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經濟論文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開放經濟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長期以來，理論界一直把外貿依存度作為衡量一國（地區）經濟開放度的重要指標。外貿依存度是一國（地區）對外貿易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用于衡量一國（地區）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主要發生在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兩個領域，其變動趨勢是貿易投資一體化。因此，僅僅考慮對外貿易難以正確度量經濟開放度。為此，本文用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兩個指標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開放度進行度量，并以珠江三角洲等地區作為參照系進行對比分析。

嚴格地說，國際貿易包括商品貿易、服務貿易與技術貿易三部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產業結構高度化進程的加速，服務貿易與技術貿易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日益顯著。但由于受統計資料的限制，本文著重分析商品貿易的依存度。根據對有關資料進行整理，2000年長江三角洲地區外貿依存度為55.6%（參見表1）。

其中，上海最高，達99.4%，江蘇次之，為44.5%，浙江為38.1%。長江三角洲貿易依存度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1.6個百分點，充分反映了長江三角洲的經濟開放度處于領先地位。但令人驚異的是，該區外貿依存度卻比沿海地區平均水平(63%)低7.4個百分點。究其原因，廣東省外貿依存度高達145.6%，且權重極大：2000年進出口額達1701億美元，占沿海地區38.8%，比長江三角洲高419.2億美元。廣東一省拉動沿海地區外貿依存度16.7個百分點。除去廣東省，長江三角洲外貿依存度比沿海地區平均水平高9.3個百分點。

表12000年長江三角洲外貿依存度對比分析

單位：億元，億美元，%

全國沿海地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GDP（支出法）89112.557616.9190749662.2

外貿進出口額47434388.51281.81701

外貿依存度446355.6145.6

資料來源：根據《國際貿易》2001年第2期、《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有關數據進行整理。

注：沿海地區包括遼、冀、京、津、魯、蘇、滬、浙、閩、粵、海、桂等12省（市、區）。珠江三角洲指廣東省。

二、國際投資開放度分析

國際投資開放度是指一國（地區）國際投資與GDP的比值，用于衡量國際投資的開放程度。國際投資按類型分包括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按資金流向分包括資金流入與資金流出。由于統計資料的限制，本文根據《國際貿易》2001年第2期的實際利用外資額進行整理分析。由于對外投資數額很小（1999年長江三角洲為0.9億美元，珠江三角洲為0.5億美元），故忽略不計。

表2為長江三角洲國際投資開放度與國內相關地區的對比分析。2000年，長江三角洲國際投資開放度為4.9%，僅比全國平均水平高0.3個百分點，比沿海地區平均水平低0.4個百分點，更比珠江三角洲低6.1個百分點，長江三角洲低于沿海地區平均水平仍然是珠江三角洲的影響。除去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區國際投資開放度只有4.2%，則低于長江三角洲0.7個百分點。

表22000年長江三角洲國際投資開放度對比分析

單位：億美元，%

全國沿海地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實際利用外資493.5370.1112128.3

國際投資開放度4.65.34.911

資料來源：根據《國際貿易》2001年第2期、《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有關數據進行整理。

三、對長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度的評價

分析經濟開放度目的是要說明其發展水平和合理程度，以及對國民經濟發展可能產生的影響。近年來，我國外貿依存度迅速提高，1994～1998年，我國包括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的貿易開放度為40.1%，比美國高17.2個百分點，比日本高20.8個百分點。包括國際資金流入與流出的投資開放度為5.9%，比日本高1.5個百分點，僅比美國低1個百分點（參見表3）。于是，中國外貿依存度的高低問題，對經濟影響的正負效應問題就被提了出來。有人擔心依存度過高將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不良影響。我國已經加入WTO，如何判斷我國的外貿依存度直接影響到對外開放戰略的政策調整，需要對此有一個科學結論。

表31994～1998年我國經濟開放度的國際比較單位：%

外貿開放度國際投資開放度

商品貿易服務貿易貿易開放直接投資間接投資投資開放度經濟開放度

中國34.45.740.15.40.55.946.0

美國18.34.622.92.1

4.86.929.8

日本15.34.019.30.63.84.423.7

巴西13.82.816.61.43.85.221.8

印度18.44.723.10.60.91.524.6

資料來源：黃繁華《中國經濟開放度及其國際比較研究》，載《國際貿易問題》2001年第1期。

國內有學者認為，目前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存在高估問題（注：參見隆國強：《如何看待我國的外貿依存度》，載《國際貿易問題》2001年第11期。），理由包括：

(1)加工貿易比重大。1981～1999年，加工貿易在我國出口與進口額中的比重由4.8%上升到56.9%和37.8%，由于加工貿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大進大出”的特點，與國內經濟運行的關聯度不密切，因此加工貿易比重增大，導致我國外貿依存度被高估。

(2)GDP構成差異。比較而言，第三產業可貿易程度較低，因此用傳統方法計算，第三產業比重較高的美國（達75%）與發達國家的外貿依存度就會被低估。我國第三產業比重僅為33%，相對而言，外貿依存度就會被高估。

(3)匯率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一般認為人民幣名義匯率比其購買力平價匯率(PPP)低三倍左右，直接導致外貿依存度被高估。

在充分考慮GDP構成和匯率因素后，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只相當于低收入國家水平，而遠低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參見表4）。

我們認為，長江三角洲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還是低水平的，既有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也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除以上原因外，還要考慮以下因素：

1.從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趨勢看，國際貿易發展速度比經濟發展速度快。世界平均出口依存度從1970年的14%提高到1997年的25%。由此推斷：長江三角洲開放型經濟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經濟開放度將以快于經濟發展的速度增長。

表41997年我國外貿依存度的國際比較單位：%

國別商品貿易額商品貿易額

占購買力平價GDP的比重占商品GDP的比重

中國8.553.1

美國20.475.3

低收入國家8.452.0

中等收入國家18.680.0

高收入國家38.778.7

資料來源：隆國強《如何看待我國的外貿依存度》，載《國際貿易問題》2000年第11期。

2.從國內比較看，我國目前對外開放度的前沿陣地仍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度雖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與珠江三角洲相比差距甚大，甚至低于沿海地區平均水平。90年代以來，尤其是浦東及長江沿岸港口城市的開發、開放以來，我國對外開放的戰略重心正從東南沿海向長江流域轉移。地處沿海與沿江開放帶結合部的長江三角洲以其區位、歷史與人才的獨特優勢，正成為我國的經濟、信息、金融與科技中心，在長江流域及西部大開發戰略中發揮著對外開放的窗口及增長產生巨大作用。顯然，本區目前的經濟開放程度與水平遠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盡快提升長江三角洲經濟開放水平與質量，不僅是長江三角洲本身發展的需要，也事關全國發展戰略的成敗，其緊迫性與重要性毋需贅言。

3.從長江三角洲自身外向型經濟發展的現狀看，區域內部經濟開放程度的地域差異極大。從省際對比看，2000年本區上海的外貿依存度最高，達99.4%，分別比江蘇、浙江高1.2倍和1.6倍（參見表5）。即便如此，上海的外貿依存度也只及廣東的68.3%。國際投資開放度江蘇最高達6.3%，分別比上海、浙江高0.5個百分點和1.9倍，但只及廣東的57%。由此可見，經濟外向度的巨大區域差異為長江三角洲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四、推進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

20世紀90年代，長江三角洲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經受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保持了有效益的增長，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為地區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和綜合實力的提高作出了貢獻。但與先進國家、先進地區相比，本區的開放性經濟還存在一些結構性的矛盾：一是商品貿易市場占有率仍較低，出口商品技術含量不高，缺少有一定規模和較強競爭力的拳頭產品。二是相對于商品貿易規模，本區技術貿易與服務貿易發展滯后，亟待加快發展。三是出口市場集中度仍然偏高，致使區域經濟發展受國際經濟波動影響較大，貿易區域多元化格局有待進一步形成。四是利用外資規模仍然偏小，且投資引進方式單一，境外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五是外商投資的行業分布比較集中，且主要是制造業，第三產業投資主要集中于房地產業，對第一、第三產業投資有待加強。六是外商投資的地區分布過于集中，導致區域經濟發展的失衡與區域發展差異擴大。七是作為長江三角洲開放型經濟發展的主陣地，各類開發區布局過于分散、起點不高、結構雷同、與周邊地區關聯度不強，成為制約開放型經濟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障礙因素。

表52000年蘇浙滬粵四省市經濟開放度對比單位：%

外貿依存度國際投資開放度

江蘇44.56.3

浙江38.12.2

上海99.45.7

廣東145.611

資料來源：同表1。

加入WTO，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將在更大范圍內和更深程度上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長江三角洲地區人力資源豐富，開放程度高，綜合經濟實力強，必須根據加入WTO的新形勢與新特點，進一步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加快經濟體制與運行機制同國際慣例接軌，全面提升國際競爭力，在實現經濟國際化的過程中不斷搶抓新機遇，增創新優勢，促進大發展，最終實現現代化。

（一）實施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

長江三角洲地區兩省一市作為地域相連、文化相近、結構互補的較為完整的城市經濟區域，必須在多層次內部合作的基礎上，實施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才能避免內耗，實現開放型經濟的協同發展。為此，需要打破行政封鎖，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探索上海與蘇漸兩省間基礎設施銜接、支柱產業配套、新興產業共建、一般產業互補的梯度開發模式與分工協作體系。要強化上海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創新中心與營銷中心的功能，強化腹地企業與上海之間的互動與聯系。以南京、蘇州、無錫、徐州、杭州、寧波等二級中心城市為節點，以運輸干線為依托，開展跨地區的產業整合與資產重組，培育一批能有效參與國際競爭的大型企業集團，全方位參與國際競爭。

（二）實施大口岸、大經貿戰略

要在統一規劃的基礎上對長江三角洲內的口岸資源進行整合，做到合理分工，功能互補，形成合力，避免不合理的重復建設。要建立在國際慣例指導下的由各類企業廣泛參加，各項經貿業務相互融合，抵御風險能力強的開放型外經貿體系。在開放戰略上，要從有限范圍和有限領域的市場開放轉變為全方位的市場開放；要從各自為主的單方面對外開放轉變為各經濟區域間的雙向開放；要從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性開放轉變為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的開放。在操作層面上，要從單純注重出口轉變為出口與進口相結合，從單純注重實物貿易轉變為實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尤其是技術貿易）相結合。大幅度提高區內口岸的通關速度，建立健全完善的現代化物流系統，實現外經貿的經營主體多元化、商品結構高度化、貿易方式多樣化、市場布局合理化和管理方式現代化。

（三）實施科技興貿戰略，培育開放型創新體系

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加強科貿、技貿、工貿結合，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為依托，技術引進與開發相結合，面向國際市場的創新體系。加快發展技術貿易，積極推進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爭取在電子信息制造、電子商務、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機電一體化等高新技術領域的重點出口產品開發和經營上取得突破，建立一批高新技術產業的出口生產基地。加大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高輕工、紡織、冶金、建材、食品等傳統產品的力度，提高傳統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把資源秉賦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形成在國際市場有競爭力的出口商品群。

（四）拓寬外商投資新領域，實現利用外資戰略性轉變

圍繞長江三角洲地區國民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抓住我國入世后在服務貿易等領域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的機遇，實行公開、透明、平等的貿易與投資政策，保護公平競爭，落實國民待遇，進一步健全外商投資的法制環境。根據我國承諾的開放時間表，逐步擴大在商業、外貿、金融、保險、證券、電信、旅游、運輸、咨詢、法律、會計等服務領域的利用外資規模，把服務領域利用外資作為新的突破口，通過強化對外商投資的產業導向和與跨國公司的戰略合作，促進長江三角洲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同時進一步拓寬引資渠道，改進引資方式，繼續探索購并、BOT、國際租賃、創業投資和證券投資等多種引資方式，積極引導外資投向高新技術產業和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不斷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與水平，實現利用外資領域與方式的戰略性轉變。

（五）加快實施“走出去”開放戰略，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上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

篇（2）

2村莊搬遷開采技術經濟指標分析

選取2015年1月為研究起點。即2015年1月開始實施村莊搬遷，搬遷耗時1年，2015年12月底搬遷工作結束；村民搬遷費為初始一次支付。2016年1月起，開始對SQ村下壓煤的開采工作。該礦可保證接續生產，產煤量均為21.5萬t/月。采出的煤炭即采即銷，銷售價格為900元/t，成本400元/t（成本中已包含應繳資源稅和其他稅費）。當地稅收政策規定，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結合該礦實際壓煤量和每月采煤量，SQ礦村下壓煤搬遷開采的生產周期將延伸到2017年1月，此時可開采的煤量僅余8萬t，不能滿負荷生產，現金流隨之減少，圖2為村莊搬遷方案的現金流量情況。如表3所示，凈現值和內部收益率均大于零，說明搬遷開采方案可行，而且通過數據對比可知，搬遷開采比傳統開采模式能釋放更多的煤量，能獲得4.7萬元的超額稅后收益。在地表村莊遷移以后，企業在進行開采過程中技術手段更為有效實施，搬遷開采項目每月的凈收益回收全部投資所需的時間（即靜態回收期）為12.86月，在考慮時間價值時（動態回收期）為13.42月，對比帶來的收益，投資效果明顯。綜上所述，從技術經濟的角度來看，村莊搬遷的開采方案可以取得高額的經濟收益，是最合適的開采方案。

篇（3）

一般認為，政策溢出效應主要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傳遞。以貿易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進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則給予其主要貿易伙伴一個外源性需求緊縮;以資本流動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意味著本幣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則導致向這個國家的資本流動，他國因資本外流而有意外緊縮。庫珀的大致結論是：在開放經濟下如果不考慮貨幣合作，則一國政策效能將大為削弱。此后庫里，列文和維達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動匯率制發展歷程后指出，各國力圖確保它們宏觀政策的獨立性可能對世界經濟具有破壞性，溢出效應的存在說明各國可以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分享合作體系帶來福利增進。富蘭克爾的基本思路是：所謂政策溢出，是指在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時，一國的政策行為將影響別國的福利函數，而它國的政策行為同樣將影響本國福利函數的達成，因此各國彼此割裂和相互沖突的貨幣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須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整體福利損失，富蘭克爾尤其主張以建立起較大的貨幣區(Currency Bloc)來作為國際貨幣合作的手段。 基于“資本市場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 表人物歸功于蒙代爾，他分別討論了在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下，資本流動帶來的溢出效應，以及一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搭配問題。目前基于市場溢出的貨幣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幾種思路：一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可以降低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即浮動匯率制在確保了各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同時，并不能完全隔疫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其頻繁波動反過來將削弱各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各國讓渡部分貨幣主權進行合作可以降低外匯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并最終使貨幣合作參與者受益;二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應該有恰當的水平和方式。S.漢和C.瑞因哈特等認為，估計在1992年時，1.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才會因溢出效應而引起貨幣市場間的波動，而現在0.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即可達到類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場等其它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也在增加，因此各國必須在會計準則、銀行監管、信息披露等方面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可見，各國產生在貨幣領域進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場的溢出效應，并改善本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及資本市場的穩健性。

二、國際貨幣合作的霸權穩定論 基于霸權穩定結構的貨幣合作理論的始作傭者可能是金德爾伯格(P.C.Kindleberger)，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學者克歐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爾伯格首先將其運用到國際貨幣合作領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經濟蕭條》一書中，金氏認為在國際貨幣領域需要一個霸主以杜絕政策或市場溢出效應，霸主的作用不僅僅局限于充當發行世界貨幣和充當全球最后貸款人角色，也應為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發揮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從者之間以霸權穩定結構維持國際貨幣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認其他形式的國際貨幣合作的有效性。

1973年正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際，但金德爾伯格仍然堅稱霸權穩定結構是唯一途徑，實在具有諷刺意義。此后，克拉斯納(S.Krasner)和吉爾芬(R.Gilpin)等對霸權穩定論進行了發展。一般來說，霸權穩定結構必須滿足下列條件：1、關鍵國具有足夠的經濟規模，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居于主導地位;2、他國相對于關鍵國地位的明顯遜色和對關鍵國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體系創立伊始關鍵國通貨穩定，且附從國認為其自身貨幣政策相對于關鍵國貨幣政策的從屬性和被動性未對自身利益構成威脅;4、霸權體系內的成員存在一定水平的經濟發展趨同性。而霸權合作體系則具有一下特點：1、霸權體系的貨幣合作體現為霸主決定霸權體系的貨幣政策，其他附從國認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懷疑，霸權結構就從穩定向非穩蛻變;2、霸權體系的貨幣合作通過制度予以維持和協調;3、霸權必須能夠產生類似“公共產品”的收益以抵補附從國犧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成本，當霸權穩定結構的合作收益趨于枯竭時，該體系就將崩潰。

金德爾伯格等提出的霸權穩定結構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克歐亨尼隨后提出了后霸權合作論。最早運用霸權穩定結構一詞的克歐亨尼在其《霸權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傾軋》中指出：“霸權性合作并不構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權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權穩定結構(Post-HegemonicStability Theory)的特征是：1、從邏輯上看，霸權不是寡頭合作體系中出現貨幣合作的必要條件，而后霸權體系則是大國間的寡頭合作博弈過程，大國間“可以自己提供集體利益”;2、不管是否屬于霸權性質，國際體系所依賴的是共同的或互補的利益關系，頻繁的政策和市場溢出將促使貨幣合作的規模和程度更深更廣，盡管著重寡頭合作的信譽是可質疑的;3、霸權體制本身具有慣性，霸權的衰落并不意味著合作體系的消亡，但體系中霸主將受到寡頭的挑戰，從而導致霸權穩定結構向后霸權合作體系漸變。此后庫納(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發展了后霸權合作理論。他們將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小型開放經濟體，對于它們，其參與國際 貨幣合作的可能選擇只有兩種對角選擇(Two Corner Solu-tions)，要么保持徹底的浮動匯率制度，要么通過釘住單一貨幣或貨幣局制度(CurrencyBoard System)固定其匯率。這也被形象地比喻為“暴風雨中的風葉”理論，一個國家的匯率安排就好象風葉一樣，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風雨中，除了將風葉和風車完全脫鉤，讓風葉隨風而轉之外，就只有把風葉和風車完全固定，讓風葉和風車靜止不動。

另一類是大國經濟，對于它們，沒有一國在貨幣體系中處于支配地位，國際貨幣事務必須通過合作來解決。這潛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極化的趨勢，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國集團的政策合作體系。 從全球角度觀察，霸權和后霸權的貨幣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國組成，且各國均有自己的貨幣和中央銀行，并通過固定彼此之間的匯率建立貨幣體系，假定第n國的貨幣匯率為1，用Si表示i國貨幣相對于第n國貨幣的匯率，Fi是i國用本幣表示的外匯儲備變動，由于全球國際收支差額必為零，則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為了維持該系統的相容性，第n國必須既不為其國際收支變動Fn規定獨立的目標，也不應干預市場，以試圖確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個匯率，結果第n國的唯一選擇，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殘差”來決定。因此包含n國成員為了維持匯率和系統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徑只有三種：第一種是后霸權合作體系。

在n-1國選擇其對于第n種貨幣的匯率并自主國際收支時，第n國必須成為和體系中其他寡頭采取合作姿態的“無為的霸主”，放棄其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國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其余n-1因為維持對n國貨幣的穩定，它介1的國際收支和本幣供給被動地由n國的貨幣政策所決定，n國成為要求其余附從國服從霸主的“穩定的霸主”。第二種是霸權穩定結構，即在S1、S2、S3，Sn-1、Sn等被貨幣同盟所確定時，為維持系統相容，各國必須建立區域內的中央銀行，并授權它以統一的貨幣政策保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條件;或者至少在貨幣政策、匯率和國際收支方面進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協調，這正是歐盟的德洛爾解法(Delors’S Approach)。第三種，為n國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即“外部駐錨”(External Archor)，這樣n-1個匯率和外部駐錨的價格是外生的，第n種貨幣供給才可能成為內生，系統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國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這種解法只有在n國是趨于貨幣同盟而不是全球貨幣聯盟時才可能存在。

三、國際貨幣臺作的博弈分析論 在國際貨幣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論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濱田宏一(Y.Hamada)等。從廣義上講，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指“各國充分考慮國際經濟聯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調整各自經濟政策”的過程，而國際貨幣合作則是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這一過程在協調范圍上有較大的可伸縮性，濱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論直觀地說明了兩國條件下的政策協調過程。下圖中，橫軸代表國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國1相對貨幣政策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豎軸代表國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國2相對貨幣政策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U*｝是國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無差異曲線的集合，即在每一條無差異曲線U*1;上各點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離最佳福利點B*越遠的無差異曲線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

此時各國沒有必要展開國際貨幣合作。但現實中無政策溢出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經濟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國政策對別國福利的影響更加顯著，表現在圖上則是使兩國原本為直線的無差異曲線變為圍繞各自最佳福利點的橢圓形曲線。此時只有使兩國無差異曲線相切的貨幣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點上的政策實現了帕累托最優。因為此時一國福利的改進必須以犧牲另一國福利為代價，這些切點構成的曲線如圖所示就是連接兩國最佳福利點的契約線B*B^。契約線上的點所代表的政策是國1國2協調的結果。故從博養論角度看，各國必須進行貨幣合作。 問題是，如果各國拒絕合作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先以國1為分析對象。如果缺乏合作，則對國1而言，國2的政策就是一個既定的函數，其造成的福利結果表現為一條條水平的無差異曲線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觀存在，國1的無差異曲線呈橢圓形曲線。所以，對每一個U^i，國1必須選擇一種政策，使得自己的無差異曲線U*i;與水平線U^i相切，切點組成的軌跡構成直線R*，這就是不合作時國1的對策函數。類似地，對國2來說，國1的無差異曲線U*i為一組垂直線，國2為使本國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決定的無差異曲線在與U*i有接觸的前提下盡量接近本國的福利最佳點，也即是取與每條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點構成的直線R^就是不合作時國2的對策函數。博弈的最終結果是使兩國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數R*和地的交點N上達到穩定。

N點是一個穩定的納什均衡點(Nash Point)。從圖一上我們看到，這一點所對應的政策是無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約線上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所對應的任意一點都更遠離帕累托最優狀態。這說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進行國際貨幣合作將有助于改進參加協調國的福利。 四、國際貨幣合作的兩難：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權和后霸權貨幣合作理論、貨幣合作的博弈理論之外，還存在其他一些國際貨幣合作的理論流派，但國際貨幣合作并不總是有效的，有時反而是無效甚至逆效的。所謂有效的貨幣合作(Productive Cooperation)，是指成員們通過規則協調或隨機協調來參與貨幣合作時，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不僅可以抵銷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還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銷政策和市場溢出帶來的損失;所謂逆效的貨幣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隨著國際經濟格局和貨幣秩序的變遷，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逐步下降，當下降到不足以抵補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時，貨幣合作就成為逆效的，此時各國參與貨幣合作不僅沒有降低市場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還付出了貨幣政策獨立性受損的代價，結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國際貨幣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隨機安排在慣性消失后崩潰。人們就不得不經常對貨幣合作作出評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篇（4）

長期以來，理論界一直把外貿依存度作為衡量一國（地區）經濟開放度的重要指標。外貿依存度是一國（地區）對外貿易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用于衡量一國（地區）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主要發生在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兩個領域，其變動趨勢是貿易投資一體化。因此，僅僅考慮對外貿易難以正確度量經濟開放度。為此，本文用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兩個指標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開放度進行度量，并以珠江三角洲等地區作為參照系進行對比分析。

嚴格地說，國際貿易包括商品貿易、服務貿易與技術貿易三部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產業結構高度化進程的加速，服務貿易與技術貿易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日益顯著。但由于受統計資料的限制，本文著重分析商品貿易的依存度。根據對有關資料進行整理，2000年長江三角洲地區外貿依存度為55.6%（參見表1）。

其中，上海最高，達99.4%，江蘇次之，為44.5%，浙江為38.1%。長江三角洲貿易依存度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1.6個百分點，充分反映了長江三角洲的經濟開放度處于領先地位。但令人驚異的是，該區外貿依存度卻比沿海地區平均水平(63%)低7.4個百分點。究其原因，廣東省外貿依存度高達145.6%，且權重極大：2000年進出口額達1701億美元，占沿海地區38.8%，比長江三角洲高419.2億美元。廣東一省拉動沿海地區外貿依存度16.7個百分點。除去廣東省，長江三角洲外貿依存度比沿海地區平均水平高9.3個百分點。

表12000年長江三角洲外貿依存度對比分析

單位：億元，億美元，%

全國沿海地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GDP（支出法）89112.557616.9190749662.2

外貿進出口額47434388.51281.81701

外貿依存度446355.6145.6

資料來源：根據《國際貿易》2001年第2期、《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有關數據進行整理。

注：沿海地區包括遼、冀、京、津、魯、蘇、滬、浙、閩、粵、海、桂等12省（市、區）。珠江三角洲指廣東省。

二、國際投資開放度分析

國際投資開放度是指一國（地區）國際投資與GDP的比值，用于衡量國際投資的開放程度。國際投資按類型分包括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按資金流向分包括資金流入與資金流出。由于統計資料的限制，本文根據《國際貿易》2001年第2期的實際利用外資額進行整理分析。由于對外投資數額很小（1999年長江三角洲為0.9億美元，珠江三角洲為0.5億美元），故忽略不計。

表2為長江三角洲國際投資開放度與國內相關地區的對比分析。2000年，長江三角洲國際投資開放度為4.9%，僅比全國平均水平高0.3個百分點，比沿海地區平均水平低0.4個百分點，更比珠江三角洲低6.1個百分點，長江三角洲低于沿海地區平均水平仍然是珠江三角洲的影響。除去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區國際投資開放度只有4.2%，則低于長江三角洲0.7個百分點。

表22000年長江三角洲國際投資開放度對比分析

單位：億美元，%

全國沿海地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實際利用外資493.5370.1112128.3

國際投資開放度4.65.34.911

資料來源：根據《國際貿易》2001年第2期、《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有關數據進行整理。

三、對長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度的評價

分析經濟開放度目的是要說明其發展水平和合理程度，以及對國民經濟發展可能產生的影響。近年來，我國外貿依存度迅速提高，1994～1998年，我國包括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的貿易開放度為40.1%，比美國高17.2個百分點，比日本高20.8個百分點。包括國際資金流入與流出的投資開放度為5.9%，比日本高1.5個百分點，僅比美國低1個百分點（參見表3）。于是，中國外貿依存度的高低問題，對經濟影響的正負效應問題就被提了出來。有人擔心依存度過高將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不良影響。我國已經加入WTO，如何判斷我國的外貿依存度直接影響到對外開放戰略的政策調整，需要對此有一個科學結論。

表31994～1998年我國經濟開放度的國際比較單位：%

外貿開放度國際投資開放度

商品貿易服務貿易貿易開放直接投資間接投資投資開放度經濟開放度

中國34.45.740.15.40.55.946.0

美國18.34.622.92.1

4.86.929.8

日本15.34.019.30.63.84.423.7

巴西13.82.816.61.43.85.221.8

印度18.44.723.10.60.91.524.6

資料來源：黃繁華《中國經濟開放度及其國際比較研究》，載《國際貿易問題》2001年第1期。

國內有學者認為，目前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存在高估問題（注：參見隆國強：《如何看待我國的外貿依存度》，載《國際貿易問題》2001年第11期。），理由包括：

(1)加工貿易比重大。1981～1999年，加工貿易在我國出口與進口額中的比重由4.8%上升到56.9%和37.8%，由于加工貿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大進大出”的特點，與國內經濟運行的關聯度不密切，因此加工貿易比重增大，導致我國外貿依存度被高估。

(2)GDP構成差異。比較而言，第三產業可貿易程度較低，因此用傳統方法計算，第三產業比重較高的美國（達75%）與發達國家的外貿依存度就會被低估。我國第三產業比重僅為33%，相對而言，外貿依存度就會被高估。

(3)匯率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一般認為人民幣名義匯率比其購買力平價匯率(PPP)低三倍左右，直接導致外貿依存度被高估。

在充分考慮GDP構成和匯率因素后，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只相當于低收入國家水平，而遠低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參見表4）。

我們認為，長江三角洲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還是低水平的，既有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也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除以上原因外，還要考慮以下因素：

1.從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趨勢看，國際貿易發展速度比經濟發展速度快。世界平均出口依存度從1970年的14%提高到1997年的25%。由此推斷：長江三角洲開放型經濟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經濟開放度將以快于經濟發展的速度增長。

表41997年我國外貿依存度的國際比較單位：%

國別商品貿易額商品貿易額

占購買力平價GDP的比重占商品GDP的比重

中國8.553.1

美國20.475.3

低收入國家8.452.0

中等收入國家18.680.0

高收入國家38.778.7

資料來源：隆國強《如何看待我國的外貿依存度》，載《國際貿易問題》2000年第11期。

2.從國內比較看，我國目前對外開放度的前沿陣地仍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度雖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與珠江三角洲相比差距甚大，甚至低于沿海地區平均水平。90年代以來，尤其是浦東及長江沿岸港口城市的開發、開放以來，我國對外開放的戰略重心正從東南沿海向長江流域轉移。地處沿海與沿江開放帶結合部的長江三角洲以其區位、歷史與人才的獨特優勢，正成為我國的經濟、信息、金融與科技中心，在長江流域及西部大開發戰略中發揮著對外開放的窗口及增長產生巨大作用。顯然，本區目前的經濟開放程度與水平遠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盡快提升長江三角洲經濟開放水平與質量，不僅是長江三角洲本身發展的需要，也事關全國發展戰略的成敗，其緊迫性與重要性毋需贅言。

3.從長江三角洲自身外向型經濟發展的現狀看，區域內部經濟開放程度的地域差異極大。從省際對比看，2000年本區上海的外貿依存度最高，達99.4%，分別比江蘇、浙江高1.2倍和1.6倍（參見表5）。即便如此，上海的外貿依存度也只及廣東的68.3%。國際投資開放度江蘇最高達6.3%，分別比上海、浙江高0.5個百分點和1.9倍，但只及廣東的57%。由此可見，經濟外向度的巨大區域差異為長江三角洲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四、推進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

20世紀90年代，長江三角洲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經受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保持了有效益的增長，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為地區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和綜合實力的提高作出了貢獻。但與先進國家、先進地區相比，本區的開放性經濟還存在一些結構性的矛盾：一是商品貿易市場占有率仍較低，出口商品技術含量不高，缺少有一定規模和較強競爭力的拳頭產品。二是相對于商品貿易規模，本區技術貿易與服務貿易發展滯后，亟待加快發展。三是出口市場集中度仍然偏高，致使區域經濟發展受國際經濟波動影響較大，貿易區域多元化格局有待進一步形成。四是利用外資規模仍然偏小，且投資引進方式單一，境外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五是外商投資的行業分布比較集中，且主要是制造業，第三產業投資主要集中于房地產業，對第一、第三產業投資有待加強。六是外商投資的地區分布過于集中，導致區域經濟發展的失衡與區域發展差異擴大。七是作為長江三角洲開放型經濟發展的主陣地，各類開發區布局過于分散、起點不高、結構雷同、與周邊地區關聯度不強，成為制約開放型經濟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障礙因素。

表52000年蘇浙滬粵四省市經濟開放度對比單位：%

外貿依存度國際投資開放度

江蘇44.56.3

浙江38.12.2

上海99.45.7

廣東145.611

資料來源：同表1。

加入WTO，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將在更大范圍內和更深程度上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長江三角洲地區人力資源豐富，開放程度高，綜合經濟實力強，必須根據加入WTO的新形勢與新特點，進一步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加快經濟體制與運行機制同國際慣例接軌，全面提升國際競爭力，在實現經濟國際化的過程中不斷搶抓新機遇，增創新優勢，促進大發展，最終實現現代化。

（一）實施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

長江三角洲地區兩省一市作為地域相連、文化相近、結構互補的較為完整的城市經濟區域，必須在多層次內部合作的基礎上，實施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才能避免內耗，實現開放型經濟的協同發展。為此，需要打破行政封鎖，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探索上海與蘇漸兩省間基礎設施銜接、支柱產業配套、新興產業共建、一般產業互補的梯度開發模式與分工協作體系。要強化上海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創新中心與營銷中心的功能，強化腹地企業與上海之間的互動與聯系。以南京、蘇州、無錫、徐州、杭州、寧波等二級中心城市為節點，以運輸干線為依托，開展跨地區的產業整合與資產重組，培育一批能有效參與國

際競爭的大型企業集團，全方位參與國際競爭。

（二）實施大口岸、大經貿戰略

要在統一規劃的基礎上對長江三角洲內的口岸資源進行整合，做到合理分工，功能互補，形成合力，避免不合理的重復建設。要建立在國際慣例指導下的由各類企業廣泛參加，各項經貿業務相互融合，抵御風險能力強的開放型外經貿體系。在開放戰略上，要從有限范圍和有限領域的市場開放轉變為全方位的市場開放；要從各自為主的單方面對外開放轉變為各經濟區域間的雙向開放；要從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性開放轉變為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的開放。在操作層面上，要從單純注重出口轉變為出口與進口相結合，從單純注重實物貿易轉變為實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尤其是技術貿易）相結合。大幅度提高區內口岸的通關速度，建立健全完善的現代化物流系統，實現外經貿的經營主體多元化、商品結構高度化、貿易方式多樣化、市場布局合理化和管理方式現代化。

（三）實施科技興貿戰略，培育開放型創新體系

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加強科貿、技貿、工貿結合，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為依托，技術引進與開發相結合，面向國際市場的創新體系。加快發展技術貿易，積極推進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爭取在電子信息制造、電子商務、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機電一體化等高新技術領域的重點出口產品開發和經營上取得突破，建立一批高新技術產業的出口生產基地。加大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高輕工、紡織、冶金、建材、食品等傳統產品的力度，提高傳統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把資源秉賦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形成在國際市場有競爭力的出口商品群。

（四）拓寬外商投資新領域，實現利用外資戰略性轉變

圍繞長江三角洲地區國民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抓住我國入世后在服務貿易等領域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的機遇，實行公開、透明、平等的貿易與投資政策，保護公平競爭，落實國民待遇，進一步健全外商投資的法制環境。根據我國承諾的開放時間表，逐步擴大在商業、外貿、金融、保險、證券、電信、旅游、運輸、咨詢、法律、會計等服務領域的利用外資規模，把服務領域利用外資作為新的突破口，通過強化對外商投資的產業導向和與跨國公司的戰略合作，促進長江三角洲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同時進一步拓寬引資渠道，改進引資方式，繼續探索購并、BOT、國際租賃、創業投資和證券投資等多種引資方式，積極引導外資投向高新技術產業和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不斷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與水平，實現利用外資領域與方式的戰略性轉變。

（五）加快實施“走出去”開放戰略，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上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

篇（5）

房地產開發具有投資數額大、風險系數大、綜合性強的特點。每一個房地產項目的開發都是一個系統工程，具有很強的綜合性。無論是單體開發還是小區綜合開發，都要經過很多程序：選址和征地一前期策劃一工程建設一產品出售一售后物業管理，每一環節都包含許多工序，而且都需要依靠特定的專業人士完成。這要求房地產開發企業不斷加強管理，成立各個事業部，去完成各個階段的任務。

1可行性研究是房地產開發的先決條件

在做出投資決策前，先對有關的技術、經濟、社會、環境等方面進行調查研究，對項目各種可能的擬建方案進行技術經濟分析論證，對項目建成投產后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進行科學地預測和評價，據此提出該項目是否應該投資建設。并選定最佳投資建設方案等結論性意見。

2項目建設全過程的管理

2．1建立項目品質管理體系

(1)進行小區整體規劃及單體方案招標，從中選擇最佳方案，由中標單位負責項目的施工圖設計任務。這樣利用競爭機制，使設計單位在競爭中提高設計水平，公司從中選擇經濟實用、品質優秀的方案。有些企業往往利用設計招標選擇好的方案，再委托另外的設計單位進行施工圖設計，這種方式不可取。因為一是損害中標單位的積極性，不利于知識產權的保護；二是局部設計需要和整體設計吻合，由不同單位設計會影響整體效果。

(2)組織設計人員踏勘現場，提高對現場的感性認識，同時避免設計圖紙脫離實際、與現場環境不協調。

(3)設計招標時可以把方案的造價作為評標的一項內容，促使設計單位改變設計方法，由以往的單純設計變為設計與預算同時進行，根據預算調整設計。在設計階段控制投資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優化設計，國內最常用的方法是在方案設計階段進行多方案比較來對方案優化，而國外最常用的優化設計方法是業主在施工圖紙完成之后，再聘請另外一個設計公司或者就由原來的設計公司從控制投資的目的出發，以第一次的設計圖紙為基礎，再對建筑物結構的選型、材料設備的選擇、施工方案及施工的可行性等方面進行詳細的分析和論證，然后由原設計公司或者另外聘請的設計公司對第一次的圖紙進行二次優化設計，這樣做可能會增加項目的工期，但是進行二次優化設計給業主帶來的收益要遠高于由于工期的延長帶來的損失，因此可以大大節省項目的造價。

(4)組織設計評審小組對各個專業的設計進行審核，評審工作主要在規劃及方案設計階段。評審小組由項目策劃、銷售、監理等各方面負責人及各專業的專家組成，對設計提出全面的意見。對設計的評審許多開發公司往往依據個人的意見，由領導拍板，這樣缺乏科學性。

(5)合理安排設計進度，使出圖的時間與招標、施工計劃吻合。

(6)通過合同明確規定設計的職責，規定設計質量獎懲方法。并要求項目負責人必須在工程進展過程中親臨現場對施工進行必要的監督和指導。

2，2建立完善的進度計劃管理體系

(1)設計報建進度計劃：主要包括規劃設計及報建進度、單體方案設計及報建進度、單體施工圖設計及報建進度、市政園林設計及報建進度；

(2)施工準備階段進度計劃：主要內容包括工程招投標、材料設備、分項工程招標、施工臨時水電安裝和施工臨時設施進度計劃、辦理施工前手續計劃；

(3)施工進度計劃：主要包括土建施工和水電設備安裝、材料定板定貨計劃、鋁合金門窗工程和木門及防火門工程進度計劃等；

(4)配套設施工程進度計劃：主要包括永久供水供電報裝及施工、電信工程、防盜系統工程、有線電視工程、煤氣工程、市政工程和綠化園林工程進度計劃等。

2．3建立完善的項目投資管理體制

(1)建設用地成本：土地有償使用費、征地拆遷費等；

(2)工程建設成本：土建費、水電設備安裝費、市政永久水電、電信、煤氣、防盜、天線、道路、綠化等配套工程費、設計監理費、向政府交納的配套設施建設費、人防易地建設費、檔案保證金、勞動保險金等；

(3)銷售費用：銷售營業、售樓中介費、廣告宣傳費等；

(4)財務費用：貸款利息、資金運作利息等。

(5)工程計量控制；主要負責工程的預算與結算工作，審核工程量及工程價款，編制工程招標文件及標底，編制工程款支付計劃，控制工程款的支付。計量工作是成本控制中最繁瑣的工作，這要求計量人員有豐富的經驗及專業知識。此外還應做到：

(1)了解施工現場、了解工程量實際發生變化情況，及時對工程量的變化進行核實。

(2)要參與材料設備的定貨洽商，據市場價格變化情況來確定材料設備預算價，不能盲目照搬定額或文件價。另外，地產公司可以委托有資質的監理公司履行工程計量職責及工程執法招標工作，地產公司只需負責對其結果審核及支付工程款。

(3)建立完善的合同管理體系。在項目的開發實施工程中，開發公司會與設計院、監理公司、施工單位、材料設備供貨等單位發生合同關系。通過合同形式來約束雙方的責任、義務與利益關系，共同完成項目建設過程。開發公司通過合同對各單位進行監控，以保證項目按計劃完成。同時，對違約方要依據合同進行索賠。

(4)組織對各單位的協調工作。開發公司必須在項目進展的各個階段都真正起組織者作用，通過組織召開定期例會的方式，加強各方的溝通。例如，在設計階段要定期組織設計例會及方案討論會，通過例會協商解決設計中出現的問題。在施工階段，項目經理應組織工程例會，及時解決工程有關問題。項目經理親自組織召開例會，是督促各方的工作進度最有效方法，是一種主動監控方式，但開發公司的組織作用應與監理公司的組織作用明確劃分開來，監理公司的工作應著重在對各施工單位、設備安裝單位、材料供應商等的組織協調管理，目的在于保證工程的施工質量、進度及投資達到計劃要求。而開發公司著重對整個項目全面管理，使項目的品質、進度及總成本滿足計劃的控制目標。所以對施工單位的管理應委托監理公司負責，而開發公司應著重在對設計的監控，使整個項目的策劃意圖通過圖紙表達出來。(5)負責申請并獲取項目開發建設工程中的有關批文及許可證等。如土地規劃許可證、土地使用證、建設規劃許可證、建筑施工許可證等。

(6)負責有關配套設施的報裝工作。如電信、煤氣、公共天線、門牌、施工臨時水電及永久生活水電等報裝工作。

(7)組織項目的有關驗收工作。如竣工驗收、建管驗收、小區綜合驗收等工作。

3房地產企業必須重視品牌發展戰略

當前，我國房地產行業正處于高增長、高需求、高品位的發展階段。未來房地產市場，只能靠精品和品牌來占領，品牌是房地產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隨著中國正式加入WTO，外國房地產名牌企業對中國市場虎視眈眈，有的公司甚至規劃要每年開發上千萬平米。中國的房地產企業必須加快品牌化的步伐，把房地產品牌做好，牢牢扎根在中國大地，迎接新的挑戰。

決策者應對企業品牌進行長期性、全面性和總體性的謀劃和運籌。品牌策劃有其自身的規律，其策劃者必須樹立創新意識，在經營管理上要有超前意識、運作和實施過程中必須具備高超的組織協調能力、資源統籌能力、挖掘和吸引顧客能力、綜合市場競爭能力。要提升企業核心、房地產企業競爭力，就必須牢固地樹立品牌意識，并按照品牌策劃的自身規律運作。

4高素質人才至關重要

新經濟時代的市場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對人才的重視和開發，是新經濟時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搞好人才資源開發，是新經濟時代的客觀要求。但在大多數房地產開發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中仍存在著下列的問題和誤區：

(1)人力資源管理者的素質低，管理理念落后。許多企業的領導尚未充分認識到人力資源管理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2)缺乏完善、科學、規范的人力資源體系。沒有從開發人的能力的角度，制定出符合企業未來發展需要的系統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缺乏制度性和規范性。

(3)人力資源開發工作不力。一般來說，人力資源開發是考慮個人的個性特征、性格、氣質、能力等內在素質如何配合組織的發展需要，簡單地說，就是事得其人，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在新經濟時代，針對人力資源開發出現的新問題，只有采取新的人力資源開發方式，才能取得成效。

首先，提高人力資源管理者自身的知識水平。要實現從傳統人事管理到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轉變，只有依靠一批既懂理論又有實踐經驗的人力資源管理專門人才才能完成。

其次，完善激勵機制。今天社會經濟生活較以往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單純應用傳統的激勵方式已不能滿足需要。只有樹立以人為本的思想，建立起多維交叉的員工激勵體系，給員工發揮潛能、施展才能提供舞臺，并將企業的奮斗目標和員工的個人目標相結合，從而讓員工同企業一起成長，使員工能夠分享企業成長所帶來的好處，感受到成功的幸福，他們才能自覺自愿開拓創新，敬業敬職。

第三，建立科學嚴謹的員工培訓體系，真正實現由傳統企業向學習型組織的轉變。在新經濟時代，企業人力資源的開發應著眼于人的健康人格的培養，包括持久的工作熱情、堅韌不拔的意志力、人際關系的協調和團隊合作精神等。

篇（6）

所謂開放經濟是與經濟國際化、經濟全球化、經濟一體化緊密相連的一個經濟概念,是與封閉經濟相對應的一種經濟形態,其主要特點是:其一,一國經濟納入了國際經濟的運行范圍;其二,宏觀經濟政策既要實現內部均衡目標,又要實現外部均衡目標。所謂貨幣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它是中央銀行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取的各種控制和調節貨幣供應量或信用量的方針和措施的總稱,主要包括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和外匯政策。

(二)開放經濟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開放經濟和貨幣政策是不同性質的兩個概念,但兩者之間卻存在著必然的聯系。相對封閉經濟而言,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就必然要考慮國際經濟的影響。這是因為一國貨幣政策的實施,必須依賴于具體的經濟和金融環境。換句話說,如果客觀經濟金融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那么貨幣政策也應該相應地做出調整。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世界金融創新、金融自由化、金融國際化等變化趨勢共同改變了貨幣政策實施所依賴的整個金融環境。盡管市場的開放、資本的國際流動可以在微觀層面上改善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但是在宏觀層面上卻給政府當局制定宏觀經濟政策(這里主要指金融政策)帶來了困惑:各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獨立性受到沖擊,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顯得不能適應新的金融環境,貨幣政策目標(包括中介目標)以及傳導機制也受到了影響。也就是說,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出現了一些新變化。比如,貨幣當局不僅要考慮內部均衡還要考慮外部均衡;在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上,不得不放棄總量指標(貨幣供應量)而轉向價格性指標(利率);在貨幣政策操作工具上更多地依靠公開市場業務操作來實現政策目標。當然,更為重要的變化體現在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方面。傳統觀點認為,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各國將重新獲得利用獨立的貨幣政策來影響國內實際產出水平和實現各自宏觀經濟目標的能力。然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的貨幣政策實踐證明,即使是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各國貨幣政策之間的相互影響也是很大的,差異性貨幣政策所誘發的國際資本流動同樣嚴重地干擾了各國貨幣政策的實際效果。

既然開放經濟對貨幣政策的一系列影響是如此之大,那么,這種影響有解決之道嗎?可以說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的國際貨幣理論及實踐都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也即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減輕這種影響,盡管國際經濟學界對協調的收益大小尚無定論。

二、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理論基礎

(一)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定義及前提條件借鑒30國集團1988年對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所給出的概念,對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含義做出以下界定:貨幣政策國際協調就是“各國充分考慮國際經濟聯系,有意地以互利的方式調整各自貨幣政策”的過程。這種協調通常分為兩種,即以規則為基礎的協調和隨機協調,前者是以各種制度為基礎的,如金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歐洲貨幣體系;而后者主要是指為應付某一具體事件,有關國家進行磋商后作出的、持續時間有限的特殊協議,其典型的案例是1978年的波恩首腦會議、1985年的廣場協定以及1987年的盧浮宮會議等。

那么,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前提條件是什么呢?首先,政策協調一定是在利益主體(國家或經濟地區)之間發生了利益沖突的條件下才會發生的合作行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世界經濟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是一種常態,一般地理解,只要有交往就難免有沖突,那么協調就有必要。但是,這里依然存在一個問題:什么樣的主體之間才需要協調呢?回答當然是大國與大國之間才需要協調,因為對小國來說存在一個談判地位與力量問題,這里隱含的意思就是有一個協調的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問題。同樣地,當所有的國家都是小國的時候,一個國家實行的政策措施,對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都不會產生多大影響。其次,只有在通過沖突雙方的協定或者說妥協可以使雙方都獲利,亦或說至少可以改善一方的境況而另一方不受到損害的條件下,協調才會發生,如果說只有一方獲利,那么這種協調不會進行下去。

(二)為什么要進行貨幣政策國際協調

1.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現實要求———經濟的相互依存性。國際經濟學界廣泛認為經濟的相互依存性是進行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一個外在動因。按照西方經濟學家的理解,這種相互依存主要體現在結構上的相互依存,經濟目標上的相互依存,國家之間政策上的相互依存。筆者在這里想強調的是政策上的相互依存,即一個國家的最佳政策得以實現,更多地取決于其他國家的行動。當然我

并不否認其他方面的依存,因為政策上的相互依存是由于結構上和經濟目標上的相互依存所直接引起的。

盡管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這種對外開放和相互依存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了許多好處,比如,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加深了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從而優化了世界資源的配置。但是,不爭的事實也有力地說明,國際間經濟依存度的加大極大地降低了國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并增加了世界各國的溢出效應。盡管理論分析表明,一個國家的政府可通過國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調整來實現其經濟的內外均衡。但實際上在相互依存的國際環境中,一國貨幣政策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其他國家的政策、行動和做出的反應。由于自的減少,其政策的作用與效力便難以預測。所以說,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是世界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的必然要求。

2.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內在動因。如果說開放經濟導致各國在貨幣經濟領域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那么,當一國獨立地制定貨幣政策就可能會對其他國家的政策運行施加顯著的影響,也可能受制于它國的貨幣政策,通常地將這種效應稱為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Monetarypolicyspill-overeffect)。溢出效應很早以來就被國際經濟學界所認識,許多學者如哈馬達(Hama2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薩曼(MillerandSalman,1985)、柯里和萊文(CurrieandLevine,1985)都已注意到了政策溢出效應。溢出效應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傳遞,一般認為主要是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以貿易渠道為例,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進口需求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則給予其主要貿易伙伴一個外源性的需求緊縮。溢出效應產生于各種原因,包括那些將國外政策誘發干擾的影響傳遞給國內經濟關鍵宏觀經濟變量的各種貿易與金融聯系。

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大量的研究證明這種貨幣政策溢出是普遍存在的。既然貨幣政策溢出是普遍的,而從理論上講,通過國際協調可以降低這種溢出效應(這已為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所承認)。那么,從這個意義上說,政策的溢出效應就是國際協調存在的一個內在動因。但是,國際協調是怎樣減少這種外部性影響的呢?下面將更進一步地談到。

(三)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基本方法———博弈論分析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許多經濟學家運用各種方法對各國間貨幣政策的沖突與協作進行了分析,并產生了運用博弈分析的戰略決策方法(StrategicApproach),從而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在方法上提供了理論依據。

博弈論(GameTheory)又稱對策論,是研究理性的決策主體之間在其行為發生沖突時的決策方法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也是研究理性決策主體之間的沖突與合作的理論。其主要特征是決策主體之間的行為是直接相互影響的,因此,決策主體在決策時必須考慮其他決策主體的反應。在相互依存性很強的開放經濟中,各國貨幣政策的外部性越來越明顯,作為世界經濟中的經濟主體,一國的貨幣政策會影響到他國的社會福利函數,反過來,又受其他國家政策的影響。因此,各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選擇過程就好似一局博弈。一國在制定貨幣政策以及實施經濟行為時,不得不考慮它國的反應以及將會采取的措施,以盡可能地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決策,而這種決策取決于雙方博弈的結果。博弈理論研究的結果顯示:國際間經濟政策不協調是無效率的,而通過國際間經濟政策的協調可以達到帕累托效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短期內,協調收益的分配取決于博弈雙方的談判力量。而在長期內,隨著博弈雙方地位的此消彼長,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勢必被打破,雙方又開始一輪新的談判與協調。

三、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是否有效

從理論上講,通過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可以實現帕累托效率,使各國的福利均接近最佳點,整體經濟福利也高于非協調狀態。但世界經濟的現實卻與此大相徑庭,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往往不能順利實施,“以鄰為壑”的自利行為經常發生。為何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出現現實失靈呢?

首先,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不確定性。要進行國際協調,首先要了解相關國家的經濟現狀,一般是根據各國所用的模型來判斷各國的產業結構,在此基礎上協調各國的利益。近年來,許多學者對外國貨幣政策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本國的宏觀經濟變量進行了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模型多種多樣,在某些具體數值上很難達成一致結論,由此導致協調利益的不確定性,使合作協調很難形成。

其次,違約沖動帶來的不確定性。即使知道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能夠獲利,也不能保證協調的政策能夠順利實施。如果采取協調以外的政策的獲利大于協調政策時的獲利,就會出現免費搭車或違約行為。如果很難監督貨幣政策的話,那么每個國家都可以在振振有辭地證明它堅持了協議政策的同時違約,由此,出現不協調的結果將是很容易的。而且如果政策協調是在多個國家之間進行,那么違約的動機會更強。要消除免費搭車或違約行為,可以采取兩項措施:一是使協調經常化,即博弈不僅僅限于一次,這樣參與國就必須在背棄協議政策的預期收益與下一期對方國不合作行為的可能成本之間做出比較選擇;二是引

進客觀指標,完善協調政策的監督體制。

最后,政策協調中分配利益和分攤協調成本的不確定性。到目前為止,經濟學者的研究結果還不能計算出成功的政策協調所帶來的收益,而且對成功協調的收益分配與協調成本分攤的研究也還很少,對協調收益究竟由什么因素決定仍未達成一致意見。這樣一來,即使關于協調的論證再詳細,也很難為實踐所接受。在這種局面下,要說服任何獨立自主的一國政府,為了一些不完全歸自己所有且數量不確定的國際協調收益而放棄自己的某些目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收益可能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更多地流向其他參與國,而不是本國。盡管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由于上述不確定因素的存在而出現了失靈,以及在完全信息和靜態的一次性博弈的最優化假設下建立的協調模型存在著潛在的局限性,即使是在動態結構模型中也存在著政策協調障礙(比如說政策協調的連續性問題或者說可維持性問題),但是,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權威貨幣當局之間彼此協調對世界如何運作的看法也許比政策協調的本身更為重要。這是因為信息交換不需要規范的政策協調,并且交換也不會使貨幣蒙受伴生性的損失,它可能是一個比成熟的合作本身更容易實現的目的,即使大多數實證經驗顯示政策協調的收益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但結果依然非常顯著。根據休斯-哈利特在完全信息假設下的估計,政策協調收益對美國和歐佩克其他國家來說,大約相當于每年額外GDP增長的3%～5%和4%～6%。在這里之所以要列舉這樣一個數據,只是想表明一種觀點:世界各國實現共同目標的奮斗軌跡與合作協定本身應該是同樣重要的,也許今后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會更充分地證明政策協調在經濟福利方面所產生的顯著收益。四、中國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現狀、存在的問題和原因以及對策研究

依據中國近20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以及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證明,中國目前已經初步具備了開放經濟的特點。但是,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顯示,從封閉經濟過渡到開放經濟是一個充滿風險的過程。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貨幣政策制定與執行也會同樣地受到其他經濟體的影響,同時也會影響到其他經濟體的政策利益,既然如此,中國也應充分重視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

(一)中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1.中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現狀。中國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體現在中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性組織在資金貸款、政策對話、技術援助、法律協調以及信息交流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合作。當然,中國與IMF的合作與協調更為重要的表現還在于與IMF的積極配合方面。比如在東南亞危機風波中,中國對危機所采取的“同舟共濟”的態度,特別是中國政府自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對國際社會所做出的“人民幣不貶值”的慎重承諾,這種承諾為國際金融危機的緩解以及國際經濟的穩定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其次,體現在中國與區域性經濟組織的合作與協調上,比如說,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合作與協調。中國還積極參與區域性貨幣合作,加強了中國與亞洲各國或地區中央銀行的合作,進一步鞏固“10+3”(東盟10國加上中、日、韓三國,簡稱“10+3”)的金融合作成果,同時根據“清邁倡議”,加快了成員國之間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的進程。目前,中國已與日本、泰國、韓國、馬來西亞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涉及金額共計85億美元,與其它國家的貨幣互換協議也正在談判與磋商之中。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加強各國貨幣合作的機制。

2.中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1)匯率協調問題。匯率和匯率政策的協調一直是各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核心。中國自1994年實行匯率制度改革以來,官方一再說中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央銀行的任務就是穩定人民幣匯率。但IMF認為由于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太小(不足±1%),因此屬于固定匯率制。那么中國目前的這種匯率政策是否合理呢?如果說在1997年的東南亞危機中,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是為了顧全大局(因為如果中國也實行貶值政策的話,那么只會招致國際社會的報復性反應,這對各方都沒有好處,只會使景況變得更糟,按照國際協調理論,這也符合其宗旨),那么,在危機過后,是否一定還要履行這種承諾呢?換句話說,中國是否要以匯率穩定作為唯一目標呢?筆者同意何澤榮教授的觀點:穩定匯率是匯率政策的一個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當然,這里不是說中國貨幣一定要貶值,只是想表明這樣一種觀點:中國至少應該尋求一種在國際社會能夠承受的合理限度內調整匯率的機制。

(2)利率協調問題。國與國之間的實際利率差異會引起國際間的套利行為,從而導致國際資本的流動,并進而會直接影響到匯率的運動。也就是說,在國際間(特別是經濟大國之間)存在利率協調問題。這里有一個問題,即是不是國外(特別是美國)利率調整了中國也應該相應的調整呢?當然不是,中國連續8次下調利率,事實上對內需的刺激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也許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在這里要說的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動的環境、條件、因素及其范圍,與封閉經濟條件下相比較是有質的區別的。由于中國目前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因匯率變動幅度過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我國歸到固定匯率制),因此對未來匯率變動是一種靜態預期;另外,中

國還沒有實現資本項目的可兌換,資本是不完全流動的;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目前沒有實現利率市場化,沒有形成一種利率的市場反應機制;所有這些因素都決定了中國利率政策從短期來說應該自主性地決定。但這絕對不是說中國不需要進行利率協調,只是說存在一個自我決策問題。

(3)中國在國際協調中的地位問題。由于獲得協調利益的大小取決于協調雙方的談判力量,而這種力量從根本上來說又取決于一個國家自身政治、經濟實力的強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得到極大的提高,但是相對于這樣一個10多億人口的大國來說,中國的經濟實力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巨大差距。自布雷頓森林體制崩潰以來,在國際貨幣領域沒有一個專門負責貨幣國際協調的機構(在崩潰以前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成),在這種背景下,由于“八國集團”在經濟實力和能力上對世界經濟的重大影響,因此它們在國際貨幣金融領域的合作與協調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是當今世界上除IMF以外最重要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機制。盡管這種協調機制只是一種隨機協調行為,但在新的統一的國際貨幣體系(這還需要很長的路要走)未形成之前,它不失為一種最佳選擇。但是,中國到目前為止尚未被吸納為該組織成員,這對中國在國際協調中的地位是有不利影響的。

(二)中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對策

1.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積極參與國際協調。由于中國匯率市場不完善,不是有效的匯率市場,存在封閉性和壟斷性,人民幣匯率變動從某種意義上說體現了政府的政策取向,而無法通過市場供求關系來實現。針對目前經濟現狀,可以采取人民幣適度貶值,刺激出口,擴大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緩解失業壓力,與此同時積極參與國際協調,注意國際社會的反應。

2.有步驟地開放金融領域,有效管理國際資本流動,循序漸進地推進人民幣可兌換進程。加入WTO,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不可避免,但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速度取決于諸多因素,比如經濟發展水平、金融體制改革進程、金融法規的完善程度、國家對金融業的監管水平以及金融機構的經營能力和競爭力。因此,中國金融對外開放應該是一個有步驟的、漸進的過程。隨著經濟金融開放的深入,國際資本流動將加快,由此必須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建立防范國際資本流動沖擊的機制。隨著國際資本流動加大,必然會對資本項目可兌換提出要求。但是,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不能急于求成,應該是一個漸進的歷程。

3.探索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國目前貨幣供應量與產出、物價之間仍然具有很大的相關性,而且可以通過利率、再貸款、公開市場操作對其加以調節。因此,中國目前仍需把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標。但是,從長期來看,也要認真探討其他參照指標,研究新形勢下中介目標的選擇問題。今后幾年中國應該穩步推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以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奠定基礎。

4.加強國內金融監管,建立危機防范與預警機制。貨幣政策國際協調也體現在對國際金融犯罪的共同治理上。為此,中國要加強國內監管,規范銀行業務,實現與國際接軌;還要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建立強大的信息網。同時,面對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要建立危機防范與預警機制。

5.采用多種政策工具,實行政策的相機抉擇,保證經濟目標的實現。我們知道,一國經濟內外均衡目標的實現,并不僅僅依靠貨幣政策,應該同時依靠其他政策,比如財政政策的配合。就是說可以尋求通過財政政策來控制經常性帳戶,從而調整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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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前沿問題[M].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01.

篇（7）

一、露天煤礦開采引發的環境問題

（一）對土地的破壞

露天煤礦區對土地資源的破壞主要表現在露天采場的直接挖損、外排土場壓占土地和工業廣場的占用等。挖損是對原地表形態、淺部地層、生物種群的直接摧毀，致使原土地不復存在，壓占是挖損過程中產生的廢棄巖土堆置于外排土場上造成原地貌功能的喪失。挖損和壓占等工程活動直接破壞了表層的植被，導致這一區域原先處于相對穩定的系統受到干擾，使區域內的土地利用、植被覆蓋、地貌、保水力等生態因子發生巨大的變化。

（二）水污染問題

露天煤礦開采對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最嚴重的是煤礦排土場淋溶水。排土場的煤矸石中富含堿金屬、堿土金屬和硫等，大氣降水淋溶了煤矸石中的無機鹽類，含無機鹽類的淋溶水流入地表水體會對地表永體造成污染，滲入地下含水層，也會污染地下水體。此外，采場周圍水體和大氣降水匯入采場礦坑，也會由于礦坑積水浸潤采場的殘煤露頭，而使煤層中的硫和重金屬等污染物質溶入水體而使地下水受到污染。

（三）空氣染污問題

露天煤礦排土場污染最嚴重的因子為剝采區、排土區和運輸道路兩側一定范圍內的粉塵。此外，露天煤礦排土場大多沒有土地復墾和再植被，每個露天煤礦的外排土場都會形成一個幾百到幾千公頃的人為荒漠化土地，春秋時節，荒漠化的排土場所產生的揚塵等亦會使周圍大氣造成嚴重的污染。

（四）環境地質問題

露天采礦形成的礦坑邊坡及排土場邊坡，由于地質構造、邊坡巖體、地表水及地下水作用、采礦工程活動等原因誘發一系列諸如滑坡、塌陷、泥石流等突發性或緩變性地質災害，危及該地區周邊工業企業與民居建筑的安全，造成人員傷亡及巨大的經濟損失。因此，滑坡、塌陷等地質災害貫穿于露天礦開采的始終，并有可能延續到閉坑后。

二、露天煤礦開采引發環境問題的防治對策

（一）土地破壞的防治措施

1.耕作層土壤和表層土壤是經過多年耕作和植物作用而形成的熟化土壤，是深層生土所不能替代的，對于植物種子萌發和幼苗生長有著重要作用。應對礦區擬破壞的露天采礦場熟化的表土進行剝離，用汽車運輸到指定表土堆放場堆存，閉礦后直接作為露天采礦場復墾用土。

2.修建運輸道路時，要充分利用已有礦山運輸道路、鄉村道路，不占或少占耕地、林地。避開土壤狀況良好、植被生態復雜地段，減少對礦區植被和土壤的破壞。

3.采用機械、人工等方式對采場邊坡進行清理，清除松動、凸起的碎（塊）石。對平臺進行人工、機械平整，清除場地內較大石塊；休息室、表土堆放場建筑進行拆除、平整；區內道路進行平整、回填；平整后場地坡度要滿足復墾場地需求。

4.對平整后的平臺場地穴狀坑及采場邊坡平臺進行覆土，覆土來源為礦山開拓時剝離堆存于表土堆放場的表土。采用機械、人工等方式，剩余的表土采取就近的原則平覆于擬復墾林地的場地，覆土平均厚度≥0.5米。

5.礦區復墾土壤以生土為主，土壤養分含量和地力不足，恢復待復墾土地的肥力和生物生產效能，就必須采取恢復土壤、肥化土壤的措施。因此復墾的地塊根據當地情況增施農家肥與生物菌，林木落葉留底以提高土壤的有機物含量，改良土壤結構，改善土壤理化性狀，增加土壤肥力。

（二）空氣污染的防治措施

1.施工揚塵防治措施。土石方開挖避免在大風天氣進行，完工后及時回填、平整場地；工業場地輔助配套工程施工，首先做好路面硬覆蓋；易產生揚塵的建筑材料采用封閉車輛運輸；設置圍布、擋板，禁止高空拋撒建筑垃圾和起塵的料、渣土的 外溢；施工揚塵防治關鍵要加強施工管理，管理到位，可以有效減輕對環境的影響。

2.運營期地面運輸系統的防塵措施。輸煤系統帶式輸送機棧橋露天部分均加設皮帶罩棚，篩上設布袋除塵器集塵；在其周圍設置彩色防風擋板，阻擋煤塵的擴散。儲煤設施應采用圓筒倉儲煤方式；轉載點、原煤卸載站設置通風除塵裝置和噴霧灑水裝置。

3.采場、排土場揚塵治理。對采掘工作面，合理布置炮孔，正確選擇爆破參數和加強裝藥、 沖填等作業的管理，爆破前向巖體注射高壓水，或利用灑水裝置；鉆機設袋式集塵器，爆破后灑水降塵；配備灑水車往返于坑內外道路，對排土場工作面及其與采掘場之間的道路進行經常性地灑水，以增加路面、 作業面積塵濕度。排土場定期碾壓，降低起塵。對已經結束排棄的排土場平臺，在不影響整個露天礦排土作業的條件下及時覆土綠化；沿固定幫坡種植防風林帶。

（三）邊坡防治措施

1.高度重視露天礦邊坡管理工作，建立健全邊坡安全管理機構制度，剝采生產應嚴格按照設計給出的邊坡角、平臺進行留設，嚴禁越采超挖。

2.采用邊坡穩定性雷達或邊坡監測機器人加強邊坡變形監測工作，及時掌握邊坡變形的動態情況和規律，對于出現的任何局部、小規模的邊坡坍塌滑落還要進行專門的分析和治理方案設計。

3.露天礦地下水豐富，建議建立完善的疏干排水系統，在采場發現出水點，詳查后打水平孔，釋放靜水壓力，夏季暴雨會給采場邊坡穩定性帶來威脅，此時要加強疏干，特別是斷裂帶和煤層頂底板的弱層，一定要詳查，做到“有疑必探，先探后采”。

4.建立日常的巡查監測制度，特別是春季解凍期、雨季或坡面上出現沉陷裂縫時更要加強巡查監測，一旦發現異常情況（如邊坡有明顯失穩先兆）及時預警避讓，或采取防治工程措施。

5.抗滑樁是穿過滑坡體深入于滑床的樁柱，用以支擋滑體的滑動力，起穩定邊坡的作用，適用于淺層和中厚層的滑坡，是一種抗滑處理的主要措施。

（四）水污染的防治措施

1.修筑截礦山排水溝渠。礦山排水溝渠溝建于礦場四周，當雨季降水量大，既起到阻擋作用，而且還起到梳流作用。

2.河流改道。針對穿過礦區的河流，必須對河流進行改道遷徙，路線改道應選擇短，地勢平緩弱滲水地段。同時還要考慮礦山的發展前景，避免二次分流。新河道的起點應該在河床沖刷易發區進行選擇，并與原有的河道河勢想適應。

3.調洪水庫。季節性的地表水流橫穿開采境界時，除采取改道措施外，須在礦區上游修筑調洪水庫截流和貯存洪水。

4.修筑攔河堤。當露天開采和附近的河流周圍地面水平的境界，湖白的岸邊標高相差較小，甚至低于岸邊地形時，應該修建岸邊護堤堰。防止河水漫灌到采礦場。

5.防滲帷幕。防滲帷幕防水是在露天礦開采境界以外，在地下水涌人采場的通道上，設定若干一定距離的注漿鉆孔，并依靠漿料在裂縫中的擴散，凝結組成一道擋水隔墻，所謂防滲帷幕就是指由若干個注漿鉆孔所組成的擋水隔墻。

三、結語

露天煤礦開采環境問題的防治是一項復雜的、綜合的、龐大的系統工程。要應用環境地質學、環境科學、采礦學、水土保持學、系統工程、工程經濟學等學科的原理和思路研究防治對策，追求最優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實現煤炭開采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實現礦區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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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文化事業的發展也逐漸受到更加廣泛的關注，各種文化設施同時逐漸完善。并且文化設施逐漸向公益化方向發展。在長期發展中，博物館、美術館以及圖書館等等，逐漸形成相對穩定的服務方式和相對固定的服務內容。各方面的功能定位更加明確。相比之下，文化館由于服務方式更加靈活，內容更加豐富，其功能定位存在一定的難度。從而，導致社會普遍對文化館的定位認識不明確。在我國進一步推進文化大發展的新形勢下，這些問題都會影響文化館未來的發展。目前，在免費開放背景中，我國文化館事業亟待改革轉型，需要重新對文化館做出更加精準的功能定位，改變以往文化館的運行方式和發展方向，從而能夠適應新時期文化事業建設的發展要求，為基層群眾文化建設起到更加顯著的作用。

二、免費開放背景中文化館的功能定位

（一）組織指導

公共圖書館的功能定位之一，通過總書館與各個分書館之間的聯系，籌劃舉辦讀書節、讀書交流會等活動，把人民群眾的讀書積極性調動起來，滿足大家的基本文化需求。相對于此，免費開放背景中的文化館同樣要起到組織指導的作用。通過舉辦各種不同的文化主題活動等，組織大家積極參與文化活動，并指導群眾科學開展，幫助群眾滿足文化活動需求。

（二）傳承創新功能

文化館作為傳播文化的重要公共機構，承擔著傳承優秀歷史傳統文化并且積極弘揚的重要歷史責任。同時，文化館的職責還包括調查收集民間優秀的傳統文化資源，并進行整理和保護。以上是文化館的基礎職能，在這些基礎上，文化館要對文化資源的傳播和弘揚進行不斷的創新，結合群眾實際需求以及當地區域性文化特點，加強傳統歷史文化對新時期的適應性，激發文化活力為群眾更好的服務。

（三）基層培訓功能

基于免費開放的背景中，文化館是基層群眾文化建設的重要舞臺。文化館不僅要扶持和引導群眾們舉辦一系列的文化娛樂活動，豐富群眾文化活動形式和文化內涵，而且要幫助基層群眾的文藝組織的建設，指導日常活動的運行和發展，同時幫助對組織骨干人員進行培訓，提升文化組織業務能力，更好地組織和發展基層文化建設。

（四）創作指導功能

基層文化建設的創作工作，需要結合群眾的欣賞需求，和當地地域性的文化特點，通過藝術形式的表達不僅要賦予豐富的文化內涵，還要結合時展形勢，寓教于樂，多元統一。文化館的建設中要不斷加強人才隊伍的建設，提升團隊人才的綜合素質以及創作能力。另外，要善于發掘基層群眾中的創作人才和創作靈感，結合文化建設需求給予相應的指導，幫助群眾提升文化創作能力，推廣文化建設活動。

（五）系統管理功能

為了履行好基層文化建設中指導的職能，各級文化館形成相互聯系的文化建設系統，要做好自身及相互之間的系統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各級文化館，文化活動中心等等的管理制度，包括工作人員、活動器材、文化資料等檔案。另外，文化館還對當地文化建立完善的檔案管理體系。主要管理的方面包括各種文化活動、民間文化組織和傳統文化資源的備案登記，便于存檔和管理，有利于協調基層文化建設資源配置。

（六）綜合平臺功能

文化館不僅要對基層文化建設進行創作、組織、管理以及指導，而且還要作為平臺和途徑為群眾提供綜合性的服務。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為群眾的民間藝術交流活動提供指導和場地，以及相應的技術支持和提供設備等，為本地區域性優秀文化做好宣傳和推廣，為群眾文藝展演交流活動給予建議，為文化展演或藝術成果的展示提供場地和系列服務。

三、免費開放背景中文化館建設發展的建議

（一）全國公共文化館的名稱規范化

目前，全國各個省市區不同層面的文化館一般稱作“群眾藝術館”，這一名稱在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其內涵需要再豐富一些。同時，省市區各級文化館的職能劃分更加明確，名稱也應加以區別。因此，各級文化館的名稱要更加系統化和規范化。各級省市級文化館的名稱從“公共文化館”、“綜合文化站”到街道的“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再到村委會的“文化室”等等。各個文化館的名稱規范化，有利于文化館對自身功能定位更加明晰，有利于幫助提升社會對文化館的認識，更進一步推進全國性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

（三）設立國家層次公共文化館管理中心

免費開放背景中，全國各級文化館之間需要更加科學化的管理和協調。因此，建議設立國家層次公共文化館管理中心，便于對各級文化館進行系統化的管理，進行統一化的指導和培訓，以及對各級文化館的資源配置進行協調。這樣一來，不僅可以有助于從宏觀角度提升對全國公共文化事業的指導，而且有助于推動建立全國性的文化館聯網互動，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善，加強公共文化館的服務職能。

（四）建立健全公共文化館相關法律法規

公共文化事業的發展離不開配套完善的制度體系。有健全的制度和法規的保障，能夠更加充分的說明政府對公共文化事業的支持，和對群眾基層文化建設的價值追求。同時，能夠為公共文化館的發展提供更加科學規范的方向和指導。因此，建立健全公共文化館相關法律法規是十分有必要的。這樣有利于說明文化館作為文化機構的公益性，以及擔負基層文化建設發展的主要職能。另外，制度健全也有利于落實財政對文化館事業發展的支持。

四、小結

免費開放背景中文化館是基層文化事業發展的主要途徑。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我國文化產業逐漸推進。在政府主導和支持下，在免費開放的背景中，文化館向群眾提供了內容更加豐富，方式更加多樣，內涵更加深刻的文化服務。文化館在文化事業發展布局中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

篇（9）

結構裂變帶來的是新的組合與新的發展可能，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結構內部的單一改變，而將這樣的改變放置在了與外部結構相互關聯的轉變之中，這將是一種根本性的變形。縱觀企業創新的多個側面，真正的將創新演繹為內外突變，從而帶來結構性的改變，這是企業創新足以影響開放式經濟整體性格局的重要方面。這樣的裂變是戰略性的重組，是結構的整體性調整。在相關的分析中，結構裂變與戰略性重構需要從至少兩個方面去加以理解。這種調整一方面是企業創新本身的調整，另一方面是企業調整后的相關創新所帶來的開放式經濟的整體的結構性調整，從而切實實現企業創新對于開放式經濟科學發展的促進。“結構”一直是經濟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中的重要概念，作為模型論中的專有術語，“結構”表達著一種特有的組織方式。企業創新需要突破原有的技術創新、人才創新等表層的單一創新模式與結構，不再孤立的采取某特定方面的創新，而是開放式創新與封閉式創新并舉，直面全球經濟一體化日益加劇的現狀。在這樣的帶有根本性的結構裂變中，企業創新需要為開放式經濟帶來的結構的深沉裂變，而這樣的結構性調整是以企業創新促進開放式經濟科學發展的重要保障。而對于戰略性的重構，這也是企業創新所需要思考的，這樣的戰略性意義上的重構，不只是針對企業，同時也是開放性經濟所應該做出的調整。企業創新只有站在戰略性調整的高度，才能夠最終影響并促進開放性經濟走向科學發展之路。

從宏觀出發，在大的指導思想上做好了定位，結構裂變與戰略性重構的創新方式與經濟發展方式，將有利于整體的全面而科學的發展。這是切實有效的方法，也是以企業創新促進開放性經濟科學發展所應該有的表現，是科學發展之路的先導。在這樣的新的方式中，產業演化與管理創新得以推行。產業演化需要進行創作性的改變，這是整個開放性經濟發展進程中所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企業創新中所具有的漸進式創新與突破式創新并舉的新的技術圖景與路徑、結構裂變與戰略性重構等為開放性經濟產業演變式的科學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保證，正是這一系列的創新式改革，促使了產業演變的實現。產業演變是一種影響重大的轉變方式，要想真正的進入到產業演變的步驟之中，需要充分借助企業創新之力，企業創新的有效途徑的探取為開放性經濟產業演變提供充足保障，而產業演變的成功與合理進行又將在極大程度上調節開放性經濟的整體格局，并最終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健康、有序的向前推進。除了有利于開放性經濟的產業演變的科學發展，同時開放式經濟科學發展中所需要的管理創新也得到了強有力推行。在之前的企業創新的可行性路徑的相關分析中，企業創新需要尋找新的方式，而一些新方式所帶來的正好是管理創新在開放式經濟中所獲取的重要地位，管理創新是對以往開放式經濟中過分追求技術性創新的一種修正，同時這也可以看作新時代下人文觀念對于后工業時代技術先行所帶來相應弊端的補充性修正。

漸進式創新與突破式創新并舉

在企業創新中，采取新的技術路徑，即漸進式創新與突破式創新并舉，將帶來嶄新的技術圖景的構建。漸進式創新，就是按照產品路線圖上規劃好的需求進行創新，因此我們也叫它路線圖式的創新或可預見的創新，例如Intel公司把迅馳升級到迅馳2，以及新一代Nehalem微架構，實際上都屬于漸進式創新，這類創新將產品性能不斷加強，為用戶體驗帶來漸進式的提升。真正能給企業發展和用戶體驗帶來革命性變化的技術創新，我們稱它為突破式創新，這種創新比較“稀有”，它雖有明確目標，但人們卻很難預測它能否獲得成功及何時成功。漸進是在原有的基礎上，或者說在原有的知識構成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相應的革新，而突破式創新帶有突變與破壞的因子，是一種毀滅式的方法與手段。如何在這樣的兩種方式中進行相應的取舍，是當下需要面對的重大抉擇。在以往的企業創新要么是單一的選取漸進式的創新之路，要么就是對過去與現有的幾乎徹底式的拋棄，這樣的方式也使得開放式經濟帶有了相應的色彩，并在非此即彼的狀態之下徘徊。開放式經濟受到不科學與不穩定的發展方式的沖擊，對其科學的發展之路造成了極大影響。雖然突破式創新的意義非凡，但在開放型經濟下的企業創新戰略中，它與漸進式創新都是不可或缺的。我們認為，只有把這兩種創新結合起來，讓它們相輔相成，才能充分挖掘出它們的價值，以獲取企業發展的持續性競爭力。

繪制新的技術圖景與采取新的技術路線，是企業創新自我完善的途徑，同時也是企業促進開放式經濟科學發展的有效方式。漸進式創新與突破式創新并舉，為新圖景的繪制帶來了切實可行的希望。這樣的結合并舉，要求在借鑒原有模式的基礎上，不僅有限創新，而且可以在較為恰當時候選取破壞性的創造手段。回到企業創新而言，如果在充分參考企業的相關規模、所處地位、行業特征等基礎上，保證了信息來源和知識密度的有效性，那么企業創新是可以采取突破性的方式進行革新。這樣的企業創新是具有適度的科學性的，而通過這樣的企業創新所影響到的開放式經濟，也可以朝向更加科學的路徑得以發展。漸進式創新與突破式創新并舉是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命題，在創新意識研究與經濟學科的交叉研究之中，著名經濟學家漢德生曾就這一命題進行過深入的討論，當然他的討論更多的是將關注點放置在漸進式創新和突破式創新兩者分別對企業的整體性影響之上。而我們當下倡導漸進式創新和突破式創新并存，是對原有討論的突破，是對新的技術場景繪制的需要。漸進式與突破式創新將帶來企業的新發展，而這樣的新發展又將直接影響到整個的開放式經濟的發展模式與格局。兩種方式的恰當的結合性使用，將會成為以企業創新促進開放性經濟的科學發展的又一有效手段。這樣的創新使得開放性經濟一體化結構得以構建與企業創新的雙贏。“一體化”是當下經濟所追求的共贏性格局，而媒體時代的到來為開放經濟中的“一體化”的實現提供了新的可能，在開放經濟科學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企業創新，便是需要借助媒體化時代的大背景，通過傳播媒介的多元與密集引發跨越企業組織邊界的新型創新，來幫助開放性經濟走向科學的發展道路。

當下的“一體化”是全球性的“一體化”，區域經濟需要在各地區、各行業的交互中獲取新的發展空間。企業創新正是在創新中選取了與傳媒化時代密切相關的創新方式，使得原本就以尋求融合為基點的開放式經濟更快的邁進了“一體化”的進程之中。當然，在推動開放式經濟一體化，并促使其健康、穩步的走向科學發展的同時，企業在自我創新中也獲取了相應的收獲，企業探尋出了一系列新的自我創新之路，同時以這樣的自我創新去改變著整個大的經濟格局。這樣的互動與演化是一種良性的互動，開放式經濟體系在這樣的演變之中確立了更加合理與健康的框架，企業作為開放式經濟體系中的一部分也轉變得更加完善。創新之路在企業發展與開放式經濟發展中科學演進，以企業創新促進開放性經濟的科學發展注定是一條雙贏之路。#p#分頁標題#e#

傳播媒介的多元與密集引發跨越企業組織邊界的新型創新

企業創新實際上也一種社會交往，是通過社會交往尋找和判斷最適合于特定企業、特定運作和特定市場的新觀念。為什么必須通過社會交往呢？因為我們所說的創新是熊比特意義上的“創新”（innovation），而不是科學家關在實驗室里從事的“發明創造”。而現代傳播媒介的引入，使得企業直接單向的促進向經由媒介影響的路徑發生轉變，媒介時代的到來帶來了全面革新的必須。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新近微博對企業營銷創新的巨大影響。微博的高覆蓋及高滲透是很多傳統媒體無法比擬的，而恰恰是這種天然的媒體屬性及低成本特點讓越來越多的地板企業也加入到了微博中，并開始嘗試運用這種新形式的媒體進行品牌宣傳。歷經幾年的飛速發展，如今的微博已然成為企業品牌營銷的另一大戰場。正如傳播之父麥克盧漢所言，世界終將成為一個緊密相連的地球村，這樣的緊密性正好切合了開放性經濟的特質，開放性經濟正是這樣的一種根生于資本市場對外開放與貨幣自由兌換全面加速的經濟形式，市場經濟一體化與經濟生活國際化使得開放式經濟中的各個經濟實體必然關聯，而這樣的關聯正是一個傳媒世界所帶來和必然面對的。在傳播媒介大量介入、世界日益媒體化這樣的大背景之下，企業創新也以自我的新變化促進著開放式經濟的科學發展，同時這樣的新變化也是以企業創新促進開放式經濟發展的新的有效方式與具體表現所在。

篇（10）

對于經濟論文" target="_blank">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師生們來說，面對《國際經濟學》、尤其是其中的國際貿易理論部分的教學，都頗有畏懼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國際貿易理論較之國際金融理論和其他經濟學科，具有更多的幾何圖形和數理實證分析，理論發展又具有較強的邏輯連貫性，要求學生既具備扎實的微觀宏觀經濟學基礎和基本的高等數學知識，又要有一定的邏輯分析能力，甚至還需要一點對經濟問題研究的熱情和興趣［1］。在教學中，教師往往難以在知識的深度性和課堂的生動性之間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說教中去； 在學習中，學生往往忽視邏輯思維整體把握，割裂各個數學模型間的聯系，陷入死記硬背的痛苦境地———從而，在教與學方面，都達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教學中忽視哲學和歷史思維的導入； 缺乏哲學和歷史的視野，必然將國際貿易理論說教成干巴巴的數學模型和幾何線條，使得課程的教學缺乏生氣和現實感。哲學方法和歷史方法是一切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綜觀幾百年來的國際貿易理論演化史，我們發現，國際貿易理論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其發展也存在著清晰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把握好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與歷史線索，才能使我們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理解和學習提升到一個更高層次上。以下，筆者結合自己本科教學的心得體驗，對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進行提煉和總結，希望對同行的教學有所幫助，并有助于學生更深刻地把握國際貿易演化中存在的潛在規律。

一、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

國際貿易純理論在長久的歷史演化中潛藏著一條哲學線索，我們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首句來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2］這句話是老子從哲學的層面上來探索宇宙萬物演化的規律，也可以從系統的層面上來揭示國際貿易理論整體邏輯演繹的哲學規律。

（ 一） 道生一。

所謂的“道生一”，即，經濟學為說明資源配置之道，逐漸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

國際貿易理論其本質是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是研究既定市場經濟制度下的資源配置問題，所以國際貿易理論所要討論的是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微觀經濟學為了說明理性人進行資源配置之道，數百年來，從亞當·斯密提出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以來，西方經濟學家們進行著一場構建一般均衡理論大廈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紀末，馬歇爾將古典的勞動和成本價值理論和新興的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綜合起來，從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構建一個以供求分析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3］，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來，后經阿羅、德布魯等現代經濟學家的嚴格證明，使一般均衡理論實現了完全公理化。當我們通過微觀經濟學的學習后，掌握了這個資源配置之道，接下來的《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學習中，我們就要將這個為說明資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國際經濟格局下進行應用，來討論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即國際貿易問題。

（ 二） 一生二。

所謂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應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貿易理論和現代自由貿易理論。

在微觀經濟學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幾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產可能性界曲線，二是相對價格線； 三是社會無差異曲線。生產可能性邊界在古典與現代貿易理論的不同理論假設的基礎上，呈現出不同的形狀：古典貿易理論，堅持勞動價值論，在勞動的同質性和唯一性的假設下，生產可能性邊界是一條直線段； 而現代要素稟賦理論，貫徹要素價值論的原則，引入另一種生產要素資本，在兩部門不同要素比例的條件下，生產可能性邊界呈外凸狀。在封閉條件下，國與國之間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和社會無差異曲線的不同形狀和位置導致了國與國之間相對價格的差異。相對價格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基礎，于是古典貿易理論與現代貿易理論又進一步統一到比較優勢理論中去。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國際貿易完全競爭理論”中的完美應用。

（ 三） 二生三。

所謂“二生三”，系指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新階段，誕生了“新貿易理論”。

1970 年代后，國際貿易理論在引入規模經濟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競爭模型，將資源配置之道貫穿到“國際貿易不完全競爭理論”的分析中去，從而實現貿易理論的新變革。規模經濟因素的引入，導致遞減的機會成本，從而形成內凹狀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新貿易理論有三大貿易理論模型，它們是外部規模經濟模型、壟斷競爭模型和寡頭壟斷模型。外部規模經濟模型仍然應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說明外部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性； 而壟斷競爭模型和寡頭壟斷模型則將微觀經濟學中的產業組織理論分析方法應用新貿易理論的研究中去，從而證明了產品的差異性、規模經濟，以及廠商的非合作行為在國際貿易中的決定作用。

（ 四） 三生萬物。

所謂的“三生萬物”，是指在古典貿易理論、現代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國際貿易理不斷演化，從多個研究的角度產生諸多理論流派和觀點，所有這些理論都可以統一在供求價值論的理論框架下。

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價格理論（ 供求價值論） ，即商品的價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給兩個因素共同決定的。國際貿易從其實務本質來說，就是一筆以國家為主體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給方和需求方；一筆交易的達成，或是由于供給方的交易意愿較強，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較強，我們都可以從供給方和需求方去尋找其交易背后發生的動因。同樣，任何國際貿易理論，或是從供給層面，或是從需求層面來尋求不同形態貿易發生的基礎，或二者兼有之。綜觀各種貿易理論，其貿易基礎的決定因素可用下圖加以概括。 

 

圖 1 國際貿易基礎的決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從思維的高度展現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哲學脈絡。綜觀諸多國際貿易數理模型，大多可以從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幾何曲線的變化中得以生動說明。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的變化： 或呈直線狀（ 古典貿易理論） ; 或呈外凸狀（ 現代要素稟賦理論） ; 或呈內凹狀（ 新貿易理論） ; 或內外移動或偏向不同的坐標軸（ 反映要素積累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社會無差異曲線的變化： 或內移或外移（ 反映一國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軸或偏向 y 軸（ 反映一國對 x、y 兩種產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彎曲或平緩（ 反映一國對兩種產品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對價格線的變化： 或相對平緩（ 反映一國在 x 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 ; 或相對陡峭（ 反映一國在 x 產品上具有比較劣勢，而在 y 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 ; 相對價格線上生產均衡點和消費均衡點的位置又呈相應的變化（ 兩點合一反映一國處于自給自足的狀態； 兩點分離則反映一國參與國際貿易分工的狀態； 消費均衡點在生產均衡點左上方，反映一國出口 x 進口 y; 消費均衡點在生產均衡點右下方，則相反） 。三條曲線不同的變化組合生動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貿易基礎和貿易形態的變化。此外，作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則成功應用于貿易政策的經濟效應的分析中。所有這些分析又統一于以供求價值論為基礎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設下的全球化資源配置之道。這就是資源配置之道在國際經濟格局下簡潔而有力的演繹。

二、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歷史線索。

國貿理論的講授，如果過多地滲透進數理的語言，不免顯得枯燥乏味。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對其學習和講授，歷史視野的引進也必不可少。縱觀數百年來的國際貿易理論演化史，筆者認為，存在著三大歷史動因推動著國際貿易理論的不斷發展。

（ 一） 與貿易保護主義斗爭的需要。

歷史上，西方國際貿易理論主要存在著兩大流派：

一是自由貿易理論流派； 二是保護貿易理論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國家為主角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國際貿易所引起的國際產業結構調整，必然會影響一國國內不同部門的利益和不同國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學者或是站在本部門利益或是站在本國利益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貿易理論和政策主張。因此，國際貿易理論自身存在著強烈階級性和對抗性。整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演進史就是自由貿易主義和保護貿易主義的斗爭史。亞當·斯密絕對成本理論的提出，是站在當時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反對重商主義； 李嘉圖比較成本理論的提出是為反對當時的《谷物法》，從而為英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進掃除了障礙； 李斯特為了保護德國的民族工業，提出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以對抗英法兩國經濟學家極力主張的古典學派自由貿易理論。各學派的理論觀點也是在相互尋找對方理論邏輯漏洞的過程中而提出的，他們背后是所代表的階級集團的對抗，在思想層面上同時也是他們各自貿易理論觀點的精彩疊呈的博弈。亞當·斯密批判了重商主義金銀是財富唯一形態的財富觀，將絕對成本理論建立在更為科學的財富觀的基礎上； 李嘉圖為回應《谷物法》支持者對斯密絕對成本理論存在的邏輯漏洞的攻擊，創立了比較成本理論，夯實了國際分工的理論基礎，使自由貿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廣的范圍； 李斯特則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提出生產力理論以抗辯斯密的財富觀理論，創立符合德國國情的保護幼稚工業論，在理論上指導著德國走上了工業化道路。這些經濟學家的貿易理論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階級烙印和人文情懷，其背景的充分展開，將展現出一幅生動而鮮活的歷史畫面。

（ 二） 理論在邏輯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論的發展既有質變，也有量變。當理論的質變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來的時候，理論就開始自我完善式的量變。這種量變是尋找固有理論在闡述或論證過程中所遺留的邏輯方面的漏洞和空白，進行自我填補、自我完善。這既是學術研究的路徑，也是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現實動因。這種動因，在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起著很大的作用。歷史上，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雖然成功論證了各國參加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的貿易基礎，但是李嘉圖的理論并沒有解決貿易雙方利益的具體分配問題，特別是沒有解決進出口商品交換比例如何確定的問題。李嘉圖留下的這一國際貿易利益劃分問題的學術空白，被其后繼者約翰·穆勒所填補。于是，穆勒創立了相互需求說，從而補充和發展了比較成本理論； 此后，馬歇爾又運用數學工具闡釋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說，以幾何圖形使這一學說“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和羅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對 h-o 理論所遺留下的貿易利益在一國內部分配和要素積累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等問題的理論空白進行填補。

國際貿易理論在邏輯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現為，隨著價值理論的發展，國際貿易理論日益將自己建立在更為科學的價值論的基礎上，使貿易理論的發展達到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越。價值理論是經濟學研究的基礎，西方主流經濟學經歷了勞動價值論、要素價值論、效用價值論到供求價值論的不斷更替，國際貿易理論也經歷了古典貿易理論到要素稟賦理論的演進，最終將技術、要素稟賦和偏好集于一體，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礎上的國際貿易理論標準模型，從而使其理論基礎更為堅實完善。

（ 三） 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

任何經濟理論都是對經濟現象的反映和解釋，當實踐的發展，經濟理論不能夠解釋說明新的經濟現象時，就必然會得到不斷的修正，甚至被否定，這就為新理論的誕生提供了歷史契機。國際貿易理論幾百年來的演化史，其實就是不斷地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歷史，實踐給予貿易理論以新的生機，賦予其新的時代內容，甚至實現了其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越。要素稟賦理論認為，根據比較優勢原則，參加國際貿易的各國將出口密集使用其擁有量豐富的要素的產品，進口密集使用其擁有量稀缺的要素的產品。當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統計資料來實證檢驗美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時，卻得出了與這一結論相反的結果。如何解釋這個被普遍認為正確的理論卻又與國際貿易的現實相矛盾的現象，引發了戰后一系列新的貿易理論的產生，從而推動著國際貿易理論向縱深發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來國際貿易發展歷程，從勞動分工形態演變的大尺度看，過去一百年國際分工的基本層面從產業間、產業內深入到產品內部的不同工序、區段、環節和流程； 為應對國際貿易現實的挑戰，國際貿易理論也順次經歷了產業間分工理論（ 以比較優勢原理為核心的傳統貿易理論） 、產業內分工理論（ 新貿易理論） 、產品內分工理論階段［6］。二戰后，國際貿易所表現的特征與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所預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來，約2/3 甚至更多世界貿易是發生在技術、資源和偏好相似的發達國家之間，其主要以制成品貿易為主。這對以產業間貿易為研究對象的傳統貿易理論形成強大的挑戰，導致 1970 年代“新貿易理論”的誕生［4］94 －95。當前國際產品內分工深入發展的現實，對以產品為基本分工對象的國際分工貿易理論帶來了新的挑戰； 而正在發展成熟的產品內分工理論彌補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長期忽視工序層面分工現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動因，或單獨或共同地推動貿易理論大樹不斷地發展、繁榮壯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論的誕生，既有填補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空白的需要，又與當時英國資產階級爭取自由貿易運動相聯系； 重疊需求理論的產生，既有應對發達國家間產業內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又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長期忽視需求層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論”的提出，則既有維護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利益的動因，又有理論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傳統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對參與國普遍有利，而二戰后的國際分工情形正好與之相反。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的講授與學習貫穿哲學的線索，能充分展示理論數理推導的邏輯美，增強教學的條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學生從整體上更好地把握國際貿易理論的內涵； 貫穿歷史的線索，則會增強理論課講授的生動性，使其更貼進社會科學的本源，這不僅有助于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而且有助于學生理論專業素養的養成，加深其對理論發展的來龍去脈的了解。聯系歷史背景，緊扣理論觀點，再配以條理性和系統性的模型解說，必然使課堂的講授張馳有度，更富有立體性。當然，這也對教師綜合知識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戰。哲學方法與歷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會科學的根本方法； 同樣，高校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教學中，也必須將哲學和歷史線索充分展現，并且在必要時進行適當歸納，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講授效果。

參考文獻：

［1］文娟。《國際經濟學》課堂教學改革的思考與實踐［j］。 經濟師，2009，（ 07） : 115 －116.

［2］老子，。 道德經［m］。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強。 計量經濟分析能夠“發現”理論嗎？ ［j］。 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09，（ 01） : 74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