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糾紛的解決方式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經濟糾紛的解決方式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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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工程結算難的原因

1、建筑工程管理存在無序和混亂，制約著建筑工程結算目前，由于在現階段下的經濟體制，我國對合同的管理存在極其不規范的現象，現在的經濟體制存在一定的制約性，并且管理手段落后不能夠滿足現在建筑工程結算的管理。建筑工程合同存在的不完全性就要求對合同進行規劃的管理，而建筑工程造價的不確定性則要求對合同實施的工程加強管理。現在，存在很大的問題是在于技術與經濟的脫節，施工管理和合同管理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不能夠形成統一，施工人員既不能夠對經濟有所了解，又不能夠有一定的合同管理意識。而在實際施工過程中，一般的管理人員都只是注重對工程質量的管理，而忽略了對合同的管理，同時監管的體制也不能夠達到要求，不能夠實現規范化管理的要求。

2、建筑工程合同的不完全性決定了工程款的不確定性建筑工程合同是一種比較典型的不完全性合約，其與一般性的購物合同有所差別。這種不完全性是由于建筑工程本身決定的，建筑工程本身就存在比較強的專業性和復雜性，在簽訂建筑工程合同的過程中，不能夠對每一個細節都作出比較詳細的規定，并且對可能出現問題的地方改善措施和解決方案有明確的規定，更不能夠對存在不可預知的情況做好實現的補償和安排。為了能夠將改善建筑工程合同這種不完全性，簽訂合同的雙方在簽訂合同時，都應該考慮到再協商，再修正，以便更好地解決糾紛，以此來彌補建筑工程合同中這一缺陷。建筑工程合同款的最初造價和追加款存在不確定性，在進行具體施工過程中，需要進行隨時的變動，不斷地進行調整。

三、建筑工程結算難的治理措施

1、提高解決工程結算糾紛的質量有效地提高解決工程合同糾紛的質量關鍵在于建立合適的糾紛解決機制。根據以往的案例表明，通過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建筑工程結算的糾紛，并不是一種最理想的方式，訴訟存在其自身的缺陷，解決工程緩慢，程序復雜，現在應該借鑒國外一些先進的經驗，來改進我國現在的解決建筑工程結算合同經濟糾紛機制。采用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通過運用這種解決方式，就不需要做那些復雜麻煩的法律程序，而是通過談判、協調、調解等等形式來解決糾紛，這種方式具有比較強的專業性，一旦出現經濟糾紛時，能夠迅速作出正確的判斷，并且簡單、便捷，在國際工程糾紛中得到了比較廣泛的應用。

2、提高合同的簽約質量提高合同的質量關鍵在于能夠在簽訂之前做好防御工作。在簽訂合同的過程中應該對采用什么樣的結算方式有比較明確的規定，無論是采用計量與支付，還是建筑工程費用需要變更以及需要進行索賠的都應該有相應的規定，同時在簽訂合同時，還應該對合同雙方應該承擔的責任以及義務都有比較詳盡的規定。提高合同質量主要的是提高合同雙方人員的綜合素質。對采用不同方式來進行簽訂合同的雙方，采用招標工程的，應該將招標文件盡快的轉換為正式的合同，并且加強對合同的審查；對進行工作的，應該找好合格的人，并且不斷地提供人的服務。

篇（2）

一、經濟法糾紛

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國家調節經濟法律糾紛是經濟法糾紛，這些糾紛是政府職能部門運行國家賦予的權力來調節的。經濟法糾紛主要包括經濟權利、義務之間的爭議，這些糾紛如果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就會擾亂經濟秩序，因此需要經濟法來解決各類經濟糾紛，保證經濟秩序運行。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經濟糾紛與經濟法糾紛。所謂經濟糾紛，是指利益主體在權利和義務方面的矛盾導致的經濟法主體之間的糾紛。其范圍涉及平等主體間的糾紛、被管理人的法人、組織及機關單位間的糾紛。而經濟法糾紛指的是發生在經濟調節過程中的經濟權利和義務間的爭議。在辨析經濟法糾紛與經濟糾紛的區別時，一定要明確經濟法糾紛不是由商品交換或是民事糾紛引起的，是糾紛雙方經濟實力、社會地位不對等的情況下產生的糾紛，它與民事糾紛有著本質區別，當然也與一般國家行政管理活動中產生的行政糾紛不同。此外，如果經濟法糾紛尚未構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來解決的。

二、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必要性

宏觀調控是國家對經濟總體運行做有利于社會發展的調控手段，在實際操作中，政府作為國家經濟調節的主體，在行使國家賦予的權力干預市場運行、市場資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顧效率與公平，在避免貧富兩極分化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個國家對資源的管理都是很認真的，因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資源還是非再生資源，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犧牲后代的利益滿足本代人無節制的欲望。國家經濟調節的主要目的就是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率，實現資源有效配置與再分配的公平性，經濟調節在讓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時，一定不能損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體的利益受到損害，勢必會導致利益主體間的各類紛爭。此外，國家經濟調節權也不能被濫用，這勢必影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眾所周知，利益紛爭是導致經濟法糾紛的根源。經濟法糾紛一旦出現，一定要及時處理并妥善解決，否則將直接影響經濟法的遵守和實施，也會使“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無法實現資源配置，不利于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優化經濟法糾紛解決機制相當必然。一般來說，解決糾紛的方法有四種：協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糾紛在前三種方法無法解決的情況下采取的比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須明確，經濟法糾紛的主體如果是國家經濟調節的機關或是組織，就不適用仲裁方法來解決經濟法糾紛，這是由于仲裁機構本來就是社會組織，它無權對行使國家經濟調節權的機關或組織行使仲裁權，因此這類經濟法糾紛解決不適用仲裁。

三、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機制

以干預、管理和調控來實現對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調節是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它的調整對象是經濟主體間的各類經濟法糾紛。這些糾紛包括合法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中發生的經濟法糾紛、國家在整頓經濟秩序中產生的經濟法糾紛和國家宏觀調控中引發的各類經濟法糾紛。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糾紛解決機制，首先要對調節的對象進行深入分析，同時還要分析當前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大環境，兼顧優化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機制來尋求能夠有效解決經濟糾紛的有效途徑。

（一）民事訴訟解決經濟法糾紛。提及民事訴訟，實質就是平等主體間的利益糾紛的解決途徑，包括普通民事訴訟和特別民事訴訟。但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經濟法糾紛主體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為了公正起見，就需要對現有的普通民事訴訟解決經濟法糾紛的制度進行優化革新。一般來說，可采用舉證責任倒置的手段，當然也可以對處于弱勢一方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援助。與此同時，還需要簡化訴訟程序來糾正當事人雙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歐美一些國家甚至還從當事人的經濟負擔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訴訟成本、推行集團訴訟制度、建立小額訴訟制度、實行電子送達、改進公示制度等措施來保證司法解決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訴訟解決經濟法糾紛。行政訴訟是一種高效的糾紛解決方法，這種方法主要適用于當事人是國家行政機關或是法律法規授權行使行政權力的組織和個人。它針對的是具體行政行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訴訟和特別行政訴訟。國家調節經濟的權力是由國家或是法律法規賦予特定的行政機關來行使經濟調節權，因此國家經濟調節的主體間、被調節主體間以及調節主體和被調節主體間的糾紛需要行政訴訟來解決，當然也有一些受影響的第一方與國家經濟調節主體間也會有經濟法糾紛，這類糾紛也可適用行政訴訟來解決。

總的來說，普通行政訴訟制度可以擴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學有效的集團行政訴訟制度，在行政訴訟的種類、證據收集與舉證責任、撤訴與調節等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優化工作，這樣才能有效地適應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的需要。

作者:程明月 單位:江蘇財會職業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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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法可訴性

從定義上來理解，經濟法可訴性是經濟法自身擁有可以能夠按照司法程序調解經濟糾紛的屬性，是政府在經濟生活中解決經濟問題的銳器。當然，經濟糾紛的主體也有權通過合法程序申訴，希望司法部門來解決經濟糾紛。從經濟法可訴性的對象上來看，它主要是經濟糾紛。經濟法的可訴性是經濟法具備的能解決在經濟生活中各類糾紛的屬性，是當事人有權訴求于司法機關來解決糾紛的必要性和終局性。經濟糾紛看似簡單，實則復雜，這主要是因為它不易采用協商或是仲裁的方式解決，在行政執法中還要受到其正當性的挑戰。從當前我國經濟糾紛解決的大環境來看，完成排除行政執行來解決經濟糾紛案件是不合時宜的。當然，司法解決具有公正獨立、程序合規等優點而倍受當事人青睞。具體表現為它可強制那些不愿意介入的主體進入訴訟程序，使經濟糾紛順利解決而不受任何因素干擾，也可以利用強制手段使權益恢復到經濟糾紛的原始狀態，同時給予主體合法的強制保障，使得主體敬畏法律而履行義務。

三、實現經濟法可訴性的途徑

在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經濟法也得到了完善和發展，經濟法可訴性也被立法者認同，并在法律與法規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是經濟法可訴性的第一個層次，而第二層次是經濟法可訴性的實現問題。經濟法可訴性的實現主要通過兩個方式執行，一是部分可訴，二是階段可訴。對于市場受規制主體來看，政府及其相關的職能部門的經濟管理行為如果侵害了經濟主體的合法權益，經濟主體可以依照行政法規和經濟法相關條款啟動司法程序，達到保護經濟主體合法權益的目的。從經濟法可訴性實行的現實情況來看，只是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開始試行，并未在全國范圍里實行。原因是在制度還存在不少欠缺，比如查處經濟違法行為的行政執法機關在執法中依法判斷過多傾向于行政。

(一)行政前置、司法審查

根據我國當前的法律環境的現實，行政執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其優勢的發揮需要行政前置，這樣有利于行政執法的主動性和快捷性真實落到實處，達到及時制止和處罰各類經濟違法行為，從而避免更大的經濟損失的發生。當然行政執法也存在訴權濫用的缺陷。我國經濟法規定，經濟違法的舉報如果行政執法機關不受理，或是違反程序原則時，才可以提取經濟訴訟。從經濟法的發展趨勢來看，法院的權限應擴展，審查的范圍也不能僅局限于行政機關的具體行為。而應拓展到社會公共利益所有主體的行為。

(二)健全經濟法法律責任

無論是法院，還是行政執法部門，它們均是作為經濟糾紛調解的主體，其責任主要表現為對各類經濟財產的制裁、經濟行為的制裁、經濟信譽制裁等。對于給國家、社會和個人造成非法侵害帶來的損害，需要對其進行經濟制裁，主要是直接或是間接的國家賠償。

篇（4）

仲裁，不同于訴訟、行政裁決和人民調解的優勢，具有這幾種糾紛解決方式所無法比擬的優勢，能夠更好的滿足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的需求。

一、仲裁解決非公有制經濟糾紛的優勢

仲裁，作為一種國際通行的民商事糾紛解決方式，也作為我國解決民商事糾紛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其體現了"和為貴"的思想，具有充分尊重當事人意愿、程序簡便、方式靈活、一裁終局、保密等特點和優勢。

第一，尊重當事人意愿。仲裁制度充分體現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規定當事人申請仲裁，雙方必須達成仲裁協議，當事人可以協商選擇是否仲裁，選擇由哪個仲裁機構仲裁，仲裁什么事項，選擇仲裁員等，提交仲裁須雙方自愿，通常不會產生激烈對抗。當事人不但有權以協議選擇仲裁方式，而且有權約定仲裁事項、仲裁機構、仲裁員以及仲裁庭的組成形式、審理方式及開庭形式。《仲裁法》賦予當事人自，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符合當事人希望能較為自主地解決爭議的愿望。另外，仲裁實行協議管轄，受案不受地域限制。仲裁不實行級別管轄和地域管轄，只要當事人約定，國內國外、境內境外案件均可受理。

第二，一裁終局。仲裁實行的是"一裁終局"制度，仲裁裁決一經做出，案件審理即告終結，當事人不得就同一案件重新申請仲裁或者提訟。比較而言，訴訟則具有一審、二審，甚至還要再審的程序，耗時長、效率低，是商業人士所熟知的。這也是為何有了訴訟，還會產生仲裁制度的最初原因。

第三，不公開審理，保密性強。仲裁以不公開審理為原則，可以為雙方當事人保守商業秘密。不公開審理包括：案件開庭不允許仲裁參與人以外的其他人旁聽；仲裁案件的審理及結果，不允許其他人打聽、采訪、報道。而且，應當事人的要求，裁決可以不寫明事實和理由，有利于保護商業秘密，切實維護商業信譽，不公開審理是仲裁的一大基本制度，它能避免雙方爭議的公開化，可以防止商業秘密泄露。《仲裁法》明確規定了仲裁應當開庭進行，但同時允許當事人以協議約定不開庭。對裁決書的內容規定：一般應在裁決書中寫明爭議事實和裁決理由，但當事人協議不愿意寫明的，可以不寫。仲裁的保密性和靈活性為雙方當事人解決爭議營造了一種較為寬松的氛圍，使雙方能心平氣和的解決爭議。

第四，具有強制執行力。我國《仲裁法》規定，仲裁裁決與法院判決具有同樣的執行力。仲裁裁決做出即發生法律效力，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一方當事人不自動履行裁決時，另一方可以依法申請人民法院予以強制執行。另外，我國已加入《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使仲裁裁決在一百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能夠得到承認執行，也就是說，我國仲裁機構所做出的裁決均可在香港、臺灣及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法院得到認可、執行。

二、仲裁如何更好地為解決非公有制經濟糾紛服務

首先，在非公有制企業大力宣傳仲裁，提高非公有制企業的仲裁意識。

仲裁事業是一項全新的事業，要貫徹落實好仲裁法律制度，必須進行全方位的宣傳，在街頭發放宣傳材料，在報紙上設立專版，在電臺設立專題，在雜志上設立專刊，在網站上設立專頁。宣傳要面向基層，面向企業，走進社區，服務群眾，為社會各界講解仲裁法知識，組織企業負責人和合同管理人員召開座談會，通過多渠道、全方位的宣傳，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仲裁、走進仲裁，全面提高社會對仲裁的認知率。有關單位和人員要積極引導非公有制企業和民營經濟人士認真學習《仲裁法》，積極動員引導非公有制企業了解、選擇、接受仲裁，充分認識仲裁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加深對仲裁法的了解和運用，提高非公有制企業仲裁意識。堅持"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是根本，融入市場經濟是關鍵"的思想，"密切企業、聯系行業、輻射社會"作為仲裁宣傳工作的整體思路，堅持以企業為基點，以行業為紐帶，大力宣傳仲裁制度。根據非公有制企業具體情況，采取多種形式做好宣傳工作，舉辦各種形式的仲裁法律知識宣傳培訓，為非公有制企業培養解決經濟糾紛的專門人才提供法律服務，定期或不定期地對非公有制企業家和有關人員進行法律專業知識培訓，促進非公有制企業的管理人員了解仲裁、認知仲裁，使仲裁成為解決非公有制企業民商事糾紛的重要手段。

其次，依法規范非公有制企業的合同文本，積極引導非公有制企業訂立仲裁條款。

根據《仲裁法》的規定，當事人選擇仲裁方式解決糾紛，應當預先在合同中訂立仲裁條款，或者在糾紛發生前后以其他方式達成書面仲裁協議，并選定具體的仲裁委員會。比如，規范的合同爭議仲裁條款可以是"因履行本合同(協議)發生的或與本合同(協議)有關的一切爭議，由當事人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將其提交仲裁委員會仲裁。"新簽訂合同須加入上述仲裁條款；已印制未使用沒有仲裁條款的空白合同，忽視了當事人糾紛解決選擇權，應當停止使用；已簽訂合同的，可主動與對方簽訂補充仲裁協議，使糾紛解決方式明確下來：在合同修訂過程中，各單位應主動與仲裁委員會聯系，接受業務指導，商量具體解決辦法，認真完成合同文本的修訂工作。工商聯組織和基層商會要積極引導非公有制企業訂立符合法律規定的仲裁條款或協議，支持和配合仲裁委員會，為非公有制企業選擇仲裁依法服務。有關單位可以通過舉辦法律講座和合同管理人員培訓班，學習仲裁法律制度，指導他們在簽訂經濟合同時使用規范合同文本，選擇仲裁條款，訂立合法有效的仲裁協議（條款）。仲裁委員會要制作符合法律規定的仲裁協議（條款）示范文本，為非公有制企業簽訂仲裁協議（條款）提供便利。非公有制企業要充分認識運用仲裁手段維護自身權益的重要作用，盡可能選擇仲裁方式解決糾紛。

最后，采取裁決"裁前告知"措施，依法為非公有制企業提供優質仲裁服務。

為了使非公有制企業在仲裁活動中合情合理合法的主張得到保障，仲裁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案件，經征求各方當事人同意，在作出仲裁裁決前，可以將認定的事實、理由和擬裁決的主要內容先行告知各方當事人，征求意見和建議，促使各方當事人對仲裁結果的認同和理解，從而自動履行仲裁裁決，延伸當事人經濟合作紐帶。

仲裁法施行以來的改革和發展實踐證明，仲裁是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解決民商事糾紛的先進法律制度，是推進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法律。其作為一種新型的民商事解決糾紛機制，能夠結合具體經營特點比較準確地把握合作雙方的根本利益所在，找準最符合雙方利益要求的方案作為解決矛盾的切入點，聚同化異，從眾多解決方案中優選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從而平和地處理糾紛，促進市場主體繼續進行合作。依法做好非公有制企業民商事糾紛仲裁工作，對平等保護非公有制企業合法權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 傅桃生：《非公有制經濟組織黨建工作理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譚兵，黃勝春：《中國仲裁制度的改革與完善》，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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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基層組織的原因。一是基層組織執行黨和國家的土地承包政策不嚴格，從而引起糾紛。如有的隨意縮短土地承包期；有的強行收回農民的承包地高價發包等現象。二是有的基層組織干部以地謀私，在家庭承包過程中自己承包好地，在招標發包過程中發包“關系地”、“人情地”。

2.由于承包方原因。一是由于承包方不及時履行或者拒絕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而引起糾紛。二是由于承包期內發生合同未曾約定或者預料不到的特殊情況，如自然災害等情況。群眾要求變更合同引起的糾紛。三是承包方未經發包方同意擅自改變承包地用途引起的糾紛。

3.由于承包合同的不規范。一是有的土地承包采用的是口頭合同形式，權利義務約在口頭上，發生爭議后空口無憑，各執己見，產生糾紛。二是承包合同內容簡單，主要條款不全，權利義務不具體、不明確，一旦發生爭議，無法解決而產生的糾紛。三是有的因合同違反法律規定而造成的糾紛。四是合同違背公平原則而引起的糾紛。

二、解決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對策

1.協商。即當事人之間發生土地承包糾紛后，在自愿和相互諒解的基礎上，依照法律規定，直接進行磋商，達成協議，自行解決爭議。

2.調解。即當事人之間發生土地承包糾紛后，可以申請村民委員會、鄉鎮人民政府調解解決，當事人在相互諒解讓步的基礎上，達成一致意見，解決糾紛。采取調解解決糾紛，必須是在當事人自愿基礎上進行，而且這種自愿始終貫穿于調解的全過程中，當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對調解提出異議，當事人不愿意調解的，不能達成協議，調解即為失敗。雖然達成調解協議，但是當事人任何一方在履行調解協議過程中反悔的，也可以隨時終止履行，這種情形下調解也為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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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份，我局共排查矛盾糾紛119起，化解115起，其中排查經濟糾紛30起，化解30起；排查勞動關系糾紛5起，化解4起；排查情感婚戀糾紛15起，化解15起；排查鄰里糾紛9起，化解9起；排查其他矛盾糾紛60起，化解57起。

二、矛盾糾紛數據分析

7月份排查矛盾糾紛119起，較5月份168起環比下降29.2%，其中經濟糾紛減少12起，勞動關系糾紛減少2起，情感婚戀糾紛減少9起，鄰里糾紛減少3起，其他矛盾糾紛減少17起。化解率較5月份的95.8%提高了0.8%。

三、矛盾糾紛排查化解現狀分析

（一）矛盾糾紛多元化。矛盾糾紛類型包括情感婚姻、勞動關系、經濟糾紛、鄰里糾紛等占主流，并且還與行政糾紛、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混雜交織發生。其中多因小事引起，具有易沖動、易激怒等特點。

（二）矛盾化解復雜化。矛盾糾紛的產生，往往是當事人雙方各執己見、互不退讓而造成矛盾糾紛升級，輕者破口大罵，重者拳腳相加。2021年來，各派出所調處口角糾紛、婚姻糾紛、鄰里糾紛就有294起，占矛盾糾紛總數的39%。同時，少數群眾過于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也給調處化解工作帶來較大難度。

（三）規模日益群體化。由于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變革，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出現了深刻變化，各類矛盾糾紛不斷凸顯出來，其范圍涉及群眾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參與越級上訪的群眾受一些錯誤心理因素影響，有了問題不是逐級反映，而是組織群體性上訪，或采取越級上訪的辦法，甚至有極少數人抱著“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思想，層層向黨委政府施壓，逐步加碼，給社會穩定帶來了不良影響。

（四）處置呈現對抗化。隨著社會市場經濟的推進，部分人價值觀出現變化，通過正常的訴訟途徑無法解決時，往往抱著“團結就是力量”的想法，采取集體上訪、圍堵政府機關、語言威脅等手段來表達訴求甚至獲取不法利益，在社會上造成一定的影響。

四、存在的問題

我局雖高度重視矛盾糾紛的排查化解工作，探索積累了一些經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

（一）原因錯綜復雜，警情居高不下。隨著經濟不斷轉型升級，鄉村振興步伐加快，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容易升級成為現實形態糾紛，民間糾紛的內容、層次和領域日益復雜，牽涉范圍不斷擴大，且復雜性成為了群眾糾紛突出特點，糾紛的后果不再是涉及一個或幾個人的利益，而是牽扯眾多當事人的利益，增加了當前民間糾紛的復雜性，也增加了解決矛盾糾紛的難度。

（二）范圍界定模糊，法制觀念缺失。派出所調解的糾紛各式各樣，涉及的問題方方面面，既有婚姻家庭糾紛、鄰里糾紛、經濟糾紛、土地糾紛，又有勞動關系、環境污染等方面的新問題，糾紛類別各式各樣。而在實際中，應向人民法院或者基層人民調解組織申請處理的糾紛，因當事人法制觀念淡薄，以及到公安派出所調解方便、快捷且免費等諸多原因，導致基層派出所接處的糾紛類警情大幅增長。

（三）調解合力不足，工作質效不高。雖然黨委政府、派出所、司法所成立了調解室，但實際運作效果并不理想，現行調解體制還未形成“一盤棋”的格局，導致許多矛盾糾紛久拖不決，有的甚至轉化為行政案件乃至刑事案件。當前村級兩委、鎮政府、司法所、派出所、人民法庭等單位和部門，都有調解矛盾糾紛的職能與義務，但沒有形成高效的調解合力，導致矛盾糾紛的調處化解質效不理想。

五、下一步工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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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承包方的原因。一是由于承包方不及時履行或拒絕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而引起糾紛。二是由于承包期內發生合同未曾約定或預料不到的特殊情況，如自然災害等情況。群眾要求變更合同引起的糾紛。三是承包方未經發包方同意擅自改變承包地用途引起的糾紛。

3.由于承包合同的不規范。一是有的土地承包采用的口頭合同形式，權利義務約在口頭上，發生爭議后口頭無憑，各執一件，產生糾紛。二是承包合同內容簡單，主要條款不全，權利義務不具體、不明確，一旦發生爭議，無法解決而產生的糾紛。三是有的因合同違反法律規定而造成糾紛。四是合同違背公平原因而引起的糾紛。

二、解決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對策

1.協商。即當事人之間發生土地承包糾紛后，在自愿和相互諒解的基礎上，依照法律規定，直接進行磋商，達成協議，自行解決爭議。

2.調解。即當事人之間發生土地承包糾紛后，可以申請村民委員會、鄉（鎮）人民政府調解解決，當事人在相互諒解讓步的基礎上，達成一致意見，解決糾紛。采取調解解決糾紛，必須是在當事人人基礎上進行，而且這種自源始終貫穿于調解的全過程中，當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對調解提出異議，當事人不同意調解的，不能達成協議，調解即為失敗。雖然達成了解決協議，但是當事人任何一方在履行調解協議過程中反悔的，也可以隨時終止履行，這種情形下調解也為失敗。

篇（8）

[作者簡介]黃嫻，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7)07―0089―04

一、引言

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始終是人們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但是，在一切有利益追求的社會中，社會糾紛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荀子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解，則不能無爭。”(《荀子?禮論》)穩定的社會秩序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前提。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糾紛的產生與表現形式雖各有不同，但都是一定范圍的社會主體之間喪失均衡關系的狀態，它威脅著現實的社會秩序，影響社會的發展。社會沖突與糾紛如果得不到有效、徹底的解決，人類社會就會處于不斷內耗的無序狀態，社會發展就會停滯不前。為此，各國的相關部門都致力于完善糾紛解決機制，為公民提供有效和公平的糾紛解決途徑，我國也不例外。2003年以來，構建和諧社會成為了我國改革和發展的目標。社會要穩定發展，人民要和諧相處，就得有高效和公正的社會糾紛解決機制。近年來，國內外政治學界對中國糾紛解決情況的研究方興未艾。學者們認為，透過中國的糾紛解決的制度和實際情況可以看到中國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法制建設、現代化、公民社會興起、經濟發展狀況等等問題。不少學者呼吁要建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以應對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和社會需求。同時，案件的飛速增長使得近年來人們越來越關注糾紛的解決方式。現階段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究竟對解決社會糾紛和矛盾有哪些實際效果?是否還需要進一步開辟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本文從大量調查結果對上述問題作淺顯的分析。

二、理論背景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多種多樣的糾紛解決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運作方式共同存在所結成的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的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調整系統。所謂多元化是相對于單一性而言的，其意義在于避免把糾紛的解決單純寄予某一種程序，如訴訟，并將其絕對化；主張以人類社會價值和手段的多元化為基本理念，不排除來自民間和社會的各種自發的或組織的力量在糾紛解決中的作用；目的在于為人們提供多種選擇的可能性(選擇權)。有學者認為，從根源上看，引發社會矛盾和社會糾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解決這些矛盾和糾紛的方式和途徑也應當是多方面的和多渠道的。在訴訟與非訴訟解決方式的功能嚴重失衡、訴訟解決機制具有局限性的情況下，建立與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擯棄將權利意識等同于訴訟意識的偏見，實現訴訟內外的各種糾紛解決機制的功能相濟、有機銜接與整合，將成為穩定社會發展、建立和諧社會秩序的必然。還有學者認為，20世紀以來，訴訟案件的大量積壓是世界各國法院面臨的嚴峻形勢，而司法資源的相對不足使得不少國家在注重改革訴訟程序、提高訴訟效率的同時，都在積極探索調解、仲裁等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多元化的社會糾紛解決機制由此形成。也有的學者認為，完善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建立起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才能化解當前社會存在的各種矛盾；而完善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就應當完善人民調解制度、仲裁制度和制度。

關于如何有效解決日益增加的社會糾紛，現有的研究多數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雖然建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與構建和諧社會之間的聯系在理論闡述上比較清晰，但是實際效果是否真的如學者所想象的那樣：國家多開辟幾條糾紛解決途徑就能夠幫助百姓解決實際問題?在現階段，法院和政府為了方便人們處理糾紛的確設計了多種渠道(包括、仲裁、行政訴訟、法院調解等等)，可是這些糾紛解決途徑在實際運作中是否真的有效?多種糾紛解決途徑的相關單位和機構之間是否權責分明、有機配合、互相協調?等等。如果忽視了這些問題，即使國家再多設計幾種糾紛解決辦法或多建立幾條解決渠道都于事無補，社會并沒有真正從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中獲益。基于以上考慮，本文借助大規模社會調查收集上來的數據，分析探討當事人所采用的糾紛解決辦法的總數，以及其所要解決的糾紛類型是否真的對其糾紛解決的結果和滿意程度有顯著的影響。

三、資料分析

(一)數據來源

本文賴以分析的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于2003年組織實施的“中國公民思想道德觀念狀況調查”。該調查旨在了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思想道德觀念、法律意識、維權行為方面的變化，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以及這些變化對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影響。該項調查的研究主體為居住在全國(不包括香港、澳門、臺灣)31個省、市、自治區有固定住所的18～65歲居民，包括離開戶口所在地并且在現住地居住一個月以上的流動人口，共完成有效樣本7，714份。問卷中的問題主要集中于糾紛及其解決的相關態度和行為。此項調查首次將空間抽樣方法應用于國家范圍的調查，因此將流動人口這一使用傳統戶籍為抽樣基礎而無法觸及的人群包括進了總樣本。

(二)相關結果分析

1．糾紛類型

根據受訪人在過去的20年里所親身經歷過的民事、經濟、行政糾紛的情況歸納，我們得知分別經歷過三種糾紛的人數比例都沒有超過10％，其中經歷過民事糾紛的比例相對較高，而經歷過經濟糾紛和行政糾紛的人數比例則相差無幾。考慮到有些人可能會經歷過多種糾紛，因此我們又將全部有效樣本進行了細分，結果發現，沒有經過任何糾紛的人數占82.1％，也就是說，在過去的20年里，有17.9％的人曾經經歷過民事、經濟或行政糾紛，其中有2.5％的人曾經經歷過兩種以上的糾紛(詳見表1)。

通過進一步的考察，我們發現居住在城市和農村的居民所經歷過的某些具體的糾紛案例存在著一些差異，如表2所示。

從表2可知，過去20年來，農村居民經歷過鄰里糾紛的百分比高出城市居民一倍，而發生離婚糾紛的百分比則是城市居民的一半。在所經歷過的經濟糾紛方面，城鄉居民之間的百分比差異并不太

明顯。在行政糾紛方面，農村居民經歷過的計劃生育方面的糾紛遠遠高于城市居民，所經歷的拆遷糾紛則遠遠低于城市居民，均表現出中國城鄉居民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特點。

2．解決糾紛的辦法

通過此次調查收集上來的數據表明，中國老百姓解決行政糾紛的主要途徑是調解、找政府和上法院，這也是現有體制下比較常見的處理糾紛的三種辦法。相比之下，找政府和上法院是比調解更為制度化、正式和規范的糾紛解決途徑。調解主要是利用社會上的“關系”幫助調和具體的糾紛和矛盾。調查顯示，調解作為解決糾紛的方式在我國被廣泛運用，并作為一種制度文化深刻地影響著民眾的社會價值觀，“和為貴”在我國體現了傳統儒家文化追求自然秩序和諧的理想。“調解與傳統儒家文化的‘無訟’理想是一致的，從某種意義上，傳統的調解制度是儒家文化的產物。”西方學者將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調解稱為“時代的調解”，其特點是體現著政治化功能，滲透著斗爭哲學理念，全面承擔著社會調整職能，并且幾乎不存在與之相對照的法律體系。在某種意義上，80年代以前我國社會調解的空前發達和成功，恰恰是法制不健全的產物和象征。這說明，在從農業化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現階段，“關系”仍是中國老百姓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因素，這使得“沒有關系”的人客觀上損失了解決糾紛的資源，主觀上也減少了解決糾紛的信心。盡管90年代以來，我國法律專業化范圍不斷擴大，但是運用調解來解決法律問題仍然相當普遍。解決行政糾紛的行政途徑指的是當事人通過直接找相關政府部門或行政機關比如辦，按照相應的規章制度和程序來解決糾紛。這種方法的最大特點在于公民需要直接與政府部門打交道。法律方法解決行政糾紛是指公民上法院通過訴訟等司法程序來解決糾紛的辦法。這種民告官解決行政糾紛的司法途徑的確立，得益于1990年10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1999年10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也進一步為公民借助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解決行政糾紛提供了法律保障。問卷還調查了受訪人采取除了調解、行政辦法和法律辦法以外的其他辦法去解決行政糾紛的問題，這些其他辦法包括“雙方直接協商解決”、“找新聞媒體反映”和“找人大代表反映”等等。

3．糾紛解決的結果

數據顯示(表3)，雖然采取了措施解決糾紛，但是還有相當部分的民事和行政糾紛當事人沒有解決糾紛。尤其是經濟糾紛尚未有結果的人數比例高，超過了民事和行政糾紛近20個百分點。在民事糾紛方面，因雙方各有讓步而解決了糾紛的比例比較高。在經濟糾紛方面，受訪人贏了的比例高于另外兩類糾紛中的同類情況；而在行政糾紛中，受訪人輸了的比例不僅在三類糾紛中最高，而且在行政糾紛的解決結果中也是最多的。行政糾紛的主體是政府(或其他行政部門)和普通公民，其特點在于公民在解決行政糾紛的過程當中需要跟比自己的個人力量強大得多的政府打交道。中國行政糾紛的常見類型是計劃生育、收費收稅和拆遷這類與平常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對于大部分公民而言，行政糾紛對他們的生活影響重大，因此，行政糾紛的解決結果和過程會影響甚至改變普通百姓對政府的認識、政治態度和今后類似情況下的行動選擇。此次調查收集的數據表明，在行政糾紛解決的結果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公民“輸了”是個有趣的現象，具體原因還有待進一步分析。

4．對糾紛解決結果的滿意度

從圖1可以看出，人們對民事和經濟糾紛解決結果的滿意程度比較高，相比對行政糾紛解決結果的滿意程度最低，有66.5％的人表示對行政糾紛的解決結果不太滿意或者非常不滿意。人們對于行政糾紛解決結果滿意度相對較低雖然不是本文分析的重點，但是筆者認為這個現象值得仔細分析，這有可能需要從行政部門辦事效率、干群關系和引起糾紛的具體政策問題人手分析。

四、實證結果

為了檢驗當事人采用的方法數和糾紛類型是否對其糾紛的解決結果有影響，以及當事人采用的方法數和糾紛類型是否對其糾紛解決結果的滿意度有影響，本文專門設計了兩個量化模型，采用定序回歸(Ordinary Regression)方法分析，最終結果表明：(1)控制住戶口類型、教育水平和年齡對于當事人糾紛解決結果的影響，方法數對糾紛解決結果的影響，只有在“沒有結果”與“其他結果”之間、“雙方各有讓步”與“其他結果”之間，方法數造成的差異顯著；除此之外的其他各種結果之間的對比當中，方法數帶來的差異并不顯著，也就是說方法數對于“我方輸了”、“我方贏了”和“其他結果”的影響差異是不顯著的；關于糾紛類型的影響，除了在“我方贏了”與“其他結果”的對比當中，民事糾紛比行政糾紛更容易造成負面影響之外，糾紛類型所造成的差異都不顯著。(2)方法數、糾紛類型和教育水平、年齡組對于糾紛當事人對解決結果的滿意度的作用并沒有顯著的統計意義。

篇（9）

一、問題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號某銀行與張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值得關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銀行與被告張某某簽訂了一份《個人消費擔保借款合同》，同時，張某某使用偽造的身份證件等證明文件辦理了抵押借款手續，向該銀行借得人民幣8萬元。張某某的行為違法，被人民法院以貸款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而該銀行因索款無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被告張某某償還借款本息合計10萬余元。法院審理認為，被告張某某的行為已構成貸款詐騙罪，并已承擔刑事責任。同時，法院指出，被告張某某的行為是以合同形式表現出的犯罪行為，而非侵權責任法意義上的一般民事侵權，故而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調整。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五條規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審判時，人民法院沒有對本案被告進行追繳或者退賠，故本案不屬于上述第五條規定可以另行的范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四十四條等規定，裁定駁回原告某銀行的。這個案子矛盾的焦點反映了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時的法律程序和規范如何適用如何選擇的問題。近年來，類似民間借貸糾紛民刑交叉案件的數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漸復雜。雖然業內已有部分專家學者開始關注這一問題，但從總體上看，依舊存在理論落后、立法缺失等問題。人民法院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應當一律選擇“先刑后民”的處理原則？這一原則的理論基礎為何？在司法實踐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擬從民間借貸糾紛出發對我國司法實踐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適用和規范選擇展開研究，以期能夠找到較好調處此類問題的方法模式。

二、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間借貸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內涵

民刑交叉，有學者將此定義為：基于同一法律事實，既觸犯民事法律又觸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競相要求適用之，從而產生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交叉競合的案件[1]。筆者認為，民刑交叉的實質是民、刑法所調整的法律事實及社會關系的競合。法規競合雖然僅是一種立法上的現象，但當法律事實出現并違反競合的法規時，就會產生規范競合的法律適用問題。民間借貸糾紛是指，自然人之間、自然人和從事非金融業務的法人、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貨幣及國庫券的行為，這是一種借款合同行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民間借貸市場逐漸活躍，隨之而來的民間借貸糾紛也日漸增多。不容忽視的是，此類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背后還經常籠罩著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經濟犯罪的影子，這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特別是金融秩序帶來了很多不穩定因素。

（二）各國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

在處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主要存在著兩種調處模式：其一，以英國、美國和日本等國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經歸納，筆者認為，上述兩種司法調處模式的運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徑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稱為平行式，即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完全剝離，對刑事犯罪行為的規范和懲處由刑事訴訟程序解決，相應的，對于民事賠償問題則依靠民事訴訟程序予以解決，二者互相獨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順序依附關系。實際上，英美法系國家主要采用這種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完全分離的平行模式，不允許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訴訟，反映了一種純正的平行關系。也就是說，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問題，民事問題由民事程序解決，刑事問題由刑事程序解決，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賠償問題則在民事訴訟程序中作出處理。2.大陸法系：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與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陸法系面對此類民刑交叉案件，選擇采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即在懲處刑事犯罪行為的同時附帶地調處民事賠償糾紛。特別的，在解決該類問題時，加設被害人自主選擇權，也就是說，被害人既可以選擇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訴訟，亦可以選擇在刑事訴訟以外單獨提起民事訴訟。從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與附帶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異，價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國針對這一問題所構建的權利模式和訴訟程序也各有特色。從司法實踐效果來看，可以說兩者各有側重、各有優勢，民刑并行式可以較好地在同一訴訟過程中具有強勢地位的公權對處于相對弱勢的私權的侵占；而附帶式在節約當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優勢。所以說，上述兩種模式本質上并沒有明顯的優劣之分，需要重點探討的是在制度架構時對各自優劣的揚棄或保留。

三、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

從司法實踐來看，我國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則。“先刑后民”的內涵是，在民事訴訟中發現涉嫌刑事犯罪，應在偵查機關對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實查清后，由法院先對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責任問題進行審理。換言之，在中國，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審理以前不得對民事部分予以審理。

（一）我國“先刑后民”處理方式法律規定

從歷史角度追溯，對于“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法律規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發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該通知正文明確規定對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涉嫌經濟犯罪的有關材料應分別移送給有管轄權的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偵查、，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均應及時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違法犯罪必須嚴肅執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又聯合下發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再次強調了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的應及時移送的規定。接著，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對存單糾紛案件中如何處理涉及刑事犯罪的問題作出了規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司法解釋，進一步闡明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機制。從我國上述立法沿革來看，立法者對于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方式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最終，上述規定要求，對民刑交叉這類糾紛的調處，須根據所涉及的經濟糾紛或涉嫌經濟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這一標準，分別采用不同處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時，需要適用刑事訴訟程序，即須移送公安機關偵查、司法機關；反之，則將該糾紛獨立分割開來，分別適用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程序。也就是說，本文所討論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標準時，才應當選擇適用。除上述規定外，實際上“先刑后民”的原則也間接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同刑事案件一并審判，只有為了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遲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后，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從以上規定，我們可以發現，我國關于“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規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釋中，甚至存在于被稱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實并沒有法律上的明確規定[2]，這實屬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處理模式的價值立場

縱觀我國長期以來的封建社會法制觀念，民刑不分、諸法合體是一直以來都占據著絕對主導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末期隨著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會變革中參照西方司法制度的產物。自古以來，我國就有著國家本位、義務本位的文化傳統。可以說，我國現行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也是我國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1.在私權面前，強調公權優先在對刑事犯罪案件處理中，我國歷來偏重采取刑罰手段予以調處即所謂“殺人償命”，即使該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權利，立法者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忽視。因為打擊刑事犯罪是對已經形成的社會關系的有效維護，是刑法作為一種強有力的禁止性規范的最好詮釋，是實現“殺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處理完刑事訴訟程序后，才允許被害人就其民事權利的受損提出民事賠償請求，被害人首先要服從國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強調效率優先受各種客觀條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達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價和努力遠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將民事訴訟程序放置于刑事訴訟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訴訟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決，不僅可以節約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當事人的訴訟費用，也就成為了制度設計者理所當然的一種選擇。一方面，附帶民事訴訟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一并解決的，這就極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機關的重復勞動，節省了司法資源；另一方面，對于當事人來說，附帶民事訴訟，可以減少他們重復出庭、重復舉證等活動，減輕他們的訟累。殊不知，這樣的效率、這樣的雙贏，付出的是損害當事人民事權利、違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則這個更大的代價。上述法律邏輯的背后，實際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觀念和以少數統治者意志為轉移的國家本位主義。這已經極度背離現代法治對自由平等、尊重人權、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需要從根本理念上加以轉變。

（三）“先刑后民”處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論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當性及合理性第一，該模式背離了現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權在私權面前的強勢地位和優先等級，是國家本位主義思想的具體表現。筆者認為，這樣的思想并不符合現代法治社會的理念要求，因為公權和私權之間并沒有高低貴賤的區別，也沒有孰輕孰重的差異。如果一味地強調公權的重要，則必然會忽視私權的自由與平等。第二，該模式背離了刑法的謙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謙抑性決定了刑法調控的范圍和強度應具有有限性和適當性。刑法是社會防衛的最后一道防線，在調處一種具有一定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時，應當首先考慮采用其他法律進行規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調整或雖能調整仍達不到預期目標時，刑法才能謹慎地介入。因此有學者得出結論：在調處民刑交叉案件時，必須考量適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夠通過民法矯正相應的社會關系時，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當民法已經不能有效發揮其調整作用時，才可以考量適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顛倒了這個順序。2.實踐中：“先刑后民”模式導致司法不公其一，該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訴訟程序。雖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個案件中，民事訴訟程序對其前置的刑事訴訟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實踐中無法回避的現狀。雖然降低羈押率目前已經是司法實務中正在努力解決的問題，但我國目前的刑事公訴仍然“幾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慣性軌道上進行”[6]。故此，被羈押一方當事人的民事調查權很有可能會因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這必然會導致民事訴訟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虛置。其二，該模式可能導致當事人濫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導“先刑后民”的處理機制，那么極有可能使得部分當事人利用刑事訴訟程序制造存在經濟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審理，逃避民事責任，損害對方當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認，該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地方保護主義和個別政法部門與人員等濫用公權力干預經濟糾紛開設了空間。其三，該模式可能給被害人維權制造障礙。若采用“先刑后民”的處理機制，那么出現以下兩種情況受害人的利益將難以維護。其一，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由于缺席審判制度建設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遲遲不能歸案時，受害人應得的賠償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進行的民事訴訟案件中，若發現新的犯罪事實，那么，該民事訴訟程序必須讓位于刑事訴訟程序，此時被害人的民事權利將長時間受到侵害而無法得到補償。而很多時候，被不法侵害后最開始的那段時間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經濟上幫助的階段，法律的權威也在這一次次的無能為力中不斷消減。

四、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國現有民間借貸糾紛處理機制，參照大陸和英美法系各國對于此類案件的制度設計理念，筆者擬以民刑交叉和民間借貸糾紛的屬性為出發點，從思路設計、改革路徑兩個角度為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提出拙見。1.思路維新：從“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間借貸為契約自由的產物。民間借貸的最初原因僅僅是為了方便快捷地獲取資金，從法律意義來講，這是普通民眾通過平等自由的個人權利擴大生產經營的權利。同時，民間借貸也能進一步助推我國經濟的發展，這在當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背景下發揮著積極的現實意義。此時，在司法體系的構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規范的前提下，向社會公眾讓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權，這必將有益于真正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結合。此外，當今時代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我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也處在改革的關鍵時期，可謂風起云涌、日新月異。縱觀金融業相對發達的美國、西歐等國，大多都已經建立起一整套相對完備的金融刑法，來有效規范金融領域的違法行為，其在金融司法實務中，也盡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設置的民事行政手段來實現維護金融秩序和當事人權利這一本質目標。各國立法實踐表明，弱化金融領域的刑事責任，強化金融領域的民事責任，是當代金融行業和金融立法發展的形勢所迫[8]。與國際金融立法的重民輕刑傾向不同，我國對金融違法行為一貫采取重刑事責任的態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實體法被忽視。事實上，作為一種典型的民事活動，自然人間的借貸行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則，由此產生的經濟糾紛很多時候依靠民事訴訟規則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調處。筆者認為，只有在極個別影響范圍特別廣、涉及金額特別巨大、對社會秩序破壞特別嚴重的司法個案中才需要刑事訴訟程序出手規制。如果動輒以刑罰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關系，既違背了法律體系內部的邏輯規則，也沒有尊重金融市場的特殊規律。由此不難看出，如果能夠將“民商先行”原則在金融領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適用，實現公權救濟和私權保護的有機結合，不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實體法的適用范圍和頻率，更為難得的是可以有效消減我國目前在金融領域所采取的重刑主義原則，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兼顧。2.路徑改革：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我國現行相關制度剝奪了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對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順序進行，如果刑事審判無法進行，民事賠償也就化為烏有。故此，絕對的“先刑后民”顯然違背了“國家一切權力來自人民”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慮司法實務的現狀及私權保護的現實需要，賦予權利人訴訟選擇權，是解決民刑沖突的有效途徑。訴訟選擇權的創設，是秉著私權保護的理念，同時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機會。實際上，刑事訴訟案件無論是立案、偵查、，還是審判或裁決，每一個環節都需要較長時間，而民間借貸融資的周期并不會很長，如此長時間的訴訟耗費的是民間資本的經濟利益。選擇民事訴訟，可以針對雙方的民事法律關系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積極達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現實的履行給付，這些舉措都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9]。當然，這樣的選擇權也不應該是完全自由、毫無限制的。首先，選擇權應該規定明確的適用情形。如果刑事判決的結果是民事判決中所涉及證據的必需要件，應該“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審理裁判必須依賴民事審判結果，則應該“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決互不依賴，而且案件比較簡單，刑事和民事誰先誰后對訴訟效益等方面的影響也不是太大的情況下，當事人則應該享有完全的程序選擇權。其次，選擇權應該規定具體的適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質的特殊，為在制度層面防止可能出現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準或相互扯皮現象，需要有一個部門對案件性質的確認擁有最終決定權。分析我國目前公檢法三個部門各自職責設定上的差異，不難發現，該種最終確認權的歸屬只能是法院，同時考慮權力的制衡性，需要賦予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一定的異議權。

五、結論

民間借貸更多時候體現的是私法屬性，法律因注重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確定私有財產權優先原則。這是對財產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實現法律意義上平等保護的重要要求，也是促進經濟發展、平衡社會權利紛爭的重要步驟，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注重私有財產權保護和尊重的歷史發展趨勢。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構轉型升級階段，政府鼓勵廣大民眾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資金創新創業，民間借貸融資活動也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發展壯大起來的。基于這樣一個特定時期和特定條件，面對民間借貸糾紛中存在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我們期望能尋求一種更好的制度構建，從而實現經濟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優，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夠得到最有效的解決，從而實現民間借貸作為國民經濟發展催化劑的有益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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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陳燦平.刑民實體法關系初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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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業銀行信貸實務中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客戶并非出于惡意，但是形成了個人貸款的拖欠，甚至有的形成了不良。筆者根據日常催收的經驗，總結出了非惡意拖欠原因，對給出了對策。

一、個人貸款非惡意拖欠成因

個人貸款非惡意拖欠成因主要有五種情況：貸款利率變動；新發現貸款未及時通知還貸；償債能力出現問題；經濟糾紛；無法或不便還款。

（一）貸款利率變動

筆者催收過程中發現有一類客戶，每月總是拖欠幾元、幾十元，并且這種拖欠呈現出一種連續的狀態，連續幾個月都是如此。通過大量對拖欠一期客戶進行電話催收、問訪等方式，發現客戶并不了解：每年的元月一號，銀行會按照當日的央行貸款利率，計算客戶一年的還款額，在一年內不變動――這是大多數銀行的做法，為的是規避利率風險。存在這種可能性，由于上一年度央行加息，造成客戶第二年每月的還款額會增加幾元，幾十元，或者是幾百元，客戶還是按上年的月供金額還貸，結果造成了每月存的金額不夠。

（二）新發放貸款未及時通知還貸

催收中發現，有部分新發放的貸款總是拖欠一期，打印出客戶的還款計劃，比如：銀行放款是07年的10月19日，而客戶第一次存房貸是在12月份，這樣客戶總是拖欠一期。究其原因是客戶并不知道，貸款應該是在什么時間開始還。

（三）出現無法還款的事由

無法還款的事由大體包括兩種，一種是約定還貸賬戶出現問題，第二種是客戶出差在外地，不便存款。

目前，個人貸款的還款方式一般采用委托扣款的方式，即客戶開一個存折或卡，將該折（卡）與自己的貸款賬戶建立一個對應的還款關系，即委托扣款方式。催收中發現有的客戶存折丟了，不知道該怎么還了；有的存錯折子了；有的存折丟了之后，自己開了一個新存折，月月存在新折上，卻沒有簽訂委托扣款賬號變更協議。催收過程中發現，部分客戶外地工作，一般都是回到貸款地后再還款，但是有時他幾個月還不回來一次。

（四）償債能力出現問題

償債能力出現問題一般有以下的原因：家人有重大疾病；經營不善；投資失敗(如股市、基金深度被套)等。出現這些問題的非惡意拖欠客戶，房貸也還，但是每次還的不夠。一旦出現這些問題，很容易形成不良，因為客戶無錢可還，越欠越多。

（五）經濟糾紛

催收中發現有部分拖欠客戶，因為正在辦理離婚手續；或者是已辦理離婚手續，但是財產分割不明確。離異財產分割不明的，客戶不愿意存款，擔心還了房貸，法院不判給自己。

還有一種情況，貸款客戶將房子賣了，由買家按月還房貸，一定時間之后，再辦理過戶手續。賣房但未辦理過戶手續這種情況，類似于轉按揭，很容易產生糾紛。舉個例子：房價漲了，貸款客戶后悔了，不想賣了，糾紛就產生了。

實務中還有一些其他的由于經濟糾紛，造成了客戶不愿意還款，客戶并非出于惡意，而是擔心還了款，得不到相應的利益。

二、如何應對

（一）多渠道讓貸款客戶“清清楚楚”還貸

銀行可以通過多種渠道讓客戶清楚還款額并及時提醒還款時間。短信通知：每年的元月一號告知其月供；扣款日未還款提醒，逾期提醒。對賬單，賬單日將對賬單寄至客戶的住處或通過電子郵件的形式發至客戶信箱。銀行還可以開發程序，使得客戶通過ATM機、網上銀行、電話銀行等渠道很容易獲得關于貸款情況的信息。

（二）落實回訪服務

銀行大都規定，首次放款之后的幾日內，必須進行電話回訪，確認信息，并告知一些注意事項等等。實際上，重貸前，輕貸后，在各銀行都較為普遍。回訪服務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筆者發現有一客戶的信用記錄上有十幾個一(即拖欠一期十幾次)，就是因為不知道第一次還款時間造成的，究其原因是回訪服務沒有做到位。

（三）貸后服務人員要熟練掌握--儲蓄、個人貸款業務應知應會知識

存折丟了怎么辦，有幾種方式可以還貸：無折續存；本人帶身份證原開戶所辦理掛失補開；新開一個折(或卡折)，簽一個變更委托扣款賬號的協議(這里不建議委托扣款賬戶是一張卡，卡銷磁或掛失后，卡號會變)；柜臺還貸。貸后服務人員一定要懂得這些應知應會的知識，才能更好地為客戶提供服務。

（四）法律顧問指導客戶解決經濟糾紛

銀行法律工作人員，可以指導房貸客戶如何度過法律糾紛，保證貸款質量。也可以總結一些常見的經濟糾紛影響還貸的情況，專家分析解決的方式、方法，將這些案例發給每位貸后服務人員。糾紛較好的解決，客戶自然不會再拖欠了。

（五）償債基金、債務豁免、展期等方式，幫助償債能力出現問題的客戶走出財務低谷

可以建議客戶在資金寬裕的時候，多存一些錢，這樣可以抵御經營失敗、家庭困難等突發性因素影響償債能力，這些多存的錢，從財務管理角度講，就是“償債基金”。銀行可以開發相應的理財產品，讓客戶預存的這部分錢獲得高于存款利率的收益，這樣可以讓更多的人愿意預存一部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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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X501 文獻標識碼： A DOI編號： 10.14025/ki.jlny.2015.24.091

“林業建設是事產經濟社會可持續性發展的根本性問題”。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林業與經濟社會可持續性發展的內在聯系。林業經濟不僅具有生態功能和社會功能，也具有巨大的經濟功能，因此，為了發展林業經濟，村都相繼建立起了林場。林場的運作形式屬于集體式，集體林場數量眾多，經營的面積也在不斷擴大。大力發展林業，可為其他產業的發展提供重要原料和資源，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而導致林場經營不善，經濟效益不高。為轉變當前現狀，林業站決定承包鄉村的林場，實現對林場的集體式管理，使其管理更具專業性與系統性。

1 林業站承包經營鄉村集體林場的概述

近幾年，我國綜合國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旨在縮小城鄉差距，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重視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不斷創新，大力發展鄉村集體林場，是提升農業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現如今，為了促進鄉村林場經濟的全面發展，林業站以承包經營鄉村集體林場的形式，對鄉村林場進行綜合性的管理，并提供最為先進的種植技術與多元化的品種。我國就鄉村集體林場的發展做出了相關的規范，建立了集體林權制度，對林地具有占有、收益與處分的權利，可對林地進行綜合的調配，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方式進行集體林場的管理，充分發揮林業站的重要價值，進而提高林業經濟發展水平。大力發展林業經濟，能夠為制造業、加工業提供所需的木質資源，進而促進國家整體經濟水平的提升[1]。通過林業站的承包與經營，代替了村民進行樹種的培養，且培養樹種的質量更高，提高經濟效益，但也會衍生出林權糾紛、經濟糾紛等問題，可見，林業站承包經營在具備優點的同時，也具備相應的缺點，應正確對待集體林場管理形式，并對林業站的承包與經營工作進行完善與優化。

2 林業站承包經營鄉村集體林場的利與弊

2.1 優勢

通過對林業站承包經營鄉村集體林場的分析，得知其具有很大的優勢，相較于傳統的林場經營模式效益更高。傳統的林場運營，由于村民的專業性不強，技術不先進，運用傳統的種植方法且林地的管理工作不夠全面，導致林場經濟發展緩慢。通過林業站的承包與經營，能夠對集體林場進行綜合性的管理，解決人員專業性、技術先進性和管理及時性等問題。林業站通過承包，能夠對林場進行集體性的安排，加大在林場建設上的投資力度，強化對專業性人才的選拔與培養，建立更為專業化的團隊，為林場的發展提供技術支持與人員支持，保證林場建設的專業性。同時安排專業人員對林地進行全面化的管理，提升林地管理質量。林業站承包與經營集體林場，相對于村民自身而言，林業站具有資金與技術上的優勢，且部分地區的林業站設置了農機服務中心，針對林業經濟的發展情況進行深入地分析，能夠運用最高效、實用的種植技術來培育最新的品種，對地區經濟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2.2 劣勢

林業站承包經營集體林場具有諸多的優勢，但同時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如林權糾紛與經濟糾紛問題。在林權糾紛方面，有些村民并不想將林地承包出去，但是為響應國家政策或林業站的相關規定，不得不將林權轉讓，由林業站進行經營，一旦林地種植產量大，經濟效益有所提高時，這些村民就會想將林地要回去，進而產生一系列的林權問題，這種現象主要是村民法律與經營意識薄弱所致，是林業站承包與經營集體林場中一個常見問題。在經濟糾紛方面，當林地產生經濟收益時，會進行利潤的分配，若林業站未按照先前合同中規定的比例進行利潤分配，會讓村民產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很難使村民信服，進而與林業站產生經濟糾紛，或是村民只是關注表面的現象，認為經濟收益好，當利潤發到自己手中時覺得不合算，就會與林業站產生糾紛，影響林業站的正常運營。林權、經濟糾紛的發生，主要是由于經濟效益分配不均，林權過度集中而產生的，是林業站承包與經營集體林地中面臨的現實性問題。

3 林業站承包經營鄉村集體林場的發展策略

3.1 完善集體林場承包法律制度

林業站是對林業管理的重要站點，具備足夠的林地發展與拓展資金，滿足林地發展的基本條件。實現林業站承包與經營集體林場，是林業經濟一種發展模式。但就以往林業站承包集體林場的經驗來看，林權與經濟糾紛問題很是突出，成為制約林業經濟的重要因素，村民與林業站間的關系日益緊張。為應對此項問題，應加強法律建設，針對林業站承包與經營鄉村集體林場的問題，做出相應的司法解釋，對雙方的各項行為進行嚴格的法律約束，并將重要的法律條文擬定到合同中去，合理分配雙方的利潤，并對林權進行明確的劃分，林地權歸村民所有，林業站具備承包權與經營權，但是不具備林地的所有權，禁止出現村民失地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林地糾紛問題的發生，營造和諧的林地發展氛圍，促進當地農業經濟的全面發展。

3.2 建立專業的管理團隊

為了發展林業經濟，林業站應加大在林地建設上的投入，構建專業化的團隊，對集體林地進行綜合性管理，根據現代社會各類產業的發展情況以及市場需求，進行樹木品種的選擇，同時結合當地的氣候特點，選擇合適的樹種進行大面積的種植。林業站可以引進多種樹種，實現多種樹種的穿插與層次種植，既能滿足來自社會不同方面的需求，也能降低病蟲害的傳播速率，能夠保證樹種的生長質量，促進林地經濟的發展。同時林業站設置珍貴樹種培育區，打造林地產業品牌。對管理人員進行及時的培訓，并傳其病蟲害防范知識，及時做好林地的除草工作，保持林地內部環境的清潔，解決林地發展過程中的突出問題，實現對林地的精細化管理。

3.3 引進先進的林地種植技術

技術決定著林地的發展水平，決定樹木的生長質量，技術的規范性與先進性是林地發展水平的關鍵。技術的選擇，可以充分借鑒國外先進的技術形態，選擇合適的種植監督與列陣方式，應將林地建設作為一個綠色企業來進行經營與管理，選擇優良的樹苗品種，制定合理的種植與栽培計劃，并對荒山荒地進行大面積的開發，避免資源的浪費，同時也能積極發展當地經濟產業，封山造林，圈出不同模塊的林地進行經營，大力發展當地林業種植產業，提高林業站承包與經營鄉村集體林地的重要價值，促進林業經濟整體水平的提升[2]。

4 結語

綜上所述，林業站承包經營鄉村集體林場的方式是一把雙刃劍，既有優勢又有劣勢。優勢體現在能夠為林業經濟提供專業化的管理，保證林業品種的多元化，對林場種植基地進行合理的分配，提高在林場上的資金投入與技術投入，進而提高林場的經濟效益，但是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如林權和經濟糾紛日益突出，林業制度不健全是林業站承包經營鄉村集體林場亟待解決的問題，通過完善制度與優化團隊，促進林業經濟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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