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學與文化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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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學與文化

篇(1)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傳統文化亦隨著經濟社會、生活習俗的變遷而演進,作為傳統文化源頭的國學,亦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被賦予了新的闡釋和解讀,成為兼具傳統與現代精神的新國學。新國學的形成是中國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結果。國學及傳統文化在轉型過程中吐故納新,煥發新的生機,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必將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程中發揮重大作用。

國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所創造、繼承和發展的文化,其內涵包括充滿智慧的哲學宗教、完備深刻的道德倫理、獨具特色的語言文字、異彩紛呈的文學藝術、經世致用的傳統史學等,而將這些傳統文化學術化、系統化、理論化的成果,即國學。國學與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底色,其具有以下特點:

延綿不斷的生命力。中國是諸文明古國中,文明唯一沒有中斷的國家。雖然歷史上多有外來文化傳入,但中華傳統文化以其強大同化力量同化其它文化。歷史上,無論外部文化傳入,還是外來民族的入侵,都沒有使中國傳統文化中斷,反而是外來民族逐漸被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中華文化所同化。時至今日,中國傳統文化仍然以其強大的生命力,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處世方式。作為傳統文化集中體現的國學,成為中國人所研習的對象,延續千年。

熠熠生輝的人文精神。中國傳統文化極早就擺脫了神學的束縛,以思考人的存在為出發點,以人為中心,天地人合而為一。這種特點使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十分鮮明的非宗教化傾向,王權始終高于神權,形成了“重民輕神”的民本思想,重人道輕神道。這種非宗教傾向的特點,體現在中國傳統文化上,就是不刻意追求靈魂的不朽,而是關注現實人生,把內在道德修養和外在社會實踐結合起來,“內圣”與“外王”結合起來,努力立德、立功、立言。

意蘊豐富的道德理念。中國傳統文化極重道德人倫,道德觀念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放眼浩瀚的國學典籍,對道德人倫反復強調無處不在,例如“天命無常、唯德是輔”“教之道、德為先”。倫理道德不但為歷朝歷代統治者所大力倡導,也是民間最為重視的價值觀念。道德修養方面,強調厚德載物,以寬厚之德包容萬物;為人處世方面,強調“仁者愛人”的博愛,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換位思考。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倫理道德觀念可謂系統而完備,尤以“仁義禮智信”五種基本的道德倫理規范影響最為深遠。

極重入世的務實精神。中國傳統文化以現世文化為主導,極其注重入世精神,立足于現實生活,倡導安土樂天的生活情趣和“大人不華,君子務實”的思想觀念,重實用的經驗理性,而輕純理論的玄思。從漢武帝以后,儒家學說就占據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地位,在儒家的觀念中,是不認同宗教,也反對出世的學說的,人生的價值不寄托于天國和未來世界,而是建立于現世人生。

新國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

結合當代語境,對國學進行現代化改造,形成新國學,進而實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才能使國學和傳統文化煥發新的生機。新國學的形成和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至少應該包含如下三個方面: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中國傳統文化畢竟是古代社會的產物,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生活習俗及道德觀念均發生了極大的改變,一些傳統文化內容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其歷史局限性,甚至淪為糟粕,例如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實現傳統文化現代轉型,要根據時展的實際情況鑒別與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對那些與當代倫理價值格格不入的內容,應予拋棄,而對那些具有現代價值的內容,則應充分挖掘和弘揚。

闡釋現代價值和意義。要處理國學的繼承與創造性發展的關系,做好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不能原封不動地移植到當下社會。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仍然有借鑒價值的內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結合現代社會的特點進行當代性的闡釋和解讀,或對其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使之同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相銜接,能夠適應現代文化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從而煥發新的生機。

在傳承基礎上發展和創新。全球化時代,各國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系前所未有地緊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應該以開放的心態,參照世界各民族的先進文化,站在人類文化的高度上來審視,既保存民族特色,又吸納世界先進文明諸如民主、平等、法治等觀念,從而提升與改造中國傳統文化,進而實現對當前世界先進文明的趕超。

新國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價值

促進經濟管理水平的提升。通過現代轉型,發掘和弘揚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對于提升經濟管理水平、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減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負面效應,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例如,對傳統文化中義利統一、誠實守信等思想的發掘,可促進構建良好市場經濟倫理,維護規范有序的市場秩序;對傳統文化中人本、誠信、修身等理念進行現代化的解讀和發展,在培育企業文化中可資借鑒,而《論語》與《孫子兵法》等中國傳統文化經典中蘊含豐富的經營管理思想,可通過結合現代語境解讀,供企業經營管理汲取營養。

促進社會管理能力的提升。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豐富的社會治理理念,通過對相應思想作現代轉型,挖掘和弘揚其積極作用,對于推進社會治理水平的提升具有積極的意義。中國傳統文化蘊含重民、養民、富民、教民等方面的內涵和意蘊,“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皆是民本思想體現。政治管理具體方略上,一方面強調實行王道仁政,強調君主及官員的道德和對民眾的道德教化,同時重視法度在國家管理中的作用,“治之經,禮與刑”“法者,治之端也”。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豐富的生態思想,體現人與自然相互尊重、和諧共生的理念,如儒家的“天人合一”自然觀,道家的“萬物與我為一”的自然觀,乃至于佛家的“眾生平等”的思想,對于這些傳統文化內容的深入探析,并合理闡釋其現代意義,可以啟迪當下的生態文明建設。

促進社會道德水準的提升。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德倫理居于核心地位,通過現代轉型,傳統文化仍然可以產生強烈的道德感召力。在推進社會道德建設,提升社會精神文明水平的過程中,對傳統文化中道德建設資源的現代轉型和充分挖掘利用,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傳統文化極重入世,充滿了對于國家、民族的高度關懷,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注重通過推己及人、“修齊治平”式的自我修養,使人們自覺踐行其在社會中應盡的道德義務,從而為社會和諧奠定基礎。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及弘揚,對于提升社會道德水準,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必將產生重要的促進作用。

新國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其價值遠不止于此,在開發具有中國氣度以及中國風格的文化產品,促進文化產業發展方面,在展示中國文化特色,提升中華文化現代影響力方面,以及在提升各民族文化認同,促進各民族和諧相處團結友愛方面等,新國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作者單位:山西工程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①《章太炎國學講義》,北京:海潮出版社,2007年。

篇(2)

葉文心的研究,并不以民國大學各具特殊性的結論為滿足,而是試圖在特殊中尋找普遍之處。只是,在她看來,民國大學文化的普遍特征不是獨立、自由而是“疏離”。她用“疏離”一詞來形容從“五四”到抗戰時期的民國大學,認為這一時期的民國大學日漸陷入頹唐狀態。這種疏離和頹唐,與中國的政治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五四”之后,政黨勢力滲透入校園,使得校園知識精英在各種意識形態的爭論中無所適從;強勢的西方文化成為校園的主導性文化,又使他們深陷于中西文化的劇烈沖突之中。政治無路、經濟危機、社會混亂,使他們普遍喪失了“五四”一代人指點江山的氣魄,日漸懷疑自己改造現實的能力,對個人前途也充滿憂慮。這一時期的校園知識精英很少關心政治,普遍思想幻滅、絕望,紛紛遁入愛情,或深陷虛無主義之中。在傳統的科舉時代,科舉有效地承擔起為國家培養人才的職能,使知識分子通過學習四書五經實現學而優則仕,成為政府和民間相聯系的紐帶。而民國時期的大學教育,作為科舉制度的替代品,卻并未能與政治體制順利接軌,與中國社會有所疏離,與普羅大眾亦相當隔膜,大學并未成為真正的“養士”機構,這是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吊詭之處。

葉文心研究民國大學,起步于上世紀80年代,這體現了海外學者學術的敏感性和前瞻性。國內同行直到近些年才開始對大學史感興趣,已有的研究成果也遠未達到讓人滿意的程度。盡管葉文心當時無法看到各大學的原始檔案,使其在資料引用方面有所限制,涉及面相太多,令其論述民國大學雖然全面,卻仍缺乏深入,但其書仍以敏銳的問題意識取勝。尤其是她對民國大學特征的種種論斷,深具啟發性,頗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對民國大學“疏離”的概括,也已成為民國大學史研究的經典問題之一。我們國內學者今天研究民國大學史,完全可以沿著葉文心開拓的思路繼續進行。

篇(3)

中國民俗文化主要指的是中國民間的傳統習俗以及文化,包括的內容主要有中國傳統的服飾民俗文化、居住的民俗文化、歲時節日的民俗文化、民間信仰的民俗文化以及語言和民間文藝的民俗文化等。在高中的語文教學中,隨著教學內容的不斷擴展和知識難度的增大,會有越來越多關于中國民俗文化的內容融合在高中語文的教學課程當中。而高中生處于理解能力和求知欲都比較高的年級,高中語文教學中中國民俗文化對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能夠進一步拓展學生的知識面以及對所要學習內容的理解能力。并且在新課改的背景下,各個科目之間的聯系進一步加強,新的高考更加注重了傳統文化的考查,政治,語文和歷史這三個科目的內容有著相互滲透影響的關系。高中語文教學中的中國民俗文化不僅是語文學習的內容之一,也能從側面上提高學生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了解。

一、中國民俗文化的價值

(一)弘揚以及培養民族精神

對中國民俗文化進行了解和學習對弘揚以及培養民族精神有著重要的意義。在我國的民族文化中,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精英文化,該種文化主要是對人們進行思想、精神以及力量的指導,是一種父親型的文化類型;而另一部分是民間文化,民間文化中蘊含著人們的情感以及血肉特征,具有強烈的凝聚力和親和力,是一種母體型的文化類型。不管是民間文化還是精英文化都是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國民俗文化是在中國的民間產生并且能夠進行世代相傳的文化,在高中語文教學中對中國民俗文化的運用能夠讓學生更加具體的了解到中國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地區之間的傳統民俗以及風情。在拓展自身關于歷史民俗文化知識并掌握所學的語文知識的同時,增強自身的民族認同感。在高中語文教學中對中國民俗文化的運用能進一步陶冶學生的學習情操,并有利于傳統文化的傳播和弘揚。

(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中國民俗文化的組成部分多種多樣,其內容豐富多彩,在高中語文教學中對中國民俗文化的運用和講解能極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緩解課堂教學中的沉悶氣氛,從而提高課堂教學效率。在高中語文的學習中,文言文是最令學生感到頭痛的學習內容之一,因為古代的文章結構和字詞使用都和現代有很大的不同,學生在進行文言文學習時會因為對字詞的不理解而覺得學習困難,并且教師在對字詞進行講解時采取單方面的口述解釋,會容易使學生產生枯燥感。但是在文言文中會蘊含大量的中國民俗文化,教師在進行教學時可以利用民俗文化的特點來引導學生對文言文的學習。例如在學習《赤壁賦》這篇文章時,教師在進行教學之前可以讓學生將其中的生字詞以及不理解的語句畫出來,先進行自我的猜測和思考,然后在正式教學時利用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不同的文化特點來對生字詞進行解釋,在學生大致了解了文章內容之后,可以對其中涉及到關于民俗文化的內容進行解釋,比如當時人們出行旅游有什么樣的習慣會進行怎樣的準備等,同時也能了解蘇軾這個著名詩人的相關生活習慣等。這樣學生既能對文中的知識有更好的理解,同時能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他們更好進行文言文的學習。

(三)有利于培養學生正確的人格和品行

高中的語文教學除了要教授學生相關的語文知識之外,還要能起到培養學生正確人格和品行的作用。語文科目的學習是除了歷史之外最貼近中國文化的學習科目,因此對于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的傳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學校教育當中,一直強調要培養學生的良好人格和品行。在中國的民俗文化中蘊含大量的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因此在高中語文教學中中國民俗文化的運用能夠為學生的人格和品行樹立正確的榜樣,幫助學生自身更好的成長。例如在對荀子的文章《勸學》進行教學時,教師可以在對文章的內容進行詳細的解釋之后,讓學生充分的感受古人對知識和學習強烈的渴求欲望,從而培養學生正確的學習思想,端正其對學習的態度。魯迅先生的文章《狂人日記》中描寫到了清末民初中國內部的戰亂以及人們思想的愚昧,才有了革命志士心肝被挖用人血饅頭來治病的荒唐事件。教師在對這篇文章進行教學時可以對那段時間中國的民俗情況進行詳細的講解,讓學生能充分感受到戰亂時代國人的思想變化以及社會的黑暗,和如今的幸福生活進行對比,從而激發學生奮進和珍惜的精神,尊重革命先烈用生命換來的安樂社會。

二、結語

中國民俗文化是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瑰寶,在高中的語文教學中,中國民俗文化的運用能提高學生對語文學習的興趣,培養他們正確的人格和品行以及弘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價值。

參考文獻:

[1]臧勝楠.論語文課堂中的民俗文化教學策略[J].教育文化論壇,2013,(11).

篇(4)

[中圖分類號]1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712(2013)22-0074-06

[作者簡介]劉惠(1971―),女,遼寧本溪人,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漢語國際教育;賀月婷(1987―),女,廣西龍勝人,泰國東北部四色菊府甘平埠僑南學校,漢語教師。

三、僑南學校漢語教學狀況調查與分析

本調查共發放教師問卷12份,回收有效問卷12份;發放學生問卷180份,回收有效問卷160份。統計學生問卷時采取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從160份有效問卷中抽取80份,小學階段隨機抽取40份,初中階段隨機抽取40份。

(一)漢語教師教學情況調查

教師調查問卷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教師個人基本信息,調查教師的專業、學歷、漢語教學經驗、接受專業培訓的時間和地點;第二部分是封閉式多項選擇題,主要調查課堂教學情況、教材使用情況、學生的漢語水平和學習情況;第三部分是開放式問答題,主要調查教師對教學效果的滿意度及對學校漢語教學的建議。

1.僑南學校漢語教師的師資隊伍

截至2012年,僑南學校共有中文教師12人。其中,教師專業為中文、漢語類的有10人,其他專業2人;教師學歷為本科的有10人,碩士2人;漢語教學經驗1年以下6人,1~2年3人,10年及以上3人;參加過專業培訓的教師7人,培訓時間1年的2人,培訓時間少于1年的5人。詳情見表1。

表1 僑南學校中文教師個人基本信息統計

僑南學校目前的漢語教師師資力量基本能夠完成學校設置的漢語課程總量,平均每人每周12~15課時。教師隊伍由泰國本土漢語教師、漢辦教師和僑辦教師構成。這三類教師具有各自的優勢與不足:本土漢語教師教學無語言溝通障礙,本科專業皆為中文,半數教師在中國接受過語言培訓,但教學經驗不豐富;漢辦教師學歷層次較高,不全是漢語言類專業出身,在赴任前也沒有對外漢語的教學經驗,但接受過國家漢辦的短期專業培訓;僑辦教師都是在國內任教多年的中小學語文教師,教學經驗豐富,但未接受過對外漢語教學方面的專業培訓。總體而言,僑南學校的漢語教師師資力量較為雄厚,專業對口的比例高達83%,年齡結構偏向于年輕化,是一支有活力有專業素養的高學歷教師隊伍。但是,教師非中文、漢語言類專業的教育背景和對外漢語教學經驗的缺乏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漢語教學質量。

2.目前漢語教學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從學生方面來看,所教學生的漢語水平參差不齊,但普遍偏低,大部分學生只會簡單口語和簡單書寫;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不高,只是偶爾主動學習漢語。從課時安排方面來看,大部分教師認為每個班每周3節課最合適(這與目前僑南學校小學三到六年級和整個初中漢語課程安排的實際情況相符)。從教材選擇方面來看,半數以上的教師選擇自編教材,而且在教材中,漢字教學所占比重較大。從課堂教學來看,教師課堂上使用漢泰雙語教學,必要時加入肢體語言,幫助學生理解;教師認為學生對口語表達更感興趣,授課方式以對話為主,并采用游戲和唱歌等輔助方式,教學效果較好。從布置作業和測驗的情況來看,教師布置課堂作業的頻率較高,幾乎每節課都有,課后作業的布置則根據情況靈活調整;課堂和課后作業的內容均以抄寫為主;大部分教師要求學生收到批改的作業后查看錯誤并改正,并且定期組織單元測驗。

3.教師對教學效果的滿意程度及對學校的建議

在問卷第三部分的開放性問題中,從教學效果和教學建議兩方面入手,對全體漢語教師進行調查。調查結果見表2和表3。

表2 僑南學校漢語教師教學效果滿意度及其原因

在表2中,教師對教學效果滿意度各不相同的原因除衡量標準不同外,還受到教學經驗、課堂管理、學校管理以及語言溝通等因素的影響。大部分教師都具有自我反省的意識,并且能從主觀與客觀兩方面去分析問題所在。本土漢語教師和僑辦教師對自己的教學效果滿意度高于漢辦教師。其原因在于,本土漢語教師具有語言文化優勢,僑辦教師具有國內教學經驗豐富的優勢;漢辦教師大多數教學經驗不足,他們不太了解各年齡段學生的學習心理,在課堂管理方面缺乏經驗,往往難以控制課堂,抓不住學生的注意力。在表3中,教師們對學校的漢語教學建議集中于教學管理、教學資源和開展中文活動等方面,反映出僑南學校漢語教學所存在的急需解決的問題。

(二)僑南學校學生漢語學習情況調查

1.學生對漢語的態度

這一部分是單項選擇題,從學生對漢語學習的態度、對漢語教材的態度和對中文活動的態度三個方面出發,每個方面設置3~10個具體的問題進行調查。以下僅列出各個問題選項中所占比例最高的選項。

(1)學習態度。50%的小學生喜歡學習“說”漢語,其次是“寫”;50%的初中生喜歡學習“寫”漢語,其次為“說”;男生學習漢語更傾向于“寫”。90%的學生認為漢語課很有趣。70%的學生偶爾自學漢語,偶爾主動找中文教師交流。70%的學生會改正作業中的錯誤。90%的學生認為漢語考試有必要,可以檢驗學習成果,10%的學生對漢語考試無所謂或者出于獲得獎品的需要。80%的學生表示非常想去中國學習漢語。

(2)漢語教材。90%的學生認為教師教的內容很實用;85%的學生喜歡《體驗漢語》這本教材;60%的學生認為每人一本教材很有必要,40%的學生認為“無所謂”。

(3)中文活動。80%的學生希望學校增設中華才藝班;55%的學生認為學校今年的春節活動很精彩,30%的學生表示未曾觀看;85%的學生希望學校定期組織中文活動。

2.學生的學習情況

這一部分是多項選擇題,共設置了6個問題。具體調查結果如下:

(1)學習漢語的目的:選擇“想去中國學習”的學生占70%,“喜歡中文課”的占70%。

(2)漢語水平自評:選擇“會簡單的口語”的占85%,“能寫簡單的漢字”的占65%。

(3)喜歡的課堂活動:在初中生中,選擇“游戲”的比例為55%,選擇“唱歌”的比例為70%;在小學生中,“游戲”所占比例為67%,“唱歌”所占比例為50%。

(4)自學中文的方式:65%的學生選擇“書本”,50%的學生選擇“網絡”,40%的學生選擇“找中國教師交流”。

(5)想學的中華才藝:學生選擇各項的比例較為均衡,基本都在40%上下浮動,樂器和太極所占的比例稍低。

(6)想學的語言:55%的學生選擇“英語”,75%的學生選擇“漢語”,35%的學生選擇韓語和日語。

調查表明,由于僑南學校從幼兒園到初中都開設漢語課,大部分學生學習漢語的時間較長,都有一定的漢語基礎;少部分中途轉學至本校的學生漢語基礎較為薄弱,個別學生是零基礎;還有部分學生從小學到初中一直在僑南學校就讀,接受漢語教育的時間較長。但是從調查結果來看,絕大部分學生認為自己僅會簡單的口語對話,僅能書寫簡單的漢字,學生整體的漢語水平不高。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①學生逐年增多,漢語水平參差不齊,教師難以把握進度;②學校和學生對漢語的重視程度不夠;③漢語教師更換頻繁,教學水平存在差異,教學內容難以銜接;④漢語課程的課時較少,不利于連續性鞏固教學。

3.六年級畢業生的擇校意向

為了解學生畢業后是否會繼續在僑南學校就讀初中及其選擇在僑南學校就讀的原因(多項選擇),本次研究對小學六年級的30名畢業生進行調查。調查的問題及結果見表4。

表4 僑南學校六年級畢業生擇校意向

調查表明,僑南學校的學生對自己學校的滿意度較高,大部分六年級的畢業生都愿意留在本校繼續就讀,最主要的原因是學校開設漢語課程且由中國教師任教。

總體而言,僑南學校的學生對中文興趣較濃厚,但學習積極性明顯不足,整體漢語水平較低;雖然大部分學生認為漢語課很有趣,但平時很少主動學習漢語,與漢語教師的交流也不多;學生對目前所學內容的滿意度較高,超過半數的學生希望每個人都能有漢語教材,《體驗漢語》這本教材最受學生歡迎;學生喜歡生動活潑的課堂,但不同年齡段的學生對課堂活動的形式要求不同,初中生更喜歡唱歌,小學生則更喜歡游戲;學生對中國文化抱有很大的興趣,希望學校開展更多的中文活動;在泰國學生想學的外語中,英語和漢語所占比例較高,其中漢語比例最高,這與僑南學校面向全體學生開設漢語課程有密切關系。

四、對僑南學校漢語教學現狀的反思

(一)關于教材

盡管學校有《體驗漢語》作為統一的教材,但因為數量不足,每個年級的各個班級輪流使用教材,以至于一半的漢語教師表示寧愿選擇自編教材。這導致各個年級所教內容很難銜接,學生或是重復性學習,或是跳躍式學習。據調查,教師選擇自編教材的原因除了教材數量不足以外,主要還是因為他們想根據學生的興趣和實際情況,編制他們喜歡、并適合他們的教學內容。調查也顯示,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希望能有一本固定的漢語教材供上課使用。

因此,僑南學校應該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選用一套合適的教材,并且購足數量,確保每個學生都有課本;如果現有教材中沒有合適的,學校可以組織全體漢語教師自行編寫教材,然后形成一個完整的符合學情的教學大綱。無論如何,漢語教學必須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規定每個教學階段學生應該達到的水平及其衡量標準。這樣才能保障漢語教學有章可循,層層遞進。

(二)關于師資

僑南學校的漢語教師流動頻繁。一方面是因為教師資助項目的不穩定性,漢辦教師和僑辦教師一二年的服務期滿后有自由選擇去留的權利,屆時,很多教師會選擇離開;另一方面是因為學校給中國教師的工資待遇并不高,每個月為5000~10000銖(約合人民幣1000~2000元)不等,且學校對漢語教師的重視程度不夠。據訪談了解到的情況,因為教師待遇、教學設施和發展平臺等方面的原因,泰國本土漢語教師的流動性也比較大,一般本土教師在學校工作兩三年就會離開,因而缺乏有豐富經驗的老教師指導新來的中國教師,中泰漢語教師之間缺乏教學合作與互助。由于教學經驗、專業背景等方面的差異,教師們把精力集中于實際教學,缺乏研討精神,學術科研能力不強;因教師的教學任務重,學校的教學設施又極度匱乏,中華才藝類的教學很難開展。

首先,僑南學校應盡可能地改善教學環境,適當提高漢語教師的福利和待遇,留住人才,為學校漢語教學事業的長期發展儲備師資力量;其次,學校應該鼓勵中泰漢語教師定期交流、研討,形成良好的學術交流機制,并鼓勵中泰漢語教師開展各類教育研究,共同推進漢語教學事業的深層發展;最后,學校應該加大資金投入,配備相應的教學設施,方便教師們開展各種教學活動以及文化活動,營造濃厚的漢語學習氛圍。

(三)關于教學管理

僑南學校的漢語課程缺乏基本分類,無明確的教學任務。教師可以隨意選擇授課方式,只需要在每學年的117個學時內完成一本《體驗漢語》的教學內容,而一本《體驗漢語》僅有8個教學單元,顯然,這樣的教學安排不利于提升學生的漢語水平。另外,語言類的教學適合小班授課,但學校因為教室數量有限,實行大班額,平均每個班級有40多名學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漢語教學的效果。而且教師自己編制的漢語試卷由于缺乏統一規范性,其信度和效度也難以保障。

盡管僑南學校設有泰文校長和中文校長兩位校長,但在由政府出資辦學的僑南學校中,泰文教育占據主體地位,學校中的大小事務主要由泰文校長負責管理。中文校長和泰文校長溝通不暢成為教學管理的一個主要問題,再加上學校沒有形成良好的漢語教師管理機制,在安排教學活動或是組織比賽時,經常出現無法及時通知到位的情況。

僑南學校若要使漢語教學長足發展,就必須重視教學管理,組織安排好中文教研室的教學工作,訂立相關的規章制度以及教學大綱,規范校內的漢語考試,定期召開內部會議,總結和改進漢語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并設立相關崗位以處理好各種教學事務,加強與學校領導層的溝通工作。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適當調整班級規模。

(四)關于學生培養

從整體上來說,僑南學校學生的漢語水平不高,“文盲”現象普遍存在,學生只能“聽、說”不能“讀、寫”。這是由于學校偏重于培養學生漢語聽、說能力的結果。此外,學校側重于培養個別參賽選手,而不重視提高全體學生的漢語水平。這樣一來,盡管僑南學校的比賽成績較為突出,對學生漢語水平的整體提升和長期發展并無裨益。

適當地讓學生參加一些漢語類的比賽有利于提高學生學習漢語的積極性。但“漢語橋”這類有影響力的國際性賽事,大多僅限高中及以上階段的學生參加,僑南學校的學生達不到參賽條件。而一些地方性的比賽因其參賽人數的限制和賽制的封閉性,喪失了比賽的公平性,反而挫傷了學生的積極性。此外,僑南學校學生接觸中國文化和藝術的機會并不多,課堂短短的五十分鐘,除去授課內容,文化展示的時間所剩無幾,收效甚微。盡管學校有教師和學生定期赴華的交流活動,但不論是教師還是學生,參加活動回來卻沒有在學校做任何宣傳或者報告,浪費了真實而生動的信息資源。

僑南學校應該立足長遠,抓好漢語的基礎教育,而不是著重培養尖子生或者“比賽機器”;在參賽者選拔的問題上應該更加注重普遍性和公平性,力求做到公平競爭,通過校內選拔賽營造學習漢語的氛圍;多開展小型的中文活動,讓中國文化在校園中逐漸彌漫;要善于利用信息資源,請有過赴華學習、考察經歷的教師或學生在學校舉辦交流活動,做好后期宣傳工作,將他們的見聞和感想編成類似“印象中國”的特輯在校內或者更廣的區域進行宣傳,這些將都對漢語的推廣起到良好的作用。

(五)小結

僑南學校的漢語教學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第一,教師隊伍建設亟待加強。學校需要引進更多對外漢語專業的人才,并加強本土漢語教師的培養,提高教師待遇,留住人才,避免斷層。學校應該促進漢語教師之間互相的學習和交流,做好老教師和新任教師之間的“傳幫帶”工作,形成較好的學術交流氛圍,以促進漢語教學的深度發展。教師應該不斷學習,掌握更多的教學技能,提高課堂管理能力,調動學生在課堂上的積極性,保障教學效果。第二,全面提高學生漢語水平。漢語教學應注重基礎性內容的學習,全面發展學生聽、說、讀、寫能力,廣泛開展中華文化活動和校內漢語競賽,將競賽成果作為外在激勵因素,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樹立學習榜樣,鼓勵學生學習漢語。第三,規范教材的使用。及時解決教材使用混亂和數量不足的問題,可以統一規定教材,或組織漢語教師開發適合本校學生學情的漢語教材。第四,加強教學配套設施的建設。僑南學校沒有專門的中文活動教室,排演節目或者組織活動極其不便;盡管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希望學校開設專門的中華才藝課,但是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難以實現。第五,加強漢語教學工作的日常管理,避免管理無序、通知難以下達的尷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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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絲綢之路”作為忠實記載亞歐非洲諸國幾千年交流史的文化符號,忠實記載和綜合反映了沿途各個民族的物質與精神文化,其中包括極為珍貴的宗教與世俗文化信息,這些信息成為許多學者關注的對象。

陜西師范大學中外民族戲劇學研究中心主任李強做了題為“絲綢之路文化藝術與文學微探”的發言,對絲綢之路文化的研究現狀和機遇進行了詳細分析。

關于文化交流方面,在世界文化呈現出多元分化的大趨勢下,絲綢之路成為一個更為廣闊的跨文化場域。研究絲綢之路文化交流所展現的新魅力,產生的新影響,對拓展絲綢之路文化研究的空間意義重大。陜西師范大學的王文通過對絲綢之路文化的互文性解讀提出絲綢之路文化不是單純的“絲綢”文化、商賈文化,它匯聚了中國文化、印度文化、閃族伊斯蘭文化以及以希臘和羅馬文化為代表的歐洲文化等,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疆師范大學的王佑夫用比較的方法提出絲綢之路上西域詩學的多元性、交融性、紀實性和斷層性的特征。陜西師范大學張艷奎向與會學者展示了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的兩件作者認為是關于古代吐魯番地區數學教育的重要材料的算學文書《古抄本乘法訣》和《數字習字紙片》。

關于宗教文化方面,還有許多學者從多重視域分析了宗教文化的理論價值及其藝術特色。韓國高麗大學鄭廣薰介紹了敦煌配圖本的版面編排。西北大學的梅曉云做了《少林寺那羅延神的失落——佛教文化在中國的植入和變遷》的報告,借著名的少林寺護法伽藍那羅延神的失落問題,探討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國的植入和變遷。此外,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羅漢向大會提交了《佛母摩耶崇拜在中古中國的傳播及其在女皇武瞾皇權中的體現》的論文。

關于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方面,福建社會科學院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的陸蕓對近30年來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進行了總體述評。此次會議上,還有部分學者就絲綢之路涉及的歌舞文化、石窟藝術、民族關系、審美范式服飾美學等要素做了相關探討。

二、絲綢之路民族文學與文獻

在語言方面,陜西師范大學黑維強提出了關于古代契約文書界限類詞語演變考察的看法。吳嬡就古全墜聲母在關中西府方言的歷史演變向大會提交了論文。

在文學創作方面,陜西師范大學魏景波分析了絲綢之路與唐代邊塞詩的關系。趙穎借舊體詩這一文學范式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傳播,提出南洋諸國華文文學的研究領域中,新加坡有大量華文舊體詩的文本,但華文舊體詩論述極少。

在文學的傳播交流方面,部分學者從文化地理學的視角,對區域文學與民族文學的關系及某區域的民族文學與文化現象進行了理論闡述。

篇(6)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3)14-0017-04

教育作為社會傳播文化和培養人才的主要途徑,課程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一般說來,課程作為一種特定的文化現象,總是體現一定社會或社會群體的主流文化,常以社會主流文化代言人的形式出現,它將社會主流文化轉化為適合學生接受的方式,使學生在課堂學習及與教師的日常交往中,有意無意、或多或少地習得了這些文化,這些文化表達了主流社會的價值觀、民族個性、階級屬性等內容,對學習者施加影響,培養一定社會需要的人。但是,單一文化的社會畢竟是少數,對于具有不同于漢族兒童心理特點、處于非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數民族學生來說,因其所處的地理環境、文化傳統、生活習俗等與漢族學生不同,接受程度也是不同的。雖然少數民族人口少、分布集中,但有著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平等的身份和地位,教育不能忽視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背景而進行。因此,在教育中存在著如何適應少數民族學生發展的問題,很多學者都認為實施多元文化教學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好方法。

一、 概念解讀

1.少數民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教育。

(1)少數民族文化一般有三個層面。①價值――精神層面。少數民族文化及其屬性與主體需要之間形成的某種肯定或否定的結構部分,即少數民族文化的旨趣、格調、情感結構、心態、理想境界等,是處于核心地位的。包括維系各種文化理想,世界觀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各種物質設施和條件,有關的想法和觀念等;②制度層面。為展現其功能必需的,使主體依照一定的規程實施和表現變化及影響力所產生的文化效益。具體包括各種少數民族文化制度、活動方式文化實踐――認識活動的物質設施和組織機構少數民族文化的各種學說和理論。其作用是對系統內構成因素進行協調;③物質層面。具體的物質表現形式,如文字、服飾、風俗習慣等,是最直觀的表現方式,也是最容易理解的形式。

(2)少數民族教育的內容也有三個層面。①外觀層面。具體的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培養民族人才的各類活動及與之相關的一切物質設施、經費、師資、生源、教材、設施等,與國家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及對民族教育的關注程度有關;②中觀層面。輸入的文化價值和行為模式,表現為現代文化意識發生更迭,傳統文化蛻變,打破人們對傳統生活方式的認同和己有心理體驗的平衡。新舊文化的交替轉變帶來的矛盾與沖突,構成這一層面的基本沖突;③微觀層面。不同類型的民族文化相互滲透,相互影響,構成這一層面的基本因素。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與矛盾是客觀存在的,民族間的交互活動對每個民族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起著重大作用,結果表現在少數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沖突和融合。

多元文化教育并不僅僅是少數民族教育,然而在我國,少數民族教育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內容。但是,以往一提到少數民族教育,總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強調少數民族教育的重要性,這本身就是一種以漢族文化、城市文化為主導的教育理念,發展落后地區的經濟本是無可厚非的,但并不是少數民族地區的學生就一定要把眼睛緊緊盯住經濟發達地區的生活方式,少數民族文化也有優于漢族文化的方面,不能以經濟文化的發達與否判斷不同民族的文化優劣一與否,更不能無視民族差異進行標準化教育。

2.語文教育與文化的關系。各民族的語文是這個民族世代創造的結晶,反映了民族精神、民族生活的全部歷史。語文本身的發展反映了這個民族的發展。正如烏申斯基所說:“語言不僅表現為一個民族的生命力,而且它正是民族生命的本身。”語文教育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性。語言側重于通過隱喻、神話和記敘的解釋來發展課程的豐富性,將語言置于詮釋的框架之中,使語言與文化相統合,視語言為文化的決定因素之一。因為學生在學習語言文字的時候,必然會學習到所蘊涵的文化內容和精神。有人對我國小學三~六年級語文課文進行過一項調查,指出其價值觀名列前十位的分別是:愛國與民族精神、唯物主義、人際關系、勇敢、進取、科技、誠實、機智、節儉、勤勞,其中道德題材占31%、戰爭題材占19%、兒童生活題材占12%、其他題材占10%,而少數民族文化卻鮮有涉及。

二、當前我國少數民族語文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民族地區語文課程的民族性未能得到充分體現。總的來說,在我國目前的小學語文課程中,其民族特色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體現。首先,總的來看,我國民族地區小學生課程體系受到通用或具有實際通用地位的教材的極大制約或影響;其次,在“一綱一本”時期,在民族地區小學所使用的民族文字教材體系中,占絕對優勢地位的是統編通用教材所包含的內容。翻譯過來的教材內容自然全部是統編教材的內容;編譯而來的教材,一般對統編教材改動極少;由于應試教育的影響,使用鄉土教材的鄉土教育在小學中處于可有可無的地位,這種情況比較普遍;再次,1986年,國家開始對中小學教材中的義務教育教材建設進行重大改革,改革“一綱一本”的統編通用教材,實施“一綱多本”的教材建設體制。但是,在實施“一綱多本”的這些年中,由于種種原因,“一綱多本”的改革對民族地區中小學課程沒有實際性的影響。新編的人教版義務教育教材具有實際上的通用教材地位。即使是民族文字編寫的義務教育教材,內容仍然受到這種教材的強大影響。

2.語文教材的內容缺乏民族性。教材是課堂教學的文本依據,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教學的性質。就目前來看,我國小學語文教材的內容主要包括:介紹祖國的資源,表現祖國的物產豐富,以激發學生的愛國情感;講述先進人物的故事,鼓勵學生克服困難、擁有遠大理想;介紹少數民族的生活,表現少數民族與漢族群眾的團結和友誼,等等。在表現民族團結的課文中,出發點還是以漢族為中心,講少數民族生活總是也講到漢族人民生活,總是有號召少數民族向漢族靠攏的傾向。如果課文中涉及的少數民族問題,教師也不會給學生講述與這個民族有關的歷史文化知識,而且這些文章都不是單獨介紹少數民族,而是重點在于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關系,對少數民族的生活幾乎不會有詳細介紹。這必然造成少數民族的學生對課文中講到的、與他們的生活相距甚遠的、對他們將來的命運至關重要的內容只能被動接受,不能有所懷疑,當然更不得不全盤吸收。總之,語文教材很好地履行了作為主流文化代表的義務,對非主流文化的關注卻很缺少。

3.民族地區語文教師的民族文化及民族性觀念淡薄。作為課堂教學的主導者,民族地區語文教師對民族性問題的理解和認識決定其在具體教學實踐中是否能尊重民族差異,是否能有效傳播多元民族文化。通常在每個少數民族小學的語文教師都受過師范院校的系統培訓,具備從教資格。但是,僅僅這些還不夠,還必須熟悉自己所處的少數民族地區的特定地理環境、文化和習俗。如今在小學任教的語文教師都是在漢族文化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他們熟悉以漢族文化為中心的傳統,本身所了解的少數民族文化就有限,而對民族性的認識更是不夠,甚至是誤解的。在這種思維定式的影響下,他們始終對回族學生帶有偏見和誤會,總是處于一種躲避狀態,抱著完成任務的心理工作,只求結束課程就萬事大吉,當然不會在教學中考慮少數民族學生的特殊文化背景和心理特征,不會針對學生的個性采取適當的教學方法。尤其是當教師自身就是漢族人的時候,與學生的民族差異性大,對學生所處民族的文化了解甚少,因而在教學過程中心存戒備,造成民族之間的誤解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三、轉化措施

上述問題并不是一所學校所獨有的,在很多民族地區的學校,尤其是農村學校都存在,而且不只是在語文教學中存在。作為一個具有獨特文化傳統的、人口眾多的民族,在學校里存在著主流文化與亞文化、本民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一同激蕩著人們頭腦的文化多元性。筆者認為,解決少數民族地區語文教學民族性缺失有以下若干途徑:

1.提高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師對多元文化教育的認識。多元文化時代的來臨,對教師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要求教師必須具有多元民族的態度和價值,對學生的不同文化及各民族、群體的文化有充分了解,能從多元文化的觀點看待社會的諸多問題。教師要能代表社會的文化多元性,要把年齡、性別、宗教、社會階級、民族、種族、語言等主動地包容進教學策略、課程、教學方法、考試中。而要做到這些,前提就是教師要正確評鑒自己在所屬文化中承擔的角色,客觀地看待自身的文化。作為教師,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做好教育工作,學者們提出了各項守則,提醒教師注意自己的態度和行為。不同的學者對教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但都提到了教師要充分認識和了解不同的文化,公平對待處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使學生了解其他族群的文化,慎重選擇教材,篩除有民族偏見的材料,在反思中不斷糾正對待多元文化的偏見,等等。

2.將少數民族地區流傳的,體現本民族文化的神話傳說、故事、史詩、民歌等編入語文教材,供民族地區學校使用。我國民族地區的學校使用全國統一標準的課程,民族地區的學生,不論城市與鄉村所要求掌握的內容與漢族地區的學生沒有差別,對少數民族學生了解和掌握及傳播本民族文化是不利的,而目前國家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也僅限制在高等教育中,少數民族文學在基礎教育階段幾乎沒有涉及,更談不上研究。民族地區的中小學生對本民族豐富的民族文學幾乎一無所知,他們從小接觸的都是三皇五帝、女蝸補天、嫦娥奔月等以漢族文化為主的內容。而對本民族的歷史傳說、神話故事的學習則來自于長輩,從學習得來的幾乎沒有。一說人類的起源就是女蝸造人,殊不知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都各有一套民族起源的說法。很多人對生活在中國土地上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一無所知,到了大學的中文系,才知道中國人不都是黃土造的,原來中國人還有更離奇的誕生方式,而少數民族學生對漢族人祖先的了解程度更是遠遠高于對本民族祖先的了解。事實上,其他民族的人數雖然遠小于漢族,但他們的文學藝術成就卻不能被忽視,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話傳說、史詩、民歌,有些作品因其杰出的藝術成就而流傳甚廣,如藏族的史詩《格薩爾王》、白族關于阿詩瑪的傳說和壯族劉三姐的故事等,這些都已經成為文學藝術研究的重要課題。因此,教材編寫者有必要將少數民族文學作為語文教材的重要內容,將各民族的優秀文學作品合理的編入教材,供教師選擇和學生使用。

3.師范教育的課程設置要滿足民族多元文化教育的要求。20世紀80年代以后,師范教育成為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論題,在制訂的師范教育修業計劃中,有諸如多元文化教育、文化多元論、多元民族意識等標題。這些計劃的目的在于:增進對文化多樣性的歷史洞察、理解各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特別是與學校教育有關的行為和態度;認識和消除個人對少數民族的偏見,與其種族和民群體進行建設性的交往,尊重多元化并將其融入教學。在設置多元文化課程及將多元文化觀念滲透進所有師范教育課程的基礎上,有兩點是必須注意的:首先,應將文化動力(culuartldnymaios)整合進所有實習和實際的教學情境中,要求未來教師在所遇到的任何教學情境中,都要觀察和實施多元文化教育的某些方面。如果多元文化問題僅限制在一兩門課程上,其重要性就被大大的削弱了,而在實習和實際教學中親身經歷則不同。加強教學實習,增長在多元文化環境中教學的經驗,教師學會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實際的教學情境。在必要時,可讓未來教師就所觀察到的種種偏見,以及自身存在的偏見公開討論,建立一個不斷減少且最后消除偏見的環境;其次,師范教育的課程計劃必須要延伸到師范生畢業后的第一年,給從事教學工作的師范生必要的幫助,促使他們能恰當處理與不同文化背景學生之間的關系,建立起平等、公平的課堂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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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簡單說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指在一個相對確定、較短的時期內,通過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生產效率和效益、顯著提升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機制等方式,實現居民收入翻番目標的一種經濟社會發展方案。1960年12月,日本池田勇人內閣宣布啟動一個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計劃以顯著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和實現充分就業為目標,最大限度地實現增長,至1967年提前三年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到1973年國民收入翻了倍。

日本的收入倍增計劃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核心,以提高收入為目的,以擴大有效需求為增長源,以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為提高收入源,建立國民經濟良性循環關系、運行體系。就計劃所要達到的幾的、涉及的領域、采取的措施以及最終結果來看,它其實是一次整體經濟的大轉型,是一個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從此,日本躍升為全球經濟第二大國。

我們今天解讀日本的收入倍增計劃,有一點需要特別提出來,即不要望文生義地以為日本只是在分配領域實行類似中國曾經擬議的“限高、擴中、補低”一套增加收入的措施。提高國民收入雖是整個計劃的最終目的,但其前提卻是經濟的高速增長。也就是說,日本把能否提高國民收入水平是放在提高勞動生產率上的,因為他們明白,若沒有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經濟高速增長就不可能,從而不斷增長的國民收入也就成為無源之水,即使一時能夠實現,也不過是通脹與擠壓企業利潤的代名詞而已。所以,日本除了收入計劃之外,還有經濟發展計劃,通過大規模投入研發,應用科技,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步實現企業發展和國民收入的增加。

篇(8)

我國是歷史悠久、多民族的國家,具有十分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民族音樂文化是中華民族藝術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我國許多傳統的民族音樂正在走向解體。學前教育作為基礎教育,在高師學前教育中強化民族音樂文化,對我國民族音樂文化事業的傳承和創新發展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因而,系統地剖析民族音樂文化在學前教育中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研究民族音樂文化在學前教育中的發展趨向,并提出相應的策略,這不僅對我國民族音樂的深入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更對我國民族音樂文化在學前教育中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民族音樂在學前教育中的現狀

目前,隨著高師學前教育專業在招生方式上的改革,造成學前專業的大多數學生沒有音樂基礎。在學前音樂教學培養方案上,基本上是把音樂專業教學與幼師培養進行綜合,課程安排上脫離幼教實際,缺乏學前專業特色;在實際教學中,學前教育音樂教育的內容主要以流行音樂、西洋樂器等為主,流行音樂、西洋器樂在學前音樂教育中固然重要,但這些教育內容和形式主要是培養學生感受美、創造美、鑒賞美等方面的能力。要把我們祖先留下的豐富的音樂文化資源充分運用到學前教育音樂教學中去,是我們學前專業教師的目標和首要任務,由于缺乏有利的教育時機,我國傳承多年的民族音樂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受到冷落。

學前教育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是進行民族音樂文化教育的重要基地。我國民族音樂文化發展斷層的危機,主要來自于學前教育的萎縮。僅以黑龍江省某大學為例,2009級的學前教育專業60名學生,2010級學前教育專業107名學生,2011級學前教育專業194名學生,做了一次關于“喜歡什么樣的音樂”方面的調查問卷,排在首位的是流行音樂,其次是民歌、西洋樂器,而民族音樂位居最后。這種現象說明什么?教育者對民族意識越來越淡化,對本土音樂文化缺乏了解。這樣發展下去,后果不堪設想。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提高學前教育專業民族音樂教育的地位,從基礎教育抓起,使其成為一個重要的傳承我國民族音樂文化的途徑和渠道。

二、民族音樂文化對學前教育專業的影響

民族音樂是中華民族音樂文化智慧的結晶,是我國56個少數民族傳承下來的優秀音樂文化,無論在我國的音樂史上還是在世界音樂文化中,始終具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和不可低估的重要價值。作為學前教育的學生,在我國傳統音樂文化教育的海洋中,學習博大精深的民族民間音樂,從音樂中陶冶情操、美化心靈,可以提高對民族音樂的認識和鑒賞能力。因為他們是民族音樂文化的傳播者和傳承者,他們的學習為全社會點亮了民族音樂文化的希望之光。

在學前教育中加強民族音樂教育是任何一門教育所替代不了的,應該以學習和了解我國的傳統民族音樂文化為基礎,讓學前專業學生樹立起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觀念,為弘揚和傳承本民族寶貴的音樂文化遺產而努力。通過民族音樂達到育人的目的,以促進民族素質,提高民族音樂文化水平,熱愛中華民族的音樂藝術,使學前專業學生的個性得到充分發展和不斷提高。

三、我國民族民間音樂文化在學前教育中的融合與發展思考

柯達伊認為,挖掘民族民間資源,以民族音樂文化為音樂母語來實施基礎音樂教育可以更有效提高全體國民的音樂文化素養,讓音樂真正地屬于每一個人。[1]在學習民族民間音樂時,不但要學習博大精深的中國民族民間的傳統音樂文化,而且要了解不同民族的不同風俗習慣,掌握當地的民歌演唱方法及簡單演奏民族民間器樂的常識,不斷吸收民族音樂的精髓對增強學生的藝術修養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還有利于學前專業學生繼承民族音樂文化、發展我國傳統音樂文化能力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通過“傾聽”民族音樂,培養學生對民族音樂的興趣

在學前教育專業音樂課程中,通過“傾聽”感受民族音樂是一門必修的課程。我們作為學前專業教育者,去創造良好的民族鑒賞氛圍是責無旁貸的,通過欣賞民族音樂來培養學前專業學生高尚的情操,在音樂思維上培養學生的創造精神和創造能力,同時了解我國56個少數民族的不同音樂文化體裁,真正達到弘揚我國優秀的民族音樂文化。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是激發學生學習的動力。因此,要想在欣賞民族音樂教學中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激發學生對民族音樂的興趣,根據學前教育專業的特點,對目前音樂課程設置進行調整。在音樂欣賞課中加大我國民族民間音樂的比重,讓學生充分了解祖國的傳統音樂文化;在鋼琴教學中,多演奏中國優秀作品;在舞蹈教學中,了解我國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音樂語言等,逐漸把民族音樂融入到各個學科中去。

(二)編寫民族民間音樂與學前教育專業融合的教材

教材是教學成功的基礎。為了強化民族民間音樂的教學工作,編寫一部適合學前教育特點的民族音樂欣賞教材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教材內容的選材上應注意學前教育專業特點,以普及民族音樂基本知識為主,兼及部分民族音樂理論。把具有代表性的、有審美價值的民族音樂元素有機地融入到教材中,教材以漢族民間音樂為主體,合理分為民間歌曲、民間歌舞音樂、說唱音樂、戲曲音樂、民間器樂五大類。對民族民間的各類音樂素材進行合理的編寫,在教材結構中突出民族音樂內容的比例,使民族音樂和學前教育有機地融合得到和諧發展,具有繼承民族民間音樂教育的價值,增強學生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精神。

中國民族音樂文化為我國學前教育創新提供了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在我們大力開展學前教育創新研究和實踐的今天,作為學前教育專業的教育者,只有不斷地探索、思考學前教育專業的特點和規律,學前教育才會不斷向前推進和發展。因此,認識到民族音樂文化在學前教育中的融合有利于創新發展,是我國學前教育創新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

(注:本文為2012年度黑龍江高等學校教改工程項目“高師院校非音樂專業學生音樂素質培養研究”,項目編號:JG2012010369;2013年度黑龍江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大學生音樂鑒賞能力培養研究”,項目編號:12532118)

篇(9)

文學作為一門語言藝術,是以言語為基本符號,以社會語境為中介,通過讀者與作者的心靈溝通而得以成全的話語系統,是一種社會權利關系纏繞的意識形態形式。哲學認為,“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飛速運轉,生產力的高度解放、發展,現代科技的快速升級換代,市場經濟的不斷壯大,以及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強,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對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族親”意識正日趨消減。這種消減首先表現為現代文明進程中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對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類對自然界產生敬畏的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理性色彩的日趨加強,許多原來不可知的現象得到了自然科學的解釋,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葉廣苓《長蟲二顫》中,在顫坪調研的中醫學院教師王安全,用中醫學的知識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蠱的傳說,消解了山間巫蠱之術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撲朔迷離的野性背景,在二福從楊陵農學院獲得生物學知識后被終結,‘豹和犬是兩個科目,受基因限制,它們之間不可能有任何雜交成果,黑子……沒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學話語的傳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這種削減也表現為,市場經濟不斷壯大中商業話語對人類與非人類生命“族親”意識的淡漠。隨著市場經濟的引入,“族親”意識已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神話,金錢成為衡量生命價值的一般等價物。出于金錢的考慮,利益誘惑產生了人對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理直氣壯無所顧及的掠奪:“籠里的猴對村民來說都是錢,活的錢”(《猴子村長》)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質利益計算,使村民對猴群進行了滅絕式捕殺。在商業話語系統中“錢”成為了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人與大自然、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族親”之愛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隨著現代文明而出現的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商業話語使人對大自然的敬畏、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族親”之愛消解了。然而,與現代文明的科學性、商業性相比,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系統中保留了較強的生態倫理意義,處理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倫理關系。這一倫理體系的核心是人對自然及非人類生命的敬畏,以及“族親”之愛。

少數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貴州、廣西、內蒙、新疆等邊緣地區,由于地勢原因經常處于青山、綠水、奇花、異草、野生動物等的環圍之中,因而在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中,關于這些動植物的描述以及圍繞著它們展開的故事較多,基本上每個民族的民間故事集中都有關于動植物的描寫。仔細分析這些少數民族民間動植物故事,發現它們都摹寫出了人與自然、人類對其他非人類生命真誠相待的友愛圖景,這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來進行呈現:一是正面書寫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樸對動物的友愛。如錫伯族民間故事《黃狗小巴兒》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黃狗小巴兒,在被嫂子趕出家門后仍和小巴兒相依相靠和諧生活,在黃狗小巴兒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將其安葬,經常上墳探望,表現出一份“族親”之愛。與此相類的故事還有錫伯族民間故事《鸚哥的故事》、滿族民間故事《扇子參》等。二是側面烘托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之情。如錫伯族民間故事《狗和人是怎樣交朋友》狗在分別與野兔、狼、熊的相處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聲而被排擠,幾經選擇、幾經對比,最后轉向人類,人類沒有排擠它反而視它為朋友。在選擇與對比中,側面表現出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另外,錫伯族民間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瑤族民間故事《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樣的形式側面表現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

與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相聯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動物對人的友愛的回報。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過動物對人善行報答的形式,表現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主題,研究者將這一形式通稱為“動物報恩型”模式。如滿族民間故事《達布蘇與梅花鹿姑娘》通過達布蘇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為一美麗姑娘與之成親的故事,表現出了人對動物友愛,動物對人進行善報的主題。在這里報恩的動物不僅限于溫順的鹿、蛙、兔等,甚至兇猛的動物也懂得報滴水之恩。當然,與之相反也有表現惡有惡報主題的作品,如滿族民間故事《薩滿捉參》中薩滿捉參的結果就是被海浪卷進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頭他訥、他瑪捉棒槌精吃以求長生不老的結果便是被打個頭破血流。特定空間的倫理取向的提煉與凈化,顯現了話語系統中的生態倫理色彩。

總之,少數民族文學中人對動物的友善以及“動物報恩型”的模式都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深深的“族親”之愛,體現了強烈的生態倫理意義。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保留的許多自然景觀的由來、形成背景也顯現了一種生態倫理意義。滿族民間故事中的風物傳說《湯池的來歷》,孝敬公婆的媳婦用手捧著火柴燒熱了結冰的水泡子,從而化作驅病除邪的湯池;《紅羅女》,美麗正直的紅羅女把昏憒的皇帝捉弄的丑態百出,最后幻演成鏡泊湖景觀之一。這些故事中演繹自然景觀的由來是跟人類的善行、善德聯系在一起的,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

少數民族話語系統從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友善相待的“族親”之愛,以及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中體現了生態倫理意義,表現出了人對自然的敬畏,與非人類生命和諧、平等、共存的愿望。這不僅為近年伴隨著現代化進程飛速運轉帶來的日趨嚴峻的生態問題而產生的像于堅、賈平凹、張煒、遲子建等的生態創作,以及由之興起的生態環境美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暗示出現代話語對原有空間倫理關系的沖擊與破壞,并隨之衍生出了更為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體系,即在“現代”與“傳統”,“原始”與“文明”之間文學該如何為自己尋求合適和合理的支點。“現代”“文明”的進程在理論上本應是促進文學不斷進步的動力,然而文學的發展似乎并不與文明的進化相符相成。伴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而文學一直恒久不變的東西是“人文精神”“人文關懷”,它們是文學得以生存的不竭動力。回顧百年文學,上世紀處以來,中國文學以不斷書寫對人的價值和權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隨著“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數民族文學中,少數民族作家們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對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實現了生態倫理與人文精神的對接,是人文精神發展至生態倫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由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類,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論內涵。我們在談論保持人類尊嚴的時候,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發展,保持人對動物的尊重,是保持人類尊嚴的一個重要部分。然而,“科學”“文明”和“民主”一樣,在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散發著激動人心的光華。現代科技在帶來舒適、方便和快捷的同時,漸漸也顯示了它在賦予人類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因而如何評價現代科技為文學敘事的一個重要維度。理性考究,其實現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備善惡品質,區別在于如何使用,而關鍵點還在操控它的人類。我們在接受現代科技的同時,也要尊重傳統的生態倫理;破除封建傳說的同時,也要尊重其蘊含的生態倫理,只有這樣才能通過話語生態的重建來達到恢復和保護自然生態的目的。少數民族作家作品中的這種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生態倫理意識,為文學處理現代與傳統、科學與人文關懷之間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關系體系,尋求到了合適合理的平衡點。中國文學的敘事書寫既可以從中獲取一套生態話語系統,同時也能通過對現代科技的合理評價來搭建保護自然生態的橋梁,在這一點上少數民族文學給予中國文學予重大的啟示。 轉貼于

參考文獻

[1]李玫.空間生態倫理意義與話語形態[J].民族文學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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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辦法》(下稱實施辦法)2001年正式實施以來,為我省無償獻血事業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在無償獻血工作規范化、法制化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實施辦法實施前相比,無償獻血量大幅增長,無償獻血事業取得了快速發展。但自2009年以后,我省無償獻血的總血量、獻血總人次等關鍵指標出現逐年下滑現象,而醫療臨床用血需求又快速上升,供需矛盾凸顯和采供血壓力加大。現行實施辦法的部分規定已經難以適應新的形勢和任務,因此,有必要進行修訂和完善。

委員會認為,本次省政府提請審議的修訂草案根據無償獻血工作新形勢要求,圍繞強化動員組織機制、強化宣傳教育、強化血站設施建設及強化關愛獎勵機制等方面作了新規定,并針對社會現實需求,增設了臨床用血應急保障機制、提倡醫療機構采用輸血先進技術、建立全省聯網的血液管理信息系統和定期公開血站相關信息等新內容,是符合上位法規定和我省實際的,建議提請本次省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同時,根據調研情況,就完善修訂草案相關內容提出如下意見和建議:

一、發動全社會力量,加大無償獻血工作宣傳力度。無償獻血是一項社會性的公益事業,有效的公益宣傳是無償獻血工作的基本抓手。各地普遍反映,免費刊播無償獻血公益宣傳廣告在近年來落實比較困難,一些地方甚至根本無法落實,同時有償的廣告宣傳收費標準又日益提高。建議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要保障一定的無償獻血宣傳工作經費。同時,各部門、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和村(居)民委員會要因地制宜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動員活動,把科學獻血無損健康的生理知識和無償獻血的政策法規普及到千家萬戶。大力宣傳在獻血工作中涌現的先進人物、先進事跡,營造全社會認可和尊重無償獻血的良好氛圍,不斷推動無償獻血工作。進一步明確新聞媒體在無償獻血公益宣傳方面的職責,各新聞媒體要為無償獻血工作的宣傳提供無償或優惠的服務。

二、加強采供血機構建設,確保采供血工作順利開展。調研中發現,當前部分地區采供血機構與能力建設明顯滯后于無償獻血工作的實際需求,人員短缺、經費不足、用房緊張等矛盾突出,大量采供血機構使用編外人員,導致采供血隊伍不穩定和血液安全出現隱患;部分縣(市、區)固定采血點獻血條件較差。建議各級財政應當足額撥款保證采供血機構的正常運行,保障血液采集、儲存、分離、檢驗、運輸及宣傳等經費,改善工作條件與獻血環境。還要加大血液安全檢測的專項投入,如核酸檢測經費等,確保血液安全和供給。另一方面要加大固定獻血點的建設力度,為獻血者提供安全與便利的條件,可整合利用現有的醫療衛生資源,合理布局,依托符合條件的醫療衛生機構建立獻血屋等固定獻血點。希望在修訂中加以考慮。

三、加大財政保障力度,確保正常臨床用血需求。本次修訂取消了臨床用血互助金制度,并將原來規定“獻血者獻血累計達1000毫升以上的,本人終身免交臨床用血費用”的獻血標準改為400毫升以上。調研中許多地方擔心取消互助金會出現資金缺口,同時降低免費用血標準也會引起免費用血人員的數量增加,加上異地用血回我省報銷政策(目前我國絕大多數省份都規定在獻血800毫升以上終身免費用血)的執行,使政府的還血基金大幅增加。建議在草案中增加加大財政保障的內容,確保免費用血制度的有效落實,滿足臨床用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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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言還是白話?

談到語文教學(那個時代叫“國文”教學),文言與白話是基礎性、前提性的問題,對它的質疑和探索便首當其沖。雖然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就掀起了廣泛的白話文運動,雖然1920年教育部就正式宣布普通小學須使用白話文教學,但直到40年代,中學語文課仍舊以古典文言為主,正如浦江清先生說的:“小學教育單訓練語體,所以問題簡單,到中學的國文方始迎著復雜的問題。在課本方面,現在初中課本文言語體夾雜著,顯得很不調和。高中課本差不多全是古文,色彩是純粹了,但多數學生是作語體文的,所以課本與作文就脫離了關系”。[1]正如大多討論者所言,學生課上學的是經典的古文,課下看的是白話的文藝,社會上需要的卻是簡潔的“民國文言”——這教與學的分離就成為當時最受關注的重要問題。那么,什么是“民國文言”呢?

葉圣陶曾說,當時的“文言”已經“不該是唐宋的文學,六朝的文學,漢魏的文學,甚至先秦的文學,而該是應用文言字匯,文言調子,條理上情趣上和語體相差不遠的近代文言”“如梁啟超先生先生寫的那些”——他稱其為“民國文言”。[2]實際上,最有趣的是,我們如果翻閱當時諸君討論白話文的書信,會驚訝地發現他們使用的竟都是文言。翻閱從五四時期直到40年代的新聞報紙,我們也會發現很多消息都是以半文半白的形式寫出。“民國文言”意味著社會需要。針對這種社會現狀和對語文工具性的要求,語文教材就不光是文言或白話的問題,而是具體到選什么文言的問題。當時很多學者反對通行教材編選過多上古文字的做法,認為這樣不僅不利于傳播文化,還妨礙了語文的社會實用。例如浦江清先生就說:“教本深不足以提高學生的程度,反而可以減低學生的趣味。”[3]多數人認為語文教材應該著重編選近人的、更易懂能用的文言。這不僅反映出當時國文名家對國文教學的關注和思考,同樣也反映出在那個時代,普通中學生難以掌握當時的國文教材,國文水平普遍“低落”的歷史現實。

當時學者們也在刊物上對中學生國文低落現象進行了更深層的分析,正如朱自清所言:“這并不是說現在學生的國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樣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嘆家所想的那樣;而是說現在學生能夠看書,能夠作文,都是他們自己在暗中摸索,漸漸達到的;他們沒有從國文課程上得到多少幫助。”[4]有識之士便開始重新編選教材。葉圣陶在《國文月刊》同一時期,與朱自清、周予同、呂叔湘、郭紹虞、覃必陶等,嘗試改革,把文言文課本與白話文課本分開,編出了《開明新編國文讀本》《開明新編高級國文讀本》《開明文言讀本》等教材。這是“在文白混編混教占據主流位置二十余年后”進行的大膽嘗試。①與20年代的你死我活不同,40年代后文言和白話在國文教學這一點已經統一到人才培養的大目標上,也統一到國民塑造和文化更新的更宏遠的目標上了。

二、文學還是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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