圍刺法或施熨艾灸，活血散瘀止痛，治療軟組織損傷性疼痛；或取阿是穴用三棱針點刺，擠出少許膠狀粘液，治療腱鞘囊腫；或在癭瘤、瘰疬、結節部位用圍刺提插法，或使針沿縫隙直刺及針向核邊斜刺后用蒼龍擺尾法［1］，徐徐撥動，以活血散瘀，散結消癭。

補法：是利用針灸經穴和溫補手法，補益形體虛弱或氣血不足的一種法則。如針治久瀉不止、脫肛、陽萎等下元虛寒證，取關元、脾俞、腎俞、三陰交等穴，用熱補手法或針后加灸，使腹部和會有溫熱感，以溫腎暖脾，澀腸固脫。針灸補法是調整人體生理功能，調動機體正氣，抗御病邪的治療方法，故在臨床上應用最為廣泛。

3　善用溫法治療疑難雜癥

鄭師在臨床上常用的針法是溫法，運用最多的穴位是風池。溫法包括溫補法、溫通法、溫散法。如治療視網膜出血、青盲云翳等眼疾，用燒山火手法針刺風池，使熱感傳導到眼區，促使瘀血消散、吸收，稱為"過眼熱"針法。若耳聾耳鳴及頭痛諸疾，也以風池為主穴行燒山火手法，并利用左手關閉配合刺手的推努手法，使熱感傳到耳中或頭頂部位，起到通竅聰耳的作用。另外對風寒濕侵襲所致的上肢麻木疼痛和肩凝癥等，取天宗穴為主施用熱補手法，針刺時左手拇指揣穴，押在針穴下方，右手持針從岡下肌下緣向上斜刺0.7～1.2寸，得氣后推努守氣，同時左手加重壓力向肩部推按，使熱感傳導至肩部，起到散寒止痛的作用，稱為"穿胛熱"針法。此外，對中風后肢體偏癱、痿軟和風濕痹癥等，病在上肢部，取大椎、大杼、肩、肩、曲池、外關、合谷、后溪等；病在下肢部，取腎俞、關元俞、環跳、風市、陽陵泉、足三里、懸鐘、足臨泣等，治療時按順序由上而下依次針刺，用熱補手法或針后加灸，使熱感傳導至肢體遠端，起到活血通脈、恢復肢體運動功能的作用，稱之為"通經接氣法"。

4　精簡操作手法

鄭師認為，針刺手法是臨床取得療效的關鍵之一，在《鄭氏針灸全集》中，不僅詳細介紹了各類針法，還將他長期臨證實踐對手法操作上的心得體會及實驗觀察，都詳細加以說明，如提插、搓捻、關閉、搜刮、飛推、撥動、彈震、盤搖、循攝、搬墊、停留、壓按等行針手法的應用技巧和適應病證，并在實踐中把傳統的"燒山火""透天涼"手法加以改進，刪繁就簡，創立出獨特的"熱補""涼瀉"二種操作手法［3］。其中"熱補法"是在針刺得氣后，左手加重壓力，右手拇指向前捻轉3～5次，提插3～5次，再反復1次后，針尖頂著有感覺的部位用捻按、推努守氣1分鐘，使針下沉緊，產生熱感；而"涼瀉法"的操作是在針刺得氣后，左手減輕壓力，右手拇指向后連續捻提3～5次，候針下沉緊，提退0.1寸，再作慢(輕)插急(重)提3～5次，或再捻提3～5次，針尖拉著產生感應的部位守氣1分鐘，使針下松滑，產生涼感。這二種操作手法，簡便明了，易于掌握和運用，且同樣能產生"燒山火""透天涼"針法的效果。

5　改革研制新型子午流注臨床應用盤

元、明時期的針灸醫籍對子午流注和靈龜八法的記載，多是用語言敘述和計算，由于內容復雜，運用不便，故長期以來這兩種方法沒有得到推廣和應用。為了使古代針灸醫學

發揚光大，鄭師在學習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個人實踐體會，將子午流注"納子法""納甲法"及"靈龜八法"與公歷六十年日歷"六十花甲子"融合在一起，研制成袖珍式"子午流注與靈龜八法臨床應用盤"。此盤具有結構簡單、攜帶方便、易學易用的特點，包括有"納子法""納甲法"和"靈龜八法"三種優選取穴治病的用途，不用繁瑣推算即可找到六十年內每日的"花甲子"，以及當日當時的開穴，稱為"鄭氏補穴法"［4］。同時根據傳統子午流注和靈龜八法理論，增補了臟腑經絡辨證候時取穴、醫案和子午流注現代研究成果；尤其是對"徐氏子午流注逐日按時定穴訣"中"三焦寄有陽池穴，返本還原似嫡親……關沖屬金壬屬水，子母相生恩義深"的訂正，不僅合理解釋了原文，也為臨床應用指明了方向。鄭氏臨床應用盤的研制，給針灸醫、教、研提供了既簡便又準確的工具，并將傳統子午流注與現代時間生物醫學結合起來，為臨證針灸治療優選穴組創造了條件。

6　小結

鄭師在揣穴、進針、行針候氣、守氣等幾個方面，有獨特的臨證實踐經驗，特別注重雙手操作，重用左手，注重用溫法治療疑難雜癥，善于總結傳統針刺手法理論，將"燒山火""透天涼"等手法精簡成為易學實用的"熱補""涼瀉"操作手法；并在繼承古代"子午流注""靈龜八法"理論精髓的基礎上，根據個人臨證經驗，改革舊圖，研制出新型的臨床應用盤。更為可敬的是鄭師將三代人總結出的鄭氏家傳針法經驗，言傳身教，授以后學，名揚海外，不愧為當代針灸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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