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變化的宏觀現狀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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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我國當前勞動經濟的現狀

（一）宏觀經濟形式分析

由于我國當前的宏觀經濟的背景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導致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特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在實行暫時符合我國國情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經濟穩定，GDP年增幅在相對良好的軌道上高速穩步運行。但在1998年之后，我國的經濟環境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經濟過剩”、“有效需求不足”、“勞動與資本雙重過剩”、“通貨緊縮”等問題接踵而來，并成為我國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代名詞。在這種宏觀經濟形勢的背景下下，造成我國這種宏觀經濟形勢的因素有以下幾點：

1、勞動力過剩

我國農業部門的勞動力過剩成為首要因素，一線城市勞動力源源不斷涌進，二三線城市的勞動力也相繼圍繞農業方面發展。

2、有效需求不足

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導致我國生產力過剩，國民失業率增加，價格水平持續下降以及國民經濟大幅度下滑等現象出現。

3、當勞動力過剩時有效需求的不足伴隨著通貨緊縮

我國自2002年起，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GDP增長率高達8%。但是各項主要經濟指標的增幅出現了近幾年鮮有的下滑態勢。①GDP增長7.9%，與2001年同期相比回落0.2個百分點。②勞動力投資增長19.6%、比上年同期上升將近7.2個百分點，體現居民最終消費需求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3.4%，同比回落將近1.9個百分點。③工業企業在2002年實現利潤同比下降11.3%。這些情況反映出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存在著明顯的缺陷。④財政支出和財政赤字大幅度上升。中央財政收入在2002年以后比上年同期減少將近163.6億元，下降值為7.3%，而支出增長23.9%。⑤高速度與高失業并存。由于我國現行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系數僅為0.1左右，并且出現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而消耗越大的原因繼續呈現下滑波動之勢，從而降低失業率和增加就業率的預期效應并未出現。

4、潛在的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國政府貨幣政策以及超量發行貨幣刺激國內經濟。我國貨幣政策自從放開靈活的匯率制度之后，人民幣升值幅度不斷增高，這嚴重影響了國內經濟的海外發展，造成很多外貿型經濟出現了明顯的問題，不得不轉型國內，而國內的經濟有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房地產市場的快速升溫，以及CPI年年創造新高，這足以造成國內通貨膨脹的風險，甚至由此會出現通貨滯漲，而這種經濟形式更難以解決，正是這些問題還引發了比如物價持續上漲，社會問題矛盾突出尖銳，貧富差距過大，失業率增加等問題。

二、我國勞動關系的發展趨勢

我國自建國以來，中央人民政府就規定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國家，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成為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發展至今，勞動關系類型從多元化走向復雜化。

我國的勞動關系在全球范圍內體現了明顯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特征，在生產關系構成中，勞動關系是相對獨立的一部分，在對勞動關系發展的認識過程中，需要著眼于其時空性和動態化的特點。相對于歐美等比較成熟的發達市場經濟體制國家，作為一個正在建立的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國家和正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大國，我國的勞動關系狀況必然是不斷變化的，我國的勞動關系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必然會帶動我國經濟領域的變化，從而影響我國的經濟秩序，經濟秩序的變化又會引起政治，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的變動。

目前，我國的勞動關系發展主要表現為多樣的類型、靈活的形式；相異的內容、復雜的格局；明晰的主體、分化的利益；法律體系等基本形成。以古觀今，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會促使勞動關系發生改變，但勞動關系又牽涉到其他領域，所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使勞動關系處于多樣化狀態；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外經濟運行態勢影響勞動關系整體運行的穩定性；我國內部經濟形勢及策略的調整，使勞動關系主體結構變化增加勞動關系波動風險；我國正逐步朝著法制社會的方向前進，勞動關系運行與法制相互依存，且程度會逐步提高；新興媒體業對勞動關系有更進一步的影響力，且力度會逐步加大。

篇（2）

就業是民生之本。對于擁有13億多人口的我國來說，就業難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而從2011年開始，招工難現象卻在多個省市多個行業普遍發生。企業用工已從“季節性缺工”逐步變成“常年性缺工”，普工和技工雙短缺。直觀上，企業缺工的程度與企業工資福利、勞動條件、行業特性和企業規模等因素密切相關，但從根本上看，“用工難”不僅是就業問題，更是宏觀經濟問題。持續性的“用工難”與其說是真正缺人，不如說是隨著國內外社會經濟環境和人口結構的變化，我國以“三低”（低勞動力成本、低資源成本和低產品價格）為主要競爭優勢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

“就業難”和“用工難”同時出現，看似矛盾，其實它們都指向一個問題，那就是產業結構不盡合理。沿海地區缺工，很大程度是新一輪產業轉移的結果。大量制造業北上西進，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可以不必拋家舍業地到人生地不熟的東部地區打工，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如果想招到人，就要拿出比內地企業更好的薪酬待遇。但這只是僅宜之計，東部企業的根本出路還在于加快產業升級，由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變為資金、技術密集型的新興產業。

一、“用工難”和“就業難”的現狀

（一）“用工難”與企工工資福利和勞動條件密切相關

從微觀層面看，缺工程度與企業工資福利和勞動條件呈反向關系。2009年底和2010年底，一部分企業通過加薪和人性化關懷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缺工問題。從宏觀層面看，最低工資水平的提高仍不能有效降低缺工程度。以浙江省為例，從2008年到2011年，浙江省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長幅度達到了36.7%。2010年制造業和商品服務業平均工資增長幅度為14.11%，而同期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的求人倍率仍為2.07，商業和服務業人員求人倍率為2.47。可見，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以及員工工資的上漲并沒有有效解決浙江省缺工現象，“用工難”問題依然困擾著浙江省眾多企業。

（二）“用工難”與企業規模和行業特性密切相關

從企業規模來看，現階段出現用工難的企業主要是從事中低端產品加工制造的中、小企業，尤其是過度依賴貼牌、代工生產又缺乏定價權的外向型或半外向型企業。從用人單位經濟類型來看，以浙江省為例，2009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私營、個體經營的用工需求占企業總需求的80%左右，是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主要渠道。其中，有限責任公司和私營企業勞動需求呈某種程度的互補之勢。從產業需求來看，第二、第三產業仍是吸納勞動力的主體產業。制造業對勞動力需求比重仍然最高，大約占總比重的45%。與第三產業相比，制造業對經濟形勢和季節的變化反應更明顯。從行業類型來看，制造業、住宿餐飲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用工需求較難滿足。據國家統計局在2010年10月份的調查顯示：制造業企業和住宿餐飲業企業中表示招工存在較大困難的比例分別為24.7%和34.3%，在所有行業中位居前列。

（三）“就業難”與經濟發展速度密切相關

就業主要靠經濟增長來拉動。經濟增長快，企業活力足，崗位就大量增加，相反，經濟增長放緩，企業發展停滯，崗位就會減少。經濟增速的放緩，已成為影響就業的重要不利因素。從過去的經驗看，經濟增速放緩，不僅對勞動的新增需求會縮減，已經就業的勞動力也可能面臨失業。在當前的國際經濟形勢下，國際金融危機尚未結束，給我國實體經濟和就業問題帶來變數。

（四）“就業難”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對就業提出了挑戰，這其中的新興產業會促使就業增長，但不會那么快，而在控制過剩產能、節能減排中淘汰退出的企業帶來的崗位流失則已在發生，經測算涉及20多個行業上百萬企業職工的安置。

（五）“就業難”與勞動力總量密切相關

我國人口數量預計在2030年左右達到16億的峰值，勞動力總量的變動趨勢也類似。2009年我國勞動力資源是10.6億，預計到2020年會達到11.5億，到2030年將達到12億以上，勞動力的總量會持續增加，并會給就業帶來巨大的壓力。

目前，我國每年需要解決就業的勞動力總量是2400萬左右，預計“十二五”期間還會增加。城鎮化建設的加快也會使更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出來。

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也很大，農業富余勞動力的存量依據現有生產力水平估算還有1.2億，需要轉移就業。按照我國目前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每增加一個點可以吸納1000萬的農村勞動力，現有存量還要有12年才能轉移出來。如果農業生產力水平進一步提高，轉移的過程將變得更長。

有一種說法是“新成長勞動力開始短缺”。事實是新成長勞動力的增速開始下降，但總量還在增加。而且由于是在高位上增長，增速再小，絕對量也不少。此外，新成長勞動力的概念是以16歲為標準，真正每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則包括了20-30歲的人。比如高校畢業生，通常是在22歲以后就業，“十一五”期間平均每年在610萬左右，“十二五”期間則會增加到約660萬。

（六）“用工難”和“就業難”交織并存。

在“用工難”的同時，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卻日益突出。以浙江省為例，2007年-2011年普通高校畢業生總量分別為19.3萬人、21.49萬人、23萬人、25.04萬人、25.4萬人，初次就業率分別為92.47%、93.24%、93.30%、95.89%、96.95%。雖然初次就業率呈現上升趨勢，但上升的空間越來越有限，而且初次就業率與實際就業率之間還存在著顯著的差距。另一方面，“4050人員”的就業壓力依然沒有得到緩解。以浙江省為例，2009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45歲以上求職者人數分別是93930人、140681人、126515人、101159人、153084人、96917人和93065人，與上年同期相比增幅分別是+0.34%、+1.60%、+1.08%、+1.40%、+0.14%、-0.82%、+0.84%。其它省份也與浙江省的情況較為相似，反映了全國性的就業結構性矛盾。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結構性矛盾，將至少伴隨著整個“十二五”時期并且有越來越突出的趨勢。

二、“用工難”和“就業難”成因分析

企業用工首先是一個就業問題，它與勞動力的需求和供給密切相關。對勞動力的需求是一種引致需求或派生需求，宏觀總需求及其變動都會經由產業結構傳導到勞動力需求上，包括產業轉型升級對勞動力的素質和需求結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人口總量和結構及其變動，中西部崛起對流向東部地區勞動力的“截流”，新生代農民工傾向于“追求個人發展”

和“享受現代文明”的打工方式對就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也都制約著勞動力的供給。其次，企業用工又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資金短缺、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價格一路走高使得處于經營逆境的中小企業不得不“擠壓”更弱小的勞動者，無力通過提高工資或增加福利的方式來加以應對。所有這一切，實際上都是從不同側面昭示著，以“三低”（低勞動力成本、低資源成本、低產品價格）為主要競爭優勢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已難以為繼。

三、緩解“用工難”和“就業難”的對策

（一）就業崗位技能要求與勞動者技能素質和技能結構不匹配，造成了“就業難”和“用工難”同時并存。因此，要大力開展定向職業技能培訓。首先，做好企業自主培訓。充分發揮企業自身的主體功能，根據自身發展的用工需要，科學制訂好用工和培訓計劃，通過生產帶培訓、老手帶新手的辦法，自我培養一批熟悉企業生產運作的熟練工。第二，開展短期技能培訓。要充分依托勞動力培訓中心和職業學校開展培訓，通過“政府出錢買單，農民免費學技，企業按需用工”的形式，對城鎮失業職工和農村富余勞動力進行有針對性培訓，直接為企業輸送緊缺人才。第三，開展“訂單式”培訓。由政府支持，企業資助，根據打造產業的長期發展需求，委托職業高中和技術學校開設相關定向專業，調整課程設置，搞“定單式”培訓，讓學生免學費、生活費進行定向培訓，畢業合格后就可為相關企業服務。

（二）由于經濟總在不斷的變動中，信息又不可能絕對對稱，所以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性矛盾在任何一個時期都會存在，是一種正常現象。對企業而言，首先，應當轉變發展模式，開發人力資源，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過程中減緩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壓力。如果企業能夠提高勞動力絕對成本，降低勞動相對成本，通過提高單位人工成本的產出率和經濟效益來消化絕對成本的上升，那么將大大緩解用工難的問題。同時，企業應當從“成本依賴型”競爭戰略向“創新推動型”轉型，使企業從“低技術、低價格、低收益運營模式”向“高技術、高附加值、高收益發展模式”轉變，從根源上破解“就業難”和“用工難”，從而實現經濟增長和促進就業的良性互動。

（三）“就業難”和“用工難”有時也可能是因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而導致。也就是說，企業不知道去哪里找合適的人，求職者又不知道如何找到合適的工作。對此，應當加強招用工基礎平臺的建設，就業相關部門都應完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規范企業用工行為和改善用工環境，促進勞動力供求有效匹配。依托各級人力資源市場，深入開展各類專場招聘會，為企業和求職者搭建實時對接平臺，重點推進網絡平臺的建設，實現企業之間、企業和求職者之間的信息無縫交流。同時，積極探索跨地區勞動力流動的公共就業服務的對接和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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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新常態 影響 經濟轉型 制約因素

一、新常態視域的中國經濟特征

新常態是異于舊質的一種相對穩定的發展狀態，它是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一個新判斷。學界認為新常態是一種無法回到過去高增長狀態的新的經濟態勢。新常態下的經濟表現有：經濟增長速度減緩，人們的物質消費相對減少，社會儲蓄數額增加，企業利潤相對穩定，政府的經濟控制力和再監管能力一再加強。從新常態視域來看，中國經濟新常態在實質特征上是客觀經濟運行與主觀政策調整疊加作用的結果。新常態下的宏觀經濟波動與不確定性有所上升。受此影響，一旦經濟潛在產物難以維持原來的水準，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速回落或疲軟現狀，也就變得不可避免。

二、新常態下制約經濟轉型的因素

（一）工資性收入增長困難。有關調查研究指出，在社會主義薪酬結構大致固定的情況下，我國工資性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額日漸下降，民眾工資性收入表現出增長緩慢的特點。需要指出的是，短期內，我國工資增長速度數次再創新低；長期內，我國工資增長速度遠低于GDP增長速度。如2012年，我國工人平均貨幣工資為35000元左右，比1986年增長了將近30倍，但是同時期人均GDP卻增長了將近35倍。專家分析，我國工資性收入持續增長難度現狀還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實際工資增長困難，不但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還不利于擴大消費和內需。

（二）勞動力結構變化限制了勞動生產率。新常態下，我國政府在發展經濟上所以采取減速策略，除了因為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需要調整外，還有就是人口結構需要進一步優化。與改革初期相比，我國人口結構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社會發展給勞動力的要求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人們的生育理念也出現了變化。2012年底，我國勞動力人口首次下降，16-60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同比凈減少約400萬，60歲以上人口同比凈增加約900萬。從中可以看出，我國勞動力資源凈減少嚴重，老齡化人口增加，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正在逐漸減退。勞動力減少意味著勞動成本的增加，也意味著更多的經濟發展困難。在今后的發展中，我們必須減少對人口的依賴心理，加大技術創新步伐。

（三）宏觀經濟波動不利于企業創新投入。為了鼓勵科技創新，我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創新的政策，這極大鼓舞了企業和個人的研發創新能力，許多企業都加大了企業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企業研發投入主要來源主要來源于內源融資和股權、債權融資，在宏觀經濟波動頻繁的情況下，企業經營能力和盈利水平都深受影響，企業現金流下降和分布也表現的更加缺乏規律性，企業創新研發也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宏觀經濟沖擊增加了資本市場的管理風險，企業股權融資難度也不斷加大，企業借貸成本、短期融資成本也相應加大。受此影響，許多企業不得不減少研發增幅。

（四）地方經濟較為脆弱。就目前來說，我國地方經濟尤其是鄉鎮經濟始終以粗放型經濟為主。經濟新常態下，國家在宏觀經濟政策上會對刺激性措施進行適當調整，國家對粗放型經濟的支持力度也會逐漸減弱，財政金融的去杠桿化特征越來越明顯。如此一來，地方經濟的脆弱性也就表現出來，如地方政府償債能力下降，地方債務增長過快，公共債務擴張無序，地實體經濟和金融風險加大，嚴重制約了地方經濟轉型；地方政府在管理上會更加小心，在穩中求勝心態的影響下，他們會將經濟重心放在房地產、地方資源優勢行業上，使得地方經濟體系更加單一，地方經濟結構趨同化嚴重。

三、新常態下消除影響經濟轉型的制約因素的思路

（一）政府要加強供給管理，提高供給效率，改變過去那種以勞動力、資本高投入為支柱產業的發展模式，減少環境、資源對經濟的束縛，減少落后產能供給，以解決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的結構性問題。這就要求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整中，變需求管理為供給管理，通過有效的供給管理淘汰落后產能，實現經濟管理創新。

（二）提高改革成果的共享力度，讓社會群體共享改革紅利。在經濟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政府應正視利益調整的深層次矛盾與問題，改變過去那種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完善社會福利機制，讓改革紅利惠及普通大眾，增加民眾的工資性收入，以實現更加全面的社會公平，增加人們對改革和經濟轉型的信心。

（三）實現經濟的多元化、差異化發展。地方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地方經濟繁榮興盛是消除國民經濟轉型制約因素的根本。因此，政府要在宏觀經濟管理上，減少對地方政府的投資，促使地方政府在發展中盡快找準定位，提高地方經濟管理和服務能力，減少對政府的依賴性。在此基礎上，地方政府應放寬市場進入限制，允許各類社會資本參與市場化運作，同時提高政府在經濟管理中的公益性和服務能力，完善市場責任制度，爭取在多樣市場主體的參與下減少市場對資源、人力的以來，提高投資和市場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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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資本和勞動力是引起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根據加速原理促進經濟增長可以從加大資本投資，提高銀行存款利率來增加全社會的資本積累［1］。同樣人口增長率也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增長模型中，勞動力是全社會的就業人數，一個社會的總人口可以分為以下三類即:少年階層、青年階層、老年階層。其中我們認為青年階層是社會勞動力的主要供給者。而勞動力又分為就業人員和失業人員，我們將有工作能力且想要找工作而此時又沒有工作的人稱為失業者，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就業者［2］。就業者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而非就業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

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去分析［3］，在宏觀方面，若是青年階層變多，他們會增加儲蓄，從長期來看，儲蓄的增加有利于個人收入的增長，但是，在短期看來，由于青年階層變多，因而會導致消費不足，進而與消費有關的投資品減少，GDP下降。而如果少年階層和老年階層變多，少年階層會因為對未來有更好的預期，可能會比青年階層消費更多。老年階層如果排除為后代積蓄的話，也會比青年階層消費更多。在微觀方面，可能影響到勞動力市場供給和家庭收支結構的變化。

(二)國內外研究的現狀和本文的研究內容

為了比較好的分析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主要研究對象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4］。

二、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分析

本文選取主流所共識的勞動力比重、老人人口撫養比(指社會中老人人口數量占勞動人數的比例)、兒童撫養比(指社會中兒童人口數量占勞動人數的比例)。其模型可以通過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建立，老人贍養比(o)和青年勞動者(w)所占總人口的比重。將該模型取對數之后可建立線性回歸模型。

(二)實證分析

對上述三個模型分別作線性回歸分析，其結果如下:模型(1)的F值為6000．3(0．00)調整的R^2為0．97，模型(2)的F值為666．87(0．00)調整的R^2為0．98，模型(3)的F值為1566．3(0．00)調整的R^2為0．99。(1)模型1－3的F檢驗都非常顯著，因此三個方程整體上是顯著的。調整后的R2都在0．95以上，說明解釋變量能夠非常好的解釋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信息能夠被解釋變量解釋。(2)三個模型中Ink前面的系數均為正數，這符合經濟規律，說明資本的增加能夠帶來經濟的增長。Inw前面的系數同樣也為正數，說明勞動人口的增加同樣能夠使得經濟增長，這與我們前面所分析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是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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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數字一般被視為能夠反映整體經濟狀況的指標,在社會統計比較發達的國家,失業率往往是每個月最先發表的經濟數據,所以他是市場上最為敏感的月度社會經濟指標。很多國家都是根據失業率來調整利率、工資價格等。失業率同樣也是重要的社會指標,是社會政策調整的重要依據。所以,現在多數發達國家和地區,每月都要公布失業率,每季度要公布調整后的數據。

一、登記失業率與調查失業率的本質區別

登記失業率是根據政府就業服務機構或社會保險機構的行政記錄而獲得登記失業人數,在此基礎上計算得出的。其中的就業人數與登記失業人數不是來源于同一次調查,而是根據有關資料加工得出的。調查失業率是采用抽樣調查的方法,通過向調查對象(抽中的家庭成員)詢問一系列問題,從而綜合判斷某個家庭成員目前是否處于失業狀態,并在此基礎上計算得出的。其中就業、失業數據來源于同一次調查。

登記失業率指標不能客觀反映我國城鎮失業狀況,不能真正起到監測宏觀經濟運行和進行宏觀調控的作用,也不利于國家間比較。而調查失業率則是通過定期抽樣調查和入戶抽樣調查取得的失業率指標。該調查所使用的失業定義符合國際標準,可以用來進行國際比較,它相對于行政管理系統之外,可以用來研究勞動力市場的其他情況,構造人力資源變化情況和構造其他指標。相對于登記失業率而言,調查失業率更能反映宏觀經濟狀況,反映整個國家的失業狀況,所以調查失業率更適合作為國家對外正式公布的失業率指標。

兩者的本質區別是:

1. 組織方式不同

登記失業率的基礎是各級失業機構的行政記錄,通過將各級的行政記錄進行匯總而得到登記的失業人數。這種組織方式的優點是不需要組織專門的調查,可以較快地取得記錄上所有的匯總數據,但其關鍵是要有健全、完備、高效、便捷的機構體系和數據傳遞體系。

調查失業率的基礎是對住戶進行的調查記錄,通過將一家一戶的調查記錄進行匯總而得到有關勞動力就業與失業的數據,并據此推算出勞動力數據、就業數據、失業數據以及勞動參與率、失業率等一系列數據。這種組織方式的優點是通過一次調查可以取得全部有關勞動力的一整套數據,便于數據的銜接使用,但其關鍵是要有完整的抽樣框和業務熟練、責任心強的調查員隊伍。

2. 使用的失業定義不同

登記失業率使用的失業定義是具有當地非農業戶口,男在16歲至59歲,女在16歲至49歲,具有勞動能力,無業而要求就業并已在就業登記機構進行了失業登記的人。而調查失業率失業的定義基本上是國際普遍采用的定義,即:在一定年齡以上,在參考期內沒有工作,當前可以工作,并在特定的時期內采取具體尋找有薪就業或自主就業的所有人。

比較這兩個定義我們就會發現,二者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失業登記對人員有嚴格的限制,只有對具有本地非農業戶口的人才進行登記,也就是說只有具有本地非農業戶口的人才有可能被統計為失業人口;而失業調查沒有任何限制,只要符合失業的三個判定條件,都會被統計為失業人口。二是登記注重的是登記本身,只有進行了失業登記的人才被認為是失業;而失業調查只看狀態而不論是否進行了登記。三是登記記錄的是過去的狀態而不是當前的狀態,也就是說登記之后又就業的仍可能被統計為失業者;而失業調查記錄的是當前狀態,只要在調查時點前的一周內符合失業的判定條件就會被統計為失業而不論其經常的狀態。

3. 數據的作用不同

登記失業數據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據此對失業保險金的發放進行管理。二是通過對個人情況的詳細記錄可以準確掌握那些勞動力市場上的弱者,以便對他們進行必要的就業援助。鑒于登記失業數據的這種作用,對其所使用的失業定義只能進行種種限制。

調查失業率數據主要用來反映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和勞動力市場的供需變化。它強調的是失業率的變動趨勢而不是失業人數的增加或減少。因為失業人數的增加不一定帶來失業率的上升,失業人數的減少也不一定帶來失業率的下降。失業人數只能單方面的反映勞動力的供給情況,只有失業率才能從兩個方面反映勞動力的供需關系。也正是失業調查數據反映宏觀經濟運行的這一職能,決定了它所使用的失業定義必須反映勞動力市場供需的一切因素,而不能像登記失業數據那樣對調查對象進行種種限制。

通過對兩種失業統計系統的比較,不難得出如下的結論:調查失業率注重從市場的角度反映失業問題,它關心的實際上是經濟意義上的失業問題。而登記失業率注重從社會保障的角度反映失業問題,它關心的實際上是社會意義上的失業問題。

二、調查失業率的產生過程以及它的優勢體現

1. 調查失業率的產生依據以下計算公式:城鎮調查失業率=[城鎮失業人數÷(城鎮就業人數+城鎮失業人數)]×100%

這個定義有幾點需要做一些解釋:

(1)調查范圍確定為城鎮常住人口。國家統計局采用了目前人口調查的城鎮范圍,即:設區城市的區、不設區城市的街道以及鎮的委員會。

(2)沒規定年齡上限。做出這種規定的主要依據有以下幾條:首先,國際勞工組織推薦的定義中沒有年齡上限,絕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也沒有規定年齡上限,這有助于了解全部勞動力的情況。其次,中國目前只規定了職工強制退休的年齡,沒有規定也不可能規定勞動年齡的上限。第三,勞動力抽樣調查中雖不規定失業人員的年齡上限,但在進行失業登記時,還應當明確規定年齡上限,這與失業的統計定義并不矛盾。

(3)有勞動能力。這是指在體力上和智力上可以從事社會勞動的人員,其中包括有部分勞動能力的殘疾人。

(4)在調查周內未從事有收入勞動。即調查周內從事有收入勞動的時間不到一小時或為零小時。

(5)當前有就業的可能。具體是指在調查時點以后兩周內能應聘上班。

(6)正在以某種方式尋找工作。主要包括:調查時點前三個月內,曾經去職業介紹所登記;去各種勞動力市場或人才市場進行應聘洽談;通過電視、報紙等新聞媒體和網絡尋找工作;自登求職廣告;托親友找工作;自籌資金準備從事經營活動等。顯然,登記只是尋找工作的一種行動而不是全部。

2. 調查失業率的優勢主要體現在:這種調查所使用的定義最接近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建議書所推薦的標準定義,便于用來進行國際比較;由于它是通過使用來自同一調查的失業人員估計數和總的勞動力估計數(就業加失業)計算出來的,其失業人員比例數據更加可靠;可以用來研究勞動力市場的其他情況;可以構造人力資源變化情況;它相對獨立于行政管理系統之外。

調查失業率對于失業主要是從勞動力市場供需的角度來定義的,即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無論是非農業戶口還是農業戶口,無論是在就業服務機構進行了求職登記的還是未進行求職登記的,只要符合失業的定義,就作為失業人員進行統計。國家統計局進行的城鎮勞動力調查,由于采用的是國際通行的指標定義和調查方法,已經考慮了下崗職工、外來人口甚至退休人員中的求職者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應該說其結果基本反映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應能作為我們判斷當前中國就業形勢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所以它能真實反映社會失業人群所占的比例。

三、國家要在十二五期間實行調查失業率的原因分析

1. 因為調查失業率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點:

(1)調查失業率嘗試了城鄉統籌失業率統計方法。以前沒有把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看作失業人口的原因,是把土地作為承載農民就業和生計的基本保障。而事實上不是所有的農民都有足夠的土地來供養自己和家人,而且全國有約4000萬失地農民。而由于農村過剩人口涌入城市使一部分城市勞動力被替代,也在影響城鎮登記失業率的準確性。所以實行城鄉統籌的失業率統計方法勢在必行。

(2)調查失業率更據真實性。在現行的體制下,出于各方面的考慮,一些地方政府不會夸大本地的登記失業率,只會千方百計地縮小本地的登記失業率。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就業服務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到勞動保障部門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職的失業人員數量不夠全面,因此,登記失業率也就是一個數據而已。

調查失業率的調查對象包括城鎮、農村人口。而對于城鎮人口的確定并不以戶籍為依據,這無疑打破了以往登記失業率中的戶籍限制,以及沒有涵蓋農村失業者的弊端。也是當今最接近真實數字的失業率統計方法。

(3)與國際接軌。鑒于失業率正在成為度量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重要指標,中國迫切需要一個和國際接軌的調查失業率。城鄉調查失業率的統計將全部通過抽樣調查的方式完成。這與國際上失業率統計的常規方法相一致。另外,城鄉勞動力調查每年兩次,分別于5月和11月進行。這項統計與國際通行的調查失業率統計標準和方法完全一樣。

2. 現行的登記失業率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地方主要表現在:

(1)城鎮登記失業率僅以本地的城鎮戶籍人口為統計對象,不能全面反映失業率的真實情況。主要理由包括:一是不能反映我國廣大農村地區人口的失業狀況,二是不能反映事實上已進入城市務工經商的大量進城農民工的失業狀況,三是不能反映那些在城市間遷徙流動而并未轉移戶籍的那部分城鎮戶籍人口的失業狀況。把這樣多的勞動力排斥在我國的失業統計范圍之外,顯然是不合理的。

(2)對統計對象的年齡限制過窄。1995年以前我國城鎮失業登記是以男16―49歲,女16―44歲為申請登記的年齡界限;1995年以后將年齡界限放寬至退休年齡,即男16―59,女16―49歲。國際通行的慣例是就業和失業統計都不設年齡上限。也有學者堅持認為失業統計應以退休年齡為年齡上限。

(3)將登記作為失業統計的前提,缺少科學性。以失業登記為基礎數據來源,使該失業率指標的失業定義局限于行政登記行為,即登記了才統計為失業,未登記就不統計為失業,從而使登記失業不能反映實際失業規模。有學者指出:“登記作為政府幫助就業和發放失業救濟金的前提條件是有作用的,但反映宏觀失業狀況是不可能的。”

(4)城鎮登記失業率不能反映隱性失業狀況。現行失業率指標只反映勞動力市場的顯形失業(即公開失業),而不包括我國實際大量存在的隱性失業,所以不能反映我國真實的失業率水平。

分析表明,我國失業率統計的改革已是勢在必行,以調查失業率替代登記失業率也是大勢所趨。

四、如何讓調查失業率更加真實反映社會失業狀況

1. 把社會調查失業率作為政府公開的失業率指標,能夠較為準確地反映我國勞動力供求基本形勢,可以宏觀上判斷各地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規劃指標、控制指標和考核指標的執行情況。

2. 進一步完善抽樣方法,增強樣本的代表性。各地可在國家抽樣基礎上,適當增加樣本或統計指標,達到調查結果本地化的目的。根據抽樣調查“樣本越隨機分散,代表性越強”的特點,改進目前按小區抽取樣本的方法,擴大抽取的小區個數,壓縮同一小區的樣本抽取規模。

3. 重視開展特殊群體和重點行業的失業率專項統計。有針對性地設計指標,采用最適合統計對象的方法進行專項抽查,并根據特殊群體或重點行業的特點對失業結構、時間和地區分布等進行分析,調整和把握其失業節奏,避免過于集中而影響社會穩定。

參考文獻:

篇（6）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年均增長率超過9%,尤其自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率更是穩步攀升,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與此同時,就業形勢卻日益嚴峻,城鎮登記失業率不斷上升,就業增長率呈下降趨勢。西方經濟學家一般認為4%至6%的失業率為自然失業率,我國自2002年以來的城鎮失業率雖然在4%左右,從數字表面看上去并不能說明我國的就業形勢嚴峻,但我國官方公布的失業率是依據城鎮登記失業人口統計計算出來的,這與國際上的調查失業率的統計方法不同,我國的實際失業狀況更為嚴重,中國出現了高增長與低就業并存的現狀。

二、中國高增長與低就業原因淺析

宏觀、微觀經濟因素同時影響著我國經濟增長和就業,宏觀和微觀涉及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影響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在經濟運行中各種因素一直相互作用和影響,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經濟轉型的不斷加劇,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進一步強化,共同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高增長、低就業并存。具體的原因如下:

(一)人口總量和結構因素

我國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中國的人口約束不是表現為勞動力供給不足,而是表現為勞動力供給過剩,這是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開始時顯著不同的一個經濟條件。決定一國就業狀況和發展趨勢的因素是多元的和多方位的,但其基礎是作為勞動力資源――人口的狀況。一個國家人口的變動軌跡決定了其勞動力資源的變動軌跡。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起步較晚,但由于醫療、衛生等條件的改善,我國人口增長率迅速,且勞動參與率高,但經濟發展水平處于比較低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制約了對勞動力的吸收。

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勞動力參與率的高低決定了勞動力的供給,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對勞動力的需求。據統計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人口已達1200萬人,按8%的經濟增長率計算,經濟的增長也只能容納800萬人的新增就業,,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狀況仍將持續很長一段時期。

(二)產業結構因素

我國現階段處于工業化進程的中后期,經濟增長仍主要靠工業增長拉動,產業增長表現出對投資和資源的高度依賴,不僅三次產業之間的比例失調,而且三次產業內部各自的發展水平不高。工業“偏熱”與服務業“偏冷”并存,第三產業比重過低,整體的產業結構水平低。

從中國經濟的出口結構來看,產業結構水平低主要表現在由國外直接投資帶動的加工貿易迅速擴大,外商直接投資中超過70%的份額投入到了制造業領域。制造業是由設計、研發、加工、營銷服務等產業鏈組成的有機整體,高附加值的設計研發和營銷服務等都在國外,目前我國雖是世界制造業中心,但制造業產品附加值還相當低,整體的制造業依然處于中低檔產品及中低端生產環節,結果導致了低水平的生產能力過剩,大量中低檔產品供給嚴重大于需求,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只能進行低水平的價格競爭,而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檔次高的產品嚴重短缺,必須依靠大量進口。供不應求和供大于求的局面同時并存,即一方面一些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產能過剩導致低價格的惡性競爭,必然帶來相關企業的破產倒閉,這些因破產倒閉而被淘汰的企業中原有的就業人員便成為了失業者;另一方面國內有效需求的很大一部分被進口產品替代,進口替代淘汰了國內同類產品生產企業,也淘汰了這些生產企業原本可以提供的就業機會。

工業制成品出口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例雖然高達90%以上,但國內生產部分大都是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低技術加工組裝環節,長期實行的“兩頭在外”使產業鏈特別是高附加值的產業鏈環節難以在國內延伸,制約了產業結構升級,一般貿易增長緩慢。

第三產業起步較晚且第三產業就業彈性呈下降趨勢,這主要與其內部的結構變化有關,第三產業中的傳統行業包括零售業、餐飲業、生活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進入90年代以來發展基本趨于飽和,對就業的貢獻也大大減弱了,第三產業中的新興產業包括房地產管理業、金融業、保險業、咨詢業等資本密集型行業在90年代以來的迅猛發展,大大拉動了我國的經濟增長,卻沒有帶來相應的就業擴大。

(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因素

1992年我國明確提出了由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隨著經濟方式的轉變,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加大,但對就業的“擠出”效應大于對就業的“拉動”效應。

改革開放以來,技術進步通過提高所投入的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等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增長,技術進步對我國就業的總體影響卻是“擠出”效應大于“拉動”效應,但不同時期技術進步對我國就業的影響是不同的。20世紀80年代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了經濟總量的擴張,大量投資從國外引進了各種技術,這一階段的技術進步主要以擴大生產能力為主,對勞動力的需求也迅速增加,因此,技術進步總體上引起了就業的擴大。1992年以后,隨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加大,技術對勞動的替代效應增大;在20世紀80年代對就業做出巨大貢獻的鄉鎮企業,隨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紛紛被關閉停產,大部分勞動密集行業由于激烈的市場競爭也逐漸萎縮,眾多鄉鎮企業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整體環境下,為提高市場競爭力,也紛紛引進技術,但大部分技術的路徑選擇偏向資本對勞動的替代,技術的選擇對就業產生了“擠出”效應。

另外,技術水平也是影響產業結構的重要因素。我國整體技術水平低,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由于國外對先進技術出口的限制,核心的高新技術也無法通過進口獲得,現階段的整體技術水平制約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導致了現階段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資本不斷深化。

資本深化是指每單位勞動所占有的資本不斷增加的過程。每單位勞動所占資本的增加可以帶來平均每單位勞動產出的增加,在規模報酬不變、不存在信息成本、不存在外部性、技術外生且為希克斯中性技術進步的假定條件下,根據新古典增長模型

可以推導出

上式表明了平均每單位勞動產出的增長率可以分解為全要素增長率和每單位勞動所占資本的增長率與資本產出份額的乘積,由于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隨著每單位勞動所占資本的增長率的提高,即資本的增長率快于勞動的增長率,亦即同樣多的勞動需要更多的資本投入,或同樣多的資本吸納了更少的勞動,投資增長通過“投資乘數”效應拉動了數倍于資本投資量的經濟總量增長,但卻沒有拉動就業的同步增長。

(四)經濟轉型因素

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以市場經濟作為改革目標,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是提高經濟運行效率,而效率的提高與經濟體系中的隱性失業是不相容的,所以在經濟轉型中必然帶來隱性失業的公開化。

在經濟轉型背景下國有企業的深化改革,不斷使隱性失業顯性化,這是導致城市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但由于國有企業改革釋放出的冗員是邊際產出為零甚至為負的隱性失業人員,國有企業改革逐步使國有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經濟主體,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中,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根據成本收益原則,按照邊際產出雇傭勞動力,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拉動了經濟增長。國有企業的“減員增效”是導致我國高增長、低就業的原因之一。

我國農村人口基數大,加上計劃經濟時期的戶籍制度和一系列的城市化抑制政策,農村勞動力被強制束縛在土地上。在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隨著相關政策的松動及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農業用地的不斷減少等導致了農村勞動力與土地之間的配置比例嚴重失調,大量農村勞動力從農業中游離出來,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村隱性失業不斷顯性化。20世紀90年代,一方面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涌向城鎮,另一方面由于體制轉軌,城鎮職工下崗人數日益增多。盡管農村勞動力與城市勞動力的整體素質不同,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處于不同的就業競爭領域,但國企下崗職工中大多為技能不高、年齡偏大的人員,農村勞動力隨著尋求就業經驗的提高和通過種種技能的學習不斷積累的技能的提高,這些城鄉人員對有限的就業崗位的競爭就不可避免,競爭加劇了城市就業壓力,使得城鎮失業率不斷上升,也惡化了整體的就業形勢。

轉型背景下的低度城市化導致現有的城市化水平不能創造出足夠的就業崗位來容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部分農業剩余勞動力只能向鄉鎮企業轉移。改革開放至20世紀90年代以前,鄉鎮企業在生產要素供給、產品的市場需求上占有很大優勢,對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90年代以后,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相對量和絕對量都在降低。低度城市化也是造成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抑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不利于第三產業內部的就業創造。

三、結語

我們著重從人口總量和結構、產業結構、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轉型這四大方面分析了我國高增長、低就業現狀的的原因,但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是復雜的,也是多方面的,試圖分析了其中的幾點原因后,根據這些原因,為我們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指明了方向:制定相關政策,實施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并重的發展戰略;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調整所有制結構,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積極調整城鄉結構,促進城市化進程;消除價格扭曲,促進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等,除了這些建議,為同時促進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仍然有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

參考文獻:

篇（7）

失業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失業現象。從1993年，由于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問題開始突出，我國開始出現大的失業高峰，當年登記失業人員為420.1萬人，失業率為2.6％。之后，失業率逐漸增長，到2003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3％，失業人數已達800萬人，截至2007年6月末，中國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838萬人，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指出：“十一五”時期，預計我國城鎮新增就業4500萬人，年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5%。到2010年我國城鎮失業人數預計將達13390萬人。就業壓力巨大將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長期性問題之一

一、 我國失業問題的現狀

近幾年來，我國的失業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類型：

第一，農村剩余勞動力人數上升，是當前中國失業問題面臨的突出矛盾。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技術的不斷提高，原來潛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迅速顯性化，1.5億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速度在逐步加快，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已經達到了8000萬人，大大增加了城市就業壓力。目前國家公布的失業率只統計了城鎮失業情況，并沒有包括現在農村的1.5億富余勞動力。如果把1.5億農村富余勞動力算入，我國失業率就要高達20%。

第二，下崗人數增長,是近年來出現的中國特色的嚴重失業問題。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失業率與經濟增長率呈負相關。可是，中國近年來卻出現了經濟和失業雙增的特色現象。目前失業下崗人員主要集中于經濟欠發達和經濟落后的省市。從下崗職工的行業分看，主要多集中于紡織、機械、冶金、電子等傳統產業部門。目前的失業率統計中沒有包括下崗職工，如果以后“下崗”和“失業”完全實現并軌，那么我們的失業率的數字就將更高。

第三，城鎮新生代隱性失業凸現。是當前中國失業面臨的新問題。近年來，我國城鎮初、高中畢業生未升學或就業的青年逐年增加，從“九五”計劃末開始，一部分大學生也開始成為失業人員的組成部分，高校擴招后，更多的畢業生的就業需求又使這種局面更為嚴峻。1999年高等院校大規模擴招的學生在2003年畢業，該年的畢業生比2002年增加了46.5％之多，導致大學生畢業壓力異常巨大。據統計，2003年全國高校畢業生有215萬人，但一次就業率卻只有70％，尚有63萬大學畢業生未能落實就業崗位，2006年的高校畢業生己達到420,比上年增加75萬人，2007年高校畢業生達495萬人，比上年凈增82萬人，畢業總數為2001年的將近4倍。

二 、我國失業問題存在的原因

造成當前中國失業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人口相對過剩的失業。一國就業狀況的好壞最終取決于勞動力供給和勞動力需求的平衡情況，勞動力供給又取決于一個國家或地區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勞動力參與率等。對于勞動力供給人口，國際上通常將15――64歲人口作為勞動年齡人口統計（我國通常是男性16-60歲，女性16-55歲）。按照這一指標，我國勞動力供給成逐年上升趨勢。盡管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逐步實行降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未來勞動年齡人口會有所下降，但是由于中國人口基數過大，新增勞動力絕對數仍將大幅度增加。形成我國就業人員的過剩。

第二，體制性失業。國有企業的隱性失業顯性化。高失業率主要體現在國有企業。國有單位職工人數實際上約為1．3億人，按市場機制標準衡量，國有企業中大約有30％的冗員或“在職失業”者，即絕對人數在3000萬以上。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這些隱蔽失業或遲或早會以顯性失業者的形式表現出來。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出現了公有制經濟吸納勞動就業能力不斷下降并大量釋放富余人員的現象。這使得公有制經濟從業人數占總就業人口數的比重迅速下降。據統計，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城鎮新增就業崗位的70%以上是由非公有制經濟提供的，從農村轉移出來勞動力的70%以上也是在非公有制經濟就業的。這意味著無論是提供的城鎮新增就業崗位，還是吸收農村轉移的剩余勞動力，公有制經濟所占的比重都已不足30%。

第三，結構調整對失業。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下半期，中國開始了歷史上空前的大規模結構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產業采用舊技術的領域，由于資本存量的調整，許多舊的工作崗位被淘汰，勞動力需求逐漸下降，當新增加就業崗位的規模和速度趕不上被淘汰的工作崗位的規模和速度時，就會出現失業現象。同時，由于經濟結構調整力度的加大，很多原來從事農業、工業的人員會向其他部門流動，在他們還沒找到新的工作崗位時，這部份人也處于失業狀態。

除了以上這些根本性的原因之外，就業環境惡化、就業質量下降，就業彈性持續下降，城市化進展遲緩等因素也是造成目前我國失業形勢嚴峻的原因。

三、 解決我國失業問題的對策

針對以上我國失業問題存在的原因，我們應該采取以下積極措施解決失業問題。

第一，將充分就業作為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優先目標。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是所有宏觀經濟政策的終極目標之一， 也是現代所有國家經濟發展追求的目的。因而，要正確處理好經濟增長和實現充分就業之間的關系，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力爭做到充分就業。因此， 我國應當把擴大就業作為宏觀調控的優先目標。要建立和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就業管理體制，改革就業制度，對就業人員全部實行市場就業。要促進勞動力的有序流動和資源的合理布局，從政策和管理上引導勞動人口流入需要的行業和缺乏勞動力的行業，流入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解決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的結構性錯位問題。要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和勞動力市場信急網絡系統，，擴人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提高居民的生活保障程度，保持社會的穩定。通過勞動力供求信急的采集、傳遞，實現供求雙方的溝通，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運行效率。

第二，調整優化經濟結構，拓展和擴大就業空間。首先，要大力發展新型工業和現代服務業，優化社會資源配置，提高就業率水平。 “十一五”規劃中提出“按照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要求，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中心環節，繼續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調整優化產品結構、企業組織結構和產業布局，提升整體技術水平和綜合競爭力，促進工業由大變強”和“加快發展高技術產業，振興裝備制造業，優化發展能源工業，調整原材料工業結構和布局，提升輕紡工業水平，積極推進信息化，拓展生產業，豐富消費業，促進服務業發展，使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和就業人員占全社會就業人員比重分別提高3個和4個百分點”等政策，有利于增加勞動力的需求量。政府的政策導向將促進經濟的合理布局和經濟發展。其次，要進一步鼓勵發展非公經濟。近幾年來，民營經濟已成為吸收社會勞動力的重要支柱，而且在就業中顯示出了相當的優勢和就業潛力。為此，當前應該進一步營造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法律環境，從法律上保護民間合法財產和民有資本，鼓勵勞動者自己創造“飯碗”和規范雇用勞動關系。“十一五”期間我國應當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鼓勵非公經濟的大力發展：在政策上為非公有制經濟創造平等競爭、一視同仁的法治環境、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實行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鼓勵和支持非公有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壟斷行業、公用事業以及法律法規未禁止的其他行業和領域，而非僅僅是服務業；加大財稅金融支持，拓寬企業融資渠道。

第三，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完善再就業服務體系。首先，加快勞動制度改革，建立起全新的就業機制。要抓好市場化就業的方向和要求，改變傳統的勞動管理制度，形成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向選擇的選人機制，使勞動者能通過市場機制和公平競爭原則獲得就業機會和就業崗位。要建立靈活的用工制度和勞動預備制度，對新加入的勞動力，實行勞動預備制度。一方面可以提高新就業者的素質，另一方面可以緩沖就業壓力，建立起勞動后備軍隊伍。其次，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統一性、公開性和競爭性，打破城鄉隔離、條塊分割以及既定的身份界限，建立起勞動者能夠平等競爭、自行選擇、自由流動的市場機制，使勞動力能夠真正通過市場就業，有效解決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再次，加強對勞動者的職業培訓，提高勞動者的技能和素質。對勞動者進行職業培訓，目的是為了使勞動力就業具有可就業性，即提高就業能力。學習培訓、就業、再學習再培訓、再就業，應當是勞動者正常的生活軌跡。對勞動者進行培訓，一方面是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就業能力所要求的，另一方面也是緩解結構性就業矛盾的重要措施。國外一些國家通常也是通過對勞動力實行先培訓后就業或就業培訓一體化的辦法，來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就業能力，從而緩解再就業矛盾。

第四，建立失業預警系統。目前由于我國相關統計系統建設滯后，統計數據失真嚴重，缺乏失業預測預警系統，因此還很難準確地把握總體經濟增長率變化所帶來的勞動力市場供求變動和結構變化，更難以知道具體行業發展變化可能帶來的就業機會的增減，以致就業政策缺乏針對性。隨著改革的深化和就業問題的加深，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勞動力供求及其結構變化的預測預警系統，對勞動力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動態變化、勞動力市場供求結構與經濟結構的關系、各行業發展速度變動與勞動力供求關系、失業率的調控空間及預警線等進行前瞻性的預測預警。

作者單位：河南財政稅務高等專科學校

參考文獻：

[1]王艾青，楊兆蘭.中國經濟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原因探析[J]. 理論導刊, 2007，2：81-83.

篇（8）

一、信息網絡化影響著宏觀經濟管理

（1）減緩經濟周期波動。經濟發展具有復雜性和不穩定性，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跟人們所做出的決策有一定的關聯。美國的經濟學家曾經說過，經濟周期性波動與人們不能完全了解經濟信息有關。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難發現，如果對當前經濟的發展不能做出很好的判斷或者是不能掌握完全的市場信息，那么企業就有可能做出錯誤的決策，進而導致經濟出現波動。然而，網絡技術的發展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信息網絡化主要是通過三個方面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首先，信息網絡化引起了傳統產業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指傳統產業結構和運作方式的變化，傳統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少，近年來，信息產業的發展使得傳統產業的經濟波動對于國民經濟產業的波動逐漸減少；此外，網絡信息化管理系統可以起到合理調節資源配置的作用，這樣有利于促進市場供給更加適應市場需求，減少了產品過剩狀況的發生，加快了市場上各個要素的流通，克服了市場調節落后性的弊端；再者，信息網絡化推動了我國的產業調整，信息產業的發展促進了我國傳統產業的升級，合理地調整了一二三產業的比重，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為產業失衡帶來的經濟波動狀況的發生。（2）降低經濟運行所耗費的資金。實踐證明，對于網絡信息技術的應用可以通過擴大網絡規模減少網絡運行的平均成本和邊際成本。網絡成本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個是建設網絡時所耗費的成本，第二個是對信息進行傳遞所耗費的成本，第三個是對信息進行處理加工耗費的成本。擴大網絡人數可以減少這方面資金的耗費。此外，利用信息網絡技術可以極大地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當市場交易主體進入到信息網絡之中時，其獲得更為準確的市場信息所花費的資金將會極大地降低，再者，網絡處理信息速度極快，這就使得企業也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獲得自己所需要加工整理的信息。其次，信息網絡系統可以為企業生產銷售資金服務，大大減少了企業內部信息系統的結算，可以使得企業對于當前公司存貨等資產有一個很好的了解。（3）促進效益的增加。首先，網絡信息技術的利用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這就可以促進資源效益的增加，有利于節約物質資源，促進經濟的發展。我國當前物質資源耗費狀況較為嚴重，推進信息網絡技術的進步可以減少我國物質資源的消耗，減輕資源短缺的現狀。其次，信息網絡化的提高改變了勞動力的結構。信息網絡化的發展帶動了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而第三產業可以為廣泛吸取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做出貢獻，這樣就使得體力勞動者減少，腦力勞動者增加，優化了勞動力的結構，從而節約了勞動力資源。此外，利用信息網絡化還可以節約資本，現在大多的企業利用信息網絡實現了電子支付，一些電子支付卡逐漸普及，一些金融產業推銷電子轉賬業務之后，大大減少了流通過程中資金的使用，有利于加速資金的周轉活動，可以極大地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從而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

二、信息網絡化對于宏觀經濟進行管理需要政府角色進行轉變

在信息網絡化逐漸推廣的今天，網絡化加大了各個經濟主體之間的聯系，其聯系更加方便快捷，另一方面，網絡技術的發展對于政府監督經濟運行以及合理解決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的能力做出了相關要求。（1）減少對于經濟發展的干預程度。國家經濟的主要調節手段是市場，政府必須明確這一點。在信息網絡化的大背景之下，政府可以做好以下幾件事：為社會發展提供充足的發展資金，合理配置資源，不同行業的發展對于資金和資源的需求是不同的，如果僅僅依靠市場，將會出現嚴重的弱肉強食的現象，一些產業根本無法生存，為了生產的平衡，政府應該做好管理人的角色；著力于向“中立型”政府轉變，政府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所起的角色是指導者，為此，政府應該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出發，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再者，政府要遵循兩個原則，一個是競爭原則，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享有平等的發展權利，政府要通過相關的立法工作來實現公平競爭，第二個原則是權力下放原則，政府需要通過權利的分開來管理，要發揮政府的“指導”方面的功能。（2）改變自身運作方式。政府要向電子化政府轉變，轉變的內容主要包括辦公自動化、信息處理自動化等。就我國而言，我國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資源，但一直沒能得到很好的利用，政府應該任用一些相關的網絡技術人員來實現對于網絡信息的利用，讓信息充分流動。政府的采購也可以采用電子化，這樣可以帶來極大的經濟效益，并且有助于社會公眾對政府進行監督，這就類似于電子商務，可以減少貨幣資金的使用，對于經濟往來的記錄也減少了貪污現象的發生。（3）直接與民眾進行溝通。在以往的社會發展中，政府工作人員很難與群眾進行溝通，網絡信息化則為他們之間的溝通提供了橋梁。政府可以通過相關的電子調查問卷來切實了解民眾的需求，這樣就有利于減少政府決策的失誤，也就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貼合群眾的需求。再者，政府與群眾的交流也有利于民眾了解政府運行的現狀，切實把握政府的政策，并且對于經濟政策及時進行反饋，政府還可以集思廣益，共同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

三、 信息網絡化對于宏觀經濟管理的影響

（1）要求政府對于信息的收集和處理能力提高。宏觀經濟的運行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動態進行過程，信息千變萬化，巨大的信息庫的涌動需要政府對于信息的處理能力極大地提升。其次，政府要提高對于經濟發展的預測能力，完善相關的預警系統，切實把握經濟發展動脈。政府要充分利用網絡信息技術，引導經濟朝著健康發展。政府在對宏觀經濟進行管理時需要制定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而這些政策的制定需要立足于對網絡信息所提供的數據之上。（2）制定正確的貨幣政策。電子貨幣的大量使用可以減少紙幣的使用，加速了資金的周轉與配置。為此，制定正確的貨幣政策是必須的，要減少貨幣需求的不穩定情況的發生，要加強對于動態的金融系統的分析，合理控制電子貨幣的使用。（3）政府加強了對財政的控制力度。政府日常工作中電子辦公的出現，有利于減少政府貪污受賄現象的發生。為了達到足額的財政稅收入庫，信息網絡化為其提供了方便。信息網絡化加強了對于稅收的監督與管理。再者，從國際角度來看，利用網絡來實現國際貿易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而言是極其重要的。稅收跨國發展將有利于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的稅收發展差距。（4）信息網絡化需要勞動政策。隨著網絡技術應用到工廠之中，使得工廠的生產與管理逐漸分離，其中不缺乏相關的跨國案例的影響。據此，對于勞動政策其也做出了相關的改變。在網絡上進行工作人員的跨國分配為我國政府對于勞動力的管理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合理制定相關的勞動政策就顯得至關重要，因為其關乎著我國經濟的發展。

以上關于信息網絡化對于宏觀經濟管理的影響以及政府應該如何更好地轉變角色只是初步的研究，相信經過眾學者的討論，可以得出更加深刻的看法。合理應用信息網絡化為宏觀經濟發展服務將有利于促進我國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政府及企業需做好迎接機遇與挑戰的準備。

參考文獻

[1]李曉東.信息化與經濟發展[M].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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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兩個重要的概念：教育平臺和成組課程。“教育平臺”源于計算機科學中的計算機平臺，由于普通高等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中的若干課程之間，高等職業教育中文科與工科的若干課程之間，高等職業教育文科或工科不同專業中的若干課程之間，雖然存在著很多相同部分，但由于各自服務的對象目標不同，使得他們彼此之間互相不能替代。但是借助于平臺，他們中的一些相同的部分，就能服務于不同的對象目標體系。“成組課程”源于現代機械工業的成組技術。教育科學借助于成組技術的概念，將內容相關的學科組合成成組課程，服務于一個共同的對象目標，同樣也能達到提高教育效益，降低教育成本的目的。

2．高等職業教育專業動態適應經濟發展的框架模型。高等職業教育專業動態適應經濟發展的框架模型主要是由教育平臺和若干組成組課程構成。在成組課程中又根據課程的特點區分為核心課程和拓展課程，所謂的核心課程是指該成組課程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和相對穩定的部分，其服務對象相對來說比較寬廣；所謂的拓展課程是指該成組課程中明顯帶有個性的部分和顯著變動的部分，其服務對象相對來說比較專一。所以該模型又可簡稱為P-C模型，如下圖所示：

第一教育平臺：公共基礎平臺。該平臺由高等數學、大學語文、英語、計算機基礎等核心課程以及若干拓展課程構成。所有進入高等職業教育領域的學生都必須通過自身的努力到達這個平臺。登上這個平臺之后，學生可根據自身的特點進行路徑選擇。一是進人高等職業教育領域的文科類課程學習；二是進入高等職業教育領域的工科類課程。第二教育平臺：大類專業基礎平臺。進入高等職業教育領域的學生在登上公共基礎平臺之后，可開始按照自己的興趣、特長繼續攀登大類專業基礎平臺。我們以文理兼收的管理學為例：根據現行的國家頒布的專業目錄，文理兼收的管理學至少可以分成三個大類專業，一是管理科學與工程大類，二是工商管理大類，三是公共管理大類。第三教育平臺：專業基礎平臺。學生經過努力在登上大類專業基礎平臺之后，可再次按照自己的興趣、特長和社會需求繼續攀登專業基礎平臺。

根據高等職業教育的特點，在一個專業中可根據勞動力市場的變化設立多個專門化方向。現以工商管理大類市場營銷專業為例，市場營銷專業可根據營銷方向的不同，分為商品營銷、房地產營銷、保險營銷等等，在商品營銷專業中仍可根據商品的類型，分為汽車營銷、家用電氣營銷、服裝營銷等等，在商品營銷專業中還可根據商品的業態，分為電子商務、連銷經營、百貨經營，甚至移動商務等等。該平臺由市場營銷、國際市場營銷、消費者行為學、市場調查等核心課程以及若干拓展課程所構成。其中的核心課程都是市場營銷專業的主要課程，無論哪一個營銷方向都離不開這些課程。這部分約占整個市場營銷專業課程的50％左右，另外50％的課程，為拓展課程，是根據各個專門化方向的特殊要求而設定的，相對于前者來說，他們更容易發生變化。

以上是我們構建的高等職業教育專業動態適應經濟發展框架模型的基本內容，當經濟發展了，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發生變化時，我們的第一教育平臺；第二教育平臺和第三教育平臺，可基本保持不變或進行少量的變化，專業成組課程中的核心課程也可相對保持不變，需要變化的僅僅是專業成組課程中的拓展課程，而這一部分課程占專業總課時的比例并不是很大。

二、高等職業教育專業開發技術和方法

本文提出的職業教育新專業開發技術和方法是在借鑒了國外職業教育開發新專業中的成功經驗，并結合我國具體的實際情況之后總結而成的，是建立在宏觀經濟分析、勞動力市場分析、職業能力分析和教學分析等四個分析的基礎之上的。

1．宏觀經濟分析。要開發一個新專業，首先就要對該區域的宏觀經濟發展的基本走勢做出分析。這種分析往往通過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實現。通過分析，就能初步把握學校所在的經濟區域內宏觀經濟發展的基本格局。哪些產業屬于朝陽產業，就應加強開發相關專業；哪些產業屬于夕陽產業，相對應的新專業的開發工作就不能繼續進行下去。

2．勞動力市場分析。一是潛在的勞動力市場分析。主要通過對區域內的常住人口的總量進行分析，通過修正，得出每年該區域的新增勞動力的數量，再根據普職比、大學毛入學率計算出今后若干年就讀高等職業學校的學生數量。二是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實時分析，從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中獲取有用的信息。通過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當前勞動力市場中供不應求的職業有哪些，當前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的職業有哪些，從而根據供求情況設置有市場需求的專業。三是對競爭對手的分析。是否開發一個新專業，除了必須考慮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之外，還必須考慮自身的情況和競爭對手的情況。自身的情況主要是看將要開發的新專業是否具有相應的教師、教學設備和教學經驗。而競爭對手的情況則相對復雜一些，要分析勞動力需求的總量，分析參與競爭的對手的總量，分析每一個競爭對手的具體情況。從而有針對性地采取“你無我有、你有我好、你好我特、你特我全”的策略。

3．職業能力分析。職業能力分析是新專業開發的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在做職業能力分析時必須注意以下三點：選擇合適的人選。職業能力分析應選擇兩類人員參與，一是來源于基層第一線的負責人；一是企業的領導者和總工程師。前者擁有豐富的生產第一線的實踐經驗，是對該職業最具發言權的人，他們能夠準確地、直觀地、生動地描述職業的種種要求；后者則是站在該行業的高處，能夠清楚地了解該行業國際最新發展的動態和今后若干年行業發展的總體趨勢。兩者有機地結合是該職業能力分析的最佳人選。兼顧長遠，與經濟同步。眾所周知，教育需要一個周期，當前決定的事，往往要在三年或更長的時間之后才會有畢業生。教育滯后于經濟發展似乎在所難免。因此，職業能力不應只涉及到當前，還應顧及到不久的將來，即3～5年后的情況。準確定位、定時。職業能力分析不僅要準確地提出某一職業所需的全部技能，還需要確定掌握某項技能所需的培訓時間。這就要求計算每一項專業技能的重要程度系數、難度系數和頻度系數，然后根據三者之間的關系確定該項專業技能獲得所需的培訓時間。

4．教學分析。教學分析是新專業開發的最后一個環節，也是新專業開發的最關鍵的環節。教學分析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將職業能力分析中某個職業所需的全部專業技能點逐一轉化成知識點，然后將這些知識點按照新的技術學科的要求組合成一門門新的技術活動課程。

綜上所述，高等職業教育專業開發的基本目標是滿足企業的需求，學生的需求，教育自身的要求和各級各類教育銜接轉換的要求。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高等職業教育專業開發必須主動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實現從“供給驅動”向“需求驅動”的轉變；必須立足于經濟發展的要求，深入人才市場或有關行業產業進行專業人才需求的調研，根據宏觀微觀經濟理論和現狀進行合理地預測未來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從而為專業開發計劃的制定提供指導。在四個分析的基礎上，掌握第一手調研資料，按照技術學科和能力雙導向的指導思想，將專業按不同的內容劃分為不同的專業方向，對每一方向進行職業崗位能力分析，再結合學生綜合素質和發展能力的分析，制定專業培養目標，進而設計教育平臺、教學計劃和教學內容。

劉來泉．世界技術與職業教育縱覽——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鄧澤民．CBE理論與在中國職教中的實踐．北京：煤炭工業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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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46.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0)02-0068-05 收稿日期：2009-09-14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服務業正逐步經歷著與制造業相似的變化：全球服務貿易與投資迅速增長，服務業規模日益擴大，服務業國際轉移的趨勢也愈加明顯，其中以信息技術外包、業務流程外包和知識流程外包組成的服務外包成為國際產業轉移和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量。國際服務外包的發包業務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則是服務外包的主要承接地，其中以亞洲承接最多，約占45％，印度是最主要的承接國，其次是中國和東盟。

近年來，中國承接服務外包的發展勢頭迅猛，2007年，中國服務外包出口合同執行金額為20.94億美元，比2005年增長118％；2008年，在國際經濟形勢較為困難的情況下，中國服務外包出口仍保持較快增長，2008年1～8月共執行服務外包出口合同金額19億美元，同比增長17％。截至2008年8月底，我國共有服務外包企業1800多家，從業人員33萬多人，取得各類國際資質認證的服務外包企業450多家。但是，我國承接服務外包起步較晚，規模還較小，承接服務外包的能力和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現有關于中國服務外包的研究，大多是從國際與中國服務外包的現狀出發提出發展對策。例如，詹曉寧和邢厚媛(2005)總結了服務外包的發展趨勢，分析了服務外包對東道國的影響，并提出中國承接服務外包的戰略；劉重(2006)對我國承接服務外包的問題與對策進行了研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課題組(2007)分析了國際服務外包發展的背景、特點、影響因素以及中國服務外包產業的競爭力；楊志琴和祖強(2007)指出承接服務外包是提升我國國際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徑，我國應當通過積極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為開放型經濟的科學發展培育新的增長點。國內外一些學者研究了國際服務外包的動因，但多是從發包國的立場出發，只有極少數文獻從承接國的角度進行分析。Dash(2006)對作為服務外包基礎之一的人力資本加以研究，認為一國的人力資本優勢取決于該國熟練勞動力的絕對數量而不是相對比重，雖然印度與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所占的比例很低，但絕對數量很大，熟練勞動力的工資相對較低，這是美國將服務外包到這兩個國家的重要原因。薛求知和宋麗麗(2008)利用41個外包承接國的相關數據，對影響信息技術服務外包區位選擇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指出勞動力成本、勞動力素質、IT基礎設施狀況以及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對服務外包區位決策具有顯著影響。歸納起來，國內外理論界對于承接服務外包的影響因素，特別是對中國的相關研究還較為缺乏。

一、服務外包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

(一)人力資源成本　從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看，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是發展中國家承接發達國家服務外包的基礎。人力資源成本在服務產品總成本中通常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例如在軟件開發成本中70％是人力資源成本，因此服務產品成本的節約主要來源于人力資源成本的降低。發包方進行服務外包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利用接包方廉價的人力資源來降低企業全球運營成本，獲取競爭優勢。人力資源成本的高低影響著一個國家(地區)承接服務外包能力的大小，作為接包方，如果擁有大量低成本的人力資源稟賦，就會在服務外包市場上占得先機。

(二)人力資源素質　服務外包業屬于勞動與知識密集型行業，服務外包業務的運作不僅需要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更重要的是需要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相關人才。服務外包的這種特殊性決定了外包承接方的比較優勢不僅取決于人力資源的稟賦和成本，而且取決于人力資源的素質。高素質的從業人員才能創造高質量的服務，接包方的人力資源水平是影響服務外包選址的重要因素。印度能夠在承接軟件外包方面取得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印度擁有豐富的專業人才的儲備。

(三)服務業發展水平　根據新貿易理論，通過外包將特定業務交給專門的服務提供商完成，有利于獲取規模經濟的利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外包承接國服務業的發展水平越高，其在相關行業外包業務方面的熟練程度和技術水平就越高，服務企業開展業務的能力就越強，所提供服務的質量和水平也越高，這正是服務外包發包方所期待的。而從產業組織理論角度分析，同樣可以說明承接國服務業的發展程度是發包方考慮的重要因素，因為承接國服務業發展越成熟，服務市場規模越大，“市場厚度”就越大，發包方就越有可能找到所需要的承包商。

(四)基礎設施狀況　服務外包建立在信息技術的基礎上，信息技術的發展使遠距離提供服務成為可能，并極大地降低了跨國信息傳遞的成本，同時，信息網絡技術獨特的虛擬平臺優勢為服務外包跨越時空障礙提供了技術支持。因此，服務外包對承包國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有著較高要求。除此之外，一國的交通、公用事業設施狀況也直接影響該國承接外包的規模。完善的基礎設施，包括便捷的交通網絡、發達的通訊設施、普及的網絡寬帶等，都會成為吸引服務外包的有利因素。

(五)宏觀經濟環境　承包國的宏觀經濟環境也影響著發包方的選擇。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穩定的經濟環境能夠為高質量、高檔次的服務提供有力保障。并且，如果承包國的經濟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具有較大的市場規模、較高的消費量和潛在需求，就有利于發包國將部分外包產品就地銷售，經由外包商向當地客戶提品或服務，開拓當地市場。發包國往往尋求經濟狀況良好、市場規模較大的國家進行外包，通過外包不僅為本土提供服務，而且實現開發市場、增加利潤等目的。

二、中國承接服務外包的優勢與劣勢

如圖1所示，中國承接服務外包的主要優勢在于低廉的人力資源成本、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和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而在人力資源素質和服務業發展水平方面則處于相對劣勢。

(一)中國承接服務外包的主要優勢

1.勞動力資源豐富，人力成本低。中國具有豐富、低成本的勞動力資源，雖然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北京、上海、深圳等東部地區主要商務城市的工資成本呈現上升趨勢，但我國幅員遼闊，還存在著一大批勞動力充裕而工資成本相對較低的內地城市，如西安、武漢、成都等，這些城市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跨國服務外包業務。我國在相當長的時期

內仍會保持豐裕的勞動力資源和較低的勞動力成本，這是承接服務外包的巨大優勢。表1以編程人員的工資為例，對我國和部分國家服務業的人力資源成本做了比較，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國的成本優勢。

2.基礎設施較為完善。近年來我國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投入快速增長，2003～2006年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同定資產投資總額120271億元，年均增長26.1％，比同期同民經濟年均增速高15.7個百分點。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鐵路、公路、民用航空、水運和管道組成的綜合交通運輸網絡，建成了覆蓋全國、通達世界、技術先進、業務全面的信息通信基礎網絡，以及業務種類齊全、網點分布廣泛的公用郵政網絡。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為我國承接服務外包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3.經濟快速增長。改革開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國民經濟實現了年均9.6％的高增長，樹立了良好的國際形象和聲望。2007年中同的GDP總量達到3370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根據同家確立的發展目標，到2020年，中國將基本實現工業化，GDP將達到4萬多億美元，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為其他同家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投資機會，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成為吸引跨國外包極為有利的因素。

(二)中國承接服務外包的相對劣勢

1.高素質專業人才較為缺乏。服務外包業務的特殊性要求從業人員必須具有計算機、通訊技術等專業技能，并且，需要的往往是即懂技術又懂營銷、管理并精通外語的復合型人才，而我國這類高質量的人才供不應求。如表2所示，中國服務外包從業人員不僅在技能方面，而且在包括外語、文化適應性等在內的與客戶互動和交流能力方面均落后于愛爾蘭、印度等重要外包供應國。此外，中國的法律、會計、金融體系和英美等國家有所不同，承接外包時還需要對相關人員進行再培訓。

2.服務業總體發展水平不高，承接服務外包能力不足。盡管我國服務業發展速度較快，但是總體發展仍然滯后。目前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約為40％，遠低于發達國家72％的水平，也低于發展中國家52％的平均水平。我國在“人世”之前已經開始有步驟地開放服務業，但服務業的開放整體上晚于制造業，開放的程度也相對較低受到我國服務業發展水平和開放程度的限制，目前我同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實力的大型服務外包企業。大部分服務外包企業缺乏國際化的服務意識和經驗，尚未建立嚴格的管理制度，缺少健全的研發和營銷網絡。并且，與國外相比，中國服務外包企業的規模也存在一定差距，例如，2006年中國的IT服務公司超過8000家，但最大10家公司的市場份額之和只占總體市場的20％，相比之下，印度的IT供應商不到3000家，但前10名企業占據了45％的市場份額。我國服務業總體和服務外包企業的上述發展現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承接服務外包的能力。

三、中國承接服務外包影響因素的計量檢驗

(一)模型設定與數據來源

將承接服務外包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進來，設定計量回歸模型型如下：

InRSO=β0+β1InWAGE+β2InEDU+β3InDVP+β4InINT+β5+β6InGDP+μ

其中，RSO表示承接服務外包的規模，由于目前我國缺乏有關服務外包的統計資料，同內學者一般用服務貿易出口額來代替，本文也采取了類似的處理方法，并且遵循WTO有關服務貿易的定義剔除了其中的政府服務。WAGE表示人力資源成本，用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平均工資來衡量。EDU是反映人力資源素質的指標，由于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一圍勞動力素質的重要體現，此處用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人數來代表。DVP表示服務業發展水平，用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來衡量。INT表示基礎設施狀況，反映基礎設施狀況的指標很多，此處采用郵電通信行業的基本投資額來衡量。CDP是周內生產總值，用以反映宏觀經濟環境。

本文選取的樣本區間為1986～2007年。回歸分析中所需要的WAGE、EDU、DVP、GDP四個指標來源于相關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及統計公報；INT來源于《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年鑒》；RSO來源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及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safe.省略)公布的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涉及的價值量絕對值均剔除了價格變動因素的影響，以相關物價指數調整為1986年不變價格。

(二)模型的估計與檢驗

1.模型的估計。采用上述模型和數據，對中國承接服務外包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檢驗，使用的軟件為Eviews 5.1，結果如表3所示。總體回歸模型及其中包含的各解釋變量均具有統計顯著性，模型的擬合度很高。

2.平穩性及協整檢驗。由于對非平穩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回歸會造成偽回歸問題，所以需要對變量進行乎穩性檢驗。表4列出了對各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從中可以看出各變量的原序列均為非平穩序列，而各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均是平穩的。進而采用Engle-Granger兩步法進行協整檢驗，上文已對模型進行了估計，因此只要對殘差進行平穩性檢驗。如表5所示，殘差序列在1％顯著性水平上是平穩的，說明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上述回歸結果不是偽同歸。

(三)計量結果分析

本部分的計量分析驗證了上文對承接服務外包影響因素的理論分析，各解釋變量系數估計值的符號均與理論預測相符。具體說，承接服務外包的規模與人力資源成本(WAGE)負相關，而與人力資源素質(EDU)、服務業發展水平(DVP)、基礎設施狀況(INT)、宏觀經濟環境(GDP)都呈現正相關關系。中國低廉的人力資源成本、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和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是吸引發達國家服務外包的有利因素；但另一方面，人力資源素質和服務業發展水平也會影響服務外包的區位選擇，而我國在這些方面還有所欠缺，這些方面狀況的改善和提高將對我國承接服務外包產生積極影響。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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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日益嚴峻的就業形勢和來自農業的收入持續下降，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向農業與農村以外轉移。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的一項調查顯示，農業比較效益低和勞動力過剩是農村勞動力外流的最主要動因。62%的外出者是因為農業的比較效益低，想外出多掙些錢;26.4%的勞動力是因為家中人多地少無活可干而外出。目前，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仍面臨諸多制約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剩余勞動力規模龐大，農村勞動力總量還在逐年增加，就業壓力和轉移難度越來越大。隨著耕地面積的逐漸減少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林牧漁業所需勞動力規模還將進一步下降。

第二，城市就業壓力大，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降低，轉移空間越來越小。

第三，農村勞動力總體素質不高，職業適應能力差。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素質明顯高于農村勞動力的整體水平，但與城市勞動力相比仍有較大差距。素質上的局限性決定了他們在行業選擇上的局限性。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主要集中在工業､建筑業､服務業及其他一些行業，大多數從事的是簡單勞動。當前非農產業技術進步､結構升級的步伐加快，對員工素質的要求不斷提升，素質較低的農村轉移勞動力很難適應這一變化。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勞動力市場形勢的分析顯示，近年來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在上升，表明社會用人需求在增加。目前，我國城市中低級勞動力市場競爭過度，高級勞動力市場供給不足，“有人無事做，有事無人做”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這也給進一步擴大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增加了難度。

第四，對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的制度性限制和歧視性政策仍未得到根本消除，農民工合法權益屢受侵害。

對于出現這種現狀的原因，主要是我國為了加速工業化進程，長期以來走了一條非均衡式的發展道路。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政府采取了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為工業提供積累，這使得農民的利益受到剝奪，城鄉間利益之差也就非常明顯。為了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我國建立了森嚴的戶籍管理制度，將人口劃分為農業戶口的農村人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城市人口，并且將戶口與就業､福利等掛鉤。國家對非農業人口的就業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實行“大包大攬”和低價補貼政策，農業人口的就業和福利則由農民自行解決。這種二元經濟政策導致了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行政分割，大量的農村人口被固化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了農民的全面貧困。改革開放后，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再加上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大批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就業，形成了特有的“民工潮”現象，對城市勞動力的就業形成一定的壓力。特別是近幾年，隨著改革的深化，大批國有企業工人下崗，城市勞動力的就業問題越來越突出。因此，有人認為，農民進城打工搶了城市勞動力的“飯碗”。

許多地方還出臺了限制農民進城的政策，以期有利于城市下崗職工再就業。主要措施包括:清退，即辭退沒有本地戶口的外來勞動力，將其崗位轉讓給本地勞動力;收費，即向雇用外來勞動力的單位或外來人口個人征收就業管理費､就業調節金､暫住人口管理費，以用于下崗工人安置的相關經費;限制，即限定外來勞動力進入的行業或崗位。實際上，這種限制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的做法效果是令人懷疑的。首先，這種通過“騰籠換鳥”政策騰出來的崗位，本地勞動力往往不愿意接受。由于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沒有經過勞動技能方面的培訓，職業技能普遍較低，無法勝任城市工業的某些現代化勞動，只能進入非正規部門，從事一些城市勞動力不愿干的工作。從長遠看，我國應當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就業體系，促進勞動力市場的健全整合。

二､農村就業制約因素

對于農村就業問題，我國理論界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探討:(1)對于我國農村就業的特點､范圍､趨勢､富余勞動力和農村失業､農村貧困､農村和城鎮收入的不平衡､移民壓力等;(2)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我國農村就業的影響;(3)對農業和非農業增長和生產力的影響，以及對工作數量和收入減少的估計;(4)農村就業中的性別問題;(5)農村就業的政策框架。近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組織化程度雖然有所提高，但就整體而言，中介服務組織發展還很不平衡。已經建立的中介組織，特別是鄉鎮級的服務組織，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還沒有形成相對集中統一､信息暢通､運作規范的中介服務網絡。從勞動力轉移的渠道看，通過勞動力中介機構的占少數，多數屬自找門路､自行外出，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較大。對于農村勞動力就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因素。

1､勞動力素質不高影響進一步轉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文化素質偏低。目前已經轉移的都是農村勞動力中的“精英”，而仍滯留于第一產業､難于實現轉移的勞動力多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二是農村勞動力勞動技能低，有一技之長的勞動力不多。三是農村滯留勞動力進取意識較低，保守思想惰性意識較強。

2､轉移空間的制約。首先，鄉鎮企業吸納能力的減弱。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鄉鎮企業面臨激烈的競爭。一批鄉鎮企業倒閉了，一批好的鄉鎮企業由勞動密集型逐步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對勞動力的要求不斷提高，吸納農村勞動力趨于絕對飽和和相對短缺。其次，城市容納有限。由于城鎮職工的下崗失業隊伍不斷擴大，新增勞動力加速，對農民工產生“排擠”。再次，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不快，減弱第三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功能。

3､配套政策滯后的制約。首先是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放棄土地､脫離農村的農民工進城后得不到與城市人一樣的醫保､養保和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使轉移勞動力還有后顧之憂，不得不成為離農不離土的兼職農民。第二是土地流轉機制不健全，不能有效地組織農民開展土地流轉，從而使一部分需要土地的農民不能成為規模經營者;一部分不需土地的農村勞動力，因土地的牽制而成為兼業農民。第三是戶籍制度改革滯后。一部分想脫離農村､扎根城市的農民，因為戶口不能解決，而導致住房､子女入學等一系列問題，從而影響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第四是缺少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政策上的扶持，使農民出國､進城務工支付過高的成本。

三､完善我國農村勞動力市場

1､逐步打破城鄉壁壘，取消各種歧視性政策。傳統的戶籍制度導致了城鄉之間明顯的經濟勢差和社會勢差，勞動力市場中也出現了很多歧視性就業政策，最終影響城市經濟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必須對其實施深度改革。當然，戶籍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按照盡可能降低改革成本､增大改革收入的原則逐步推進。在這一漸進過程中，關鍵在于社會總資本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非農業部門吸納一個勞動力，必須有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和社會基礎設施條件的資本投入。同時，應當逐步打破各種行業壁壘和區域分割的局面，使農民能夠逐步進入以前只能由城市人口從業的行業，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大市場。

2､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當前，政府對勞動力的調控應從僅由面對城鎮就業，擴大到包括農村勞動力在內的全體勞動者就業，逐步建立全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把引導農村勞動力有序流動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

(1)加強各地政府調控勞動力市場的力度。要把控制和降低失業率作為各級政府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要加快各級政府在提高再就業率､采取再就業措施方面的法律責任。各級政府要把控制失業率､創造良好的就業環境擺在優先位置。政府部門應成立對農村勞動力市場進行管理的專門部門，建立一套完善的勞動力市場法律和政策體系，包括防止就業歧視､保護平等競爭､維護市場秩序､打擊欺詐行為､消除市場障礙等方面的立法和政策，為市場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地運行創造環境和條件。同時，依據政策法規和勞動合同，開展爭議仲裁處理和勞動監察工作。還應打破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勞動力供求信息溝通不暢的局面，由各級政府牽頭，以勞動主管部門為主，各相關部門密切配合，組建區域性或省級統一的勞動力供求信息網絡。

(2)加強法律法規建設。盡量依靠法制調控勞動力市場，規范市場運行秩序要以國家現行法規《勞動法》為“龍頭法”，通過制定就業促進法､職業介紹法等法規，有計劃､有步驟地建立包括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和維護市場秩序以及政府宏觀調控､保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合法權益等一整套法律制度，為勞動力市場健康運行提供法律保障。應當完善勞動爭議､勞動仲裁､勞動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同時，動用勞動監察手段對勞動力市場進行監督，解決勞動力資源配置過程中出現的爭議問題，以便保護企業和勞動者擇業的合法權益，促進勞動力市場正常發育和運行。

(3)建立完善的勞動監測指標體系。把農村的失業率､工資增長率､工資結構､勞動關系緊張程度等作為監測內容。同時，建立統計監測制度､聯絡員制度和信息反饋系統､監測預警系統及綜合調度系統，逐步實現對勞動力市場運行狀況的監測預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