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經濟金融化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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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二·五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指出十二·五時期:“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發展循環經濟，推廣低碳技術，...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推進生產、流通、消費各環節循環經濟發展，推廣循環經濟典型模式”，從中國目前轉型攻堅之難，可以發現實體循環經濟通過在領域、規模方面的擴展，對于可持續發展范式的重要戰略意義。湖北省“十二五”謀劃“跨越式發展”，一個重要的源動力來自于成為“中部地區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而在國家整體戰略取向降速（GDP增長率預期下調）、轉方式（資源利用方式）、調結構（產業結構、利益分配結構）的大背景下，湖北的“跨越式發展”不能是傳統范式的發展：既不能是對相對發達地區產業轉移的被動承接式發展、也不能是對相對發達地區過去發展模式的復制式發展，而必須是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約束條件下，基于發展范式創新的可持續發展。就“五個統籌”布局的國家戰略而言，湖北的發展應是以突出“兩型社會”特征為基礎的“跨越”，而是否能夠可持續深入推進“兩型社會”發展實踐，應是湖北“跨越式發展”范式的核心要義。

二、全球價值的“金融內生”循環經濟新范式

（一）金融“脫耦”限制了實體循環經濟發展空間 傳統循環經濟理論，視角集中于實體經濟物質循環，雖然可以在物質循環載體上討論價值循環與信息循環（羅麗艷，2005），但屬于虛擬經濟范疇的金融運行卻在理論和實際運行機制上，外生于循環經濟系統。而在金融運行核心化的現代經濟中，這意味著將不存在由循環經濟理論指導的、以新增長范式姿態出現、以循環經濟革命及循環經濟產業發展為核心綠色生態經濟革命。從“兩型社會”建設的實踐看，一方面，由于與金融 “脫耦”局限了應用領域，使得循環經濟難以成為整體經濟系統的生態增長范式，無法滿足以“兩型社會”循環經濟發展，帶動綜合配套改革成功的國家戰略目標；另一方面，傳統循環經濟本身在“兩型建設”中的發展勢頭，也因主要依賴財政渠道的計劃資金支持，而來自更加市場化渠道的“金融支持”，雖然在政策的一再支持鼓勵下，卻因缺乏融入循環經濟運行的內生動力，使得抑制實體循環經濟發展的“金融瓶頸”難以消除。因此，如果沒有循環經濟理論的更新，就難以為金融與實體循環經濟的“耦合”提供理論支持，而“綱要”關于十二·五時期“引導投資…向生態環保、資源節約等領域傾斜”，“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強…財稅金融等政策支持”的規劃，其效能未免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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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金融虛擬化；實體經濟發展；關系

我們都知道，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虛擬化和實體經濟都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活動至關重要的兩個部分，其中，實體經濟能夠通過實體物質的轉換，為我國社會提供實質性的收益，而虛擬經濟是在金融虛擬化的基礎上，通過虛擬的資本運作手段來對未來的資本價值進行獲取并使之增值的經濟活動。這對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際發展進程的決定性作用不僅不可小覷而且意義深遠。因此，我們必須明確和深入了解金融虛擬化和實體經濟實際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結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中關于經濟的各種相關理論知識和各種基本觀點，根據現如今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現狀以及基本國情，并拿出相應的、切實有效的措施來對其進行正確、妥善的處理，在促進我國工業化發展進程的同時，加快我國經濟的發展步伐。

1金融虛擬化的定義

虛擬化經營的發展觀點是由肯尼斯•普瑞斯等學者所提出的“虛擬企業”概念引申而來的。然而，金融的虛擬化也可以看作經濟的虛擬化，這些都是相對實體經濟而言的，經濟虛擬化發展的必然產物就是虛擬經濟(FictitiousEconomy)的實現。金融虛擬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最終結果，它貫穿于社會實體經濟發展的始終，服務于其發展。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金融虛擬化的規模已經遠遠超過了實體經濟，其實力也可以使其獨立于市場經濟之中。和實體經濟的定義相比，金融虛擬化的流動性、風險性和投機性都比較高，其不穩定性也比較大。

2我國實體經濟的實際發展形勢

目前，我國許多國有大中型企業在建立和完善其現代化企業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工作有了質的飛躍，主要表現在我國的許多重點企業都對其公司制度進行了有效的改革，使得企業虧損的現狀得以扭轉，并且有著十分顯著的成效，實現了其企業改革和發展的目標。在公有制市場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的同時，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也隨之較快地發展。市場運營體系的建設、改進和完善進程日益加快，使市場得到了迅速發展，明顯地增強了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巨大作用。財稅體制的建立、改進和完善，使金融體制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城鎮住房制度的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和政府機構的改革也取得了重大的飛躍。我國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也日益健全，這就是我國實體經濟目前的實際發展形勢。

3實現金融虛擬化在實體經濟實際發展的相互關系

3.1實體經濟是實現金融虛擬化的基本條件我國社會的實體經濟主要是指股份制企業所發行的股票和債券等有價證券，因此，實體經濟是實現金融虛擬化的基本條件，沒有實體的經濟就沒有虛擬的資本，也就不可能實現金融的虛擬化。

3.2實體經濟的運行是金融虛擬化利潤和價值的實現途徑實現金融虛擬化的目的是實現其利潤的最大化以及體現其創造價值，然而，我們必須通過實體經濟的運行來實現其利潤和價值。

3.3實體經濟的發展規模實體經濟的發展規模及其對社會實際資本的需求量影響著實現金融虛擬化的進程，它決定著金融虛擬化的發展規模，限制和制約著其發展。

4實現金融虛擬化對我國社會主義實體經濟實際發展的重要作用

近年來,我國的實體經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的經濟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互相混合的必然產物,這也使得我國金融虛擬化的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金融虛擬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實現金融的虛擬化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和必要性。

4.1金融虛擬化的實現能夠使我國的社會經濟資源配置得到進一步優化虛擬資本(例如股票和有價證券等)具有較高的流動性,是金融虛擬化衍生的重要工具之一。金融虛擬化的實現能夠使我國的社會經濟資源配置得到進一步優化，因此，我們要通過靈活運用現代先進的信息通訊技術來對各種資本進行引導，使得效益較低的企業和地區轉化為效益較高的企業和地區,最終實現社會資源的最大效益,因此，我們應該盡可能地促進金融的虛擬化進程，對我國的社會資源進行積極有序地引導，使我國的社會經濟資源得到高效的利用。

4.2金融虛擬化的實現能夠使我國的國有經濟布局得到戰略性的調整實體經濟的各方面成本都比較高，其流動性也比較低。金融虛擬化的實現能夠使我國的國有經濟布局得到戰略性的調整，因此，我們必須加快金融虛擬化的進程，將實體經濟轉化為虛擬的金融形勢，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實現對我國國有經濟布局的結構性的進一步調整，并且使之符合我國經濟戰略發展的要求。

4.3金融虛擬化的實現能夠有效地促進我國國有企業體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和深化金融虛擬化的實現能夠有效地促進我國國有企業體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和深化，因為這些改革需要我國資本市場的大力支持，對國有企業進行有效的改革并對其進行深化，實現金融進一步虛擬化的必要條件。

4.4提高金融的虛擬化水平對民間投資的啟動具有促進作用目前，我國民間投資的啟動仍然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例如儲蓄轉向投資的渠道不夠順暢和投資產品單一等，導致其啟動進程停滯不前。因此，我們必須提高金融的虛擬化水平，促進實體經濟資產的證券化，使消費信貸業的進步和發展得到促進,使銀行貸款的各種風險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降低，最終促進各種金融資產品種的多元化發展和創新。

5金融虛擬化的實現和實體經濟實際發展關系的正確處理方法

5.1為金融虛擬化的實現創造健康良好的基礎環境為金融虛擬化的實現創造健康良好的基礎環境，首先，我們要建立、改進和完善我國社會的各種信用制度；其次，我們還要做好各國有企業的轉型工作和利潤控制工作，為金融虛擬化創造健康、良好且輕松的基礎環境，加快對企業機制的轉換速度并且加大對其行為方式的調整力度,使企業的各種行為得到相應的規范和約束,避免出現金融虛擬化背景下的金融投機行為和經濟欺詐行為。此外，我們還要對社會各個保障體系進行建立、改進和完善,使人們的各項基本權益和經濟權益得到切實有效的保障。

5.2對金融虛擬化實現的非勞動性成果給予充分的肯定實現金融的虛擬化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非勞動性的貢獻，我們必須對其進行充分的肯定，只有這樣，我們才會重視它的重要作用，為促進金融的虛擬化提供至關重要的思想基礎。

5.3正視實現金融虛擬化在實體經濟實際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實現金融虛擬化在實體經濟實際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它們之間既互相促進又互相矛盾，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因此，我們必須正視實現金融虛擬化在實體經濟實際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明確和正確處理其關系，進一步提升金融虛擬化的重要地位，做好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工作和改革、完善工作。同時，正確處理金融虛擬化和實體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也是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對于這一點，我們必須給予高度重視。

6結語

金融虛擬化的實現在實體經濟的實際發展過程中有著不可忽略的作用，其關系密不可分且相輔相成，它們兩部分的有效結合，不僅能夠加快我國實體經濟的實際發展進程，還能有效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步和發展，使我國社會的經濟水平和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切實的改善和提高，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有著不可小覷的促進作用和發展性作用。因此，我們不僅要明確和深入了解金融虛擬化的實現在實體經濟實際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還要正視其作用和關系并對其實際關系進行正確的處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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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周股市投資者一定很鬧心。但冷靜下來，投資者是不是可以更多地揣摩出一些股市未來的趨勢？其實，不管本輪牛市是不是“人造牛”都沒關系，只要這個“人造牛”是“改革牛”，哪怕是“改革牛+資金牛”，只要不是“杠桿牛”，釋放出的就是積極的信號。

觀察人士認為，本輪“牛市”被中央寄予厚望，不僅要通過它推動中國經濟創新發展、轉型升級，還要通過它實現中國國有資本的深化改革，并借此參與全球實業資本爭奪。當然，還有一個很大的現實問題也必須依托股市加以解決，那就是實體經濟去杠桿。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統計數據，中國企業債務率早已超過100%，遠遠高于80%的國際安全線;如果再將各級政府顯性負債加總，中國經濟總體負債率則高達165%。盡管這個數據遠不及歐美等國動輒200%甚至500%的負債率，但目前作為弱勢貨幣經濟體，這樣的負債水平已經十分危險了。從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看，要去杠桿、要降低債務率，用緊縮貨幣政策試圖收回債務的手段不僅無效，而且會讓經濟受到重創。

怎么辦？唯一的道路就是加大股權融資規模，從而降低企業負債率。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巨大，如果我們依然采用緊縮貨幣的方式、試圖通過減少企業貸款的方式去杠桿，那結果一定是中國經濟惡性循環。

早在2014年3月，光大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盛宏清曾提醒說，企業付息負擔較重。據他統計，2013年新增貸款不到9萬億，而企業利息支出就達到5.6萬億，占新增貸款總額的60%;占當年17萬億元社會融資總額的35%。

新增貸款的60%用于支付利息，只有40%是在支撐企業經營，這樣的情況還不夠嚴重嗎？當然嚴重，所以必須予以改變。怎么改變？加大股權類融資，在降低企業財務負擔的同時加厚企業利潤，讓企業有能力擴大在新興領域的投資，并實現轉型升級。

所以，股市很重要。但是，絕不能允許一方面通過股市降低實體經濟的杠桿，而另一方面股市自身又杠桿無度。適度的杠桿可以活躍股市，但股市“杠桿泡沫化”比實體經濟“杠桿泡沫化”更危險，萬一因為某一緣故引發股市下跌，哪怕是正常的深度調整，都有可能刺破股市的“杠桿泡沫”。

因此，要兩大措施并舉。第一，打掉傘形基金，抑制股市信用過度，這是一個必然的選項;第二，央行加大降準力度，向金融系統釋放長期流動性，創造有利于資本形成的金融環境，這當然也是必然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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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6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4392（2011）08-0029-03

現代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農村經濟與農村金融的關系日益密切。后危機時代，如何從農業經濟視角認識農村金融生態問題及其對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采取相關金融政策措施，支持調整農村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進一步提高農村經濟增長質量與效益，打造良好農村金融生態，實現農村經濟金融可持續、協調發展成為農村經濟金融研究的重點課題。

一、農業經濟視角下：農村金融生態凸顯脆弱性

當前，我國農業的開放度不斷提高，城鄉經濟的關聯度顯著增強，農業農村發展的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在積累增多，各種傳統和非傳統的挑戰也在疊加凸顯。面對復雜多變的發展環境，促進農業生產上新臺階的制約越來越多，保持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的難度越來越大，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要求越來越高，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任務越來越重。從農業經濟視角看，后危機時期農村金融生態“農村金融發展成長中所需要依賴的農業經濟基礎環境”的脆弱性進一步凸顯。

（一）農村產業的自生能力不足在危機中凸顯

農村產業自生能力不足突出表現在：農業科技創新能力不足，農業科技成果的供給能力和轉化應用能力相對薄弱，科技成果的接受和應用能力不盡如人意，農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能力不足，農業資源的生態保護由于受到各種人為因素的影響，農業內部生態系統的平衡能力和抵御外源性生態侵害的能力下降：農業生產要素（資金、物資）的運籌能力不足，資金在農業經濟部門的資源稀缺性尤為突出，由于農業的比較效益低，資金往往從農業流向農外、從農村流向城市，農業社會化服務能力不足，物流服務、資金流和信息流服務不相匹配，農產品的交易成本仍然居高不下，農田設施保障和抗御自然災害能力不足，難以擺脫靠天吃飯的困境，農業勞動力素質能力不足，包括身體素質、教育素質、科技素質、經營管理素質和現代意識等還無法適應新形勢下現代農業和工業化生產的需要。

（二）農村經濟外部依賴性在危機中凸顯

農村社區的解體與農民社會身份的缺失導致農業對工商業的依附地位進一步加強，由于出口需求的縮減，城市相關產業經營不景氣造成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回流，對農村經濟和社會產生巨大的壓力。危機之初的農民工返鄉潮，一方面暴露出農村產業結構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農村社會由于缺乏自立對外部所產生的依賴關系。長期以來，農民工處于“亦工亦農、亦城亦鄉”的“候鳥式”流動狀態，其返鄉行為始終與其外出行為，從而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特點。農民工大量遷徙流動，預示著外出打工已成為農民的主業和主要收入來源，而農村經濟中的農業極有可能演變成為粗放式的“業余農業”。

（三）農民增收的難度在危機中凸顯

金融危機導致對農產品的需求疲軟，主要農產品價格的下跌趨勢十分明顯，這直接影響了農民收入，農產品生產成本的上行與銷售行情的下行更是嚴重傷害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不僅妨礙了農民收入的提高，并且對穩定中國的農村與農業生產也是極為不利的。金融危機還使得許多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一些國家為保護本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而對進口的農產品設置各種新型貿易壁壘，人民幣的升值也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產生不利影響。

（四）農業結構失衡在危機中凸顯

首先是農業市場結構失衡。由于農業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農產品出現相對過剩，農產品市場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影響市場的主體由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產品的競爭由數量競爭轉變為質量競爭，市場范圍由本地市場擴展到外地市場，由國內市場擴展到國際市場。然而農業結構調整并沒有跟上市場的需求，市場目標導向不清，產品缺乏競爭能力，產銷策略與市場需求不相匹配。

其次是農業產業結構失衡。農業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趨同已成為許多農產品“賣出難”、價格下跌的重要原因，在結構調整過程中的盲目跟進等原因造成新的趨同，又加劇了農產品市場的惡性降價競爭，隱藏著巨大的市場風險。“小而全”、“大而全”的生產是以犧牲當地資源優勢和經濟效益為代價的，這種規模不經濟的發展業態是導致數量型農業增長模式的根源。

三是農業區域結構失衡。在市場條件下，產品的質量需求使資源優勢顯得特別重要，充分發揮資源優勢就是在不增加投入的條件下獲得更多的收益。目前還不能做到根據不同的自然環境條件形成地域分工，形成富有區域特色的、集中度高的、適銷對路的農產品專業化生產基礎，區域比較效益不突出，獲取交換價值空間極其有限。

二、農村金融生態的脆弱性影響農村金融發展

（一）農業生產比較效益低下影響農村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農村金融改革強調的是市場化的道路，農村金融供給的利益調節機制必然受市場經濟規律的影響，面對比較效益處于不利地位的農村產業，金融部門優先把資金配置在第二、第三產業成為必然。在這種情況下，金融部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名為“支農”的機構或資金，往往傾向于離開農村，而農村信貸資金強烈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農村金融供給的利益調節機制與農村比較效益的錯位帶來了明顯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成為農村金融體系發展中難以解決的問題。

伴隨農村經濟比較效益低下的是信息不對稱、抵押物缺乏以及成本與風險、非生產性借貸為主這四個農村金融市場的基本問題。所以，如果金融機構自然選擇，它們會紛紛離農而去；而如果政府強令金融機構支農，農村金融機構又別無選擇的話，則因無法克服上述四大問題帶來的成本和風險問題，會累積損失，最終變成“問題金融機構”。

（二）市場需求不可持續影響農村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化解經濟危機，一般認為以農村市場為突破口，國家出臺了汽車下鄉補貼、農機具下鄉補貼、家電下鄉補貼等一系列措施，目的通過資金支持、政策引導來啟動農村消費市場。這一政策效應雖然明顯顯現，但對于啟動龐大的農村市場確是杯水車薪。屬于低收入階層的農村居民其邊際消費傾向應該大于城鎮居民，然而由于醫療、養老、教育等方面的不確定性導致農村家庭的高儲蓄傾向，因此，啟動潛力巨大的農村消費市場要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為前提。在農村市場的消費基礎不鞏固甚至還十分脆弱的情況下，很難想像會給農村金融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強勁動力。

作為支持城市和工業發展而利益受損的農村和農民，應該得到必要的相對利益補償，即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目前看來，實現這一過程主要有兩種可行的途徑：一是通過政府財政轉移支付體系增加農村收入、提高農業補貼，或者通過政策性金融彌補市場失靈。二是推進新一輪農村金融改革，吸引資金回流農村，通過資本輸血為農村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前一種途徑屬于一次性外部補償，后一種途徑則內生于制度變遷產生的市場擴容，能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可持續的金融支持。因此，必須盡快調整我國農村金融改革的價值取向，出臺可行的替代性調整方案與政策，在新一輪農村金融改革中對農村市場給予更多的補償和資助。

（三）農業保障機制不配套影響農村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農業保障救助體系與支持現代農業發展要求不配套。目前，我國尚未建立有效的農業保障救助機制。在農村，農業生產經營方式仍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其特點是生產規模小、產業化程度低、抗風險能力弱，一旦市場發生變化或遭受天災人禍，農戶就束手無策，難以規避風險。農村金融機構從資金出路和經營效益角度出發，有著強烈的貸款愿望，但考慮到農業抗風險能力較弱和農戶償貸能力有限，又存在“畏貸”心理，對支持現代農業信心不足。

農村基礎設施條件與現代農業發展要求不配套。由于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項目投資大、周期長、見效慢，各級地方財政有限無力投入，而農村金融機構擔心風險不愿投入，這些項目基本上靠農民自己投入，且投入嚴重不足，形成了巨大的資金缺口，造成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條件落后，與農業生產規模化、產業化不相適應。

三、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的金融策略

（一）創新農村金融服務，優化農村金融生態

1.各級政府要積極支持鼓勵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在縣域內設立分支機構，完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為適應農村金融機構業務發展的需要，各級政府要鼓勵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根據縣域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結合自身發展規劃，增加在縣域地區的網點設置。對新設立的機構網點應繳納的稅收予以適當減免，對開辦初期經營虧損的，財政給予一定資金補助。充分肯定新型農村金融服務機構對改善農村金融服務的重要性，加大對村鎮銀行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扶持力度。

2.通過財政引導，激發金融機構服務“三農”的積極性。由中央財政和各地省級財政共同出資建立農業貸款風險補償基金，降低金融機構支農風險，使金融機構服務“三農”得到回報。合理運用財政杠桿，通過財政補貼、擔保或稅收減免等措施吸引金融機構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信貸投入，激勵縣域資金主要用于當地經濟發展，對縣域金融機構新增貸款較多的給予一定比例獎勵。積極發展以各級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出資的農村信用擔保體系，探索建立符合農村特點的擔保機制。

3.逐步建立健全農業保險體系，降低金融支農風險。擴大政策性農業保險范圍，滿足農業多元化發展需求。創立農業再保險體系，對農業巨災風險造成的損失進行有效的分攤和轉移，提高保險經營者的積極性。通過農業保險政策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合理分散信貸風險，調動金融機構增加涉農信貸投入的積極性。

4.多措并舉暢通企業融資渠道。進一步創新中小企業融資的擔保方式，引導國家保險機構、社會保險機構為中小企業經營者和融資機構提供信貸保險，分擔擔保風險。發揮資本市場在促進中小企業融資中的作用，積極構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在完善和壯大創業板市場的同時，規劃建設場外交易市場，盡快完善股份代辦轉讓系統和產權交易市場，以滿足大量無法上市的企業的需求，使具有創新能力的優質企業與資本市場對接，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局。

5.研究終端需求，開發適合“三農”的金融產品。涉農機構應密切關注“三農”需求，要根據農民生產、生活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開發設計適合農戶各類經營方式的生產貸款和農民助學、住房、耐用品消費等消費信貸產品，并要根據產品風險狀況確定合適的利率水平以有效覆蓋風險，實現商業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同時，應重點加強銀行卡類產品的研究開發，推廣具有存、貸、轉賬結算等多種功能的卡類產品，實現一卡多能，推廣一站式的服務方式。

6.完善擔保體系，切實解決抵押擔保難問題。涉農機構要創新擔保方式，積極探索多戶聯保、公司＋農戶擔保、林權抵押、農機具抵押等新的擔保方式。研究農村土地、房屋、承包經營權、農業收益權等動產抵押和權利質押的可行性，緩解農村擔保資源緊張狀況。逐步引入擔保、資信等服務中介機構，通過發展農村互助擔保組織，開展農村信貸擔保業務，從根本上解決“三農”貸款擔保難問題。

（二）拓展農村信貸市場，支持現代農村經濟發展

篇（5）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2.003

1 廊坊市金融服務業發展基本概況

近年來，廊坊市在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下，區位優勢凸顯。在京津產業外溢的帶動下，廊坊市經濟增速明顯，各類經濟指標日趨河北省前列。三次產業結構逐漸調整，11∶54∶35的比例逐漸構建出金字塔型產業體系，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勻速保持在11.30%的比例。整體金融實力增強，金融業態逐漸齊全，商業銀行26家，保險公司30家，證券營業部13家，融資性擔保機構107家，小額信貸機構53家，典當行18家，財務公司1家，日漸形成功能齊全、層次分明、形式多樣的金融布局。

2015年以來，為了積極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廊坊市金融系統貫徹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各項金融指標走在河北省的前列。截止到去年末，各項存款余額達到5011億元，比年初增長27.4%，增速穩居全省第一；各項貸款余額3421億元，比年初增長30.6%，增速也居全省第一；2015全年，外匯收支78億美元，跨境人民幣業務149億元，居全省第三；金融業年納稅27.3億元，增長24.7%，占廊坊市6.2%，納稅行業排名第四，金融環境日漸優化。

同時，為加速提升全省的金融服務效率，河北省規劃建設“中國北方金融后臺服務基地”，廊坊市為“金融產業后臺服務基地（A區）”，在京津冀一體化進程中日漸形成明確的金融定位。

2 廊坊市金融服務業存在問題分析

雖然廊坊市金融服務業呈現快速發展態勢，但在金融發展貢獻度、金融發展結構、金融多元化創新方面仍存在深層次問題，本文結合廊坊區位發展定位，從金融發展主要影響因素對上述問題進行細致分析。

2.1 金融服務業對經濟貢獻率偏低

盡管廊坊市金融指標居全省前列，但是，廊坊市金融服務業的發展水平卻沒有對廊坊市經濟增長起到明顯的推動作用。究其原因，雖然廊坊市地處京津腹地，地理位置優越，但在行政區劃上卻隸屬河北，與京津發達的金融環境相比，河北省金融體制相對落后，金融市場化程度低，金融服務業的水平也是被動的追隨整體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因此，并沒有在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發揮主動性的主導作用，所以，廊坊市金融服務業仍需深化改革。

2.2 金融結構發展相對單一

廊坊市經濟發展雖然正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在融資結構上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所占比例不高，融資結構相對單一。事實上，在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廊坊市也意識到作為主要助推力量的金融服務業，如果單純依靠銀行間接融資，將極其不利于經濟快速有效轉型。廊坊市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導致了銀行間接融資在金融資源配置結構中的穩定性和主導型地位，這樣，一方面會使企業融資渠道單一，加大中小企業融資的難度和風險性；另一方面會繼續擴大區域性產業增長和經濟增長差異；再者，還會增加銀行資金體系回籠的風險系數。

相比較銀行間接融資渠道，直接融資的成本其實更低，并且非常有利于創新型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快速發展，這就需要廊坊市大力構建健全的金融市場體系，完善多樣化層次化的金融發展結構，拓寬資本匯聚渠道，提供豐富便捷的融資方案。廊坊市雖然依托金融改革的政策優勢，在直接融資渠道和新興金融機構建設方面有了快速的發展，但在規模和種類上依然不夠豐富，直接用于實體經濟的資金也相對不足。

2.3 金融多元化創新能力不足

在河北省規劃金融服務產業集聚的態勢下，河北省在金融改革上已賦予廊坊市極大的政策空間，要想用好用活這些政策，就要求金融服務業具有多元化、持續不斷的創新能力。從河北省出臺支持政策的過程來看，廊坊市金融改革雖然有了一定的創新，但創新方向更多的體現在金融機構的引進和設置上，在金融產品和服務形式等方面的創新力仍然不足，金融機構經營依然呈現趨同化。

金融創新能力不足具體表現在創新意識有待提升，創新環境不夠優化，新人才相對匱乏，創新產品形式單一，創新規模較小，創新層次性不強，創新科技含量低下。

3 廊坊市金融服務業發展提升路徑

3.1 全方位優化金融服務環境

利用地理優勢，把握京津冀協同規劃機遇，在地鐵和新機場建設契機下，營造惠商利民的金融發展環境，將金融環境與地理優勢融為一體，形成金融服務優質競爭力，形成區域梯度差。加大金融扶持力度、拓展銀企對接渠道、豐富金融服務創新形式、提高非法集資打擊力度，優化金融環境。同步，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保障優質信用環境。以人民銀行征信系統為基礎，聯動多部門信息共享，重點打造企業信用體系，著力構建多渠道、立體化、全覆蓋的社會信用綜合管理體系。

3.2 借助金融投入支持實體經濟

首先，提升金融形勢研判能力，隨時關注金融政策的波動，為金融投入方向提供快速準確的判斷，找準實體經濟投資缺口。其次，繼續發揮國有銀行的規模報酬優勢，完善重大項目信息融通機制，提升新機場、萬莊經濟區等重點項目的支持力度。再次，打造多層次銀企對接平臺，創新對接方式，拓寬合作渠道，利用好再貼現、再貸款等有效的貨幣政策工具，優化中小企業融資對接平臺，重點關注小微、創新型企業的融資渠道。最后，拓寬票據融資渠道，加強外匯資金集中運作管理，積極推進涉外經濟的迅速發展。

3.3 重視直接融資，降低債務杠桿

3.3.1 多層次鼓勵企業上市融資

借助某些銀行和證券機構的優勢，加大上市政策宣傳力度，多市場、多渠道、多形式地逐步推進各類企業上市融資。引導銀行依靠“投貸聯動”等融資扶持手段，重點鼓勵科技型創新企業進入多層次資本市場掛牌。

3.3.2 落實推動債券融資渠道

全面落實貫徹《金融支持廊坊市經濟社會發展合作備忘錄》，加大非金融類企業債券融資的推介力度，逐步提升企業的認知度，完善債券融資協調機制，推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和資產支持票據等債券融資工具的全面使用。

3.3.3 積極扶持投資基金設立

積極推動企業與各類投資基金公司的接洽合作，正面扶持產業引導基金、創業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等各類投資基金的設立。

3.3.4 利用產權交易推動股權融資

利用區域性產權交易市場，如北京產權交易中心、天津產權交易中心、河北產權交易中心等周邊區域市場資源，推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促進非上市企業開展碳排放交易、金融資產交易、文化產權交易、股權場外交易，促M區域間股權流動，提高非上市企業股權融資能力。

3.4 調整金融結構，推動轉型升級

領會宏觀評估政策框架，推動信貸總額持續穩步增長的同時，調整優化金融結構，研究相關政策，鼓勵各類金融機構多渠道爭取上級政策性資金的傾斜。甄別不同行業的信貸需求，區別對待，針對性有步驟的促進產業升級，適應供給側改革的趨勢，重點發展京津冀產業轉移項目，如新電子信息產業、現代服務業等領域。鼓勵產能過剩行業借助金融機構并購貸款業務進行兼并重組，綜合授信新的重組企業。積極支持居民合理性住房貸款需求，有效落實差異化住房信貸業務。

3.5 防范金融風險，鞏固金融穩定

加強風險預警機制，警惕交叉性、跨市場金融風險，加大重點行業和企業的風險排查力度，增強對票據類業務、新興理財方式、連環擔保、第三方支付、民間資本借貸等業務領域的風險關注，動態追蹤資產擴張較快、輕資產類企業的資金動向。嘗試構建債權銀行為主導的共進退機制，強化風險會診體制，鼓勵金融機構不斷貸、不壓貸，共同協助企業渡過關鍵性難關。持續深化推進銀、證、保穩定評估工作，定期排查風險隱患，嚴肅查辦金融違法違規行為，保障金融系統依法合規高效經營，降低金融風險。

3.6 加強創新力度，實現多元化發展

加大金融創新力度，探索金融一體化發展模式。嘗試建立京津冀金融實驗區，確保區域內的金融資金的統一調度、統一結算，設立跨區域審貸中心，建立跨區域大區商業銀行分行，打造金融產品創新統一平臺。

整合區域區域資源，完善區域性擔保機構功能，提升擔保實力，滿足區域經濟快速發展需求。探索小微企業信用再擔保機構，加大對弱勢企業和群體的金融支持力度，創新融資擔保方式。設立完善三農貸款準備金，積極補償符合條件的三農貸款風險損失，鼓勵貼息優惠利率的三農貸款，面向有資金回轉能力并且符合支持政策的農業企業提供應急轉貸業務，針對部分無抵押能力的農戶開展小額貸款擔保業務。

參考文獻

[1]田雪豐.“京津冀協同發展”背景下的廊坊市金融發展研究[J].質量管理，2015，（10）：5354.

篇（6）

中圖分類號：F8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2374（2014）10-0005-02

隨著利率市場化制度安排的落地，能否促使金融主體更好的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已成為業界和學術界十分關注的問題。在前不久整治商業銀行亂收費的活動中，也告訴我們一個事實：金融主體基于自身的利益偏好，難以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自覺形成這種服務意識。當然也需要注意到，亂收費現象的發生是建立起利率管制下，以及同業同質化競爭態勢下的，從而在利率市場化下的多元競爭態勢下或許能得到糾正。

然而無論怎樣，金融主體的行為偏好應聚焦于實體經濟的發展上，這種聚焦應在三個方面來促成：（1）金融主體之間的競爭態勢使然；（2）金融主體與實體經濟主體的競爭態勢使然；（3）實體經濟主體之間的競爭使然。由此，這也就構成了本文立論的出發點。

基于以上所述，筆者將就文章主題展開討論。

1 利率市場化下的市場環境分析

結合本文的主題，這里的市場環境分析主要從競爭環境入手，來為下文的偏好解構進行鋪墊。

1.1 金融市場的競爭環境

金融市場中的競爭環境主要從兩個方面來考察，即金融主體之間和金融主體與企業之間。對于前者而言，無論是在負債類業務還是在資產類業務上，金融主體之間都將發生激烈的競爭過程，從目前已經出現的現象便是以“非價格競爭”為手段的同業競爭日益激烈。非價格競爭主要包括：服務質量的提升、服務對象的精細化、服務項目的個性化等。需要指出，在外資銀行大舉進入國內市場后，這種倒逼效應也促使了這種非價格競爭偏好強度的增長。

1.2 產品市場的競爭環境

在資金存量稀缺的狀況下，產品市場中必然發生著實體經濟主體之間的競爭過程。拋開關系性影響力不論，實體經濟主體之間的競爭必然抬高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從區域范疇來看這時存在著一對反作用力：即本土金融主體抬高利率的作用力，和外部區域資金涌入所導致的降低利率的反作用力。此時，那股力量占據上風，便是一個系統性問題了。

2 分析基礎上的金融主體行為偏好解構

在以上分析基礎上，金融主體行為偏好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解構。為了更具體的進行問題探討，這里以國有四大商業銀行為考察對象。

2.1 金融主體的行為目標方面

在企業化改造后的國有商業銀行，其行為目標應屬于多元函數類型。其中，追求經濟效益必然是當前最為重要的目標，在此基礎上執行著央行的宏觀調控安排。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金融主體的行為目標并無法直線型的導入盈利目標，而是通過“服務質量目標――盈利目標”的內在邏輯來建構。這一內在邏輯的形成，應主要受到同業競爭態勢的影響。

2.2 金融主體的行為手段方面

之所以在上文提到，金融主體將會以非價格競爭作為主要競爭手段，主要出于這樣幾點考慮：（1）現實表現已經呈現出這一趨勢；（2）非價格競爭將能建立起同業差異化特點；（3）利用利率調節來改善盈利目標的實現，其風險性較高。然而，在實施非價格競爭的過程中，金融主體也將嚴格管控自身的實施成本。

2.3 金融主體的行為控制方面

“控制”作為一種職能包含著：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事后控制等三個環節。利率市場化過程也是金融主體經濟行為的市場化過程，從而大量的市場風險都依賴于主體自身的防御措施。特別在目前允許商業銀行破產的制度安排下，這種風險控制偏好也就日益增強了。

3 解構基礎下的價值判斷

根據上文所述并在解構基礎下，支撐實體經濟的價值判斷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

3.1 面對經營目標的價值判斷

目前存在著一個有趣的現實，即互聯網金融產品大受消費者的追捧（如余額寶），這就更為加重了傳統金融主體的經營壓力。關于這一點，也從媒體的報道中傳遞出來。由此，面對經濟目標的價值判斷必然更加注重自身的業務再造能力，以及開展精細化、個性化服務的業務能力。這些目標的實現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即適應金融市場競爭度提升后的環境變化。

3.2 面對同業競爭的價值判斷

國有商業銀行之間并未形成同質化競爭態勢，這與各自的發展沿革有關，這也與政府和國企部門的經濟聯系有關。然而，在利率市場化推進下必然會提升這種同質化競爭程度，從而建立起各自業務的差異化特質便成為需要。由此，面對同業競爭的價值判斷應首先以非價格競爭為導向，并配合著區域差異化的利率水平為補充。可見，利率市場化并不一定意味著利率完全的市場化波動，這也是風險管控的必然。

3.3 面對客戶需求的價值判斷

面對客戶需求的價值判斷，便涉及到服務質量和風險防范兩方面的內容。上文已經就前者進行闡述，這里主要就后者進行闡發。事前控制在于嚴格審核實體經濟主體的各項資質，并對它們的項目進行市場需求方面的評估，這直接關系到其能否按時還款的問題。事中控制在于，建立內部的資質審核流程，并對貸款資金的使用進行跟蹤監管；事后控制則在于，識別出VIP客戶和普通客戶群體，從而為以后的業務營銷提供側重點。

4 問題的拓展

最后，這對中小股份制銀行進行問題的拓展，從而充實本文的主題：

4.1 中小商業銀行治理結構的完善

中小商業銀行作為區域性股份制銀行，其承擔著支撐當地小微企業發展的重任。從現階段有關文獻的闡述中可知，諸多作者都十分關注創新中小商業銀行的業務模式，而忽略對其風險管控的思考。筆者認為，中小商業銀行將受到關系型影響力的影響而存在著人為風險，因此其需要完善自身的治理結構。完善治理結構的方法主要在于，在權責對等原則下提升部門績效考核力度。

4.2 中小商業銀行識別能力的增強

利率市場化將增強金融市場上的競爭壓力，對于中小商業銀行而言將受到國有、外資銀行，以及民間金融機構的雙重夾擊。因此，中小商業銀行需要識別出VIP客戶，根據客戶的需求偏好定身打造服務內容，從而鎖定有價值的客戶并減少客戶流失。可見，這些都是利率市場化下金融主體支撐實體經濟的價值判斷。

不難看出，利率市場化推進下中小商業銀行的價值判斷，應著力于本身治理和經營能力的提升，最終適應金融市場自由度環境的增強。對此，也應引起其它金融主體的重視。

5 結語

本文認為，在借助利率市場化下的市場環境變化，應能在利益偏好的驅動下糾正金融主體行為上的偏差。具體的價值判斷包括：面對經營目標的價值判斷、面對同業競爭的價值判斷，以及面對客戶需求的價值判斷。

參考文獻

[1] 沈阿平.我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應對利率市場化的具體策略[J].商情，2013，（46）.

篇（7）

一、全球金融危機與自我倫理危機 

當下的全球金融危機以空前的破壞力滌蕩著人類的物質生活世界，經濟滑坡、工廠倒閉、工人失業、通貨膨脹嚴重地困擾著人類的物質生活世界，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金融危機所危及到的不僅僅是這些看起來紛繁蕪雜的物質生活世界，它還以一種更嚴重的破壞力危及到了人類的精神生活世界，一場空前的自我的倫理危機正在不期而至。問題在于，是什么導致了現代社會的物質財富、科學技術的高歌猛進并沒有自然帶動現代人的精神境界得以相應提升呢？在馬克思或福柯看來，殖民主義性質的財富增長或科技進步方式不但不可能帶來人的精神境界提升，相反則有可能使人與自身之間的鴻溝愈陷愈深，進而將人類卷入一場空前人與自身極度分裂的自我的倫理危機。所謂自我倫理危機指的是由于人類自我主體價值的被剝奪或重構，所造成的人與自身（靈與肉、身與心、主體性與客體性）內部倫理秩序的混亂狀態，換句話說，就是由于人類自我權利駕馭失控造成的精神折磨或肉體紛擾。由此可見，自我倫理危機一方面表現為理性屈從于欲望、經驗所造成的人對自身主體價值缺席的焦慮，另一方面又表現為被欲望、經驗重新塑鑄的人對自身客體價值有限性的焦慮。事實上，所有焦慮的實質并不在于獲得、占有或經驗多少“最為豐富的外在善和過度”才能獲得人類自我的滿足感，而在于人類應如何在道德層面擺脫由于自我權利駕馭失控造成的精神或肉體困擾，進而達致“靈魂的寧靜與肉體的無紛擾”，實現人與自身的和諧。這些問題構成了現代人進行自我倫理規劃所要解決的核心議題。可以說，當下日益加劇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于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的人類自我的倫理危機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當下，自私、虛榮、嫉妒、貪婪、背信棄義、股市非理性繁榮等現象的流行難道不是最有力的明證嗎？最困難的問題在于，其消解路徑應該如何構建。 

二、自我公正：自我倫理危機的道德化解路徑 

就自我倫理危機的產生原因而言，自我倫理危機的化解是個系統工程，它需要政治、經濟、法律等諸多方面的合力共同應對方可奏效，但就作為人類終極自我關懷的倫理規劃視角而言，自我倫理危機的化解則需要訴諸于人的內在德性力量。那么，怎樣的德性才能起到化解自我倫理危機的功效呢？縱觀人類倫理思想史，在自我權利駕馭方面的德性是什么問題上，各種倫理學派莫衷一是，各有千秋。筆者在綜合美德論、功利論兩大倫理學派關于自我權利駕馭方面的道德理論基礎之上，認為消解自我倫理危機的德性應該是自我公正。雖然美德論與功利主義論倫理學體系中都沒有直接提及自我公正這一概念，但在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代表作品《尼個馬可倫理學》關于公正的“總體德性”與“具體意義上的”[2]區分;穆勒的倫理學代表作品《功利主義》對作為“作為正義的一項義務”的公正研究中間，關于這一概念的思想已經初見端倪。 

實際上，美德倫理學派中的自我公正指的是“在比喻和類比意義上”相對于“總體德性”的“具體意義上的”公正。那么，什么是“具體意義上的”公正，它與“總體德性”的關系怎樣，“在比喻和類比意義上”的自我公正又是什么呢？美德倫理學派代表人物亞里士多德指出：“‘公正的’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不公正的’就是違法的和不平等的。”[2]“事實上，這種守法的公正是總體的德性，但它不是總體的德性本身，而是對于他人關系上的總體的德性。由于這一原因，公正通常被看做德性之首”。[2]“然而，公正在這個意義上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德性的總體。不公正不是惡的一部分，而是惡的總體。”[2] 

由此看來，亞里士多德所謂的“總體的德性”實質是一種相對于人與自身關系相對的“對于他人關系上的”德性，但亞里士多德也指出，研究“總體的德性”只是為研究“具體意義上的”德性提供一種理論鋪墊，后者才是他的真正研究目標。那么“作為德性的一部分”或者“具體意義上”的“公正”是什么呢？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這種“德性”或“道德品質”就是“一個人在積極和他人之間分配時如果對于那些有益的事物，不是自己獲得較多的一份、使他人得到較少的一份，而對于那些有害的事物，不使自己受損害過少，使別人受損害過大，而是使彼此達到比例的平等;如果在其他兩個人之間進行分配時也這樣做，他表現出來的品質就是公正。”[3]因此，美德倫理學派的自我公正實質上應該是保持作為體現人類自我主體價值的理性對于自身非理性部分相對優勢或優先地位的一種道德張力。 

在功利主義學派理論體系中，自我公正指的是“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即每個人保持其所得與“應得”之間平衡的一種道德行為品質。問題在于，公正為什么是“正義”的“一項義務”，自我公正又是在何種意義上成為“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呢？ 

在功利主義學派代表人物穆勒看來，公正是正義美德的題中應有之意，因為“在涉及權利時，保持公正毫無疑問是義不容辭的，但其中體現的只是一種更廣泛意義上賦予每個人權利的義務。”穆勒進一步指出，正是由于“公正”具有“堅持給予每個人應得之物的原則，即以善報善和以惡治惡”的特征，因而“司法的第一美德，公正，作為一種正義義務成為履行其他正義義務的必要條件，部分原因便是基于上述內容。”[4]但穆勒也指出，公正之所以是正義美德一項義務，最根本的原因還不在于上述理由，而在于公正是功利原理的最高道德原則的體現，即每個人的幸福與所有人的幸福都具有同等價值。因為，“倘若根據‘應得’信條以善報善和以惡治惡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那么必然意味著我們對所有應當得到我們同等待遇的人都一視同仁（當沒有更高層次的義務來禁止這種行為時），同樣社會也對所有應得到它的平等對待的人（即應當得到絕對平等對待的人）一視同仁。這是個體正義和社會正義的最高抽象標準。一切社會制度、所有有德公民都應盡最大努力向這一標準靠攏。然而，事實上這種偉大的道德義務基于的是一種更深的基礎，即它直接源于道德的基本原理，而不是某些從屬或衍生教義的邏輯推理。由此涉及的便是‘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的確切含義。功利原理之所以成為具有理性意義的原理，最根本的一點是承認一個人的幸福與其他人的幸福擁有完全平等的價值（在程度上被視為是同等的，種類上允許有所差別）。”[4]綜上所述，在穆勒看來，公正能夠成為正義的一項義務，最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體現了每個人的道德價值的同等性或不可通約性。那么，自我公正何以成為了“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呢？穆勒認為，“個體正義”的“最高抽象標準”在于整體意義上的即“所有應當得到我們同等待遇的人”的公正，但是其邏輯起點在于每個人對自我的公正。也正是在這一層面，筆者以為，自我公正被賦予了“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的含義。 

從筆者對美德論與功利論兩大倫理學派在自我公正概念思想史層面的梳理當中不難看出，在這一概念應該成為自我權利駕馭方面的道德的認識層面，兩者保持了高度一致性。但我們在研究當中也發現，在對這一概念理解方式方面，前者帶有明顯的動機論色彩，而后者則帶有明顯的效果論傾向。因為，在亞里士多德所著《尼個馬可倫理學》整個理論體系來看，作為一種德性的自我公正實質上只是“靈魂”的“合乎理性的”“實現活動”，即精神領域的。因而，美德倫理學派的自我公正不像功利主義學派一樣具有鮮明的強制性;而在穆勒所著《功利主義》一書整個理論體系中間，作為“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的自我公正，也只是在個體行為效果層面才具有合理性依據。因而，與美德倫理學派相比較而言，功利主義的自我公正缺少了含情脈脈的道德情懷。正因為如此，在看來，道德的合理性依據應該是動機與效果的有機統一。正是在這一層面，筆者以為，所謂自我公正，就是人類自我在駕馭權利時保持的自身主、客體價值之間內在平衡方面的一種張力，這種平衡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優勢地位的保持，而是一種主客雙方的和諧狀態。就是說，自我公正德性對自我的倫理危機的化解需要社會公平正義呵護，更需要人類自我內心信念堅守，因為這種堅守的價值不僅僅在于社會秩序的和諧，更重要的還在于，它提供了一種使深陷于現代社會泥淖中的自我為自身更好地構建起美好精神家園的現實路徑。 

綜上所述，就作為經濟發展根本動因、目的的人而言，全球金融危機對人類精神生活世界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消解，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對駕馭自我權利失控所需要的自我公正德性涵養，其可能性在于它是人性需要。 

參考文獻： 

[1]齊小軍.從全球金融危機看中國個人與社會關系倫理之維[J].改革與戰略，2009，（7）. 

[2]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王旭鳳，陳曉旭譯.尼個馬可倫理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篇（8）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業跨國發展，世界范圍內各國的匯率、利率、金融市場、金融機構等金融要素互相影響，金融市場按全球統一法則運行，同質的金融資產價錢趨于同等，巨額國際本錢經由過程金融中心在環球范圍內敏捷運轉，從而構成環球一體化的趨向。

金融全球化的背景是20世紀70年代初，跟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1973年石油危機的發作、1972年美國通貨膨脹的飛速加快，首要發達國家進入“滯脹”時期 。資本主義為了擺脫危機，恢復經濟，極力推進經濟全球化，隨后由歐美波及發展中國家，拉美、非洲、東南亞的許多國家紛紛進行自由化改革，在這種條件下，金融全球化得以迅速發展。

金融全球化的形成原因可總結為三點：其一是科技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交通運輸變得更加快捷，通訊技術得以迅速進步，這些大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資本得以最大限度地擺脫時空的束縛在全球范圍內涌動；其二是70年代初；其二是70年代初，固定匯率軌制的解體，金融市場的開放，新興市場的異軍突起，新自由主義的海潮，信貸自由的進步；其三是各??金融機構自身發展的迫切要求，金融自由化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推動。但是貨幣資本循序漸進地實現對投資部門標的目的和節奏的管制，這個過程從中國擴張到國際范圍，各個國家間資源的流動使每個國家內部社會階層和社會階級對財產發生轉移和變化從而對債券和股票市場的控制力發生一系列的變動，這個才是金融全球化的根本動因。

金融全球化的特點主要有如下三點：投資的全球化，金融市場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機構及其資產收益的全球化。

二、金融全球化下城市商業銀行面臨的挑戰

金融全球化導致一場城市商業銀行與中國大型商業銀行和國際金融潮流的角逐競相展開；中國的商業銀行應做金融全球化的弄潮兒，而不是在角逐中喪失競爭地位，淹沒在洪流中；就目前中國的城市商業銀行發展狀況，在全球金融化中仍存在一些問題，接下來我便對這些問題做一些詳細闡述。

（一）中國大多數城市商業銀行新的戰略定位不夠清晰

中國城市商業銀行在之前為城市商業銀行的時候吸收了部分當地自然人入股，其主要是投資給當地事業單位，財政，企業，是在以往基于服務于地方、服務于市民、服務于中小企業而出現的。在初期確實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而快速擴張，但在近幾年，由于世界經濟復蘇乏力，上升動力不足，內部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協調區域化發展，中國經濟增速逐步放緩以跟隨世界整體經濟發展步伐。中國城市商業銀行與地方關系密切，因此迫切的需要制定新的發展戰略，提高盈利能力。中國城市商業銀行，受政府干預較大，其發展歷程中的幾次戰略定位，變遷也是受政府主導的，這種變遷是強制的。因此中國城市商業銀行沒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戰略定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城市商業銀行跟國外銀行和中國工、農、中建四大行比較而言，沒有差異化優勢，沒有清晰的戰略定位，沒有較大的競爭力。

（二）金融全球化增大了中國城市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

中國城市商業銀行是由20世紀80城市信用社發展而來，2001年增資擴股，提高了風險抵抗力，而中國加入WTO后，中國銀行面臨著國外銀行巨大的沖擊，尤其是中國城市商業銀行。中國城市商業銀行成立時間較國際銀行時間較短，實力距中、農、工建四大行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還沒有進入穩定大型銀行階段。而中國城市商業銀行一直受國家政策照顧，自身競爭力較國際銀行不高，抗風險能力差。跟著經濟下行、產能過剩、部門行業不景氣和市場利率化歷程加速致使利差收窄的情形呈現，城商行的信貸風險、不良貸款不竭上升，面對的資產質量壓力不竭加大。金融全球化又使得中國城市商業銀行和國際銀行一起競爭，國際金融市場競爭激烈，中國城市商業銀行將面對更大的經營風險。金融全球化沖擊著傳統商業銀行的布局；金融全球化的金融要素重新配置使得中國商業銀行的管理重心偏移，經營風險加大。

（三）中國商業銀行的品牌知名度不高

開放、平等、協作是目前各商業銀行的主要經營理念，而中國城市商業銀行依然處于追求地域，追求速度的陳舊理念，對新的創新理念，人力資本，知識產權，技術能力提高帶來銀行品牌價值的提升認知不足。隨著金融全球化，西方商業銀行的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和中國商業銀行經營理念有很大區別，并且西方商業銀行注重潛在客戶的開發；在金融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國的傳統經營理念和文化還未和西方商業銀行帶來新的理念文化相適應，傳統經營理念遭到挑戰，陳舊的經營理念將很難適應經濟全球化。中國城市商業銀行只在當地有一定影響力知名度，而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下，相比其他聞名中外的銀行更加沒有品牌優勢。

三、商業銀行發展對策

（一）全面思考相對優勢，深化戰略定位

近年來，深化戰略定位應該成為中國城市商業銀行日常工作的重中之重，經過翻閱資料獲悉，在2014年一部分銀行分析研究它們自身優勢特點和周圍環境之后，找到了更適合它們自己發展的道路。比如鄭州銀行將自己定位成一個專注于商貿物流的銀行、精益求精的社區銀行和為中小企業解決融資問題的專家，而嘉興銀行又在現代化的今天，決定將科技融入金融，泰隆銀行將電商作為主攻標的目的、摩拳擦掌“立等貸”，哈爾濱銀行開始提供對俄金融服務，威海市商業銀行開通的對韓特色服務，蘇州銀行建立三農業務部、推出三農產品等等。上述銀行只占全國城市商業銀行的一小部分，或許借鑒它們的戰略能夠幫助其它各地城商行正確的定位自己，抓住自己的發展機遇。

（二）加??金融監管、提高風控能力

篇（9）

Abstract: Transport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real economy, but also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In this paper, a clear station of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 "Twelfth five-year" planning is presented. In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modern logistics,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ition of transportation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y to modern industry provide guarantee and serv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Key words: transportation; real economy; development

中圖分類號：D922.2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2104（2012）

一、落實“十二五”時期交通運輸發展總體要求，要從以下六個方面組織推進。

1穩步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堅持適度超前，繼續保持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適度規模和速度，確保國家擴大內需的重點在建和續建項目順利建成并發揮效益，完善國家綜合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網絡。

公路方面：以國家高速公路網建設為龍頭，加強省際連接線（“斷頭路”）建設。修訂國家公路網規劃，強化國省道改造，力爭“十二五”末路網整體結構優化升級，服務水平進一步提高。

水運方面：有序推進沿海港口建設，完善煤油礦箱等主要貨種港口布局，加強資源整合，推進以臨港工業為依托的沿海港口新港區開發建設。

民航方面：優化機場布局，增強機場保障能力。

郵政方面：加強郵政基礎網絡建設和增強快遞發展能力，基本完成空白鄉鎮郵政所補建。

2加快推進結構調整。2010年全國交通運輸工作會議提出“一條主線、五個努力”的總體思路，明確了加快轉變交通運輸發展方式、推進結構調整的主要內容和重點任務。“十二五”要把結構調整作為轉變交通運輸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進一步加大力度，加快推進，務求實效。

（1）深化綜合運輸體系建設。

（2）深化現代物流發展。

（3）深化科技進步和信息化建設。

（4）是深化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行業建設。

（5）深化安全監管和應急處置能力建設。

3著力推進科技創新和信息化建設。深入實施“科技強交”戰略，統籌推進創新能力建設、重大科技研發、成果推廣應用和標準化建設。圍繞交通運輸建設、管理的共性和核心技術，繼續加大投入，優化資源配置。注重消化吸收前沿技術，加強基礎性、引領性重點項目研發，解決制約行業發展的重大關鍵技術問題。

4不斷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交通運輸是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衣食住行的重要領域和民生工程。要加快構建銜接順暢、方便快捷、經濟可靠的運輸服務體系，保障重點物資和城鄉居民生產生活必需品的運輸暢通。落實“公交優先”戰略，發揮軌道交通、快速公交在城市交通運輸系統中的骨干作用，建設“公交都市”示范工程，緩解中心城市交通擁堵。加強和規范出租車市場管理。

農村公路是農村重要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要堅持擴大成果、完善設施、提升能力、統籌城鄉的原則，著力改善中西部地區和老少邊窮地區農村交通運輸設施條件，夯實新農村建設的交通運輸基礎，推進交通運輸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組織實施以西部建制村通瀝青（水泥）路為重點的全國農村公路通達、通暢建設工程，進一步改善農村公路網絡結構，增強整體服務能力。提高農村公路抗災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加大農村公路橋梁新改建、渡改橋、安保工程等專項工程的實施力度，強化質量管理。深化農村公路管理養護體制改革，著力推進長期穩定的農村公路養護公共財政投資體制和運行機制，逐步實現管養規范化、常態化。統籌城鄉客運資源配置，推進城鄉客運一體化，穩步提高農村客運班車通達率，鼓勵城市公交向城市周邊延伸覆蓋。

5深入推進交通運輸改革開放。按照中央大部制改革的部署要求，繼續積極落實好各級交通運輸管理部門職責，加快職能轉變，推進綜合運輸法制體系建設，逐步形成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交通運輸行政管理體制，努力消除制約綜合運輸體系發展的體制機制。

6持續推進行業文明和黨風廉政建設。認真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大力推進和深化行業精神文明建設，組織開展好“學樹建創”活動。

二、深化交通運輸與現代物流融合，推進實體經濟穩健發展

交通運輸既是實體經濟的重要構成，又是實體經濟發展的基礎支撐。在發展方式轉型和結構調整中，要深化交通運輸與現代物流融合，加快推進交通運輸由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轉變，為實體經濟穩健發展提供服務保障。

1交通運輸與現代物流融合是實體經濟穩健發展的必要條件

現代物流是融合運輸業、倉儲業、貨代業和信息業等的新興復合型服務產業。交通運輸是現代物流發展的關鍵環節和主要載體，在現代物流鏈條中發揮著橋梁和紐帶作用。交通運輸與現代物流融合發展水平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實體經濟發展水平與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

篇（10）

0引言

金融是指與為了獲得與未來利息、股息和資本收益的流動資金供應（或轉移）有關的活動[1]。什么叫做經濟金融化？顧名思義，對其的準確理解是經濟與金融緊密聯系，不可分離，市場經濟也是金融經濟的一種。在經濟金融化中，企業利潤的來源不在是傳統意義上通過貿易與商品生產來獲得，而主要是借助金融渠道來獲取利益。

1我國經濟金融化趨向的成因

在我國經濟金融化現象是近幾年才出現的，在發達國家已經比較常見。近些年來，中國經濟處于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經濟金融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造成我國經濟金融化有多種原因，文章將介紹以下幾種：

1.1實體經濟利潤率下降

我國實體經濟整體狀態不容樂觀，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其經濟利潤都處于一個下滑的態勢；兩者相比民營企業整體經濟利潤下滑幅度最大。為何會出現這種狀況？當前，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不斷的深入發展，實體企業之間的競爭不斷加劇，甚至出現惡性競爭擠兌對手，經營環境惡化；我國的民營企業相對來說負稅沉重，民營企業的利潤空間變小。導致大量的實體經濟進入到泡沫經濟領域中。例如：大量的實體經濟進入房地產行業，原因之一就是房地產業沒有增值稅，很輕的營業稅，房地產業的整體的負稅與實業要輕很多。

1.2實體經濟的生產力提高

科技成果在我國社會經濟中的應用十分迅速，實體經濟的生產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與以往相比，在同等的時間下能夠生產出更多的產品。社會生產力提高為經濟金融化奠定了經濟基礎。

1.3經濟的自由化和快速發展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的自由化程度越來越高，在這三十年里，為我國社會積累的巨大財富；社會經濟的不斷積累，社會財富需要不斷升值，就必須尋求新的投資渠道；社會財富以貨幣的形式來體現，大量的貨幣缺乏新的投資渠道，不得不大量投資金融領域，導致了我國資產的價格的不斷攀升。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當前經濟自由化程度都是最高的，有利于資本的流動。

1.3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各國的資本可以在全世界比較自由的流動。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極其迅速，各行各業的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大都處于不完善的狀態；資本具有趨利性，大量的熱錢涌入我國套取利潤，推動了資產價格上漲；經濟全球化為我國經濟金融化創造了外在條件。

2應對經濟金融化的對策

2.1加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的支持

我國實體經濟的利潤不斷下降，導致實體經濟資本轉向金融領域，不在進行生產與貿易。要扭轉這種趨勢，需要通過各種方式來為它們減負， 尤其是取消花樣繁多的違規征收制度，以擴大實體經濟的利潤空間；另外，加強金融方面對實體經濟的扶持力度，有效的控制實體企業的交易成本。重視小型金融與鄉鎮金融的發展，使我國的鄉鎮企業，可以得到金融支持，最大限度的緩解小型企業的資金壓力。

2.2加強政府對金融管制

針對我國金融交易呈現出過度、短期的特點，政府需要加強管制的力度；金融交易的過程交易是金融業的特征，大量的衍生金融交易品進入市場[2]；這使得我國金融業虛假繁榮，其金融交易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持，金融行業短期投資過多，投機行為盛行，壓制了金融的長期投資。政府應對金融交易進行管制，尤其是短期投資，打擊投機倒把行為，降低金融交易的頻率；對其中的產生收益，可以繳納一定的所得稅，以限制獲利預期。

2.3改變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

近些年來，我國為謀求經濟的快速發展，極力推行投資拉動經濟的政策；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拉動經濟的模式，是我國經濟金融化趨勢加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將投資與消費相統一，我國高投資的基礎上，也應考慮到民眾的消費能力；在投資拉動經濟的模式下，需要穩步提高民眾的工資水平，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群眾才敢將存入銀行的錢拿來消費。較低的工資水平與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共同的限制我國民眾的消費能力。消費、投資、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輛馬車[3]。需要改變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刺激國內消費；過度依賴出口來動經濟增長我國經濟不利。

3結語

當前，金融關系已經擴散到了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金融手段成為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的主要手段。我國經濟金融化趨勢明顯，如果不及時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將對我國經濟造成很大負面影響。我國要應對經濟金融化的挑戰，需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金融監管立體，有效加強對金融的管制，限制金融領域的過度繁榮。對金融領域管控的得當，將直接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的建設步伐。

參考文獻

[1]蔡則祥，王家華，楊鳳春《中國經濟金融化指標體系研究》[J].《南京審計學院學報》2011（3）

篇（11）

近年來，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金融化問題受到了人們的高度關注。但是，對于金融化這一概念，學界還沒有統一的定義。有的把金融化理解為“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行為者和金融機構在國內國際經濟中的地位不斷上升”①。有的把金融化理解為一種積累模式，認為：“在這種模式中，利潤主要是通過金融渠道而非貿易和商品生產生成。”②還有的把金融化理解為資本主義經濟重心從生產到金融的長時間的轉向。這一轉變反應在經濟的方方面面：金融利潤在總利潤中的比重越來越大；相比于GDP，債務越來越多；金融、保險和房地產（FIRE）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出現許多奇怪的金融工具；金融泡沫的影響擴大。”③ 

從政治經濟學看，金融化與其說是一種金融現象，不如說是一種與貨幣化、貨幣資本化和資本虛擬化相聯系的經濟現象。金融化發展首先是與貨幣化相聯系的。貨幣本來是從商品世界中分離出來充當等價物，貨幣要適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發展。但隨著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納入市場交易的商品和商品化了的有形、無形產品范圍不斷擴大，擴大了貨幣的購買對象和作用范圍，客觀上促成了貨幣化發展。與之相伴隨的是貨幣拜物教不斷發展，這反過來成為推動貨幣化發展的力量。貨幣既是現實的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而同時也是資本的存在形式。從理論上說，貨幣就是貨幣，貨幣不是資本，但在現代貨幣經濟中，貨幣到資本的轉化不存在任何困難。資本市場的發展，貨幣在持有者手里隨時作為資本、作為貨幣資本使用。二級銀行體制下，商業銀行吸收存款，通過信貸業務創造新的貨幣，央行向商業銀行提供由央行儲備做保證的信用貨幣以滿足公眾對貨幣的需求，“創造新貨幣與信貸擴張之間的這樣一種聯系使貨幣本身變成了金融資本，一種更特殊的、利息計在商業銀行頭上的借貸資本。”④貨幣還作為儲藏貨幣發揮職能，這些儲藏通過紙幣和存款的形式，由銀行積累起來并轉化為生息資本。“資本的一定部分，必須不斷作為儲藏貨幣，作為可能的貨幣資本存在，這就是：購買手段的準備金，支付手段的準備金，一種在貨幣形式上等待使用的閑置的資本；而且資本的一部分不斷以這種形式回流。”⑤作為價值的儲存，貨幣取得了固有的購買力，并且通過M——M的循環，獲得了自我擴大的價值，轉化為生息資本，通過信用成為生產擴張強有力的手段。而生產的擴張和積累的擴大推動了貨幣儲藏的形成并開始進一步的信用貨幣的擴張，直至國家貨幣基數所施加的約束。所以弗朗索瓦·沙奈等認為，信用貨幣包含了借貸資本也包含了虛擬資本，他說：“貨幣顯然是一種資本形式。實際上人們可以把貨幣看作純粹形式下動態資本的化身，今天的任何投資都是一種支出形式，為的是將來實現利潤。此外，信用貨幣也肯定代表金融資本。”⑥ 

貨幣資本伴隨貨幣資本化不斷積累，并且越來越虛擬資本的形式存在。虛擬資本本質上說，只是代表已積累的對于未來生產的索取權或權利證書。貨幣資本的積累實際上是積累者以貨幣的形式或對貨幣的直接索取權的形式占有資本和收入，大部分不外是對生產的索取權的積累，是這種索取權的市場價格即幻想資本價值的積累。虛擬資本的積累同樣不過是證券形式表示的這種索取權或權利證書的積累，是這種索取權幻想的資本價值的積累。如果說貨幣資本能夠以貨幣或貨幣索取權的形式占有資本和收入，那么虛擬資本則以非貨幣金融資產的形式占有資本和收入。在馬克思看來，由于借貸貨幣資本很大程度上是以貨幣索取權的形式存在著，其相當部分也是虛擬的。因此，貨幣資本積累和虛擬資本的積累，推動了資本的虛擬化發展，特別是金融創新不斷催生著各種金融衍生工具，使虛擬資本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顯然，金融化并非純粹的金融現象，實際上它是伴隨貨幣化、貨幣資本化和資本虛擬化出現的一種經濟現象，它使得資本或收入的所有者（占有者）越來越多地以貨幣或貨幣索取權或貨幣資本、虛擬資本的形式進行資本和收入的占有與積累。⑦因此，金融化的發展反映著資本及收入占有、積累方式的轉變。 

金融化的表現與影響 

金融化的發展使得以貨幣或貨幣索取權及虛擬資本形式存在的資本日益廣泛地滲透到物質和非物質生產領域，與這些領域的資本相結合，形成現代金融化資本；同時形成金融業自我擴張、自我循環的基礎和機制，使之能夠通過金融產品的不斷創造和交易謀利。金融化的快速發展極大地強化了金融部門通過貨幣和非貨幣金融工具的創造進行資本集中和積累的能力，使金融領域的資本能夠快速擴展其活動領域和范圍，同時金融化積累機制借助于貨幣資本化和資本虛擬化把社會不同部門納入積累軌道，使得資本得以在不同形式上進行積累并在不同形式上轉換。然而，金融化生成了金融領域的資本自我循環、自我膨脹的機制，弱化了金融投資與實體投資之間的聯系，不僅極大地強化了金融的投機性和不穩定性，而且造成生產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的多方面困擾。

      金融化大大促進了貨幣資本化和虛擬資本化，導致了現代金融化資本的快速擴展和膨脹，并使之具有了新的特點。既然金融化追求的是貨幣流動性與資本增殖性的某種結合，那么，很顯然，在資本的諸多形式中，只有生息資本和虛擬資本滿足這一要求，而恰恰是在生息資本的形態上，資本關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質的形式，創造價值、提供利息成了貨幣本身的屬性，表現為資本的真正果實，就像生長表現為樹木固有的屬性、梨樹的屬性是結梨一樣⑧。正因為如此，我們把金融化條件下以貨幣或貨幣索取權及虛擬資本形式存在的資本，稱為現代金融化資本。金融化資本就是現代金融資本。金融化時代，主導積累的是金融化資本，這種金融化資本能夠依賴金融的擴張把積累的觸角擴展到社會生產的各個角落，它把包括生產領域的剩余在內的社會所有剩余和收入都被當作了積累的來源和對象，而不僅僅是產業資本提供的剩余價值。金融化資本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對產業資本積累的依賴，能夠在任何有收入流的領域或環節快速生成，從而推動金融化資本快速獨立積累，使得社會積累由產業資本主導變成金融化資本積累主導，這意味著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的形成。 

金融化一方面使資本積累的來源更多地來自收入再分配，因而強化了金融化資本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另一方面使得貨幣形式上的積累與現實積累能夠在相當程度上相脫節，造成產業資本的貨幣資本化和資本的虛擬化，易于造成實際資源從生產領域轉移到非生產領域的傾向，特別是過度地轉移到具有自我膨脹力的金融業，無疑會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 

不可否認，金融化會產生一定的財富效應，并通過財富效應對消費產生一定的刺激作用。金融市場上資產價格會隨著貨幣資本積累而有所提高。同時，與金融市場具有同樣性質的房地產市場也會由于貨幣資本的流入而促使價格提高。短期內，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繁榮會給家庭帶來一定的財富效應，家庭消費在財富效應的刺激下可能會有所增長。但這種影響是有限的，且不可持續的。隨著資產價格泡沫的消失，所謂的財富效應將不復存在。實際上，脫離產業資本積累的金融化過程會對實體經濟產生諸多不利影響。 

首先，金融化和金融化資本的過度累積會抑制產業資本積累。在金融化資本主導的積累模式下，金融化資本積累一定程度上能夠脫離產業資本積累，甚至在現實積累的基礎上單純依靠技術性手段來實現。金融市場的繁榮造成了金融相對于實體經濟的強勢地位，金融市場對于實體經濟的壓力也越來越大。金融機構不斷要求更高的收益，實際利率的提高使企業用于實體投資的資金成本不斷提高。伴隨著“股東價值導向”的管理理念和股票市場的惡意收購，企業不斷將資金用于回購自身股票并增加對股東的分紅，以維持自身股價。所有這些，必然對現實產業資本積累產生抑制作用。 

其次，金融化過程會導致產業資本的金融化，進而不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在金融化條件下，金融資本在對產業資本形成巨大壓力的同時，也造成了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的不斷轉化。金融市場的繁榮在為實體投資提供資金的同時，也使得實體投資進一步失去了吸引力。在金融投資收益大于實體投資的情況下，企業開始將更多資金用于金融投資。在金融去管制的環境下，資本成本不確定性增加，也使非金融企業更多傾向于能在短期獲得利潤的金融投資。在存在金融投資收益機會以及可用資金減少的情況下，企業逐漸放棄需要在長期才能取得回報的實體投資，轉而將資金投向能在短期獲取利潤的金融領域。企業不斷加大金融投資，會進一步促進金融投資收益的提高。因此，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從事金融投資。金融機構的業務逐漸脫離實體經濟，成為了純粹的金融投機行為。 

第三，金融化過程會威脅產業資本剩余價值的實現。金融化過程從長期來看會惡化收入分配，從而不利于社會消費，并威脅勞動力再生產。第一，金融化帶來的財富效應，依靠的是資產價值的升值，而不是實物財富的積累。也就是說，金融化的財富效應是“虛幻”的財富效應。這種虛幻性一方面表現為金融資產脫離實際產出的膨脹，當大量金融資產要求進行實際產出的兌換時，金融資產的貶值就成為必然；另一方面則表現為通過金融資產獲取的升值收益很大部分是財富和收入的再分配過程，這種過程會帶來收入和財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第二，金融化通過增加家庭借貸來刺激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在長期會給家庭帶來沉重的債務負擔。低收入家庭利息償付義務的不斷積累，會進一步加劇不同群體之間實際收入差距。消費不足是實體經濟停滯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加劇消費不足。同時，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應也造成了勞動力實際工資在長期的下降，最終不利于勞動力再生產。 

過度金融化的負面作用 

金融化造成了脫離現實積累的貨幣資本積累和在此基礎上的虛擬資本積累傾向。在積累過程中，貨幣資本積累和虛擬資本的積累能夠相互促進，相互強化，使得資本能夠超越時間、空間和物質形態上的局限實現利潤最大化，然而，這又必然促成脫離現實資本和實體經濟的貨幣資本和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這種過度積累不僅使資本原有的矛盾不斷發展，而且不可避免地帶來新的矛盾和問題，在一定條件下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注意到了金融化造成的經濟、金融的不穩定性。既然個人可以通過信貸擴大消費，非金融企業正熱衷于金融投資，政府也在積極推行自由主義政策，國際資本市場被毫無障礙地聯系在了一起，那么，金融市場的增值方式就自然而然地被普羅大眾所接受和推崇。而金融增值所追求的流動性往往要求以貨幣或準貨幣的形式持有金融資產，這一要求使得金融系統與實際生產體系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遙遠。借貸貨幣資本和虛擬資本在對未來預期收益的驅動下，進行遠離實體經濟的金融投資，超出現實資本循環之外而不斷處于膨脹和收縮運動之中，甚至可能觸發金融危機。特別要提及的是，金融化催生的大量衍生金融產品使得投機活動已經完全獨立于生產循環過程，通過金融投機獲得賣價和買價之間的差額所帶來的增值部分，成為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獲取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遠離實體經濟的金融投資和投機使得投機的邏輯逐漸壓倒生產的邏輯，造成實體經濟的損害，而且它們帶來新的不穩定性，成為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作為運動中增值的價值，資本總是力求獲得增值性和流動性的統一。資本的本性驅使其不斷沖破各種限制獲得與其本性相適應的存在形式和運動形式。貨幣資本的相對獨立運動造成了不同于也不依賴于現實資本的貨幣資本的積累，特別是貨幣脫離了金本位約束，貨幣資本的積累更不受生產活動和產業資本的羈絆。資本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在貨幣形式或對貨幣直接索取權形式和所有權證書形式上積累，這種積累固然促進了資本的流動和重組，但由于其自身特性和運動的相對獨立性及隨之而來的投機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社會生產的擾動因素和新的矛盾的形成和累積，為此資本主義國家曾通過金融和資本管制而加以控制。而金融和資本的管制與資本運動的趨勢和目標相沖突，特別是它限制了資本的活動范圍，抑制資本的活力，因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解除金融和資本管制，資本逐利本性和金融機構的競爭，誘發了大量的金融創新，促進了金融衍生產品的快速增長，這些衍生品使冒險行為更為快速便捷、成本更小，它們可以用來規避法律約束、扭曲價格發現的過程、甚至操縱會計規則。⑨同時，對利潤的追逐刺激金融機構均采用杠桿經營的模式，即金融機構的資產規模遠遠高于自有資本的規模。在追求利潤和流動性目標的驅使下，貨幣資本家和金融機構不斷開拓次貸市場，并以“次級貸款”的債權為抵押，整合、分割、編制成一系列的證券化商品，并通過層層分割和金融技術設計，衍生出更多的虛擬金融產品，在全球范圍內銷售，從而導致了金融化的快速發展。大量復雜的新型金融產品從傳統債券、股票、大宗商品和外匯中衍生出來，特別是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條件下，貨幣資本、虛擬資本的積累已不局限在國內，一些發達國家能夠借助于金融資產的創造和全球范圍內的行銷以及對世界貨幣的主宰，影響世界范圍內貨幣資本的積累和各國儲蓄的轉移。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把不同國家的貨幣和金融市場逐漸聯結起來，并且金融市場越來越自由化，這樣不僅可以集中全世界的儲蓄，而且為資本所有者的投資提供賺取利潤的機會。因此，隨著全球化的發展，金融化和貨幣資本的積累越來越具有全球性。貨幣資本的過度積累導致貨幣資本的相對過剩，并且這種過剩會隨著信用的擴大而發展，生產和消費在借貸貨幣資本的支持下得以超過資本主義界限而增長，且隨著貨幣資本虛擬價值泡沫化而把它推向極端，一旦這種貨幣資本虛擬價值泡沫破滅，金融危機便接踵而來。在這一過程中，銀行和信用的擴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超過它自身界限的有力工具，同時也成為推動消費超過它自身界限的強有力工具。資本主義生產超過應有的界限會產生生產過剩的危機，借貸貨幣資本積累支持下的消費超過其資本主義界限也同樣不可避免地造成金融危機的隱患。貨幣資本的積累，大部分不外是對生產的索取權的積累，是這種索取權的市場價格即幻想資本價值積累。⑩在貨幣資本過度積累基礎上對生產和消費的借貸貨幣資本的支持就難免催生金融泡沫，當這個泡沫破滅時，借貸貨幣資本的虛擬價值就會大幅縮水。貨幣資本的過度積累成為生產和消費超出其自身界限的最有力手段，也成為金融危機的直接根源。 

隨著貨幣資本的不斷積累，以有價證券形式存在的虛擬資本得到快速發展，特別是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世界范圍內的私有化浪潮和金融自由化浪潮，極大地促進了虛擬資本市場的發展和虛擬資本的快速積累。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不僅造成財富的集中和收入分配狀況的惡化，而且極大地強化了虛擬資本對實體資本的相對獨立性，造成偏離實體經濟的資產泡沫化，助長了金融市場的投機性和不穩定性，導致了金融風險的不斷累積，誘發金融和經濟危機。 

虛擬資本與信用制度、未來收益的資本化過程密切相關，它是能夠帶來收益的以紙制復本形式表現的資本。在當代，貨幣資本的積累一方面促成了銀行資本以及非銀行金融化資本的發展和壯大，另一方面貨幣資本越來越多地采取了虛擬資本的形式，貨幣資本的過度積累必然帶來多種形式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虛擬資本就其實質來說，只是代表已積累的對于未來生產的索取權或權利證書。?由于虛擬資本的虛擬性、投機性和流通中代表貨幣資本的不確定性，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必然造成與實體經濟的脫節和矛盾，導致金融風險的累積，造成資本擴張和收縮的運動，在一定條件下引發危機的產生。 

這樣，貨幣資本的積累和伴隨貨幣資本積累而進行的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資產的泡沫化。過剩的貨幣資本不斷轉向虛擬資本領域和其他易于泡沫化的資產，促使虛擬資產和易于泡沫化的資產的價格不斷上升，這種上升在一定時期也會刺激相關領域實際投資的增加。然而，這些領域的資產泡沫化終究會破滅。在危機爆發之前，樂觀預期、信息不對稱、欺詐等因素會引起金融市場上投機因素增加，而這樣一種未來預期的現金流往往根源于某一實際商品價格的不斷上漲，或者實際生產、貿易過程的實現，盡管這種商品價格的上漲或生產、貿易過程的實現完全可以是假想的——這在投機的情況下尤其如此。 

全球化發展使虛擬資本積累的相對獨立性發展到了極點，它造成了一些國家僅僅是所有權或收益權證書的積累，這種積累與其實體資本積累完全脫離開來。主導世界貨幣的國家由于貨幣資本的過度積累通過貿易和貨幣或貨幣資本的輸出引起相關國家對其貨幣或貨幣形式索取權的積累，而這些國家實際積累的增加有賴于國際資源的實際轉移，在這種情況下所有權證書或收益權證書的國際發行成為其實現這種國際資源轉移的手段。其結果是一方是所有權證書或收益權證書的積累，另一方則是實際的資本積累。隨著貨幣資本和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引起的相對過剩增加到一定程度進而由擴張轉向收縮時，虛擬資本或生息證券所代表的貨幣資本價值大為減少，其持有國將因此造遭受巨大的經濟損失，這時由于國內和國際上從市場上獲取貨幣或貨幣資本的能力大為下降，從而造成貿易和貨幣、資本流動的巨大限制，引起國際間的連鎖反應，使危機擴散和蔓延，并自我強化。因此，全球化條件下資本主義國家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所帶來的危機也具有全球性。 

在高度金融化的情況下，貨幣資本的積累與虛擬資本的積累是交織在一起的，且是相互作用的，它們共同構成了金融化資本的積累。由于金融化極大地強化了貨幣資本和虛擬資本的獨立性，貨幣資本和虛擬資本容納的金融空間極大擴展，但金融領域能夠容納的金融化資本不是無限的，因為無論是借貸貨幣資本還是虛擬資本代表的金融化資本，都與現實資本即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之間存在著看不見的聯系，一旦全面突破由現實資本積累和收入能夠支撐的范圍，社會再生產正常進行所需的條件為金融斷流所破壞，且現實資本與貨幣資本、虛擬資本之間看不見的聯系不得不按市場固有規律重建時，會通過金融危機的強制來實現。

       可見，在高度金融化的條件下，金融化資本的積累與現實積累之間的斷層和矛盾更深。金融化資本的積累不等于現實資本積累，金融的繁榮不代表實體經濟的繁榮，不僅如此，甚至是相反，金融化資本積累是現實積累減少或現實積累受阻的結果，金融繁榮是實體經濟停滯或衰退的結果，金融化資本積累與現實積累、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發展相背離，這種背離由于金融化發展甚至可以達到很高的程度，不可避免地催生金融泡沫，特別是易于在房地產等領域和缺乏價值基礎的一些資產引起泡沫化，這種泡沫達到一定程度終將破滅，從而引發金融和經濟的動蕩和危機。 

避免走進金融化陷阱 

金融化陷阱反映了資本和資本積累過程金融化造成的深刻矛盾，必須加以重視。特別是作為發展中國家，更要警惕金融化的陷阱，這不僅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基礎薄弱和金融脆弱，他們抵御金融風險和金融沖擊的能力有限，更是因為他們不是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主導者和控制者，他們可能主動或被動地卷入發達國家主導的金融化過程，他們中的一些往往由于本國金融化程度低而具有發展金融化特別是參與全球金融化的強烈愿望，因而他們主動或被動地成為全球金融化的參與者，成為全球重要的金融投資者和金融資產的持有者，而為他國提供現實積累所需的要素，造成了本國積累和產業的空洞化。可以說，金融化充滿著誘惑，但金融化也充滿著陷阱。 

避免陷入金融化陷阱，就要避免無節制的過度金融化。金融本來是溝通不同經濟部門資金聯系的紐帶和橋梁，是實現資本集中進而促進積累的機制，完善的金融體系有利于把資本循環周轉中游離出的貨幣資本以及貨幣和收入轉化來的貨幣資本配置到高收益的領域和部門，促進資本積累和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過度的金融化不僅不能強化金融的上述功能，而且將導致資本積累過程斷層的深化，導致過度的貨幣資本化和虛擬資本化，不僅無助于現實積累的擴大，甚至可能引起生產資本的貨幣化和虛擬化，從而減少了生產領域的資本，阻礙現實積累的擴大，同時過度金融化及其相伴而來的過度貨幣資本化和虛擬資本化強化了資本的流動性和投機性，加劇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并催生巨大的資產泡沫，不僅損害金融市場的效率，而且可能觸發金融危機和金融動蕩，陷入資本積累和發展的金融陷阱。因此，不能盲目無節制地推行金融化，要慎重推行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和證券化，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應有所節制。 

在對金融化進行適度管控的同時，要強化生產資本的積累，避免資源配置過度向金融部門和非生產領域的傾斜，鼓勵資源向生產性領域的流動配置。金融體系的膨脹從本質上來說是非生產性的，它并不增加一國的實際資源和現實生產能力，相反，它需要不斷轉移和攫取實體經濟生產的剩余來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金融化帶來的一個潛在危險就是使資源過度流入非生產領域，過度流入具有自我膨脹能力的金融領域，非生產領域在金融的支持下獲得了虛假的繁榮，這種虛假的繁榮提出了更多的金融服務需求，二者相輔相成，不僅造成產業結構的虛高度化，而且弱化了甚至阻礙了金融對生產領域生產資本積累的支持，這對發展中經濟體來說是十分不利的。對一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來說，現實積累的擴大和生產能力的提高比起虛擬財富的積累重要得多。因此，要對金融領域的自我膨脹進行有效節制，防止其對非生產性領域的過度支持而弱化和損害生產資本的積累，應鼓勵資本、人才向生產性領域流動，強化金融體系對生產資本積累的支持，以促進產業資本和實體經濟的發展。 

為強化生產資本的積累，要在國內資源與國際資源的轉換中不斷提高轉換能力和轉換效率，借助于資源的轉換和轉換能力及效率的不斷提高，疏通本國資本積累和產業發展的瓶頸，避免轉換過程中金融化資本形式上的過度累積。當今世界的金融化具有國際性特點，這種情況下，金融化資本的積累與其實體資本積累在世界范圍內完全脫離開來。主導世界貨幣的國家由于金融化資本（包括貨幣資本和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通過貿易和資本市場引起相關國家對其貨幣或貨幣形式索取權或所有權證書的積累，而實際積累的增加有賴于國際資源的實際轉移，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化資本輸出或貿易逆差成為其實現這種國際資源轉移的手段。作為發展中國家，重要的是實際資本積累和在此基礎上現實生產能力的擴大，而不是貨幣或貨幣索取權或權利證書的積累。貨幣或貨幣索取權或權利證書的積累對經濟發展實質性意義不大，而且存在遭受損失的巨大風險。因為隨著貨幣資本和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引起的相對過剩增加到一定程度進而由擴張轉向收縮時，虛擬資本或生息證券所代表的貨幣資本價值大為減少，其持有國將因此遭受巨大的經濟損失，這時由于國內和國際上從市場上獲取貨幣或貨幣資本的能力大為下降，從而造成貿易和貨幣、資本流動的巨大限制，引起國際間的連鎖反應，使危機擴散和蔓延，并自我強化。因此，全球化條件下資本主義國家貨幣或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不可避免地導致國際金融化資本的輸出，而使卷入這一過程的輸入國家蒙受巨大損失。作為發展中國家，要強化國內資源與國際資源的轉換能力，提高轉換的效率，把轉換的國際資源不失時機地轉化為資本積累的要素投入實體經濟，強化本國實體經濟的實力和競爭力，而不是把轉化的資源停留在金融化資本形式上，僅僅進行金融化資本形式的積累。 

金融化機制把各國金融市場緊緊聯系在一起，使金融化資本更具流動性和投機性，這種流動性和投機性更強的國際金融化資本帶有更大的沖擊力和破壞性，它的頻繁和大規模流動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會導致貨幣風險、資本外逃風險、金融脆弱性風險、傳染風險甚至主權風險?。因此，我們既不能在資源轉換中過度積累金融化資本，同時應對國際金融化資本的跨境流動進行有效的管控，在不能對此進行有效管控的條件下，應有節制地開放資本市場，并進行適當的資本項目管制，以避免國際金融化資本的沖擊，避免陷入國際金融化積累中的金融陷阱。 

注釋 

Gerald A. Epstein， "Introduction：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Edward Elgar， 2005， chapter1. 

[美]格·R·克里普納：美國經濟的金融化（上），《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6期，第7頁。 

裘白蓮、劉仁營：《資本積累的金融化》，《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7期。 

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54、66頁。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53、441、443、531頁。 

陳享光：《儲蓄投資金融政治經濟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