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調查大全11篇

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流動人口調查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1、領導重視，營造良好環境。區成立以來，一直高度重視流動人口計生管理服務工作，把流動人口作為促進我區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大文明”建設，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實現崛起的重要力量。今年年初，區委分管計生工作的易書記親自主持召開了區直各部門的負責人參加的流動人口計生管理服務工作會議，重點研究流動人口計生綜合治理工作。流動人口計生工作被列為各部門檢查的重要內容。區政府機構改革在整體編制壓縮的情況下，給計生委增加了編制，增設了流動人口管理服務站。近年來，我區相繼制定了《區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辦法》、《區區直各部門計劃生育工作職責及考評辦法》、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意見》、《區計生委關于貫徹實施〈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工作若干規定）有關問題的通知》。在完善政策的同時，把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作為區人口和計劃生育的重點工作之一，列入區人口和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考核，同時作為爭先創優工作的重要考核內容。

2、加大宣傳，轉變婚育觀念。做好流出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服務工作，關鍵是要讓育齡群眾知法、懂法、守法。近幾年來，我區利用各種形式、借助各種媒體利用流動人口流出前、中途回鄉、“雙節”返鄉等有利時機，進行宣傳教育。一是發揮鄉村兩級人口學校作用，開辦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法規課。二是大力營造輿論宣傳氛圍。利用廣播、電視、報刊等大眾媒體開辦流動人口專題欄目；優化戶外宣傳環境，制作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宣傳單、小折頁，傳播科學、文明、進步的婚育觀念。三是借助獎勵扶助宣傳月活動，以現身說法、典型事例宣傳計劃生育政策。通過他們的現身說法加大了在群眾的影響力，提高了群眾實行計劃生育的自覺性。

3、加強管理和服務。對流出人口實行“五個一”管理和服務，即簽一份計劃生育合同、發放一份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宣傳資料、落實一項可靠的避孕節育措施、免費辦理一本《流動人口婚育證明》、每季寄回一份規范的環孕檢證明。對流入人口也實行“五個一”管理和服務，即每間隔四個月查驗一次《流動人口婚育證明》、每季做一次環孕檢、簽訂一份不違反計劃生育合同、建立一份信息登記卡、每季返回戶籍地一份已婚流動人口育齡婦女計劃生育信息通報單。通過加強管理，我區外出流動人口辦證率達98%以上，流入人口驗證率達90%以上，寄回有效的環孕檢證明達98%以上。

4、強化部門協調配合。建立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綜合治理和協調機制，定期溝通協調、定期檢查考核，促進公安、工商、城建、衛生等與流動人口工作緊密相關的單位和部門履行計生職責，配合計生部門共同做好計劃生育工作。

5、充分發揮流動人口信息交換平臺的作用，溝通兩地信息。自2003年以來，我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強化信息平臺建設：一是建立信息平臺專人負責、及時上網按時反饋制度。二是建立信息平臺運行情況單通報制度，對信息交換秩序提出規范化要求。通過信息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加強了“兩地”信息溝通，提高了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水平。

6、開拓進取，創新工作模式。為進一步加強對流動人口計生管理，我區計生部門根據我區靠近市區和城鄉結合部，流動人口比較多的特點，創新工作模式。針對貿易廣場管理無序、服務斷檔的情況，我區高度重視，召開民政、工商、公安、河東街道、貿易廣場物業公司參加的協調會，成立了貿易廣場社區居委會，制訂出一系列措施,設立了計劃生育辦公室，配備了專職人員、對貿易廣場及城區流動人口全面登記,做到底數清、情況明。完善機制，規范工作程序。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區的流動人口計生管理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

1、對流動人口的計生管理還存在一些死角。目前，我區對“三無”人員的生育問題，還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由于這部分人來歷不明，生育狀況不清，一般居住在非法搭建的窩棚和廢棄的工棚，民房之中，除了經常清理外，還難以根本上防止計劃外生育，另外，對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的處理措施也往往很難落實。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的管理體制，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還不能完全適應形勢的需要，一些規章制度不夠健全，一些部門在配合做好計生工作方面的措施，還不夠落實。計生證照不統一，假證多，難查處。

2、缺乏有效的商品房住宅小區計劃生育規范化管理服務。由于我區涉及市區，隨著經濟的發展商品房住宅小區的建設也日新月異，大多數的商品房都存在計劃生育“死角”問題，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有兩種。一方面是因物業管理市場體制不理順，小區內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不到位，計劃生育更是無人管理；另一方面是街道辦事處、社區居委會屬地管理不明確，小區內計劃生育工作不落實。

3、與流出地計生部門的聯系有待于進一步加強。流動人口計生管理的難點之一是情況不明，信息不清，各地的生育政策和管理方法也不盡一致，因此，加強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溝通和聯系顯得非常重要?，F在我區流動人口逐步增多，在與流出地，計生部門的分工合作方面還存在著很多問題。例如，我區對一些可疑證明的查證工作常常得不到流出地計生部門準確、及時的答復。個別地區為了便于勞務輸出，甚至為已婚人員出具未婚證明，致使假證、偽證泛濫，難以及時查處，給我們掌握外來人員的生育動態帶來很多困難。

三、幾點建議

1、應加強對人口流動的客觀調控，綜合施治，使人口流動合理、有序，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人口流動所帶來的治安、就業、計劃外生育等負面影響，主要是人口無序流動造成的。充分發揮計劃、勞動、工商、民政等部門的職能作用，建立、健全勞務人才市場，加強勞務輸出地和勞務輸入地的溝通聯系，避免大量民工的盲目流動及由此帶司參加的協調會，成立了貿易廣場社區居委會，制訂出一系列措施,設立了計劃生育辦公室，配備了專職人員、對貿易廣場及城區流動人口全面登記,做到底數清、情況明。完善機制，規范工作程序。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區的流動人口計生管理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

1、對流動人口的計生管理還存在一些死角。目前，我區對“三無”人員的生育問題，還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由于這部分人來歷不明，生育狀況不清，一般居住在非法搭建的窩棚和廢棄的工棚，民房之中，除了經常清理外，還難以根本上防止計劃外生育，另外，對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的處理措施也往往很難落實。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的管理體制，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還不能完全適應形勢的需要，一些規章制度不夠健全，一些部門在配合做好計生工作方面的措施，還不夠落實。計生證照不統一，假證多，難查處。

2、缺乏有效的商品房住宅小區計劃生育規范化管理服務。由于我區涉及市區，隨著經濟的發展商品房住宅小區的建設也日新月異，大多數的商品房都存在計劃生育“死角”問題，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有兩種。一方面是因物業管理市場體制不理順，小區內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不到位，計劃生育更是無人管理；另一方面是街道辦事處、社區居委會屬地管理不明確，小區內計劃生育工作不落實。

3、與流出地計生部門的聯系有待于進一步加強。流動人口計生管理的難點之一是情況不明，信息不清，各地的生育政策和管理方法也不盡一致，因此，加強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溝通和聯系顯得非常重要?，F在我區流動人口逐步增多，在與流出地，計生部門的分工合作方面還存在著很多問題。例如，我區對一些可疑證明的查證工作常常得不到流出地計生部門準確、及時的答復。個別地區為了便于勞務輸出，甚至為已婚人員出具未婚證明，致使假證、偽證泛濫，難以及時查處，給我們掌握外來人員的生育動態帶來很多困難。

三、幾點建議

1、應加強對人口流動的客觀調控，綜合施治，使人口流動合理、有序，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人口流動所帶來的治安、就業、計劃外生育等負面影響，主要是人口無序流動造成的。充分發揮計劃、勞動、工商、民政等部門的職能作用，建立、健全勞務人才市場，加強勞務輸出地和勞務輸入地的溝通聯系，避免大量民工的盲目流動及由此帶司參加的協調會，成立了貿易廣場社區居委會，制訂出一系列措施,設立了計劃生育辦公室，配備了專職人員、對貿易廣場及城區流動人口全面登記,做到底數清、情況明。完善機制，規范工作程序。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區的流動人口計生管理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

1、對流動人口的計生管理還存在一些死角。目前，我區對“三無”人員的生育問題，還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由于這部分人來歷不明，生育狀況不清，一般居住在非法搭建的窩棚和廢棄的工棚，民房之中，除了經常清理外，還難以根本上防止計劃外生育，另外，對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的處理措施也往往很難落實。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的管理體制，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還不能完全適應形勢的需要，一些規章制度不夠健全，一些部門在配合做好計生工作方面的措施，還不夠落實。計生證照不統一，假證多，難查處。

2、缺乏有效的商品房住宅小區計劃生育規范化管理服務。由于我區涉及市區，隨著經濟的發展商品房住宅小區的建設也日新月異，大多數的商品房都存在計劃生育“死角”問題，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有兩種。一方面是因物業管理市場體制不理順，小區內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不到位，計劃生育更是無人管理；另一方面是街道辦事處、社區居委會屬地管理不明確，小區內計劃生育工作不落實。

3、與流出地計生部門的聯系有待于進一步加強。流動人口計生管理的難點之一是情況不明，信息不清，各地的生育政策和管理方法也不盡一致，因此，加強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溝通和聯系顯得非常重要?，F在我區流動人口逐步增多，在與流出地，計生部門的分工合作方面還存在著很多問題。例如，我區對一些可疑證明的查證工作常常得不到流出地計生部門準確、及時的答復。個別地區為了便于勞務輸出，甚至為已婚人員出具未婚證明，致使假證、偽證泛濫，難以及時查處，給我們掌握外來人員的生育動態帶來很多困難。

三、幾點建議

篇（2）

一、調查的基本情況

調查對象為居住本市一年以上非本市戶籍人口，根據流動人口特點，調查方式為電話調查。樣本涵蓋全市10個行政村，樣本規模為200人。調查問卷數據統一錄入Excel數據表中，通過SPSS軟件和Excel軟件進行統計匯總。

二、調研數據情況匯集

（一）目標人群基本情況。本次調研的200人中，男性為135人，占總數的67.5%，女性65人，占總數的32.5%;初中以下文化35人，占總數的17.5%，初中至高中文化141人，占總數的70.5%，大專及以上24人，占總數的12%;流入1年至5年的為64人，占總數的32%，流入5年至10年的為120人，占總數的60%，10年以上16人，占總數的8%。

（二）目標人群的就業情況。目標調研人群分行業就業情況：企業工作人員56人，占總數的28%;開店及從事商販45人，占總數的22.5%;餐飲業工作27人，占總數的13.5%;建安公司工作35人，占總數的17.5%;其他行業37人，占總數的18.5%。

（三）目標人群對衛生計生工作評價。對我市衛生醫療工作滿意人數為191人，滿意率達95.5%;計劃生育隨訪服務滿意人數190人，滿意率95%;接受計生知識宣傳人員185人，接受率92.5%。

（四）目標人群的需求情況。認為疾病預防、日常保健知識需要普及的為190人，占總數的95%;認為衛生醫學知識需要宣傳普及的為175人，占總數的87.5%。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法規需要宣傳普及為189人，占總數的94.5%。

三、調查數據的相關分析

（一）我市流動人口就業結構分析。從調查數據來看，我市流動人口文化層次較低，大部分集中在初中及高中文化。從就業結構來看，第二產業就業人員91人，占總數的45.5%;第三產業就業人員72人，占總數的36%;其他37人，占總數的18.5%。由于本次調查的樣本框數據集中在行政村，使得城鎮大中型企業、技術性企業等外來技術人員沒有統計在內，樣本框數據的不完全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市流動人口的總體文化層次，對于就業結構分析也會產生一定偏差。

（二）我市流動人口對衛生計生工作總體評價較高。從調查數據可以看出，流動人口對我市衛生計生工作評價較高，各項滿意度均在95%及以上。這說明我市衛生計生工作取得了較大的發展，特別是在衛生計生機構改革合并之后，各項工作不僅沒有受到影響，而且與時俱進取得長足發展，得到群眾的認可。

（三）流動人口需求產生了新變化。從調查數據來看，流動人口對于自身健康保健、疾病預防極為關注。對于國家全面二孩實施政策，具體政策內容也十分關注。從本次調查的數據分析來看，即使消除部分調研誤差，抽樣數據也可以推斷出總體數據中各題目選項的百分比數值較大。

四、我市流動人口相關政策實施的建議

（一）科學合理規劃流動人口就業機制。隨著我市老年人口不斷增加，社會老齡化步伐不斷加快，國家全面二孩政策的出臺，在一定階段會提高嬰兒出生率，但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人口結構變化趨勢。人力資源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合理規劃好流動人口的就業，可以推動我市經濟的發展。從調查數據來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是流動人口就業的主要途徑。根據我市社會經濟特點，可以擴大流動人口在服務業方面的就業途徑，特別是餐飲業、旅游業、物流和其他社會服務業方面。在拓寬就業渠道的同時，要加強職業技術培訓和行業規范管理，確保行業高質高速發展。

篇（3）

中圖分類號：DF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4-0296-02

一、調研背景

自社區矯正入刑以來，各地以司法局為主體積極跟進，認真組織開展社區矯正工作。但是，由于目前相關的法律規范尚待完善，據以執行的規范性文件不統一，加之各地具體情況不盡相同，導致社區矯正工作進展在全國范圍內表現出不協調，尤其是欠發展地區由于沒有涉及試點工作在開展社區矯正中還基本處于探索階段。為了更進一步了解社區矯正相關制度在具體實踐中的運作，以便各地方形成和諧統一的社區矯正工作格局以及理論再創新，我們做了這次調研。

本次走訪的主要對象是南京市江寧區司法局主要負責社區矯正的工作人員。南京市是全國首批試點城市之一，早在2003年7月就在鼓樓區和江寧區的兩個基層街道開展了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在各方面的共同配合下，試點工作成果累累，為后來社區矯正入刑和《社區矯正實施辦法》正式施行打下了基礎。但是，社區矯正全面開展以來也陸續出現了許多有代表性的問題，如流動人口如何具體適用社區矯正制度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很值得我們去研究、探討，從而為盡快解決問題、推動社區矯正步入正軌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流動人口社區矯正問題的突出表現

南京市在積極探索社區矯正的工作中，積累了不少可借鑒的經驗，同時也遇到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中，尤其突出的便是流動外來人口對當地社區矯正工作的順利開展形成巨大壓力。鑒于南京江寧區是正在開發中的新城區，外來務工人員特別多，這些外來人員一旦因為犯罪而被判處緩刑或者被假釋，需要進行社區矯正時，就給社區矯正工作帶來諸多麻煩。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關系復雜，入矯社區難以確定

對于一個社會資源相對飽和的地區來說，外來人口的涌入無疑會破壞原來的平衡。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流動已經不再局限于某一個人，而是相互關聯的一個集團在單方向地流向更發達的城市。這樣一來，社會資源的分配使得流動人口的社會關系更加復雜。一旦他們需要適用社區矯正時，除了涉及到與傳統的司法所、社區、志愿者的關系以外，還需考慮到與他們的朋友、親戚和老鄉之間的關系。這直接導致入矯時數據采集的困難以及在具體選擇入矯社區時的困難。設若在排除其他干擾因素的前提下，將具體的受矯對象的檔案歸某一社區負責進行社區矯正，則會因流動人員本身具有的不穩定性，使得他們居無定所，經常居住地可能隨時發生變化，與檔案管理存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誤差，而不利于社區的統一管理，甚至有的受矯對象會出現多地重復接受社區矯正的情況。這些都是入矯時在確定具體社區時存在混亂造成的。

（二）社區工作超負荷，日常監管難度大

調查發現，隨著社區矯正工作由各地司法局接手，具體負責社區矯正的工作人員卻沒有相應地增加，反而越來越多的社區矯正判決正在加壓各地司法局司法所。在司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接收外來人員進行社區矯正無疑給本來就資源飽和的社區矯正工作平添壓力，加之流動人口復雜性特點，平均到每一個社矯工作人員的工作量就非常大，這既影響工作的質量又影響矯正的效果。

在這樣有限的工作時間里，社矯人員還必須得時刻密切關注受矯對象，尤其是流動人口受矯對象的動向，謹防他們脫離監管甚至再犯罪。由于他們本來就不屬于受矯社區，想要他們不離開受矯社區或者定期按時報到多少有些不現實，而社交人員必須隨時掌握流動人口的行蹤，這就需要一些技術手段的支持。而不論是技術設備的取得還是具體操作，對于工作量巨大的社交人員來說，這些都是問題并且難度不小。

（三）形式有待豐富，矯正效果欠佳

根據分析流動人員犯罪的原因，大致可得出無業導致犯罪的結論。社區矯正作為一種刑罰方式，其不同于傳統監禁的就是社會化，即社區矯正的最終效果是使走上歧途的人重新回歸社會，繼續為社會做貢獻，這是社區矯正作為現代文明產物的精神所在。然而根據調查了解，流動人口在進行社區矯正時，他們基于無業導致犯罪的特殊性所出現的特別需求得不到多方位的滿足，具體體現在：矯正項目中缺乏對其進行專業的心理矯正項目，對本來就不穩定的受矯對象缺乏必要的技能培訓，也看不到社矯部門提供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等等?，F在比較單一的公益勞動社矯項目對他們而言，實際意義并不是很明顯。

結矯后，受矯流動人口回歸社會，有部分人員犯罪的思想不能得到徹底的矯正，就業仍然是他們的問題，社區矯正并沒有實現其社會價值，周圍環境稍有消極影響，這些沒有保障的不穩定因素就可能重新犯罪，成為城市社區的隱憂。

三、影響流動人口社區矯正的因素

根據對以上問題分析，從宏觀的角度得出立體的結論，即影響流動人口適用社區矯正的因素有以下三個層次。

（一）入矯社區排斥外來人口

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設計，使得生活在城市社區的農村人口受到歧視。這些進城務工的流動人口一旦因犯罪被判社區矯正時，入矯社區就會出現不配合的情況，這是因為社區居民傳統觀念根深蒂固，不容易接受犯罪分子監外矯正，尤其是外來人口在該社區進行矯正，常常會被從心理上異化、行動上孤立，這本身有悖于社區矯正的立法目的，也不利于社矯部門確定具體的入矯社區。

（二）缺乏專業人員從事社區矯正

根據分析發現，社區矯正的崗位上大量缺乏人手，尤其缺乏具備法學、社會學或者心理學的專業人才是導致社區矯正工作壓力加大的客觀原因。其中心理咨詢師的缺乏，導致很多流動人口中的受矯人員得不到心理矯正從而難以再次融入社會，甚至不排除再犯罪的可能性。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在崗的工作人員努力考取心理咨詢師資格，身兼數職，這也是加大社矯人員工作量的原因之一。但是隨著社區矯正工作的深入開展，工作量會越來越大，設置專職崗位迫在眉睫。

（三）各方面重視程度不夠

鑒于流動人口適用社區矯正所提出的特別要求，社區矯正工作的順利開展就需要硬件上的特別支持，這包括財政上的重視和人事上的支持。流動人口適用社區矯正后，相比理想的平衡狀態，此時的社區矯正工作更加繁雜，涉及的方面更加廣泛，而作為司法局一部分的社區矯正管理局在財政上不獨立，可利用辦公經費僅限于司法局社區矯正科的標準，這在客觀上不能適應社區矯正工作的需要。另外，負責社區矯正工作的人員大多數沒有執法資格，在流動人口適用社區矯正這樣復雜的背景下，顯得更加緊迫。而且在人事結構配備上不足以吸引更多優秀的專業人才從事專職社區矯正工作，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必將形成惡性循環。

四、針對流動人口社矯工作的有關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尤其是南京市較為突出和緊迫的流動人口適用社區矯正難的困境，提出如下建議。

（一）應改變傳統觀念，擯棄歧視與偏見

目前流動人口適用社區矯正制度存在種種障礙，究其原因，中國城市人口對農村人口的歧視必是其一。要解決流動人口在適用社區矯正過程中的各種問題，擯棄傳統的觀念，樹立科學的法治理念就成為重要任務。法律不能直接解決所有問題，必須有相應的社會基礎相佑。因此，適當地推行社區矯正，就要求我們必須平等地看待外來務工人員，這樣既是對社區的名譽負責任也是對受矯對象的尊重。

（二）應加強社區矯正部門、社區以及志愿者三方合作

由于目前對于社區矯正工作的人事組織和財政經費基本等于沒有，加之流動人口適用社區矯正使得社區矯正工作壓力驟增，優化社區矯正制度結構，加強社矯部門、社區和專業志愿者三方合作，對順利解決流動人口社區矯正問題和繼續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矯制度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借鑒社區矯正工作開展突出的地區，當地政府財政部門可以設立專項資金，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向以專業志愿者隊伍為主的第三方公益組織購買服務，由志愿者負責具體的社區矯正日常工作，尤其是對受矯對象中的流動外來人口的監管。這樣，從事社區矯正工作的隊伍無形之中壯大了，同時對于接受社區矯正的流動人員來說也能受到專業的矯正。

要實現三方合作，就需要首先具備優秀的志愿者隊伍。吸收社區矯正工作者中的志愿者，應該優先考慮社會學、犯罪學、心理學和法學等專業人才，同時應盡量吸納高素質的流動人員的加入，借助“外來人口”這一共同身份，對受矯對象進行矯正。

（三）應豐富社區矯正形式，加大財政投入

流動人員受矯對象畢竟不同于其他類型的受矯對象，他們具有的流動性、復雜性都特點都使得社矯工作困難重重。因此，應該嘗試豐富社區矯正的項目和形式，建立專項檔案進行專門管理。另外，要對流動受矯對象進行有關心理的矯正，減小再犯罪的可能性，并組織專業的技能培訓，幫助流動受矯對象早日就業，早日實現真正的回歸社會，使流動人員不再流動。

要解決經費不足人員欠缺的問題，除了通過發揮志愿者隊伍的作用來緩解，其實最為直接的辦法就是由政府加大對社區矯正工作的經濟投入，充分加強對流動人口罪犯社區矯正問題的重視。加之流動人員罪犯社區矯正工作的復雜性要求，其所需甚至更多，可調研發現現實與之恰巧相反。然而，隨著社會經濟不斷發展，流動人口適用社區矯正的案例將不斷涌現。并且在相關的管理過程中，流動人員的監管難度可以說是最大的，出于控制再犯罪率和維護社會秩序的考慮，加大對社區矯正工作的財政投入勢在必行。

結語

南京市在社區矯正工作中遇到的流動人口問題，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具有代表性。通過科學論證以求解決這一問題，不僅解了南京市社區矯正工作的燃眉之急，也為全國其他各地正在開展的社區矯正工作提供借鑒，以應對流動外來人口涌入城市社區給社區矯正工作帶來的巨大壓力。

參考文獻：

[1] 張桂霞.流動人口犯罪與社區矯正的適用探析[J].財經高等?？茖W校學報，2008，（1）.

篇（4）

【中圖分類號】R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2-0535-02

芷江縣湖南旅游勝地，因抗戰勝利受降紀念坊而聞名，境內有明代建筑龍津風雨橋、內陸最大的媽祖廟、中國侗文化城等風景名勝，每年接待海內外游客近50萬人次，縣計劃生育服務站承擔著為流動人口提供全方位的計劃生服務任務。流動人口由于其婚前較為普遍和活躍，緊急避孕藥作為非處方藥，應用十分廣泛，為了解緊急避孕藥在控制意外妊娠的現實情況，特對使用緊急避孕藥對象使用現狀和相關知識掌握情況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結果分析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服用過左炔諾孕酮類緊急避孕藥（毓婷、惠婷、安婷）的健康育齡婦女124人。

1.2 方法 從縣計生服務站、醫院、藥店、賓館、休閑服務娛樂場所等部門調查使用過緊急避孕藥的對象，一般是提供免費避孕藥具時以自愿方式填寫問券調查表。

1.3 內容：使用者獲取緊急避孕藥的渠道、使用情況、相關知識了解程度及緊急避孕知識宣傳、服務情況。

2 結果

2.1 一般特征

本研究共調查流動人口中使用過緊急避孕藥對象 124 人，年齡17～40歲，平均24.5歲。23～30 歲有80人，占64.52%；未婚89例（71.77%），已婚35例（28.22%）；初中及以下77例（62.10%），高中32例（25.81%），大學及大學以上15例（12.09%）。在服務娛樂場所工作占34.25%，外來流動人口（旅游等）占30%，打工者占 35.75%。

2.2 使用緊急避孕藥的對象與購藥渠道：①未婚女青年外出打工，與男朋友發生性關系，擔心懷孕，而采取緊急避孕措施；②工作者，被動服務后，怕懷孕而服用緊急避孕藥；③外出旅游者，情侶同居，以服用緊急避孕藥作為預防措施；④已婚夫婦未采用“安全期”“”等自控避孕方法，用緊急避孕方法補救。購買者以年輕人為主，一般在大藥房購買，也有部分人到計生服務站購藥，使用的緊急避孕藥以使用左炔諾孕酮（含左炔諾孕酮0.75mg/片，商品名：毓婷、金毓婷、惠婷、安婷、保仕婷等[1]）最多，其次是米非司酮（國內常見的含有米非司酮的商品名：含25mg米非司酮的息隱、含珠婷等；10mg米非司酮的司米安、后定諾等[1]）。購買緊急避孕藥對象基本上但沒有進行必要的咨詢，使用者往往是在無人指導下，按個人理解使用緊急避孕藥。

2.3緊急避孕藥的錯誤使用情況。①按藥品說明書，一個月內只能使用一次緊急避孕藥，但有些人往往在一個月內使用兩次，甚至更多次的緊急避孕藥，占38.2%；②服用緊急避孕藥物后再次有無保護性生活；或前一月經周期內剛剛服用過緊急避孕藥（毓婷等），緊接的這個月經周期又有未防護的同房，又再次服用緊急避孕藥（毓婷等），占56.7%；③服用一、二次緊急避孕藥（毓婷等）后覺得沒有什么副反應，月經也能如期來潮，加之性生活也不頻繁，即認為既然有緊急避孕措施，平時不采取避孕措施也沒關系，反正一旦失敗，口服緊急避孕藥也就萬事大吉了，于是將其作為常規避孕藥經常使用。④首次服藥時間太晚，超過72小時，或兩次服藥間隔大于12小時，占28.6%；⑤有的采用安全期避孕的夫婦，他們在自認為不安全的日子發生了未防護的，才使用緊急避孕藥緊急避孕藥；⑥用藥前已懷孕。

2.4 緊急避孕知識知曉、宣傳、服務情況。據問券調查統計，知道緊急避孕藥的有62%，但了解正確服用方法的僅25%；答對緊急避孕藥一個月和一年最多可以服用的次數的只有有17.07% 11.67%；獲得緊急避孕知識的途徑排名依次為報刊雜志、朋友介紹、計生宣傳、廣播電視。在縣、鄉計生避孕知識宣傳、培訓中，僅簡單介紹“緊急避孕”，但大部分對緊急避孕具體的常識茫無所知；學校開展青春期生理衛生知識教育時，沒有講授緊急避孕知識；社會計生宣傳中，緊急避孕知識宣傳內容少，沒有開展緊急避孕專題咨詢服務。

3 討論

本調查顯示，隨著緊急避孕藥的非處方化，獲取渠道較以往更為方便快捷，有些女性為了避免意外妊娠，“事后”把緊急避孕藥當成補救的法寶，出現了緊急避孕藥的濫用現象[2]。特別是流動人口年齡較小，流動性較大，性生活活躍，而避孕相關知識掌握較少，所以不安全性生活發生風險較高，由此產生的意外妊娠較為嚴重[3]。有關研究資料報道，緊急避孕藥對降低人工流產方面具有正面影響[4]。為充分發揮緊急避孕藥在流動人口計劃生育中的作用，著重要加強二方面的工作：

3.1 正確使用緊急避孕藥：①無保護性生活后72小時內服1片，12小時再服1片。服藥越早，防止非意愿妊娠的效果越好。服藥后2小時內發生嘔吐，應盡快補服一次；采取緊急避孕后，宜盡快落實常規避孕措施。②緊急避孕藥只能對前一次性生活有事后避孕作用，對發生在用藥后的同房無防護作用，服藥后到下次月經前應避免同房或使用，不能再有無防護措施的。③緊急避孕只能用于偶爾發生的無保護性生活后防止意外妊娠，是一種臨時補救措施，絕不能代替常規的避孕方法。如服藥后再有性生活時，必須采用常規的避孕方法，因為緊急避孕藥對服藥后再發生的無避孕作用[5]。④一年內不能反復多次使用緊急避孕藥，反復的吃緊急避孕藥，會干擾女性卵巢功能，將會在影響藥效的同時，人為地造成對正常月經周期的干擾，導致婦女月經周期的紊亂。⑤已經妊娠的婦女禁用緊急避孕藥，因為緊急避孕藥對已經確立的妊娠是沒有流產作用的。

3.2 要加大緊急避孕知識宣傳教育力度。本調查顯示，未婚者使用緊急避孕藥占71.77%，初中以下占62.10%。計生部門要針對人工流產的所有高危人群如育齡高峰期人群、初高中畢業回鄉務農或外出打工人群及職業相對活躍、自由度較高人群發放專門宣傳緊急避孕知識的小冊子，向社會公布咨詢電話隨時解答緊急避孕問題；要加強對未婚女青年自我保護意識教育，使之充分認識到婚前、妊娠和人工流產對個人生活、健康和社會帶來的嚴重后果，并為其提供包括緊急避孕在內的常規避孕方法；針對錯誤使用緊急避孕藥的情況，應建立緊急避孕的服務網絡及隨訪制度，開展服用緊急避孕藥后隨訪，藥店應向緊急避孕藥物購買者提供正確的用藥方法，及時提供指導服務，以提高緊急避孕藥的有效率[6]。

參考文獻：

[1] 劉欣燕，主編，計劃生育診療常規[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2：19～21

[2] 趙 瑞 武俊青 王瑞平上海市閔行區流動人口緊急避孕藥使用情況及相關知識分析[J]，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2012，20（2）：99～104

[3] 武俊青，凌建春，程建萍. 上海市閔行區流動人口生育狀況調查分析[J]，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2010，18（3）：146 ～150.

篇（5）

結果：影響流動人口婦幼衛生保健服務的主要障礙是流動人口基數不清、流動性大、服務資源不足、缺乏專門的經費投入。

結論：有必要加強流動人口婦幼衛生保健管理，改善流動人口婦幼衛生保健服務利用，應構建流動人口綜合管理體制、改革公共衛生經費的投入方式和提高流動人口婦幼衛生保健服務的可及性。

關鍵詞：流動人口 婦幼衛生保健 衛生人員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4.03.536

【中圖分類號】R-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8801（2014）03-0346-01

本研究利用意向問卷調查和焦點組訪談的方式，對婦幼衛生保健服務的提供者和涉及流動人口管理職能部門的管理者進行了咨詢，本文是在問卷和訪談基礎上歸納形成的咨詢意見。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參加焦點組訪談的105名專家來自北京、上海、廣州和杭州等4個典型調查城市，其中流動人口管理職能部門的管理專家43名，衛生保健服務提供及管理專家62名。

1.2 方法。在每個市分別召開涉及流動人口管理職能部門管理專家和衛生保健服務提供及管理專家座談會，采用焦點組訪談的方式，調研組成員根據咨詢提綱組織會議，并對會議全過程進行書面記錄與錄音。4個城市共舉行了8次專家咨詢會。專家咨詢會后，請專家單獨填寫意向調查問卷并將問卷直接寄給調研組。為保證信息的完整性，對因事未能參加談會的有關專家請當地婦兒工委或衛生局轉發意向調查問卷。會后共收到流動人口管理職能部門的管理專家的意向調查問卷62份，衛生保健服務提供及管理專家意向調查問卷56份。

2 結果

2.1 專家基本情況。43位流動人口管理職能部門的專家分布為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婦聯7人，公安6人，衛生、勞動保障、民政、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各4人，工商行政管理、土地房屋管理各3人，其他（外地勞動力就業管理中心、人口綜合調控領導小組、街道辦事處等）4人。62位婦幼保健服務提供及管理專家分別來自衛生行政管理部門17人（27.4%）、婦幼保健機構31人（50.0%）和其他醫療機構14人（22.6%）。專家的職稱分布為副高以上占48.4%、中級占38.7%、初級占9.7%、其他占3.2%。專家的專業構成為婦幼保健專家占53.12%、管理專家占19.4%、兒科專家占9.7%、婦產科專家占14.5%，其他占3.2%。

2.2 訪談的主要內容。流動人口管理職能部門專家焦點組訪談和意向調查主要針對以下8個問題：①加強流動人口衛生保健服務管理的必要性；②涉及流動人口管理的相關部門及其管理領域；③各相關管理部門針對流動人口管理采取的措施及頒布的相關管理辦法或條例；④流動人口管理措施的實施效果；⑤流動人口管理措施在實施中遇到的主要障礙；⑥目前流動人口管理中面臨的主要問題；⑦針對流動人口衛生保健服務，特別是婦女兒童衛生保健服務方面的一些特殊政策；⑧政府在流動人口管理中應該承擔的職責等。婦幼保健服務提供者及管理專家焦點組訪談和意向調查主要針對以下10個問題：①加強流動人口婦幼衛生保健服務管理的必要性；②針對改善流動人口婦幼衛生保健服務的工作情況；③改善流動人口婦幼衛生保健工作的實施效果；④流動人口婦幼衛生保健作中遇到的主要障礙；⑤流動人口孕產婦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措施和建議；⑥流動兒童健康檢查與計劃免疫的比例較戶籍兒童低的主要原因、措施和建議；⑦計劃生育政策與流動人口婦幼衛生保健工作的關系；⑧影響流動人口婦女兒童接受婦幼衛生保健服務的主要障礙；⑨政府在改善流動人口婦幼衛生保健服務工作中應承擔的職責；⑩對改善流動人口婦幼衛生保健服務工作的建議。

3 討論與建議

3.1 構建流動人口綜合管理機制，完善流動人口信息管理系統。流動人口管理的部門都能認識到加強流動人口的管理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意義，但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和互補優勢如何實現？需要圍繞人口流動與區域發展戰略，構建一個具有戰略性和發展性的流動人口綜合管理機制，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完善流動人口信息管理系統，對流動人口的底數、狀況要摸清，否則管理只能處于盲目和被動狀態。

3.2 改革公共衛生經費的投入方式。目前公共衛生經費的投入方式還是以戶籍人口為依據，包括人員經費、工作經費等，甚至服務機構的工作用房的配置也是根據所服務區域的戶籍人口數，這種現狀直接導致服務能力的不足。流動人口也為居住地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為什么不能將流動人口也作為資源配置的一個參數？如何進行配置？這可能是一個迫切需要研究的公共政策課題。

3.3 提高流動人口婦幼保健服務的可及性。降低流動人口婦女兒童利用婦幼保健服務的經濟門檻，是提高可及性的有效途徑之一，可以根據流動人口的支付能力和保健服務需求為流動人口設計基本的婦幼保健服務包，使流動人口享受經濟上可接受的、質量有保證的婦幼衛生保健服務。同時，加強健康促進，針對性地向流動人口提供計劃免疫、兒童保健、婦女衛生保健、傳染病防治等教育，提高流動人口衛生保健意識，讓他們逐漸形成投資健康的理念。

參考文獻

篇（6）

[中圖分類號] R52；R587.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3）31-0112-02

糖尿病和肺結核都是常見、多發的嚴重危害人類生命健康的疾病，兩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1]。有文獻報道[2]糖尿病患者并發結核病的風險很高，結核病可能會引起或加重糖尿病患者并發酮癥酸中毒。因此，醫務人員應重視兩病并存的現象。隨著經濟的發展，近年來本地流動人口的數目越來越多，調查流動人口結核病合并糖尿病發病情況對開展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我中心結核病門診在2011年3月～2012年3月間收治89例結核病合并糖尿病患者，其中男59例，女30例；年齡22～77歲，平均44.7歲；本地戶籍43例，流動人口46例。所有患者的臨床表現均符合1999年WHO擬定的糖尿病診斷標準[3]和1999年全國結核病防治工作手冊擬定的結核病診斷標準[4]。

1.2方法

采用回顧性調查方法，對上述89例患者填寫調查表，調查表主要包括：患者姓名、性別、年齡、戶籍所在地、既往病史、結核菌痰檢情況、出入院時間等[5]。通過調查表分別統計流動人口和本地戶籍人口患病年齡的分布情況、既往糖尿病的知曉情況以及所有患者空腹血糖與結核菌痰檢情況的聯系[6]。

1.3統計學處理

所得數據均采用SPSS 13.0 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來表示，組間比較使用配對t檢驗，計數資料用χ2檢驗，P

2 結果

2.1 流動人口和本地戶籍人口患病年齡的分布情況統計

流動人口和本地戶籍人口結核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發病年齡組成和既往糖尿病知曉率均存在明顯差異（P

2.2 空腹血糖異常情況與結核菌痰檢情況的聯系

痰檢陽性患者血糖明顯異常者比例高于痰檢陰性者（P < 0.05）。見表2。

3 討論

臨床研究表明近幾年我國結核病合并糖尿病的發病率正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7]，分析造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近幾年糖尿病發病率不斷增高、肺結核發病率升高、二者發病高峰年齡基本一致以及二者相互影響，互為致病因素促進發病[8]。

本研究結果顯示所有結核病合并糖尿病患者中，本地戶籍組發病人群主要集中于年齡超過46～65歲的人群，而流動人口組多發于30～45歲人群，發病年齡呈現年輕化。已有研究表明糖尿病是結核病發病的高危因素之一，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結核病發病率是正常人的3倍以上[9]。本研究結果顯示本地戶籍組結核病患者對自身糖尿病的知曉率明顯高于流動人口組。

另外，本研究通過分析結核菌痰檢陽性與陰性結核病患者血糖異常發生情況，發現痰檢陽性患者血糖明顯異常者比例高于痰檢陰性者，證明結核病與糖尿病相互影響，相互增加發病風險。

加強對流動人口關于結核病合并糖尿病的防治的宣傳教育，提高流動人口對相關疾病防治知識的知曉率，促使患者能夠及時發現病情并積極配合治療[10]；同時，為了更加準確地診斷出該病，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醫療機構在對流動人口進行結核病的防治檢查中應當重視對糖尿病的篩查，最好能夠通過財政進行補貼或基本公共衛生均等化服務，對該病進行免費的篩查，及時篩查出結核病合并糖尿病患者，提高治愈率，控制病情的蔓延[11]。

本次研究表明，糖尿病和結核病可以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糖尿病患者并發結核病的風險很高，而結核病可能會引起、加重糖尿病患者并發酮癥酸中毒。因此，醫務人員在對該病進行治療時，需加強重視對這兩種病的同時治療，醫院或結核病診治機構應加強對相關醫務人員全面的培訓，使得醫務人員能夠了解正確的診治方法，提高診治的效果[12]；另外，政府要進一步加大投入，在對該病的防治中需給予流動人口在政策上的優惠和支持，對該病患者給予更多的關愛，提高患者按照DOTS方案要求規范服藥的依從性[13]，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地控制結核病疫情的蔓延。

總之，政府和醫療機構、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需加強對流動人口防治結核病、糖尿病的宣傳教育，提高群眾防病知識的知曉率，并且在政策上對該病的診治予以優惠[14]；生活上給予關愛；醫務人員在進行結核病規范治療過程中同時加強對糖尿病的篩查，及時發現結核病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及時診治。只有這樣才能夠最大限度地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控制該病的蔓延。

[參考文獻]

[1] 謝滿容， 肖凌文， 盧燦輝， 等. 流動人口結核病合并糖尿病發病情況調查及防治對策[J]. 中國全科醫學， 2013， 16（2）：176-177.

[2] 劉亞. 大武地區26例結核病合并糖尿病患者臨床特征分析[J]. 中國社區醫師（醫學專業）， 2012， 14（27）：123-124.

[3] Surikova OV， Voitech DS， Kuzmicheva G， et al. Efficient differentiation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strains of the W-Beijing family from Russia using highly polymorphic VNTR loci[J]. Eur J Epidemiol， 2008， 20（11）：963-974.

[4] 楊煥群， 蔡志敏， 王渚欽， 等. 肺結核病合并糖尿病134例臨床特點分析[J]. 廣東醫學， 2010， 31（14）：1854-1855.

[5] Cox H， Kebede Y， Allamuratova S， et al. Tuberculosis recurrence and mortality after successful treatment： impact of drug resistance[J]. Plos Med， 2006， 3（10）：e384.

[6] Augustine FT.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maternal mortality in Monrovia， Liberia in November 2011[D]. 華中科技大學， 2012.

[7] 劉東利， 呼彩蓮. 糖尿病合并肺結核的綜合治療[J]. 當代醫學， 2011， 17（19）：22-24.

[8] 葛桂珍. 老年肺結核合并糖尿病治療分析[J]. 中國實用醫藥， 2011， 6（14）：123-124.

[9] Prasanthi K， Kumari AR. Efficacy of fluorochrome stain in the diagnosis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co-infected with HIV[J]. Indian J Med Microbiol， 2009， 23（3）：179-181.

[10] 李娜. 肺結核合并糖尿病的臨床分析[J]. 中國醫藥導報， 2011，8（4）：155-156.

[11] Pérez-Guzmán C， Vargas MH， Torres-Cruz A， et al. Diabetes modifies the male：female ratio in pulmonary tuberculosis[J]. Int J Tuberc Lung Dis， 2008， 7（4）：354-358.

[12] Basu S， Andrews JR， Poolman EM， et al. Prevention of nosocomial transmission of 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 in rural South African district hospitals： An epidemiological modelling study[J]. Lancet， 2007， 370（9597）：1500-1507.

篇（7）

眾所周知，流動人口的調查是對于國家基本情況，綜合國力的進行了解的前提，對于國家政府制定相應的人口，教育，就業政策有著很重要的影響，是實現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國家強盛的基礎性條件。尤其在新時期，社會現象越來越復雜，人口流動規模和范圍越來越大，這無疑加大了流動人口的統計難度。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應該積極探析新時期背景下的流動人口統計工作，找到統計工作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爭取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解決實際問題，從而實現高效的流動人口調查和統計工作。

一、新時期背景下的流動人口概況

1.流動人口的含義

所謂流動人口是指在一定時間內離開自己居住地又返回的社會現象。其相對于人口遷移來講，是短時間的，沒有改變自身戶籍性質。出現這樣的流動人口現象，要從三個方面來探析原因：其一，經濟社會發展給予其創造了良好的流動基礎；其二，戶籍管理制度限制人口遷移，城鄉差異性很大；其三，農村閑置勞動力多，城市可以給予其更好的生活條件。

2.流動人口統計的特點

總結我國流動人口的特點，其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流動人口的規模較大，并呈現出年輕化的特點，以2011年的流動人口數量為例，總流動人口高達2.3億，其平均年紀在28歲，流動人口中的年輕人成為新一代的流動大軍，有著較強的“農轉非”愿望。其二，在外持續居住的時間比較長，并呈現出以家庭為單位的流動類型。依然以2011年流動人口為例，有超過三成以上的人口在外居住超過5年，并且有近70%的流動人口與家人一同流動。其三，主力來自于農村地區，其流動動機為就業。通過流動人口數據顯示，絕大多數的流動人口是在城市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業，在廣大城市地區的各個行業實現了就業。其四，流動群體的文化程度不高，在收入待遇上也處于低水平，一般情況下都是租房居住。結合目前的流動人口結構分析，我們發現初中文化程度占58.2%，高中或中專占16.4%，大專以上占8.1%，另有17.3%的僅為小學教育或未上過學。其在收入上也表現出低水平的狀態，所居住的環境為人均不足15平方米的廉租房。

3.新時期背景下的流動人口統計工作的重要性

積極開展流動人口的統計工作，開展調查和分析研究，對于社會有著很重要的意義。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審視其重要性：其一，流動人口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為此地區的經濟建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實現了城鄉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在城鄉差異縮小等各方面發揮著積極性的作用；其二，人口流動造成區域的社會保障，交通輸出，商品供應，居住環境，治安管理上的壓力，也使得自己家鄉的農業發展受到嚴重的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城鄉之間的流動人口規模和數量還在不斷增加，如果不開展有效的統計和研究，將難以保證制定出合理的人口政策，最終導致經濟發展與人口問題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再加上流動人口隨著時間的變化，會出現不同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特點，需要我們及時的開展流動人口的統計工作，以保證人口流動政策符合經濟發展的各項要求，能夠為城市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強盛做出貢獻。于此同時，也將有利于我們及時的發現流動人口的需求，有針對性的制定相應的政策，保證流動人口不斷的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作用。

二、如何開展流動人口統計工作

要想了解某一地區在一定時間段的人口流動情況，需要以人口數量，人口流向，人口構成三個統計指標去建立合理的體系。其中流動人口數量可以歸結為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兩個類型，兩者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影響程度是不一樣的，一般情況下，各級政府可以依據自身需求，設定相應的時間限制。人口流向也可以歸結為流出地和流入地，以及流動半徑和流動圈。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統計主要依據是原戶籍和臨時居住兩種類型；流動半徑和流動圈來說，則主要分縣際、省際兩類。在開展流動人口的統計工作的時候，應該以流入地調查為主要區域，以普查和抽樣兩種方式來開展調查工作，并以報表和問卷的方法去實現資料信息的收集和整理。

在人口數量，人口流向和人口構成等信息都準確的統計之后，積極開展各方面的數據分析和研究工作。在此過程中需要遵循以下幾方面的原則：其一，堅持有錯必查，也就是說一旦發現數據存在錯誤，就要及時的聯系相關負責人去開展核實工作，從而保證研究結果是在有效的數據資料基礎上形成的；其二，堅持高度謹慎的原則，保證數據資料核對和檢查的細致化，不得出現任何的差池；其三，以先進的信息化系統去開展統計分析和研究工作，保證研究成果的有效性，科學性。

篇（8）

1、總人口與流動人口統計。

城市化的過程意味著人口向城市的空間集聚過程,其中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城市內流動人口的迅速增加。據2000年“五普”統計結果,廣東省流動人口(指常住半年以上的非本市戶籍人口)達2105萬人,接近全省總人口的1/4(24.4%)。其中流動人口較多的深圳、東莞、廣州的流動人口分別達到585、492和331萬人,分別占這些城市總人口的84%、76%和58%。

由此可見,對于城市化發展迅速的地區,做好流動人口的調查統計工作對于人口統計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流動人口的調查統計可以通過人口普查獲取相對比較準確的結果。問題是我國人口普查10年一次,即便是小普查也要5年一次,因此如何在非普查年份搞準流動人口的統計數字顯得極為重要。

據調查,廣東多數地區流動人口數據主要由公安部門提供,而公安部門主要是根據辦理暫住證的人數來統計流動人口的,那些未辦理暫住證的流動人口則無法統計,因此,所獲得的流動人口數據往往低于實際流動人口數字。對于城市化發展較快的地區來說,流動人口統計已成為重大難題。

一個地區人口統計數字的準確與否直接影響人均經濟指標的準確性。調查顯示,廣東各市目前尚未有統一的標準計算人均GDP,其中深圳市采用常住人口作為分母進行計算(其常住人口與普查數字也有較大出入),而東莞、清遠等市則按戶籍人口進行計算。在剛剛結束的2003年全國統計工作會議上,國家統計局提出今后各地人均GDP的計算均按常住人口計算。

因此,目前準確計算各地人均GDP關鍵的問題在于,在非普查年份,如何搞準各地的流動人口數字。

2、“城鎮”人口與“農村”人口。

關于我國城市化水平的統計,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城鎮”、“農村”的界定,即哪些地區屬于城鎮,哪些地區處于農村。過去幾十年來我國城鄉的劃分大多出于行政管理的考慮,并經歷了多次變化,各地情況也不盡相同。

從廣州市的情況來看,1999年及以前是按照地域結合戶口性質劃分,城鎮人口為市區的全部人口加上縣級市的鎮的非農業人口。從“五普”開始,城鄉人口的劃分是根據國家統計局1999年制定的《關于統計上劃分城鄉的規定(試行)》的劃分標準和方法,超過1500人/平方千米以上的地域的常住人口(包括外來人口)均統計為城鎮人口。

據廣州市統計局反映,非普查年份,在實際的統計工作中,城鄉人口劃分的基礎數據即人口密度數據難以準確取得。一方面是取得土地面積,即各區、縣級市轄下分街道、鎮的實有土地面積的數據資料比較困難,因為行政區劃隨著城市管理體制改革不斷發生變化,很難取得行政區劃變動后的新區域的土地面積;另一方面,市公安局一般不能全面提供各區、縣級市分街鎮及居(村)委會的人口數,況且公安局提供的只是本市戶籍人口,不包括居住本市半年以上的外來流動人口,而戶籍人口也只是按所在戶籍地統計,無法按照常住地統計。這種方法對外來流動人口占1/3的廣州市來說,顯然是不準確的。

此外,城市化過程中各地行政性地增設城區依然會影響城鄉人口的準確統計。據對廣東經濟相對較落后的清遠市的調查,該市政府設立“三化”目標,即“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

其中城市化的一大舉措就是將現有的鎮改為或合并為街道,村委會相應轉變為居委會。比如:洲心鎮與小市街道辦事處合并為洲心街道辦事處。據調查,合并后的洲心街道辦事處80%的人口仍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但若按“五普”標準,則該街道辦事處地域內的所有人口均計為城鎮人口。

3、城市化對就業統計的影響。

與人口統計相關,城市化的發展給就業統計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據對廣東的調查,對于城鎮從業人員的統計,統計系統可以控制的僅是行政企事業單位這一塊,而城鎮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的統計有賴于工商局的資料。問題在于工商局的從業人員數據主要依據企業登記注冊時填報的職工人數,至于企業運營過程中的從業人員人數的變化,工商局并不掌握,因此該數據有可能產生較大誤差。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國有、集體企業改制為股份制和私營企業,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創辦私營企業和從事個體工商活動,因而城鎮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從業人數比重將不斷增長,如2002年廣州城鎮私營、個體從業人員占全市城鎮從業人員的比重接近1/3。如何搞準城鎮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的調查統計對全面完善從業人員的統計工作至關重要。對于個別地區,如東莞市,其從業人員的統計中不包括流動人口,這對于一個流動人口3倍于戶籍人口的城市來說,顯然是不合理的。這一案例也反映了目前地市一級的從業人員統計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比性。

4、城市化對城市住戶調查的影響。

城市化的發展,同樣也給城市住戶調查帶來了研究課題。據調查,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廣東省城市住戶調查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一是樣本點尤其是國家樣本點主要集中在老城區。如廣州的300戶國家樣本點全部集中在老八區(全市共12個區、2個縣級市);深圳市100戶樣本全部集中在4個特區,而人口占一半以上的寶安、龍崗區沒有國家樣本;東莞的50戶國家樣本全部在莞城區,150戶地方樣本也有100戶落在莞城區,其他31個區、鎮沒有國家樣本,只有50戶地方樣本。一般來說,老城區為城市核心地區,其居民的收入水平往往與其他地區有一定的差異。比如,廣州國家樣本點居民可支配收入就比地方樣本點數據高出90元,東莞也有類似的情況。因此,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僅用老城區的樣本已不能滿足整個城市的代表性。

二是調查樣本目前還是以戶籍人口為主。

深圳的600戶調查戶中,有400戶為戶籍人口,200戶為流動人口,而按2000年普查結果,深圳市流動人口大約是戶籍人口的5倍;東莞市住戶調查樣本絕大多數是本地戶籍人口;珠海市將抽到的非戶籍住戶從樣本中剔除。如此帶來的問題同樣是樣本在反映流動人口的生活狀況時缺乏足夠的代表性,因此對全市的代表性是有偏的。

三是樣本戶基本上是家庭戶,不包括集體戶,也不包括租房戶。事實上,對于城市化發展較快的地區來說,以年輕人為主的集體戶的比重往往較大;而城市化的發展,流動人口的增加,租房戶比重也有增大的趨勢。樣本中缺少這部分信息,代表性是不全面的。

城市化趨勢下完善相關統計方法的建議1、關于城市化水平。需要進一步加強對城市化水平計量的研究。使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計量城市化率,基本上是從“量”上反映城市化程度,而且總會受到城鄉區域劃分和城鄉人口定義的影響。同樣的城市化率,其實質上反映的城市化程度,比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情況,服務業發展情況,市民文化素質,科技創新能力,醫療衛生情況等,可能會有很大差異。因此,需要加強對城市化“質”的研究力度,研究設計出具有較好代表性的真正體現城市化發展方向的綜合指標體系,從“質”的方面對各地的城市化發展水平進行測評。

考慮到從“質”出發計量城市化水平具有針對性強、通用性差的弱點,應將這一綜合指標體系與作為目前流行的反映城市化水平“量”的大小的城市化率指標結合起來使用,這樣既可以避免把城市化率簡單地當作一個城市現代化的指標來追求,在城市化問題上玩數字游戲,同時可以通過這兩種指標的不同組合,總結出城市化發展的不同模式和路徑,從而引導城市化向重視質量、重視可持續發展的更科學、理性的方向發展。

2、關于人口統計。鑒于非普查年份的人口統計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公安系統的力量,根據廣州市公安局在非農業人口統計方面的改革經驗(即非農業人口由過去長期以來沿襲的按戶籍性質分類統計轉為按地域屬性統計),建議國家統計局與公安部門合作,從全國的角度共同研究規范、標準的城鄉劃分標準和流動人口調查統計方法,并將公安系統的流動人口稽查工作與統計系統的流動人口調查工作結合起來,充分利用公安系統龐大的網絡和統計系統的統計力量,共同做好非普查年份的流動人口調查統計工作和城鄉人口統計工作。

關于城鄉的劃分,由于在城市化過程中各地在確定鄉鎮“城區化”(比如將縣改為市或區,將鎮改為區或街道,村委會改為居委會等)方面缺乏規范統一的標準,因此,對于街道辦事處地域仍應有其他相關指標作為城鄉劃分的參考。

比如,建議增加從事非農業生產人口比重(比方說將這一比重設為70%)作為一項劃分城鄉的附加控制指標,即可避免完全因行政性“城區化”改變地區城鄉屬性情況的發生。

篇（9）

從總體上看，近年來各地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體系的構建和完善取得了積極成效，但目前這一工作仍處于摸索和起步階段。各地現有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體系還很不成熟和完善，仍有極大的改進和提升空間。根本性缺陷在于政府社會管理的缺位，即“村民”到“農民工”或“單位人”到“社會人”身份的轉變以后，城鄉一體化的社會管理體制尚未建立健全，在政府與流動人口之間，政策供給和需求錯位、不對應。

一、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體系的缺陷

（一）體制性缺陷——服務管理體制滯后

現行的流動人口管理模式是一種以屬地化為主要特征的靜態管理工作體制，基點定位于“單位人”。但隨著人口的流動性不斷增加，人戶分離現象日趨增多，原有管理戶籍人口的制度設計對“社會人”逐漸失去調控力度。靜態管理體制已經顯示出強烈的不適應性和滯后性，行政控制能力弱化。主要表現在，由于流動人口數量大、流動頻率快，政府相關部門在信息采集、跟蹤管理和引導監督等方面的投入十分巨大，服務管理成本不斷加大，致使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績效呈下降趨勢。①調查表明，雖然多數現居住地已設置專門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機構，但其體制百花齊放、多樣無章，基本處于摸索和試行階段，亟待規范和完善。

（二）機制性缺陷——服務管理機制不健全

雖然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模式多種多樣，但是由于重管理、輕服務，或者服務管理手段缺失，使服務管理機制的運轉不完整。具體表現在，以房管人、以業管人、以證管人的流動人口管理模式在全國成為主流，許多地方落實了網格化管理的責任機制，在流動人口的信息搜集、管理部門對流動人口的區域控制等方面得到了加強。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管理方式過于強調對流動人口的治安防范，信息難以統籌，更難以與公共服務部門協調。而且，這種管理模式的實施要求服務對象具有基本穩定的住所，對工作生活不固定或流動空間較大的流動人口，這種管理模式鞭長莫及。對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到位，使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受限，造成整個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機制的運轉不閉合、不嚴密，有效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機制亟待完善。

（三）信息性缺陷——信息采集和共享手段缺失

由于人口流動的廣泛性和不確定性，使各地對實有流動人口數據的掌握成為做好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的瓶頸。據聯合國人口基金第六周期項目縣流動人口調查，在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各項工作中，摸清流動人口底數是各地投入人力、精力、財力最多的一項工作。這充分反映出這項工作的難度，也說明我們的工作還處于“四處找人”的被動階段。而且，由于各地信息化建設發展不平衡，責任不明確，流動人口信息交換平臺的實效性較差，流動人口信息采集難的突出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很多網上查詢信息得不到及時回復，使得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對象不清，落不到實處。人口計生與公安、工商、民政等部門之間的流動人口信息共享渠道不夠暢通，導致各部門流動人口信息重復收集且不對接。

（四）資源性缺陷——服務管理經費投入不足

目前尚未建立財政專款保障制度，一些現居住地在勞動就業、教育培訓、子女入學、生殖健康等方面，無論是公共財政預算安排還是服務內容，都缺乏對流動人口需求的滿足。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城市體系對農民工的制度安排喪失，或者說是極端薄弱。盡管2003年財政部、勞保部、公安部、教育部和人口計生委五部委聯合下發《關于將農民工管理等有關經費納入財政預算支出范圍有關問題的通知》，但有些地方沒有合理核定用于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支出成本，沒有將涉及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經費足額納入地方正常的財政預算支出范圍，有的地方盡管納入但其標準不足戶籍人口的50%。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經費的欠缺，將直接影響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推進。

（五）服務性缺陷——保障措施的覆蓋面有限

為流動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是保障流動人口基本權益，促進流動人口城市融入的重要舉措。盡管政府多方努力為流動人口在城市的生存和發展創造條件，但總體來看，向流動人口提供的保障措施的覆蓋面依然有限。

近年來北京市某區流動人口調查發現，從流動人口的角度看目前他們所面臨的主要困難，排在第一位的是“收入太低”，其次是“居住困難”，第三是“沒有社會保障”。其他困難還包括“子女入學困難”、“沒有固定的經營場所”、“辦事手續復雜”等。綜合起來，經濟、住房和社會保障是困擾流動人口的三大難題，也是政府改進和完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著力點所在。

從基本公共服務角度看，在政府提供的各類服務中（詳見表1），流動人口所獲得服務排在第一位的是國家政策法規的宣傳，其次是衛生防疫服務，再次是就業信息，其他獲得過諸如生殖健康服務和房屋出租信息等服務的流動人口比重均未超過20%。 值得關注的是，有27.7%的被調查流動人口表示自己從未獲得過政府的任何服務，這表明在國家大力提倡加強對流動人口服務的同時，基層工作仍存在薄弱環節、甚至死角，政府以常住人口為對象提供的公共服務覆蓋面有待進一步拓寬。

從人口計生工作角度看，雖然政府努力采取多種措施，保障流動人口享有與戶籍人口同等的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服務，但從實際情況看，流動人口中接觸并享有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務的并不多。仍以北京市某區流動人口調查數據為例，在未婚被調查者中，沒獲得過該類服務的占絕大多數，為93.2%，其中44.4%的被調查者表示“不知道怎么獲得服務”；當詢問已婚者獲得過何種服務時，選擇“未得到任何服務”的被調查者所占比例仍最大，為32.6%，選擇獲得“免費提供避孕藥具”的被調查者比例為14.2%，在所提供的各項服務中居首位，其次為“政策咨詢”和“免費孕檢”，分別占被調查者的11.5%和10.1%（詳見圖1）。

二、完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體系的對策建議

從公共管理學的角度看，“體制”首先是一個系統的概念。管理體制是制度規則體系、組織機構體系及其運行機制三個系統相互作用的有機統一體。管理體制所涉及的三個層面的內容是：一是制度（規則）層面上對管理職權劃分和職能配置的規定，管理對象及領域的設定，作為管理基本依據的法律法規及政策的制定等，所規劃的是管理體制的框架基礎和運行空間；二是組織機構層面上管理機構系統的設立，管理組織內部結構的劃分和角色定位等，其性質是管理職能的履行者和能動載體；三是機制層面上管理系統模式化運行的過程、程序和方式，管理系統各子系統或要素之間模式化的相互作用等，是在制度和組織基礎上管理體制具體運行的機理、模式和工作方式，它是體制之中最活躍、運動性最強的部分。②

以創新為導向，完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體系，需要從制度、組織和機制三個層面突破：

（一）制度層面的突破

一是統籌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切實推進社會事業發展，將人口宏觀政策制定及人口服務管理作為服務型政府最重要的職能加以強化。

二是統籌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共同發展，強化實有人口的概念，將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納入本地人口服務管理總體規劃。一要轉變將流動人口管理等同于治安管理的觀念，促進防范式管理向綜合轉變。二要轉變將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當作負擔的觀念，把人口遷移的壓力變為人口發展的優勢。通過對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促進本地人與外地人的融合，提升人口整體素質，為本地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提供持久動力。

三是建立有利于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動態管理體制，使其適應流動人口規模、構成發生巨大變化的社會現實。針對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省區之間相關政策存在較大差異的現狀，出臺全國性流動人口相關政策執行的制度規范，進行“一盤棋”制度設計。制定現居住地與戶籍地流動人口管理的責任追究辦法，解決“兩地共管、兩地都不管”等現象。

（二）組織層面的突破

這一層面的主要任務就是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健全社會管理體系，形成社會管理的合力。緣于社會生活的豐富多樣性和社會系統的復雜性，社會管理體系必然是一個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的網絡。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公民社會的不斷發育，社會各類利益單元（個人、家庭、社會組織、社區、利益集團、階層階級等等）自主追求和實現自身利益的意識和能力不斷增強，他們越來越廣泛和主動地介入到各類社會管理和服務的事務中，既是社會管理的客體，同時又是社會管理的主體。因此，社會管理體制在組織層面上的突破需要以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為準則，發揮好各類社會組織的作用，形成多元管理。

要加強流動人口自治組織的自治能力建設，使之在協調群眾利益、化解基層矛盾、為群眾排憂解難和自主治理社區事務方面發揮應有作用。積極引導并鼓勵流動人口參與社區自治，以鄉緣為紐帶，建立企業和社區流動人口協會組織，發動流動人口參與管理，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與自我服務的良性循環，不僅可以減輕本地政府管理的人員負擔，而且可以充分激發流動人口參與本地社會管理的積極性。通過建立“流動人口之家”、“流動人口計生協”、“新居民聯誼會”等途徑，依托社區開展各種活動，吸引流動人口參加，增強流動人口的社會參與感和融入感，把對流動人口的各項服務管理融入社區的各項活動。

（三）機制層面的突破

一是建立健全黨政領導、部門負責、社區服務、群眾參與的流動人口工作綜合治理機制，從社會系統工程的視野構建高效、及時、便捷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機制，建立全國統一的目標考評和監督制約機制，對戶籍所在地和現居住地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職責做出剛性規定，增強權威性和可操作性，督促現居住地與戶籍所在地政府履行職責。

二是構建順暢的利益表達與溝通機制，使流動人口及其各類組織、群體以及各方面利益及力量，都能夠向黨和政府合理合法而又充分地表達利益，同時，黨和政府也能夠及時全面地與之進行溝通、磋商和對話，通過綜合運用政策、法律、經濟、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協調、調解等方法，以及完善工作責任制等途徑，及時有效地處理流動人口反映的問題，化解各類矛盾。

三是優化流動人口工作機制，將流動人口關心的熱點和難點問題納入黨和政府工作的重點，通過綜合運用說服教育、示范引導、提供服務等方法，做好流動人口工作，凝聚和激勵流動人口共同服務和管理社會，提高流動人口社會經濟地位及對現居住地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消除二元體制的分割狀態。

總之，從公共管理的視角看，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體系的建設是整個社會建設和管理的一部分，不能脫離社會管理的“大盤”單打獨斗，要加強頂層設計，轉變發展思路，調整發展格局，逐步改善中國區域、城市發展極不平衡的狀況，在城鄉一體化的大框架下，將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作為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由中央統籌，從制度、組織和機制三個層面自上而下地統一制定可操作性規劃，全面推進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

注釋：

①蘇建明. 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服務體系的缺陷與對策[J].人口學刊，2009（1）。

②李程偉.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公共管理學視角的解讀[J].中國行政管理，2005（5）。

參考文獻：

[1]呂紅平，石海龍等. 人口文化詞集[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9

[2]寧波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新寧波人[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9

[3]王培安.解放思想大膽探索推動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體制機制創新[J].人口與計劃生育，2009（2）

[4]蘇建明.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服務體系的缺陷與對策[J].人口學刊，2009（1）

[5]俞華.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新機制建設的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6]孫玲.創新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與服務機制[J].勝利油田黨校學報，2008，21（2）。

[7]尹志剛，洪小良. 北京市流動人口移民傾向和行為研究[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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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9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3）09-0009-01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城市發展迅速，而隨之而來的龐大流動人口，成為我國城市、特別是一線城市發展的重要參與者。深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廣闊的發展空間、優質的社會服務、優質的社會生活，都成為吸引外來務工人員的重要因素。流動人口已成為深圳社會經濟、人口轉型過程中的突出特征。本文針對深圳市6個區的流動人口調查，分析其定居深圳市的意愿，以提高深圳市在未來的發展中，更好地落實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一、深圳市流動人口定居意愿調查

為全面而科學地了解深圳市流動人口定居意愿，本文通過對深圳市6個區的流動人口進行了問卷調查。在此次問卷調查中，共發放2000份問卷，并收回1801份，收回率為90%。應該說，此次問卷調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下表1所示，是所有調查流動人口定居意愿概況。

深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數以萬計的外來務工人員，構成了深圳市龐大的流動人口群。從此次的調查來看，有定居意愿的人數只占18.84%，而持不確定態度者占到了52.09%之多，沒考慮過或沒有定居意愿的占29.07%。所以，深圳市流動人口定居意愿相對比較冷淡，在各方因素的綜合影響下，深圳市流動人口對定居持觀望態度。

二、深圳市流動人口定居意愿的影響分析

在對深圳市流動人口的調查分析中，我們發現，影響深圳市流動人口定居的因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流動人口個人特征；二是流動人口的家庭狀況；三是深圳市所具有的吸引力；四是社會參與。并且，各主要影響因素中，又包含相關的具體內容。

（一）個人特征

對于在大城市的流動人口而言，其個人特征中受教育程度、留居年數、戶口等，都是影響其選擇定居的重要因素。其實，個人特征對定居意愿產生直接的影響。由于戶口的限制，受教育程度低、離鄉背井到城市打工的流動人口，其工資水平相對較低，這也是流動人口難以選擇或無能力選擇定居深圳的重要因素。而流動人口留居年數越長，對城市的熟悉程度加大，這也勢必增進其對城市的感情。在此次的調查中，選擇有永久性定居意愿的18.84%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在深圳留居了至少6年以上。而流動人口自身低工資與深圳高消費、高房價形成了巨大差距，也成為沒有考慮過或沒有定居意愿的首要原因之一。

（二）家庭狀況

家是中國人意識中的主體，家庭狀況往往左右人的諸多行為。在調查中我們不難發現，隨遷人口數、婚姻狀況，成為流動人口選擇何種方式生活的關鍵因素。在選擇永久性定居的人群中，有60%的人是因為希望家人享受更好的社會化服務、子女有更好的教育。對于年輕人而言，在某地建立了婚姻，這也很可能成為建立愛巢的地方。所以，婚姻狀況是成為是否選擇定居的重要因素。在不確定定居的52.09%的人中，有21.3%的人是因為另一半或愛人不在深圳發展；而選擇永久性定居的人，絕大部分是愛人也在深圳發展。

（三）城市的吸引力

毋庸置疑，深圳是我國四大一線城市之一，城市所呈現出的吸引力也是多元化的。在調查中，一部分人認為深圳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且生活質量高、社會化服務好、城市環境好、公共設施完備等，這成為其選擇定居的重要因素。當然，很大一部分人認為，深圳消費高、工資低，而江浙一帶新興發展的熱點地區，也在不斷地吸引著流動人口，致使流動人口處于觀望態度。

（四）社會參與

人作為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參與勢必成為影響其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在被調查中，由于不能積極融入當地社會，以致于在城市生活、工作的意愿薄弱，這也是7.29%的人選擇不考慮的重要原因所在。深圳所煥發的魅力是無窮大的，但流動人家在社會層面、制度層面以及文化心理層面均存在融入困難的現實，也是逐漸削減流動人口定居意愿的關鍵因素之一。

三、結束語

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背景下，流動人口已然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參與者。通過對深圳市流動人口定居意愿的調查分析，有助于建立有效的人口宏觀調控機制，在吸引人才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調查分析來看，影響深圳市流動人口定居的因素是多元化的，但集中體現在流動人口個人特征、深圳市所具有的吸引力、社會參與及家庭情況四個方面。這也就說明，當前深圳市流動人口在定居上持觀望態度是多方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參考文獻】

[1]吳瑞君.城市流動人口留居意愿研究——基于上海、蘇州等地的調查分析[J].人口與發展，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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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農民工的身份認同狀況

從不同的角度理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具有不同的維度。而階層認同、地緣認同、人際認同、組織管理認同、生活方式認同等等都包含在身份認同的概念之內。但將農民工置身于從農民向市民轉變這一過程中考慮，農民工的身份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目前的身份意識和未來的身體、身份歸屬意識。農民工由于制度身份與自身的職業角色產生了錯位，所以其身份認同也呈現出自我感知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而隨著農民工階層自身的分化，農民工群體的身份認同也出現了多元化的態勢，并受到農民工城市生活經歷的影響。

1.1 農民工的身份意識不統一

對于農民工而言，身份認同的關鍵在于明確自己到底是市民還是農民工。但另一方面，制度身份與職業身份的錯位、自我認同與他者定義的差別，又使農民工的身份選擇出現多個選項，是市民、是農民、還是既是農民也是市民，又或者既不是市民也不是農民工都可能是農民工的選擇。而調查也顯示，農民工的身份意識是比較混亂的。有9.4%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是市民，有44.2%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是農民，有22.5%的農民工認為自己即是市民也是農民，而有11.5%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既不是市民也不是農民，另外還有9.6%的農民工表示說不清楚。從統計結果可以看出，農民工的身份意識并不統一，各種身份認同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另一方面，認為自己是農民工的最多，說明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是以制度身份為主，而不清楚和認為自己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市民的農民工也達到了兩成多，則說明有部分農民工出現了身份認同的混亂。

1.2 農民工的身份意識受城市生活經歷的影響

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是基于城市生活經驗產生，因而城市生活經歷不同的農民工其身份認同也不相同。調查顯示，農民工的經濟收入、就業狀況、社會交往、在津生活時間等都對農民工的的身份認同產生一定的影響。而農民工的個體差異如性別、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對農民工的身份意識并沒有明顯的影響。

城市生活經歷對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高收入的農民工身份意識較明確，更傾向于認同自己市民的身份。

從表1統計結果可以看出，雖然收入對農民的市民認同并沒有影響，但是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高收入農民工認同自己是農民的比例較低，而認同自己市民與市民雙重身份的比較較高;而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農民工則是認同自己是農民的比例較高，認同自己具有農民工與市民雙重身份的比例是比較低;說明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農民工更傾向于認同自己具有一定的市民身份。而且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農民工表示說不清楚自己身份和認為自己既不是市民也不是農民的比例明顯高與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農民，說明收入低的農民工出現身份認同迷惑的可能較大。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收入越低農民工無法確定自己身份的比例就越高，而是中高收入( 800-1000元)的農民工身份歸屬意識最不明確。從收入看，這一部分的農民工高于一般的農民工，但又與城市居民存在著不大差距，因而他們從心理上傾向與脫離農民工身份，但是又無法確定自己的市民身份，所以會出現身份意識的迷茫。

其次，職業身份高的農民工身份意識明確，更傾向于認同自己的市民身份。

從表2統計結果看，有近六成的有雇工的老板認同自己具有市民身份或具有市民與農民雙重身份表明他們更認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另一方面，有雇工老板中不明確自身身份歸屬的不到一成，大大低于其他農民工，表明他們有比較明確的身份意識。而其他農民工中，認同自己具有市民身份和市民與農民雙重身份的比例要明顯低于有雇工的老板。沒有雇工的老板和臨時雇員更認同自己的農民身份，管理人員和普通雇員認同自己農民身份的比較少，但是不能明確自己身份的則相對較多。顯然，臨時雇員和沒有雇工的老板的基本處于社會的最低層，他們與城市主體社會也有著相當大的距離，因而他們認同自己是農民的比例較高。而管理人員和普通雇員一方面工作狀況比較接近市民，另一方面受客觀環境的影響他們整體的生活狀況卻與市民仍有著不少的差別，因而他們既不認可自己是市民也不認可自己是農民工和說不清楚的比例就想對較高。

再次，在津生活時間較長的農民工更傾向于認同自己具有市民和農民雙重身份。

從表3統計結果看，來津一年以下的農民工中認同自己是農民的最多，而認為自己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市民和說不清楚的也占到了四分之一，說明在城市生活時間短的農民工認同自己市民身份的比較少。而在津生活時間在一年以上的農民工則更認同自己的市民身份，但他們之間也是有差別的。在津生活時間長的農民工的身份意識比較明確，也比較傾向于認同自己的市民身份。總的來說，在城市生活時間長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強農民工的市民認同。但由于現實存在的農民工化的制度與制度障礙，農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的越久，就越能感受到與市民的差別，所以他們是在不否認自己農民身份的基礎上，市民身份意識有所增強。

第四，與市民有交往的農民工身份意識明確，市民意識較強。

從表4統計結果可以看出，是否與市民交往對農民工的農民身份認同沒有影響，但是有城市人做朋友的農民工認同自己是市民和認同自己具有市民與農民雙重身份的比例則明顯高于沒有城市人做朋友的農民工，而且，有城市人做朋友的農民工有身份認同困惑的比例要明顯低于沒有城市人做朋友的農民工，顯然，與市民的交往是有助于農民工增強農民工的市民認同，并減少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困惑。

總之，民工的身份認同主要受城市生活經歷的影響。但由于中國城鄉分割的二元化社會結構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制度身份依然是農民工市民化很難逾越的障礙，因此，較為順利的城市生活經歷雖然能夠增強農民工的市民身份認同，但不能從根本上促使農民工形成完全的市民身份認同。

2 農民工的身份認同與城市社會融合

身份認同是農民工適應城市生活的心理基礎，不同的身份認同影響著農民工與城市結合互動的方式，也決定著農民工與城市的融合程度與融合方式。

2.1 農民工的身份意識與制度認同

在中國獨特的二元化戶籍管理制度下，農民工的城市適應與城市融合不僅表現在經濟、社會、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同時還包括制度層面的適應。即農民工必須要面對與市民的差別待遇，并在這種差別待遇的社會結構下，尋找自己在城市的位置及與城市融合共處的方式。而農民工對相關制度的態度也反映著農民工與城市的融合狀況。

2.2 農民工當前的身份意識與制度認同

農民工對當前流動人口管理制度的認同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考察，首先是農民工對當前流動人口管理制度的評價，其次是農民工的權利意識與權利訴求。從調查結果看，不同身份意識的農民工的制度認同也是不盡相同的。認同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比較能夠接受目前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而具有農民與市民雙重身份認同的農民工則對現行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較為不滿。

從表5調查結果看，不同身份認同的農民工對目前流動人口管理制度的認識是不同的。認為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比較能夠接受目前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個人能力相對較強，能夠突破制度的限制獲得較為滿意的生活狀態。而認同自己具有市民與農民雙重身份的農民工雖然具有一定的城市生活能力，但從整體上還是和市民有很差距，而他們對制度障礙更為敏感，所以對現行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也最為不滿。而其他農民工雖然整體生活狀態較差，但由于他們基本上不是以市民作為參考對象來考量自己的生活，比較能夠接受市民與農民工之間的差別待遇，因而他們對制度的容忍性也較高。

2.3 農民工未來的身份認同與制度認同

總的來看，無論是未來身份歸屬意識的差異，還是未來身體歸屬意識的差異對農民工的制度認同的影響都不明顯。

統計結果顯示:未來身份認同僅影響到農民工對當前戶籍制度和農民工權利保障的看法，愿意獲得市民身份和長期在天津工作生活下去的農民工對當前的戶籍制度更為不滿，認為農民工權利經常受到侵害。顯示出未來身份認同基本不影響農民工當前流動人口管理制度的評價。但是未來身份認同對農民工的權利意識有很大的影響，見表6。

總之，雖然未來身份認同并不影響農民工對流動人口管理制度的看法，但是卻影響農民工的權利意識，希望在城市生活、工作下去的農民工希望獲得更多的權利與保護。而農民工這種對權利的要求與渴望，也凸現出中國的戶籍改革，賦予農民工“市民權”是重點，而不是單純的戶籍性質的變更。

3 身份認同與農民城市生活感受

城市生活感受是農民工在與城市區域和城市人的結合與互動過程中獲得的感知印象，這種感受既包括農民工對自己城市生活的評價也包括他對城市人的認知與評價。

3.1 農民工當前的身份意識與城市生活感受

從統計結果看，認為自己具有市民與農民雙重身份的農民工對城市生活最為滿意，其次是認同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和認同自己是農民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市民和說不清的農民工對城市生活最不滿意。見表7:

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身份認同不同，農民工對自己的就業、家庭生活、人際關系等等的滿意度也有所差別。認同自己具有農民與市民雙重身份的農民工對自己的整體就業狀態、婚姻家庭關系、子女教育、生活水平與生活條件、休閑娛樂、身體狀況等比較滿意，認同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次之，而認同自己是農民工的農民工也比較滿意，認為自己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市民和說不清楚的農民工的滿意度是比較低。而認同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對自己的人際關系比較滿意，認同自己具有農民與市民雙重身份的農民工次之，認同自己是農民的農民工也是比較滿意的。

其次，認同自己市民身份的農民工對市民的評價較高，關系較為融洽。有學者指出的，市民的群體性的偏見與歧視是農民工與市民之間摩擦與矛盾產生的主要原因，而農民工也普遍感覺到了市民對其的歧視。但是調查顯示，具有市民身份認同的農民工感到受到城市歧視的比例是低的。

從表8統計結果看，認同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是不太同意“城市居民對農民工有歧視”而其他農民工則處于比較同意和沒意見之間，顯示出認同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相處較為融洽。

總的來說，認為自己具有農民與市民雙重身份的農民工對市民的評價最高，而認為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次之，認為自己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市民的農民工對市民的評價較低。顯示出，認同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對市民的印象最好，而這為市民與這部分農民工融洽相處打下了較好的心理基礎。

3.2 農民工未來的身份認同與城市生活感受

農民工的未來身份認同對農民工的城市生活感受也有一定的影響，希望在天津生活下去和獲得城市戶口的農民工的城市生活滿意度較高。但是他們感到適應和融入城市生活有一定的困難。

從調查數據可以發現，農民工未來身份認同基本上影響農民工生活的方方面面。愿意獲得城市戶口的農民工和希望長期在城市生活下去的農民工對自己的就業、社會交往、家庭生活等滿意度均高于其他農民工，顯示出愿意成為市民和在城市生活下去的農民工實際上與城市融合的較好。

從表9可以看出，不同未來身體歸屬意識的的農民工在市民是否文明程度高、老實、節儉、能吃苦、擅長理財、精明和素質低、違法亂紀方面的評價有差異，愿意在天津長期工作生活下去的農民工對市民的評價較高。相應的希望能夠在天津工作生活下去的農民工對市民的評價也是較高。這表明，未來身份認同為市民的農民工與市民之間的關系較為融洽，更能適應城市生活。

4 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