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原因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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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成因

二元經濟結構是西方發展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結構的理論概括，其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從基本內涵的視角來分析，二元經濟結構的邏輯內涵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一般存在著傳統落后的農業部門與現達的工業部門兩個產業部門。由于兩個部門勞動生產率水平與勞動邊際收益率的顯著差異，引起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產業間流動，最終實現二元經濟結構一元化的目標追求。發展中國家一般要經歷以農支工、農工協調與工業“反哺”農業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從國際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市場化、現代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普遍經濟現象。

按照劉易斯對二元經濟結構的界定，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著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約束與現實困境。二元經濟結構一方面為中國工業化基礎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導致了農村貧困落后的加劇。從歷史發展的視角來看，二元經濟是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趕超型發展戰略與城鄉分割經濟體制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它通過中國特色的資本原始積累克服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初期資本積累短缺與有效需求不足的雙重困境，在較低的國民收入水平上實現了較高的工業化水平。但從長遠發展的視角出發，這種不斷強化的二元經濟結構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它不僅導致了農業生產的長期低速增長，也極大地阻滯了社會經濟的全面進步。并且，伴隨著許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如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積累和消費的矛盾、農業和工業的矛盾、城鄉矛盾和工農矛盾等，制約了中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始于1978年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育，在各個層面對傳統二元經濟結構產生了程度不同的沖擊，也起到了一些成效。但是到1985年以后，當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本應再接再厲時，改革的重點卻轉向了城市，導致農村經濟發展遠較城市緩慢，以致城鄉收入差距越拉越大。這主要表現在：城鄉隔離分而治之的制度體系、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嚴重失調、傳統經濟與市場經濟并存發展、鄉鎮企業與城市大工業對立運行。在這一過程中，關鍵是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新體制沒能及時成長起來，造成了城市市場化在農村出現空檔，這種結構轉換的相對滯后必將給我國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一系列難題。

二、體制斷層是中國農村落后的根本性原因

從表現上看，我國農村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問題，即城鄉之間經濟發展差距過大。而從本質上看，它反映的是我國經濟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其根源在于城鄉二元體制，即“城鄉分割，一國兩策”的社會經濟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化的城鄉分割，加劇了城鄉經濟社會的分化，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實踐證明，城鄉二元體制造成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困難和深層次矛盾，導致城鄉發展嚴重失衡。

(一)二元經濟結構的本質在于二元經濟體制

1．城鄉有別的管理體制

造成城鄉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現行的城鄉“二元體制”是阻礙要素資源投向農村的最主要因素。我國現行的體制基本是城鄉有別的管理體制。計劃經濟時期，為了加快工業化建設，國家一方面運用行政手段，如通過強制性糧食統購統銷和工農產品剪刀差，將農業剩余轉化工業積累；另一方面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以維持資本密集型城市大工業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城鄉有別的戶籍管理、勞動用工和社會福利制度在相當程度上被沿襲下來，盡管一些地方進行了戶籍制度改革，但因為隱藏在背后的社會福利等諸多因素，需要支付的社會成本較高，進展還不大，因而城鄉居民在就業機會和社會福利水平方面事實上的不平等還未根本改變。

2．城鄉分割的市場體系

從商品市場看，農民由于組織化程度低，一般只能進入城市集貿市場進行零星的、小規模的現貨交易，基本上沒有進入批發市場，更難以參與大宗遠期合約和期貨交易。從要素市場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因農業平均利潤率偏低和受利益驅動，主要面向城市經濟，城市相對充裕的資金沒有進入農村，農民參與、進入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條件和渠道都十分有限。農村土地轉化為工業和城市建設用地還不能直接市場化，必須通過國家征用轉化為國有土地后才能進入市場，農民在土地交易中處于弱勢地位，難以分享農地向非農地轉化過程中形成的巨額增值收益。

3．城鄉分離的工業化模式

計劃經濟時期集中農村資源推進城市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我國城鄉經濟一體化進程。改革開放后，實行城鄉分離的工業化模式，農產品生產、流通和加工沒有形成有機聯系，農民難以分享農產品的加工增值收益；鄉鎮企業在管理體制上獨立于行業管理之外，既無所不包，又自成體系；農村“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和城市工業化并行發展和過度競爭，使得農村工業在市場供求格局發生變化和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對接后，發展空間受到明顯制約，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減弱，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到農民分享工業化的成果。

4．實行有別的投入機制

計劃經濟時期，為了維持資本密集型城市大工業的發展，國家將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集中投向城市，同時依靠農業積累支持城市工業發展。改革開放后，一方面，農村的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在經濟效益驅動下，向城市轉移和集聚；另一方面，國家在基礎設施和科教文衛等公共服務設施投入上，繼續向城市傾斜，農村卻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我積累，由此帶來城鄉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斷擴大。

綜上所述，體制性因素事實上形成了農業和農村發展與工業化和城市發展的相互隔離，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關鍵所在。

(二)市場經濟體制沒有向農村延伸

中國的改革是分階段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而且在經濟領域中又確立了從農村到城市的合理改革順序。縱觀

世界各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激進的方式，如俄羅斯和東歐一些國家采取的“休克療法”，在短時期內直接從計劃體制強行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一種是漸進的過渡方式，即在計劃體制基本保持不動的情況下，通過引入市場因素來發展新體制，逐步對舊體制進行滲透、替代，最終過渡到市場經濟新體制。中國經濟改革由于市場化起點太低，加上轉軌的雙重性特點，市場化改革是十分復雜的，因而走上了漸進式的市場化道路。事實證明，這種選擇是十分正確的，但現行的城鄉“二元體制”是阻礙要素資源投向農村的最主要因素。

如今，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已經跨入進一步完善的階段。雖然經濟創新從農村起步，但自農村經濟改革向城市經濟改革轉移之后，經過20多年的市場經濟培育和10多年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農村經濟這一塊已遠遠地被拋在了后面，市場化程度相當低。農村經濟處于嚴重弱勢地位，弱就弱在市場化程度不高，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嚴重滯后。因此，“城鄉一體化”這個核心層次的“一體”，就是“體”在市場經濟體制上，提升農村經濟的市場化水平，建立和完善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市場經濟體制，使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一樣共享市場經濟體制優勢。

三、農村現代化戰略對策

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再次提出：要加快推進現代化，必須妥善處理工農城鄉關系。如何盡快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實現城鄉二元經濟向一體化經濟的跨越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一)盡快完善政策支持體系，從“二元體制”入手加速城鄉一體化進程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城鄉一體化的體制和機制，就是要以體制和政策創新為突破口，改革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不利于城鄉經濟一體化的各項制度，從根本上消除阻礙城鄉一體化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新體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使城鄉經濟體制向不斷適應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內在要求的方向轉變。促進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一元經濟社會結構的轉變，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不僅包括用城市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造農村生產和生活方式、生產要素重組和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和遷移、城鄉產業有機整合和組織方式的變化等，還包括整個社會結構、組織、文化等的變遷。這是一個伴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很長的歷史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須加快制度建設與體制創新。

(二)統籌城鄉、區域發展，加快推動小城鎮建設，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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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有118座資源型城市，其中煤炭城市63座，所占比例為53%；森工城市21座，所占比例為18%；冶金城市12座，石油城市9座，黑色冶金城市8座，其他城市5座，其所占比例分別為10%、8%、7%和4%。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以及城市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加快，導致出現資源型城市面臨資源瀕臨枯竭、生態環境逐步惡化、產業難以持續發展、經濟出現衰退等嚴峻問題。所以，我國應當積極探索和創新資源型城市經濟結構的轉型發展戰略，從而引導資源型城市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一、當前資源型城市經濟結構面臨的重大問題

資源型城市的現有經濟結構存在以下重大問題，嚴重制約著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其一，資源型城市的產業結構層次較低，并以粗放型、資源型管理模式為主，呈現出主導產業結構單一的弊端，從而導致產業持續發展能力較弱；其二，資源型城市面臨資源瀕臨枯竭的問題，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日趨嚴重，這也是資源型城市出現經濟衰退的根本性原因。由于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對自然資源實施過度開采，導致地質災害頻頻發生，從而給城市造成了數額巨大的直接經濟損失；其三，資源型城市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逐步增大，對社會和諧穩定發展構成了嚴重威脅；其四，資源型城市的產業規劃布局不科學，資源區域分配不合理，仍然體現出計劃經濟體制下工業重化的特征，導致城市創新能力不足，思想觀念守舊，嚴重制約城市經濟轉型。

二、資源型城市經濟結構的轉型發展戰略

（一）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資源型城市經濟結構的轉型必須滿足循環經濟的發展要求，認真貫徹科學發展觀，利用技術創新和管理體制創新不斷優化資源利用方式，力求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廢棄物和污染物的排放。首先，根據資源型城市自身發展狀況，做好循環經濟發展規劃；其次，完善循環經濟法規體系建設，制定詳細的專項法規和政策，同時增大執法監管力度，促使循環經濟發展步入法制化的管理軌道；再次，大力發展節能減排的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利用先進的技術淘汰傳統產業中的落后生產工藝和技術設備。城市應當嚴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發展，防止產業發展出現盲目性。

（二）調整、優化、升級產業結構

首先，優化支柱性產業。資源型城市應當從實際出發，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加快支柱性產業的優化。資源型城市要根據現有資源狀況、生產要素配置、區域條件以及市場開拓程度來科學選擇支柱性產業，充分發揮支柱產業的技術優勢和資源優勢，避免產業結構調整趨同于其他城市。此外，資源型城市還應當大力發展替代性支柱產業，從而在根本上消除原有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性和不科學性；其次，調整產品結構和技術結構。資源型城市應當將初級產品加工的生產模式轉換為產品深加工的生產模式，使產品提高市場競爭力，通過產品結構調整帶動城市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同時，資源型城市還應當利用科學技術升級產業結構，積極倡導發展經濟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新興產業，并根據產業自身特點不斷開發高科技產業，提升企業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

（三）融入區域經濟發展

資源型城市在轉型中應將自身發展納入到區域共同發展的軌道，積極參與資源整合，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的整體效益，從而促進城市經濟結構的快速轉型。資源型城市應當努力打造具有自身特點優勢的城市品牌形象，充分利用主導產業與區域經濟的優勢互補，延伸產業鏈，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在城市經濟發展中，多選擇環保類項目，杜絕引入新污染源項目，力求減輕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的壓力。此外，資源型城市必須重視對環境治理的投入，不斷改善已遭破壞的生態環境，創建環境友好型城市，從而推動城市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同步增長。

（四）實施機制體制創新戰略

資源型城市的經濟結構轉型不僅依賴于資源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還應當依靠于機制體制的不斷創新，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首先，城市政府應當將工作重心置于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方面，做好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職業培訓、減少環境污染、增加就業機會、優化創業環境、完善城市功能、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工作，推動資源型城市向綜合型城市轉變；其次，不斷深化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加快政企分離，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再次，建立中央或上級政府、城市地方政府、大型資源企業之間的協調機制，由國家統一調控資源型城市的轉型，做好城市、產業、企業發展的長遠規劃，充分發揮國家對資源型城市經濟結構轉型的宏觀指導作用。

三、結論

總而言之，解決好資源型城市經濟機構的轉型發展問題，是確保城市健康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穩定社會的迫切需要。資源型城市必須認清當前現有經濟結構面臨的重大問題，不斷探索適合資源型城市經濟結構轉型的發展戰略，為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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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經濟高速增長，平均年經濟增長率為10%左右，人均GDP在2005年已經達到1700美元。與經濟的高速增長相伴隨的，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給出的我國的基尼系數是0.447。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突出地反映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上，據專家計算，城鄉差距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貢獻度是60%。2004年和2005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分別是3.21∶1和3.22∶1，2006年擴大到3.28∶1，絕對額的收入差距達到8172.5元1。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城鄉產業特性因素

現在的農村雖然已經包含了多種產業，但農業在其經濟結構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與第二、三產業相比，農業的生產過程高度依賴于自然過程，可控性差，農產品具有易腐性的特點，這些決定了農業是一個弱質產業。雖然農業是產業基礎，關乎民生，但這并不能改變農業的劣勢地位，因為農業在產業自身擴張性上處于弱勢，在產品特性上需求彈性小。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恩格爾系數將不斷下降，這就注定了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解決溫飽后，農業的發展必然要慢于第二、三產業的發展。《中國統計年鑒2006》的數據顯示，1998年～2005年第一、二、三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分別是3.5、10.0、9.7。從表中可以計算出2005年第一、二、三產業的社會勞動生產率之比是1∶7.46∶4.68。城鄉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必然反映在城鄉居民收入的差別上。

表 1978年～2005年我國三產業勞動生產率水平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6》

二、社會經濟政策因素

1.非均衡發展戰略的推動

(1)政府對農業投資偏少

從1984年開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也發生了重大轉折，一方面在借鑒農村改革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積極推進城市工業改革，另一方面在改革的基礎上繼續推進城市工業化進程。這一傾斜式發展戰略對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產生了較大影響。政府在資金投資上重城輕鄉。農村地區大規模基礎設施的主要投資者是政府。1998年國有企業得到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54%，國有企業人均總資本投資為16923元，農村集體企業為2584元，同年，農業的基本建設花費比例為1.9%。因為不存在農地的私人所有，所以農業基礎設施個人投資十分有限。較低的政府投資和極少的個人投資，導致像道路、灌溉渠道這樣的農村基礎設施不能很好地維護，甚至條件日益惡化，相應的農業發展受到影響。1991年糧食減產1095萬噸，下降2.5%，農業增加值增長速度由上年的7.3%降為2.4%。1999年財政農業投入占財政總支出水平的8.23%，2000年～2003年這一比例緩慢下降，2003年為7.12%，而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般水平為10％～12%，發達國家更高達30％～50%的水平。政府在投資上重城輕鄉使得城市經濟得到了較快發展，市民收入提高很快，而農業發展速度放慢，影響了農民收入的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2)城鄉教育、公共衛生投資不合理

我國教育投資體制不合理，長期以來，政府的教育投入都是以城市為重點的。中央和省級的教育基金主要用于高等教育，農村基礎教育投入主要由縣鄉政府承擔，而這最終都轉嫁給了農民。這一方面增加了農民負擔，另一方面有削弱了農民的發展能力。2004年全年社會教育投資共有5800多億元，而總人口占60%的農村只獲得23%。雖然從2007年春季開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免除，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書本費、生活費依然是比較重的負擔。據中央黨校課題組對農村義務教育的調查顯示，近年來，農村學生的輟學、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輟學率上升，有的地方農村輟學率高達10%以上。應該說在不平等經濟中，人力資本投資越低，經濟增長率就越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隨之拉大。

據第三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發現，城市享有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人口比例為30.2%，公費醫療4.0%，勞保醫療4.6%，購買商業醫療保險占5.6%，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占44.8%，在農村，參加合作醫療的人口比例為9.5%，各種社會醫療保險占8.3%，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占79.1%。在農村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比較普遍。一人生病，全家返貧甚至債臺高筑的現象時有發生。城鄉不公平的醫療救助資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

2.政府對農產品價格的控制

首先，剪刀差使農民的財富流向了城市。據統計，在1979年～1994年的16年間，政府通過工農業剪刀差從農民那里占有了大約1.5萬億元收入，同期農業稅收總額1755億元，各項支農支出3769億元，政府通過農村稅費制度提取剩余1.3萬億元。改革后平均每年從農業部門流向城市工業部門的資金高達811億元。這些從農業部門轉移出來的資源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工業的發展。

其次，政府對農副產品價格的控制直接影響了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幅度，從而進一步影響到了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變動。1992年，“剪刀差”被廢除，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各種工業品的價格放開，由市場決定價格，而農副產品的價格卻一直由政府控制。1997年～2000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降低了25%（《中國統計年鑒2001》），相應的城鄉之間人均收入比率上升了25個百分點。我們不能否認城鄉收入差距拉大與農副產品價格下降的關系。

3.城鄉稅負不合理

城鄉稅負的不公源于我國城鄉稅收制度的不同，1994年我國實行分稅制的稅收制度，其消極后果是地方預算外資金進一步膨脹和鄉村稅費的快速增長，使農民承擔了預期收入不相稱的稅費負擔，而對于城市居民征收主要是個人所得稅，有一定的起征點，2007年，起征點提高到1600元，2008年3月1日起征點將調整為2000元。有人統計：在2002年的國民收入分配中，獲得居民總收入33%的8億農民，繳納個稅展60%。可見我國的稅收制度不僅沒有體現稅收的公平原則，反而存在著逆向調節，實際上起到了擴大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當然，近兩年隨著費稅改革，2004年減免農業稅，2006年完全免征農業稅，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農業的發展，有利于緩解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

三、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的初期階段會存在“二元經濟結構”，即以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為主的農村農業經濟部門和以現代工業制造業為主的城市工業經濟部門。中國目前仍然存在著非常顯著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而且由于歷史文化傳統、價值觀念以及歷史上經濟基礎的差異性，致使中國落后的農村經濟與相對發達的城市經濟相并存，呈現相互對立的格局。在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下，產業鏈中比較效益最低的仍然是傳統農業，而農民普遍以傳統農業，尤其是以效益趨于零的糧食種植業為主要收入來源，增加收入難度很大；同時，為提高投資效率，國家投資又集中在城市，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相對緩慢，農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增加收入渠道很少。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市場經濟的改革對于沖破完全隔離的城鄉二元結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是目前由于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和其他深層次的體制、制度障礙，扭曲、失衡和對立的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剛性矛盾，城鄉差別還難以在短期內得到矯正。

首先，社會制度創新明顯滯后，阻礙了階層之間的相對自由流動。其中最突出的是戶籍制度，它使廣大農民陷入結構性的機會不公平狀態。

其次，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和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相對封閉制約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縮小。根據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過程就是城市工業經濟部門不斷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并使城市經濟不斷擴張直到把農業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全部吸收完，這時城鄉二元結構才能基本消除并實現向城市一元經濟的轉換。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對農民流動就業的不少束縛在逐步解除，但對城鄉分割制度的改革尚未邁出實質性步伐。2002年中央提出對進城農民要實行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搞好服務等政策，收到一定成效，2002年外出農民勞務收入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貢獻約達70%。但目前仍存在著對外出農民工的歧視，一些大中城市為了保證城市居民就業，限制農民進入城市的某些行業與工種，有些地方簡單粗暴的清退農民工，有些地方變相收取過多過濫的費用。農民工在城市很難獲得與城市居民同工同酬的工作機會與社會地位，無法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就業條件和報酬收入。對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城鄉居民的兩種身份和就業待遇的不平等問題，都是城鄉二元的行政管理制度的體現這種城鄉分割的二元行政管理制度導致城鄉收入的拉大是必然的。

此外，城鄉在其他社會發展方面也存在差距，如農村電價高于城市等。總之，城鄉經濟的二元結構和體制的二元結構是目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逐漸拉大的重要原因。

總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會經濟政策因素；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合理解決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對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地實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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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13.33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6－0266－02

“城市”和“鄉村”作為非均質的地域空間，是人類生存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兩種不同的群落分布形式。受各自特定的自然、經濟、社會等條件制約，城市與農村在物質生產方式、產業形態、區域功能以及民眾生話習俗等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但是，這兩大系統不是孤立存在的。農村的發展離不開城市的輻射和帶動，城市的發展也離不開農村的促進和支持。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互為需求、互相補充，在互利互惠中互動互促、共同發展。

一、城鄉市場一體化發展的意義

（一）城鄉市場一體化是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目標

農村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方面，只有把巨大的農村市場融入統一的國內市場，實現城鄉市場一體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真正建立。因此，城鄉發展首先必須改變二元經濟管理體制，實現城鄉市場經濟的一體化。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這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必然選擇。

（二）城鄉市場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三農”問題的實質就是農村體制改革滯后、市場機制缺失造成的城鄉關系錯位和利益失衡的表現和結果。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就是要大力推進農村的市場化改革，提高農業的市場化程度，構建城鄉統一的市場經濟體制，彌補農村市場機制的缺失和斷裂，消除城鄉之間的體制壁壘和市場分隔，為農村經濟發展創造公平的市場條件和有利的環境，防止農村資源和農業要素的流失，讓農民分享到城市化的利益。

（三）城鄉市場一體化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基礎和關鍵

統籌城鄉發展就是要逐步改變長期以來城鄉體制分立、管理分治、發展分隔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形成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城鄉之間資源、要素市場化交流和集約配置的體制和機制，實現城市與農村不同區域各個產業之間的良性互動，以城市發展帶動和促進鄉村發展，以工業發展帶動和促進農業發展，推動城市和鄉村的協調共進。因此，統籌城鄉發展其關鍵的環節是要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構建連接工農、溝通城鄉的統一融合的市場體系，實現城鄉生產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動，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優化配置城鄉資源。

二、城鄉市場發展失衡的原因

（一）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通過長期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我國國民經濟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局面。一方面是自給自足程度高的農業生產部門，另一方面是現代化程度相對較高的工業生產部門。改革后，城市在產業分工的基礎上形成了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即現代市場經濟，而農村由于生產方式落后、分工程度低、市場需求有限，市場經濟發展缺乏必要產業條件。由此，在國民經濟二元結構的基礎上，形成了城鄉二元市場結構局面。

（二）管理分治下形成重城市市場建設，輕農村市場設施建設

基于農副產品流通體制城鄉工業消費品流通體制上存在的行政分割局面沒有得到根本轉變，由于城市人口集中，市場規模大，從自身利益出發壟斷市場，設置壁壘保護自身既得利益。因此長期以來市場設施建設主要集中在城市，不僅城市建立了各種農貿市場，還有各種商場、超市，以及銀行網點和其他生產要素市場。與城市相比較，農村市場設施建設比較滯緩，市場體系殘缺不全，缺乏聯系農村居民需求與供給的紐帶。

（三）農產品市場流通不暢

農產品銷售市場是農村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流通是否順暢，直接關系到農產品的實現問題，進而影響著農業生產的循環與農民生活的水準。

農產品賣不出去，特別是在農產品的集中生產地區，影響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通常情況下，某種農產品豐收后，隨之而來的常常是該種農產品的出售難。農民豐收的喜悅常常變成豐收后的憂愁；農產品賣不好，農產品銷售市場的風險大。首先，價格的大漲大落以及其他人為因素的作用，使農產品的銷售難上加難。其次，農產品出售后回款難。農民賣出了農產品，得到的卻是欠條，很難收回現款。再次，對農產品任意壓級、壓價，讓農民感到出售農產品較難，并因此影響其積極性。

（四）市場法規建設滯后，交易行為不規范

除了20世紀90年代初制定公布的《批發市場管理辦法》外，至今全國還沒有統一的農村市場管理的法律法規。政出多門、市場準入管理不到位、交易行為不規范等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由于缺乏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健全的商品質量檢測制度和必要的檢測設備與手段，以及農產品質量認證和質量檢測體系不健全，農村市場中假冒偽劣商品危害程度遠遠高于城市，進一步制約了農村市場的發展。

三、城鄉市場一體化的實現途徑

（一）推進改革，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經濟管理體制

統籌城鄉發展，協調城鄉關系，首先，必須著力于深化體制改革，改變長期以來實行的城鄉二元管理體制，消除限制資源、要素和產品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各種體制性政策。其次，要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在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對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一視同仁，使社會保障成為全民共享的制度。最后，要以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為目標，加快農村財政與稅收體制改革，建立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和基本需求返還制度，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城鄉稅制統一和城鄉居民非稅負擔統一，使城鄉的財政支出與其人口比例大致相適應。

（二）加快城鄉流通現代化建設步伐

推動連鎖經營向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發展和延伸，大力發展連鎖經營。連鎖企業要從城市延伸到縣域重點鎮，力爭經過5年的努力，初步確定連鎖經營在城鄉商業和服務業中的主體地位。積極推進物流配送發展，允分利用和整合現有物流資源，加強城鄉物流基礎設施建設，建設專業化、社會化的物流企業，擴大配送品種范圍，力爭建成提供大規模、多品種、高效率服務的城鄉物流配送體系；穩步推進電子商務發展，加快流通企業信息化建設，進一步提高流通基礎信息的規范化程度和集約化水平，大力開發利用流通企業信息資源。

（三）完善市場法規，強化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

政府應從宏觀調控的層面，建立高效、綜合的農業管理體制，即把管理農產品流通市場以及農村各要素市場的有關部門加以協調和統一，形成一個跨部門的機構，負責解決農、工、商各部門之間的政策協調問題。盡快清除阻礙城鄉市場體化的各項制度障礙，以提高商品和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效率。

另外，要建立完備的經濟法規，健全市場規則。對農產品流通設施結構布局要有統一規劃，同時要加強市場法規的建設，使市場監管有法可依，以強化政府對市場的引導以及科學監管。科學的、嚴格的法律法規，對規范市場秩序和交易行為，保護生產者、經營者及消費者的利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四）培育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

要提高農民在市場中討價還價的能力，發展代表農民利益的合作經濟組織是必由之路。政府要發揮支持和引導作用，在堅持民辦、民管、民受益的原則基礎上，要積極制定必要的扶持政策，如確立合作經濟組織的合法地位，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給予稅費優惠、財政及金融支持，對組織的領頭人加強培訓等，并切實把這些優惠政策落到實處。

（五）加強政府管理部門對農產品生產、流通過程的質量監管

責成質監農業部門加強對農產品的質量監管，制訂實施嚴格的農產品流通質量安全計劃，包括制定農產品流通質量安全標準、市場準入制度、檢測制度，制定農產品經營者市場準入制度，建立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體系，實行質量公示制度和信息反饋制度；其次，要推動農產品優質流通計劃。包括開通優質農產品信息網站，推動農產品流通的體系建設，鼓勵生產者與市場、商戶聯合，鼓勵商戶專營和從事優質配送服務等，進一步鼓勵生產者與商戶對優質農產品生產、流通的積極性，從而保證農產品質量的安全性。

收稿日期：2011-07-06

作者簡介：郭曉楊（1986-），女，黑龍江哈爾濱人，碩士研究生，從事公共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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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陸學藝.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J].社會科學研究，2009，（4）.

篇（5）

作者：寇志新

客觀反映了經濟關系狀況的完整的物權制度，應包括自物權的所有權和他物權的用益權、擔保物權以及對占有事實規定的占有制度。所有權和用益權制度，是用益物權民事法律關系的主要法律依據。社會主義各國民法的發展過程表明，它們在最初，幾乎都有過他物權規定，包括用益物權的規定。民主德國現行民法典中，至今還保留著地產和建筑物所有權與用益權的專編。我國后，在確認私人土地房屋所有權的同時，也曾相應認可過典權、地上權和地役權等用益物權，進而還確認了抵押權和留置權等擔保物權。但后來社會主義各國，除少數，如民主德國在狹小的范圍內保留與傳統他物權有不小差異的用益權章節外，大多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只需所有權而無需他物權，將他們民法中物權的規定改為只規定所有權，或者把某些物權如抵押權改作債的擔保的規定。后來，隨著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社會主會各國相繼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促使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內部的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于是社會主義各國的立法，也隨之有了新的進展，為客觀反映社會主義社會中全民、集體、個人相互之間的財產用益關系，又開始出現了自物權、他物權的規定。這些規定，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改章和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我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為了滿足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需妻，大膽沖破“左”的思想束縛，首先在農村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推行了聯產承包制，激發了農民的巨大積極性，農業經濟獲得空前發展。接著又邁開了以城市經濟改革為重點加快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決定把增強企業活力，特別是增強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活力，作為中心環節，提出了國家財產所有權和財產經營權二權適當分離說。決定將國家機構直接經營管理企業的體制，改為國家授權企業，由企業自主經營的體制，即改為使企業成為具有一定的權利義務，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逐漸能作為真正的民事主體法人，對國家財產享有獨立的經營管理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體制。在實踐中開始實行國有企業根據國家的授權經營管理國家財產的“授權企業經營制”;實行小型國有企業租賃給集體或個人經營的“經營租賃制”。隨著改革的發展，集體所有的企業亦開始仿效，實行“承包經營制、租賃制”。目前，“股份制”也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試行。這些具體制度，都正在取得良好的效益。今年施行的我國《民法通則》，雖然沒有直接使用“物權”、“他物權”、“用益權”等，但它根據我國實際經濟生活的需要，分別于第五章民事權利中的第一節，財產所有權和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以及第二節債權的條款中，明確地采用“由……使用”、“由•一經營、管理”、“承包經營權”、“采礦權”、以及“保證”、“抵押”、“定金”、“留置，，等規定，確認了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并在第五條的規定中明確指出: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這就為我國所有權和其他物權，包括經營權，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這一切表明，他物權，尤其其中的用益物權，又在我國正常發揮了作用，并且正式在法律上有了幾乎全面的規定。

當然，如果從完備的物權制度觀點來衡量，現有的規定還沒有達到針對不同的物權，制定具體規范的成熟程度。由此可見，經營權的用益物權制度，是發展商品經濟不可缺少的手段，當然亦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不可缺少的手段。在我國，物權制度、經營權制度已經開始提出和建立，并有待于完著。三所有權和經營權的關系問題，普遍存在于各種非所有人經營所有人財產的關系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不少方面，如國有土地、森林、山嶺、草原、灘涂、水面的使用、收益，集體土地、農副業的承包經營，企業的租賃;國家授權國有企業對國家財產的經營，都涉及所有權和經營權的關系問題。最后一種屬國家所有權內部權能適當分離問題，即自物權內部行使所有權民事法律關系問題。前面幾種屬獨立的所有權和獨立的經營權相互聯系的完善的二權分離問題，即他物權的用益物權民事法律關系問題。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將會有更多的方面涉及這一問題，在經營全民財產問題上，最后一種并將逐漸發展為前面的一種。我國當前討論的“二權分離”問題，僅著重于國家所有權與國有企業經營權能適當分離問題。這種“適當分離”制，立足于國家與國有企業的內部關系上，國有企業有雙重地位，作為經濟組織，它是國家下屬的經營財產的機構，作為國家財產，它是國家所有權的客體，它實質上還不能是獨立于國家的財產主體，而是一個待定的民事財產主體，或者說是一個有待于發展為獨立于國家并享有財產所有權的民事財產主體。所以，現階段國家和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形式上是相對分立的主體的關系，而實質上是個所有人(國家)自身的內部結構關系。這種關系，是國家授權白己的財產經營機構，令它運用國家財產從事某類經營的模式。這種模式實行:國家決策、交企業照辦的經營方法。為了調動下屬企業及其職工的積極性和限定國家對企業的責任，取得高水平的經濟效益，這個模式以上繳利潤或賦稅向國家履行交付義務，以各種提留鼓勵企業發展生產和經營，改善職工工資和福利，以國家授權經營的財產，保證企業承擔責任。所以，“適當分離”說到底，不是獨立的所有權與獨立的經營權之間的關系，還不是兩個各擁有自己財產所有權的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而是國家作為財產的所有人經營國有財產時的內部管理結構關系。這里的國有企業享有的經營權，實質上只是國家所有權的權能之一。它對經營的財產沒有所有權，對經營獲得的收益財產也沒有所有權;就是對于向國家完成交付義務后的剩余收益財產，也仍沒有所有權。這些財產的所有權統屬國家。企業在完成交付義務后，對剩余收益財產的分配、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并不象完善的“二權分離”中他物權的經營權人一樣，以所有人身分行使所有權。而只是根據國家的意圖辦事。即使有某些自主活動，也是根據國家的允許而為。一句話，國有企業不過是作為所有人國家的經營機構行使國家授予的經營權能罷了。這種“適當分離”中的經營權能，不是獨立的經營權，當然不可能獨立自主于國家的所有權，還沒有達到自物權和他物權意義上，所有權與經營權關系上完善的“二權分離”制的完全獨立于所有權的經營權。由此可見，我國的所有權與經營權“二權分離”間題，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國家所有權內部的“權和權能適當分離”。第二層次是自物權(所有權)和他物權(經營權)兩個獨立的民事權利的完善的“二權分離”。第一層次的“分離”，是初級形式的、不完善的“分離”。第二層次的“分離”，才是高級形式的完善的“分離”。四“權和權能適當分離”，是為克服原經濟體制的弊端，尋求更好的模式而提出來的。它較之過去的模式確實前進了一步。使企業開始獲得了比已往較好的活力，對國有經濟的自覺發展起到了初步的良好作用。作為一種所有人自己經營管理自己財產的方法，如果能夠科學的發展并建立一套十分完滿的制度，并且運用準確，行之有效的話，當然是能夠相對地發揮預期作用的。但是，國家在作為行政權力主體的同時，除進行行政管理以及不得不以國家權力主體身份，從事非營利性國防設施生產活動和經濟杠桿性生產活動與金融活動外，又兼任經營全民財產的民事實務，終非良策，即使實行以“權和權能適當分離”也不是最佳良策。社會實踐證明，一個國家，尤其一個大國，以行政權力主體直接或間接從事國有全民財產的民事經營，雖然也有不少的優越之處，甚至在一定條件(如國家壟斷)下具有重大的決定意久，但總是有很大難度并存在著各種弊端。資本主義國家的紐驗，對此已有所證明。英國不久前，為解決國有企業經營上的問題，由其女王宣布把某些國有企業讓與私人經營的事例，就是一個佐證。社會主義諸國的經驗，也能證明這里間題確實不少、不小。因而先后都進行了改革。

究其原因，這是因為，國家既要首先進行行政管理和國民經濟管理，又要同時對自己所有的財產經營管理，獲取收益;既要首先做行政權力主體，又得同時兼任民事權利主體，既要基于國家權威，運用行政命令手段，又要基于民法原則，運用民事權利和等價經濟補償手段，既處于統轄的地位，又處于與其他民事主體平等的地位。這不僅使國家負擔極重，地位不協調，而且使國家常常忘記分清自己是處在哪種性質的社會關系之中;常常不分自己是行使所有權管理國有財產的民事主體身份，還是行使國家行政管理的行政主體身份;常常會以行政管理，國民經濟管理的行政手段，不按經濟規律辦事，混淆調整民事經濟關系的民事手段;常常會在法律調整中混淆不同法律部門，劃不清民法與經濟法、行政法的界限，政企不分、難分，以行政法、經濟法代替民法，甚至導致某種失誤。再加上歷史原因、生產結構、技術條件、市場機制、制度不健全、工作人員業務素質和品德素質上的因素，以及各種關系網絡的作用，尤其是行政權力上的交錯牽制，甚至越位干預和越權妨害，就使得“適當分離”的模式終歸難于如愿運轉，弊端難于防范，企業積極性難于調動。不得已時，仍會導致單純使用行政手段，甚或以“抓”革命“促”生產。值得指出的是，國家的雙重實務，幾分散了作為權力主體的國家，運用國家行政權力統轄全國進行行政管理和統劃國民經濟運轉進行經濟行政管理與經濟協調的精力，影響這些工作的深入和研究，使之難以得到最佳的行政效力、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同時國家機構中，行政的、經濟的機構彼此交錯，經濟機構附屬于行政機構，常常導致行政關系牽制經濟關系難以遵循經濟規律運動，而以行政規律運轉。經濟權利從屬于行政權力，常常導致應該適用民法的民事權利從屬行玫規定，難按民法辦事，使民事權益難于得到保障。尤其使人煩惱的是，機構相互重疊而總嫌不足，人員充塞職務兼重，而合格高水平的科技人員、經濟專業管理人員和經濟司法人員缺乏，經濟、科技、經濟法律專業教育不配套;行政機構不斷擴大和增設，行政指令時時有，而經濟管理機構卻很不夠，經濟立法，尤其民事立法及其司法則遠不配套;雖然不斷提出精減機構和裁減人員，實際上卻又不斷增設新的機構和增添新的人員;雖然不斷強調增產節約，然而浪費常常驚人。這一切使國家財政開支的增大難于和經濟效益的提高協調。不僅如此，而且投資饑俄癥、基建投資膨脹癥、經濟流通渠道不暢癥、短缺經濟癥以及經濟效益不理想和不正之風的弊端，都不易根治。正是由于這些原因，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曾缺乏應有的活力，一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未能全面發揮出來。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和現實都可以證明這一點。要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先進有用的方法，制定一系列改革措施。“權和權能適當分離”就屬其中之一。“權和權能適當分離”的模式實施以來，雖然已發揮了顯著的作用，但還沒有能夠達到預期的目的，還沒有把經營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充分調動起來。因而還必須進一步探索“適當分離”的改善，并逐步向“二權分離”的高級形式發展。

篇（6）

區域發展的“第三步棋”

作為“共和國的長子”，東北曾做出巨大貢獻，而計劃經濟之弊，也在此浸甚深。振興東北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政策上的引導和扶持自不待言，但政策的“注入”怎樣轉化為內生性的變革力量，確實需要考量。

在當地開展實地調研時，宋曉梧發現，當地的干部是一邊自豪一邊抱怨。原因顯而易見，東北為國家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問題是，在改革開放后，整個國家都在進行市場經濟轉軌，轉軌的成本就不是全國分攤了。”宋曉梧說道。

社會保障和就業壓力大，許多人才紛紛南下，大量骨干人才流失。

事實上，上世紀80年代以來，基于對國際形勢的新判斷，我國從國民經濟發展全局出發，對區域經濟布局戰略和區域經濟政策作了重大調整，確立了以提高宏觀經濟效益為主要目標的指導思想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先后實施沿海發展戰略和西部大開發戰略。

“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戰略由此提出，人們當時形象地將這一戰略稱之為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第三步棋’。”宋曉梧坦言。

對東北對癥下藥

“在確定了東北振興這一國家戰略之后，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連續三年，所有制結構調整成為振興東北辦進行的重點工作。”據宋曉梧介紹，那時東北地區的對外開放程度很低，具體表現為外商投資所占比重小，民營經濟比例小，包括中央大型企業和地方國企在內的國有制企業占經濟總量的大部分。

宋曉梧指出，當時中央針對東北的特殊困難和問題，對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提供了許多實質性的政策支持。

振興東北辦立足東北三省當時的經濟特點，量身打造了一套有特色的“對外開放政策”。與沿海地區不同的是，除外資與港澳臺地區外，從2004、2005年開始，引進海外的、國內的民營經濟實力對企業進行投資重組，成為振興東北辦的工作重點。

此外，當時由于國企多、下崗職工多、退休人員多，東北三省也面臨著沉重的養老負擔，職工養老、醫療以及就業問題突出。個別地區，例如撫順，國企下崗分流的壓力非常大。而事實上，先于東北振興戰略，國家于2001年已經在東北進行社會保險體系建設試點。

國家還率先在東北進行試點的增值稅轉型政策，由生產型增值稅轉為消費型增值稅，如此一來，原材料采購通過進項抵扣，為企業減輕了負擔。隨著支持力度不斷加碼，以國有企業改組改制為重點的體制機制創新取得進展，絕大多數國有企業扭虧為盈，擺脫了困境。率先在東北開展的采煤沉陷區治理和棚戶區改造等“民心工程”進展順利，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試點穩步推進。

資源城市轉型難題

在當時，除了資金，制約東北發展的另一個要素是資源。經過數十年的發掘，東北面臨的嚴峻問題，是資源逐漸枯竭的現實。

“全國都有資源枯竭城市這種情況，東北最典型。”宋曉梧坦言，東北地區的資源型城市非常集中，由于東北解放早，開發早，開發力度大，許多城市出現了“因礦興市、礦竭城衰”的問題。

“資源型城市轉型自阜新始。”宋曉梧坦言，2001年，國務院確定遼寧省阜新市為唯一的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試點，自此拉開了資源型城市轉型的序幕。

宋曉梧認為，“資源型城市的問題不解決，老工業基地的振興也難以實現”。因此將資源型城市轉型視為振興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振興東北辦繼阜新之后將伊春等5個城市列為試點，并組織編制試點規劃，探索資源型城市轉型道路。

2006年被納入的內蒙古東部五盟市（即蒙東地區，包括呼倫貝爾市、興安盟、通遼市、赤峰市和錫林郭勒盟），一方面為東北經濟圈補充了資源，另一方面也為產能對接做出了貢獻。

以錫林郭勒為例，當地的白音華煤礦亟待開采，而牧民對于采煤既無經驗也無技術力量。而當時遼寧的撫順、阜新兩大煤礦，煤礦資源已經枯竭，但仍保留有職工隊伍和技術力量。兩方就產能協調和資源對接方面已經合作得非常密切。

面向新十年

“城市轉型見成績，裝備制造業振興見成效。”回顧這十年來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取得的成績，宋曉梧如是說。

篇（7）

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城鎮居民個人收入總量迅速增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但是，與這一主要發展趨勢不協調的是城鎮貧困群體的不斷增加，城市貧困現象已經成為我國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雖然我國在社會救助方面已經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但仍存在一些弊端，我們必須盡一步完善社會救助制度，兼顧效率和公平，縮小地區、城鄉之間的差異，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促進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穩定。

1城市貧困居民現狀及其特點

1.1現狀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對城鎮居民采取供給制度，城鎮居民總體生活水平雖不算太高，但較為穩定。城鎮貧困人員主要是“三無人員”（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贍養人或扶養人），由于數量少，政府能較好地解決。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貧困人口的數量開始逐年增多，1997年達到281萬人，2000年達到402萬人，2003年已達到2053.6萬人。近幾年國家在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同時，也加大了對解決城市貧困問題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顯著。

據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抽樣調查顯示，1996年全國城市貧困率為4.2％，近幾年的城市貧困發生率基本為6%-8%,而20*年我國城市貧困率為5.3%。城市貧困發生率有下降趨勢，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點

分析20*年幾個省市城鎮居民的基本生活狀況的問卷調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點：

1.不同類型區域與城市的貧困程度差異較大

20*年東南沿海地區的低保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平均為4.75%，低保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平均為4.18%，而東北地區低保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平均為10.5%，低保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平均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為203.6元，東北地區為143.1元，明顯低于平均水平，而東南沿海地區為221.5，高于平均水平。顯然，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貧困程度較東南沿海比較發達的地區更為嚴重。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與區域經濟結構特征和城市經濟的綜合發展水平有關。

2.城鎮貧困問題有適當程度的緩解

近幾年的城鎮貧困發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這一數字下降到5.3%，貧困問題有適當程度的緩解，這得益與我國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救助計劃的多年累積效應。近幾年來，我國不但致力于解決農村貧困人口問題，而且也更加關注城市貧困群體，相繼建立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健全社會救助計劃。

2致貧原因分析

我國城市居民致貧原因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宏觀經濟因素，即由于區域產業的結構調整與企業破產，致使職工下崗與失業，家庭實際收入減少；二是個人因素，如個人健康問題、素質問題、擇業觀念等原因，導致不能從事或只能從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贍養系數大或其他負擔過重等等。

本調查問卷設計了五個具體原因和一項其他原因。

從調查結果看，首要原因是無固定職業；其次是下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學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災。

其中，無固定職業的比例最大，為40%，所占比例將近一半。其次是下崗，所占比例為16%。這一現象的產生與我國這些年來的、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是分不開的。一些受舊體制束縛的行業和企業，人浮于事，冗員膨脹，工作效率低，經濟效益差，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競爭的需要，企業陷入極大的困境。國家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使下崗、失業人員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經濟困難。這一宏觀經濟因素已經成為當前城鎮致貧的主要因素，應當予以重視。

根據調查結果，子女上學已成為城市居民貧困第三大原因。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和物價指數的提高，教育費用也水漲船高，在居民消費開支中，教育開支占有很大的比例，這對本來生活上就難以維繼的貧困居民來造成很大的壓力，對子女教育費用的支出可能導致其更加貧困。調查結果顯示，其他致貧原因主要來自貧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勞動者身體狀況差失去勞動能力、家庭突遭變故等。

3政策建議

>對于低保戶最須解決的問題，本次調查列出了六個項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醫療保險機制”、“建立助學機制”、“給介紹一份合適的工作”和“建立養老機制”。根據調查結果，列為解決的問題首位的是工作問題，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來依次是建立醫療保險機制、助學機制和建立養老機制。

我國現階段主要通過社會救助制度解決城市貧困問題。其主要是由政府牽頭，通過法律保障，建立社會救助制度。我國針對城市貧困的社會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醫療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災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決當前貧困問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決了我國大量下崗失業人員基本生活問題。正如調查結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鎮居民所關注的焦點之一，所以我們應該充分發揮低保制度的優越性借以解決當前城鎮貧困問題。但是這項制度在實踐中存在一些問題，必須加以重視，如：低保制度覆蓋范圍過窄、低保制度的管理問題、低保標準不夠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與效率問題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調查結果，雖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政府應該積極實施再就業工程，多方面擴大就業渠道。具體建議如下：

（1）實施再就業培訓計劃，提高貧困勞動者素質和職業技能水平，為再就業提供保障。

（2）通過發展勞動力市場，積極轉換就業機制，從以行政安置為主向以市場配置為主轉變。

（3）鼓勵各地、各部門根據自身情況，增大就業安置量。組織失業職工參與以服務街道為主的便民利民活動、公益勞動、家庭手工業等進行生產自救。

篇（8）

1勞動就業服務中心

1.1勞動就業服務中心的性質

勞動就業服務中心統攬城市的就業管理工作，承擔落實國家有關就業、再就業政策工作，指導各級公共就業服務機構開展工作，具有承擔就業和失業管理、失業保險基金和再就業資金管理、就業促進政策管理、就業再就業培訓管理、農村勞動力開發培訓和轉移就業管理等主要職能，是與民生最為貼近的行政事業單位之一。

1.2勞動就業服務中心發展方向

黨的十三中全會公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勞動就業服務中心作為國家重要的行政事業單位，轉變自身服務經濟發展方式成為未來改革和發展的重要方向。

1.2.1推出就業新舉措

勞動就業是穩定社會的安全網，也是調節經濟發展的遙控器，推出就業新舉措是勞動就業服務中心工作的題中之義和應有重心。實踐共享理念，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整合人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建立起統籌城鄉發展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發揮勞動就業服務中心“安全網”、“減震器”的作用，實現勞動就業保障“全覆蓋”，讓更多的群眾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組織開展就業援助活動，‘培訓、就業、維權”相統一，強化就業人員技能培訓，建立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培養市場。

1.2.2開辟人才培養新模式

組織相關高層次人才為城市經濟發展“會診把脈”，把握城市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節奏，制定與其相適應的科學合理的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發展規劃和方案，集中利用社會資源，提升勞動就業人才的整體素質，促進人才與城市經濟發展重點項目的對接，實現有效就業；健全人才培養機制，充分調動人才技能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做到培養一批，成就一批，提高勞動就業服務水平。

1.2.3探索提升就業技能新途徑

充分利用政策優惠擴大招生規模，推動勞動力就業技能學習；推進勞動就業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改革，嚴格落實就業市場準入制度，加大職業技能鑒定工作力度，擴大職業資格證書覆蓋范圍；推動勞動就業培訓品牌工作發展，開展特色培訓，形成培訓品牌，打響知名度，提升勞動人員就業接受率；分門別類，開展有規劃、有重點的集中短期職業技能培訓，加大就業人員勞動力技能培訓力度，提升就業培訓服務。

1.2.4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

科學發展觀強調第一要義是發展，人力資源市場的建立必須堅持發展這個第一要義，完善市場配置體制機制，用先進科學的制度管理方式激發用人單位、求職主體和人力資源市場服務機構的積極性和建設性，解決人力資源市場機制落后的問題；人力資源市場市場化運營，既注重社會效益，也重視經濟效益，通過采用先進的服務體系，尋求多元經濟來源；完善勞動就業相關法規政策制度建設，保障就業保障執行力度，提升就業保障監管水平，確保監管成效，實現勞動就業法制化運行。

2勞動就業服務中心經濟管理行為

2.1勞動就業服務中心經濟管理行為的重要作用

勞動就業服務中心作為一種行政事業單位，兼具兩種屬性，一種是為社會就業管理工作提供公益性的服務的非營利性屬性，因為勞動就業服務中心為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另一種則是由它的職能性質所決定，勞動就業服務中心的服務對象，服務平臺均是以市場為主體，實行市場化的運作模式，因此保障勞動就業服務中心順利發展，需要切應當規范其經濟管理行為。

2.1.1提升資本效益

經濟管理本身存在的意義就是實現資本效益的最大化，獲取最大效益。勞動就業服務中心作為行政事業單位，資金由政府撥款，理應進行經濟管理，將政府用于服務人民的資金用到提升服務人民工作水平上，經濟管理能夠有效防止鋪張浪費和資金濫用，能夠有效提升資本使用效益，實現資本效益最大化。

2.1.2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趨勢

勞動就業服務中心雖然主要是為社會提供就業服務的行政事業單位，然而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發展的需要和現實，勞動就業服務中心經濟體制逐漸以市場為中心，經濟來源也呈現出以公有制經濟來源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來源并存的現象，經濟管理模式能夠有效考慮“市場”在勞動就業服務中心職能發揮中的作用，兼具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共贏，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發展模式。

2.1.3減輕國家財政壓力

規范勞動就業服務中心經濟管理，提升項目資本的使用效率，是減輕國家財政負擔，提高國家財政資金使用水平的重要途徑。

2.2當前勞動就業服務中心經濟管理行為中存在的問題

2.2.1思想觀念落后

我國經濟發展相對滯后，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等、要、靠”思想嚴重，沒有形成主動多元獲取建設資金的思維，更不存在管理國家下撥的項目資金的思想，發展思想落后沒有活力；由于勞動就業服務中心的項目資金主要是由國家進行下撥，使得其資金不存在風險壓力，導致其領導及工作人員并沒有形成一定的經濟風險防范意識，資金使用較為隨意，經濟管理可有可無。

2.2.2經濟管理制度不完善

勞動就業服務中心往往沒有完善的經濟管理制度和行為規范，使得新形勢下經濟管理無法可依，無理可據，采取經驗主義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態度；或者指定了相關規范制度，然而在實施過程中卻難以保證其執行的力度，不能發揮出經濟管理制度的應有作用。

2.2.3缺乏高素質的經濟管理人才

經濟管理的不受重視導致勞動就業服務中心在設置部門機構時并不考慮聘用專業的經濟管理人才對單位資本進行管理，影響了單位經濟管理的水平和相關配置。

3加強勞動就業服務中心經濟管理行為的建議

3.1更新經濟管理理念，提高財務風險意識

更新單位經濟管理理念，以成本效益理念為基礎，優化資源配置，推進單位經濟管理市場化，提高管理水平，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共贏；提高單位領導和相關工作人員的經濟風險意識，提高應對經濟風險的能力，建立風險預警系統。

3.2深化勞動就業服務中心內部管理制度，嚴格財務預算

完善勞動就業服務中心內部管理機制，設置單位經濟管理專職專崗，制定相關規范制度，推動經濟管理模式制度化；嚴格單位財政預算，加強單位資產審查，開拓資金來源渠道，用健全的資金使用制度保障專項資金專項利用，優化資源配置，盤活資本使用。

3.3培養聘用高素質經濟管理人才

篇（9）

中圖分類號：F29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對于城市空間分異的研究，國外早有理論進行描述了，而我國相對較晚。居住空間分異是一種居住現象，是社會發展、經濟轉型、社會貧富分化等諸多因素產生的負面效應，會對社會的穩定產生影響。我們應當從城市發展的角度出發，通過對城市進行合理的規劃，本著維護公眾利益的原則，有效解決空間分異問題，構建和諧居住格局。

一、城市居住空間分異的現狀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窮富分化現象日益嚴重，以個人財富和收入狀況為衡量標準的社會分層逐漸顯現出來。以不同收入群體經濟實力為基礎的居住空間分異狀況逐步加劇，并隨之出現了不同檔次的居住區劃和類別：

1、豪華居住區：由高收入階層所擁有，雖然不是城市的主體，但鮮明的豪華特征卻將其凸顯、標識出來。它們往往是城里位置最好的公寓或是市區邊緣風景秀麗的高檔別墅。

2、中高檔居住區：由中高收入階層所擁有，一般為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在新城區或近郊新建的環境較好的商品房。

3、中低檔居住區：由一般工薪階層所擁有，這類居住區多建于20世紀70年代～90年代初，其住宅多為單位自建房。經過幾十年的使用，這類居住區房屋基本陳舊，設備基本老化，設施基本不全，且人均面積較少、小區環境較差。

4、低檔居住區：多為住房面積小、房屋質量劣、居室采光弱、環境衛生差的舊城區房屋、廉價私房或搭建的棚戶、城中村及一些歷史民居等。這里主要聚集著低收入階層、外來務工人員等群體。此類居住區大都缺乏生活配套設施，缺少公共資源，且人口密度較高。

5、政府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房、經適房等。這類住房大都分布在城市邊緣甚至更遠的郊區，主要面向居住面積不足一定標準的城市低收入群體。

從居住條件來看，前兩種居住區基本都是環境資源優越，設施配套齊全，區域文化成熟，生活氛圍濃郁的區域，其每個地塊都具有稀缺的價值，在城市居住空間分異現象中占有重要一席。后三種居住區在公共資源、配套設施、居住環境等方面均與中高檔居住區有著顯著差異。同類居住區具有相同的特征，而不同居住區則有明顯的差別。隨著城市居住空間的快速變革，居住空間分異程度不斷加劇，以至于一些區域局部出現了凸顯的極化與對立現象。

二、城市居住空間分異產生的原因

改革開放后，我國進入經濟社會的快速轉型期，地產市場的確立、土地使用、收入分配等制度改革的相繼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城市居住空間分異的狀況，隨著土地區位差異、群體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分異程度還在不斷加劇。

1、經濟體制改革和一系列政策變化是居住空間分異現狀產生的前提。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社會經濟結構、居民收入結構亦隨之發生變化；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引發了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和經濟收入的差異，于是形成了居住空間分異的經濟關系基礎。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結束了福利分房時代，明確了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商品房、經適房和廉租房的住房供應體系；不同群體亦可根據自身實力自主選擇居住區域，于是直接推動了居住空間分異的形成。

2、土地區位差異為城市居住空間分異提供了條件。不同居住區住宅價格因其所屬土地區位資源的差異，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在住房價格的過濾作用下，不同收入群體選擇不同的區域居住，使得分層分居成為可能。

3、群體間收入差異是居住空間分異形成的直接原因。高收入群體具有較高的購買力，他們會選擇地段、環境和服務等條件較好的居住區位；低收入群體受限于收入狀況，則只能選擇地段、環境和服務等條件相對較差的居住區位。于是形成了高、低收入階層人群在居住空間上的分異。此外，政府政策導向、城市發展思路、產業結構調整、歷史格局延續等因素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城市居住空間分異的狀況。

三、運用規劃手段調節城市居住空間分異的思路

城市規劃作為城市空間資源配置的調控工具，在明確城市總體規劃、發展目標和具體規劃實施的過程中，應有計劃、有意識地控制好居住空間分異的程度，處理好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大力推行運用城市規劃手段調節分異現狀、促進階層融合、構建城市和諧的基本思路。

1、大力發展混合居住空間模式。

（1）在城市規劃中，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設施、商業服務業設施、基礎設施等功能用地的分布及其內部設施的建設質量、級別要盡可能做到等量均質，以用地功能混合為物質基礎，逐步引導并實現不同群體混合居住的目標。

（2）通過住宅設計的多樣化，引導不同社會階層的混合居住。即：采取多樣化的設計思路，在相同建設質量前提下，盡可能將房屋戶型、面積、功能等進行多樣化設計，從而增加住房的選擇性，滿足不同收入群體的居住需求。

（3）根據分異現狀，合理確定各區域的混合比例及分期建設重點，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調控和引導。不論是對新規劃的居住區還是已有的居住區，區域混合比例的設定都要有利于分異現狀的調節，區域規劃要做到長期短期兼顧。

（4）充分利用中間層的粘合與過渡作用，發展大混居小聚居的居住組合模式，適當縮短各階層之間的距離，將各階層有機聯系起來，既減少不同階層間的隔閡，使公共資源分布趨于合理化，又使貧、富兩個階層保持適當的距離，減少其因思想觀念、生活模式等過度差異導致的分歧和矛盾。

（5）在規劃設計中，應充分根據不同階層交往的方式和特點設置多層次、多樣化的交往空間，使其對各群體溝通、融合的作用得以充分發揮。

2、在城市居住區控制性詳細規劃和修建性詳細規劃階段，規劃部門應充分考慮中低檔居住區在公共資源配置方面的需求，努力提高中低檔居住區公共資源的配置水平。通過改善中低收入群體居住環境狀況，提高其衛生健康設施、商業文化設施、交通和教育配套設施等公共資源的配置水平，可縮小其與中高檔居住區之間的差距，使公共資源的區域性布局更加趨于優化和合理，從而維護弱勢群體在城市空間發展中的正當利益。

3、積極構建“多中心”組團式城市結構。“多中心”組團式城市結構是城市空間發展的趨勢，由于能夠有效克服以往“單中心”圈層式城市結構的弊端，該發展思路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城市吸收和采納。“多中心”組團式城市結構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能夠有效緩解地價級數差異，平衡城市各區域之間的公共資源，使城市用地趨向均質化，從而為實現混合居住、緩解分異狀況創造良好的城市發展條件。

四、結語

盡管城市居住空間分異現象在城市發展進程中難以避免，且分異程度的加劇也會給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一定負面影響，但在規劃工作中，若能以公平價值為導向，充分發揮城市規劃應有的、積極的、有效的作為，合理采取應對措施，努力消除城市空間、資源分配不公等問題，城市居住空間分異的狀況就一定能夠得到緩解，畢竟“和諧”才是我們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基調。

參考文獻：

[1]楊上廣.中國大城市社會空間的演化[M].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

篇（10）

1.1現狀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對城鎮居民采取供給制度，城鎮居民總體生活水平雖不算太高，但較為穩定。城鎮貧困人員主要是“三無人員”（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贍養人或扶養人），由于數量少，政府能較好地解決。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貧困人口的數量開始逐年增多，1997年達到281萬人，2000年達到402萬人，2003年已達到2053.6萬人。近幾年國家在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同時，也加大了對解決城市貧困問題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顯著。

據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抽樣調查顯示，1996年全國城市貧困率為4.2％，近幾年的城市貧困發生率基本為6%-8%,而20*年

我國城市貧困率為5.3%。城市貧困發生率有下降趨勢，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點

分析20*年幾個省市城鎮居民的基本生活狀況的問卷調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點：

1.不同類型區域與城市的貧困程度差異較大

20*年東南沿海地區的低保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平均為4.75%，低保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平均為4.18%，而東北地區低保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平均為10.5%，低保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平均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為203.6元，東北地區為143.1元，明顯低于平均水平，而東南沿海地區為221.5，高于平均水平。顯然，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貧困程度較東南沿海比較發達的地區更為嚴重。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與區域經濟結構特征和城市經濟的綜合發展水平有關。

2.城鎮貧困問題有適當程度的緩解

近幾年的城鎮貧困發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這一數字下降到5.3%，貧困問題有適當程度的緩解，這得益與我國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救助計劃的多年累積效應。近幾年來，我國不但致力于解決農村貧困人口問題，而且也更加關注城市貧困群體，相繼建立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健全社會救助計劃。

篇（11）

【關鍵詞】

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社會發展；原則；路徑

隨著世界經濟文化交流的加強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不同性質的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競爭越來越激烈。國有企業作為提升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競爭力的主力軍，在發展中受到了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巨大沖擊和挑戰。現階段，我國國有企業的整體經濟效益較差，市場競爭力不高，對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因此，要提高國有企業的綜合競爭力，發揮其支柱產業的作用，首先要進行國有企業的內部改革，提升經濟效益，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中推動國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1 提升國有企業經濟效益應堅持的原則

現階段，我國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低下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從企業自身來說，主要是企業內部管理機制落后，管理者綜合素質較低，對企業的經營管理缺乏活力。同時，國有企業內部分工協作水平較低，員工創新能力較差，生產效率不高等都是造成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要加強國有企業的改革，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應堅持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則：

1.1 企業要堅持科學發展的理念

企業的科學發展就是指國有企業在改革中要堅持科學發展的理念，強化企業內部的改革和科學管理，提高創新能力，促進企業自身的快速、可持續發展。經濟的發展是促進社會穩定的基礎和保障，國有企業堅持科學的發展理念，在不斷提高自身經濟效益的同時，還會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推動和諧社會的構建。

1.2 企業的改革要以獲得經濟利益為首要目標

經濟利益是一個企業進行擴大再生產和保障員工生活的重要條件，也是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如果一個企業沒有經濟利潤做支撐，就很難再進行投資生產，因此，國有企業在改革中，要把經濟利益放在首要目標，將利潤的獲得作為企業內部績效考核的重要內容和標準，確保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不斷提高。

1.3 要堅持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

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是以社會的發展和生態環境的保障為前提的，三者是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國有企業在注重經濟利益，實現經濟效益增長的同時，還要去承擔一定的責任，保護好生態環境，并不斷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1.4 堅持和諧發展的原則

國有企業堅持和諧發展的原則是指不僅要將企業自身經濟利益的獲得與社會的發展和生態環境的保護結合起來，還要處理好企業內部的干群關系，真正實現國有企業又好又快地發展。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中，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把全體職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廣泛聽取廣大員工的意見。同時，還要加強員工對上級干部的監督，促進國企內部管理的民主和平等，提高員工生產工作的積極性。

2 提升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以推動社會發展的路徑

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必須以增強企業的競爭力為核心。在經濟的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有企業要根據自身發展的實際情況，統籌規劃，合理安排，加強企業的內部管理，促進自身核心競爭力的提高。

2.1 不斷深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國有企業逐漸受到了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沖擊。因此，要加強國有企業的改革，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政府應該轉變對企業的管理方式，加強對企業的宏觀調控，完善企業的制度，促使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讓國有企業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真正做到自主經營。同時，要在建立健全與市場相關的法律法規時，加大對市場經濟秩序的規范，為國有企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促使國有企業參與國際國內競爭，增強企業的競爭力，使國有企業在不斷的競爭中發展壯大。

2.2 加強國有企業的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

科學技術是增強企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國有企業要在改革中增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提高經濟效益，就要加大企業內部技術力量的投入和創新，形成自身發展的技術優勢。二十一世紀屬于知識經濟的時代，科技和知識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國有企業在加強企業內部技術創新的同時，還應該在自身的優勢領域注重節約技術研發資本，而在弱勢領域，則要科技的投入與研究，從而增強企業自身的綜合競爭力。

2.3 優化資源配置，促進人力資源的開發

人才是企業改革和生產的重要推動力量，也是促進企業發展的動力和保障。國有企業在內部的改革和管理上，要加設立對人才的選拔和考核制度，充分開發利用員工個人的不同優勢，培養他們的創新能力和創造能力。同時，國有企業還要改革和完善用人機制，采用獎懲機制和辭聘制度，激發員工參加企業生產工作的熱情，為企業的管理和發展提供良好的人才資源保障。在企業的收入分配制度上，企業領導者可堅持效率優先，發揮企業員工的工作熱情。另一方面還要兼顧公平，鼓勵促進企業發展的各生產要素，保障員工生產工作的積極性。

2.4 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

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和調整與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是相輔相成的，二者是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的。企業結構的優化是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調整和適應自身發展的過程，也是增強企業經濟效益和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這是一個短期的、治標的活動過程。而產業結構的調整則是一個長期的、治本的活動過程，只有將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達到標本兼治的功效。因此，要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促進國有企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就要不斷優化產業結構，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力。

加強和促進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和企業自身改革的需要，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政府要根據市場經濟的發展特點，借鑒各方面的有利因素，加強企業的宏觀調控，為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創造機會和條件。而國有企業也要加強自身的內部管理，加大科技投入，充分發揮人力資源的優勢。同時要將企業的內部管理和運營機制有機地統一起來，科學籌劃，勇于創新，切實推動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