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生產的經濟學特征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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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在農業生產環節家庭生產組織形式的相對合理性

    從歷史學的認知方式來看,19世紀中期以來,東西方國家的農民經濟合作都鮮有在種植生產環節進行的,家庭經營形式在現代農業階段種植生產過程中長期延存的事實本身就已經證明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具有相對的合理性。的確,任何理論都需要放在歷史運動的實踐過程中去驗證,但是,若要更深入地把握其內在本質聯系,那就必須從多維度進行邏輯分析。和工業以及農業養殖業相比,農業種植生產一般具有自身一系列特征,因此使農業種植生產不宜采取大規模集體同質勞動,相反,家庭生產組織形式更具有相對的合理性。

    首先,農作物生產發育的季節性、周期性、時序性,決定了農業生產過程中同一時期內作業具有單一性特征,因此使整個生產過程都可由同一勞動者連續完成。正如亞當·斯密所注意到的:“紡紗工和織布工,幾乎都是個別的兩個人,但鋤耕、耙掘、播種和收割,卻常由一個人兼作……”[1](P362)而且,我們還注意到:不僅是手工工具時代,即便是到現代化大機器時代,農業生產工具也多由個人操作;即便是大型農業機械也不過二人共同協作,所以,在現代農業階段,不論是較大種植規模的歐美家庭農場,還是較小種植規模的亞洲兼業農戶,種植生產過程大都仍是一至二個人完成。在法國,自20世紀60年代起,“所有的農場都越來越朝著以兩個農業勞動者為中心的家庭化方向轉變:丈夫和妻子,或者父親和兒子”[2](P284)。

    其次,農業生產過程中投入的要素具有可分性,從而使家庭或個體分散勞動得以進行。農業生產的投入可概括為三大類:土地、勞動、資金。資金投入又可再分解為兩個亞類:第一類為機械動力性質的資金投入品,像各類農用機械,其功能在于改善農地作業的物理過程,它的實質作用在于替代人力勞動;第二類投入屬于農業生化性質的資金投入品,如化肥、農藥、良種和農用薄膜等,它的功能在于改變農地生產過程的生化性質,其實質作用在于替代土地。而土地、勞動和農業生化類資本投入都具有可分性特征,都便于生產過程中的分散勞動,唯有機械類資本投入具有一定的不可分性,但作為生產要素和工具,可以通過合作購買、分散使用,也可以通過家庭經營形式的型塑,去適應家庭規模經營。比如目前在耕地面積狹小的國家,大多發展起小型機械,或者推出租賃式機械服務項目等。因此,可以說,機械類資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可碎分的。正是由于農業生產要素的這種可分性特征,從勞動的客觀對象上和物質條件上決定了它和個體家庭分散勞動經營形式的統一。

    再次,農業種植生產具有勞動場域廣闊性、勞動活動非定位性等特征,極不適宜把勞動者強制集中在一起進行固定性的勞動,而適宜進行個體的、自由的分散性活動。家庭生產組織形式解決了農業種植活動中監督難的問題。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經濟活動中普遍存在一個交易費用問題;任何一種經濟組織都存在一個管理、監督問題,而且,“共同體的擴大,還將增加協調生產決策和分配共同體產品的費用”[3](P38、P93)。解讀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可以使我們避免對大規模勞動組織的盲目崇拜。以此為視角觀察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就可以發現:家庭組織形式適應了農業種植生產的分散勞動,能夠解決勞動過程監督難、管理成本高的問題。

    在農業種植生產過程中,尤其是在傳統農業、手工勞動形態下,勞動監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在農業種植生產中勞動的質量對產業影響巨大,這就要求勞動者具有高度的責任心和自律性,具有極大的勞動熱情進行勞動的有效投人,而農業生產恰恰只有在家庭農業生產形式下勞動者才蘊含著極高的勞動欲望,才能夠實現無監督的激勵。這是因為:

    第一,家庭生產組織形式使勞動者能夠占有一定的生產手段以及由自己來管理勞動過程,從而得以獨立、自主地進行生產。生產手段以及生產資料是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總和,是人們從事物質資料生產所必須的物質條件。在農業生產中,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以  及由自己來管理勞動過程,就意味著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統一,意味著勞動者的獨立、自由、自主。勞動者對生產手段的占有和使用,使勞動者擁有了收益的可能和條件,尤其是農業生產資料中的土地具有重復使用價值,如果被勞動者占有使用,就會使勞動者積極地去提高土地的質量和使用價值,并進行土地的附加投入,同時,由勞動者自己來管理勞動過程,就意

    味著勞動者擁有決策權、靈活處置權、自由行動權,從而使勞動者能夠主動、負責、自律性很高地進行適宜性勞動。

    第二,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具有明晰的成果對應關系以及勞動產品的個人處分權,一定條件下,能夠較好地體現多勞多得的原則。在很大程度上,勞動的熱情來自于對成果的預期以及對應的報酬獲利。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勞動形式能夠使勞動者明確地看到自己的勞動成果,并從中得到獎懲,因此,為追求勞動收益的最大化,古今中外的農業家庭經營者都煥發出極大的勞動熱情。

    第三,個體小家庭內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利己性,消除了機會主義產生的根源。農業家庭生產形式以個體家庭為勞動成果歸屬單位,應合了家庭私有制產生以來,個體小家庭占有財富的社會心理要求。在一夫一妻制小家庭中,夫婦二人為養育未成年子女和追求利益的目標是高度一致的,因此,父子之間、夫妻之間,勞動監督成本幾乎為零。在當今世界上已進入現代農業的各個國家,都呈現出一個共同的現象,那就

    是伴隨著現代農業生產手段的應用,反而使務農的家庭規模變得更小。比如目前在我國農村普遍存在著獨生兒子在結婚成家后和尚未喪失勞動能力的父母分家單過的情況,絕大多數的微型家庭即三口之家、兩口之家,只有一對夫妻構成。導致此種狀況的原因無外乎兩個方面:~是現代化生產手段的應用,大大降低了勞動量和勞動強度,使尚未喪失勞動能力的父母在兒子結婚成家后能夠獨立地進行生產;二是一對對夫妻之間必然呈現內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搭便車”行為。

    二、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具有很強的彈性和張力

    長期以來,學界對生產規模較小的農戶,不論生產手段和生產目的、內容,均習慣稱之為“小農經濟”。其實,“小農經濟”、“小農”、“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各自有著不同的內涵。“小農經濟”概念來自于馬克思、恩格斯的闡述,并由此成為一個具有特定內涵的經濟范疇。在馬克思那里,“小農經濟”就是“小土地所有制;—自耕小農,后來恩格斯把租佃者也包括在“小農”之中。“小農經濟”的主要特征是:規模狹小,孤立分散、生產手段簡單落后、自足自給等。這里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只賦予小農經濟以自然經濟的屬性。正是基于這些特征和屬性界定,人們在論及小農經濟時,往往帶著輕蔑的貶低口吻。而“小農”應該是指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規模生產,雖然規模小,但它未必是自然經濟,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復合性質的經濟,還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質的經濟,這就有了學界的“自然小農”、“商品小農”之說。近代以來,中西方都大量存在著商品小農,在擁有現代生產手段要素背景下,由于自然條件方面的原因,在亞洲各國仍然盛行著小規模的家庭農業。而“家庭生產組織形式”的概念屬于形式和工具的范疇,它可以是小規模的“小農”,也可是較大規模的“大農”,還可能是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所以,肯定家庭生產組織形式的相對合理性絕不等于肯定“小農經濟”的相對合理性,即便馬克思恩格斯原本就以歷史主義觀點肯定過具有自然經濟屬性的“小農經濟”的歷史作用。

    通過我們對歷史發展和長期實踐的觀察思考,可以得到這樣一個較為準確的認識判斷:家庭經營形式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形式,作為農業生產活動內容的承載工具,可以是為滿足自己需要而進行生產的自然經濟,也可能是商品小農;家庭經濟在傳統農業階段是小規模的自然經濟或商品經濟,但在現代農業階段,它也可以是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但絕不能界定它只能是小規模的。由于農業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具有適宜于農業初級產品生產過程特征的合理性,因此作為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它可以存在于不同歷史時期容納不同的生產手段,為著不同的生產目的,并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實現有機統一。

    第一,家庭作為一種生產組織形式、農業生產活動內容的承載工具,可以是為滿足自己需要而進行生產的自然經濟,也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復合性質的經濟,還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質的經濟。這種雙重性質的小農經濟也存在于  中國封建社會乃至近現代各個時期。近代以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交換的擴大和專業化程度的加深,各種商品農戶普遍發展。權且不論西歐,就中國近代以來農村各地都相繼出現農產品專業化生產的趨勢,形成區域性的、專業生產農戶。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我國新時期商品市場經濟時代背景下,農村已廣泛全面發展起了農戶商品經濟。

    第二,家庭作為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可以容納不同的生產力,更不排斥先進的生產手段。從中世紀的鐵器工具到近代的半機械化工具,再到現代機械化工具、良種、化肥、農藥等一切現代科技手段的應用,農戶組織形式表現出巨大的張力,吸納著一切先進的生產要素,豐富著自身的內涵,使其由傳統小農向現代農業經營者及家庭農場轉化。

篇（2）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3-0047-03

一、目前學術界對農業合作社產生發展原因解析的主流觀點

作為現代化農業的重要載體——農業合作社廣泛地分布于農業生產、加工、銷售等領域，已成為農業現代化國家重要的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形式，因而對農業合作社的研究始終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研究中，對其產生發展原因的分析是農業合作理論最基本和重要的問題，是合作經濟制度分析的理論邏輯起點。在這些“浩如煙海”的研究中，較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是基于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視角的理論研究，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分析范式在農業合作社的研究中一直居于主導地位，并為西方學術界所普遍認同，同時這一理論分析范式也被國內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并廣泛應用于對國內農業合作社的產生及發展演進的制度分析。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如企業理論、產權理論、委托理論、博弈論等）將農業合作社分別視為單獨的廠商（Dobrin，1966）、廠商聯盟（Hendrikse，2001）和經濟主體的一系列契約關系聯結形成的合約集（Zusman，1994），并通過引入交易費用概念，說明合作社產生發展的原因：市場的運行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并利用層級制度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成本（N.ilsson，1998）。當人們通過構建一個組織能夠在市場外以更低的風險和成本實現同樣的交易時，合作社就產生了（Hendrikse，2002），并在追求降低交易費用的博弈中，驅動合作社的發展完善。

二、對新制度經濟學“交易費用起源論”的質疑

新制度經濟學將農業合作社的產生發展歸結于“降低交易費用的沖動”。不禁使我們產生疑問：（1）合作社為什么出現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初，生產力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使得市場經濟逐步確立的階段？而沒有出現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中，這兩個制度下的農戶同樣需要降低交易費用；（2）合作社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而產生的，那么為什么合作社偏要節約農產品的交易費用，而不節約其生產費用？（3）新制度學在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提出為什么要組織合作社，在這種條件下可以假定合作社和市場可以互相代替。按照新制度學的理論，只有合作社內部交易費用小于市場交易費用時，合作社才產生。這意味著市場曾經是沒有合作社存在的市場；（4）合作社作為市場的替代物而產生，合作社的產生意味著市場的部分交易內化到了合作社，企業與市場存在著此長彼消的關系，這與事實不符。歷史事實是，合作社是伴隨著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的繁榮而興旺發達，并未存在著此長彼消的關系。隨著合作社的產生和發展，不僅市場的交易從總量上沒有減少，反而使市場的疆域擴大了。這說明合作社和市場不是相互替代的關系，而是共生共榮、相互促進的關系。

為了進一步澄清農業合作社生產發展的根本原因，實現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相統一，有必要簡要回顧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形式發展演進的歷史軌跡：史前人類以部落或族群為單位，集體進行農業生產，這主要是生產工具非常落后和進行生產時危險程度很高。隨后，發明了金屬工具，私有制產生，家庭出現。奴隸制度產生后，絕大部分奴隸在奴隸主或其人的組織管理下進行農業生產活動，這種組織形式是與當時以人力、畜力為主要代表的生產力相適應的。隨著封建制度的確立，莊園制產生了——這一農業生產經營制度確立的基礎是生產工具的進步，畜力牽引農具逐步取代人力，人數眾多的集體生產可逐漸讓位于以家庭為單位的佃戶制。伴隨資本主義發展，工業化推進，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家庭農場出現。由于經營規模的擴大，生產中越來越多的使用工業化進程中所提供的先進生產工具及技術，生產效率及產出大大提高，農業生產經營進入市場化階段，這時如何解決農戶家庭農場小生產與經營大市場，不斷提高生產經營效率的矛盾就成為了農業現代化發展的瓶頸，這內在地要求農戶以家庭農場為單位進行橫向聯合、縱向發展，即組成農業合作社，以強大的組織形式而不是以弱小的單個家庭進入市場。除合作社外，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還演化出農業中最先進的生產組織——農業工廠。農業工廠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后，實踐中只有極少數一線生產獲得生物技術突破的農產品實現了工廠式生產，創新的生物品種可以不再依賴其祖先生存的自然環境，適應了鋼筋水泥廠房內的工廠制流水線作業，生長周期也縮短并適應了人造供養系統。結果，技術上的突破引發了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這些產品的生產組織形式也由家庭農場制演變到工廠制，由家庭農場制下的簡單協作演進為工廠制下的專業化分工協作，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但農業領域絕大多數生產對象由于生產技術難以突破，其生產無法進行專業化分工（因其生產很大程度上依賴自然條件，受雨水、溫度、土壤等的影響，生產要根據上述因素隨時改變，所以一線生產難以進行專業化分工），再加上農業生產在空間與時間上的分散性，從而決定家庭依然是農業生產一線高效率的生產組織形式，為了保持這種高效率，農業就必須另辟蹊徑來實現現代化，這就是由家庭農場單獨生產經營演進到以家庭農場為基礎的合作制生產經營。合作社建立后，部分生產經營工作（主要是農業生產資料的供應與農產品的銷售）分離出去，農戶可以集中精力專注農業一線生產，從而使生產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可見生產力水平決定農業生產方式，而生產方式又決定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形式。即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形式的產生、演進最終是由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來決定。

綜上，作為一種生產經營組織形式——農業合作社并不是一開始就出現，它是農業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或者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確立之后的產物。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起源說”忽略了農業生產的技術因素，將合作視為沒有生產方式差異的交易或博弈模型，就只能基于成本（風險）——收益視角來分析合作社的產生發展，這是因為新制度經濟學分析范式本質上是否定科學技術對經濟組織發展演進的決定作用，這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符。

三、馬克思理論視角下的農業合作社產生發展原因分析

馬克思基于辯證唯物主義及歷史唯物主義，應用歷史—邏輯—實證的動態經濟分析方法，科學地分析和闡述了人類生產經營組織產生與發展的原因，得出了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和歷史邏輯關系的科學結論：基于生產力視角，馬克思從簡單協作及專業化分工協作可以提高勞動生產力出發，沿著生產經營組織發展的歷史邏輯，運用歷史實證的方法，說明其產生、演進和發展的軌跡，闡述導致它產生和促進其制度變遷的現實因素；基于生產關系視角，馬克思認為人類生產經營組織是生產關系為適應生產力發展而變革的結果；基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內在統一和矛盾運動的角度，馬克思把生產經營組織的起源與演進置于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之中，指出生產經營組織的制度演進受制于總體生產關系的變化，其制度作為具體生產關系的每一次變革都受制于生產力的變化，在人類生產經營組織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體現出其生產社會化的趨勢。

基于馬克思的理論，我們從生產力、生產關系以及兩者矛盾運動的三個視角來綜合分析農業合作社產生發展的原因。

生產力視角：農業生產經營分工協作的結果。從合作社產生的歷史軌跡來看，其起源在組織形式上，首先是與簡單協作相聯系的。傳統農業生產主要面臨自然風險，農戶家庭作為個體小生產，在生產效率上的局限性，導致了簡單協作這種聯合生產的最初形式的產生。生產相同或相近農產品的農戶聯合起來互幫互助共同抵御自然風險，或在農業生產過程中進行不同程度地協助勞動提高生產效率。這種簡單協作在家庭作為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之后就存在于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過大多數協作僅在具有血緣、親緣關系的農戶家庭間進行。隨著生產力水平提高，市場經濟萌發，農戶生產逐步趨向于商品化。農戶將面臨著自然與市場雙重風險。為抵御雙重風險，同時為應對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與競爭，需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內在地要求以專業化分工協作取代簡單協作。而這時（資本主義發展之初，市場經濟剛剛起步），合作制原則出現并被很快引入農業生產經營領域，農戶按合作制原則構建合作社，使得更廣泛的農戶能參與分工協作的農業生產經營，以提高農業生產經營效率。以專業化分工協作為特征的合作社以其巨大的經濟性取代了簡單協作：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的產、供、銷等服務工作從農業生產經營中分離了出來，由合作社專業人員來完成，這些工作原來是由農戶家庭任一成員擔任，而現在由農戶擁有的合作社聘請專業技術人員來完成或者由農戶中擁有這方面稟賦（如技術、信息、責任心等）的人脫離田間勞動專一從事這些工作（歐洲農業合作社技術人員大多來自于組建合作社的農戶，而北美農業合作社則大多外聘專業人員），大大節約了生產經營成本（其中包括新制度經濟學所謂的“交易費用”，可見降低“交易費用”是合作社產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獲得分工、協作的規模效益。

新制度經濟學觀察到了合作社的出現和所謂市場及組織交易費用之間的變化關系，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其過分夸大了節約交易費用對合作社產生發展的作用，從根本上否定了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合作社產生發展的根本原因。而將合作社建立之后，降低了農戶進入市場的風險以及生產經營等費用（所謂交易費用）視為合作社產生的原因。由于新制度學忽視了合作社所帶來的分工協作上的生產效應，沒有看到合作社給分散的自給自足小生產農戶首先帶來的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之后才產生生產經營費用的節約和風險的降低，導致了他們把節約所謂交易費用——合作社產生的結果視為其產生的原因。

生產關系視角：產權關系演進的結果。分工使生產者彼此獨立并不能完成整個產品的生產經營，在分工的基礎上還必須使彼此獨立的生產者之間形成密切的協作關系。怎樣才能使由于分工而彼此獨立的農戶之間形成密切的協作，這就需要一種生產經營組織形式，合作社就是應農業生產分工協作的需要而產生的這樣一種生產經營組織形式。由于合作社既是勞動的技術組織，又是勞動的社會組織。合作社中的農戶還需結成某種關系（如財產所有制、管理、分配等制度）來不斷地促進分工協作效率的提高，這種關系的總和就是合作社生產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合作社也是生產關系演化的結果，但這種生產關系的演化是為了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即合作社產生發展的根本原因還是來自生產力進步的內在要求。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視角：農業生產社會化的結果。農業生產社會化是指分散的個體農業生產經營轉變為由社會分工和協作聯系起來的大規模社會生產經營的過程，是一個不斷運動的過程。農業合作社的產生發展是農業生產關系對農業生產力發展的一種適應性調整。首先農業生產力發展，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農業生產和經營過程，不可能再由個別勞動者及其家庭單獨完成，而是按照與生產技術相適應的組織原則——合作制構建合作社，在分工與協作的基礎上共同完成整個農業生產與經營。這就內在要求舊的生產關系發生一系列的調整：眾多的農業小生產者出讓各自部分財產的使用權到合作社，即部分生產資料從單個家庭使用的生產資料變為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從而使農業生產逐步成為社會化生產。因而，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角度來看，生產也從一系列的個人行動變成了一系列的社會行動，產品也從單個人的產品變成了社會性的產品。這樣，合作社將各個農業生產單元都建立在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的基礎上，其再生產過程只有依靠各生產單元間的商品、勞務交換和密切協作才能完成。可見，農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出現是農業生產社會化的結果。

新制度經濟學將農業合作社建立后的結果視為其出現的原因，是來自于其方法論方面的缺陷。但部分研究者運用馬克思理論，來解釋合作社產生發展的原因時，其結論也值得商榷。如有的學者認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生產的社會化之間的矛盾，是合作經濟產生發展的根源。” “資本主義制度發展所帶來的兩極分化和階級與社會矛盾是合作社產生發展的根本原因。” 從上述兩結論來分析：第一，在當今的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社就應具有成為生產經營主要形式的趨勢，但事實不是；第二，公有財產制度下的、集體農莊就應該是最優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但實事也不是。

如前所述，我們認為農業合作社產生的根源是來自于農業生產力發展，其次，從生產關系的視角來看，才是所有制應對生產力發展所做的變革。即在決定合作社產生發展的問題上，生產力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一旦將合作社產生的根源歸結于農戶家庭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與農業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那么調整生產關系就成為了重心，可能使我們忽視了農業生產力發展的特點，這也正是前蘇聯集體農莊、中國產生及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將合作社產生的根源歸結于生產關系的調整，而不是農業生產力自身的發展，這將導致一旦我們對農業生產力發展特點及其生產方式的判斷失誤，那么對農業生產關系的適應性調整可能是災難性的。

綜上所述，忽視了農業生產力發展的特點和生產方式的特點，而將農業生產關系適應性調整視為是農業合作社產生的根源，并且在一段時期內，將這種調整理解為消滅家庭生產經營單位，建立純粹的公有制，這實際上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背景及原意理解上的偏差。

四、結論

新制度經濟學的農業合作社“交易費用起源發展論”過分夸大了節約交易費用的作用，從根本上否定了提高生產經營效率是合作社產生發展的根本原因，也因為其方法論的錯誤而將農業合作社建立后的結果視為其出現的原因。而對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發展演進歷史軌跡的分析證明：馬克思的理論分析方法基于歷史事實創造性地運用動態和矛盾的觀點進行研究，因此是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相統一的科學方法。同時我們還要防止走到另一個極端：過分強調生產關系的調整，而忽視了農業生產力及生產方式發展的特點。

參考文獻：

[1] Dobrin，Ather，The role of agrarian cooperativ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Kenya[R].Studies in 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66.

[2] Hendrikse，G.W.J.，C.P.Veerman.Marketing Cooperatives：An Incomplete Contracting Perspective[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1，52（1）.

[3] Zusman，P.，G.C.Rausser.Inter organizational Influence and Optimality of Collective Action[J].Journal of Economics Behavior andOrganization，1994.

[4] Ollila，Petri.Farmers’cooperatives as market coordinating institutions.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vol.65，Issue 1，1994（6）.

[5] N.ilsson，J.The emergence of new organizational models for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J].Swedish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1998 （28）.

[6] Hendrikse，G.W.J.，J.Bijman.Ownership Structure in Agrifood Chains.the Marketing Cooperative[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Economics，2002，84（1）.

[7] 格剌斯（N.S.B.Gras）.歐美農業史（1925）[M].萬國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

篇（3）

一、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概述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簡稱C-D生產函數。最初是由美國學者柯布（C.W.Cobb）和道格拉斯(P.H.Douglas)在1928年提出的，其表達式為：

α +β =1 （1）

式中：Y為產出量；L為勞動投入量；K為資本投入量； α、β為勞動、資本參數（又稱規模因子），A為轉換系數（又稱技術進步因子）。

后來，英國學者D.杜蘭勒在1937年提出α +β 不必等于1，它既可以大于1，也可以小于1。這種改進得到了大多數數學家和經濟學家的贊同。α +β1，表示規模遞增。

從美國學者R.M.索洛1957年提出引入時間變量的C-D函數，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初，C-D函數已擴展到多個變量，并在農業技術經濟研究中得到應用。其一般形式可寫成：

（2）

式中：Y為產出量；Xi 為第I種生產要素投入量；βi 是第i種生產要素的參數（亦稱規模因子）；σ為年科技進步率；A為轉換系數。

經典的C-D生產函數 Y=AL aKb是一個非線性方法，無法直接用OLS方法進行估計，但經過變換可得到對數線性形式：

LnY=LnA+αLnL+βLnK（3）

對于一般形式的C-D生產函數也可以經過變換得到以下對數線性形式：

（4）

二、我國農業C-D生產模型的建立

依據統計資料，選取比較有代表意義的2000年31個省市、自治區的截面數據，資料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1年和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調查數據（數據附在文后）。由于農業生產受多種因素影響，有些因素無法進行精確的計量。在本模型中我們從農業勞動投入、土地投入和資金投入方面考慮選取勞動力數、耕地面積、生產費用支出、耕地虛擬變量等四個比較合理的外生變量，農業總產值作為內生變量。依據C-D生產函數，我們建立我國農業C-D生產模型：

（5）

其中，Y表示2000年各地區農業總產值（億元），X1 表示各地區鄉村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數（萬人）， X2表示1996年農業普查各地區耕地面積（千公頃）， X3表示各地區農民家庭生產費用現金支出（包括經營費用和購買生產性固定資產支出，元/人）， X4為各地區的耕地虛擬變量。

由于農用土地的地理位置、開發程度、肥力水平的不同，各地區土地的質量差別較大，所以在用各地區的統計數據建立回歸方程時，引進耕地虛擬變量，以反映土地質量對農業生產的影響。耕地虛擬變量是根據各地區的地理位置、土地質量、復種指數、產出水平等因素的綜合考慮而確定的。另外，由于取的是截面數據就不考慮國家政策和氣候的影響了。

把我國農業C-D生產模型（5）式進行對數變換，轉化成線性函數：

（6）

利用計量經濟學應用軟件Eviews3.1，估計模型中參數得回歸方程估計式為：

（7）

（-3.6） (3.12) (1.13) (3.6) (2.51)

R2=0.91 R2=0.9DW = 2.05 F = 63.3

（7）式中，括號內的數字為相應參數估計量的t-統計量值。由回歸方程可知, 該模型擬合優良，誤差項不存在一階序列相關，DW落在確定域內，除第二個耕地面積變量的回歸系數外,其余的變量的t檢驗值都較高。利用Eviews提供的懷特(White)的一般異方差檢驗功能檢驗出在1%在顯著性水平下不存在異方差。

為了便于評價此模型，將上述回歸方程轉換成C-D生產函數一般的形式，便得到我國農業C-D生產模型如下：

（8）

（8）式顯示我國農業生產的技術進步因子A的值為0.0158，即我國農業生產中的科技進步因素的比重僅為1.58%。在模型中四個外生變量中，生產費用對農業總產值的彈性最高為0.697,其次為勞動力數的彈性為0.57和耕地面積的彈性為0.214，耕地虛擬變量的彈性最低為0.198。各個變量的彈性系數之和為1.68，這個值大于1，說明我國的農業生產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階段。

三、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由估計所得的C-D生產模型可以分析出我國農業生產函數的三個顯著特征：我國農業生產科學技術含量不高；加大農業資金投入是提高農業生產的重要因素；我國農業生產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階段。而我國在新世紀中農業發展也面臨新的問題：農民的收入增長幅度明顯下降；農民來自農業的純收入絕對額開始減少；城鄉居民收入、消費差距很大。

1．加大農業科技和推廣方面的支出

農業科技的發展對農業增長是至關重要的。農業科技和推廣方面的預算支出近年來雖然有所增長，但其增長只能用來彌補工資支出增長造成的預算缺口，實際能夠用于研究或推廣工作的經費并沒有增長，如果受通貨膨脹因素問題就更嚴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表明，我國的農民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比重高達90%，農村迫切需要農業技術的推廣。但由于種種原因，我國農業推廣隊伍在近年來卻出現萎縮。全國農業技術推廣人員總數曾經高峰時期的150萬人到流失一半，近年來雖有所恢復，也只有100萬人左右。農業技術推廣的投入逐年減少。農業技術推廣人員的人均年活動經費從1986年的1167元減少到1995年的894元。農業技術推廣經費在農業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也由1987年的0.33%下降到1995年的0.23%。

2．鼓勵農民在農業生產上投資

從農民投資行為的變化可以看出他們對投資收益的預期。隨著農業生產收益的下降，農戶生產性固定資產的投資數量從80年代中期開始減少。到1992年，生產性固定資產投資僅占農業總投資的7%，其余投資幾乎全部用于住房。生產性固定資產投資的減少也反過來影響了農業生產的收益。近幾年，由于農產品市場需求疲軟，農民收入增加受阻。1997年農民收入增長4.6%，增速比上年下降4.4個百分點，1998年增長4.3％，增速又下降了0.3個百分點，1999年增長4.8％，增幅再次下降，2000年增長2.1％，跌到歷史最低點。農業比較效益下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加上各種過重的負擔，從而使農戶家庭對農業的投入信心不足。1993年、1994年和1995年，農戶家庭用于農業生產費用支出，下年比上年分別增長15.2％、38％和35.6％，但1997年卻比1996年下降了0.9％，出現90年代以來的第一次負增長，1998年再次出現投入減少。目前，農民無能力或不愿投資已成為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

3．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優惠政策

我國農戶處于半自給半商業化階段，其生產投入既受自身生活需求及資源限制，又受社會經濟、市場環境及政府政策的影響。農業是農戶生活需求的主要來源，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戶家庭資源的配置在滿足生活消費和國家任務之后，受經濟利益的驅動而出現投資非農化的變化趨勢。目前我國的農業生產依然處于規模遞增階段，加大農業投入會帶來規模經濟。我國要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各級政府應引導和鼓勵企業開發、設計和生產適合農民需要的不同檔次的適銷對路的消費品和農機具，重點開發專門針對農村消費需求和生產需求設計的產品，農村的消費品重點應在經濟實惠、使用方便方面上下工夫；農業生產用具應在質優價廉、方便耐用等方面下工夫。對這類企業，國家應在稅收、信貸及貼息貸款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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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袁飛.農業技術經濟學[M].北京: 中國農業出版社,19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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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2）06－0036－08

一、相關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增長突飛猛進，書寫了“以世界7%的耕地養活世界22%人口”的神話；與此同時，農業還有力地支撐了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農民也為國家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①。但是，中國農業在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遠。當前中國農業的增長基本還是屬于“投入型增長”，高速的農業增長以更高速的資源耗費為代價而獲得②。21世紀以來，我國主要農產品的消費結構、供求狀況、成本價格、國際競爭力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業的外貿貢獻時代在2004年已經基本結束，農業發展環境和食品安全等問題開始凸顯，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已迫在眉睫。

由于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意義重大，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就不斷地有學者就此問題展開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萬寶瑞對我國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必要性、有利條件、思路與對策進行了宏觀探討，指出要抓住農業科技進步和結構優化這兩個根本，加快農業增長方式轉變③。此外，科技進步和制度因素作為促進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也得到了許多學者的關注和研究④。孔祥智等通過對2001-2010年中國農業政策的總結，探討了現階段的城鄉統籌與農業增長方式轉變，認為農業增長方式的基本走向是依靠科技進步推動農業發展，推進農業經營體制創新，推動技術、資本要素向農業配置⑤。除了上述規范研究外，王玉梅等還利用宏觀統計數據對我國農業增長方式轉變進行了實證分析，嘗試著進行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測定⑥。而在國際比較方面，張宇萍等介紹了國外農業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及其演進，并闡述了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基本經驗⑦。

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看，雖然探討農業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重要性、衡量指標、影響因素、對策建議是十分必要的，但容易陷入就“轉變”談“轉變”的陷阱之中，而對農業增長方式轉變背后的驅動力量及新階段農業增長方式的外在特征缺乏系統、全面的分析。此外，我們常說的農民收入增加，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指脫離農業但仍然保有農村戶籍的人員工資收入增加，并不反映以農業為主業的農戶收入的增加；或者說，我們是拿一部分非農居民收入的增長用來夸張地表述農民收入增加，而非農業增長⑧。長此以往，必然會使研究對于構建一個良好的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政策支持體系出現“失語”和“有心無力”。

*本文系2011年度農業部軟科學研究項目“農業農村發展階段性特征及發展趨勢研究”（項目編號：201104）的階段性成果。

要討論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問題，我們必須首先關注農業增長的動力所在。過去的研究表明，許多因素共同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增長的動力，如的實施⑨、農業技術進步⑩、食品消費結構改變帶來農業結構調整而引發的隱性農業革命{11} 等都促進了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業的增長。然而，從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來說，分工是勞動效率提高和財富增長的重要源泉，農業勞動生產力增進總是跟不上制造業勞動生產力步伐的原因，也許就是農業上所使用的所有不同種類的勞動還沒有達到像制造業那樣的完全分工{12}；所以，想方設法提高農村、農業和農民的分工水平可能將是當前中國小農經濟效率改進的基本思路之一{13}。比如，通過農業生產活動與農業經營活動的合理分工，農戶可以專心于農業生產，而將其它農業經營活動，例如農業生產投入品的采購，新技術的選擇，信息的獲取，產品的分級、包裝、加工、貯藏、運輸、營銷以及品牌化等分離出去，由其他專業的個人或組織來統一經營與服務，則中國也許可以走出一條生產小規模、經營規模化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14}。

Smith Adam在《國富論》一書中開篇便以制針業的發展來闡明分工的意義，并提出了分工的三種好處：（1）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2）由一種工作換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須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避免這種損失；（3）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的發明，使一個人能做許多人的工作{15}。楊小凱在其著作《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中也是開篇就著重論述分工的意義，他通過中國農民蓋房與美國農民蓋房的效率比較，來說明分工與專業化程度不同帶來了經濟效率的巨大反差{16}。回到農業領域，農業生產的自然性、周期性和空間分散性，使家庭經營成為農業生產最有效的組織形式{17}；實施以來，農戶家庭生產的優越性也已經得到實踐的檢驗與理論界的廣泛認可。也就是說，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了讓家庭生產解體的分工方式是得不償失的；而在農業經營方面，通過一定程度的分工則可以做很多文章，并使其成為新階段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驅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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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專用性及對農產品供給的影響

資本專用性（AssetSpecificity），是美國新制度經濟學家奧利弗•威廉姆森最早提出來的概念，2009年威廉姆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被表彰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他關于資本專用性的經濟學分析。資本專用性是指資本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鎖定很難再移作他用的特性。威廉姆森在對資本專用性的集中論述中，將資本專用性劃分為四類：專用地點、專用實物資本、專用人力資本以及特定用途的資本[4]。綜合對資本專用性的分析，我們也可以將資本專用性劃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地理區位的專用性、人力資本的專用性、物理資本專用性等，這些資本專用性來源于資本實體性要素特征；第二類是完全為特定協約服務的資本以及名牌商標資本的專用性等，這些資本的專用性則主要來源于資本非實體性要素特征。資本專用性一般與資本通用性對稱，反映資本要素行業間轉移的難易程度。不同行業的要素資本在品質結構上有著不同的特征，特定行業的某些要素資本改作他用后，其價值會降低，甚至可能變成毫無價值之物。某行業要素的資本專用性越強，改變資本行業屬性的轉換成本就越高，行業進入壁壘和壟斷程度也越高。威廉姆森在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提到資本專用性概念，源于馬歇爾關于特殊雇員的討論，但斯密在《國富論》關于分工的分析中，就提到了分工提高生產效率的三個因素：勞動者的熟練程度不同、勞動者減少換工損失和專用工具的運用等[5]。其中，勞動者熟練程度和專用工具的運用，顯然就是威廉姆森所說的人力資本的專用性和物理資本的專用性。資本專用性是在專業化生產過程中、在要素配置優化進化過程中的產物。自然物品是通過物理的化學的性能在加工過程中發生改變而形成使用價值，再進而滿足人類需要。要素資本在特定的加工過程中，本身也在發生改變，形成要素資本相互之間以及與加工對象之間的齒合和耦合效應，以更加適應加工過程的需要。這本身體現著要素資本配置優化和進化的過程。隨著專業化生產的日益發展，資本專用性將日益突出，各行各業的資本專用性，在提升本行業的生產力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工業領域的專業化生產，首先產生了大量的專用機器設備，運輸業的鐵路機車和輪船，冶煉業的鍋爐軋機等，這些形成物理資本的專用性。其次，營銷和商業活動中又產生了專用的品牌標識和長期固定合同與資本協議，這些又形成無形資本的專用性。這些工業領域中的資本專用性，在提升工業生產力的同時，也制造了行業間轉移的障礙，產生了轉產損失與相應的成本費用，為避免轉產損失就穩定了這些行業的生產。而農業生產的情況就不同了。農業生產主要的要素投入可以分為三個部分：（1）土地。在農業相當長的發展過程中，土地作為農業最主要的生產要素就是通用性的。改變土地用途換種別的農產品，地，還是那一塊土地，不會給農戶造成土地的額外損失。（2）農業工人及農業作業內容。農業的主要作業內容“耕播澆收”也是具有通用性的。換種別的農產品，還是那些主要作業內容，不需要另外聘請農業工人，也不會給農戶造成額外的麻煩。（3）農業機械。大多數農業機械仍然是通用性的，基本農機農具都不會因為換種別的農產品而發生變化。農業的土地、工人和機械機具通用性上，都顯著區別于工業，農業換種別的農產品，不會象工業那樣換流水線、換技術工人。如果我們把要素專用性理解為改變要素用途就要發生的額外損失。農業要素通用性決定了，改變農業要素用途，發生的額外損失很少。是否改變要素用途換種別的農產品，主要由換種的預期收益變化決定，而農產品的預期收益就是農產品的價格。所以，農業生產受農產品價格影響就十分顯著。區別于工業領域換產別的工業品，除預期收益外，廠商淘汰舊流水線、辭退原來技工，還會產生額外成本。如果工業品價格變動增加的收益，不足于抵補這些額外損失，就不會換產別的產品。除了有一些地理氣候方面的要素專用性以外，總體上看，農業要素資本的專用性是不突出。農戶今年種玉米，明年種小麥，以后再種大蒜種姜蔥種白菜，農業資本在不同種植對象間轉移，幾乎沒有什么障礙及成本費用。農產品供給的價格彈性大，主要就根源于這樣的農業資本的通用性，因為沒有農業作物換種障礙，農戶就很容易跟著價格漲跌趨勢而形成嚴重的換種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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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農民問題的根本原因

農民問題的根本實質是人的問題，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的問題。而從事農業的勞動者表現在現實表現中最明顯的是素質問題。

1.2 農村問題的根本原因

農村問題主要反映的是農業的生產要素問題，而農業的生產要素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我們目前不是缺乏生產要素，問題的實質：一是我們沒有完全注意到傳統農業是傳統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在生產要素中的配置，是低層次的配置，缺乏有效的升級與改進。二是我國農村生產要素的多樣性差異。如土地資源既有耕地，又有林地；既有水面灘涂，又有草場、牧場。使用方式和管理方式各不相同，這就決定了無論是傳統農業還是現代農業，無論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在生產要素配置方式上的表現都不相同。三是農民賴以生存的農業資源由于受所有權制度的束縛不能轉化為積極的生產要素進入生產活動之中。

1.3 農業問題的根本原因

農業問題要從農業部門的生產活動中來找。由于我們獨有的國家主導產業的組織管理形式，農業問題也必然反映在國家的行政行為上

2 關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實質。

我們談“三農”就說城鄉二元結構。我們認為，“三農”問題就是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解決了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也就解決了“三農”問題。這其實是一個誤解，城鄉二元結構理論的產生是沒有看到農業的產業鏈本質，是沒有看到在產業鏈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演化規律，沒有看到生產要素在產業鏈配置上的具體方式。

城鄉二元結構理論最早由英國經濟學家劉易斯1954年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提出。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會呈現二元經濟結構并存的特征，而且這一理論具有普遍性，被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經濟轉型的基石。不過在劉易斯所界定的二元經濟結構的模式中，是把整個經濟劃分為農村的傳統經濟部門和城市的現代經濟部門，并且兩個部門的勞動力供給和平均工資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存在著巨大差異，這種設定的前提情況并不完全符合當前的現實，這就需要我們打破思維的束縛，勇于探索新的發展道路。

美國學者舒爾茨在其《改造傳統農業》一文中為我們指出了另外一條不同的道路。舒爾茨的《改造傳統農業》核心是農業同樣可以成為經濟增長點的亮點，關鍵是打破農業本身的封閉體系，使農業能夠得到新的、現代農業的生產要素或生產技術。他用收入流價格理論解釋了傳統農業停滯落后、不能成為經濟增長源泉的原因。

要看到在我國，農業發展所需要的生產要素多數地方仍停留在傳統農業的方式上，它的現代性方式沒有表現出來。因此，我們的出路就是發揮我國對國家管理的主導性優勢，改造傳統農業。

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理論中，當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的時候，生產力能夠較快地發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都能得到提高，社會將在安定的狀態下發展。這里就體現為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也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

西方的經濟學家雖然沒有采用這個理論來解釋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但其分析得出的要素顯而易見地表現為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統一論。經過理解，我們不難得出結論，“三農”問題的實質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水平發展的不均衡所產生的矛盾，而不是城鄉二元結構。而解決“三農”就是要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入手，生產力為本，大力發展生產力，以生產力為中心調整建立新型的生產關系，也就是改造傳統農業，建立現代農業。

3 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的區別

3.1 傳統農業的標志

我們目前對傳統農業的定義是在自然經濟條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鐵器等為主的手工勞動方式，靠世代積累下來的傳統經驗發展，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居主導地位的農業。是采用歷史上沿襲下來的耕作方法和農業技術的農業。傳統農業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在當今時代依然發揮重要作用。這個定義沒有看到問題的實質，它僅僅表述了生產力的內容，是沒有從事物發展的兩個角度來判定問題，傳統農業的特征不僅僅是表現在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上，還表現在與之同步的生產關系上。如對農業人力資源的投入，農業生產要素的低層次配置方式，傳統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等。

3.2 現代農業的標志

我們目前對現代農業（modern agriculture）的理解是相對于傳統農業而言的，被普遍接受的定義，是廣泛應用現代科學技術、現代工業提供的生產資料和科學管理方法進行的的社會化農業。在按農業生產力性質和水平劃分的農業發展史上，屬于農業的最新階段。其基本特征，現代農業是由一整套建立在現代自然科學基礎上的農業科學技術的形成和推廣，使農業生產技術由經驗轉向科學應用，如在植物學、動物學、遺傳學、物理學、化學等科學發展的基礎上，育種、栽培、飼養、土壤改良、植保畜保等農業科學技術迅速提高和廣泛應用。筆者認為這種認識是也一種片面的認識，它過多強調了生產力要素對農業發展起到的作用，而沒有看到農業的本質是產業鏈經濟形式，忽視了生產要素的多樣性帶來的農業產業的多樣性，以及新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共同作用于農業的結果。因此，有必要重新定義現代農業。筆者見，所謂現代農業，就是按照現代農業產業鏈運行規律的要求，采用現代生產技術并調整與之匹配的新型生產關系，達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重新配置并實施的農業體系。就是說，我們不僅要采用現代的生產力技術，將最先進的應用知識轉化成新的、優越的生產要素，更要在著眼于市場的前提下對現代生產關系進行農業產業的一體化設計，讓新型的農業組織管理形式、農業技術推廣形式、所有權制度、金融體系、農業調控體系、社會服務配套功能體系的組織形式作用于生產力的發展需求，最終實現農業的現代化。

4 我們現在要做什么

4.1 建立現代農業首先建好農業產業鏈

行業的發展必須從行業的本質入手，農業的本質是產業鏈，做好了產業鏈這篇文章，也就找對了對農業現代化改造的入手點，也就解決了農業的現代化問題，也就解決了“三農”問題。從農業生產活動上看，農業產業鏈要從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來分析。大致上講，農業的產前環節主要是農業生產的組織準備。包括農資、農機供應準備，人力準備及分工、信息采集及分析、技術采用、生產方案建立及評估。農業的產中環節主要有：生產行為的實施、管理，人員對技術的應用及分工協作，信息及物資供應的調整。產后環節主要有：農產品采集、收儲、加工、運輸及銷售。傳統的說法叫產、供、銷一條龍，理解的稍粗糙一點，其實在操作時要抓住重點要素。對于現代農業，在產業鏈的反映上要素主要有：生產前的組織活動（信息、決策、技術、人員、物資），有效的組織形式（農業生產組織機構），農業生產活動，農產品加工、收購、儲運，農產品交易（銷售）。

4.2 建立現代農業要抓住影響現代農業發展的核心要素

4.2.1 建立現代農業，新的生產要素配置是核心

在生產要素，特別是在圍繞著農業產業鏈的生產要素配置上我們是有成型經驗的。如我們在國有農場的改革上，新型管理體制與新農業技術的應用結合在一起，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這里應注意的是，在以往的工作中，我們在生產要素的配置上關注生產力的因素居多，如對新的應用知識的采用和推廣，并形成新的、優越的的農業要素，相對來說對生產關系的研究就少了一些，而現代農業在改造過程中，產業鏈的要求恰恰是對新型生產關系中做為生產要素的充實與調整，主要有：農業生產組織形式，金融手段的使用，信息體系的建立與應用，產業政策的制定與落實，所有權制度，人力資源的投入與使用等，發現并使用好這些要素，并把這些要素配置到位以后，才能真正使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才使得做為生產力的新技術采用成為可能。

4.2.2 建立現代農業，引進和培育人才是根本

做為一個產業，其根本的支撐是做為產業運行主體，即農業組織及其核心的人員。我們目前很多支撐農業的人才并是不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包括技術人員，也由于產業的特點，我們的人才多數集中在城市，這使得農業的組織形式和人才的達不到農業生產要素重新配置的需要，也可以說，用人來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從人才需求上講，能做好農業工作的并不一定是農民。因此，建立人才的流動機制，人才的培養機制勢在必行，引進人才，吸引人才，讓一批優秀的企業家進入到農業領域是改造傳統農業的當務之急。附注一點的是，企業家不是管理者，真正的企業家是能夠在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上有創新能力的人才。

4.2.3 建立現代農業，建立新型的組織體系是關鍵

這是現代農業的運行特征，是對生產要素的科學性、均衡性使用的必然選擇。一是從區域劃分上建立農業協會。主要負責本地各種生產信息的收集、分類與整理，市場研判，應用知識的選擇與推廣，生產行為的決策指導，協調與政府的關系等。二是建立農業合作社。作為最基本的生產單位，作用主要是在農業協會的指導下，對本社農業生產要素進行合理的配置，把握市場趨勢，規避市場風險，利于農業生產活動減少成本，利于農業增收。主要工作是：生產行為最終統一決策權，信息資料的使用，勞動技能的采用、分工與使用分配，生產資料的選擇與成本控制，生產行動的組織等。

4.2.4 建立現代農業，農民增收是動力

建立現代農業政府要采取行政指令與利益引導相結合的方式。實踐證明，政府指令性的行為多數不成功，或者失敗。農民最關注的是自身的利益，農業收入的增加就意味著所有生產要素的整合向著良性的方向發展，反之，農業生產不增加收入，農民的積極性就會受到損傷，任何模式對農民不說都沒有積極性。因此，建立現代農業，也要考慮到農民這個群體的特點，要用行政指令與利益相誘的方式，讓農民實實在在的增收，開局見效方能推而廣之。

4.2.5 建立現代農業不能忽視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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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欠發達地區的社會經濟實現現代化的具體措施就是實現“三化”的協調快速發展，作為“三化”中不可或缺的“城鎮化”需要眾多必要條件的配合才能實現穩健快速的發展。通過城市經濟學家對于什么是城市以及城市存在的必要條件的解答，為貴州實現“城鎮化”的后發趕超提供了理論支持，同時也幫助避免了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效率低下的決策的作出。

關鍵詞：城市化；城市經濟學；所需準備

貴州作為欠發達地區的典型代表省份，其社會經濟發展速度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尤其是與東南沿海省份之間的橫向差距擴大引起國內經濟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我國西南部的內陸省份，貴州缺乏沿海沿邊的貿易地理區位優勢，同時，“八山一水一分地”的地質地貌條件又限制了其現代化條件下的農業大規模生產的發展。一系列的欠缺與不足使得貴州的經濟發展相比較其他省份而言困難重重。但是，這一切先天性的弊端并不意味著貴州在發展的道路上毫無出路，伴隨著“工業強省”的戰略的提出和“國發二號”文件的頒布，貴州的經濟發展遇到了一個新的契機。

在貴州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要實現現代化具體現實的路徑則是實現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三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著密切聯系。以工業化為中心，從城鎮化的角度來看貴州社會經濟的加速發展，也許會給大家帶來一些新的啟示。城鎮化（Urbanization）即是推動農業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的一個過程。而根據城市經濟學家的定義，城市地區（Urban area）為在相對狹小的面積里居住了大量人口的地理區域。①兩者定義都是把人口密度作為定義的基礎。所以，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最大的本質區別即人口密度的不同，推進城鎮化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加速人口集聚的過程。而人口集聚之所以在促進城市化的過程中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不同的城市經濟學家給出了自己的看法，具有代表性的是巴特利特（Bartlett，1998）認為雖然自然界中有著動物集聚的現象，有的還形成了等級制度。但是它們都沒有發展出像人類這樣的建立在以自愿交換為基礎的具有非自然特征的城市集群。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需要人們進行越來越多的建立在價值基礎上的頻繁交換，人們集聚到一個較小的地理區域才能為這種頻繁交換提供便利，于是城市誕生了。

城市的誕生是應經濟發展的需求？還是經濟的發展促使城市的出現？這不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根據經濟學家們的觀點城市是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而城鎮化又反過來促進了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所以作為欠發達地區的貴州省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大力推進城鎮化一方面刻不容緩，一方面對于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實現長期均衡發展也是大有裨益的。那么城鎮化的大力推進需要什么樣的條件？對于這一問題阿瑟.奧沙利文（Arthur O’Sullivan）在其經典著作《城市經濟學》中提出這樣的觀點：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類科技已經創造出生產和交換系統，為人類向自然規律挑戰奠定了物質基礎，所以城市的發展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1）農業生產剩余；（2）城市生產（3）用于交換的運輸體系。

農業作為人類歷史發展以來起步最早、最基礎的產業，必然會伴隨著日益發展的科學技術水平而提高生產效率。當農業生產出滿足從事農業人口的糧食后還有富余，而這些富余達到足以彌補城市居民不能從事農業生產但卻還要消耗糧食而形成的供給缺口時，城市就有了形成的前提必要條件。隨著農業技術水平的進一步提高，農業需要的勞動力投入越來越少，因此使得原先從事農業生產的部分勞動力得以從農業生產運作中解放出來，成為了相對的剩余勞動力。這一部分勞動力從事其他產業的出處要么是進城，要么是集聚于某個地區來從事非農業以外的產業的發展。久而久之，這一存在集聚效應的狹小區域就有可能伴隨著人口密度的上升從原先的農村或鎮一級的行政單位升格成一個新的城市，完了一個新的“造城”過程。如今，貴州省的農業發展體現出糧食基本滿足供給的局面，糧食增產受制于有限的耕作面積、落后的農業生產方式和不利的自然氣候環境困難很大。2011年貴州省全年糧食總產876.9萬噸，相比較上年因旱災減產21.2%。在農業就業結構方面貴州有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高農業人口比重，農業人口數量巨大。為實現加速現代化，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農業現代化是實現推動城鎮的化的首要之務。

城市化硬幣的一面是農業生產過剩，另一面就是城市生產了。一部分自從脫離了在原先土地上的耕種，也就失去了滿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糧食供給途徑。于是城市居民就需要進行了城市生產，通過生產出有價值的產品或服務與農村居民來交換到糧食來滿足生存需要。比如城市居民說所需的糧食、廣場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和農副產品等等。當然這一切的一切是建立在城鄉二元結構下的人們資源的價值交換的基礎上，利用行政的手段進行強制性的轉移收入這種模式不可長久。縱觀歷史發展過程，古希臘雅典城邦的衰敗也許可以幫助我們預示“寄生城市”的未來發展命運。在阻擋波斯的西侵成功后，雅典帝國在希臘各城邦中脫穎而出，并團結了各小城邦后成立了得洛斯人聯盟以便共同防御外敵。伴隨著雅典帝國的話語權的提高和控制欲的膨脹，原先建立在各城邦間自由交換財物的體制逐漸演變為雅典帝國向其他城邦索要、征服和納貢的制度。就這樣，不滿與憤恨在不同城邦間滋生，最終導致了戰爭。公元前431至公元前404年鑒爆發的雅典和斯巴達城邦間的伯羅奔尼撒之戰將雅典從主導的地位上趕了下來，雅典為生存而維持的納貢體系也隨之土崩瓦解。雖然這一切發生的很久遠，但是，讓人牢記的經驗或教訓也是讓人深思的――建立在強迫轉讓支付基礎上的城市發展是不可持續的。

有了農村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有了城市的主要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生產，能夠讓城市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后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用于交換的運輸體系。這一點易于理解，因為農業要取得規模收益，就需要大規模集約化的生產，同理在城市地區工業化大生產也需要者大量的資源投資，生產后需要著大量的產品外送，這是高效的聯接這城市與農村間的交通運輸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如果沒有高效的運輸體系，農村農民種植的糧食和農副產品就不能夠適時的提供給城市居民消費。另一方面，沒有高效的運輸體系，城市生產的產品也不能夠充分的滿足現實和潛在市場容量。鐵路運輸今天作為物流運輸的主要手段得到特別關注，2011年，貴州省境內鐵路營運里程達到2070.1公里，完成鐵路基本建設投資159.43億元，②人均鐵路里程排名還是靠后。而鑒于貴州省獨特的高原卡斯特地貌，使得物流運輸成本也一直居高不下。要加速城市化，加大交通運輸的投資建設力度亦刻不容緩。

正因為有城市經濟學家們對于城市為什么存在的解答，我們獲得了在實際行動中加速推進城鎮化的啟示。正因為城市經濟學家對于城市存在的必要條件的闡述使得我們能夠為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的不足和欠缺提供依據。這些問題的解答可以幫助我們火大當前加速推進城鎮化假設是否做好了準備？畢竟加速推進城鎮化建設的任務不是建立一個“空中樓閣”一樣的不需要任何基礎和根據的。（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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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306.4［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03－0034－03

眾所周知，農產品具有高度的同質性，而且農產品的生產者通常人數眾多，每個農戶對市場的影響微不足道，所以農業一直以來都是競爭最激烈的產業之一。相反地，購買農產品的中間人――經紀人和加工商――通常都高度集中，他們有更多的市場力量。因此相對于賣方的農戶來說，這些中間人在一定程度上擁有實施買方壟斷的市場支配力[1]。由于市場力量的不對稱，農產品的銷售]變為賣者(農民)之間的削價競爭，農民只能得到更低的市場價格并且承受更多的風險。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農戶就會有很強的動因組建自己的合作社。

一、對生產合作社的經濟學分析

根據Gearg Draheim（1952）的觀點，合作社具有雙重特征的概念，即合作社既是一個社會團體又是一個企業――一個向其成員提供經濟優勢的實體，是通過經濟因素和心理因素間的相互作用而共同治理的。作為一個社會團體，它對內是非營利性的組織，具有集體主義特征，這種精神體現為“團隊精神”、“氛圍”和“氣氛”[2]。作為一個企業，合作社可以按照企業的管理原則進行組織，同其他企業一樣受到各方面的經濟約束。

從企業特征方面考察，合作社內部有兩股似乎相反的力量在相互作用，即“集體組織優勢”和“獨立經營優勢”[3]。一方面，成員們共同組織他們的活動，例如他們不單獨在市場上銷售他們的產品，而是把它們的銷售轉移到他們共同擁有的獨立的企業――銷售合作社中，即把他們的活動“內部化”到一個企業中，這即是集體組織優勢；另一方面，他們并沒有把自己的活動合并在一個完全一體化的大企業中，而是在經濟上保持各自的獨立性，這即是“獨立經營優勢”。

1.農業合作社的集體組織優勢

對合作社經濟優勢的傳統解釋是：首先，合作社通過一個企業專門從事農產品加工銷售可以獲得規模經濟；其次，農戶通過合作社進行市場交易可改善他們的市場談判地位，以對抗市場上的壟斷勢力而獲得較為有利的價格。

而新制度經濟學派主要從資產專用性的角度探討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集體組織優勢。按照威廉姆森（Williamson,Oliver）的觀點，資產專用性是指“在不犧牲生產價值的條件下，資產可用于不同用途和有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他與沉沒成本概念有關。”①也就是說一項資產的專用性與這一資產用于其它用途或由不同使用者使用時其生產價值的損失程度成正比，損失程度很大時，為專用性資產；反之則為通用性資產。當一項資產具有專用性時，如果交易過早地終止，所投入的資產將無法完全或部分地改作它用，因為在投資所帶來的固定或是可變成本中包含一部分的沉沒成本或不可挽救的成本。而且資產的專用性程度較高，使得擁有專用性資產的一方在退出交易時變得困難，因為專用性資產在移作它用時通常表現為較低的價值，由此給交易者帶來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交易雙方中有一方投入了專用資產時，一旦另一方采取機會主義行為提前終止交易，投資一方就可能蒙受損失。因此，契約或是一體化的組織在降低交易費用方面就顯得十分重要，但由于契約自身的不完全性，使得契約一方當事人仍然有機可乘，利用契約的漏洞占用另一方的準租，也就是說契約在節約交易成本方面并不如一體化的組織更加有效。因此一體化的組織才是有效降低交易費用的最佳手段，這就是經濟上上下游聯系緊密的企業走向一體化的內在動力[4]。例如在蔬菜生產中，如果菜農要擴大其生產規模，需要專業戶為其提供運輸服務，將蔬菜運往價格更高的市場。此時，雙方都要進行大規模的專用性投資。但菜農擔心的是，當他投入大量的專用性生產資料后，運輸專業戶卻借故轉向其他業務或者以種種理由提高運費，對于這種“敲竹杠”的行為，投入大量專用資源的菜農將面臨巨大的風險。同樣的對于運輸專業戶也擔心在自己增加投入之后，菜農轉向其他的運輸商或借故壓低運輸價格，這也將給他帶來巨大的損失。這些投資不能無代價地轉為他用。因此存在大量準租金。因此，當存在“專用資產”時，為避免締約后的機會主義行為，就有必要實行一體化。

而在農業生產中農戶投入的資本就具有高度的專用性，他的準租金很容易被破壞。這使得他有較強的動機建立自己的一體化組織――合作社以保護其投資的準租金不被他人占用。因此，集體組織優勢（合作社緊密連在一起的向心力）在于不依賴外部公司的情況下利用交易專用性資產，對外部公司的依賴可能會破壞其投資產生的準租金。通過建立他們自己的企業進行交易，合作社的成員把重要的交易內部化，并避開了機會主義的威脅。

2.農業合作社的獨立經營的優勢

農業合作社不但具有集體組織的優勢，而且還具有獨立經營的優勢。表現在合作社的每個成員都保持了其經濟上的獨立性，因而經濟利益的邊界是很清晰的。這種獨立性，一方面可以發揮“高激勵”的效果，另一方面也適合農業生產的特點。

農業生產自身的特點決定了農業獨立經營的有效性和完全一體化的無效性。農業生產的最根本特點就是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交織在一起，其勞動對象是有生命的動植物有機體，這就要求勞動者在生產勞動過程中具有強烈的責任心，要關心和愛護勞動對象。另外農業生產周期長，且沒有“中間產品”，只有最終產品，因此農業勞動成果的計量也只能根據最終產品，因此無法對勞動過程進行精確的計量。并且由于農業生產的復雜性和對農業勞動的監督、計量的困難使得相應的給付報酬與勞動效率難以匹配，這就可能造成分配的不公平，從而使不同成員間的利益更加難以協調。正是基于以上的種種原因，絕大多數的農業生產由家庭來組織，農業生產的最優規模取決于家庭勞動力的供給以及農戶家庭的管理能力。

如果實行完全的一體化，農戶合并到一個大型的農業企業，則這個農業企業 有多方面無法克服的弊端。很明顯，農業生產受制于區域和氣象上的不可預測性，這種不可預測性使得企業很難在事前清楚的指令，也就無法根據自己的指令來監督雇員的活動。再加上農業生產的勞動對象是有生命的動植物有機體，這就要求雇員充分利用自己的專業化知識根據自己的經驗和直覺及時做出生產決策，但一旦出現不利的結果，監督者在追究雇員的行為時，經驗和直覺都無法為其行為提供解釋。因此雇員的決策對于自身是不利的，考慮到此，雇員就不愿意根據自己的經驗和直覺及時做出決策，也就無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專用知識從而導致農業生產效率的下降。這兩方面都將大大增加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成本，這種成本的增加會完全或部分地抵消由一體化所帶來的規模收益[5]。更為重要的是一體化的企業無法避免雇員或是雇主的機會主義行為，由于指令和監督的不完全，雇員更加傾向于偷懶、搭便車，而不是誠實勞動，作為雇主也有可能利用以上原因故意低估雇員的勞動成果，把更多的收益轉化為個人收益。蘇聯的集體農莊的失敗生動地說明了放棄獨立經營優勢的大型、充分一體化的農業企業的無效性。

而農戶的獨立經營可以輕松地解決以上問題。由于實施了自我監督，偷懶行為已被內部化為農戶的生產成本。所以在農戶獨立經營的條件下，農業生產的監督成本為零。因此，在農業中家庭的獨立經營至今仍然是最有效率的生產單位。

3.農業合作社存在的問題

雖然農業合作社具有上述優勢，但是不能忽視農業合作社存在的高組織成本問題。農業合作社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外部機會主義的威脅，但是內部機會主義問題依然存在。此外合作社還必須付出較高的組織成本：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強調了社員間的平等，但毫無疑問地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失效率，并且在對合作社做出不同貢獻的社員間造成事實上的不公平，從而增加了協調的難度；由于一人一票的決策制度限制了資本的權力，增加了合作社融資的困難，也限制了合作社規模的擴張；為保持凝聚力所必要的情感的訴求和提供社區服務導致額外的支出等等[6]。一系列問題的存在決定了合作社是一個高成本的組織。

二、對我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分析

1980年，幾乎與改革開放進程同步，中國出現了第一個農村專業技術協會。從此，一種嶄新的農業經營組織形式――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中國悄然興起，并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蓬勃發展起來。據農業部統計，2004年，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成員數由2003年的668萬人增加到2,363萬人，由占全國農戶總數的2.8%上升到9.8%。農戶專業合作組織開始由數量增長轉變為成員人數的增加和組織規模的擴大。2004年，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為其成員及其周邊農戶代銷農產品總量達2億多噸，代購化肥、農藥、飼料、農用塑料薄膜等生產資料近1億噸，全年經營服務盈余187億元，其中返還成員36億元，占盈余總額的19%，用于股金的分紅50億元，占盈余總額的26%，平均每個成員獲得盈余返還和股金分紅收入364元②。

盡管近些年農業合作的發展很快，但在實踐中卻有很多問題，如數量少，規模小，輻射帶動能力較弱，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也不夠強；合作水平低，帶動能力弱；運作和管理尚不規范，對農戶利益保護不夠；從發展環境看，制約因素多，扶持發展的措施不多，更加重要的是我國目前合作社的發展的現實是宏觀管理體制的缺陷和政策供給不足[7]。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沒有設置一個全國統一的對合作經濟進行宏觀管理和行政指導的有權威的機構；二是全國性的合作聯盟沒有建立，行業性的組織協調和社會服務沒有組織結構來承載。在發達市場國家都有比較發達的合作經濟組織作為其主流的股份經濟的補充，并建立比較健全的全國性合作經濟聯盟進行行業性的自律和服務，形成合作經濟的強大組織網絡。而我國沒有這樣的組織體系，也是我國合作經濟發展緩慢與不規范的原因之一。

針對以上的分析，合作社既有自身固有的缺陷，也有我國合作社發展的階段性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們認為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針對農業合作社內部的機會主義行為和搭便車行為，應進一步完善內部運行機制。系統論中的系統功能決定規律認為，系統的結構決定著系統功能的發揮，合理而科學的系統結構是系統功能完整的決定因素。完善的組織機構應包括社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機構，且各部門職能明確，分工合理，能有效地實現權力制衡，因此農業合作社要建立健全社員(代表)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并明確各自的職能分工。各層次的農業合作社應有自己的規章制度，全國范圍內在統一管理機構的領導下有自己的行業組織管理制度，政府有調整和規范農業合作社行為的健全的法規體系。

2.培育農民的合作精神和合作觀念。農業合作社是有成本的，在一定程度上，組織的成本與農戶規模成反比，而與農戶數量成正比。目前，我國農民過多，農戶生產經營規模過小，這都將導致農業合作社的成本進一步提高。因此必須培育農民的合作精神和合作觀念。現階段我國農民合作意識淡薄，進行合作經濟組織制度創新的動力不足。為此，政府應深化對合作經濟組織性質、功能和在農村市場經濟發展中作用的認識，理清發展思路，在吸收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通過宣傳、教育等多種手段，培育農民的合作精神、契約精神，全面激活農民自身的自主、自立、自強意識和群體意識，為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和健康運行奠定必要的思想文化基礎。

3.宏觀的支持。建立全國統一的合作經濟的管理與協調部門。這種統一的機構負責對合作經濟的管理、協調和指導，這種聯盟的組建應當遵循自下而上的原則和民辦的性質，避免過度的行政干預。制定扶持合作經濟的政策，政府主要應在財政、稅收、信貸和農業生產資料經營、流通等方面給予農業合作社以政策扶持，為發展合作經濟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三、簡要總結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農業合作社本身雖然具有較高的組織成本，但它仍是符合農業生產規律的有效組織方式，既能發揮集體組織優勢有效地避免外部機會主義進而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又可以利用獨立經營優勢提高效率。對我國農業發展現狀而言，農業合作社是小農戶對接大市場的理想選擇，它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不僅可以提高農業生產和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有利于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和農業結構調整，穩定地增加農民收入，有效地避開市場風險；同時也為落實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保護政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渠道。然而，雖然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業合作社有較大的發展，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遠遠沒有充分發揮農業合作社的經濟優勢，因此應從微觀和宏觀等多方面入手采取措施加快和規范我國農業合作社的發展。

[注 釋]

①威廉姆森.經濟組織的邏輯[A].企業制度與市場組織[C].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70.

②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 9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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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埃瑞克?G?菲呂博頓，魯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M].孫經緯, 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56.

[4]國彥兵.新制度經濟學[M].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2006:78.

[5]張軍.合作團隊的經濟學：一個文獻綜述[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23.

[6]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組織[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59.

[7]傅晨.中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形式與制度變遷[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89.

Economic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s’ Co-operatives

Cheng Chengping，Yue Fe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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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一)國外文獻

國外最早從經濟學角度分析農戶經濟行為是否具有經濟理性的是俄國組織和生產學派代表人物恰亞諾夫。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他以俄國十月革命之前的小農為研究對象，提出“勞動——消費均衡理論”，認為家庭農場的經濟狀況主要隨家庭消費者與生產者比例的周期性變化而起落，農民的行為應用滿足消費需要和勞動辛苦程度的平衡狀況來衡量，而不能用單位生產成本和收益來衡量]，當農戶主觀感受的勞動辛苦程度與所增產品的消費滿足感達到平衡時，農戶停止進一步的勞動投人，農戶經濟活動量也就得以確定。所以，農戶的經濟活動主要是為了家庭生存，而不是追求最大的利潤。雖然恰亞諾夫在分析時沒有考慮到當時具體社會環境的約束，但他的研究為分析農戶兼業中的資源配置效率提供了有益啟示。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西方多數政府官員和經濟學者都認為，農民之所以貧窮，是因為他們既沒有經濟頭腦，又沒有管理知識，不能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如果派專家深入農村，把農民組織起來，幫助他們重新配置現有資源，那么效率就會大幅提高，產量也會增加。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西奧多•威廉•舒爾茨從分析傳統農業特征出發，提出與此針鋒相對的觀點。他認為，農民并不愚昧，他們精明能干，錙銖必較，時刻盤算著怎么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各種生產資源在他們手中都被配置得恰到好處，達到了最佳狀態，即使是學識淵博的專家也很難作出哪怕是一小點的改進。他支持和提倡農民在完成季節性農業生產后，把資源配置到適當的非農產業。

(二)國內文獻

不難看出，恰亞諾夫和舒爾茨的分析是建立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之下的，主要分析的是在農戶兼業程度不高條件下農戶對農業資源的配置行為與效率，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隨著農戶兼業日益深化，農戶生產經營方式發生重大變革，農戶對農業生產的整體資源配置效率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對此國內學者進行了一系列有價值的研究與探索。主流觀點認為，農戶通過兼業彌補了農業勞動力就業不充分的缺陷，使農戶家庭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實現了優化配置，提高了家庭整體經濟效率，增加了農戶收入，但農戶兼業也使農業被不同程度的副業化，降低了農業資源配置的效率。如蔡基宏(2005)通過建立農戶模型，推導出在一定的市場條件下，土地產出率與農戶兼業程度存在著一種反向關系；陳曉紅(2006)認為農村存在的普遍兼業帶來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農業被副業化等一系列問題，她對蘇州農戶所作的調查表明不同類型農戶單位農業用地所產生的純收益存在明顯差異，其中，純農戶與一兼農的畝均收益分別為2399元和2305元，二兼農為848元，非農戶則僅為603元；李明艷、陳利根、石曉平(2010)指出農民兼業促進了農村土地的流轉，改變了農戶投人的結構，但沒有明顯提高總的土地投入水平，這說明兼業有利于打破土地均分模式下資源配置的低效率，但沒有明顯改進農地利用的技術效率]。與這些觀點相對，向國成、韓邵鳳、梁流濤、曲福田、諸培新、馬凱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向國成、韓邵鳳(2005)基于分工的視角，運用超邊際經濟學理論對農戶兼業進行分析，認為農戶兼業的本質是家庭整體層面的專業多樣化和家庭成員個體層面的專業化統一化，推動了農民組織化進程并引致了迂回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小農經濟效率的提高和農民個體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梁流濤、曲福田、諸培新、馬凱等(2008)構建了農戶兼業對土地利用行為及其效率作用機理的分析框架，利用DEA方法分析不同兼業類型農戶的土地利用行為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差異，研究結果表明一兼農戶的土地利用效率略大于純農戶，并且二者都遠遠大于二兼農戶，這說明農戶適當進行兼業經營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以上所有學者的研究為進一步探索農戶兼業化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及其作用方式打下了堅實基礎。但通過回顧這些文獻資料可以發現，盡管研究的角度與方法不盡相同，但都是基于一定時點的對農戶兼業與資源配置效率關系的靜態研究，沒有把農戶兼業的發展趨勢同與之相應的效率變化結合起來進行分析，而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與突破口。

三、數據來源與說明

(一)調查地基本概況及選擇原因

山東省膠州市地處黃海之濱、膠州灣畔，1987年2月經國務院批準，在山東青島地區第一個撤縣設市，其總面積達1210平方公里，轄11個鎮、7個街道辦事處、811個行政村。膠州是全國糧食生產基地，油料作物百強縣(市)之一和山東省現代化農業試點縣(市)、全省農業機械化試點縣(市)之一。近年來，該市農業基礎地位不斷加強，糧食生產平穩增長，2010年糧食總產達46．7萬噸；蔬菜、畜牧、水產、花木四大特色農業發展迅速，“四個15萬畝”示范區建設扎實推進，成為全國無公害農產品生產基地示范縣(市)；農業標準化水平不斷提高，膠州大白菜、里岔黑豬等農業品牌效應明顯增強；全市規模以上農產品加工企業達380家，年出口創匯達3．9億美元；農村專業合作組織超過100個，有力推動了農業產業化進程；全市16個鎮辦建起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服務中心，787個村莊建起了土地流轉服務站，有序引導土地流轉，促進規模經營；農機化水平達到85％，農田水利建設不斷增強，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穩步推進，并榮獲“山東省農業產業化先進市”稱號。山東省膠州市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農村社會單位，該地區人口密集，且大都生活在農村，其經濟情況與政治形態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對這個地區的農戶經濟行為做調查研究，可以使人們對當代中國農村的社會經濟狀況有一個較全面的了解。同時，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探討農戶兼業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該地區農村地形地貌的一致性(普遍為平原)有效地控制了地形地貌變量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從而為保障研究的有效性奠定了基礎。此外，膠州農戶的經濟行為具有非同質性，不同鄉村甚至同一鄉村內部的農戶之間經濟行為存在差異，可以按照一定的標準把他們劃分為不同類型的農戶。正是這種差異的存在，滿足了研究的基本要求，為本文的理論研究和統計分析提供了保障。

(二)抽樣過程和樣本構成

本次實地調研的調查小組通過與膠州市政府部門有關人員的交流與討論，最終主要從經濟發達程度和代表性兩方面考慮，在膠州市現有的18個鄉鎮(街道)中選取了營海、膠北和李哥莊3個鎮的7個村作為調研對象。調查組共在7個村中走訪了160個農戶，后經處理，有效樣本為152個農戶，樣本有效率為94．9％。調研活動得到了膠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保證了調研的順利完成。

四、調查結果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調查結果

1．農戶兼業狀況

本文主要按照農戶家庭成員各業勞動時間對農戶類型進行劃分：其中家庭成員勞動時問70％以上用于農業生產的農戶為純農戶；家庭成員勞動時間50％一70％用于農業生產的農戶為一兼戶；家庭成員勞動時間50％以上用于非農業的農戶為二兼戶；完全從事非農業的為非農戶。膠州農戶調研數據顯示，在被抽樣調查的152戶農戶中，純農戶為28戶，一兼農戶為26戶，二兼農戶為98戶。從總兼業率上來看，純農戶比例為18．4％，一兼戶比例為17．1％，二兼戶比例為64．5％(見表2)，兼業率水平已經達到81．6％；在構成上二兼農戶占主導地位，兼業水平已經相當高，這也印證了一些學者對東部沿海地區農戶兼業狀況的判斷。

2．農戶農業生產效率狀況

本文主要選取單位土地凈產值以及單位勞動凈產值這兩項指標對農業生產效率加以表征。，從單位土地凈產值這一生產率指標來看，純農戶的單位土地凈產值為1308．6元，一兼農戶為1435．3元，二兼農戶為1175．1元，純農戶的生產率水平低于一兼農戶，但高于二兼農戶；從單位勞動凈產值這一指標來看，純農戶的單位勞動凈產值為2684．2，一兼農戶為2407．5，二兼農戶為1639．7，純農戶生產率水平高于兼業農戶的生產率水平，其中一兼農戶的生產率又高于二兼農戶。通過單位土地凈產值及單位勞動凈產值的均值來看，純農戶略高于一兼農戶，但差別并不明顯，二兼農戶則大幅度的低于前兩者。可見在不同類型農戶之間，一兼農戶和純農戶的農業生產效率水平比較接近，但二兼農戶的農業生產效率水平明顯低于純農戶和一兼農戶，這與部分專家學者的研究結論相似。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程度的農戶兼業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是有區別的：一兼農戶的存在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不會對農業生產效率造成顯著影響，而二兼農戶則會降低農業生產效率，如果其數量過多，會對農業生產造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二)原因分析

通過對實地調研的分析可知，農戶兼業主要通過勞動力水平及利用狀況、耕地占有和利用狀況以及農用物資投入強度等途徑對農業生產效率產生影響：

1．勞動力水平及利用狀況

反映的是不同類型農戶勞動力資源的水平及利用狀況。對所有樣本農戶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勞動力總數上兼業農戶多于純農戶，二兼農戶又多于一兼農戶。從勞動力的文化程度上來看，純農戶家庭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勞動力所占比重要明顯少于兼業農戶，在兼業農戶里一兼農戶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勞力所占比重又少于二兼農戶。由此可以看出，農戶兼業經營的可能性與勞動力平均的文化程度成正比。這種現象說明，文化程度較高的農民可以獲得相對較多的在外從事非農活動的機會，文化程度較低的農民由于非農就業機會少，只能在農村繼續從事農業經營，在農業增長日益依靠技術帶動的情況下這無疑制約著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J。從勞動力的平均年齡來看，純農戶最高，一兼農戶次之，二兼農戶最低，反映出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力的高齡化趨向，從長期來看，這種趨向勢必會對農業效率的提高產生不利的影響，必須加以關注。從勞動力資源利用結構來看，兼業戶勞動力在非農業與農業之間配置，而純農戶勞動力則全部進行農業生產。把一兼農戶和二兼農戶的情況進行比較不難發現，一兼農戶從事純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比重要高于二兼農戶。而在從事非農活動的勞動力中，無論是哪種類型的兼業農戶，常年外出打工或經商的勞動力比例都高于季節性在外務工勞動力比例，且二兼農戶外出勞力中常年從事非農職業的勞力比重明顯高于一兼農戶。這種勞動力利用結構，使兼業農戶尤其是二兼農戶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兼業農戶尤其是二兼農戶農業生產的低效率。

2．耕地占有及利用狀況

不同類型農戶在耕地占有及利用上存在一定差異，表5反映了這種情況。從耕地占有上來看，純農戶無論是耕地總面積數還是人均耕地面積數都要多于兼業農戶，在兼業農戶內部一兼農戶又多于二兼農戶。從耕地利用結構來看，一兼農戶和純農戶糧食作物種植面積要略小于經濟作物，并且一兼農戶經濟作物用地比例最大，但二兼農戶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仍高于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種植經濟作物尤其是蔬菜、瓜果等的經濟效益要高于糧食作物，純農戶和一兼農戶可以通過增加其種植面積來增加收入，但同時種植這類經濟作物需要更加連續、細致的勞動投入(比如蔬菜種植需要經常澆水)，二兼農戶由于將主要的勞動資源配置于非農產業，放在主導地位的只能是相對易于管理的糧食作物的種植。對耕地利用狀況進行進一步考察發現，在各類農戶中耕地實際利用率最高的為純農戶，其拋荒的土地數量非常少；兼業農戶的耕地實際利用率低于純農戶，二兼農戶的拋荒土地面積又多于一兼農戶，比例接近10％。綜上所述，純農戶總體和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積相對較多，耕地利用結構以經濟作物為主，且土地拋荒面積少，耕地實際利用率最高；兼業農戶擁有的耕地面積相對較少，而且耕地實際利用率比較低，拋荒面積增加；在兼業農戶中，二兼農戶的耕地利用率又少于一兼農戶。由此可見，在兼業農戶尤其是二兼農戶廣泛存在，且土地流轉集中機制尚未建立與完善的情況下，耕地資源的非充分利用是一種必然存在的狀況。

3．農用物資投入狀況

膠州農戶調研數據顯示，在家庭農用固定資產(主要包括農用拖拉機、排灌機等各類型農業機械)投資方面，純農戶與兼業農戶的差別不大，純農戶家庭農用固定資產余額平均為3685．2元，一兼農戶為3814．9元，二兼農戶為2933．5元。純農戶和兼業農戶在糧食作物種植中普遍采用購買機械化服務的方式進行機播和機收，購買服務的比例在純農戶和兼業農戶中都超過了90％，純農戶和兼業農戶之間差別不大。在除草劑花費上，純農戶、一兼農戶和二兼農戶每畝費用分別為26．4元，24．1元和23．8元，差別很小。在良種采用率上，純農戶和兼業農戶良種采用比例都超過92％，相互之間差別也不大。另外在農業用水，農藥化肥的施用以及田間管理方面的主觀調查顯示，85％以上的純農戶和兼業農戶都能保證農業灌溉用水充足，農藥化肥施用充分以及田間管理及時，純農戶和兼業農戶之間的差別很小。可見，在農業物質投入方面純農戶要多于兼業農戶，但兩類農戶之間各項生產要素的投入差距并不明顯。因此，可以說農戶采用何種經營方式(專業經營或兼業經營)對農業物質投入的影響并不大。綜上所述，造成不同兼業程度農戶農業生產效率差別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農戶勞動力資源及利用情況方面，雖然兼業農戶尤其二兼農戶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和素質較高，但由于其利用分散，且高素質勞動力就業時間安排以非農為主，造成二兼農戶農業生產效率低下。同時，純農戶和一兼農戶農業勞動力較低的文化素質和老齡化趨勢，制約著農業生產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其次，在農戶耕地占有及利用情況方面，純農戶總體和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積相對較多，耕地利用結構以經濟作物為主，且耕地實際利用率最高，土地拋荒面積少；兼業農戶擁有的耕地面積相對較少，并且耕地實際利用率低于純農戶，拋荒面積增加，在兼業農戶中，二兼農戶的耕地利用率又少于一兼農戶。這種耕地占有及利用的情況表明純農戶和一兼農戶具有較高的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他們愿意投入更加細致的勞動和更多的精力，從而具有較高的農業生產效率。第三，在農用物資投入方面，家庭中農用固定資產投資純農戶和一兼農戶要高于二兼農戶，但其余各項可變生產要素的投入在兩類農戶之間的差距并不大，可見我國總體上小規模的農業經營還沒有完全激發出農戶農業生產投入的積極性，農業生產效率進一步提升的空間較大。

五、主要結論及相關建議

(一)主要結論

本文以山東省膠州市為例，在調查問卷的基礎上，分析了農戶兼業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具體結論包括：第一，不同程度的農戶兼業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是有區別的，一兼農戶和純農戶在農業生產效率上的差別并不顯著，可見一兼農戶的存在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不會對農業生產效率造成顯著影響；而二兼農戶的農業生產效率顯著低于一兼農戶和純農戶，因此二兼農戶比例的繼續上升，會對農業生產造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第二，不同兼業程度農戶在農業生產效率上的差別主要是由勞動力資源水平及利用狀況、耕地占有及利用狀況、農用物資投入強度的差異造成的，在這個過程中，三種主要作用因素并非獨自發揮作用，而是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共同促成農戶兼業對農業生產效率的作用模式。具體來說，純農戶和一兼農戶以農為主，把農業作為家庭從事的主要行業，對農業生產積極陛較高，傾向于把勞動力配置于農業，土地的利用率較高；通過擴大經營面積以增加收入，農用固定資產投入較高；二兼戶以非農產業為主，傾向于把勞動力配置于農外產業，對擴大農業經營面積缺乏積極性，土地利用率下降，農業主要物質投入低。因此，純農戶及一兼農戶與二兼農戶相比，更傾向于農業資源的集中利用，雖然在人力資本積累上處于劣勢，其農業生產效率仍然高于二兼農戶。

(二)相關建議及對策

篇（10）

1.1 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農田生態系統是一種半自然的人工生態系統，是由農田、環境及人為控制組成的復合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具有特殊性。它不僅包括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提供堅實物質基礎和食物保障的產品服務功能，還具有巨大的環境服務功能。

1.2 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形成機理 農田生態系統是人類依靠土地資源，利用農田生物與非生物環境之間以及農田生物種群之間的關系來進行人類所需食物和其它農產品生產的半自然人工生態系統。農田生物包括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等；非生物環境包括地理位置、溫度、降雨、土壤養分、pH值等。農田生態系統在經過一系列的生態過程的基礎上，通過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和信息傳遞產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是生態系統功能的具體體現，生態系統非生物環境特征、生物特征和生態過程及其相互作用是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形成的內在機制。作為一種半自然的人工生態系統，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有著重要的影響。從根本上說，人類活動是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形成的驅動力。但是，不科學的人類管理活動會對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造成巨大的損害。

1.3 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價 近年來，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評價引起了生態學界的廣泛關注，成為當前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研究的前沿領域和熱點問題。沒有定量經濟量度的生態系統服務易被忽視，對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進行評價，是量化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重要環節。通過價值量化評估技術，探討生態系統的價值，不僅可為構建綠色GDP、制定生態環境保護政策、區域發展決策提供理論依據，而且對認識中國“三農問題”、優化農業種植結構、保護農田及農村生態環境、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等具有重要意義。

2 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可持續發展策略

篇（11）

在世界金融危機沖擊之后，中國經濟已經走到了一個自身“潛在增長率”下降和“深層次矛盾”凸顯對經濟發展制約的新階段。因此，尋求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必須升華為“全面協調的科學發展觀”和生產方式轉型升級的路徑，這樣才能使中長期發展與有效激發、釋放內生潛力與活力相結合，從而保證中國經濟增長達到“增效、綠色、可持續”的目標。這里有一個現實問題，如何破解中國經濟增長的瓶頸制約，需要什么樣的創新思路。

一些學者提出了新思路。賈康認為，西方經濟學（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雖然各自從不同的視角分析經濟問題，并做出了相當的貢獻，但是其共同的失誤確實存在，即他們都在理論框架里假設了供給環境，然后主要強調的是需求端及其政策主張，都存在著忽視供給端、供給側的共同問題。由于不同國家的學者所處的現實環境不同，例如，美國不像中國這樣的經濟有不能回避的、需要轉軌問題的客觀需要，如果照搬西方經濟學理論，自然而然地難以提升對供給側的重視程度。再如，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和經濟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大眾消費者的需求變化遠快于發達國家，原有的供給方式、結構和產品變化較快，如果供給端的改革發展慢于需求端的增長變化，就可能制約產生顯性或隱性供求關系失衡。由此可見，我們必須結合中國的現實需要，以及國際的正反經驗和啟示，以更廣闊的經濟學理論視野，思考和探索中國特色經濟學理論創新。

賈康等學者提出了有關供給側結構性創新理論。第一，強調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側的分析和認知，需要更加鮮明地提出“理論聯系實際”的必要環境和創新取向。在經濟學角度上，過去我們對于有效供給對需求引導方面的作用認識不足，應從供給能力在不同特征上的決定性這樣一個視角，強調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和供給能力，以及與“供給能力形成”相關的制度供給問題。第二，強調現實問題而加強理論支撐的有效性和針對性。過去經濟學所假設的“完全競爭”環境，雖然具有理論的啟示意義，但畢竟離開現實經濟較遠。中國的現實經濟比書本理論要復雜得多，而且現實經濟推動理論創新，所以供給側結構性研究就成為經濟學創新的重要內容。第三，強調制度供給應該充分地引入供給側分析，由此形成有機聯系的一個認知體系。在供給端構建各種要素之間內在聯系的通路，包括從“物”和“人”這兩個視角，只有這樣才能在更深的層次和更廣的領域，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難點問題。

由問題導向提出中國經濟學創新理論，這被稱為新供給經濟學，這種理論是強調以機制創新為切入點，以結構優化為側重點，著力從供給端入手推動中國新一輪改革，有效化解“滯漲”“中等收入陷阱”等潛在風險，力爭形成中經濟可持續發展新模式。從深化改革要求出發，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加快經濟發展轉型方式的重要組成內容。顯而易見，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有可觀的現實需要，又有新供給經濟學的理論支撐。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看，同樣存在市場繁榮背后隱藏著的深層次問題，這不僅是農產品的結構性、階段性過剩，簡單的農產品結構調整，而是農業轉型升級的系統性工程，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過程中各種要素的科學配置，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變革和生產方式變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即為了增加和擴大有效需求。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看，就是進一步拓展農產品消費需求，從而推動中國經濟發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意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改變玉米等糧食品種的階段性、結構性過剩。經過連續10多年糧食增產，近年我國玉米庫存高達2.3億噸左右，加上每年新增玉米入庫，需要用幾年時間消化過多的玉米儲備，并設法降至合理的庫存量。從這個角度講，調減國內玉米產量是迫在眉睫的任務。2016年國家取消玉米糧食收儲政策，實行市場收購和玉米種植補貼，增強市場化運作的作用，應用市場方式調控玉米生產。雖然通過調整收購政策，降低國家收儲玉米數量，但是這種政策調整并非易事，需要有進一步改革措施配套，以解決深層次的農業供給側問題。

長期習慣種植玉米的農民難以在短期調減。由于玉米種植相對比較簡單，生產技術含量較低，除去機械化收割等作業外，一名農民種植每畝玉米耗時3～4天，以每戶6畝地計算，一季玉米種植大約20天，其剩余時間可以外出務工或者農閑消遣，這是農民偏好玉米生產的主要原因。如果農民不種植玉米，改為種植其他農作物或從事畜牧生產，這需要地方政府積極引導農民調整種植結構，要求出臺有實際效果的措施方法，包括農業技術培訓、提供有市場需求的路徑方式、出臺農業結構轉型的鼓勵性政策等，而非簡單地傳達中央政府文件的方式。對于農民來說，調整農業生產結構，不僅需要學習和熟悉新技術，增加多方面的支出成本，而且需要承擔一定的市場風險。在缺乏農業技術推廣和農業生產組織化程度較低的條件下，對于中老年農民來說，改變其生產習慣和調整種植品種，可能就是一種困難和痛苦。由此可見，要真正解決玉米等階段性、結構性過剩，需要從思維方式、生產方式和組織方式等方面，推動農業的全面轉型升級，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承擔著重要的任務。

二是加快農業綠色轉型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性。在農業供給不足的時期，中國人是將能否吃飽作為主要的衡量標準，還談不上農產品質量標準，更談不上綠色有機農產品。1998年中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邁上一個大臺階，中國農業生產能力從重點保證糧食生產，轉向促進糧食和經濟作物生產，這對改善中國人民的飲食消費和營養狀況，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近20年來，中國農業生產又邁進了一大步，同時，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消費需求的增長，農業供給端不能滿足消費新需求的矛盾顯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的供給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農業綠色轉型發展面臨著諸多問題。從水資源來看，影響農業綠色轉型不僅是水源數量，而且是水源質量。《農村綠皮書（2015-2016）》指出，中國水環境污染日益嚴重，清潔水源更加短缺。環境保護部的《2014中國環境狀況公報》表明，2014年全國423條主要河流、62座重點湖泊（水庫）的968個國控地表水檢測斷面（點位）檢測結果表明：Ⅰ、Ⅱ、Ⅲ、Ⅳ、Ⅴ、劣Ⅴ水質斷面分別占3.4%、30.4%、29.3%、20.9%、6.8%、9.2%。由于Ⅳ、Ⅴ、劣Ⅴ水量占比高達36.9%，這無疑直接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性。

從耕地資源看，在我國耕地資源構成中，優質耕地面積所占比例僅僅為2.9%。在優質耕地嚴重不足的同時，中國耕地資源污染日趨嚴重，特別是耕地土壤的重金屬污染進入“集中多發期”，呈現工業向農業、城區向農村、地表向地下、上游向下游轉移的特點，繼而積累到農產品之中，導致突發性、連鎖性、區域性的集中爆發。從化肥農藥看，化肥在提高農作物產量的同時，也帶來耕地和地下水的污染。2005～2014年，我國化肥施用強度從306.53公斤/公頃增至362.41公斤/公頃，即增長18.23%。與國際公認的化肥使用安全上限值相比，我國是該上限值225公斤/公頃的1.61倍。全國多個地區農區化肥使用量超過國際化肥施用安全上限，直接影響糧食等農產品質量安全性。

三是農產品成本上漲過快需要合理調整。價格理論指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商品價格下降將刺激需求增長；反之，商品價格上漲會導致需求下降。近10多年來，我國土地價格和勞動力價格上漲非常明顯，這是導致國內農產品成本和價格上漲過快的主要原因。據我們農村調查，許多地區農村耕地租金是10年翻一番。一項研究表明，人工、土地成本是引起糧食生產總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這兩項成本不僅所占比重較大，而且增加較快。2014年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分別占糧食總成本的41.81%、19.09%；2004～2014年這兩項成本分別實際增長了87.35%、123.50%。從中國糧食價格與國際糧食價格相比，2005年我國小麥、稻米、玉米價格分別高于國際市場價格的30.43%、8.09%、50.61%，但是2015年我國小麥、稻米、玉米價格分別高于國際市場價格的91.10%、77.78%、98.18%。

實際上，我國多種農產品價格已經接近，甚至超過發達國家市場價格，這不僅抑制了我國中低收入階層消費者的消費需求，而且對我國糧食安全帶來了潛在危險。已有研究表明，2012年以來，我國主要糧食品種受到的市場擠壓效應趨于增強。2013～2015年這種擠壓效應增強尤為顯著，小麥市場擠壓效應值從0.745上升至3.333，玉米市場擠壓效應值從0.775上升至3.125，大米市場擠壓效應從0.532上升至3，073，這表明我國糧食市場不僅受到進口糧價“天花板”不斷降低的壓力，而且受到國內糧食生產成本不斷上漲的推力，國內糧食價格的調整空間和糧食政策的調整空間均被壓縮。

如何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基于我國農業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和問題，并在反思西方主流經濟學框架的基礎上，展開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思考和實踐創新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涉及面廣、觸及點深和改革力度大的特征，絕非僅僅局限于糧食生產結構調整方面，而是所有與農業供給端有關方面。

一是要有農業變革性和創新性思維。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從供給端入手，農業生產方式變革是關鍵環節。我們應具備變革意識和創新思維，超越傳統農業思想的束縛。這包括農業新技術推廣應用、農產品新物N引進和培育、農業智能化孵化基地和推廣等，甚至對傳統農業具有顛覆性的新技術、新方法的誕生，例如，依靠營養液生長的水養技術和工藝。這些新技術、新方法不僅改變了農作物的生長條件，可能改變了傳統農業具有的雙重風險特征，而且可以實現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性的跨越性提高。

二是從系統性看待農業供給側改革。從系統工程觀點看，凡是涉及農業供給端的方面，都應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系統內的一部分，并分為上下聯系和相互關聯的子系統。因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面廣泛，研究某一個主要問題，就必須研究與其關聯的若干具體問題，否則研究就難以深入和透徹，研究結論不能反映本質，改革實踐也難以收獲成功。同時，抓住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方面，從先易后難入手，逐步推進這項改革實踐任務。

三是推進農業轉型升級是改革關鍵。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起因，是為了解決我國農業供給端所暴露的一系列問題，但是只有實現農業的全面轉型升級，才能真正解決農業供給端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改革實踐過程是為其目標服務的，推進我國農業轉型升級和現代農業，這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所在。例如，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性，這是改進農業供給端的重要內容，其改革關鍵是實施綠色農業。只有通過綠色農業發展，才能真正地實現農產品的優質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