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哲學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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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希臘政治哲學；現代政治哲學；當代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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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B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1）03-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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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希臘的政治哲學

古希臘是西方的政治哲學的發源地，西方哲學在古希臘實現了它的第一個輝煌的鼎盛時期，在這一時期，關于政治哲學的主題及其他一些主要問題都已經有了雛形，關于這些問題的討論也日趨深入全面。政治哲學在理論上和思想上的豐富多彩性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體現。當時的古希臘的政治哲學具有兩個最為基本的特征，其一是為政治哲學家們所主張的政治哲學觀念找到一種終極性的依據，這是第一個特征。其二是政治哲學的原理、觀念、原則以及相關理論受到當時的政治實踐影響，多以城邦政治為中心展開的。

正義是古希臘的政治哲學中一個最為基本的主題。畢達哥拉斯學派運用“數”來解釋萬物的本原，追求和諧，而且用數的關系來表示和諧。在他們看來正義就是數的平方，因為平方數是由若干相等的部分組合而成的，這便是一種和諧。赫拉克利特認為戰爭具有普遍性，正義就是戰爭。但是關于將正義看作和諧還是把正義看作戰爭這二者之間是存在著較大的差別。這一時期古希臘另一位著名的大哲學德謨克利特認定國家的利益高于其他一切利益，德謨克利特所認為的國家與其他學者的國家在性質上的認識是不盡相同的，民主制度他所積極主張的，只不過他的這種民主制度的根基乃是等級制度與奴隸制度。

柏拉圖的思想是古希臘政治哲學的高峰。他一方面從其哲學立場出發以其哲學方法深入地探討了正義以及其相關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理想的社會基本結構。柏拉圖對正義的探討乃是他的全部哲學探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他的方法也就是他的辯證法，問答加歸謬的方法，借以找到所探討的事物本身，而后者在柏拉圖看來就是理念。柏拉圖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著作《理想國》的主題就是正義問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與柏拉圖不同，主要體現在他關于古希臘城邦政治制度的研究和他關于理想國家的觀念上面。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政治動物，所以他們必須生活在一種政治共同體之中。城邦是一種自然的制度，是從最自然的人與人關系中發展起來的。人的一切言行都以某種善為其目的，因此，人類的聯合體也同樣是以善為目的的，城邦是一種最高的聯合體，以最高和最廣泛的善為目的。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的基本思想，我們了解到，政治哲學一方面與所處社會、歷史環境的哲學思維密切相關，另一方面又受當時社會政治現實的限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乃是西方政治哲學的濫觴，也是西方政治哲學思想的主要資源，雖然歷經批判，但是即使在當代的主要政治哲學流派里面，人們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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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代政治哲學

我們這里所說的現代覆載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從馬基雅維利所處的十五、六世紀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馬基雅維利被稱為現代政治哲學的奠基者。為現代政治哲學提出經過系統論證的基本觀念、概念和方法的是英國哲學家霍布斯。社會契約這樣一種理論設計確立了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方法，既然某種外在的神的旨意和先天的道德規范是不存在的，那么人世間的規則就必須由人自己來訂立。而人之所以具有這種資格，乃是因為他們的自然權利。從自然權利到一個國家的主權，霍布斯完成了人類依據自己的理由來建立社會或國家及其規則的理論論證。洛克也是通過社會契約的理論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產生，與霍布斯不同，他認為，即使在自然狀態之中，人們也都能夠享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而所以要訂立契約以建立公共權力，乃是因為自然狀態是不穩定的。這樣建立起來的公共權力擁有立法、行政等權力。盧梭關于社會契約、人民主權和個人權利等問題的一些主要觀念是與洛克大體一致的，然而后人對盧梭的評價卻意見紛歧而至于大相徑庭，最極端的觀點將盧梭看作是現代極權主義的祖師。后一種評價的最主要根據就是盧梭提出了公意的觀點。盧梭認為，建立國家或社會的目的乃是社會的公共幸福，但是只有公意能夠按照這個目的來指導國家的各種力量。

康德的實踐哲學深受盧梭的影響，這就是對人的尊重，而這一點奠定了康德實踐哲學的基本原則，從而也就奠定了其政治哲學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就是人是目的。黑格爾的哲學思想是經過法國大革命的洗禮的，但是這并沒有使他的政治哲學更具現代性，他的政治哲學既太受其哲學體系的束縛，也太受他所在的那個王國的局限。黑格爾雖然也強調自由，注意到個人權利的重要性，但在他的政治哲學里面，國家才是至高無上的東西。黑格爾的思想對馬克思產生了重大的方法論上的影響，與社會契約論相反，馬克思與黑格爾一樣將人類社會的制度看作某種客觀的、外在的因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的必然產物，除了順應這種規律，人的其他活動都幾乎是無足輕重的。

現代政治哲學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與現實激烈的革命和其他社會變遷而導致的沖突一樣，不同派別之間的觀念也始終處在于針鋒相對的斗爭之中。雖然在不同的時期派別和斗爭的內容有其變化，但基本趨勢是越來越晚期，兩大派的陣營的分野就越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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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代政治哲學

我們這里所謂的當代與現代之間并沒有一個截然分明的界限。這個當代相對于西方思想和社會的巨大轉折而言，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開始的，而就整個世界在基本方向方面突然之間趨同這一歷史現象而言，當是在二十世紀末開始的。后一種變化對當下的世界以及對未來的人類發展具有長遠的意義，但是它尚未在政治哲學里面反映出來。另外一個重要的理由在于，政治哲學實際上在十九世紀末開始衰落。盡管如此，在這一個時期仍然出現了一些對當代社會產生不小影響的思想家和學派，他們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觀點，這些觀點多數是在批判現代社會時提出來的，比如，西方通過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提出一些積極的建議，而自由主義傳統的思想家通過批判專制主義和計劃經濟而深化對古典自由主義的理解，發揮那些體現了重大的現實意義的觀點。這些批判、觀點都是頗有價值的，它們在某種意義上導向政治哲學的復興，但并沒有達到這一步。

1971年羅爾斯《正義論》的出版，標志政治哲學在當代的復興。第一，羅爾斯建立了一個完整的體系以提出新的價值主張和規范，第二，建立了自己的方法以論證自己的主張，第三，從外在的方面來說，羅爾斯的理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諾齊克針對羅爾斯的正義理論重新論證了自由至上主義（個人權利至上主義），提出最弱意義上的國家的主張，而像泰勒、桑德爾等人以黑格爾哲學為背景主張和重新論證共同體（社群）相對于原子主義式的個人的重要意義。在歐洲，哈貝馬斯的理論也因與羅爾斯的直接論戰而突現出他的折衷主義的特點。政治哲學的這次復興運動在二十一世紀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這場復興所引出的爭論似乎沒有上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爭論的那種尖銳和針鋒相對的氣氛。它所表明的究竟是問題太過困難而無法解決，還是問題無需解決，尚需要我們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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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張翠：淺論西方政治哲學的發展歷程與內涵嬗變［J］，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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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門課程教學效果如何,關鍵在于該門課程的教學內容和教師的教學方法是否能夠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政治經濟學》課程作為工商管理類本科生的專業基礎課,在教學過程中存在許多問題,如教材內容陳舊、教學內容缺乏針對性、與其他課程之間的交叉和重復等,雖然該課程改革已經進行了許多年,但結合學校層次和學生層次進行的課程改革還不夠深入,尤其針對我們電大教學課程設置的特點開設的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考核需要突破的方面亟待研究。

一、針對課程特點進行有效性分析

就考試本身來說不是目的,只是促進學生在復習的過程中,對于這門課所學的基本知識作一系統的總結和全面的回顧。在總體框架上對這門課所講的主要知識有個比較全面的了解,掌握這門課所講授的主要內容。深入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以及二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在理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時,應當把握剩余價值的生產、剩余價值的實現(即資本主義的流通)、剩余價值的瓜分、經濟危機和資產階級政府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干預與調節;在理解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時,要把握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結構,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資源配置方式、社會主義的分配關系、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經濟關系。

二、認真研讀教材,全面掌握課程基本內容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理論科學,內容比較抽象,僅靠學生自主學習,對其基本原理、基本知識的理解和掌握有一定難度。因此,利用一些適合自主學習者自身實際的學習輔導形式,對于幫助自主學習者全面理解課程內容,掌握學習方法,解惑答疑,培養自主學習能力都是有益的。但外因是內因變化的條件。自主學習者無論是參加助學活動,閱讀自主學習輔導讀物都不能代替自主學習者本人對教材的學習和鉆研。切忌在學習中只是聽聽課、看看輔導材料或是參加幾次輔導,而不認真刻苦鉆研政治經濟學學習提綱和教材。

三、點面結合,在全面系統學習基礎上弄懂重點和難點問題

全面系統地學習和掌握政治經濟學原理,是由這門課程的性質和考試方法所決定的。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邏輯性很強的學科。它有準確的學科術語、科學的體系和豐富內容,其課程內容本身是環環相扣的邏輯展開。例如,不理解商品,就難以理解貨幣;不理解商品和貨幣,就難以理解資本。因此,有關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及其相互間的聯系,以及與其相應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識都只能通過系統地學習才能全面掌握。考試方式決定了自主學習者必須全面地、系統地掌握課程內容和體系,既要了解每一章的內容和各個基本知識點,又要把握各個章節之間的邏輯聯系,才能系統地學好這門課程。當然,政治經濟學原理課程也有自己的重點乃至難點問題。因此,深入地弄懂、搞通重點和難點問題,可以舉一反三、以點帶面地融會貫通全部課程內容。

全面系統學習和掌握重點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全面系統掌握課程的基本內容,才能了解課程體系中的有關鍵意義的重點、難點;而深刻領會了重點和難點問題,又會帶動對課程全部內容的加深理解和系統把握。在它們的相互關系中,全面系統地學習是最主要的。在全面系統學習課程內容的基礎上,通過掌握和領會重點問題,才能帶動對全部課程內容的理解.

四、在理解的基礎上加深記憶,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

政治經濟學主要是運用科學的抽象方法分析和研究社會經濟問題,透過現象去認識事物發展的規律性。它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可以在實驗室中進行,只能靠人們頭腦中的抽象思維能力,通過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推導出符合客觀經濟事物發展的規律。因此,學習政治經濟學原理貴在理解。

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和考試的方式都要求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必須把理解放在第一位。所謂理解就是指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要融會貫通,不僅要準確表達每個概念、知識點和原理,而且更重要的是掌握其立論根據和內在含義。

過去的考核方式存在著許多弊端。首先、多年以來,本課程的考核主要以期末閉卷考試為主。這種方式的考核一方面忽略了學生學習的能動性,尤其期末的閉卷考試,往往使學生對本課程的學習淪為死記硬背式的應付。其次、這種考核方式也極大地限制了學生運用知識解決經濟中實際問題的能力,也難以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新考核方法更注重加強技能性學生成績的含量,不僅增強學生對專業技能學習的興趣,而且有利于發揮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新精神,提供更好地發揮主體作用的空間。

五、熟練運用遠程開放教育的多種媒體

自主學習者要求很好使用媒體包括文字教材、電話、電子郵件信箱、BBS留言板、計算機網頁、電子教案、IP課件等工具,很好完成學習任務,那么對于本門課程基本上達到掌握,要想進一步的熟悉運用,還需要在實踐中加強。

過去的考核方式存在著許多弊端。首先、多年以來,本課程的考核主要以期末閉卷考試為主。這種方式的考核一方面忽略了學生學習的能動性,尤其期末的閉卷考試,往往使學生對本課程的學習淪為死記硬背式的應付。其次、這種考核方式也極大地限制了學生運用知識解決經濟中實際問題的能力,也難以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新考核方法更注重加強技能性學生成績的含量,不僅增強學生對專業技能學習的興趣,而且有利于發揮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新精神,提供更好地發揮主體作用的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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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昭帝、元帝時，社會危機已由隱而顯。上地兼并、貧富分化加劇，士族政治的腐敗日趨嚴重。天災人禍接連不斷，使得天人感應、讖緯迷信有了流行的溫床。在當時儒者看來循天道而行，符合天的意志，天就會以祥瑞（鳳凰、麒麟等）表示對君主的贊許獎賞;否則，天便會降災以示其對君土的不滿。“帝土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固以類相召也”。氣候和節氣的正常與否對當時之人有著更多社會政治的意味，它們是社會秩序和諧與否的前兆。《周易》以其善言天道、人事受到了更多的關注。有識之士為化解危機，納陰陽、五行、呂律、歷法等入八卦，以把握天道的變化以應對災異。京房即其卓越代表。

西漢后期士人們逐漸將言說所依據的文本由重《春秋》轉為重《周易》，除了上述政治、自然的原因之外也與這兩個經典的氣質不同密切相關。自漢武帝為了鞏固已取得的經濟和政治成就，適應大一統的需求，采納董仲舒之建議，罷黜百家而定儒術為一尊，以六經為經典的儒家思想就在政治上取得了依靠，經學亦成為時人晉身的階梯。六經中，不可否認的是以《周易》與《春秋》最重要。《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以至隱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隱以之明顯也。一個上達，一個下貫，但就其哲學思維的水平而言，《周易》略高一籌的。“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當災異與人事相比附的言說方式話語權時，以天道推人事的《周易》，因其更為抽象、更為含蓄和神秘的特點，贏得了更多士人的傾心。

二、京氏易的指歸

京氏易學也體現出了這種構建宇宙圖式的傾向，京房將五行說引入易學，以五行配卦，又把五行與干支、五星相配，從而使其所構建的宇宙圖式更精細。但縱觀京房一生，我們會發現對宇宙圖式的構建不是他的目的所在。可以說京房實以其易道言政治，易道只不過是其所選擇的言說政治的工具而已。京房因其善言易道舉孝廉。“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悅之。于是元帝急向京房尋取調和陰陽之法，房對日:‘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京房的考功課吏法對于當時官吏的腐敗確實是一劑可行的良方，但也使京房站在了當朝權臣的對立面。考功課吏法的提出終于使石顯等人等到了時機，隨羅織罪名將其鏟除。

當京房提出考功課吏法以應對陰陽災異時就表現出了他與陰陽術士明顯不同的氣質。他不是以祭祀的方式去災解難，也不是以陰陽學說對災異做簡單的理論分析，而是提出了一種實事求是的方案。京房將其政見直接與災異、瑞應相對接，使這一政策的論證具有說服力，可見京房深受漢代天人感應思想的影響。這種直接人事與天道相比附的方法，或許更近于《春秋》的言說方式。但作為一名易學家，京房溝通天道人事的方式卻是大不同于《春秋》。而是體現了言人事必先以天道為先行基礎的特色，以天道來推演人事。他向元帝上書，希望其不要逆天意，皆借易道而言政治。

三、京房易學的影響

對于漢代象數易的特征，周立升認為:“象數易將陰陽術數納入《易》，以‘陰陽之分’、四時之序與萬物之性相聯系的思想為間架，建構起以干支、五行為時空框架，以月令、物性為物理依據，以天人同性、同情為理論基礎，以揲筮布卦、推斷吉兇為占驗手段的易學體系。這個體系，就事實層面說，其核心為卦氣說，著重解決‘天道’、物理問題，屬自然析哲學;就價值層面說，其核心為‘修齊治平’，著重解決社會治亂問題，屬政治哲學;就民俗層面說，其核心為揲筮布卦’，著重解決陰陽災異、命運休咎問題，屬術數之學。”誠然，京房易學的影響無外乎術數與義理。

就術數言，京房的占筮之術是有獨到之處，它因吸收了當時科學研究的成果而對天象的預測有著較高的準確率。“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他的占筮之法，為術士所承襲，后演變為錢卜之法，成為現在尚且流傳的民間占筮方法。其中為當代學者討論最多的就是《火珠林》與《京氏易傳》的關系。火珠林筮法以擲錢取卦，卦爻納以干支，采納了六親、世應、飛伏等說，按干支五行而論生克。火珠林解卦法，除依據京氏易傳外，還要依據諸如《左傳》《國語》的占例。盧央認為，京房只是為火珠林筮法提供了一個理論上的依據，而其本身仍沿用先秦筮法。就其終極目的而言，京氏以易學講占候，是為了政治的目的，而《火珠林》講占驗純屬占卜。但不可否認《京氏易傳》為《火珠林》成書提供了思想上的資源

就易學哲學而言，京房認為天人是同構的，力圖通過易道溝通天人。他構建了一個囊括天人龐雜而有序的易學體系。這個易學體系在京房看就是宇宙的邏輯結構。他建構的這個模型是動態的，其根本動力是宇宙中統一的氣，它表現為陰陽五行的生克制化。這個根本動力既支配著天界，也支配著大地和整個人類世界。因而他認為天地人受一個統一的力量及法則支配，從而導致他認為天地人在深層次上是一致的。因此他使用他的八宮卦或卦氣說的模式來進行占測時，不是懷著概率性質的期望，而是一種對天地人二界深層次的考察，用他建構的八宮卦體系來模擬這二界在深層次的相互關系及推論其在表面上的表現，作出原則上是理性的判斷。所以，對于京氏易的影響不能只是從術數而論。

京房言:“夫作易所以垂教，教之所被，本被于有無。且‘易者，包備有無，有吉則有兇，有兇則有吉。生吉兇之義，始于五行，終于八卦。從無入有，見災于星辰也，從有入無，見象于陰陽也。陰陽之義分歲月也。歲月既分，吉兇定矣。故日: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六交，上下天地，陰陽運轉。有無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觀俯察在乎人，隱顯災祥在乎天，考天時察人事在乎卦。八卦之要始于乾坤，通乎萬物，故易日: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于其道，其理得矣。”可知，在京房來看，八卦因天人在本質上的同構而能夠通萬物，易道也因此能“包備有無”。有指有形可見的星辰與人事吉兇，無指無形可見的陰陽變化與吉兇相生的內在義理。內在義理必表現于外，所以“從無入有，見災于星辰”;也正因此，外在的星辰災異必為內在義理所支配，所以“從有入無，見象于陰陽。”故余敦康先生認為，京房是最先以有無范疇來闡發易理。

總之，盡管在現在看來荒誕牽強，京房易學為后世易學的發展提供了思想的資源和解易的思路，無容質疑。

【參考文獻】

[I].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2]》《漢書·藝文志》

[3] 《漢書·京房傳

[4]》《讀通鑒論》.卷四.《船山全書》第十卷.長沙:岳麓書社.199

篇（4）

患者，女，62歲，身高160cm，車床入院。患者1月前因“腦出血”在外院行開顱腦內血中清除去骨瓣減壓術。術后反復入住ICU，長期臥床。術后患者出現發熱、咳嗽、氣促，胸部影像學提示雙下肺炎及雙側胸腔積液，給予抗感染治療后癥狀曾有所減輕，后再次加重，近期痰培養示“木糖氧化產堿桿菌木糖氧化亞種”，對多種抗生素耐藥，給予中敏抗生素氨曲南治療，效果不理想。

體格檢查：T：38.1℃，P：92次/分，R：26次/分，BP：176/92mmHg，嗜睡狀，左側額頂顳部見一長約15cm手術疤痕，疤痕處及周圍輕度凹陷并頭發缺失，頸部可見氣管切開套管，頸雙肺呼吸音粗，雙側中下肺聞及濕性啰音，未聞及胸膜摩擦音。心率92次/分，律齊，主動脈瓣第一、第二聽診區聞及2/6吹風樣DM，二尖瓣聽診區聞及3/6吹風樣SM.未聞及心包摩擦音。左上肢肌力3級，左下肢肌力1級，右側肢體肌力0級，四肢肌張力偏高，左側巴氏征可疑陽性，右側巴氏征陽性。腦膜刺激征陰性。雙側小腿輕度凹陷性浮腫。

實驗室檢查：血常規：WBC10.03×109/L，N%89.0%×109/L，HB95g/l，PLT211×109/L；生化：BUN9.7mmol/l；肝功：白蛋白31g/l；肝酶：膽堿酯酶3600u/l；出凝血常規：PT14.2S，APTT36S；D-二聚體897ug/l；Nt-proBNP4985pg/ml；PCT2.45ng/ml。血氣分析：（pH）7.40，（PO2）70mmHg，（PCO2）38mmHg，（FiO2）33%。床邊胸片：1.左下肺炎癥并左下肺膨脹不全；.雙側少量胸腔積液。心臟彩示：高血壓性心臟病變。左房左室增大。左室流出道梗阻（輕微）。左室收縮功能正常。入院診斷：（1）雙肺醫院獲得性肺炎；（2）腦出血血腫清除術后；（3）高血壓病3級（極高危組）；（4）繼發性癲癇？

2.病程與治療過程

入院后予抗感染、降壓、抗心衰、營養、祛痰等對癥治療。抗感染治療先采用帕尼培南倍他米隆3d，血培養為MRSA后加用替考拉寧，2次痰培養報告為少動鞘氨醇單胞菌，治療10d后患者病情有所改善，感染有所控制，調整治療方案帕尼培南倍他米隆改為頭孢吡肟治療2d，患者病情出現反復，感染加重，調整治療方案頭孢吡肟換為美羅培南。入院第15d患者因發生急性腎損傷伴高鉀血癥，行血液透析治療，停用降壓、抗心衰藥物，停用替考拉寧、調整美羅培南使用劑量后血鉀恢復正常。美羅培南使用7d后降階梯為頭孢哌酮舒巴坦抗感染，患者臨床癥狀改善，血象明顯下降，病情穩定，入院31d后出院康復治療。

3.分析與討論

3.1血液透析替考拉寧的治療方案調整

替考拉寧的血漿結合率高達90～95%，80%的原藥經腎排泄，與萬古霉素一樣可造成腎臟損害，且不能被血液透析清除。腎功能不全者，半衰期延長。根據患者血肌酐換算肌酐清除率為49.56ml/min，臨床藥師建議替考拉寧劑量由0.4qd調整為0.2 q24h或者0.4 q48h。臨床考慮患者導管相關性血流感染明確病原體為MRSA，且為重癥感染患者，且多重耐藥菌感染，加大替考拉寧劑量調為0.4 q24d。

在經過血液透析后，停用相關可能引起腎損、高血鉀的藥物后，患者血鉀依然高升，此時臨床藥師分析，血鉀升高一方面考慮與分解代謝活躍有關，不除外為腎功能損害所致排鉀障礙，目前所用藥物替考拉寧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腎損傷。按照藥物不良事件因果評價的4項原則[1]，患者發生高鉀血癥與藥物（替考拉寧）的使用符合下列判斷條件，即：（1）符合發生的時序：患者于用藥后9天出現了高血鉀及腎損傷的不良反應。（2）具有生物學合理性：可疑藥物與急性腎損傷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的可能性。（3）有實驗證據支持：此種不良反應的發生具有理論和實驗基礎。故患者發生急性腎損害而致高鉀血癥與替考拉寧的使用之間關系為“可能有關”。加上患者使用替考拉寧治療MRSA抗感染已足2周，復查血培養已轉已陰性，且已拔除相關導管，考慮導管相關感染已控制，可停用替考拉寧。醫生接受建議。在停用替考拉寧后，患者血鉀恢復，結果符合不良反應因果評價的劑量-反應關系條件，高鉀血癥與替考拉寧的使用之間關系為“很可能有關”。

3.2血液透析美羅培南的治療方案調整

美羅培南血漿蛋白結合率為2%，經腎臟排泄，半衰期1h，可以被血液透析清除。對于血液透析者，《中國醫師藥師臨床用藥指南》和有關資料[2]均建議美羅培南每日1次0.5g用藥。但美羅培南為時間依賴性藥物，療效與血藥濃度大于MIC的時間相關，日劑量分次給藥抗菌效果優于單詞給藥，考慮到患者雖腎功能急性受損，但肌酐清除率在50ml/min左右，比較適合采用降低給藥劑量、給藥間隔時間不變或給藥劑量、間隔同時調整的方法。在患者肌酐清除率49.56ml/min情況下，臨床藥師建議美羅培南劑量由1g q8h調整為1g q12h血液透析后使用較合適。

3.3延長美羅培南滴注時間

已經有較多的研究報道證實，對重癥感染，特別是懷疑多重耐藥感染菌株，通過延長美羅培南的滴注時間，可以獲得更長的T>MIC%的時間，可達到較好的臨床治療效果[3]。可以減少耐藥率，縮短住院時間，因此臨床藥師建議延長美羅培南的滴注時間以獲得更佳的治療效果，臨床醫生將美羅培南1g q8h調整為0.5 q8h，滴注時間為2小時。有研究證明[4]，同一劑量美羅培南滴注時間3h比2h對于重度感染或高度危險致病菌40% T>MIC達標概率 更高。臨床藥師與醫生協商后，美羅培南滴注時間延長為3h，患者獲得較好的治療效果。

4.體會

臨床藥師在臨床工作中重要的職責就是在整個治療過程中根據病情，充分運用積累的藥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提出合理化用藥建議；改變醫生僅憑經驗用藥的方法，促進藥物的合理使用，提高療效。通過不斷努力臨床藥師被醫生所接受，融入治療團隊可以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魏水易，王士民，舒麗芯.藥物安全性的評價方法（III）——藥物不良事件的因果評價[J].藥物不良反應雜志.2001，4：244-248.

篇（5）

血液透析是臨床常用腎臟替代治療方法， 在急慢性腎功能衰竭、急性腎損傷、急性藥物中毒治療中均有重要應用價值。但有研究指出[1]， 患者接受血液透析治療易出現多種并發癥， 不僅影響治療效果， 且會降低患者生存質量及治療依從性。因此在血液透析治療中， 需采用有效護理措施預防并發癥發生。本研究通過比較， 探討了預見性護理在血液透析患者并發癥預防中的作用， 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2014年7月～2016年3月在本院行血液透析治療的102例糖尿病腎病患者作為研究對象， 按隨機數字表法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 各51例。觀察組男28例， 女23例；年齡32～74歲， 平均年齡（53.27±7.19）歲。對照組男29例， 女22例；年齡34～75歲， 平均年齡（53.56±7.22）歲。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納入標準：符合疾病診斷標準[2]；血尿素氮≥28.6 mmol/L；經倫理委員會審查并批準；患者對本研究知情且同意。排除標準：嚴重出血或出血傾向者；重要臟器嚴重功能不全者；休克或收縮壓

1. 2 方法 對照組患者在治療期間行常規護理， 包括心理干預、健康宣教、飲食護理、血管通道保護等。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上實施預見性護理， 對患者血壓、血糖、心率、脈搏等指標予以嚴密監測， 并密切關注患者膚色、意識及呼吸， 針對不同并發癥采取針對性護理， 具體包括：①低血壓、高血壓：對患者干體重予以準確判斷， 并合理設置超濾量， 防止過快、過多脫水；采用低溫可調鈉透析， 透析溫度維持在35～36℃；治療過程中應當合理使用降壓、鎮靜藥物， 透析后用藥， 避免透析中進食。②低血糖：治療期間對患者血糖進行嚴密監測， 根據患者具體情況合理選擇透析液濃度， 在透析前30 min于透析液中加入葡萄糖；實施個性化飲食護理， 保證營養素供給， 并糾正患者不良飲食習慣；嚴格遵醫囑使用胰島素， 并在透析結束前輸注葡萄糖。③心律失常：治療過程中注意傾聽患者主訴， 若出現異常情況， 需降低血流量， 并給予吸氧；準備血管擴張劑及抗心律失常藥物， 以便及時對癥狀予以控制。④肌肉痙攣：防止透析間期體重過多增長， 鼓勵患者進行肌肉鍛煉， 適當提高透析液鈉濃度， 對低鎂血癥、低鉀血癥等及時糾正。⑤發熱：嚴格遵循無菌操作， 加強透析液細菌監測， 對透析設備予以消毒、清洗。

1. 3 觀察指標 記錄兩組患者治療期間并發癥發生情況。治療3個月后向患者發放本院自制護理滿意度調查問卷， 問卷內容包括護理技術、健康宣教、并發癥預防、人文關懷等， 滿分100分， >80分為滿意， 60～80分為一般，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0.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 1 兩組患者并發癥比較 觀察組治療期間并發癥發生率為9.80%， 低于對照組的25.49%，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317， P

2. 2 兩組患者護理滿意度比較 觀察組患者護理滿意度為94.12%， 高于對照組的80.39%，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320， P

3 討論

篇（6）

[中圖分類號] R69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3）08（c）-0039-02

血液透析療法作為急慢性腎功能衰竭患者常用的腎臟替代治療方式之一，它能清除體內的代謝產物、維持電解質和酸堿平衡。常規的低通量血液透析主要以清除小分子毒素為主，但卻無法有效清除體內的某些中大分子毒素，因此，臨床中尿毒癥患者常因血液透析導致體內尿毒癥毒素潴留而引起中毒癥狀，嚴重影響其生存質量。本研究對2011年1月1日～12月31日來本院就診并進行血液透析治療的40例尿毒癥患者給予臨床分組治療，以探討不同血液透析方式與患者生存質量的相關性，為提高患者治療效果及生存質量提供可靠依據，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1年1月1日～12月31日前來本院就診并進行血液透析治療的40例尿毒癥患者，按照隨機分組的方式將所有患者平均分為研究組與對照組，每組各20例。研究組患者中，男性12例，女性8例；年齡21～71歲，平均（52.47±0.79）歲。對照組中，男性13例，女性7例；年齡19～74歲，平均（52.63±0.67）歲。兩組患者在例數、年齡、性別等一般資料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研究組患者給予高通量血液透析方式進行治療，采用德國Fresenius公司生產的型號為4008B的高通量聚砜膜透析器，將超濾系數調整至300.8 ml/（h·kPa），表面積為1.4 m2；血流量為300 ml/min；選用碳酸氫鹽作為透析液，透析液流量為450 ml/min，每周透析2～3次，每次持續透析5 h，透析過程中使用肝素對患者實施抗凝治療。對照組患者給予常規血液透析方式進行治療，選用德國Fresenius公司生產的型號為F6的聚硯膜透析器，將超濾系數調整至68.4 ml/（h·kPa），表面積為1.4 m2；血流量為300 ml/min；選用碳酸氫鹽作為透析液，透析液流量為450 ml/min，每周透析2～3次，每次持續透析5 h，透析過程中使用肝素對患者實施抗凝治療。兩組患者均連續治療8周后，對其生活質量進行評價，并對兩組患者生活質量評價結果進行統計學分析[1-2]。

1.3 臨床評價標準

采用世界衛生組織（WHO）制定的生存質量測定簡式量表（WHOQOL-BREF）對兩組患者經血液透析治療后的生存質量進行評價，此簡式量表共有26個問題，涉及生理、心理、社會關系、環境等評分，每題按照1～5分的評分標準，分數越高則生存質量越好[3]。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3.0統計學軟件對相關數據進行分析，計量資料用（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

2 結果

研究組患者經高通量血液透析方式治療后，患者的生理、心理、社會關系以及環境評分均顯著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尿毒癥的發病原因為患者體內腎功能衰退導致多種毒素無法排出體外，長期存在于身體中，是人體中新陳代謝及相關功能出現紊亂而引起的一種綜合癥狀，目前臨床主要治療方法為血液透析[4-5]。臨床研究表明，常規血液透析治療措施不能夠完全對患者體內大、中分子物質進行清除，因此患者體內易出現由于淀粉樣變引起的各類相關并發癥，如皮膚瘙癢、營養不良、胸腔積液以及腹水等，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5-7]。高通量血液透析的臨床治療機制為利用高通量血液濾器對患者實施常規血液透析治療措施，使用對水和溶質通透性較高的透析膜進行透析治療，透析膜表面具有疏水性，能夠有效吸附血液中蛋白質，且未引起任何化學反應，可對患者體內大、中分子毒素物質進行有效清除，能夠達到高效的血液透析效果，較好地對患者殘余腎功能進行保護，從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8]。

綜上所述，對尿毒癥患者進行臨床血液透析治療時，選用高通量血液透析方式能夠達到更為有效的治療效果，顯著提高患者治療后的生存質量，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1] 安書強，楊倩，史長生，等.血液灌流串聯血液透析濾過改善尿毒癥并發甲狀旁腺功能亢進[J].臨床誤診誤治，2013，26（2）：89-93.

[2] 陳錕.血液透析結合血液灌流治療尿毒癥腦病臨床觀察[J].當代醫學，2013，19（3）：37.

[3] 李建英，黃燕林，滕艷娟.運動療法在尿毒癥血液透析患者中的應用進展[J].醫學理論與實踐，2013，26（1）： 25-26.

[4] 羅玲，雷延蘭.心理干預對尿毒癥患者血液透析期護理的效果研究[J].重慶醫學，2013，42（5）：593-594.

[5] 王超.血液灌流串聯血液透析治療尿毒癥皮膚瘙癢療效觀察[J].中國實用醫藥，2012，7（36）：97-98.

[6] 肖偉，黃衛民，田亞非，等.夜間長時間血液透析尿毒癥患者營養狀況的分析[J].中國醫藥導報，2013，10（1）：62-64.

篇（7）

隨著社會老齡化，進入終末期腎衰竭的老年患者越來越多，接受血液透析治療的老年人比例也呈快速增長趨勢。但老年人存在著與年齡相關的生理特殊性，從而增加了透析治療的困難。筆者通過對321例老年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臨床資料的總結分析，提出老年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治療中常見并發癥的防治與相應的護理措施。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00年1月～2006年5月，共有794例患者在本院接受常規血液透析治療，其中老年人（≥60歲）321例（占40.4%）。321例中男186例，女135例。年齡60～94歲，平均（67.5±5.0）歲。原發病為慢性腎小球腎炎119例（占37.2%），高血壓腎病85例（占26.5%），糖尿病腎病70例（占21.6%），梗阻性腎病15例（占4.7%），多囊腎8例（占2.5%），痛風腎7例（占2.1%），其它病因17例（占5.3%）。

1.2 方法 采用意大利金寶AK-95及日本日機裝DBB-26型血液透析機。患者透析初期行頸內靜脈或股靜脈置管，4～6周待內瘺成熟后使用動靜脈瘺透析。每周透析2～3次，每次4～4.5h，血流量200～250ml.min，每次脫水0～4.5kg，均采用碳酸氫鹽透析。

2 結果

321例老年患者透析1～96個月，平均50.5個月，轉歸中改腹膜透析8例，放棄透析11例。患者 在透析中可能發生的并發癥有低血壓、高血壓、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絞痛、低血糖、尿毒癥腦病、消化道出血、腦溢血、心肌梗死等。

3 討論

20世紀90年代以前，70歲以上老年人曾作為血液透析的相對禁忌證。隨著透析技術的提高，現在高齡已不再是透析的禁忌證。我院2000年前老年血液透析患者（≥60歲）占透析患者總數的19.l%，2006年上升至40.45%，年齡最大為94歲。經血液透析治療的終末期腎病老年患者存活率及生活質量均明顯提高，但也面臨著諸多問題。

3.1 血管通路 老年患者多有動脈硬化及靜脈纖細、短缺、閉塞的病理特點，手術失敗率高。本組8例患者因多次動靜脈內瘺阻塞，自身血管無法再利用改腹膜透析;1例因上肢血管無法利用，選擇人造血管搭橋建立內瘺，現已成功使用19個月;2例實施鎖骨下靜脈永久置管術。為減少內瘺阻塞，內瘺術后要嚴密監測血管雜音及震顫，發現血栓形成及時處理。早期內瘺血栓常發生于手術24h內，主要原因是吻合的血管扭曲成死角，包扎壓迫、吻合手術中損傷血管導致水腫，吻合口過小，動靜脈剝離不干凈或動脈痙攣，亦可見于低血壓及高凝狀態。措施:及時發現，立即處理，再次手術吻合，改正吻合技術，注意保溫及維持血壓，有高凝狀態者術后給予抗凝治療。晚期內瘺栓塞常見于早期使用尚未成熟的動靜脈內瘺、穿刺和壓迫止血不當、低血壓和血液過于粘稠。防護措施:①嚴格掌握內瘺使用時間，一般內瘺成熟于術后3～4周。②要正確操作和注意內瘺護理。老年患者血管條件差、血管脆弱，首次使用要選擇有經驗的護士穿刺，拔針時在皮膚穿刺部位和血管穿刺孔處準確壓迫止血，壓力為40mmHg左右，達到在血流不間斷的止血部位可以感到波動的程度。動脈止血時間15min，靜脈止血時間為10min，確認止血后再用彈力繃帶持續壓迫止血，定期更換穿刺部位。此外，高超的穿刺技術和精心的護理是內瘺長期通暢的保證。③及時糾正低血壓和血液粘稠。老年患者透析過程中較年輕人更易出現低血壓，特別是循環系統不穩定的重癥患者，由于出入量平衡變化更易致低血壓。如果發現血壓低，一邊探察其原因，一邊連續測定血壓，持續觀察循環狀態;同時減小超濾速度和血流量，必要時可以輸液，如不見好轉，報告醫師，請求處理。指導患者限制飲水和鹽分攝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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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心血管并發癥 大多數老年終末期腎病患者在進入維持性血液透析治療前即有明顯的心血管系統損傷，血液透析中更易出現心血管并發癥，這是本組患者最常見的并發癥。

3.2.1 低血壓 血液透析過程中，老年人較年輕人更易出現低血壓，且癥狀更為嚴重。因老年人往往合并左心室肥厚、心肌供血不足等，導致老年患者心臟儲備功能低下。當周圍血管阻力降低時，心排血量不能相應提高，血管硬化，血容量相應不足，允許血壓波動的范圍小，血管充盈差。為防止老年患者血透過程中血壓下降，我們采取以下措施:①控制超濾速度（

3.2.2 高血壓 高血壓是血透患者心血管疾病主要的但是可逆的危險因子。對于老年透析人群，血壓 控制在140.90mmHg以下可能引起低血壓或心肌低灌注，所以

3.2.3 心力衰竭、心絞痛及心律失常 在透析條件相同的條件下，老年患者的心血管并發癥明顯多于青壯年組，包括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及心絞痛等［2［ ，也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其中心力衰竭主要與高血壓、左心室肥厚以及透析不充分等因素有關;而心律失常及心絞痛的發生主要與超濾脫水引起的低血壓有關。對于以上情況我們在藥物控制高血壓的基礎上采取個體化透析，即增加透析頻率，限制每次超濾量;或采用對血液動力學影響小的血液透析濾過模式（HDF），提高血液透析質量;必要時輸血糾正貧血。

3.3 心理狀況分析及護理 尿毒癥患者普遍存在著心理障礙，抑郁癥發生率較高。一部分老年患者因喪偶、經濟負擔重等原因更易產生悲觀情緒，導致不配合治療，增加了透析并發癥的發生。臨床中，我們首先爭取其家庭配合，同時多與患者交流，努力提高其對血液透析的認識，鼓勵患者樹立信心，鼓勵其適當活動，適當參加體育鍛煉。 盡管改善老年維持性血透患者的預后需要多方位的治療，但可以肯定的是，早期預防其并發癥的發生是顯著改善患者長期預后的唯一方法。

篇（8）

【中圖分類號】R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8801（2013）06-0356-01

代謝綜合征（MS）是一種多種心血管疾病以及內分泌疾病的高危因素在同一個體內聚集的病理性過程，其發生機制十分復雜，目前尚未完全清楚，且沒有單一的特效藥物能夠預防及治療[1]。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公布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示，13億人口中約有6500萬肥胖患者，成人超重率約為23%，超重總人數達到2億[2]。血脂高、血糖高等癥狀是困擾肥胖患者的重要因素。對此，應該注意加強對患者的治療。本研究中對比了兩種治療方法，即中藥組方和氟伐他汀對代謝綜合征（MS）高血脂患者血脂水平的影響，現將具體的研究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及方法

1.1 臨床資料。回顧性分析了2008年7月至2012年7月入住我院的100例代謝綜合征（MS）高血脂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61例，女39例；年齡25～77歲，平均（52.20±5.52）歲；將本組患者按照抽簽法隨機地均分為對照組與觀察組，兩種在一般資料方面無統計學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 MS診斷標準。中國糖尿病學會（CDS）關于MS的臨床診斷標準，具體包括如下內容[3]：①超重或者肥胖者，BMI在25.0kg/m2以上；②高血糖患者，空腹血糖在6.1mmol/L以上者；③高血壓患者，DBP/SBP在140/90mmHg以上；④血脂水平紊亂者，TG在1.7mmol/L者，HDL-C

1.3 排除標準。主要包括[4]：①對氟伐他汀藥物過敏者；②排除妊娠期或者哺乳期婦女；③近期出現各種感染以及介入手術治療者；④急性心腦血管、腫瘤、創傷、貧血以及肺肝腎等系統嚴重疾病患者；⑤不能自愿參與本試驗者。

1.4 治療方法。

1.4.1 對照組。本組男性患者數29例，女性患者數為21例。服用氟伐他汀藥物，40mg，po，qn。

1.4.2 觀察組。本組男性患者數32例，女性患者數為18例。服用中藥組方：半夏、天麻、枳實、澤瀉及菜菔子各10g，白術、生首烏及絞股藍各為12g，膽星6g，蒼術、丹參及荷葉各為15g。上述中藥組方用水煎服，每日一劑，采用口服方式。

在實際的治療過程中，可使用磺脲類降糖藥物以及非利尿劑類降壓藥物，以避免使用可能對代謝產生干擾的其他降脂以及減肥類藥物等。總治療療程為12wk，每4wk對肝功能以及腎功能各復查一次，若出現AST或者ALT水平上升超過正常范圍的1.5倍，應退出研究。治療過程中保持相對恒定的飲食以及運動量，使得患者的體質量不受非觀察藥物的影響等。

1.5 觀察指標。比較兩組治療前后血糖（FPG）、膽固醇（TC）、甘油三脂（TG）、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以及體重指數（BMI）等指標。

1.6 統計學處理。采用SPSS16.0軟件對數據加以統計及分析，計量資料以“X±S”的形式進行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比的形式進行表示，采用卡方檢驗；P

2 結果

本研究結果見下表1。由下表可知，對照組與觀察組治療前后FPG、TC、TG、HDL-C、LDL-C及BMI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中醫認為，MS的病因為過食肥甘厚味，素體肥胖，少動或情志失調，病位在肝脾。肝失疏泄，脾失健運，脾不能為胃行其津液，脾不散精，物不歸正化則為痰、為濕、為濁、為脂，郁熱、痰濁、瘀血內蘊是其核心病機。清熱泄濁健脾是其主要治法。高脂血癥為脾失健運，中焦氣機失調，痰弊內生，流住經絡，滲入血中所致。痰濁混雜血中，阻滯氣機運行，日久導致血瘀。觀察組所用中藥組方中用荷葉、澤瀉清暑利濕、升陽止血。本研究主要觀察指標為：比較兩組治療前后血糖（FPG）、膽固醇（TC）、甘油三脂（TG）、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以及體重指數（BMI）等指標。結果表明：對照組與觀察組治療前后FPG、TC、TG、HDL-C、LDL-C及BMI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

篇（9）

[中圖分類號] R57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1（b）-0067-05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and adiponectin in the patients with hyperuricemia an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TIAN Feng ZHENG Zhigang ZHENG Zhongping GUO Xinghua GUO Feng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Yangang Hospital of Yantian District in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Shenzhen 51808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CIMT） in hyperuricemia combined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patients，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adiponectin （APN） and CIMT. Methods The patients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Yangang Hospital of Yantian District in Shenzhen City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he level of serum uric acid and ultrasound of liver. Hyperuricemia combined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HUA+NAFLD group， n = 60）， simple hyperuricemia group （HUA group， n = 60）， and normal group （control group， n = 55）. The serum levels of fasting insulin， blood lipid， uric acid （UA）， APN， CRP and CIMT were detected. Waist-hip-ratio （WHR）， body mass index （BMI）， and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result of carotid artery thickness （CIMT） in HUA+NAFLD group was （0.97±0.35） mm，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or P < 0.01）. The value of APN in HUA+NAFLD group [（8.40±1.85）mg/dL]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12.58±1.22） mg/dL] （P < 0.01）. CIMT， CRP， APN and age， blood pressure， blood fat， BMI， WHR， HOMA-IR， uric acid （UA） were taken straight line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IMT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BP， WHR， BMI， HOMA-IR， TC， TG， LDL-C， CRP， etc （P < 0.05 or P < 0.01）， but ha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HDL-C and APN （P < 0.05 or P < 0.01）. Conclusion There are more prone to atherosclerosis disease in the hyperuricemia with NAFLD than the simple hyperuricemia individuals.

[Key words] Hyperuricemia；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 Adiponectin

高尿酸血癥（hyperuricemia，HUA）常與高血壓、高脂血癥、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肥胖、胰島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等代謝性心血管危險因素伴發，使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風險大為增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作為一種除外酒精和其他明確因素所致的以彌漫性肝細胞大泡性脂肪變為主要特征的肝臟病變，其發病機制與IR為基礎的代謝綜合征（metabolism system，MS）各相關成分關系密切[1]。近年來，隨著人們飲食結構的改變，NAFLD作為MS的肝臟表現已成為我國常見的慢性肝病之一。流行病學資料顯示：中國成人NAFLD患病率為20%～33%，其中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ASH）和肝硬化分別占10%～20%和2%～3%；而高脂血癥患者NAFLD患病率分別為28%～55%和27%～92%[2-3]。HUA及NAFLD二者同時存在對人群的心血管疾病風險是否較單純HUA更為明顯，目前臨床缺乏相應研究。而脂聯素（adiponectin，APN）作為脂肪細胞特異分泌的細胞因子，其基因位置位于染色體3q27，正是MS的易感基因所在區域。該基因的多態性不僅與MS的各種特征相關，而且與胰島B細胞的功能有關[4]。在近年的研究中APN被證實：它是一種同時具有抗炎、增加胰島素敏感性及心血管保護作用的脂肪細胞因子[5]。以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CIMT）作為衡量動脈粥樣硬化靶器官損害，已被公認為反映亞臨床動脈硬化的客觀指標[6]，可作為評估大血管病變存在與否的早期指標。本研究旨在明確HUA及NAFLD對大血管病變的影響，并探討其可能的機制。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1年1月～2012年12月在廣東省深圳市鹽田區鹽港醫院（以下簡稱“我院”）體檢人群175例，作為本次研究的對象，實驗分為以下三組：HUA合并NAFLD組（HUA+NAFLD組，60例），單純HUA組（HUA組，60例），健康對照組（55例）。具體如下：高尿酸血癥（HUA）診斷標準按2009年中國醫師協會心血管內科醫師分會《無癥狀高尿酸血癥合并心血管疾病診治建議專家共識》：正常嘌呤飲食狀態下，非同日兩次空腹血尿酸水平男性高于420 μmol/L（7 mg/dL），女性高于357 μmol/L（6 mg/dL），即可診斷為HUA。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依據中華醫學會肝臟病學分會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學組在2006年制定的《非酒精性脂肪肝診斷標準》[2]。凡具備下列第l～5項和第6或第7項中任何一項者即可診斷為NAFLD：①無飲酒史或飲酒折含乙醇量男性每周小于140 g，女性每周小于70 g；②除外病毒性肝炎、藥物性肝病、全胃腸外營養、肝豆狀核變性等可導致脂肪肝的特定疾病；③除原發疾病臨床表現外，可有乏力、消化不良、肝區隱痛、肝脾腫大等非特異性癥狀及體征；④可有體重超重和（或）內臟性肥胖、空腹血糖增高、血脂紊亂、高血壓等MS相關組分；⑤血清轉氨酶和γ谷氨酰轉肽酶水平可有輕至中度增高（小于5倍正常值上限），通常以谷丙轉移酶（ALT）增高為主；⑥肝臟影像學表現符合彌漫性脂肪肝的影像學診斷標準；⑦肝活體組織檢查組織學改變符合脂肪性肝病的病理學診斷標準。排除以下因素：有不穩定心絞痛，或曾有明確冠心病發作病史者；有慢性腎小球腎炎，和（或）腎功能不全者；檢查前3 d連續進食高嘌呤食物，如：肉類、海鮮、動物內臟、濃肉湯等；檢查前1 d，過量飲酒（啤酒、白酒）及劇烈體育鍛煉者；近期連續服用普萘洛爾、硝苯地平、噻嗪類利尿劑、復方降壓片、小劑量阿司匹林、吡嗪酰胺片等影響尿酸排泄藥物者；及有長期飲酒史或飲酒折含乙醇量男性每周≥140 g，女性每周≥70 g；病毒性肝炎、藥物性肝病、全胃腸外營養、肝豆狀核變性等，可導致脂肪肝的特定疾病；嚴重的心衰、腎衰、感染、發熱、糖尿病急性并發癥；肝功能指標≥正常上限的2倍。HUA合并NAFLD組患者60例，其中男31例，女29例，平均年齡（58.5±7.6）歲。單純HUA組患者60例，其中男33例，女17例，平均年齡（56.4±8.4）歲。診斷符合上述《無癥狀高尿酸血癥合并心血管疾病診治建議專家共識》中診斷標準。以同期來我院接受體檢的55例健康者，其中男32例，女23例，平均（54.3±6.5）歲，為對照組；以上研究通過醫院倫理委員會同意，所有研究對象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1.2.1 資料收集 本次研究的175例對象，在接受本院檢查或者是入院時均進行了身高、體重和血壓測定，血壓由專人、專血壓器測量，取坐位測量的3次收縮壓（SBP）和舒張壓（DBP）的均值。所有受試者均禁食8 h，次晨空腹采靜脈血檢測血漿脂聯素（APN）、C反應蛋白（CRP）、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島素（Fins）、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總膽固醇（TC）等指標。計算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胰島素抵抗指數（HOMA-IR）計算公式：HOMA-IR=FPG×Fins/22.5。

1.2.2 脂聯素水平的測定 脂聯素采用ELISA測定（試劑盒由上海滬尚公司提供），板內變異系數

1.2.3 頸動脈血管多普勒彩超檢查 由專人操作，應用德國SIEMENS多功能彩超診斷儀。探頭頻率為7.5～11.0 MHz，分別測量左頸動脈、右頸總動脈遠端分叉1 cm處、頸內動脈起始端、頸動脈竇部3個點的內膜中層厚度（IMT）。兩側共6點值，然后取平均值。因后壁顯示最清晰，故以后壁IMT為標準。

1.2.4 B超診斷脂肪肝 具體標準為，肝區近場彌漫性高回聲，回聲強度高于脾臟和腎臟，少數表現為灶性高回聲；遠場回聲衰弱，光點稀疏；肝內管道結構顯示不清；肝臟輕度或中度腫大，肝前緣變鈍（由專人操作）。

1.2.5 其他研究指標 腰臀圍測量方法為：受試者直立，兩腳分開30～40 cm，用一根沒有彈性、最小刻度為1 mm的軟尺放在右側腋中線胯骨上緣與第十二肋骨下緣連線的中點（通常是腰部的天然最窄部位），沿水平方向圍繞腹部1周，緊貼而不壓迫皮膚，在正常呼氣末測量腰圍的長度；臀圍測量是臀部的最寬處。計算腰臀比值（WHR），WHR=腰圍/臀圍。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3.0統計軟件包對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非正態分布數據經對數轉換為正態分布，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三組臨床資料比較

三組間性別、年齡、舒張壓等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三組臨床資料比較

2.2 三組其他臨床指標情況比較

HUA+NAFLD組及HUA組收縮壓、BMI、WHR、HOMA-IR、C反應蛋白（CRP）等指標，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其中，BMI及CRP指標，HUA+NAFLD組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見表2。

2.3 三組血脂情況比較

與對照組比較，HUA+NAFLD組與HUA組的TG、TC、LDL-C升高，HDL-C 降低，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其中，NAFLD組與HUA組相比，TG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TC、LDL-C、HDL-C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3。

表3 三組血脂情況比較（x±s）

注：與對照組比較，*P < 0.05，#P < 0.01；與HUA組比較，P < 0.05；TC：總膽固醇；TG：三酰甘油；LDL-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2.4 三組APN、CIMT比較

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CIMT）比較結果顯示：HUA+NAFLD組與HUA組中CIMT，較對照組明顯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或P < 0.01）。APN比較結果顯示：與對照組相比，APN在HUA+NAFLD組及HUA組中下降（P < 0.05），其中，HUA+NAFLD組下降尤為明顯（P < 0.01）。見表4。

表4 三組APN、CIMT比較（x±s）

注：與對照組比較，*P < 0.05，#P < 0.01；APN：脂聯素；CIMT：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

2.5 C-IMT與APN、CRP等指標的相關性分析

對HUA+NAFLD組及HUA組中CIMT、CRP、APN分別進行年齡、血壓、血脂、BMI、WHR、HOMA-IR、尿酸（UA）等直線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CRP和C-IMT、腰圍、腰臀比、TG、HOMA-IR呈正相關（P < 0.05或P < 0.01），與APN水平呈負相關（P < 0.01），CIMT與SBP、WHR、BMI、HOMA-IR、血脂、CRP、UA等指標呈正相關（P < 0.05或P < 0.01），與APN呈負相關（P < 0.05）。APN與腰臀比、HOMA-IR、CRP、C-IMT、UA呈負相關（P < 0.05或P < 0.01），與HDL-C呈正相關（P < 0.05）；與其他的因素均沒有相關性（P > 0.05）。詳見表5～7。

3 討論

研究表明：在高尿酸血癥人群中，存在許多傳統的心血管危險因素，包括肥胖、糖尿病、高甘油三酯血癥、高血壓等[7]。一項覆蓋1600人的橫斷面調查中顯示：在有代謝性危險因素的中國人群中，男性、女性的HUA患病率分別為20.58%和30.55%；而在HUA個體中，同時合并肥胖、糖尿病、血脂異常及高血壓等3種以上代謝危險因素者，男、女比例分別高達76.92%和67.64%[8]，其中，約80%的HUA患者合并高血壓，合并超重或肥胖為50%～70%，高脂血癥則為67%以上。HUA通過與經典危險因素的相互作用或獨立作用，參與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發展及轉歸。對高尿酸血癥進行早期干預，可能會對心血管疾病的預防和治療產生積極的影響。對5929例25～74歲研究對象平均隨訪16.4年的NHANESⅠ研究結果顯示：1593例死亡中，無論是男性、女性、白人還是黑人，其血UA水平與心血管病病死率呈正相關，其中731例（45.9%）歸因于心血管疾病；血尿酸每升高59.48 μmol/L，因缺血性心肌病死亡的心血管病危險比率男性為1.09，女性為1.26[9]。本研究觀察到：與正常人群相比，無論是否存在NAFLD情況，HUA個體的CIMT均有明顯增加（P < 0.05）。進一步驗證并提示：HUA個體存在更為明顯的動脈粥樣硬化趨勢，CVD風險更為突出。這種風險與脂代謝異常、胰島素抵抗、腹型肥胖及血壓都有明顯相關。

NAFLD是指以彌漫性肝細胞大泡性脂肪為主要特征的臨床病理綜合征，導致NAFLD的原因不包括酒精和其他明確病毒感染等因素。作為非感染性因素所致的慢性肝臟疾病，NAFLD目前被認為是MS在肝臟的表現。根據病理和臨床表型情況，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類型可以分為單純性脂肪肝（SFL）、NASH和NASH相關性肝硬化。目前，關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發病原因學術界沒有統一的說法。關于其發病機制的“二次打擊”學說，被學術界廣泛接受。其中，第1次打擊主要是由于IR引起的TG沉積；第2次打擊主要是由于氧化應激，導致炎癥的發生[10]。NAFLD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IR，使得TG過度沉積，同時合并糖原合成異常，造成內臟，尤其是肝臟內細胞TG異常堆積。存在HUA等代謝危險因素的個體，因IR的病理機制，造成機體對胰島素的生理效應不敏感，脂代謝途徑異常并同時合并脂質過氧化，造成肝臟在IR情況下更易出現肝臟氧化應激損傷[11]。HUA等代謝綜合征人群中的高胰島素血癥及內臟型肥胖，目很多學者認為：IR應該是NAFLD形成的一個獨立危險因素，特別是：肝源性IR也被認為是NAFLD的發病關鍵因素[12]。IR使胰島素抑制脂肪酶的活性下降，外周脂肪組織分解增多，游離脂肪酸（FFA）水解增高，大量的FFA更容易通過門靜脈系統進入肝臟，使肝臟對FFA氧化和利用不足，從而脂化形成TG增加，而肝細胞內脂肪運出肝的能力受限，使肝細胞內脂肪堆積形成脂肪肝。NAFLD本身也加重IR。本研究結果同樣顯示出：HUA同時合并NAFLD的人群，其IR程度更為突出，中心性肥胖更為明顯，以血壓、血脂為臨床表象的代謝異常也較正常人群及單純HUA者更為典型。其頸動脈為代表的血管硬化及內膜增厚等血管損害表現也非常明顯。

NASH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已被證實與炎性物質及脂肪產生的激素相關[13]。脂肪組織產生的激素，特別是：APN有獨立的心血管疾病相關性，并具有明確的抗炎，抗AS作用。在肥胖合并NAFLD患者中，APN水平比單純肥胖者降低，提示APN除了可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法增加胰島素的敏感性，促進肌肉對脂肪酸的攝取及代謝，降低肌肉、肝臟、循環血液中FFA及TG濃度，從而解除高脂血癥所引起IR。同時，APN也直接作用于肝組織，抑制葡萄糖的生產和防止脂質堆積，并通過抑制單核細胞的前體細胞增殖及成熟巨噬細胞的功能而抑制TNF-α基因表達，最終對炎癥反應起負調節作用，從而有助于血管受損部位內皮細胞的恢復，對心血管系統起間接保護作用[14]。近期研究中，APN水平降低與轉氨酶和α-GT水平增加相關，提示：APN除了上述作用外，還可能在維持肝細胞功能完整性方面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在本項研究中，APN在NAFLD組及HUA組中均較正常對照組明顯下降（P < 0.05），且直線回歸分析顯示：APN濃度變化與CIMT負相關，也進一步揭示：在HUA及NAFLD等代謝組分明顯異常的個體中，APN的濃度降低參與、促進了這類患者的大血管病變進展過程。

總之，HUA合并 NAFLD流行病學形勢嚴峻；與單純性HUA比較，合并NAFLD的IR更為明顯，大血管病變風險更為突出。因此，加強對HUA伴NAFLD患者脂肪肝的綜合防治與早期檢測CIMT、APN及CRP等非常重要。本研究結果表明：首先，HUA并非NAFLD者，CIMT明顯高于正常對照組；提示相對于正常人群，這兩類患者的心、腦血管并發癥風險更為明顯。另外，血脂代謝異常及中心性肥胖等代謝危險因素的存在與否，是NAFLD及HUA者存在心血管疾病發病率增加的重要相關介質。因此，通過本研究可以證明在HUA并NAFLD的患者中，心血管疾病風險更為增加。同時，本研究結果也進一步證實了，以前研究數據所表明的：NAFLD是MS在肝臟中的體現。更重要的是，通過此項研究結果顯示：以超聲檢查評估NAFLD患者的影像學表現，與其頸動脈內膜厚度增加平行性良好，并與HUA及NAFLD組患者的臨床MS表型吻合。因此，早期對HUA及NAFLD等CVD高危人群進行CIMT及超聲檢查，具有良好的臨床實踐推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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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ngulo P，Alba LM，Petrovic LM. Leptin，insulin resistance，and liver fibrosis in huma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J]. Hepatol，2004，41：943-949.

篇（10）

(一)一個核心

所謂一個核心,是指在進行政治哲學研究時,所有問題的圓心,也就是政治哲學研究中的核心問題。在現代政治哲學理論中,關于核心問題的討論非常多,不同的研究者具有不同的觀點,將范圍縮小至漢語學界,關于核心問題的意見有兩種:第一種,對于政治哲學研究,當其歸屬于漢語學界時,盡管政治哲學問題的分歧非常多,但是核心問題卻是確定的,核心問題是指“社會正義”;第二種,此種意見否定了第一種意見,研究者認為,“社會正義”的概念是十分抽象的,對于“社會正義”的解說,不同政治派別的哲學家給出的解說是不同的,進而在意識上形成對峙性,基于此,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應該用“歷史與自由的緊張”來表述。從合理性上來看,第二種意見所具備的合理性更高,由此,在政治哲學中,一個核心就是第二種觀點的表述。

(二)雙線對舉

在現代政治哲學中,對政治哲學進行闡述時,著眼點為獨特的問題。政治哲學之所以具備“現代”屬性,主要是由三方面的原因來決定的:第一,在當代社會中,政治哲學研究的背景與中國古典政治哲學是不相同的;第二,在進行問題論述時,政治哲學所具備的方法預設發生了改變;第三,對于當前的政治,政治哲學對其影響方式發生了改變。在現代政治哲學中,問題的討論都是對舉進行的,比如公共與私人問題的討論、壓迫與解放問題的討論等,實際上,對舉討論方式的本質是二元思維方式,二元思維方式是近代社會發展中所形成的,對于現代政治哲學的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多重衍生

在現代政治哲學中,涉及到很多的學科,這些學科會產生邊際效應,而多重衍生就是在此基礎上進行政治哲學問題研究的,同時,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整個政治過程中會具有多種互動,這也是多重衍生的一個方面。對于多重衍生問題,所涉及的政治哲學研究問題領域比較多,而且,這些問題是在人們的生活中經常被發現的,具備極高的熟知度。

二、政治哲學的思想資源

(一)西方政治哲學理論

我國在進行政治哲學研究時,首要的思想資源就是西方政治哲學理論,而且,此種西方政治哲學理論還具備規范性,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選擇,主要的原因是:我國在進行政治思想的研究時,通常不會直接將其表達出來,而是將其隱藏在某種政治時事的輿論中,不過,在西方的政治思想研究中,政治哲學理論的研究成就具有很強的連續性,而且都是直接的表述出來,另外,西方政治哲學理論在發展的過程中,其所具備的“現代”非常的獨特,與現代國家的社會結構非常的適應,因此,在一些后發展的現代國家中,西方政治哲學理論有著極強的制約作用。由于西方的政治哲學理論研究開始的比較早,而且也比較成熟,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西方的”就等同于“現代的”,因此,我國的現代政治哲學在進行研究時,就必須要參考西方的政治哲學理論。由此,也使得西方政治哲學理論成為首要的思想資源。

(二)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

在當今的政治哲學研究中,中國古典的傳統政治哲學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這是由三個方面的原因決定的:第一方面,在漢語文化語境中,政治哲學問題的研究會受到傳統政治思維非常大的影響,在傳統的政治思維中,典范性、系統性都比較強,如果以現代的視野來看的話,這傳統政治思維的典范性等方面并不怎么強,然而,在進行政治哲學研究時,這種影響是無法忽視的;第二方面,在中國發展的歷程當中,其政治思維、政治神經、行動方式都受到中國古典傳統政治哲學的影響比較大,再加上這種影響具備長期性,因此,政治哲學的研究必要受到古典政治哲學的影響,另外,在中國發展的過程中,一個比較現實的關鍵問題就是如何實現傳統政治形態的轉化,在實現現代政治形態轉化的過程中,必須要在充分理解傳統政治哲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來進行,從而有效地發揮中國古典傳統政治哲學的積極作用;第三方面,中國古典傳統政治哲學在形成的過程中,受到西方政治哲學理論的影響比較大,因此,我國在對西方政治哲學理論進行理解時,傳統的政治哲學將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參照物,通過傳統政治哲學的對比,就可以明確政治哲學基本理念的排出與接受的種類,劃出明確的范圍。

篇（11）

當代政治哲學這一光怪陸離的景觀實際表明，政治哲學具有不受現代學術分工所牢籠的特性。這首先是因為政治哲學的論述范圍極為廣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習俗以至社群、民族、國家及其經濟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別、友誼、婚姻、家庭、養育、教育以至文學藝術等表現方式，因此政治哲學幾乎必然具有跨學科的特性。說到底，政治哲學是一個政治共同體之自我認識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現。政治哲學的興起一般都與政治社會出現重大的意見爭論有關，這種爭論往往涉及政治共同體的基本信念、基本價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據，從而必然成為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的共同關切。就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再度興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謂的“六十年代危機”，亦即上世紀60年代由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引發的社會大變動所導致的西方社會文化危機。這種危機感促使所有人文社會學科不但反省當代西方社會的問題，而且逐漸走向重新認識和重新檢討西方17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基本現代觀念，這就是通常所謂的“現代性問題”或“現代性的危機”。不妨說，這種重新審視“現代性問題”的基本走向，正應了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多年前的預言：“徹底質疑近三四百年來的西方思想學說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點。”

政治哲學的研究在中國雖然才剛剛起步，但我們以為，從一開始就應該明確：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趨地去與當代西方學術“接軌”，而是要自覺地形成中國學界的批判意識與獨立視野。要而言之，中國學人研究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學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國政治哲學的傳統。也因此，坊間已經翻譯過來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學教科書，雖然對教書匠和應試生不無裨益，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其視野和論述往往過窄。這些教科書有些以點金術的手法，把西方從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繪成各種理想化概念的連續，卻盲然不顧西方政治哲學中的“古今之爭”這一基本問題，亦即無視西方“現代”政治哲學乃起源于對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拒斥與否定這一轉折；還有些教科書則僅僅鋪陳晚近以來西方學院內的細瑣爭論，造成“最新的爭論就是最前沿的問題”之假象，實際卻恰恰缺乏歷史視野，看不出當代的許多爭論其實只不過是用新術語爭論老問題而已。雖然我們并不否認當論對問題的表述和分析或許更細致，但我們更要強調的是問題本身的歷史深度及其來龍去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