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碳的背景與意義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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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 G642.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7）01（c）-0143-06

[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teaching of graduate student curriculum “Materia struc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through the NMR analysis of retusiusine A，which is a new compound isolated from Bulbophyllum retusiusculum.Retusiusine A contains benzene，oxygenated carbon and non-oxygenated carbon，and its NMR data are non-overlapped and very suitable for NMR teaching content.

[Key words]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retusiusine A；Material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核磁共振波譜》課程是有機化學、藥物化學和天然藥物化學等相關專業的一門重要課程[1-2]，很多高校教師一直在探索該課程的教學改革，包括網絡教學[3]、互動教學[4]、注重實踐[5]、結合實驗[6]和考試改革[7]等。云南大學化學科學與工程學院針對研究生開設了類似必修課程《物質結構鑒定與表征》，與很多學校一樣[8-9]，要讓課程背景不同的研究生同步學習這門課程是教學的難點。筆者認為，如果能以綜合解析為主，在解析過程中強化核磁共振（NMR）基本內容，將有望滿足不同課程背景的研究生對該門課程的需求。

核磁共振主要內容包括氫譜（1H NMR）、碳譜（13C NMR）、DEPT譜和二維譜，二維譜主要又包括HSQC、HMBC、1H-1H COSY和ROESY等四種圖譜。本文以蘭科植物蘚葉卷瓣蘭中分離得到的一個新化合物retusiusine A（圖1）[10]的綜合解析為例，來講授《物質結構鑒定與表征》課程。化合物retusiusine A的NMR數據包括苯環、含氧取代和不含氧取代的信號，而且數據不重疊，非常適合作為核磁共振波譜分析課程授課內容。

1 1H NMR

1H NMR譜提供的最重要的三個信息是化學位移（反映氫的化學環境，與電子云密度有關）、偶合常數（反映氫的空間關系）和氫的數量（與氫的峰面積積分相關）。

1.1化學位移

學生要記住，氫（碳）周圍的電子云密度越大，其化學位移越出現在高場，電子云密度越低，化學位移越往低場。從retusiusine A的1H NMR譜（圖1）可以看到該化合物的兩個1，3，4-三取代苯環的標準信號，這六個氫均位于苯環氫δ7.25附近，在此處可以介紹三類主要的取代基對苯環氫化學位移的影響，①烷基：比如C-7′，這類取代基對苯環氫化學位移基本沒有影響，原因是既不產生共軛效應也不產生誘導效應。②羰基：羰基與苯環存在共軛效應，且由于氧的電負性使苯環電子云去屏蔽，導致苯環電子云密度降低，H-2（H-2′）和H-6受到的去屏蔽影響最大，H-6′處在羰基對位，受到的去屏蔽作用次之，而H-5（H-5′）反而受到了一定的屏蔽作用（圖2A）[11]，基于這個影響，化學位移應該是H-2=H-6>H-5（H-2′>H-6′> H-5′）。③含氧取代基（羥基和甲氧基）：氧的孤對電子會與苯環形成共軛，從而使苯環受到屏蔽，導致電子云密度上升，含氧取代基對其鄰位氫的屏蔽作用最大，對對位氫的屏蔽其次，而對間位氫的影響最小（圖2B、圖2C）[12]。基于此，H-2受到一鄰位氧和一個間位氧的屏蔽，H-5受到一個鄰位氧和一個間位氧的屏蔽，H-6受到一個對位氧和一個間位氧的屏蔽，如果僅看氧的影響，化學位移應該是H-6>H-5=H-2，綜合羰基和烷基的影響，結果就是H-6>H-2>H-5。另一個苯環上，H-5′受到一個鄰位氧的屏蔽，H-2′和H-6′受到一個間位氧的屏蔽，如果只考慮氧的影響，化學位移應該是H-2′=H-6′>H-5′，綜合羰基和烷基的影響，結果應該為H-2′>H-6′>H-5′。以上分析與圖譜吻合，這樣分析化學位移，結合峰形，對于學生歸屬1H NMR數據很有幫助，也可加深學生對共軛效應的理解和記憶。

H-8′由于受氧的誘導效應，加上旁邊C-9′羰基的各向異性效應的影響，出現在δ5.0左右（實為δ5.33），H-7′沒有與雜原子相連，只有到O-8′的弱誘導效應（誘導效應隨距離增加下降很快），和苯環的各向異性效應影響，兩個氫的化學位移出現在δ3.22和δ3.27。一個CH2上的兩個氫的化學位移出現在不同位置的原因是該CH2與手性碳相連（C-7′）。甲氧基的化學位移在δ3.1～4.0，與苯環相連的甲氧基由于苯環的各向異性效應要更低場一些，可到δ3.6～4.0，OCH3-3和OCH3-4的實際化學位移在δ3.84和δ3.86，符合以上分析。retusiusine A的1H NMR全數據歸屬見表1。

1.2偶合常數

偶合常數就是峰裂開的距離，以J來表示，單位為Hz，它反映兩個核之間的作用強弱，影響偶合常數的因素主要有偶合核間的距離、角度及電子云密度。H-5（H-5′）只與H-6（H-6′）發生J3偶合，故其峰形為標準的二重峰（圖2），苯環的J3偶合常數一般為8.0 Hz左右（實際為8.4 Hz）。H-2（H-2′）只與H-6（H-6′）發生J4偶合，一般J4偶合的偶合常數一般在1.5～2.5 Hz，H-2（H-2′）的實際偶合常數為1.6 Hz。H-6（H-6′）則除了與H-5（H-5′）發生J3偶合，還與H-2（H-2′）發生J4偶合，故峰形為雙二重峰，偶合常數為8.4和1.6 Hz。H-8′分別與磁不等價的H-7′a和H-7′b偶合，故峰形為雙二重峰，偶合常數為4.6 Hz和7.2 Hz。H-7′a與H-7′b和H-8′偶合，因此峰形也為雙二重峰，偶合常數為4.6 Hz和14.4 Hz。同樣的，H-7′b也為雙二重峰，偶合常數為7.2和14.4 Hz。甲氧基因鄰位（氧）沒有氫取代故為單峰。

1.3氫的數量

從每一個氫的積分面積可以看出，積分面積與氫的數量成正比，其中甲氧基的氫的積分面積表明每一個甲氧基有三個氫。

2 13C NMR和DEPT

2.1 13C NMR

每一個碳都會在13C NMR譜中出現一個信號，retusiusine A中的19個碳信號均在13C NMR譜中出現（圖3）。13C NMR譜中羧基的化學位移在最低場，分別出現在δ172.9和δ173.3，酯基的化學位移稍高，出現在δ167.0。苯環碳的化學位移一般出現在δ128附近，C-4′因為受到氧的誘導效應出現在δ162.2，C-3和C-4同樣受到氧的誘導效應，但是因為兩個碳都受到鄰位氧的屏蔽作用（與氫類似），因此化學位移出現在δ150.1和δ155.0。C-2′和C-6′受到羰基-10′的去屏蔽效應，化學位移出現在稍低場大于δ128的位置，即δ132.5和δ137.9。C-2、C-5和C-5′均受到鄰位氧的屏蔽作用，化學位移出現在稍高場小于δ128的位置，分別是δ113.2、δ111.8和δ118.2。C-6既受到羰基-7的去屏蔽作用，也受到OCH3-3的對位屏蔽，出現在δ125.2。C-8′受到氧的誘導效應，出現在δ74.4，C-7′未受到誘導效應（或者J3誘導效應較弱），出現在δ37.8。retusiusine A的13C NMR數據全歸屬見表1。

2.2 DEPT

DEPT譜主要反映碳的級數，即可以通過DEPT譜區分C、CH、CH2和CH3。相對13C NMR譜，DEPT 135譜中消失的是季碳，向下的是CH2，向上的是CH和CH3，DEPT 90譜中只有向上的CH（圖3）。學生對DPET的要求就只需要知道這個區分方法就可以了。通過對實際譜圖的學習也能非常明了地向學生介紹DEPT譜解析方法。

3二維核磁共振譜

3.1 1H-1H COSY譜

1H-1H COSY一般是相鄰兩個碳上的氫，或者同一個碳上化學不等價的兩個氫之間相關。在譜圖中可以看到H-7′a與H-7′b相關，H-7′a和H-7′b與H-8′相關，H-5（H-5′）與H-6（H-6′）相關（圖4）。可以讓學生直觀地了解1H-1H COSY譜圖。

3.2 HSQC譜

HSQC譜反映同碳氫相關，在譜圖中可以看到H-2（H-2′）與C-2（C-2′）、H-5（H-5′）與C-5（C-5′）、H-6（H-6′）與C-6（C-6′）、H-7′a和H-7′b與C-7′以及H-8′與C-8′相關（圖5）。

3.3 HMBC譜

HMBC譜反映碳氫遠程相關，即2鍵和3鍵相關，如H-2′（H-2）與C-1′（C-1）、C-3′（C-3）、C-4′（C-4）、C-6′（C-6）、C-7′（C-7）與C-10′相關；H-5′（H-5）與C-1′（C-1）、C-3′（C-3）、C-4′（C-4）與C-6′（C-6）相關；H-6′（H-6）與C-1′（C-1）、C-2′（C-2）、C-4′（C-4）、C-5′（C-5）與C-7′相關；H-7′與C-1′、C-2′、C-6′、C-8′與C-9′相關；H-8′與C-1′、C-7′、C-9′與C-7相關（圖6）。這其中H-8′與C-7相關正是retusiusine A中兩個片段通過C（8′）-O-C（7）形成酯鍵連接的關鍵證據，文獻中多采用通過HMBC相關確定酯鍵或者醚鍵的B接位置[13-14]。OCH3-3與C-3相關，OCH3-4與C-4相關是甲氧基取代位置的關鍵證據。從這個圖譜可以讓學生清楚地了解HMBC譜圖在結構解析中的強大功能。

3.4 ROESY譜

ROESY譜反映的是兩個氫的空間距離，對于化合物相對構型的確立具有重要意義（圖7）。譜中H-7′a和H-7′b與H-8′，H-5（H-5′）與H-6（H-6′）的相關屬于鄰位氫相關，在結構鑒定中意義不大。H-7′a和H-7′b與H-2′和H-6′相關，對于確定C-7′在苯環上的取代位置有一定參考意義[15]，而OCH3-3與H-2，OCH3-4與H-5的相關對于確定甲氧基的取代位置具有重要意義，很多時候比HMBC譜更為直觀[16-18]。

4教學效果

近3年來，筆者一直通過科研中遇到的真實化合物的綜合解析來講授研究生課程《物質結構鑒定與表征》，通過把真實譜圖清晰地展示給學生們，讓其更容易接受教學內容，從而提高了這門課程的實踐性。這些學生在進入實驗室前已經大量接觸實際的核磁圖譜，切實掌握了解析技巧，進入實驗室后基本能夠完成常規的核磁解析工作。

綜上所述，通過化合物retusiusine A的綜合解析，可以系統地向學生介紹核磁共振主要譜圖的解析功能，有助于學生系統掌握核磁共振知識并了解其相關應用。這種教學方式教學效果較好，更能讓學生理解該課程的意義，并通過對課程的學習養成良好的科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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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353(2011)09－0183－04

一、低碳經濟淵源及其模糊認識

按照維基百科的解釋，低碳經濟是低化石燃料經濟，是最小溫室氣體排放到生物圈的經濟，特指二氧化碳低排放。

(一)低碳經濟、環境友好與可持續發展

2003年英國時任首相布萊爾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一創建低碳經濟》(Our energy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第一次提出低碳經濟。美國學者萊斯特?R?布朗(1999)的《生態經濟革命一拯救地球和經濟的五大步驟》書中蘊藏著低碳經濟萌芽，2003年，其《B模式一拯救地球延續文明》一書明確提出：“減少碳排放一半”以遏制地球加速升溫。低碳經濟的系統觀點與行動，可追溯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2)、《京都協議書》(1997)。聯合國第35個(2008)環境日主題：“轉變傳統觀念，推行低碳經濟”，號召全球聯合一致行動，改變高碳排放經濟，意味著低碳經濟成為全球共識。

雖然，白皮書沒有定義低碳經濟，但是對為什么和怎樣實施低碳經濟卻有詳實描述。遺憾的是，許多研究并沒有完全理解白皮書的精神：人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對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三大化石自然資源約束性開采耗用，并通過各國聯合一致的“減排”溫室氣體承諾(白皮書72次使用“減少”一詞)，以促進、倒逼(bottom－up)技術進步，或者與產業結構調整、消費方式改變一起實現可持續發展。事實是，一些研究人員沒有注意到低碳經濟“能源”背景或切入點，忽視能源與氣候、環境的關系而片面理解低碳經濟。白皮書使用“環境”、“可持續發展”超過50次，且設有環境專章，如，白皮書目的是通過“反省和強化我們更加廣泛的承諾，以實現可持續發展”(this white paper reflects，and will reinforce，our wider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低碳經濟把發展限定在環境承載力之內(in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我們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環境(The first challenge we face is environmental)等，并且認為：“直到現在，英國能源政策還沒有給予環境足夠關注”，白皮書希望政府以系統化政策確保：“能源、環境和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無獨有偶，溫總理2010、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把“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環境、可持續發展”看做并列的行動，報告多次將“能源與氣候”一起闡述。

低碳經濟是可分割的、有市場的三大化石資源和公共的、無市場的環境公共服務(接受二氧化碳排放及其轉化)的雙約束經濟，最終目的是限制人類對環境公共服務的加速、無序耗用，是可計量、可操作的可持續發展。它以數量化方式約束人類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對自身所處生物圈(環境)中的資源開采、耗用，即以碳排放為突破口，逆向約束人類的三大化石能源(可計量)開采、利用，倒逼技術進步，促進消費和產業結構轉向，實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是資源和環境的雙約束，目的是可持續發展。此一思想，白皮書進行了詳細闡述，布萊爾認為：低碳經濟與能源可靠供給、環境保護、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有關，即環境中可分割、可市場的三大化石能源自然資源過度開采、耗用引起公共的、不可分割的環境公共服務、氣候和可持續發展問題，需要轉化為低碳經濟發展新模式。對可計量的可持續發展經濟――低碳經濟而言，就是不能離開三大化石能源開采、耗用約束及其溫室氣體排放約束。“能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密切關系，《巴西低碳經濟之路》中也有相似觀點和政策，《BP世界能源統計》(2009)更是直接強調：“氣候變化與能源息息相關”。

(二)遠離環境公共服務約束的混亂低碳經濟觀

低碳經濟作為廣泛社會性的前沿經濟理念，沒有公認的定義。方時嬌認為：“各種定義和解釋還不盡一致”。低碳經濟成了各說各話、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按需解釋，“隨時、全面”利用，低碳經濟的思想、實踐混亂不可避免，主要表現：(1)低碳經濟特定研究對象和淵源是什么?依據的一門學科必有其特殊研究對象之觀點，低碳經濟理論和實施對象、運行方式是什么?低碳經濟與現有經濟學科的區別、聯系在哪里?這是低碳經濟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查閱已有低碳經濟研究發現，它似乎與所有時髦、熱點研究和學科有關，其外延包括清潔生產、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生態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經濟等，而這些學科各有其研究對象。人們在解釋低碳經濟時，把它們混淆在一起，低碳經濟成了“超研究對象”的經濟科學的科學。有的甚至玩文字游戲，方時嬌在同一文章中用“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能源經濟革命”和“低碳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可持續發展經濟”來解釋低碳經濟。就中文意義而言，“實質”、“本質”意義區別不大，但能源經濟絕不是可持續發展經濟，因為能源經濟要回答的是能源大規模連續供應、有限替代和規模報酬先增后減三個問題，而依據布倫特蘭公認定義，可持續發展經濟是要解決資源、環境的代際分配問題。兩學科完全不同，怎么可以都成為低碳經濟的外延，或者是淵源。(2)低碳經濟與技術的因果倒置。莊貴陽認為，是“技術支持低碳經濟”。技術發展了，低碳經濟也就實現了，這是倒果為因。因為，包括能源技術在內的人類技術一直在進步，低碳經濟不需要人類共同、額外努力和元自然資源約束而自動“生成”，這完全不對，更與布萊爾白皮書的“更廣泛的必須努力”(A wider effort is also necessary和far more needs to be done)相悖，也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以明確主體及其承諾碳減排責任的原則相悖。事實上，《京都議定書》所要求的恰恰是技術先進的發達國家有更多碳減排約束。布萊爾說：“盡管有過去5年的進步，但是今日能源政策不能應對明天的挑戰。”布萊爾認為，實施低碳經濟將“賦予”英國機會(連續3次使用“opportu-nity”)，并痛下決心走低碳經濟的路子。第一個機會，低碳經濟提高資源效率：提高產出，并減少污染排放；第二個機會，低碳經濟引導英國開發、運用和出口尖端技術，創造新商業和工作；第三個機會，低碳經濟為英國

導航，變革傳統的資本更新循環周期。此外，從生活方式來說，低碳經濟也可以低技術兼容，白皮書要求房子絕緣、通風(insulated，draughty)等技術，不是高技術，又比如植樹造林(reforestation)、與采伐森林戰斗(flight deforestation)是巴西走低碳經濟的路子之一，不需要高技術。(3)低碳經濟測度及其標準。有學者認為，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新經濟發展模式。這里以“低”作為低碳經濟的標準，有問題。原因與上述錯誤的技術因果倒置相似。實際上，低不可能是低碳經濟的標準。統計證實，截止2009年，美國、日本等國單位GDP能耗不及20世紀60年代的1／6；BP《世界能源統計》(2009)顯示，2008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三大化石能源消費出現了凈減少和相對減少(表1)。

但是，所有這些都不是《京都議定書》、布萊爾能源白皮書所要求的“絕對減少”標準。因此，低，只能是把碳排放低于環境公共服務承載力內的“低”，這個低是絕對的，不能妥協(compromise)。碳排放相對降低而總量，尤其是累積總量增加，人類不可持續發展，當今人類恰恰面臨的是此難題。對于低，一些學者還不自覺地滑向“無”，認為低碳經濟就是“無碳”經濟。無碳經濟，看上去很美，卻違背自然規律。碳循環是生物圈內基本循環之一，人類活動，尤其是人類過度開采耗用三大能源的副產品是向生物圈排放了超過其承載力的二氧化碳，是高碳排放而不是高碳循環引起不可持續發展。地球綠色植物主要活動，就是以二氧化碳進行光合作用。人類努力發展的生物質能源是高碳循環，因此，高碳循環和低碳經濟可以并行不悖。低碳經濟不在于碳的“無”和抽象的“低”，而在于碳的“度”及其所要求的化石能源約束性開采耗用及其碳排放。(4)低碳經濟和低碳思想不分，并導致行為方式錯亂。具體為低碳經濟和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會不分，這一認識誤區導致低碳經濟的操作困難，實施主體模糊，行動的成本無認識。布萊爾說：英國占全球碳排放2％，單獨行動不會對氣候變化產生影響(Our own actions will have no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會代替低碳經濟，低碳經濟成了無行為主體、遠離低碳經濟是“最可行、可量化”的可持續發展初衷和實踐。在布萊爾看來，恰恰是資源與環境的雙約束的低碳經濟推動低碳社會及其高生活質量(a low carbon economy will contribute to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and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從能源(資源)、環境公共服務和可持續發展的關系，不難推知，低碳經濟是“碳獲得、碳排放”的雙約束經濟。現有的無自然資源約束高碳排放經濟及其造成的氣候、環境問題，是私人產品擠占公共環境服務而引起不可持續發展。邏輯是：生物圈非約束三大化石能源開采、耗用――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及其累積――生物圈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阿倫尼烏斯二氧化碳增加含量會引起溫度上升理論――溫度上升造成氣候問題引起環境公共服務不足，人類不可持續發展。新西蘭氣候變化部長戴維?帕克說：“作為新西蘭推動環境可持續性的一部分，我們做出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諾”。

二、低碳經濟確定主體與實施路徑

低碳經濟的對象有兩個，一是生物圈中可分割、競爭性、有市場的資源(能源)；二是生物圈中不可分割、非競爭性、難市場的整體性的環境公共服務。高碳經濟，從競爭性、可分割有市場的資源看，就是資源過度、非約束開采耗用；從公共性、不可分割、難市場的環境公共服務看，就是向環境塞進了過度的碳，環境公共服務功能喪失，經濟社會不可持續發展。

(一)實施低碳經濟的主體。低碳經濟涉及全球性溫室氣體排放的公共產品問題，需要確定主體及其現實成本才能提供該公共產品。持該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奧爾森、斯蒂格勒茨(Stigler.G.J)、戴利(Herman Daly)、肯尼斯(J.M.Keynes)、Krister Hjalte等。因此，白皮書認為：低碳經濟是“政府的責任”，需要政府的分配(distribution，注重公平)手段，而不僅僅是市場配置(allocating，注重效率)來實現。

(二)“斯密式間接公共產品”與“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獲得路徑。市場手段不等于低碳經濟形成。朱迪?麗絲(Judish Rees)認為：“很明顯，對全球有限的環境資源容量進行價格競爭時，發達的富國總能比相對不發達的國家出更高的價格”。戴利對環境無約束市場利用以“船的最佳沉沒”為比喻，他說：“即使一條船的負載是最佳分配的，隨著絕對負載量增加，它的水位線最終也會達負載線。超出負荷的最佳裝載的船也會沉沒――盡管它將以最佳的方式沉沒!環境宏觀經濟學的重要任務就是設計出類似負載線標志的經濟標志――以防止經濟的絕對規模，即經濟負載，沉沒我們的生態方舟”。

斯密“看不見的手”經典地描述了傳統經濟主體間接提供非市場、不可分割的“公共福利”(公共產品)。但是，他的公共產品，說到底還是私人產品，也因此，市場不可能完全解決公共產品難題，而且他的公共產品供給既不需要成本，也不必強調主體，完全是經濟人在追求私利時“不自覺”的副產品。斯密說：“每個人都力圖利用好他的資本，使其產出能實現最大的價值。一般說來，他并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實際上增進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這樣做的時候，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引導著他去實現另一種目標，這種目標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東西。通過追逐個人利益，他經常增進社會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會利益所能夠得到的那一種更好”。羅默稱其為：“成員無意識的集體打算來推進社會福利”。

低碳經濟的另一面：少排放以維持良好的環境公共服務，迄今為止，“斯密式間接公共產品”沒有完全解決公共產品供給問題，我們需要“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奧爾森說：“集團物品和非集團物品一樣，取得越多，總成本越高”，并且“個人通過經濟組織試圖獲得他們在市場中的活動而得到的同樣的東西”。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要求有確定主體及其明確行動：確定主體有真實的成本增加，或約束行為以獲得公共產品。因此，就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關系，奧爾森理論從私人產品(約束，即人類對資源，主要是能源的約束)的角度闡述公共產品供給，即公共產品必須由確定企業以真實成本、實際行動來提供。受搭便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獎懲實施成本等約束，將公共產品分割并以市場方式解決，即使可行也不經濟。因此，公共產品不能從理性、自利的個人那里得到任何資助。如何獲得公共產品呢?他提出三條件：(1)就邊際成本增加而言，取決于公共產品收益該物品成本之比，與集團收益個人收益之比的關系；(2)就行動約束而言，取決于產業集中度(單個企業市場份額)與該行業需求彈性的關系；(3)不同于集團利益的稅收、制度等外在約束。

我們僅分析奧爾森式直接公共產品供給中的(2)就行動約束而言，取決于產業集中度(單個企業市場份額)與該行業需求彈性的關系，即低碳公共產品供給需要確定主體及其現實成本，《京都議定書》為實踐例證，即碳減排，或者環境公共服務的獲得需要付出現實成本，而且必須有確定主體，或者聯合主體的一定份額為基礎。

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簽署的《京都議定書》規定：2012年前，主要工業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礎上平均減少5，2％。經計算，這需要占199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55％以上，或者至少55個國家和地區核準之后才能生效。此前，雖有126個國家和地區批準了該議定書，但它們的排放總量離議定書的要求仍有差距。美國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后，199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占世界總量17.4％的俄羅斯對議定書能否生效起著關鍵作用。2004年11月5日，普京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后，達到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55％以上要求，《京都議定書》生效。

《京都議定書》一方面證明了奧爾森直接公共產品理論的正確；另一方面，就公共產品的公共屬性而言，必須是集體的一致行動，且要求集體成員單獨的份額占到一定比重，這需要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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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視對化學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考查。

6道單項選擇題和2道雙項選擇題仍然注重考查了考生對化學學科基礎知識、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知識點覆蓋率約占整個考試內容的85%。第7題結合化學與生活考查了化學反應、電化學反應、常見的有機物以及高分子材料的相關知識。第8題考離子共存，主要考查了亞鐵與次氯酸跟發生氧化還原反應、沉淀（氫氧化銅、硫酸鎂、硅酸）問題。第9題考查物質和離子鑒別、除雜以及氣體的制備等化學實驗問題。第10題考查了氧化還原反應的判斷。第11題考查阿伏伽德羅常數，考點包括物質中化學鍵數目，轉移電子數、強堿弱酸電離后溶液中的粒子數、混合氣體中某原子的原子數目。第12題考查無機化合物的性質及用途。第22題元素推斷及元素周期律、物質結構、物質性質等知識。第23題考查的是電解質溶液中離子濃度大小比較、水的電離等問題。

4道非選擇題注重能力和素養考查的同時，也注意化學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考查。如第30題的有機題涉及有機分子式、結構簡式和有機反應方程式的書寫問題，以及碳碳雙鍵、鹵代烴、醇的重要性質問題。第31題考查蓋斯定律的應用和電極判斷的基礎知識。第32題考查溶解平衡、離子除雜的基礎知識。第33題考查分離提純的實驗基本操作、甲苯的檢驗等基礎知識。

2. 關注化學與科學、技術、社會、環境的關系社會的聯系。

2012年高考廣東卷化學試題立意高遠，選材考究，強調化學在生產、生活中的實際應用，試題內容涉及生活、化工、環保、醫藥、能源、科研等各個方面，充分體現化學的實際應用價值。非選擇題中選材大量來自實際應用的情景，既為考生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化學世界，又為考生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以非選擇題為例，第30題以有機合成的研究熱點——過渡金屬催化的新型碳—碳偶聯反應為背景，引導學生關注有機合成的最新研究方向。第31題碘在科研與生活中的重要應用為背景，滲透新材料在醫療方面的重要應用。第32題以難溶性雜鹵石制備硫酸鉀的工藝流程為背景，引導學生關注資源的合理開發和綜合利用問題。第33題以制藥和化工行業中的重要試劑苯甲酸為背景，實驗方法和實驗內容真實可信，強化學生重視知識在實際生產和科研中的應用問題。

3. 以能力為核心考查知識運用的能力。

以能力立意考查化學的科學思想和學科能力仍然是2012年廣東高考化學試題的一個主旋律。今年廣東高考化學試題對考生來講陌生度較高，在陌生的情境中考查熟悉的問題，在熟悉的情境下采用新穎的設問，強化了對接受、吸收、整合化學信息的能力，分析問題和解決（解答）化學問題的能力，化學實驗的探究能力信息獲取與加工能力、分析解決問題能力的考查。第22題采用圖的形式來對已知元素的原子序數變化趨勢和化合價，考查學生從圖形中獲取信息的能力。第30（4）、（5）題的有機化學題，以新型碳—碳偶聯有機反應為情境，考查考生整合有機化學基礎知識能力、知識遷移能力，以及運用已有知識解決新問題的能力。第31（2）題主要考查探究實驗控制實驗變量的問題，第31（3）考查運用影響化學反應的因素繪制圖像的能力，第32題為工藝流程圖題，以考生熟悉的硫酸鹽制備為背景，以化學平衡移動原理為解決問題的基本思路，考查考生基本實驗及提取信息并綜合分析信息的能力。第33題仍為具有廣東特色的實驗題，該題一改往年以無機內容作為素材背景的習慣，采用了有機化合物的分離提純作為素材背景，很好地考查了學生實驗與探究能力、化學信息處理與整合能力。

4. 突出化學實驗和強化定量計算的考查。

化學是一門以實驗為基礎的學科，化學實驗與探究能力是理科考生應具備的基本能力。試題特別注重對實驗和探究能力的考查，選擇題中的第9題考查化學實驗基礎知識，非選擇題除第30題的有機題以外均涉及化學實驗的問題，試題中化學實驗內容分值占到了總分值的三分之一以上。試題考查內容包括常見化學儀器使用、常見氣體制備、實驗基本操作、常見物質的檢驗及分離提純等化學實驗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同時著重考查考生設計、評價實驗方案、進行實驗探究等較高層次的能力。

廣東新課程實施的高考試題（包括高中水平測試試題）以來，化學定量計算的試題明顯減少，在高中化學教學中曾進入淡化化學計算的誤區，導致學生化學定量計算的能力特別薄弱。2010年廣東化學高考試題只在第30題考查有機反應消耗氧氣的計算問題和第31題考查化學平衡常數的基本計算問題，2011年廣東高考化學試題強化了化學的定量計算問題，第30題考查有機加成反應消耗氫氣的計算問題，第31題考查平衡常數的計算問題，第33題考查溶質質量分數和溶液濃度的計算問題，2012年廣東高考化學試題在定量計算上保持了去年的風格，在3道非選擇題中涉及到定量計算問題，第31（1）題考查化學反應方程式的計算問題，第32（5）題考查溶度積和化學平衡常數的計算問題，第33（4）題考查物質純度的計算問題。

二、2012年廣東高考理科綜合化學試題對高三備考復習的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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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6）14-0116-03

一、“一帶一路”、低碳經濟與碳審計的界定

（一）“一帶一路“的界定

“一帶一路”是新的歷史時期，根據世界局勢，由中國發起的，倡導亞洲國家一起共筑“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是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與之相伴而生的金融橋梁還有“亞投行”。“亞投行”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的簡稱，旨在加快經濟一體化進程，促進各同盟國互聯互通，加快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規避全球金融危機可能帶來的風險以及對亞洲地區產生的影響，平衡世界格局。“亞投行”的產生也可以說是“一帶一路”能夠順利實施的堅實的經濟基礎，為此搭建起一座必不可少的橋梁。

（二）低碳經濟的界定

低碳經濟是在經濟不斷增長、社會不斷進步的前提下提出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在國家層面上，是一種加強國家自身建設，同時帶動促進全世界可持續發展的布局；在市場層面上，通過各種途徑引導鼓勵企業技術創新，發展新能源，減少污染排放，既是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也是企業提升自我的必要條件。隨著低碳經濟的提出，碳金融、碳交易權等碳市場迅猛發展起來，這源于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我國碳市場的建設在不斷地發展完善。

（三）碳審計的界定

碳審計是在低碳經濟下提出的，是就能源消耗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對環境影響的審計行為[ 1 ]。隨著碳市場的不斷擴張，碳審計的概念不能僅局限在一個小范圍內，其不僅包括實體的企業碳排放審計以及碳市場內的所有與碳概念相關的非實體審計，還可以擴展到企業生態責任審計。

二、“一帶一路”、低碳經濟與碳審計的關系

（一）“一帶一路”是低碳經濟的實施契機，低碳經濟是“一帶一路”的實施原則

“一帶一路”不僅強調地理和交通上的連接，更注重形成新的綠色可持續發展經濟帶，實現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線和生態文明線的融合。“一帶一路”要想長期、和平、穩進地發展，要堅持以低碳經濟為原則，這是能夠可持續發展互利共贏的必然趨勢。如果“一帶一路”戰略中只盲目地強調經濟增長，而忽略了給環境帶來的傷害，結果可想而知。環境問題負面效應危害的是各國共同生存的家園，環境問題會引發一連串的矛盾，最終會威脅到“一帶一路”戰略的整體實施。污染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伊始，所有的同盟國在引進投資或者對外投資前，應該就發展過程中低碳環保問題達成共識，并簽署各國一致認同的低碳經濟為原則的協議。

（二）低碳經濟是碳審計的實施基礎，碳審計是執行低碳經濟的保障

碳審計是在低碳經濟背景下提出的，碳審計的總體目標是通過審計監督，促進低碳政策、低碳經濟活動、低碳技術合理和有效應用，進而保障低碳經濟健康有序發展，減緩氣候變化，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 2 ]。低碳經濟背景下碳審計的主要內容就是檢查低碳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效果、低碳經濟資金的使用效率，同時對低碳經濟行為和碳產品進行審計認證等。碳審計意在提高被審計單位的低碳生產責任意識、管理水平和績效，并提出審計建議，促進低碳經濟的正確執行。

（三）碳審計促進“一帶一路”可持續發展，“一帶一路”的發展依賴碳審計監督

碳審計的有效實施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提供基礎，促進可持續發展，而“一帶一路”的影響又為碳審計提供反饋，使碳審計不斷地發展完善。與此同時，亞投行這個橋梁也將發揮重要作用。許多加盟“一帶一路”國家的基礎建設離不開亞投行的支持，亞投行作為一個新的金融共同體，不僅僅是合作共同體的資金池，也是參照碳審計的結果來監督低碳經濟原則是否遵守的一個渠道。對于不遵守的企業或者國家，亞投行在提供資金方面就要進行權衡。這樣，不斷從細節和制度的制定、審查、執行、反饋中貫穿著低碳經濟的成分，在形成資金保障機制的同時，也能搭建低碳環保政策支持的平臺。

“一帶一路”、低碳經濟、碳審計三者關系見圖1。

從圖1不難看出，這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密不可分。“一帶一路”、亞投行在發展過程中為低碳經濟提供了新的依托，而碳審計就是在秉承低碳的基礎上嚴格執行低碳環保政策，與此同時，碳審計的結果又會反饋出來，間接促進“一帶一路”不斷地改善更新，發展得越來越好。這樣三者不斷相互作用，形成良好的循環機制。

三、“一帶一路”戰略下發展低碳經濟及實施碳審計的意義

回顧過去，碳審計還是個新概念，在低碳經濟下開始萌芽；著眼現在，碳審計已經在學術界初露端倪，并引起廣泛關注，正亟待完善；放眼未來，碳審計如果能在“一帶一路”建立之初就得到足夠重視并有效利用，必將開創新的局面。碳審計的實施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重要意義體現為以下三點：

（一）碳審計融入“一帶一路”戰略是低碳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哲學上講，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存在的性質和變化決定社會意識的性質和變化。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作用。碳審計作為低碳經濟下的新生事物，已經有所發展完善，運用在“一帶一路”的新環境下，更具有指導作用。在新的經濟體建立之初，就以低碳環保為原則，運用碳審計來運作監督，是實現長期合作共贏、未雨綢繆，提前消除潛在矛盾不可或缺的。

（二）實施碳審計有助于提高國際競爭力

戰略上講，中國在國際上肩負著維護世界和平、可持續發展的大國使命，倡導技術創新；與此同時，世界各國的可持續、合作共贏，也會給中國帶來益處，從而實現互惠互利。中國也需要這樣的碳審計系統來應對國內的環境，從而不斷提高國際核心競爭力。

（三）碳審計的實施驅動創新

戰術上講，一方面，碳審計的實施有助于引導綠色環保企業的發展，驅動技術革新，產業升級；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帶一路”戰略的發起國，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希望這個經濟體能夠健康穩步發展下去。但也要考慮，如果這個經濟體不注重低碳環保，必將不能長久，多國之間的矛盾就會加劇。為避免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中國，我們必須考慮好各方利益，提前預見到可能發生的困難，盡量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和沖突。

四、“一帶一路”戰略下碳審計的實施困境

鑒于“一帶一路”是新生的經濟體，從源頭上考慮低碳經濟，會讓這個新的經濟體有更強而長久的生命力。碳審計在低碳經濟下作為一個具體而又有實用價值的科目在此就顯得必不可少了。當然，如何更加科學、合理地推行并用好碳審計，就需要解決面臨的一些現實問題。

（一）碳審計的范圍模糊

碳審計要融入到“一帶一路”的戰略下，那么碳審計范圍就要依據戰略部署確定的范圍而定。例如一開始倡導的，很多沿線發展中國家急需基礎設施建設，而低碳經濟下的主要審計范圍是對環境影響相對嚴重的基礎設施建設。因此，“一帶一路”戰略下碳審計的主要范圍中應包括對基礎設施建設的碳審計。與此同時，隨著低碳經濟的推行，條件不斷成熟，不久的將來碳市場也會不斷發展完善，所以將碳市場的審計劃入碳審計范圍也是必不可少的。當然，隨著“一帶一路”的政策逐漸明朗，碳審計的范圍也會逐漸清晰。

（二）碳審計的主體缺失

碳審計不同于一般審計，特別是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時多國參與的情況下，碳審計的主體該如何確定？一般來講，這個主體應該具備如下條件：權威、強制、說服力、獨立。碳審計的主體確定后，還要考慮碳審計主體在碳審計實踐過程中如何避免自身因素對碳審計的影響，這其中又會涉及工作人員的專業素養、專業判斷、技術因素以及碳審計主體的具體運作過程。

（三）碳審計的客體繁雜

碳審計的客體就是被碳審計的對象，這個如何來定位？筆者從三個角度進行分析：環境污染角度，可按照污染強弱程度來區分，但是具體的指標、標準還有待考量；行業劃分角度，有先天的優勢，易于區分；國家或者企業的角度，可以打消國家或者地域的限制，對整個國家、某個組織、某個機構進行碳審計。只有碳審計客體的層次被劃分出來，才可以有的放矢地著重進行碳審計，但是不同層次情況大不相同，如何因地制宜地對待以及處理這些客體信息成為一個難題。

（四）碳審計的程序復雜

碳審計程序的確定是建立在一定前提下的[ 3 ]，由于“一帶一路”戰略涉及多個國家，所以，面臨的問題更加復雜。首先，在政策上要有權威的法律法規作支撐，這需要各同盟國協同一致，商討出各國認同的政策規定。其次，在實施過程中面臨地域的限制，如何打破這個限制。最后，對于程序的設計、流程、實施以及監督，如何保持公正、獨立、公開、透明。

（五）碳審計報告的效力不確定

碳審計報告的得出，需要依賴前四個方面作為支撐。同時，碳審計報告的具體內容、格式、披露的信息，以及發揮的作用都要加以明確。碳審計報告要在什么地方披露，不同結果的審計報告將對被審計客體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有些被審計客體可能對于碳減排環保等方面并不積極。所以，如何利用碳審計報告，引導、激勵企業去積極履行碳審計的要求并且從中受益，這是根本。

五、“一帶一路”戰略下的碳審計實施策略

將碳審計融入“一帶一路”的戰略中并得到有效廣泛的實施，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碳審計制度作為一種標桿和指引，才會具有權威性、可操作性和執行力。參與“一帶一路”戰略的同盟國要樹立大局意識和長遠眼光，要有低碳、可持續發展的意愿，使碳審計真正發揮作用。國際上碳市場也越來越壯大，一些優秀的經驗值得借鑒。同時也要依據具體情況，在符合國際公約的基礎上，結合自身情況來解決問題。

（一）明確碳審計的范圍是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基礎

碳審計是指依據一定的審計標準，運用合理的審計程序與方法，對被審計者碳減排的合法性和效益性以及碳信息披露的真實性等社會責任履行情況進行的監督、鑒證及評價。因此，碳審計的范圍主要是碳排放具體項目的審計，例如日常生產生活中產生的碳排放審計[ 4 ]。就碳市場來講，需要靠碳審計和金融監管雙重手段。“一帶一路”戰略下碳審計的實施可借鑒歐洲國家碳審計的經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遇到難以把控的問題，集中起來研究決定，堅決把握好大方向。

（二）碳審計的主體應是國家審計、民間審計、企業內部審計的聯合

碳審計不同于日常的財務審計，因為低碳問題關系到非常重要的環保問題，不像財務問題那樣傳統。因此，應建立國家、民間、企業三個碳審計主體構成的“三位一體”審計體制。三者的關系是：以國家碳審計為主導，從宏觀上統領、指導和監督全國以及各地區的碳審計工作；微觀上政府可以通過購買服務指導民間碳審計機構開展專項碳審計工作，特別是難度較大的碳審計項目，可通過立項的方式交給民間碳審計機構來完成；同時，要求所有相關企業建立內部碳審計機構，將其作為常規性工作開展審計。

（三）碳審計的客體有微觀和宏觀之分

碳審計現在已經不僅僅是對污染型企業進行審計，從微觀上講，要對政府、企事業單位，甚至某項大工程進行碳審計；從宏觀上講，要對國家碳排放、碳市場進行碳審計，甚至可以將碳審計作為信用評級的一項因素，或者獨立出來進行碳評級。正如現在的信用評級機構，也可以從碳審計的方面來進行。

（四）碳審計程序需科學、合理、權威

碳審計嚴格按規程運作，需要社會各界、世界各國共同探討出一個大致的標準，有共同認可的制約條款來進行約束，從而使碳審計更具有權威性和說服力。國際上已經有國家開展了碳審計，我們可以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創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

（五）有效利用碳審計的結果

碳審計的結果是要看被審計的客體是否符合低碳環保政策規定的標準。目前，可以從兩方面進行考慮：一方面，對于碳審計合格并且特別出色的，擁有碳排放交易權等市場化工具方面的要給予特別優惠，不合格的要進行相應懲罰，由此可見，碳審計制度的制定勢在必行。另一方面，碳審計的結果要反饋社會各界、各同盟國，不僅是為了信息披露，更是為了進一步更好地發展，尋找創新之路，以使碳審計能夠不斷地完善和得到普遍認同、推廣。

【參考文獻】

[1] 王愛國，王一川.碳鑒證業務是審計的一個自然領域[J].審計研究，2014（4）：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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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當前，隨著全球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環保產業與金融市場雙向互動，產生了環境金融領域。環境金融已成為優化配置環保資源、促進環保產業發展、提高環保企業效益的有效手段。

所謂碳金融，是指可服務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切金融活動，包括直接投資融資、碳指標交易和銀行貸款等。隨著二氧化碳排放權的商品屬性不斷加強，碳金融市場也不斷成熟。與傳統金融不同的是，環境金融是金融業根據環境保護相關產業的需求而進行的金融創新，是對傳統金融的延伸和升華。2013年6月18日，深圳排放權交易所正式啟動碳排放權交易，成為國內首個運行的強制碳市場。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愈發嚴重的資源與環境約束下，開展碳金融的相關研究和探討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我國碳金融發展現狀及特征

碳金融的興起源自國際氣候政策的變化，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兩個國際公約框架下開展。目前，我國碳金融市場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市場巨大。作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我國的碳金融市場潛力巨大。同時，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也是最大的減排市場提供者之一，自2010年起每年碳交易量超過2億噸。由于目前我國碳排放權交易的最主要類型是基于項目的交易，因此，我國的碳金融更多是指依托CDM（清潔發展機制）的金融活動。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積極參與碳交易活動，中國的碳金融市場將存在更多商機。

二是成本低廉。在發達國家，能源結構的調整、高耗能產業的技術改造和及設備更新都需要高昂的成本，溫室氣體的減排成本在100美元/噸以上，而若在中國進行CDM活動，減排成本可大大降低。由于巨大碳減排成本差異的存在，促使發達國家企業積極進入我國尋找合作項目。

三是前景廣闊。據專家測算，到2020年，中國碳排放量將接近100億噸，約占世界排放總量的33%。在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今天，“高投入、高能耗、高增長”的粗放型發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低投入、低能耗、高增長”的集約型發展模式亟待建立。我國政府歷來重視碳減排責任與義務，在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上，我國政府鄭重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依照這一目標，我國的碳交易市場和碳金融將有巨大的發展前景，這也為我國在積極參與國際碳金融市場的同時，完善國內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我國碳金融發展存在問題

盡管我國碳金融發展有諸多優勢，但仍存在較多的現實約束，其主要問題如下：

一是中介市場不完善。碳金融隨著國際碳交易市場的興起而走入我國的，國內眾多企業還未完全認識到其重要性以及其中蘊藏著巨大商機；我國政府及金融機構對碳金融的價值、操作模式、戰略意義、交易規則等尚未深入了解；金融實體如投行、PE、交易所等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參與度不夠。同時，由于CDM機制項下的碳減排額是一種虛擬商品，其交易規則十分嚴格，開發程序也比較復雜，銷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戶，合同期限很長，非專業機構難以具備此類項目的開發和執行能力。因此，對于我國剛起步不久的中介機構而言，開發、消化能力不足，缺乏可以幫助金融機構進行分析、評估、規避項目風險和交易風險的技術咨詢體系。

二是交易風險因素較多。碳金融在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同時，蘊含著巨大的風險，不僅包括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還包括政策風險和法律風險。當前，包括金融機構在內的市場主體對政策、法律風險缺乏足夠的控制能力。在原始減排單位的交易中，政策風險最為突出。這是由于核證減排單位的發放是由專門監管部門依照既定的標準和程序進行認證，即使項目獲得成功，其能否通過認證而獲得預期的核證減排單位仍具有不確定性。同時，與一般的投資項目相比，CDM項目需要經歷更為復雜的審批程序，這導致了CDM項目開發周期比較長，并將帶來額外的交易成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金融機構的服務支持，帶來了較多不可控的風險因素。

三是我國在碳交易產業鏈中處于低端地位。客觀來看，碳交易的市場和標準都在國外，我國國內企業缺乏相關經驗。同時，由于碳信用協議及其談判的過程十分復雜漫長，涉及到減排量價格、付款范圍和條件、核實成本和收益成本、適用的法律等條款，國內企業大多不具有話語權，議價能力十分薄弱。因此，在全球碳市場的大格局中，中國只是CER（灰色核證減排量）現貨交易的單純賣方，未進入到國際碳金融體系的核心。

三、對我國發展碳金融的相關建議

一是培育中介市場，創新碳金融模式。在能源消耗量快速增長的今天，碳排放量不僅是有限的環境資源，也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資源。我國應積極借鑒國際上的先進碳交易機制，進一步探索排放配額制度，發展排放配額交易市場。在中介市場上，應鼓勵民間機構和金融機構的進入，重視金融機構作為資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允許金融中介購買或與項目業主聯合開發CDM項目。同時，除了已開展的CDM項目融資、掛鉤碳排放權的理財產品外，商業銀行應探索更多的中介服務模式，滿足企業的多樣化金融需求。例如，憑借自身的信息優勢，作為項目的咨詢顧問，協調項目發起人、投資者、金融機構和政府部門之間的業務關系；與專業租賃公司合作，為CDM項目的建設階段提供設備融資租賃服務；通過專門的資金賬戶，有效管理CDM項目下的資金流動，擔當項目資金管理人等等。通過中介市場價格發現的功能，調整不同經濟主體利益，在創新碳金融模式的同時，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二是構建有效激勵機制，推動政策研究。碳金融具有較強的政策性以及廣泛的參與度，需要政府及監管部門根據可持續發展原則制定一系列標準、規則，并提供相應的投資、稅收、信貸導向等政策配套，鼓勵金融機構參與到節能減排領域的投融資活動中。在稅收上，可適當降低CDM項目的有關稅率、適當延長免稅期，也可通過對商業銀行的開展碳金融業務收入進行稅收優惠，來提高商業銀行參與碳金融的積極性；在銀行監管上，可采取在CDM項目貸款額度內適當減免存款準備金要求，加大項目貸款利率的浮動范圍，降低CDM項目貸款資本金的要求，以促使商業銀行業務向碳金融領域傾斜；同時，通過財政撥款成立專項基金，為商業銀行的CDM項目貸款提供必要的利息補貼。

三是提升碳交易地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未來的國際碳金融市場中，碳金融主導權是低碳博弈的最終目標。因此，應加快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使人民幣成為碳交易計價的主要結算貨幣，以提升我國的碳交易地位。當前，歐元在碳交易計價結算貨幣中仍處于優勢地位，美元、日元、英鎊、澳元等貨幣都具備提升空間。伴隨著世界各國在碳交易市場中參與度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利用碳交易中的計價貨幣以提升本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從而加速走向世界主導國際貨幣的行列。當前，我國應利用國際、國內碳交易市場潛力巨大的優勢，將人民幣與碳排放權二者綁定，推進碳交易中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化進程。在幫助國內CDM項目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同時，提高我國在碳交易及新能源領域的定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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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盆地地質背景

鄂爾多斯盆地是在漫長的地史中形成的大型迭合盆地,它將不同時代、不同類型盆地最終納于蔚然壯觀的統一地質實體,以沉降為主、間有抬升、構造穩定、地層平緩為顯著特征,坳陷的復合和遷移性,沉降的繼承性、多旋回性和構造的差異性,決定著油氣的運聚類型及分布規律;區域沉積的多階段發展形成了多套生、儲、蓋組合;地質構造的差異性導致了盆地內部與周緣油氣藏序列的差異性,構造抬升造成不整合侵蝕面及古地貌控制油氣的聚集和分布時空規律。因此,成為油氣十分豐富的物質基礎。

2.盆地油氣成藏特征

鄂爾多斯盆地屬于大型含油氣區,其油氣資源豐富,勘探領域廣闊。石油資源量約21.00×108～85.88×108t,天然氣資源量約4.6×1012～10.7×1012m3,油氣資源當量比為1:2(1.25)。其油氣分布格局具有“南油北氣、淺油深氣、中油古氣”的特點,即盆地南半部是主油區,北半部是主氣區,盆地淺部發育含油帶,深部發育含氣帶,盆地中生界主產油,古生界主產氣。

3.石油地球化學特征

石油一種存在于地下巖石孔隙介質中的由各種碳氫化合物與雜質組成的,呈液態和稠態的油脂狀天然可燃有機礦產,又稱原油,其組成十分復雜,主要為烴類,包括烷烴、環烷烴、芳香烴,其次是非烴組分,如含氧化合物、含硫化合物、膠質和瀝青質。通過石油組成的系統研究,對分析油氣的生成、運移和聚集的地質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

3.1石油的元素組成

元素組成是化學組成的基礎。組成石油的化學元素主要是碳、氫、氧、氮、硫。 碳含量 為:84-87%;氫含量為:11～14%;兩元素在石油中一般占95～99%。剩下的硫、氮、氧及微量元素的總含量一般只有1～4%,其中,氧:0.1～4.5%,一般小于0.5%;硫:小于1%;氮:小于0.1%。含硫量小于1%的為低硫原油,大于1%的為高硫原油。常以0.25%作為貧氮和高氮石油的界線。由碳和氫化合形成的烴類構成石油的主要組成部分,約占95~99%,不同產地的石油中,各種烴類的結構和所占比例相差很大,通常用氫碳原子比反映原油化學組成。

除以上元素外,石油中還含有微量的金屬和非金屬元素,微量金屬元素主要為鎳、釩,二者可占微量元素的50%~70%;微量非金屬元素主要是磷、溴、碘等,在原油中以化合物形式存在。

3.2石油的化合物組成

石油是數目眾多的烴類和非烴類化合物所組成的混合物,其物理性質和化學性質都與其化學組成有密切聯系。在油氣地球化學中,常將原油的族組成分為飽和烴、芳烴、非烴類(膠質)和瀝青質。按照化學結構可進一步細分為:烴類―烷烴、環烷烴、芳香烴;非烴―含氧化合物、含硫化合物、含氮化合物;膠質+瀝青質。原油的族組成與其母質類型、熱演化程度和成藏后的次生變化密切相關。

3.2.1 正構烷烴

屬飽和烴,在常溫常壓下,1～4個碳原子(C1～C4)的烷烴為氣態,5～16個碳原子(C5～C16)的烷烴為液態,17個碳原子以上(C17+)的高分子烷烴皆呈固態。

3.2.2 異構烷烴

石油中的異構烷烴以≤C10為主,且以異戊間二烯烷烴最重要。其特點是在直鏈上每4個碳原子有一個甲基支鏈。在沉積物和原油中以植烷、姥鮫烷、降姥鮫烷、異十六烷及法呢烷的含量最高。研究和應用最多的是植烷和姥鮫烷。

3.2.3 環烷烴

由許多圍成環的多個次甲基(-CH2-)組成。其含量與成熟度有關:成熟度低高,由多環單、雙環。一般,單、雙環占環烷烴的50.5%;三環占環烷烴的20%;四、五環占環烷烴的25%。原油中大于四環的環烷烴一般具有很高的旋光性,沒成熟的原油旋光性高。

3.2.4 芳香烴

芳香烴其特征是分子中含有苯環結構,屬不飽和烴。根據其結構不同可分為單環、多環、稠環三類芳香烴。

3.2.5 非烴化合物

主要是含硫、氮、氧三種元素的有機化合物,主要集中在石油的高沸點餾分中。其中,含硫化合物是最重要的非烴化合物,存在于中、重餾分中。含氮化合物主要集中在膠質―瀝青質中,卟啉化合物,為石油有機成因的重要生物標志物。含氧化合物:主要有酸性和中性兩大類,油田水中環烷酸可作為一種含油氣性直接標尺。

4.天然氣地球化學特征

天然氣是一種優質、清潔、高效能源,廣義的天然氣包括自然界中的一切氣體,即包括巖石圈、水圈、氣圈以及地幔和地核中的一切氣體;狹義的天然氣系指以烴類氣為主的,分布于巖石圈、水圈以及地幔和地核中的氣體。在油氣勘探中主要研究的是巖石圈中的可燃性氣體,其主要成分是甲烷(CH4)。

4.1 天然氣的組分

天然氣組分通常可分為烴類組分和非烴類組分,烴類組分主要為甲烷、乙烷及乙烷以上的重烴組分,非烴類常見的有CO2、N2、H2S、H2、He等。由于天然氣的成因、運移和聚集過程的差異性,造成天然氣在化學組成上的很大差異。鄂爾多斯盆地天然氣特征表明,該盆地已發現的天然氣藏絕大多數為烴類氣藏,故盆地內有機質豐度高。

4.2 天然氣的同位素

烴類氣體的同位素特征可以較好地反映出天然氣的成因類型、成熟度、運移、演化及氣源對比等對天然氣勘探開發具有戰略意義的信息。

4.2.1 碳同位素

天然氣的碳同位素系列是指天然氣中甲、乙、丙、丁烷同位素組成的關系,甲、乙、丙、丁烷碳同位素組成分別縮寫為δ13C1、δ13C2、δ13C3、δ13C4。有機成因的同源天然氣具有δ13C1

4.2.2硫同位素和氮同位素組成

天然氣中硫同位素組成主要指H2S中的同位素。硫同位素組成主要反映氣源巖中硫酸鹽的含量和天然氣運移過程中所穿過的巖層硫酸鹽豐度。

天然氣中氮有三種來源:有機質分解、大氣來源和無機來源,一般情況下,有機成因氮同位素組成偏輕而無機組成氮相對較重。

5.總結

應用化學原理研究地質體中的有機質、石油、天然氣及其次生產物的組成、結構、性質和分布,可以用來判斷油氣的運移、聚集規律,介于鄂爾多斯盆地油氣開發的復雜性,在尋求高新儀器的情況下,還需認清盆地內油氣的儲藏及運移規律。日漸成熟的地球化學原理,將引導我們運用化學思想。去解決油氣的埋藏問題,進而指導油氣的勘探和開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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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碳排放量的逐步增多,國家越來越重視碳排放的危害,節能降耗顯得越來越重要,而目前市場上斷路器的功能單一、體積較大且價格昂貴,給智能用電管理裝置帶來了發展機遇。工業設備長久不間斷地工作,在減少使用壽命的同時,也產生一定的安全隱患。因此,設計一套合理的智能用電管理裝置來控制電器設備終端的關斷,對延長設備使用壽命,確保安全用電、節約用電,以及積極響應能耗“雙控”政策、助力實現“雙碳”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1系統硬件總體架構

本電路系統采用單元化設計結構和模塊化設計思路[1],由執行單元和收斂單元組成,主要通過RS-485接口實現通信。其中,執行單元包括MCU、電源模塊、直流能耗計量模塊、電機控制模塊、溫度檢測模塊、檢修模塊和通信接口七部分;收斂單元包括MCU、電源模塊、AI/DI模塊、對外接口RS-485四部分。系統整體框圖如圖1所示。

2硬件電路設計

2.1執行單元

2.1.1電源模塊電源模塊的主要功能是將外接交流電源轉化成不同的交直流電壓,為MCU、直流能耗計量模塊和電機控制模塊提供合適的工作電壓,使系統能夠正常運行。在本設計中,外部電源為本系統提供-48V的直流電源。該直流電源經變壓器的整流電路后降壓至DC12V,為電機控制模塊供電;再經電源電壓轉換芯片電路后降壓至DC5V,為直流能耗計量模塊和MCU供電。其電源管理模塊電路如圖2所示。2.1.2MCU執行單元的核心控制器采用的是由華大半導體有限公司出品的HC32F003C4PA芯片。HC32F003系列單片機是一種超低功耗、高穩定性的FLASH型MCU。HC32F003C4PA芯片管腳豐富,兼容性好,擁有3個通用16位定時器/計數器;內置蜂鳴器、低電壓檢測器及電壓比較電路;支持UART、SPI、I2C通信;其工作電壓在1.85.5V之間,工作溫度在-4085℃之間。MCU主要是根據直流能耗計量模塊采集的數據、對外接口傳輸的信號控制電機驅動模塊,從而控制微型斷路器的關斷。2.1.3直流能耗計量模塊直流能耗計量模塊用到的主要芯片是鉅泉HT7017。該芯片是一款高精度單相多功能計量芯片,擁有3路ADC,能夠同時將3路模擬信號轉化成數字信號;支持UART通信方式,在過零、采樣、電能脈沖、校表等中斷后可自行再計量[2];其工作電壓范圍在4.55.5V之間,且具有電源監測功能。直流能耗計量模塊原理圖如圖3所示。直流能耗計量模塊主要通過模塊內的電流采樣線對微型斷路器上直流分流器兩端的電流進行采集,電壓采樣線對上接線端的電壓進行監測,并將電流值、電壓值反饋至電表采集芯片[3]。芯片通過預設的程序計算出電能的消耗,并與預設的安全電壓值、安全電流值進行對比,判斷電路是否在安全工作環境中,再將結果反饋至主控MCU[4]。2.1.4電機控制模塊電機控制模塊采用PN7705電機驅動芯片。PN7705是一款具有超低功耗睡眠模式的兩通道直流2022·71·年第3期儀表技術馬達驅動芯片,可控制電機進入正轉、反轉、剎車及超低功耗睡眠模式。該芯片集成了欠壓保護、過溫保護、輸出短路保護和外部可調節驅動限流等功能,并且可以將錯誤狀態反饋給MCU,以保障電機安全工作。該芯片的兩個輸入管腳IN1和IN2兼容5V和3.3V信號控制,具有良好的抗干擾性。該模塊主要通過電機的轉動帶動微型斷路器模塊的活動,實現空氣開關的斷開、閉合動作。電機控制模塊原理圖如圖4所示。2.1.5溫度檢測模塊溫度檢測模塊主要由溫度傳感器和相關的電路組成,與單片機引腳直接相連,可對斷路器內部輔助觸點的實時溫度信息進行采集。當溫度高于預設的溫度時,斷路器自動斷開,能夠有效緩解系統性能的下降,避免電器火災事故的發生。溫度檢測模塊的電路圖如圖5所示。

2.2收斂單元

收斂單元由外接電源供電。該單元含有2路RS-485接口、3路AI/DI。其中一路RS-485上行接入現場控制單元FSU,經過網口與交換機相連,最后通過總線與PC端或服務器連接,并由軟件控制;另一路RS-485下行與各執行單元的RS-485連接,完成開合閘信息的采集與傳送,電壓、電流、溫度等運行參數的采集與傳送,執行單元的關斷,以及遠程控制設備的調試。AI/DI接口用以采集環境中的溫濕度及停電信息,以便執行單元進行關斷等相關操作。收斂單元工作流程圖如圖6所示。

3軟件設計

軟件系統在上電完成初始化后,首先判斷智能用電管理裝置的開合閘模式,若處于手動模式,則軟件系統不響應任何遠程控制命令,直到檢修結束、手動合閘為止。若處于自動模式時,則軟件系統進一步判斷裝置的開關狀態。若為合閘狀態,系統開始執行電參量計量的相關程序,并實時監測用電回路的狀態;一旦出現異常或者達到預設的使用時間,便立即執行分閘指令,及時切斷問題線路[5]。否則,只有進行人工合閘后才會運行其余程序。一般情況下,手動分合閘操作的優先級最高。軟件設計流程圖如圖7所示。

4結語

本文介紹一種小型化工業現場智能用電管理裝置的設計方案。在實際應用中,可以實現電能計量、遠程控制、溫度異常自動開閘等功能,節約電能的同時保障了用電安全。本設計的實現能滿足節能減排需求,有效預防安全事故,適用于企事業單位、產業園區、5G基站等多種場所的電能監控,具有較高的推廣價值;同時,彌補了當前市場上智能斷路器功能相對單一、體積較大、價格昂貴的不足,對研究人員開展相關研究工作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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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200108-02

1　國際碳排放權市場的現狀

碳排放權是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出現的一種新興的貿易產品，它的目的在于以較低成本有效地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碳排放權國際貿易以溫室氣體排放許可證或減排信用額為主要商品形式。企業是這一貿易主要的參與實體，在特定范圍的交易規則和交易框架進行貿易。

按照《京都協議書》對發達國家的強制減排要求，2012年前發達國家需要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在50億噸至55億噸，其中一半減排量由發達國家內部完成，余下超過25億噸則需要通過通過國際市場，主要與發展中國家進行CDM項目合作以實現減排目標。而據2007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統計，全球范圍已簽約的減排量還不到3億噸。在今后五年的時間內，可以預計，碳排放權國際貿易將會有一個爆炸式的增長。盡管《京都議定書》在美國并未獲得批準，但碳排放交易市場已經止式啟動，并獲得蓬勃發展，潛力巨大。據世界銀行估計，2008年～2012年全球碳交易需求量為7～13億噸，交易值可為每年140～650億美元。另據歐洲氣候交易所稱，一旦二氧化碳排放配額交易在期貨期權市場展開，僅歐洲市場每年的規模就將達到580億美元。

從目前的情況看，隨著碳排放權國際交易的迅速增長，附件一中的發達國家是碳排放權的主要買家，用以充抵在《京都議定書》下的減排責任，或者作為一種投機手段在今后出售來獲利。而非附件一的發展中國家則成為該商品的主要賣家，與發達國家進行CDM項目的合作，并將產生的CERs通過合同規定的方式出售給發達國家。

2　碳排放權國際貿易對我國的影響分析

在發展CDM項目，進行碳權貿易上，我國有較強的稟賦資源。我國能源消費結構表現出以煤炭為主，能源利用率較低。中國每創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因此我國減排潛力很大。另外，設備及技術水平相對落后，且具有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較好的政策環境與經濟發展潛力，所以減排成本相對較低。相對而言，發達國家的減排成本一般高于我國，如美國減少1噸溫室氣體排放的成本大約是100美元，而在中國只有20美元。

因此，我國是世界上公認的最大的溫室氣體減排信用額提供者。根據聯合國CDM項目執行理事會(EB)的統計信息，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已經注冊成功的CDM項目總數為890個，其中我國已注冊成功的項目數量為147個，占項目總數的16.52％，僅次于印度(33.82％)居世界第二位。但由于我國已注冊項目的減排量規模普遍較大，因此在總減排量上，我國以90.956，948噸二氧化碳當量雄居榜首，占全球預期年減排量的48.38％。根據亞行環境專家預計，在未來幾年內中國每年將提供近1.5到2.5億噸的CO2當量。市場份額約占全球一半。

2.1　碳排放權國際貿易對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碳權貿易對我國的意義不僅僅是我國又找到一種新的貿易商品。根據聯合國的定義，CDM項目應遵循以下可持續發展原則：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和優先領域相一致；促進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先進、高效、環境友好的技術轉讓，特別是能源技術的轉讓；有助于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助于發展中國家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有助于發展中國家區域環境的改善等。

因此，通過清潔發展機制，積極參與國際碳排放權貿易，有助于我國獲得發達國家提供的資金和先進技術，特別是能源技術的轉讓，開發由于存在技術或資金障礙而僅憑借自身的能力難以實施的項目，促進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2.2　碳排放權國際貿易對我國相關制度的影響

我國的排污權交易制度尚處于探索階段，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碳排放權貿易作為排污權交易的一種方式，參與其中無疑對國內排污權交易市場的形成、排污交易制度的建設有著積極的借鑒作用。通過CDM項目的國際合作，我國在引進先進的技術同時，也可以積累寶貴的碳減排項目合作經驗，這對我國在日后不得不承擔起減排責任時無疑有著非常大的幫助作用。CDM項目的監督、審核、減排量監測等，都有一系列嚴格的程序和方法，以保證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同時不造成新的環境破壞，對我國在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下進行環境保護、節能減排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而且，CDM項目通過市場機制解決溫室氣體排放以及其監測制度和第三方審核等體制，也為我國進一步治理國內環境污染，建立排污權交易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2.3　碳排放權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瓶頸作用

《京都議定書》所產生的碳排放貿易機制在短期內除給我國帶來收益的同時，也正在向世界傳輸這樣一個市場信號：利用大氣資源是有償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除美國外都已基本加入京都體系，而且即使美國沒有加人，其在國內也正在建立類似的體系。雖然《京都議定書》規定了碳減排三種靈活的履約體制，但畢竟還是會產生成本。而聰明的西方人選擇了一種一箭雙雕的方式：進行產業轉移。發達國家把高污染、高能耗及資源型行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再從這些國家進口低附加值產品或半成品，這樣就可以大大減少發達國家自己的排放量，實現他們單個的排放目標，而且大大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量，使得發展中國家一直指責發達國家高消耗的聲音減弱，并且揮舞起政治和經濟的大棒，強烈要求碳排放量日益增多的發展中國家承擔起減排的責任。

無疑，中國正面臨這樣一種情形。西方消費需求加劇了中國碳排放增長。近年來中國能源消耗、溫室氣體排放的快速增長，不僅是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膨脹的結果，更是國外市場的消費需求拉動所引起的貨物出口迅速增加所致。與此同時，隨著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迅速增長，1990年至2003年間，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7億噸，增幅超過73％。目前，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總排放量的13.5％，并且很有可能在2010年左右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在《京都議定書》下一個履約期的談判中，我國將面臨著國際上極大的壓力要求承擔起減排責任，再想如第一期中逍遙自在恐怕不再可得。

而我國人均GDP剛過1000美元，國家開始進入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發展階段，是能源需求的高增長時期――高樓、高速路、鐵路、機場、電廠這些基礎設施需要大量水泥、鋼鐵、有色金屬等原材料。這些都需要大量的化石能源，并且由于技術和設備相對陳舊落后，能源消費強度太，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比較高，而技術和

設備并不是短期內可以改變和更新的。一旦在這個時期承擔起減排責任，這無疑是給高速行駛的經濟列車踩下了剎車，將會對我國經濟的增長產生很強的負面作用，影響經濟的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此外，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迅速增長和粗放式地生產方式還會給中國帶來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京都議定書》的簽約國已經占據了大部分國際市場，并在這個市場上建立了保護環境的游戲規則，只有節能、低污染的產品，才能夠在這個市場上站住腳。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國際貿易競爭中，國際競爭對手可能會利用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限額設定“綠色”貿易壁壘，溫室氣體排放問題會成為貿易保護主義者手中的武器。中國高排放、低產出獲得的產品，可能成為新的國際貿易爭端因子，引發一些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

2.4　碳排放權貿易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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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低碳旅游是低碳經濟背景下旅游業發展的新模式，要求在旅游活動中盡量減少碳足跡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原則開發和利用旅游資源，實現資源利用的高效低耗與對環境損害最小化的全新旅游發展方式。

江西具有優良的生態環境，具備發展低碳經濟的先決條件，2009年11月江西省政府了國內首個省級低碳經濟發展白皮書《綠色崛起之路—江西省低碳經濟社會發展綱要》，其中提出要建立三大低碳產業群，旅游業為其中之一，低碳旅游對江西轉變旅游經濟增長方式及旅游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二. 江西低碳旅游發展現狀

（一）旅游資源

江西的生態環境在全國一直屬于前列，生態旅游資源也是最具優勢的旅游資源，根據《江西旅游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江西省有世界遺產4處，世界地質公園2處，國際重要濕地1處，國家5A級旅游景區2個、4A級旅游景區40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8處，國家級風景名勝區12處，國家自然遺產3處，國家自然與文化雙遺產3處，國家級森林公園43處，國家地質公園、礦山公園5處，全國水利風景區14處，國家濕地公園10處，等等，江西森林覆蓋率63%，生態效益價值達8233億元，是低碳旅游得以發展的基礎。

（二）旅游客源

近年來，江西旅游業發展迅速，產業規模不斷擴大，在旅游接待人數和旅游收入方面持續增長，“十一五”期間，旅游接待總人數由2005年的5095.1萬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1.0819億人次，年均增長16.25%；旅游總收入由2005年的320億元人民幣增加到2010年的818.32億元人民幣，年均增長20.66%。游客主要來自本省及蘇、浙、滬、湘、鄂、粵等長三角、珠三角經濟發達地區，為低碳旅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客源條件。

（三）旅游從業人員和游客低碳意識及行為

低碳旅游在全國剛剛興起，江西旅游管理部門、旅游企業和游客對低碳旅游的認識還不夠，旅游景區建設和旅游產品開發仍然注重經濟利益，高能耗、高排放的開發方式對生態平衡造成破壞。江西旅游景區、旅游交通、酒店、賓館的運營仍然以傳統能源為主，清潔能源和碳減排技術的利用和推廣不足，這其中包括資金、技術實施條件、人才等方面的原因，節能減排任務艱巨。而據對江西游客的問卷調查顯示，60%的游客存在亂扔垃圾、浪費食物、浪費水資源的行為，70%游客對他人破壞環境行為不會立即進行制止，環保意識不強，低碳旅游產品的設計和推廣受到限制。

（四）旅游業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情況

江西旅游業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總體來講比較低，旅游業能源消耗占全省能源消耗總量不到2%，旅游業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省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不到1%，是低能耗低碳產業。其中，旅游住宿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江西旅游業16%和12%，旅游活動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江西旅游業15%和13%，比重較小，而旅游交通中的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量比重占江西旅游業70%左右，是旅游業能耗的主要方面，各交通工具中以汽車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為主，其次為飛機和火車，這與使用汽車出行距離最長相關。

（五）政府旅游規劃及政策

江西堅持政府主導旅游發展戰略，已明確旅游業支柱產業地位及旅游業低碳化發展方向，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編制《江西省旅游生態設計規范》和《江西省旅游生態行為規范》，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建設等方面加大了扶持力度，為低碳旅游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江西省尚未制定低碳旅游發展規劃，未出臺低碳旅游相關的政策法規或行業標準，低碳旅游活動的規范性和合理性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來界定，旅游業涉及的各行各業也沒有明確的生態、能耗及排放指標，碳減排程度的考核和等級的評定無從實施，這不利于低碳旅游的長遠發展。

通過以上幾點的分析，可得出，江西優秀的生態環境和旅游資源、江西近年來迅猛的旅游發展勢頭、政府對旅游業發展的重視及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契機均為低碳旅游發展提供了動力，但另一方面，江西旅游從業人員和游客低碳意識弱、新型能源和低碳技術利用少、缺乏低碳旅游發展規劃和政府相關政策又構成對低碳旅游發展的阻礙，只有增加動力，減少阻力，才能促使低碳旅游又快又好的發展。

三. 江西低碳旅游發展對策

低碳旅游強調在整個旅游活動過程中盡量減少碳排放量，即要求在旅游“吃、住、行、游、娛、購”六方面實施低碳管理，這就需要政府、旅游企業、旅游景區、旅游者多方的共同推進和通力合作。

（一）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做好低碳旅游引導工作

政府在低碳旅游發展中應起到引導、管理和保障的作用，（1）在江西省旅游產業“十二五”規劃的基礎上制定江西低碳旅游發展規劃，確立低碳旅游發展目標和任務，在旅游景區、旅游企業中進行節能減排任務分解，確保2015年前能耗減少20%。（2）加強低碳旅游宣傳，在旅游景區、居民小區、火車站、酒店賓館等地設置低碳旅游宣傳牌或借助江西衛視、江西旅游網、江南都市報等主要媒體開設低碳旅游專欄，倡導低碳消費，著力提高旅游從業人員和旅游者的低碳意識。（3）制定交通、住宿、餐飲、景區的碳減排標準，對碳減排量進行統計考核，并與星級賓館評定、綠色飯店評定、A級景區評定及地方政府政績評價等工作相掛鉤，促使和激勵旅游過程中的各環節節能減排，實施低碳管理。（4）制定扶持低碳旅游發展的財政、稅收、人才等方面的政策，設立低碳旅游專項基金，對低碳旅游產品開發或碳減排技術給予資金支持，并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對高能耗、高排放的旅游活動和旅游行為進行制止和懲罰。

（二）旅游者轉變消費模式，發揚節能環保美德

低碳消費是低碳旅游發展的根本動力，旅游者的低碳行為對低碳旅游的發展至關重要。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應摒棄奢華浪費的消費方式，轉變為注重環保、節約資源的低碳消費方式。有研究表明，旅游的愉悅感與酒店的等級沒有必然的聯系，與旅游中開支的高低也沒有必然的聯系，而節能環保行為體現了旅游者的社會責任感，從而使旅游者獲得一份精神享受，如出行選擇公共交通，不使用一次性用品，不浪費食物和水資源，不污染環境等。2010年國慶在贛州章貢區、九江武寧、萍鄉武功山、鷹潭龍虎山等地，游客騎自行車，自帶帳篷進行近郊游及野營，就是低碳旅游很好的體現。

（三）旅游企業實施低碳化運營，旅游交通是碳減排重點。

旅行社、酒店、餐館、交通公司等旅游企業是提供旅游產品的主體，只有將低碳思想融入到經營管理中去，才能促進低碳旅游產品的開發和推廣。如旅行社向旅游者推薦低碳旅游路線，餐館不提供一次性餐具，酒店客房用品一日一換改為一客一換，洗漱用品改耐用型大包裝，等等。旅游交通由于碳排放量較大是碳減排重點，主要是變私家車為公共交通，變耗能大的交通工具為耗能小的交通工具，如電動車、自行車、馬車，或開辟步行路線，減少交通帶來的碳足跡。九寨溝景區的交通模式值得借鑒，廬山景區的觀光公交也可在全省推廣。另外，旅游企業應積極運用新型能源和碳減排技術，降低能源消耗，節約資源，提高企業運營效率。

（四）建立低碳旅游示范點，分階段實施低碳旅游

低碳旅游的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江西可分階段進行。建立低碳旅游示范點，是探索低碳旅游發展模式的有效途徑，對省內其它景區起示范借鑒作用。婺源被授予全國低碳旅游示范區稱號，得益于其低碳旅游發展科學有序，生態環境保護良好。廬山、井岡山、龍虎山等地也是建立低碳旅游示范點的很好選擇，一是這些景區生態環境較好，具備優先發展低碳旅游的條件，二是這些景區客流量較大，可引領全省的低碳消費。在低碳旅游示范景區，從景區規劃、建設、運營到游客接待都要盡量做到低碳化，使游客通過切身感受理解和接受低碳消費方式。通過低碳旅游示范景區的建設和推廣，為低碳旅游在江西的全面實施提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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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研究區位于松遼盆地南部長嶺斷陷東嶺鼻狀構造帶上。東嶺地區西鄰長嶺生烴凹陷，為古凸起背景下繼承性發育的大型鼻狀構造。營城組、登婁庫組地層自西向東逐層超覆減薄尖滅。目前鉆探結果揭示，長嶺斷陷火石嶺組為火山―沉積建造；沙河子組沉積時期水體逐漸變深，沉積環境由湖沼―濱淺湖―半深湖―深湖依次過渡，在沉降較深的盆地中心為深湖相沉積；營城組沉積早期火山活動頻繁，之后水體逐漸變淺，在靠近湖盆邊緣同生斷層一側，以滑塌水下扇、沖積扇短距離運移沉積為主，在斷陷湖盆緩坡帶以扇三角洲沉積為主。

1 存在問題

目前認為東嶺地區沙河子組地層分布局限，僅洼陷內發育，西至XS1井區，東至SN109井區。S101井區下覆碎屑巖地層為火石嶺組，洼陷內火石嶺組沉積受盆地邊界斷層控制，S101井區受東傾同沉積斷裂控制。其上覆火山巖地層通過鋯石測年證實為營城組，SN102井1752m火山巖測年時間為112Ma，SN180井2469m火山巖測年時間為106Ma，2708m火山巖測年時間為116Ma，均形成于營城組沉積期，S101井區中間缺失沙河子組地層。

這種沙河子組解釋方案造成兩種現象：

（1）S101井區可能沒有沉積沙河子組地層，火石嶺組沉積期斷陷湖盆廣泛發育，沙河子組沉積期斷陷湖盆急劇萎縮；

（2）S101井區營城組火山巖沉積前沙河子地層可能剝蝕殆盡（圖1）。

侯啟軍等研究表明，根據松遼盆地斷陷層沉積特征，沙河子組沉積中期湖水擴大到高峰，形成較深水湖盆，是斷陷盆地的最大湖泛期；且從層序序列看，從火石嶺組沉積期至沙河子組沉積期是從低水位體系域至湖侵體系域的發展過程，沉積厚度最厚850m，徐深1井沙河子組厚425m，位于東嶺地區的新深1井沙河子組厚530m，因此斷陷湖盆并沒有萎縮，而是在不斷擴大。同時長嶺斷陷斷陷期構造反轉主要發生于登婁庫組沉積末期，沙河子組沉積末期也存在構造反轉，但反轉尺度并不大，對營城組火山巖下覆的沙河子地層剝蝕量也較有限。由聲波時差法計算S8井沙河子組剝蝕厚度為128m，S101井剝蝕厚度為183m，營城組火山巖沉積前或者說沙河子組沉積末期的構造反轉，并不足以使營城組火山巖之下的沙河子地層剝蝕殆盡。由此東嶺地區缺失沙河子地層的地質解釋模式存在問題，而沙河子組地層分布應較火石嶺組廣泛，且S101井區發育沙河子組局部斷陷。

2 盆地構造演化特征

從盆地構造演化上看，火石嶺組沉積期處于盆地裂陷初期，發生區域性的斷裂運動，在松遼盆地南部東嶺地區發育局部斷陷，且伴隨劇烈火山噴發。沙河子沉積期地層沿自西向東滑脫的巨型拆離帶向前伸展發育多個斷陷，使早期火石嶺斷陷進一步加深，湖盆擴大。沙河子沉積期走滑斷裂活動強烈，雙101井區一側發育同沉積斷裂，地壘狀基底向上擠入，形成地塹―地壘―半地塹構造格局（圖2），營城組沉積期在沙河子期西斷東超的構造背景上繼續發展，早期斷裂強烈活動，火山活動頻繁，鼻狀構造部位繼續抬升，控陷斷層靠近盆地中心，斷陷進一步加強。

這與松遼盆地南部梨樹斷陷結構相類似，梨樹斷陷斷陷期地層受桑樹臺斷裂控制，沙河子組沉積早期多個斷陷分割，太平莊古隆起兩邊分別形成桑樹臺深洼帶及雙龍次洼，沙河子組沉積晚期湖盆擴張，幾個斷陷連成一體形成統一湖盆。

3 地層古生物特征

侯啟軍等認為，松遼盆地古生物孢粉組合特征火石嶺組PiceitesPiceaepollenites-Cyathidites組合，孢粉主要特征以裸子植物花粉占明顯優勢，達74.1%，其中具氣囊的松柏類花粉含量超過50%，蕨類孢子其次，占25.9%，蕨類孢子中含量較高的有Cyathidites，Granulatisporites，Osmundacidites等，同時見有早白堊世代表分子Cicatricosisporites，Klukisporites，A e q u i t r i r a d i t e s等；沙河子組上部Granulatisporites-Lophotriletes-Cyathidites組合，下部Classopollis-Piceites-Osmundacidites組合，孢粉化石以見到一定含量的早白堊世分子Cicatricosisporites為特征；營城組Paleoconiferus -Lygodiumsporites- Cyathidites組合特征，孢粉化石海金砂科孢子含量較高（21.9%-58.6%）。

XS1井3858m～3878m蕨類植物孢子中Cicatricosisporites為優勢屬，平均含量為19.38%，其次是Cyathidites（12.24%）、Deltoidospora（7.66%）、Triporoletes（7.40%）、Aequitriadites（6.00%） ，主要分子有Osmundacidites 、Baculatisporites、Apiculatisporites、Granulatisporites，出現孢粉Granulatisporites―Cyathidites組合；3894m～3940m ，4001m～4031m蕨類植物孢子中Cicatricosisporites為優勢屬，平均含量為25.81%，其次是Cyathidites（10.97%），具粒、瘤、棒、刺紋飾的孢子有一定含量，平均含量為16.93%，主要分子有Osmundacidites 、Apiculatisporites、Lophotrilete、Granulatisporites、Neroistrickia、 Cyclogranisporites、Acanthotriletes 等 ，孢粉GranulatisporitesLophotriletes-Cyathidites組合。與松遼盆地火石嶺組松科類孢粉Pinaceae占優勢，營城組古松柏類花粉數量十分可觀且Lygodiumsporites含量高相區別。地質時代為早白堊世歐特里沃期，對應為沙河子組三、四段沉積。

4 巖性組合特征

長嶺斷陷火石嶺組、沙河子組巖性組合不同。火石嶺組巖性主要為火山間歇噴發的中、酸性火山巖和凝灰巖與砂泥巖互層，夾數層不可采煤層。沙河子組巖性主要由灰白、灰黑色砂巖、粉砂巖、泥巖及酸性凝灰巖組成。與松遼盆地斷陷期地層巖性特征相類似。

東嶺地區發育火山巖夾碎屑巖，在隆起部位主要以火山巖為主，在局部火石嶺斷陷內發育厚層碎屑巖沉積。沙河子組一段發育砂泥巖剖面，底部夾黑色泥巖、炭質泥巖；沙河子組二段上部發育細砂巖，下部為大套泥巖，東嶺S103井巖心見厚層黑色泥巖。這與梨樹斷陷沙河子組砂泥巖剖面，局部夾炭質泥巖的特征一致。

從梨樹斷陷SN167井至長嶺斷陷SX1井的對比剖面看，沙河子組一段、二段對比性明顯，沙一、沙二段底部以灰色、灰黑色泥巖為主，夾厚層砂礫巖、含礫砂巖、細砂巖，測井曲線表現為高伽馬值、低電阻值的特征；沙一、沙二段上部以砂礫巖、含礫砂巖、細砂巖為主，夾灰色泥巖，測井曲線表現為低伽馬值、高電阻值的特征，高部位地層有剝蝕現象。

5 地層新地質解釋模式及指導意義

新解釋方案認為：火石嶺組發育于裂陷早期的規模較局限的斷陷湖盆內，沉積受盆地邊界斷層控制，并伴隨火山噴發；沙河子組沉積時期裂陷進一步擴展，形成多個沙河子期斷陷且彼此獨立，S101井區是在三疊系基底之上新裂陷形成的沙河子組斷陷小湖盆，受控于西邊界東傾的同沉積斷層，走滑斷裂上升盤向上形成地壘，局部地層遭受剝蝕；營城組沉積早期斷裂帶再次活動，巖漿沿斷裂帶再次噴出形成斷陷期第二期火山巖，同時邊界控盆斷層東移，張裂作用進一步加強，斷陷中心沉積了巨厚的營城組碎屑巖地層。

目前制約東嶺地區勘探步伐的突出問題是對深層地層的解釋不清及對有效烴源巖分布范圍不確定等問題。從東嶺地區已鉆井分析化驗數據看，沙河子組烴源巖有機碳普遍大于1%，屬于好―較好烴源巖；營城組烴源巖有機碳普遍小于0.6%，屬于差烴源巖。

從東嶺已勘探成功的實例來看，油氣主要集中于鼻狀構造帶上，“源控”的油氣富集特征明顯。因此跨開東嶺鼻狀構造帶向南、向北識別沙河子組這套烴源巖地層的分布范圍對尋找東嶺地區斷陷層油氣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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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4

一、碳稅與碳交易的涵義及現狀

碳稅是指在能源排放中按每一單位碳含量比例所征收的稅。在嚴格控制碳排放的背景下，對于傳統的能源以碳的不同含量來分別征稅，以期達到延緩全球變暖速度的效果。碳稅機制下企業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則是碳排放的邊際成本與碳稅相等。從全球看來，美國、日本以及北歐各國等碳制度研究較早的國家都已陸續建立了旨在減少碳排放量的稅收制度，并且在一些碳稅制度較為完善的發達國家，其碳減排已經取得了相當成效。

在我國，國家發改委聯合財政部于2010年首次就碳稅問題作出專題報告，報告指出現階段的中國應該首先推出生產型而非消費型的碳稅模式，即應先向排放碳的企業征收暫不針對個人。該專題報告不僅提出了我國碳稅制度實施的基本框架，也包含了如何實現碳稅征收的路線圖以及相關配套措施方面的建議。

碳交易是針對全球碳排放總量而采取的市場機制措施。1997年，《京都議定書》上決定將碳排放權作為一種可交易商品，先嚴格限定全球碳排放總額，企業可以在碳市場中交易許可證，許可證額度內允許排放溫室氣體。從而形成了排放權的交易，目的是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尋減排新路徑。《議定書》同時規定了三種靈活履行機制，分別是：發達國家適用的“聯合履行”（JI）、適用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清潔發展機制”（CDM）、以及“排放限額交易”（ET）。

我國碳交易方面，實際參與的只有碳交易體系中的清潔發展機制。2011年10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首次批準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湖北、廣東和深圳等七省市開展碳交易試點工作。其中，深圳市于2013年6月18日啟動全國首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為中國碳交易的實施拉開了序幕。

二、碳稅與碳交易的比較分析

（一）減排成本比較

1.碳稅：實施成本低，社會成本高

相比于碳交易機制來說，碳稅的實施成本較低。碳稅以各國現有的稅收法律為基礎，其實施方式即為增加一個稅種。各國現有的稅收制度非常完備，并且已經存在燃油稅、資源稅等各類針對能源的稅目，碳稅可以在此基礎上開征，不必重新設計一種新的制度體系以及配備相關的機構設施。這不僅降低了碳稅實施的成本，而且可以隨時征收，減少為構建新體系花費的時間。同時，碳稅計量較碳交易簡單，征收環節非常集中，可操作性強。

但是就社會成本而言，征收碳稅有著諸多弊端，例如增加產品成本、通貨膨脹率提升；降低居民生活水平等。同時，很多人認為一旦征收碳稅，生產企業會將其稅負轉移到消費者身上，起不到以高稅率遏制碳排放的作用。因此，碳稅的推行遇到非常大的阻力，不僅影響國家經濟命脈的能源部門反對征收碳稅，消費產品的個人為避免稅負的轉移也不支持實行碳稅。所以，碳稅的征收不僅要考慮其實施有效程度，也要考慮社會成本，研究其會不會對健康的經濟產生不利影響。

2.碳交易：社會成本低，實施成本高

由于溫室效應是均勻分布在全球的負外部性，所以無論碳減排發生在哪里，其收益都完全一致。但是，鑒于各國經濟發達程度不同，各地的減排成本卻有著巨大的差異。因此，碳交易核定的總排放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利用地域成本差異，使碳減排成本最小化，這無疑做到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兼顧。《京都議定書》中設計的三種靈活履行機制確保了在各類不同的情況下，其減排都以最低的成本發生。從微觀層面來看，碳額度的交易比較靈活，在核定碳排放額度預計不夠的情況下，企業既能選擇從自身方面提升創新水平，也能選擇到法定的碳交易市場購買需要的額度，多途徑的實現碳減排的目標。

但是，構架碳交易體系成本卻很高。創建一個完善的新型市場機制對于碳交易體系的順利運行必不可少。首先，使碳排放權變成可交易商品的量化工作不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世界各國碳排放的具體數據，為了保證真實性，也具有監測成本。第二，為了使碳排放權成為稀缺資源，強制保障措施必不可少，需要設立監管機構，制定嚴格的懲罰措施，產生保障成本。第三，碳市場運作后，為了監測不斷波動的碳價格也給交易雙方帶來額外的成本。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實際上實施碳交易的成本要遠高于理論成果，這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二）減排效果比較

1.碳稅：減排效果不確定性高

理論上，碳稅的高低與實際碳減排效果呈現正相關關系，稅率越高，減排效果越出色，但就目前而言，兩者間沒有確定的數量關系，量化困難。也就是說，碳稅制度存在很大的不可控性，無法確切的將碳排放降到警戒線以下。同時，隨著碳稅的不斷增加，其碳減排效果存在邊際遞減效應，然而其減排成本卻有邊際遞增的效應，到達一定程度之后，碳稅的征收可能會導致事倍功半的效果；另外，企業很可能將額外的碳稅稅負轉移給消費者，這使減排效果不可控性大大增加。

縱觀碳稅制度的實施國家，只有北歐國家由于經濟發達，法律完善而使其得以有效實施，剩余國家效果均不佳。所以學界有觀點認為，僅僅依賴單一的碳稅來實現我國核定的碳減排目標可操作性低，同時具有很高的不確定性。

2.碳交易：減排效果不確定性低

碳交易措施最大的優點就在于減排效果有保障，并且可以事先預計與量化。碳交易設置全球總排放目標后，根據一系列因素將其分配至各國，國家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減排額，將其分配到地區，行業甚至微觀企業。通過利益的合理分配，碳排放份額不斷進行流轉，最終以市場來實現全球減排的目標。同時，輔以完善的監督機制有效管制各級排放主體的遵約狀況，保證減排的實施。

《議定書》參與國家承諾于2008～2012年間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減5.2%，這就為這些國家碳排放量設定了一個上限。根據世界銀行研究數據，在2005～2007年期間，碳交易體系使總的碳排放量降低了2%～5%，平均每年減少4 000萬噸～1億噸排放。同時，碳交易制度中的CDM和JI機制幫助了許多不發達參與國進行低碳工程的建設。碳交易措施的減排量是確定的，這對延緩氣候變化有很大幫助。

（三）未來前景比較

1.碳稅：靈活多變，但前景不足

對比碳交易制度，碳稅制度更加靈活多變。碳稅作為稅種的一部分，其核心控制權在各國政府稅務部門手中，稅務部門可根據對宏觀經濟的把握，隨之調整征稅范圍、稅率水平等。這樣可以使碳稅跟著經濟走，減少對經濟的影響，最大化提升其減排效果。

然而，額外開征碳稅對國民經濟的負面影響較大。碳稅的較早征收國荷蘭，經濟一度受到較大的沖擊。研究表明，若是在我國征收20元每噸的碳稅，會使我國GDP減少0.015%，就業減少0.008%，出口減少0.548%，而碳減排僅僅為2%左右，若是繼續提升標準，追求減排量的達標，碳稅會使普通能源的價格提高，企業可能會將額外稅負以價格形式轉移到消費者中，使人民利益受損，這對于我國的社會發展有著很不利的影響，因此，碳稅并不是一個可以作為長期國策的制度。

2.碳交易：體系僵化，但前景廣闊

碳交易的體系設計比較僵化。首先，減排基準量的確定不準確。由于各國經濟差異很大，其碳排放量也必然不同。根據減排基年判斷的減排基準量會有較大誤差，這可能導致某些國家配額過少，而另外一些國家配額溢出，從而出現浪費資源的情況。其次，制度的適應性與靈活性較差。與碳稅類似，最佳配額的確定與經濟發展情況有著非常重要的關系。受到視野的限制，未來狀況具有不可預見性，這使得政府僵硬的配額計劃趕不上經濟形勢變化，產生過少的分配導致高昂的成本，過多的分配導致浪費的情況，經濟效率的實現非常困難。

但是，目前碳交易市場的構建正在持續加速。對于碳排放交易體系的構建成為當前全球能源規劃中的重要部分。據統計，全球碳交易額2007年為630億美元，2008年1 263.5億美元，2009年1 140億美元，2010年達到1 200億美元。據世界銀行預測，截止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場總額將提升到3.5萬億美元，漲幅驚人。隨著交易額的迅速攀升，交易額最大的石油能源的市場地位很可能將被碳交易市場所取代，其前景十分廣闊。

三、相對減排目標下二者的兼容性分析

碳減排的目標被分為絕對與相對兩種。絕對減排目標，就是針對總量進行絕對的碳排放削減，同時嚴格監督以達到預期的減排效果。而相對減排目標則較為溫和，以碳減排與產出值等衡量因素構造相對比例，不以重大經濟損失為代價而達到相對減排效果。碳稅與碳交易在這兩種不同目標之下其效果也大不相同。相比于絕對減排目標，相對減排目標更加靈活具有彈性。但相對減排目標并不嚴格遵照減排總量，所以其減排效果具有相當的局限性。然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面對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雙重壓力，必須在其中尋找平衡點，所以中國選擇相對減排目標更符合現實需要。

相對減排目標的碳交易中，由于不是對總量進行絕對的碳排放削減，所以其減排目標有著動態性，不會出現超出限定排放的情形。同時，科技水平的上升會產生更多減排技術以促進減排。企業在碳稅制度下節約的排放額度，并不一定能有很廣闊的市場。另外，除了碳交易制度的影響，碳稅制度也能制約控制企業的碳排放。此時，碳稅和碳交易具有兼容性，雖然在相對減排目標下其兼容性并不是很強，但在完成低碳減排目標上具有較大的兼容并蓄作用，減排效果較好，這對于保持健康經濟下的碳減排有著積極影響。

結合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碳減排的實際經驗觀察后可以發現，對于不同類型的企業，碳稅和碳交易的具有各自的適用優勢。大中型排放主體由于其監督、交易等不同方面的成本均較大，從經濟效率考慮，推行碳交易比較合適。而小型微型的排放主體，由于其實施和監督成本較低，更適用于碳稅制度。從經驗中可以得出，當單個政策無法有效率的解決問題時，使用多層次的政策可以收到較好的效果，所以結合我國實際國情，在碳減排問題上，應將碳稅和碳交易在時間的跨度上結合使用。

四、我國減排之路的建議

中國在國際上公開承諾大力推行碳減排，以2020年為目標年，我國單位GDP碳排放將會降至2005基準年的40%-45%。作為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面臨著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重任務，如何選擇適合自身的減排之路、實現社會經濟低碳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本文認為短期內采用碳稅措施，將碳交易制度的建立完善作為一個長期規劃，是碳減排措施在中國實施的最佳選擇。

（一）短期采用碳稅措施

短期可以實行碳稅制度。減少碳排放有政府調控和市場調節兩種措施，分別對應碳稅和碳交易。而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我國政府具有最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可以在短期內運用行政力量鋪設好碳稅制度，以便于在2020年之前完成減排承諾。在短期內，碳稅的征收并不需要額外的資金支持，只需在我國原有稅收體系中進行針對性調整即可運行。但在長期內，由于目前中國稅負已經很高，稅收體制改革勢在必行，長期征收碳稅加重企業和居民的負擔，不具有可行性。同時，北歐、美國等發達國家十幾年征收碳稅的經驗和教訓可以為我國碳稅制度的建設提供借鑒，例如確定碳稅的征收范圍，具有經濟效率的稅率設置，以及怎樣避免其對健康經濟發展的沖擊等。

在征收碳稅時，為了兼顧經濟增長的平穩發展，可采用稅收中性原則，即在征收碳稅的同時，減少其它稅收的稅率，最終保持稅額不變。或者將多出的稅收全部以政府支出形式補貼或者投資，保持政府儲蓄不變，采用這種形式，補貼的對象應該針對高碳行業、主動減排行業、居民。

（二）轉型期采用雙策并舉模式

有學者研究顯示，采用單一的碳稅制度可以于2020年使我國碳排放較基準年下降30.85%，明顯與我國承諾的40%～45%的減排目標有差距，需要采取進一步的減排措施。但是，不管是單一的碳稅制度還是單一的碳交易制度均無法讓我國取得合規滿意的效果。

通過上述的對比分析與兼容性分析，無疑結合實際國情，將碳稅和碳交易在時間的跨度上結合使用是一個較優的選擇。鑒于短期和長期所采取的政策差異很大，所以在二者交接的過渡時期內，可以采取改進的雙策并舉模式。這樣既可以在前期發揮碳稅靈活多變的優點，為碳減排的建設積累經驗，又可以為碳交易市場的建設提供資金與實踐，同時也可以接軌國際碳減排步伐，有助于建立我國碳減排大國的積極形象，此外也不損害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長期實行碳交易制度

中國作為聯合國CDM項目的最大實施方，卻只有CERs的一級市場，國際買家可以在中國市場上買入CERs在國際市場進行套利，這只會加大中國經濟與其它國家的差距，這意味著中國需要在長期積極參與碳交易體系。

我國可以率先在高碳排放量的壟斷行業中試行碳交易制度，這有助于緩解經濟沖擊。由于我國中小企業吸收了90%以上的就業人數，所以在大型壟斷企業中試行碳交易制度對整體就業的影響相對較低。而大型企業雖然也受到一些影響，但其巨大的體量決定其對損失的容忍度較高，不會對企業的生存造成重大打擊。同時，壟斷企業資金豐富，人才眾多，能為國家碳減排目標提供強大的創新能力。碳交易制度給予企業較大的靈活度，相比于會造成經濟效率損失的碳稅，促進資源合理配置的碳交易制度無疑將經濟損失最小化。最后，我國不僅需要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場，而且要大力推動其國際化，爭取利益最大化。目前發達國家碳交易制度相對完善，我們需要緊跟世界能源革命，把握先機。根據《京都協議書》，發展中國家在目前的碳減排情況上具有相對優勢，這有助于我國抓住機會建立起屬于自己的碳交易體系。殊途同歸，無論是碳稅還是碳交易，其目標都是保證世界碳減排的實施，可以綜合采用兩種手段，達到維護全球氣候的目的。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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