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政策分析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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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作為我國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擔負著為基層、為生產一線培養實用型、技能型人才的特殊使命。校企合作正是培養這類人才最恰當、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徑，也是最經濟、最實惠的方式和途徑。通過校企合作，學校、企業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對學校而言，可以幫助學生把書本知識與企業生產實際相結合，從而增強人才培養的針對性和實用性；對企業而言，可以大大縮短員工和企業的磨合期，降低企業員工的培訓成本和勞動成本。

一、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現狀

目前，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雖然已經開拓了良好局面，為建立符合我國國情和行業特點的職業教育模式奠定了一定基礎，但就總體而言，仍處于較松散的、不穩定的，甚至是流于形式的狀態。從校企合作的形式來看，基本屬于“院校”主動尋求行業企業參與校企合作這樣一種初級層次，而且普遍存在校企聯系不夠緊密、合作比較膚淺、不能長期穩定合作等狀況。雖然也有院校已開展為行業企業培養急需、適用人才的教育模式，如采取“訂單式”教育、承擔企業內部員工培訓等屬于中級層次的校企合作，但由于受專業特點限制，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效果不夠理想、不能令行業企業滿意；“院校與行業企業互動，實現資源共享、互惠互贏的高級層次合作”基本沒有建立。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幾方面：

（一）“院校”方面

對校企合作中院校應起主導作用的認識不足，開展校企合作主要停留在希望能解決部分學生實習這種低級層次的合作，而沒有作為院校發展的重要戰略。同時，院校本身管理水平落后、雙師型教師嚴重缺乏嚴重制約了院校自身與行業企業合作的能力和水平。

（二）企業方面

企業對校企合作的認知不到位。校企合作正如校企雙方的聯姻，需要雙方在認知、情感等方面達成共識。但是，近年來校企合作的實踐證明，企業對校企合作的認知還遠遠沒有到位。一是對校企合作的意義認知不到位，每當談及校企合作，一些企業認為是在給企業增加負擔，會影響正常生產，會使企業效益受損；二是表現在對人才的認知不到位，他們對職業院校畢業生扎實的專業底蘊、高效的動手技能、潛在的技能素質和較高的人文素質等缺乏深刻了解；三是企業對國家和地方政府在校企合作方面所出臺的一系列政策的認知不到位，如很多企業從未考慮到企業需要列支一定比例的員工培訓和教育經費，更不知道實習生報酬列支的方式和途徑。由于以上原因，目前部分企業對校企合作并不是非常熱衷。

（三）校企合作的機制和監管不到住。

校企合作可以說是世界各國職業學校培養應用型人才的成功經驗，在他們的成功經驗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國家創造了良好的校企合作環境，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制度體系，并有相應的機制進行監管，從而保證制度的貫徹和落實。但是，目前校企合作在制度上還很不健全，國家或地方以前所出臺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只是停留在粗放、宏觀的層面，可操作性不夠強，其中倡導性成分比較多，剛性的制度則很少。在校企合作方面，目前似乎還沒有一個對校企雙方和其他相關部門都能構成有制約的相關制度。

三、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思考與建議

（一）提高校企合作有效性的前提：實現觀念上的重大突破。

要提高校企合作的有效性，轉變觀念非常重要，職業院校要重視校企合作，企業也一樣。首先，學校掌握了幾乎所有新生勞動力的供給，如何才能向社會提供優秀的畢業生，學校必須要求用人單位參與學校教學，同時學校要在校企合作的組織機構、人員配備、管理體制等方面真抓實干，打破認為校企合作只是走過場、靠人脈的傳統思維。其次，企業的觀念必須轉變，在勞動力日益短缺和產業轉型升級的背景下，企業如何才能得到職業院校優秀的畢業生，提高對職業教育的認識，企業是職業教育的辦學主體。

（二）職業應在校企合作中發揮主體作用。

高職院校在校企合作中要充分發揮主體地位，要努力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根據調查分析，企業對職業院校畢業生的滿意度對合作意愿度是有顯著影響的。培養高素質技能型人才需要學校和企業共同努力，職業教育離不開企業的深度參與，企業的需求就是學校的培養目標，校企合作就是努力將企業的需求變成學校的教學行動。因此，高職院校要想在校企合作方面有所作為，首先必須成立校企工作委員會，教學、就業各部門共同推進校企合作向縱深發展：其次，提高自身的軟實力，建立適應校企合作的教學機制、服務于校企合作的管理機制、培養方案的外部論證機制和校企關系和諧的情感機制，努力提高人才培養質量，使學校的專業設置與地方產業需求相適應，使畢業生素質與企業的需求相適應。

（三）企業應在校企合作中發揮主要作用。

職業院校極性沒有主動權，企業有主動權沒有積極性，使校企合作處于尷尬狀態。只有企業的認識和行動與高職院校達到了同一高度，校企合作的良性機制才能最終構建。企業應樹立合作共贏的價值認同、高瞻遠矚的利益認知、服從大局的配合意識和互信互諒的包容意識，充分理解職業院校在培養技能人才、服務各類企業中所做的努力，尊重職業院校的勞動。通過制度強化對學生參與企業生產的質量意識，通過參與學生管理強化學生的紀律意識，通過相互溝通增強校企合作的培養意識。合理處理在與校企合作的過程中，校園文化與企業文化、學校價值觀與企業價值觀、學校利益與企業利益上的碰撞問題，確保合作有序、和諧進行。

（四）政府應在校企合作中發揮引導作用。

職業教育涉及各行各業，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將根據行業、專業的特點而異，這就需要在行業主管部門和（或）行業協會配合下，推動行業企業主動、積極參與，因此，國家職業教育政策法規對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起著重要影響。但是，由于國家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缺乏相應的政策法規調節、規范和推動，如職業教育管理中沒有明確行業主管部門和（或）行業協會的地位和作用，更未能建立行之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形成機制和運行機制，使行業主管部門和（或）行業協會在建立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中未能為校、企之間的合作搭建平臺提供良好服務發揮作用，也使院和企業在合作往往由于沒有政策引導而顯得無所適從，或因一些無法解決的問題而裹足不前。這是影響建設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開展的關鍵因素。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賦予職業教育主動改革創新的使命，校企合作不僅是現實中必須解決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必須思考和解決的戰略問題，它是職業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最終歸宿。

參考文獻：

[1]王鎖榮.企合作成效的現狀分析與政策建議[D]常州建設高等職業技術學校，2008.

[2]定明.校企合作形式探析[J].教育與職業，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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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4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2）10-0051-04

一、模型介紹

面板數據（Panel Data）是對不同時刻的截面個體作連續觀測所得到的多維時間序列數據。面板數據模型（Panel Data Model）就是研究和分析面板數據的模型。由于面板數據模型既考慮到了橫截面數據存在的共性，又能分析模型中橫截面因素的個體特殊效應，所以，面板數據模型優于單獨處理時間序列數據或橫截面數據的線性回歸模型。

根據參數變化的不同，面板數據模型可以表示為：

在使用面板數據模型時，通常采用協方差分析檢驗確定模型的形式。主要考慮以下兩個假設：

假設1：斜率在不同的橫截面樣本點上和時間上相同，但截距不相同。

假設2：截距和斜率在不同的橫截面樣本點和時間上都相同。

如果接受了假設2，則采用模型3，沒必要進行進一步的檢驗；如果拒絕了假設2，則檢驗假設1，判斷是否采用模型2；如果拒絕了假設1，則采用模型1。

二、數據指標選取

歐盟靈活保障模式包括北歐模式、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地中海模式和大陸模式四種。本文選取各模式的典型代表丹麥、荷蘭、瑞典、芬蘭；英國、愛爾蘭；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奧地利、德國、比利時等13個國家。

歐盟靈活保障模式的量化指標選取有代表性的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平均總失業保險替代率、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工會密度和勞動稅收等共5個指標。

鑒于勞動力市場的復雜性，國際勞工組織的《勞動力市場主要指標體系》包括7組18項指標。本論文只選取每組指標中的代表性指標進行分析，即失業率、就業率和勞動力參與率。

2001年～2008年自變量數據略，青年失業率、青年就業率和青年勞動力參與率具體數據，見表1、表2 和表3。

三、回歸結果分析

（一）青年失業率

經判斷，采用模型3。用Eviews3.0統計分析軟件進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計，具體模型為：

從表4的結果可以看出，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0.0000）、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0.0000）、工會密度（0.0000）、勞動稅收（0.0000）都對青年失業率有顯著影響。其中，F統計值，D-W統計值1.954649，R2值0.905301，不存在序列相關現象，整體顯著水平較高。

從相互關系上來講，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與青年失業率是正相關關系，就業保護越嚴厲，青年失業率越大；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與青年失業率是負相關關系，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越多，青年失業率越小；工會密度與青年失業率是正相關關系，工會密度越大，青年失業率越大；勞動稅收與青年失業率是正相關關系，勞動稅收越多，青年失業率越大。

從影響程度上來講，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對青年失業率的影響非常大，然后是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勞動稅收、工會密度對青年失業率的影響較小。其中，失業保險替代率在5%水平下不太顯著，只在10%水平下顯著（0.0754）。

（二）青年就業率

經判斷，采用模型3。用Eviews3.0統計分析軟件進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計，工會密度沒通過檢驗，故將其去掉。具體模型表示為：

從表5的結果可以看出，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0.0000）、失業保險替代率（0.0000）、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0.0000）和勞動稅收（0.0000）都對青年就業率有顯著影響。其中，F統計值468.3701，D-W統計值1.892035，R2值0.949809，不存在序列相關現象，整體顯著水平較高。

從相互關系上來講，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與青年就業率是負相關關系，就業保護越嚴厲，青年就業率越小；失業保險替代率與青年就業率是負相關關系，失業保險替代率越高，青年就業率越小；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與青年就業率是正相關關系，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越大，青年就業率越大；勞動稅收與青年就業率是負相關關系，勞動稅收越多，青年就業率越小。

從影響程度上來講，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對青年就業率的影響很大，其次是就業保護政策嚴厲程度，然后是勞動稅收，失業保險替代率的影響較小。

（三）青年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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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的實踐

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是針對被動勞動力市場政策提出來的，是緩解失業問題的有針對性的政策。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定義，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是指，為追求公平和（或）效率，政府有目的、有選擇的進行干預，為勞動力市場弱勢群體提供工作或提升其自身就業能力的措施。一般來說，被動勞動力市場政策為失業者提供社會補貼和救濟金，且不以其必須參加培訓為前提條件；而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則是以一種積極支持和鼓勵的方式來推動勞動力市場的整合，通過培訓使失業者快速重新就業或推動失業者積極尋找工作。歐盟對其成員國的就業政策指南中明確指出，應該發展和應用針對失業者和消極勞動者的積極的、預防性的勞動力市場政策，以增加其參與競爭的能力，促進其再就業，防止轉變為長期失業者。

（一）歐盟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的內容

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一般包括勞動力培訓、創造新的就業崗位、新企業創業項目和私營企業雇員補貼項目等。歐盟國家又將其具體劃分為公共就業服務與管理、勞動力市場培訓、崗位輪換與工作共享、就業激勵、支持就業與康復、直接創造工作崗位和創業激勵等七項措施。歐盟典型國家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具體措施的排序，見表1。

通過表1可以看出，歐盟各典型國家實施的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大多數都側重于公共就業服務與管理、勞動力市場培訓以及就業激勵三項措施，其它措施則應用的較少。

（二）歐盟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占GDP的百分比

實施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必須要有足夠資金的大力支持。歐盟大部分國家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占GDP的百分比都較高。尤其是丹麥，2008年動用了1.4%的GDP實施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成為了世界上最昂貴的勞動力市場政策。歐盟典型國家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占GDP的百分比，見表2。

歐盟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的效應分析

（一）有效性分析

筆者通過整理德國、法國、英國、丹麥、荷蘭、瑞典、西班牙等13個國家2001～2008年共1248個樣本，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對歐盟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的勞動力市場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量化得出歐盟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對勞動力市場的失業率、就業率和勞動力參與率三個勞動力市場基本指標以及青年失業率、青年就業率和青年勞動力參與率三個勞動力市場具體指標都有顯著影響。研究得到的主要結論有以下三個：

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與失業率存在負相關關系，而且隨著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的增加，總失業率、青年失業率都明顯下降。

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與就業率存在正相關關系，而且隨著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的增加，總就業率和青年就業率都明顯上升。

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與勞動力參與率存在正相關關系，而且隨著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支出的增加，總勞動力參與率和青年勞動力參與率都明顯增加。

實踐證明，歐盟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是一種非常有效的促進就業的政策。同時，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也得到了國際上很多知名專家的認可。

（二）存在的問題

首先，歐盟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重供給輕需求，始終以供給方為導向，采取各種措施激活失業者，很少有激活企業的措施，只是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在經濟擴張時，企業對勞動力需求增加，通過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的培訓，可以滿足市場對勞動力的不同需求。然而，在經濟下滑時，企業對勞動力需求減少，持續激活失業者會引起勞動力供給增加，同時會導致公共支出增加。另外，歐盟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具有擠出效應。雇主為了獲得政府津貼，會選擇雇傭一個享有政府津貼的失業者，解雇企業的在崗職工。這樣，非正規就業人員占據了正規就業人員的崗位，正規就業減少，非正規就業增加，總體就業可能會不變。

其次，歐盟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中的激活計劃雖然對失業者起到了刺激和激勵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潛在的弊端，本文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激活計劃，尤其是立即激活計劃，對能立即就業的失業者存在不利的影響。失業者為了避免必須參加激活計劃，就匆匆尋找一份并合適的工作。第二，參加激活計劃的期間，工作搜尋的強度會明顯下降，而且失業者希望完成這種技能提升活動，這時的就業機會就明顯減少。第三，參加激活計劃以后，隨著失業者技能的提升，其對就業的期望和要求也會相應提高。

最后，歐盟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的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偏高，加重了財政支出的負擔。雖然GDP基數逐年增加，歐盟各國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的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呈逐漸縮小或基本穩定的趨勢，但目前的比例仍然較高。

歐盟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對我國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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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增長模型分析框架

宏觀經濟現象有許多不同的視角，影響因素也眾多，容易造成一個結果就是，由于觀念和理解的差異，人們對同一經濟現象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結論。因此，有必要從源頭解決這一問題，建立一個合理的體系化的分析框架。

任何經濟問題都必然涉及到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對商品和服務的總需求和總供給的研究是分析宏觀經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本文的分析框架就建立在供需之上。

經濟的總供給是指一個經濟體在某一時期內有社會生產活動提供的最終產品和勞務總量。社會的生產活動中涉及到諸多要素，其中最根本的是勞動力（L）和資本（K），那么生產函數就可以表達為：GDP=f（L，K）。由此經濟增長來源就可以歸因于勞動力和資本存量，以及社會經濟活動對勞動力和資本的使用效率，即所謂的全要素生產率。其中，勞動力數量的增長主要取決于社會人口總量和年齡結構的改變，它的改變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資本并不僅僅局限于貨幣資本，還包括實物資本，比如一些基礎設備、廠房等等，一切資本存量，資本的改變相對于整個社會幾十年的積累而言也微不足道，短期提升也不現實；全要素生產率由函數f代表，取決于整個社會的技術水平、政策以及管理對資源配置的綜合影響，短期也極難發生較大幅度提高和改變。可以看出，影響供給的主要因素短期之內是很難發生根本改變的，因此，我們把它作為分析框架中的一個長期視角。

經濟的總需求是指一個經濟體在某一時期對最終產品和勞務的總購買量，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部分：投資、出口和消費，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三駕馬車。政府和企業的投資受經濟周期波動、政策條件以及對未來發展的預期等諸多因素影響，在一個時期內會表現為明顯波動；出口則受外部的需求、匯率變化等因素沖擊，變化也比較顯著；消費，尤其是個人消費，受收入、價格以及未來的財富預期影響，波動更是頻繁。可以看出，影響總需求的三個因素易受短期因素干擾而發生變動，不像供給要素那么穩定，因此，我們把它們作為分析框架中的一個短期視角。

到此，我們分析研究經濟增長的框架就搭建完成，形成了一個“長期看供給，短期看需求”的全局視角。而在整個分析框架中，又以人口勞動力結構最為關鍵，一個是因為人不僅是生產者也是最終的消費者，決定了經濟增長的供給也影響著經濟增長的需求；另一個是因為，相對其他經濟變量，人口數據最為可靠，變動相對緩慢穩定，可以提供一個穩定可靠的視角。

二、人口紅利的消失導致經濟結構的巨變

根據我國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的人口結構和趨勢已經發生比較重大的改變：1、人口的總體增長率進入2000年之后明顯放緩，按目前的生育率估算，我國人口總數到2025年將迎來頂點；2、適齡勞動力人口比重在2000年之后逐步下降，老齡化人口比重提升，新生少兒人口比重下降；3、全社會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升明顯，人口素質提高明顯；4、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人口向城鎮化遷移和由內陸欠發達地區向沿海發達省份遷移的趨勢明顯。

在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不斷上升，同時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加入到現代制造業和服務業，使得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在推行計劃生育之后以及在經濟環境等綜合因素影響下，如今遭遇人口紅利衰退，勞動力人口占比下降，整個社會的消費和生產結構都將發生改變，從而必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造成沖擊。而且，根據政策研究領域和學術界的研究結論，人口轉變的過程不可逆，也就是說人口紅利的消失趨勢無法阻擋，為保持經濟增速，只能盡可能通過調整結構縮小勞動力人口減少的缺口。

三、新形勢下政策改變的必然性

人口紅利的消失，對經濟的影響也是顯著的，我們將從分析框架的各個細節要素展開來討論其影響，以及政策的應對。

首先，從供給層面：勞動力方面，過去10年我們的總人口增長率不斷降低。更為核心的是生產者/消費者占比不斷下行，意味著人口紅利的不斷消失，社會的負擔不斷加重。所以，我們看到延長退休年齡的政策試探，以及放開二胎政策呼聲。

資本存量方面，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導致我們的儲蓄率開始降低，數據顯示我國的儲蓄率從2012年5月已經開始下滑，資金的供給趨于緊張。

全要素生產率方面，過去的爆發性增長主要得益于勞動力的城鄉的轉移，農業部門人均勞動生產率低，當這些勞動力轉移到城鎮進入二、三產業之后，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現在勞動力可轉移的空間越來越小，統計顯示，2000年可轉移的勞動力大概在8500萬，目前下降到3000萬左右。一個現象也能從側面說明這個問題，近幾年的農民工工資上升速度特別快，明顯超過GDP的增長速度。這說明這類基礎勞動力供應不足。

短期的總需求角度，主要就是研究，投資、出口、消費等所謂的“三駕馬車”。投資雖一貫是我國政策的著力點，但目前面臨人口結構的改變、儲蓄率降低以及傳統行業產能過剩等諸多因素影響，制約明顯；出口，？WTO的紅利已過，全球的經濟體增速也放緩，這一項不樂觀。那么，就剩下國內相對穩定和空間比較大的需求了，很容易看出，現在的很多總量政策在這一塊做文章。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大致看清政策走向。供給方面，勞動力（人口）這個要素不是短期政策能改變的，即使三中全會放開二胎政策，那時間上也有極長的滯后，短期效果不明顯。更何況現在的社會環境，即使放開政策，二胎的比例也不會明顯提高。那么，政策的重點就會轉向全要素生產率，向現有條件要效率。現在看到的一系列政策，打破壟斷引入民營資本，降低企業準入門檻、財稅的減免等等基本都是這個思路，有利于提升整體效率。需求方面，出口下行成定局，投資約束太多爭議大，那就挖掘消費。所以，現在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指向民生消費，是順經濟大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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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12.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3）02-0069-06

一、引 言

目前，我國正處在國際經濟危機沖擊和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內外夾擊之中，勞動力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嚴峻的就業形勢和沉重的就業壓力已成為事關中國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腫瘤”。如何能積極有效地增加勞動力需求，促進社會就業——防止“腫瘤”癌變，也就成了中國政府的一項戰略任務。而稅收作為國家收入分配的重要經濟手段和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桿，自然也被賦予了促進社會就業，增加勞動力需求的使命。由于勞動力需求的主體——企業即納稅人的追逐目標是利潤最大化。因此，納稅人非常關心由于雇用勞動力數量的變化對其總成本的影響。如果納稅人增加勞動力需求，能夠使其獲得更多的利潤或額外的收益，納稅人就會增加勞動力的雇用。反之，如果增加勞動力雇用使納稅人的利潤減少或無法產生額外的收益，納稅人就會維持現有勞動力需求水平，甚至減少勞動力需求，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一般而言，政府的減稅政策能夠通過刺激總供給與總需求，發揮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效應；反之，政府的增稅政策則會產生削弱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效應。但是，我們進一步深入分析納稅人的結構因素，就會發現即使在政府實行減稅的稅式支出政策時，由于稅式支出的對象不同，而會相應地產生不同的政策效應。

二、文獻綜述

關于稅收政策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國內外的學者都進行過大量的研究與分析。

（一）國外稅式支出影響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研究文獻綜述

國外學者對于稅式支出影響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探討較高的稅負水平是否會導致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并削弱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意愿；二是探討對勞動征稅的稅收負擔如果是由雇主承擔，則稅收“楔子”的大小是否會對雇主（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行為產生影響；三是探討如何通過稅制改革和完善稅式支出政策來實現經濟增長與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目標。

Daveri and Tabellini（2000）[1]認為，在西方許多發達國家，失業增加，經濟下滑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勞動力成本上漲過快，而產生這一現象的“導火索”就是稅收“楔子”過大，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產生了消極影響。Koskela（2002）[2]研究認為，提高資本稅率并降低勞動稅率，會促使雇主選擇以勞動替代資本。他們指出，這種稅式支出將降低生產的邊際成本，增加生產的產出，增大雇用勞動力的需求量。Alex Easson（2003）[3]認為，政府可以向高失業地區的投資提供稅式支出刺激納稅人雇用勞動力，也可以將稅式支出直接與納稅人吸納勞動力就業掛鉤，把提供一定數額的新就業崗位作為享受稅式支出的條件。Howell H.Zee（2005）[4]在《個人所得稅改革：概念、問題及各國比較》中認為所得稅不可避免地影響個人的行為，而且具有雙重效應，即稅收會減少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愿望，使勞動力更多地消費休閑；稅收也會使勞動力感覺到貧窮而更多地工作。這兩種效應可能相互抵消，因此導致了勞動力的就業工資彈性很小，但這并不意味著計量稅收效率成本的替代效應本身很小，稅收替代效應還可能很大。Kosi Tanja（2006）[5]實證考察了歐盟國家勞動稅收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并著重研究新歐盟成員國就業的變化情況。他們運用OLS回歸方法，分析了稅收楔子對就業和失業率的影響。研究認為，在歐盟國家稅收對失業產生的影響較弱，但進一步研究發現，稅收楔子對整個歐盟國家的就業增長具有負面影響，而且歐盟轉型國家的勞動稅對就業增長的負面影響大于其他歐盟國家。

（二）國內稅式支出影響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研究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就業形勢的日益嚴峻，許多學者開始從不同角度關注就業問題，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加強政府在促進企業增加勞動力需求中的作用；二是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稅收政策取向；三是稅式支出政策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

賈康（2003）[6]在《采取得力措施，緩解就業壓力》中認為，實施稅式支出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應傾向于那些有經濟和技術方面適用性的勞動密集型的納稅人。孫勝利（2003）[7]在《我國就業問題對財政的影響與壓力》中指出，貫徹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就業資金投入，加大保護就業弱勢群體的力度，通過稅式支出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開辟新的就業崗位。羅宏斌、周紅梅（2005）[8]的觀點是稅收可以從不同的層面對就業水平和就業結構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即“對有利于經濟發展，并能吸納較多勞動力的納稅人，給予稅式支出，有利于確保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從而從源頭上解決就業問題”。盧亮（2005）[9]從實證角度分析了我國稅式支出的就業效應，并針對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的現實，提出了擴大稅式支出規模，提高邊際消費傾向的財政政策建議。王根賢（2005）[10]認為，我國自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在GDP保持較快增長的同時，就業卻未能保持同步增長，GDP增長與就業增長表現出明顯的非一致性。其研究結論是：積極財政政策所拉動的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排擠就業的。因此認為，要保持GDP與就業的均衡增長，關鍵是要啟動經濟（自主）內生增長機制。為此，要按照公共財政理論規范政府行為，財政政策優惠要同技術溢出的外部性建立關聯，構建和完善具有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機制的稅式支出政策。李偉寧（2005）[11]認為，從技術層面看，現行的稅式支出主要體現為優惠期限短、臨時措施多、配套辦法少、適用范圍窄、過渡色彩濃等；從效率層面看，稅式支出對促進整個社會就業增長的效果較差。因此，應從擴大稅式支出收益納稅人的適用范圍等方面入手，完善現行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稅收政策。王娜（2006）[12]則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稅收政策可以促進就業的結論。王春雷（2007）[13]采用回歸模型實證分析就業彈性變化趨勢，其結論是“在目前的工業化戰略下，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密集型產業2萬元的增加值就能夠創造1個就業崗位，資本密集型產業則需要6萬元，而技術密集型產業達到了將近9萬元才能創造1個就業崗位”，并且“邊際宏觀稅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使經濟增長率降低0.027個百分點”，文中對此還提出相應稅收政策。付伯穎（2007）[14]通過探討政府的稅式支出手段，在緩解勞動力供求矛盾，統一勞動力市場中的功能作用，試圖提出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長效機制的稅收政策思路。方重、梅玉華（2008）[15]則提出了另外的觀點“①稅收優惠對促進就業具有局限性。以促進就業為目的的稅收優惠，不應僅局限于第三產業和中小企業，而應以政府的宏觀調控為導向，在各個產業間均衡推進。②以促進就業為目的的稅收優惠應將重心置于勞動力技能和素質的培養和提高上。③促進就業的稅收優惠不僅要傾斜于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訓的學校，還應傾斜于為信息咨詢、中介機構，努力改善勞動力供給市場狀況”。王春成（2009）[16]在《促進就業的稅收政策研究》中通過對行為效應的分析提出，應加大對納稅人的稅式支出力度，進一步貫徹落實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稅收政策。

總體而言，國外學者主要根據發達國家高稅負的稅制特征，運用多種理論分析模型，探求稅收影響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原因并尋找優化途徑；我國學者主要立足于中國經濟轉軌和產業升級時期就業形勢嚴峻的現實，尋找緩解就業壓力，刺激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需求的稅收政策手段。目前國內的研究多從宏觀或政策層面展開，雖具有較強的針對性，但得出的結論多表現為理論依據不足，且過于籠統，多以定性分析為主，而從微觀層面去進行定量分析的并不多見，這使得學者們所提出的觀點和建議缺乏有效的說服力。為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從動態角度進行模型分析，剖析稅式支出影響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效應，并針對我國的現狀提出一些政策建議，為未來政府的稅式支出行為能更好地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證依據。

三、模型和運行機制分析

本文重點研究分析穩態均衡路徑下，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機制及激勵效應，并進而對稅式支出激勵效應進行評估。由于稅式支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稅率的影響，而稅率的變動則會引起納稅人收益的變化，進而影響到納稅人各類支出的分配比例和分配數額。這些變動會由于資本的收益彈性、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收益彈性以及其他支出的效用彈性等的不同而產生相應的差異。因此，即便是同樣的稅率變動，相對于不同的納稅人而言，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機制和激勵效應，也會產生差異。在研究方法上，相比較靜態模型分析方法而言，動態模型分析方法則克服了研究結論單一的缺憾，能較為全面的闡釋同樣的稅式支出對不同納稅人可能產生不同激勵效應的成因和機理，能更為真實準確地反映現實經濟活動中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機制和激勵效應。

假設納稅人最大化收益的目標函數為：

J=maxξ′ID，Z。其中，I為收益函數；D為納稅人第c期的雇用勞動力支出；Z為納稅人第c期的其他消費支出；D和 Z的收益函數是凹函數；ξ0

－t［∏ W，D－D］。其中，∏ W，D為W和D的凹函數，表示為收益函數，將其具體化即為：

∏=λWD其中，W為資本；W為產出；λ為收益占產出的比例；δ0

為了便于研究和分析，我們不妨將納稅人最大化收益的目標函數進行對數化處理，即可得到：

ID，Z=1－υlnD+υlnZ （1）

其中，υ為納稅人其他消費支出的收益彈性。

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對目標函數及其預算約束函數求解動態最優，進而得到：

I′= ξI′′1-t+1 （2）

I′= I′1-t1-′ （3）

其中，（2）式表示納稅人第c期減少一個單位的消費支出Z造成的收益損失與第c+1期資本W增加帶來的收益增長相等，即本期消費支出Z減少產生的收益損失可以通過下一期資本W增加帶來的收益增長來進行相應的補償；（3）式則表示納稅人在同期雇用勞動力支出與其他消費支出之間存在平衡關系，即減少一個單位的雇用勞動力支出產生的收益損失可以通過增加其他消費支出來進行相應的補償。所以，在滿足（2）和（3）跨期最優化一階條件的基礎上，求解出最優穩態均衡路徑，納稅人即可實現其收益最大化。這一結論足以說明，本模型滿足了動態模型最優解的存在性和穩定性，因此，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分析研究稅式支出的變化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機制及其激勵效應。

為了獲得稅式支出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的變動關系式，現將（1）式代入（2）式和（3）式，可以整理得到：

=δ1－tλWD+1 （4）

υD1－t1－λWD

=1－υ1－tλWD－D－B（5）

假定納稅人的收益占產出的比例和最小資本回報率固定不變，我們可以通過對（4）式和（5）式求W、D、t、B、λ的全微分來分析稅式支出變動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影響，即：

=

= （6）

（一）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不能獲得額外收益時，稅式支出對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的影響

當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沒有獲得額外收益時， =0，假設λW>D，我們就可以由（6）式得到：

1－t=D－λW

可見，如果>1，那么

0。

因此，當=0時，如果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發生持續性變動，納稅人的收益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動，進而對收益的分配產生影響。從長期來看，當>1，有

（二）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能夠獲得額外收益時，稅式支出對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的影響

當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能夠獲得額外收益時，≠0，假設λWD>D，我們就可以根據（6）式進一步分析稅式支出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的關系。

1.當>1時，按照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能夠獲得額外收益的多少，我們需要分為兩種情況進行研究：

（1）當值較大時，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的影響

因為，>1，所以，1－υ+υλWD

>D1－δ，于是，E

又因為值較大，且1－υ+υλWD

>D1－δ，所以，1－υ+υλWD>D1－δ，于是，E

因此，=>0

這就意味著，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呈同向變動，稅率變動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產生的替代效應占主導作用，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弱化，有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2）當值較小時，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的影響

因為，>1，所以，1－υ+υλWD

>D1－δ，于是，E

又因為值較小，且1－υ+υλWD

>D1－δ，所以，1－υ+υλWD0

因此，=

這就意味著，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呈反向變動，稅率變動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產生的收入效應占主導作用，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強化，不太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2.當

這也就是說，現有的研究方法無法判斷和確定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變動會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支出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四、分析結論及相關建議

（一）主要分析結論

首先，對于增加雇用勞動力支出而沒有獲取額外收益的納稅人而言，如果納稅人其他消費支出的收益彈性較小，而資本的收益彈性較大，那么，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變動所產生的收入效應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支出就產生了主導作用，稅率的持續性下調，即稅式支出的持續性上漲將會導致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持續性增加。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強化，不太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其次，對于增加雇用勞動力支出而沒有獲取額外收益的納稅人而言，如果納稅人其他消費支出的收益彈性較大，而資本的收益彈性較小，那么，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變動所產生的替代效應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支出就產生了主導作用，稅率的持續性提高，即稅式支出的持續性下降將會導致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持續性增加。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弱化，有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再次，對于增加雇用勞動力支出就能夠獲取額外收益，且雇用勞動力的收益彈性較大的納稅人而言，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呈同向變動，稅率變動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產生的替代效應占主導作用，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弱化，有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最后，對于增加雇用勞動力支出就能夠獲取額外收益，且雇用勞動力的收益彈性較小的納稅人而言，影響稅式支出的稅率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呈反向變動，稅率變動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支出產生的收入效應占主導作用，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激勵效應強化，不太可能產生政策失靈的現象。

（二）相關政策建議

首先，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所產生的影響效應有兩種，即激勵效應和替換效應。稅式支出的激勵效應是指稅式支出通過降低納稅人的成本或增加納稅人的利潤，激勵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的需求。稅式支出的替換效應則是指稅式支出的實施可能會導致收益納稅人和非收益納稅人之間產生替換。因為稅式支出是以減少稅收收入為代價的，而稅收的中性原則和財政原則則決定了對特定納稅人實行稅式支出而減少的稅收，只能通過增加其他形式的稅收來彌補，這反過來，又會擴大其他納稅人的稅收楔子。稅式支出的替換效應就可能會對其他納稅人的生產經營產生扭曲，導致非收益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需求被收益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需求所替代，從而減少了其他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需求。由此可見，稅式支出激勵效應所增加的勞動力需求與替換效應所失去的勞動力需求可能相互抵消，從而使得稅式支出的政策效力大幅縮水，當然，其最終效果還要取決于激勵效應與替換效應的對比。因此，政府在制定稅式支出政策時，應盡可能使其激勵效應大于替換效應，從而切實地增加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需求。

其次，政府應清楚地認識到稅式支出對納稅人雇用勞動力影響的復雜性，不能簡單地認為稅式支出能推動經濟持續增長，就能增加勞動力需求，即不能把經濟增長與勞動力需求增加劃等號。政府必須要考慮就業彈性因素。所謂就業彈性，是指就業量變化率對經濟增長率的反應程度，也就是GDP增長1個百分點，帶動就業增長的百分點，是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影響。就業彈性一定，提高經濟增長率，就可以增加勞動力的需求量；經濟增長率一定，提高就業彈性，也可以增加勞動力的需求量。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保持穩定甚至趨緩的背景下，以提高就業彈性為宗旨的稅式支出政策則更為現實、可行。因此，政府要切實地發揮稅式支出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積極效應，就必須從優化經濟結構著手，運用有效的結構性稅收政策加大對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調整力度，適時推出能夠有效提高就業彈性的稅式支出政策。

最后，政府在制定稅式支出政策時，應明確稅式支出激勵效應的邏輯傳導機理，即降低納稅人稅負能夠減少納稅人的生產經營成本，有利于增加納稅人的利潤或提高納稅人的市場占有率，進而可以降低納稅人產品或服務的最終消費價格，從而增大其產品或服務的消費需求，導致納稅人增加雇用勞動力需求，最終提高納稅人所在的整個行業的就業率。所以，稅式支出的效應應當符合三項要求：即稅式支出應當使納稅人所在行業的最終消費價格降低；納稅人所在行業的消費需求必須對消費價格具有較高的敏感度；納稅人增加產品或服務總量應當是通過新增雇用勞動力來實現，而不是通過增加現有勞動力的工作量來實現。因此，稅式支出的收益對象——納稅人應當符合以下要求：即納稅人所在行業應當是勞動密集型行業，且該行業具有較高的價格彈性，消費需求與消費價格呈顯性負相關性；納稅人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應當是直接面對消費者的；納稅人獲取稅式支出的收益不對其市場競爭產生過度扭曲。

五、總結語

稅式支出只能是在市場機制作用的基礎上，發揮其自身的功能，對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勞動力資源配置方面失靈時的一種干預，其最終目標是優化資源配置，而不能扭曲市場的有效配置功能。因此，稅式支出的取向應與市場化的方向保持一致，避免由于政策不當阻礙市場化的進程。同時，政府在制定旨在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稅式支出政策時，還應當理性地測算由此帶來的成本和產生的收益。成本主要包括稅收收入的減少和由此可能產生的市場扭曲；收益包括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前者是指納稅人雇用勞動力需求量的增加對社會穩定和諧所產生的益處，后者主要包括納稅人因為稅式支出獲益而擴大生產對增加稅收收入的貢獻。因此，稅式支出的著力點應聚焦于雇用勞動力潛力大的納稅人激勵上，而不應僅僅針對失業結果采取泛泛的“撒胡椒面”式的鼓勵政策，從而使得稅式支出不僅能夠發揮激勵納稅人雇用勞動力的積極效應，而且還能保持其長期的實效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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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春成.促進就業的稅收政策研究[J].稅務研究，2009（5）.

Effect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Tax Expenditure

on Taxpayers' Hiring Labor

Fang Zhong1， Mei Yuhua2

篇（6）

一、喀什地區勞動力轉移現狀分析

喀什地區勞動力總體狀況：喀什地區農村聚集人口眾多，耕地相對較少，勞動力剩余問題一直是困擾農村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2009年末，喀什地區總人口有377.53萬人，其中農業人口（293.06萬）高達77.62％，由于自然、歷史、社會等原因，新疆工業起步晚，城鎮化水平低，城鄉二元結構突出，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吸收有限，加之勞動力增長較快，流動滯后，所以喀什地區剩余勞動力較為嚴重。

二、喀什地區勞動力轉移的特征分析

（1）政府引導為主。喀什地區堅持“政府引導、培訓先行、廣辟渠道、全面服務”的原則，進一步加大農村技能培訓和就業結構布局引導力度，不斷加強勞務信息平臺建設，積極擴大勞動力轉移數量和拓寬轉移領域范圍，切實實現農民增收。（2）女性勞動力轉移為主。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中，男性勞動力占38.7％，女性勞動力占61.3％，女性比例高出男性比例22.6個百分點，說明轉移出的農村勞動力中女性勞動力偏多，這主要是因為勞動力需求性質。喀什地區開展權益維護，解決出門“顧慮”。加大勞動力權益維護力度，對輸出青年勞動力比較集中的地方，進一步加大建立團組織的力度，選配優秀的支部委員，通過組織的力量有效地維護外出青工的合法權益，讓外出勞動力出門安心，工作踏實。（3）轉移勞動力年齡偏輕。喀什地區剩余勞動力主要是初中畢業后的待業人為主。年齡主要以16～25歲左右；這種低齡化轉移造就父母親對孩子的牽掛很重，社會層面的理解很少，自理能力還不足的情況下轉移導致青年人行為能力出現時常，心理壓力過重。為此，喀什地區加強思想引導，加速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觀念的轉變。高度重視勞動者就業觀念的引導，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刊及勞務輸出先進個人等宣傳手段，大力宣傳農民就業與創業成功的經驗。幫助其在市場擇業競爭中正確定位，提高求職能力，增強自謀出路、自主創業的信念。

三、喀什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影響因素的分析

總的看來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因素、勞動力因素、經濟因素，科技因素。（1）制度和政策因素。從廣義的制度角度來看，勞動力轉移中的制度因素也是以制度障礙方式影響交易成本因素。由于喀什地區農村勞動力的特殊文化環境，勞動力的價值取向以及勞動力社會習俗等制度性原因，使得喀什地區專一的交易成本倍增。因此在制度層面上大做文章，從政策上降低總的轉移交易成本是個首選方案。為此，實行改革開放后，尤其是2000年后，喀什地區把農村過剩勞動力轉移作為主要政策取向和脫貧措施之一，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政策逐漸放寬，逐步取消對農民工的限制政策，給予農民工比較平等的就業機會，鼓勵農民工進城務工，加快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2）勞動力因素。農村勞動力數量及素質，農村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積累等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均有重要影響。目前喀什地區勞動力素質普遍較低，尤其是在溝通方面面臨語言障礙；務工方面面臨專業技能無法勝任現代工作崗位，轉移地選擇上只能以地區區內轉移和自治區內轉移為主，行業轉移主要是以季節性行業內部轉移為主，城市轉移主要集中于本地縣級城市為主。由于上述特征，喀什地區政府對他們加大各種技能培訓，職業培養，語言溝通能力的培育等，使他們盡快適應省級轉移，行業之間轉移以及城市化轉移提供條件。（3）經濟因素。經濟因素是勞動力轉移的最根本的原因，馬克思認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密切相關，人們之所以采取這種行動而不采取那種行動，根本原因在于行動背后的利益沖動。喀什地區勞動力轉移中經濟動因的作用并不明顯。轉移行為中因社會偏好因素發生的一系列轉移阻力顯而易見。加上，區內轉移的經濟動力不足，搜尋工作成本加大，無能力信號顯示工具，無法勝任現代崗位使得轉移后的期望收入大大降低，導致喀什地區勞動力轉移中政府行為過多，而微觀主體——勞動力自身積極性不足，社會效果下降之原因。

參 考 文 獻

[1]韓霞．新疆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分析．新疆農業大學．2008

[2]盛小鈺．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的社會問題研究．吉林大學．2009（6）

篇（7）

從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實際情況來看，當經濟有效需求降低，除了要調整一些財政支出以外，還要利用減稅的方式降低稅負，調整收入，以便通過這種方法刺激消費，同時有效提高我國經濟市場的投資需求，進而促進實體經濟穩定發展。近年來，我國積極實施結構性減稅，我國政府通過有增有減的稅收制度調整來影響經濟發展形式，促進經濟良好恢復。

一、經濟周期特征分析

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周期的發展特點為：一、投資和消費的產出較大，從而產生劇烈的投資波動性，城鄉弱周期性的政府效應，居民消費波動比較大；二、資本和勞動的投入波動均比產出緩和；三、勞動和資本拉動總收入的波動形式也逐漸緩和，并呈現出非周期性特征繼續發展。我國經濟周期和發達國家的經濟周期形式相比存兩點不同，第一點是發達國家的資本資本產出大于居民消費易變性，中國反之。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國存在較為嚴重的信貸約束，我國人民的個人消費較大程度上依賴于居民的自身收入，這種情況比較容易導致我國居民消費者出現嚴重的消費波動；第二點是國家的勞動和產出波動之間有重要的關聯性，而在中國二者的關聯性不大。主要是因為我國經濟表現為長期的隱匿性特點，我國很多企業的經營發展不是通過雇傭新的員工來獲取利益，而是通過增加加班時間來提高產量。中國的勞動供給很難隨著工資和利率的變動而變動。引入財政沖擊后，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認為，財政沖擊和宏觀經濟波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排擠效應，這種情況下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個人消費下降；其二是政府政策行為受制度的約束，導致財政政策往往很難及時適應經濟形勢，所以這種情況不利于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通過本文的分析發現，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存在替代的關系，能夠通過稅收融資的形式實現，使通過稅收的融資形式表現出一種可以連接的狀態。

二、稅收政策的經濟效應分析

（一）稅收政策的增長效應

很多專家都對稅收政策的增長效應進行整體分析，根據TRBC模型的計算結果，在確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政府可以將資本收入率提高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將居民收費提高0.7個百分點，降低經濟增長率，這樣能夠達到最大限度的減少資本的作用。通過以上分析發現提高資本收入的稅率能夠移植資本和勞動的而投入，從而很好的起到刺激居民消費的作用；在均衡狀態下消費者的邊際效用和個人的貼現率有一定的關聯性，這種情況下才會有投資效用，增加資本收入稅率可能會降低資本實際收益率。對資本征稅的形式來說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投資者對經濟投資的積極性，從而抑制投資的發展。從以上分析可知，提高資本收入稅率會降低產出和勞動供給。

勞動收入稅率提高1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和投資會下降0.75、3.03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率、勞動和資本的下降。所以提高勞動收入稅率能不同程度的抑制資本、消費和投資。從總體情況發展來看，資本和勞動收入的稅率增加，這種情況下產出也不能增加，對資本和投資產生負面作用，而勞動收入稅率的變動對其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沖擊反應方面和加你資本收入的形式方面；投資和資本的增長效應比降低勞動收入效率要小；其次從沖擊持久性方面來看，勞動收入稅率對各個主觀宏觀經濟的沖擊影響比較大。

（二）稅收政策的福利效應

根據TRBC模型的計算結果來看，在實際經濟發展中如果增加對資本收入征稅福利水平的結構，能夠增加資本收入稅率，其下降的幅度相同時產上福利成本擴大；不同資本收入的提高導致福利發生不同程度的損失。在技術和財政的影響下，勞動收入稅率的上升和下降幅度相同。說明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的稅率提高對社會福利產生的更強的效應。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勞動和資本收入的稅率變化福利效應的非對稱性特征是政策、資本和技術共同影響下產生的，單一稅率變動的福利成本表現為非對稱性，兩種稅率如果同時發生變化，其結構性稅率可能存在比較重的影響。這種情況下可能會出現非對稱性。

三、結束語

本次研究對結構性減稅政策的實施提供更多的理論參考依據，而且對中國稅收政策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實際經濟發展中以勞動和經濟發展為代表的過程中存在沖擊，不會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兩種稅率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也是不同的；對于一些資本收入比較小的福利損失來說，能在很大程度上減少社會勞動收入，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所以，我國在經濟實際發展中必須要適當的降低勞動收入稅率，刺激居民消費，促進宏觀經濟增長，改進社會福利水平。

參考文獻：

篇（8）

一、問題的提出

2008年底，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經濟危機在全球蔓延，為了防止經濟危機向我國的迅速擴散，有效地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國務院適時果斷地出臺了四萬億投資計劃。政策目標是以政府和社會投資拉動經濟轉變，保證經濟穩定增長。2009年初，國務院在四萬億投資計劃的基礎上又出臺了《十大產業振興計劃》，注入資金或制定有利的政策，措施包括降低相關產業稅費、加大政府財政補貼、放松管制等各種政策性優惠。其首要目標是“保增長”，緩沖外需沖擊，確保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主要是在一些重要的產業部門，給以財政補貼政策。2010年10月，我國政府根據當前的形勢，適時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其政策出發點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引導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已成為世界主要國家搶占新一輪經濟和科技發展制高點的重大戰略。

以上巨額的財政投資政策對社會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一個不易被學者所重視的影響領域是其對勞動報酬占比的影響。財政資金的大量投入必然會提升資本的談判地位，作為與之對立的一方，勞動報酬占比是隨著經濟增長而提升，還是在資本地位提升的前提下處于下降的趨勢？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另外，我國的勞動報酬占比逐年下降也是不爭的事實，政府對于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多次提出要提高勞動報酬的占比。但是，如何提高勞動報酬占比，哪些因素對勞動報酬占比產生影響？經濟危機背景下的大規模財政投資政策是否對于勞動報酬占比的下降具有重要的影響？這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的問題還沒有人研究。更為重要的是，現階段又有很多大規模投資的政策沖動，因而需要做好政策負面效應的預估。本文從勞動報酬占比和經濟增長的角度考察大規模財政投資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國內外對于公共投資對經濟影響的關注較多。研究主要從公共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對私人投資的擠入擠出效應、對社會福利的影響以及其他的影響等方面進行。

近年來我國推出的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其著眼點在于推動經濟增長。Barro（1990，1991），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提出了分析公共支出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框架。Karras（1993，1996）研究了政府規模。王威（2007）的論文中詳細的分析了我國公共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馬拴友（2000）在內生增長理論的視角下討論了政府財政的最優規模。馬樹才和孫長清（2005）也從不同的視角分析了財政支出的規模。類似的研究還有郭平等（2011）。

公共投資對于私人投資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擠入和擠出效應上。王海民（2010）以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為背景，分析了公共投資對于私人投資的誘導效應，認為我國公共投資對于私人投資主要是擠入效應，公共投資的增加，可以促進私人投資的發展。公共投資、私人投資對于經濟增長都有正向相關的作用，整體的經濟形勢發展勢頭良好。認為教育支出和科研支出的投入比重偏低，增加教育支出和科研支出的投入，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吳洪鵬和劉璐（2007）分析了公共投資的擠出擠入效應，其研究結果表明，可能會導致民間投資減少的三種擠出效應機制均不存在，公共投資的擴大產生了對民間投資的擠入效應。尹貽林和盧晶（2008）的研究視角也是公共投資對于私人投資的擠入擠出效應。類似的研究還有王威（2007）、曾令華（2000）、田杰棠（2002）。

眾多學者對公共投資的社會福利效應進行了研究。王威（2007）分析了公共投資的教育和就業的社會福利效應。岳立和趙海濤（2010）利用VAR模型分析了公共投資與社會福利的動態效應。張宏霞（2010）對地方政府公共投資的社會福利效應進行了研究。廣西財政廳課題組（2011）研究了廣西公共投資的就業效應。

公共投資對經濟影響的其他方面研究有：Nekarda和Ramey（2010）研究了政府支出在產業層級的影響。研究政府的支出對經濟影響的轉換機制，研究了政府支出對就業等的影響。ETSURO SHIOJI（2001）估計了公共投資對于經濟的動態影響，利用面板數據研究了美國和日本的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的影響，其結論是對收入收斂性的影響為正。董昕（2010）分析了房地產業的公共投資問題，認為在公共投資的邊界劃分方面，政府定位不明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于住房保障范圍存在不同的訴求，戶籍壁壘使大量中低收入人群處于住房保障的灰色過渡地帶；房地產公共投資缺乏穩的資金來源、公共投資在土地開發階段的投入不足、公共投資以供給方補貼為主干預場過多等。房地產開發的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

以上文獻對于財政投資的影響較少涉及勞動報酬占比，或者研究的問題是以前社會經濟的現實，而基于我國目前已經急劇變化了的經濟現實的研究很少。因此，本文選取財政投資對于勞動報酬占比和經濟增長影響作為研究對象。

三、CGE模型、基礎數據及參數估計

1.模型結構

模型的基本結構（如圖1所示）：生產要素勞動和資本通過CES函數合成為增加值，增加值和中間投入按照CES函數合成為部門產出；部門產出在出口和國內銷售之間復合；國內銷售的國產品和進口品通過CES復合成復合商品；復合商品通過效用函數供居民消費。其中，CES生產函數為：

其中Q是產出，K，L是資本和勞動投入，參數A為效率或者規模因素，解釋為全要素生產率，參數p和替代彈性有關。份額參數δ，1-δ在產出中和投入K，L各自的貢獻有關系，所有貢獻份額等于1。在約束條件下，最優化方程為：

其他CES方程與此類似。模型編程實現，方程體系龐大，為節省篇幅，本文沒有列出，可以參考董萬好等（2011）。

2.基礎數據

本文編制和使用的基礎數據是全國42部門的SAM表，其數據來源主要是：2007年全國42部門投入產出表、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2008年中國財政年鑒、2007年資金流量表、2007年國際收支表、2008年中國海關年鑒等。編制過程中，考慮到數據來源的統計口徑、調查方法、統計誤差等造成矩陣數據的不平衡，即行數據的和與列數據的和不一致，需要使用數值計算方法技術來消除。較為廣泛使用的調平SAM的數值計算方法有最小二乘法、雙邊比例法（RAS）方法和交互熵（Cross Entropy，CE）方法等。本文的SAM數據經CE方法調平處理，限于篇幅，不再詳細描述數據調平的處理過程。

3.參數估計、選擇

CGE模型中涉及的參數包括彈性參數和份額參數等。本文利用貝葉斯方法估計了工業部門的資本和勞動替代彈性，估計替代彈性的數據來源來自陳詩一（2011）研究成果數據。本文估計的重要的工業部門的資本和勞動替代彈性數據如表1所示。其他部門的資本和勞動替代彈性選取（鄭玉歆和樊明太，1999）的數據。阿明頓替代彈性數據本文選取Zhai et al.（2005）的數據。本文利用敏感性分析對參數選取對于結果的穩健性進行了分析，參數估計和選取對于結果穩健。

四、模擬方案設計及指標含義

本文主要模擬觀察大規模財政投資對于相關主要行業的影響，選取四萬億財政支出中的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生態環境建設共五個方面的投資對勞動報酬占比的影響。這五個方面占據了四萬億中的80%，并且有具體數額。模擬的方案是假設大規模的投資已經達到政策初定數額的70%，即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2800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2590億、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10500億、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1050億、生態環境建設1470億。

本文觀察的數值模擬主要指標是各產業部門的勞動報酬；各產業的增加值；各產業的資本報酬和稅收；各產業勞動報酬占增加值的比重；各產業勞動報酬占全國整體勞動報酬的比重；各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前3個指標用來觀察政策模擬沖擊的絕對值變化，第4、5個指標是我們關注的勞動報酬的橫向對比變化，第6個指標用來輔助觀察政策模擬沖擊對各產業影響的橫向對比和相對位置變化。

五、模擬結果分析

經濟模擬的結果呈現出正負兩方面的影響。分別是大規模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和對于勞動報酬占比的負面影響。

1.大規模投資帶動了經濟增長

正如政策的預期效果一樣，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大規模的投資計劃，有利于經濟增長。表現在勞動報酬絕對值的增加、政府稅收絕對值增加和資本報酬絕對值的增加上。但是各產業的投資帶動增長效應參差不齊。

（1）各產業的勞動報酬絕對值都呈現出增長的趨勢

在模擬情形下，國民經濟大多產業部門的勞動報酬絕對值都呈現了不同程度的增長，勞動報酬絕對值整體增加5.6%。尤其是交通運輸和倉儲業、房地產業、衛生和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業、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業以及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在模擬情況下，勞動報酬絕對值分別增長了39.76%、20.60%、17.18%、13.99%、12.15%。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業以及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在4萬億投資沒有直接對該產業投資的情況下，勞動報酬絕對值仍舊得以快速的增長，可見經濟運行內在機制對這些壟斷行業的增長具有強大的促進作用。金融、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和電力熱力生產供應業也在政策沖擊下勞動報酬得以較快增長。另外，少數產業，如紡織業和公共管理與社會組織行業的勞動報酬在大規模投資的政策沖擊下，呈現出微弱的下降趨勢。在模擬情形下，勞動報酬絕對值分別降低了-0.74%與-0.11%。

勞動報酬絕對值增加與居民對于經濟運行的真實感受是符合的。近幾年，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大幅度增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模擬情形的真實性。

（2）各產業資本報酬和政府稅收也呈現增長趨勢

在模擬情況下，國民經濟資本報酬增加了7.5%，政府稅收增加了5.2%。幾乎所有的產業部門的資本報酬和政府稅收都有增長，和勞動報酬的情形一致，交通運輸和倉儲業、房地產業、衛生和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業、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業以及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的資本報酬和政府稅收增長較快。在模擬情形下，分別增長了40.05%、20.74%、17.31%、13.72%、11.98%。遠高于其他的產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燃氣生產和供應業、金融業等增長較快，屬于政策受益的第二梯隊行業。

勞動報酬絕對值、資本報酬絕對值和政府稅收絕對值得增長最終體現為GDP的增長。這從近年的經濟增長數據可以得到驗證。

（3）各產業的投資帶動增長效應參差不齊

從行業來看，石化、金融、石油開采電力生產、燃氣生產和供應等壟斷行業的增長普遍比競爭性行業的增長要快。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等競爭性行業在政策沖擊下，增長效應并不明顯。增長效應參差不齊的趨勢，無論是從勞動報酬、資本報酬還是政府稅收來看表現都大體一致。

大規模的投資政策廣受詬病的一個理由是其促進了壟斷行業的進一步生長，惡化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從以上模擬數據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如此。

2.對于勞動報酬占比的負面影響

財政投資的大量投入必然會提升資本的談判地位，作為與之相對的一方，勞動報酬占比是隨著經濟增長而提升，還是在資本地位提升的前提下處于下降的趨勢？逐年下降的勞動報酬占比是否也因為財政的大規模投資而進一步惡化。本文模擬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大規模財政投資確實對于勞動報酬占比呈現出了負面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兩點：

（1）行業勞動報酬占比普遍下降

模擬結果顯示：國民經濟的勞動報酬占比下降了-0.3%。42個行業中，37個行業的勞動報酬占增加值比例下降，下降的較多的是建筑業，在模擬中，勞動報酬占比下降了-0.58%。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信息傳輸和計算機服務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研究與實驗發展業、綜合技術服務業、文化和體育娛樂業等產業的勞動報酬占增加值比重下降的幅度也較大，在-0.02至-0.05%之間。但是也有勞動報酬占比上升的，數據顯示，有5個行業的勞動報酬占比是有上升的，分別是除了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燃氣生產和供應業、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在模擬政策沖擊下，上升的數值分別是0.10%、0.15%、0.14%、0.05%、0.05%，這5個行業是壟斷行業。同樣，這個角度也反映了在大規模財政投資的政策下，壟斷行業生長較快。

（2）行業勞動報酬占整體勞動報酬的比例有增有減，壟斷行業相對比例上升，競爭性行業相對比例下降

行業勞動報酬占整體勞動報酬的比例指標觀察的是行業間的勞動報酬在政策沖擊下的相對變化情況。各行業的勞動報酬占整體的比例呈現出有增有減的趨勢。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比例增加的行業有：農林牧漁業0.69%、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0.07%、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0.08%、交通運輸及倉儲業1.14%、金融業0.01%、房地產業0.16%、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0.25%、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1.14%等行業，這些行業勞動報酬的提升，有的是因為投資的直接效應，例如房地產業和交通運輸及倉儲業，有的則是因為壟斷而在整個行業間的勞動報酬分配中占據了有利的位置。相應地，其他的產業則因為這些產業的比例上升，其勞動報酬占整體勞動報酬的比例下降，這些產業主要有：建筑業-0.37%、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0.09%、紡織業-0.12%、紡織服裝鞋帽皮革羽絨及其制品業-0.09%、非金屬礦物制品業-0.09%、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0.10%、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0.10%、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0.10%、批發和零售業-0.12%、教育-0.26%、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0.39%。除了教育、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行業外，這些行業基本上都是競爭性行業。在國家大規模投資的政策沖擊下，競爭性行業處于弱勢地位，勞動報酬呈現出了下降的趨勢。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篇（9）

此項研究結果，按照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的說法，將會作為政策的參考。

參與該項目研究的專家指出，發改委應實施全方位的積極就業政策，保證經濟快速增長，以提高就業總量，打造涵蓋各個領域、各個行業、不同渠道、不同職業的“大就業”體系。

而國家發改委人士指出，發改委正在協調更多的部門，保證就業涵蓋面擴大，不過“大就業”只是研究人士的提法。

此前，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召開的一季度就業形勢分析會指出，今年二、三季度就業形勢趨向嚴峻，主要原因是勞動力總量供給壓力空前加大，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任務艱巨，高校畢業生就業總量大幅增加，產能過剩、貿易摩擦對就業存在負面影響等。

如何應對今年的就業壓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此前國家發改委公布的《2006年就業面臨的問題及政策建議》報告認為，2006年16歲以上人口增長達到高峰，勞動力資源增量有1700多萬人，預計全年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總量逾2500萬人，同時，預計今年城鎮可新增就業崗位約1100萬人，勞動力供大于求將達到1400萬人，比2005年增加100萬人。

按照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十一五”(2006~2010年)期間的就業目標是，城鎮新增就業和轉移農業勞動力各4500萬人，高出“十五”期間各4000萬人的計劃，也高出實際“十五”期間完成的4000萬、4500萬指標數字。“十五”期間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5%，與“十五”計劃相同，但高于2005年實際完成的4.2%數字。

但是勞動年齡人口新增量達到峰值后逐年減少，只是增長放緩而已，并非意味著尋求就業崗位的總量會減少，因此就業壓力未必會緩解。

積極就業政策

作為未來就業政策重要參考的“中國勞動力市場發展與政策研究”項目研究，涵蓋了勞動力市場總體狀況、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力資源開發、失業保障制度、靈活就業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政策法規等方面。此外，尚有涉及社會保障的部分仍由世界銀行在做。

有分析說，國家發改委目前所做的工作方向，是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構建涵蓋農民、大學生、城鎮下崗和再就業人員、退伍軍人等全面的大就業體系。

負責“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專題研究的發改委宏觀院研究員楊宜勇指出，所謂“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是相對過去消極的“治標”的就業政策而言的。過去把國有企業富余人員剝離，建立下崗職工再就業中心“養起來”，只是一種過渡。現在的積極就業政策是“治本”，即要通過提高勞動力人口的就業素質，通過經濟發展增加就業崗位總量等來解決問題。

國家已經陸續出臺財政、貨幣、培訓等多方面的政策，來支持新增就業崗位。比如民營企業接納就業，可減免稅收或者獲得優惠貸款等；自己創業或者就業的，可以獲得小額貸款。國家也將投資提供有利于增加就業的多項公共服務，以增加市場的就業總量。

國家發改委日前發表的《2006經濟增長調整年》報告分析今年的就業形勢指出，我國目前的產業結構和發展方向恰與就業增加的需求形成背離趨勢，主要表現在大部分加工貿易處于產業分工鏈條的低端和末梢；地方政府盲目上馬“稅高利大”的項目，而不是理性培養具有長遠比較優勢的主導產業；企業組織形式存在向集團化發展的趨勢，對就業吸納能力較強的中小企業發展面臨約束。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張本波則指出，就單純一個產業領域看，可能產業結構調整會導致新增就業量下降，但是從總體上就業量會增加。比如第二產業就業量減少，第三產業就業量會增加。

有學者指出，國家發改委正在推進是一種“大就業”的框架體制。

篇（10）

統籌城鄉就業，亦稱城鄉統籌就業。其涵非常豐富，勞動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課題組（2005）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層面和城市就業和農村就業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角度界定了統籌城鄉就業的內涵。盧亮（2008）則從理論和政策兩個方面進行了闡述：理論上的含義是建立統一開放的城鄉勞動力市場，確保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產業之間有序流動；從政策層面來看，應該從就業管理對象和就業管理機構兩個方面來進行統籌。王寅、阮衍寧（2010）認為，統籌城鄉就業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承認和實現勞動力擇業自由和選擇工作地點的自由，讓勞動力受經濟規律調節，在城鄉間、區域間、行業間流動，實現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公平競爭。

部分學者還圍繞著是否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展開了討論。張建武（2001）最早指出，城鄉統籌就業是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內容。莫榮（2006）認為，統籌城鄉就業就是要將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就業，從體制、政策和工作體系入手，建設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促進城鄉勞動者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

二、統籌城鄉就業的意義

統籌城鄉就業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推進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措施，是關系城鄉勞動者切身利益和長遠生計的重大問題。學術界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闡述了統籌城鄉就業的重要意義。

微觀層面是從城鄉社會經濟發展、城鄉收入差距、城鄉勞動力流動等方面展開的，如蔡昉（2006）認為，統籌城鄉就業可以增加農民收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所在，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最終法寶，是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根本途徑。熊永蘭、夏守財（2008）指出，實現城鄉就業統籌是對傳統就業制度的重大突破，有利于縮小城鄉收人差距，優化城鄉人口分布結構。

宏觀層面是從國家、政府、社會層面探討的。季建林（2004）認為，統籌城鄉就業對經濟與社會發展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袁建萍（2007）認為，統籌城鄉就業的現實意義在于其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切入點，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在要求。柳云飛、張素紅等（2009）從五個方面較全面地歸納和闡述了城鄉統籌就業的意義：一是有利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二是有利于推進我國城鎮化建設；三是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開發和利用城鄉勞動力資源；四是有利于實現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五是有利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三、各地區統籌城鄉就業的實踐

從2006年下半年開始，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在全國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6個市（區、縣）開展了統籌城鄉就業試點工作。一些學者和實踐工作者根據統籌城鄉就業的實踐，對全國統籌城鄉就業的試點地區進行了考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組編的《2005年中國就業報告——統籌城鄉就業》藍皮書中對北京、湖北、四川等地統籌城鄉就業的實踐進行了總結。曾萬明（2007）分析成都市統籌城鄉就業工作時認為，通過“六大體系”，即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體系、覆蓋城鄉的就業培訓體系、覆蓋城鄉的就業援助體系、城鄉充分就業政策體系、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城鄉充分就業工作政府目標責任體系來打破城鄉分割的制度障礙，建立城鄉一體的充分就業體制。丁海中（2009）將全國統籌城鄉就業試點城市馬鞍山的具體做法總結為——發展擴大就業、創業帶動就業、政策扶持就業、服務保障就業、培訓促進就業。武晉、何美麗等（2010）從勞動力個人、社會經濟、政府三個層面對北京市延慶縣650個勞動力的就業現狀及存在問題做了詳盡分析，這些試點地區取得的經驗和存在問題的研究，對全國范圍內統籌城鄉就業的實施建立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四、統籌城鄉就業的制約因素

一些學者認為，經濟發展水平制約了統籌城鄉就業。饒翠華（2009）認為，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拉大， 在理性人追逐利益目標的驅使下，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將會向東部發達地區流動，流動的結果一方面是滿足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會對東部地區的就業產生較大的壓力，還會帶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這不利于統籌城鄉、統籌區域間勞動力的有序流動。北京大學劉偉教授（2007）認為，統籌城鄉就業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實質，經濟結構的調整、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增長、經濟體制的轉變、城鄉發展差距都將會嚴重影響城鄉勞動力的有效統籌和均衡運動。

多數學者注意到制度障礙是導致城鄉分割的最重要原因。江貽送（2003）認為，在實施城鄉統籌就業發展戰略的過程中，影響統籌城鄉就業的政策性和操作是就業制度的歧視、教育與培訓的歧視、社會保障制度的歧視、戶籍制度的歧視等。喬明睿、錢雪亞等（2009）利用2006年CHNS數據并采用切換回歸模型，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狀況及戶口的作用進行了判斷，認為戶口是限制農村勞動者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元章、盛喜真（2003）在分析了城鄉勞動者就業關系的基礎上，認為影響城鄉統籌就業的制度障礙主要包括戶籍制度、用工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農村土地承包制度、教育制度等。李春根、賴志杰（2008）從社會保障政策視角探討了統籌城鄉就業問題，認為社會保障一定程度的缺失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瓶頸和影響城鄉統籌就業的重要因素。

部分學者還從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較低角度探討了制約統籌城鄉就業的因素。張建武（2006）指出，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偏低，已經成為轉移就業的主要“瓶頸”。陳國鐵（2007）認為，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既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也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層次的提高。

五、構建和完善統籌城鄉就業制度的政策建議

學界在對統籌城鄉就業存在問題和制約因素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構建和完善統籌城鄉就業的政策建議。學者們一方面認為，統籌城鄉就業是一項系統工程，是徹底打破原來城鄉分割的舊制度，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建立城鄉融合發展的新就業制度；另一方面還特別強調了統籌城鄉就業中政府承擔的責任和市場機制的作用。

從制度創新和政府責任視角提出政策建議的，如趙勇（2004）從統籌城鄉發展的大局出發，認為統籌城鄉就業要構建城鄉統一的勞動力，打破對農民工的各種限制，以職業資格和技能水平作為統一的就業標準。李志強、張征華等（2005）探討了統籌城鄉勞動力就業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創新農村和農業內部制度， 挖掘農村和農業的就業潛力， 拓寬農民就地轉移和就業渠道；破除各種體制障礙， 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就業體制，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進城轉移就業速度；加快城市化發展步伐， 增強吸納勞動力就業能力， 提高農民市民化就業的容量。楊宜勇（2007）強調要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 加快勞動力流動， 必須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登記制度， 要大力發展中心城鎮， 加快農村的城鎮化進程。饒風（2009）提出建立健全“四個體系、一個制度”，來促進統籌城鄉就業：即建立健全統籌城鄉就業的政策體系；建立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建立覆蓋城鄉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建立健全城鄉勞動者維權體系；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服務工作制度。

從政府政策角度提出建議的，如張麗賓（2007）認為，統籌城鄉就業應該加強相關法律的建設。姚林香（2007）探討了財政政策對統籌城鄉就業的作用：一是為已經轉移到城市就業的勞動力及其家庭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二是增加農村基礎設施投人， 挖掘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潛力，三是在繼續強化農村基礎教育的同時，加強農村職業教育。黃紅華（2009）則認為，統籌城鄉就業應該統籌利用政府強制性政策工具、財政激勵工具、指導性工具、信息提供工具和服務性工具等。

強調在統籌城鄉就業中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如李安忠（2008）認為，統籌城鄉就業工作是一項全新的系統工程。在工作內容上，要重點完成以人力資源市場為主體，以社會職業介紹機構為補充，城鄉一體、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綜合性與專業性相結合的勞動力市場體系，建成以市場為導向的轉移就業機制。崔占峰（2007）提出，統籌城鄉勞動力就業關鍵在于農業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和農民工穩定就業，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農業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的引導機制和由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的就業長效機制以及農民工能夠穩定就業的保護機制。

篇（11）

中圖分類號 F32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31（2016）20-0008-02

Research on Grain Subsidy Policy in Henan Province

――Questionnaire Based on Rural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in Henan Province

Zhao Qi et al.

（School of Life Science，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44，China）

Abstract：Rural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from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wa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icate that problems in grain subsidy policy，and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Henan；Grain subsidy policy；Questionnaire

1 引言

河南省是我國糧食主產區，連續幾年糧食產量突破千億斤，用占全國1/6的耕地生產了全國1/10的糧食，在我國糧食生產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但是隨著城鎮化的進展，農業耕地面積減少，水資源匱乏，勞動力人口資源配置不盡合理，農村資金供求矛盾突出等問題對糧食增產增收有了很大制約，為了調動糧食生產者的積極性，為了刺激糧食生產，政府主導，河南開始實施農業補貼政策[2]。河南糧食主產區補貼政策有：1個支持，1項獎勵，4種補貼。2009年后，對小麥、玉米、水稻的良種補貼在河南省已經實現了全覆蓋。

河南糧食補償政策的具體實施，對農戶生產行為很多方面產生影響，包括購買種子、農田灌溉、購買農機等等，對農民增收、農業增效起到了積極作用[3][4]，為深入探究糧食補貼政策實施十年來的執行效果與改革利弊，是否與與現階段的經濟發展匹配等問題，筆者于2015年12月到2016年3月對河南種糧農村進行了問卷調查，分析研究糧食補貼實施和效果。

2 調查對象和調查方法

筆者選擇了鄭州師范學院農村大學生家庭為研究對象，遍布于河南全省。為保證調查農戶提高對問卷理解度，就問卷的作答情況對在校大學生進行了培訓和解釋，使其能協助家人進行真實情況反映。此次調查對象涵蓋了河南省所有的行政地市，涉及到54個縣，共發放調查問卷230份，回收有效問卷208份，有效問卷比為91%。問卷包含24個問題，涵蓋了農戶家庭基本情況、家庭收入現狀、種糧現狀、土地流轉情況、糧補的了解情況、對糧補的滿意度等方面。

3 問卷結果分析

3.1 種糧家庭基本特征、家庭收入和種糧目的 問卷統計結果顯示，種糧面積主要集中在0.33hm2以下、0.33～0.67hm2，分別為67%、27%；勞動力年齡在40～49歲的農戶比例為75%，其次為勞動力年齡50～59歲的農戶比例為21%。有男勞動力的家庭為180戶，所占比例為85%。小學初中勞動力比例為83%。有55%的家庭收入在1萬～3萬元。種糧收入占家庭收入50%的農戶比例不足50%。

數據統計顯示，家庭單位的種糧面積大多數少于0.33hm2，勞動力以男性為主，種糧戶平均文化程度較低，小學初中文化程度比例大，家庭收入50%左右在1萬～3萬元，50%以上家庭不以種糧收入作為家庭主要收入。滿足自家需要、增加家庭收入的比例占了73%。

3.2 土地流轉與種糧情況 近幾年，種糧家庭30%進行過土地轉包，表明目前農村土地流轉較為普遍，這與農村目前外出打工者較多的現狀相符合。近5a來，種糧面積不變的家庭比例63%。種糧面積增加的家庭僅為12戶，5戶家庭選擇增加種糧面積的原因是因為無其他途徑收入，只能種糧增加收入。種糧面積減少的家庭為72戶，所占比例為34.3%，其中有30%左右家庭分別因為種糧成本高收入低和勞動力短缺的原因減少了糧食種植，因糧價不穩和種糧補貼少而減少種糧面積的各2戶，有8戶家庭因有更好的收入途經選擇了減少種糧面積。

當被問到如果分配的耕地面積增加的情況下時，31.5%左右的農戶還是愿意增大種糧面積，37%左右的農戶家庭選擇了改種其他經濟作物，有10%左右的家庭因有更好的收入途經，選擇放棄種地，因勞動力缺乏需要土地流轉出去的農戶有2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糧食種植現狀不容樂觀。

3.3 種糧補貼情況 當問到上一年的種糧補貼金額時，有約54%的農戶不能告知所領補償款的具體數額，只能給出大致金額。從農戶給出的大致數據看，300元以內糧食補償款的家庭占了43.7%，300～500元補償款的家庭占了28.7%，500元以上補償款的家庭約20%，多集中在500～700元范圍帶內。當被問及如果糧食補貼提高1倍，有51%的農戶表示愿意擴大種植面積，有45%農戶表示愿意保持不變，僅有5%左右家庭表示會減少種植面積，表明農戶對糧食補貼政策有更高的要求。

3.4 對糧食補貼政策的了解 關于對糧食政策了解這個問題，農戶最了解的糧食補貼政策是種糧直接補貼，其他依次是良種補貼、糧食最低價收購、農資綜合直接補貼等。其中仍有30%的農戶表示對糧食補貼政策不了解。由此可知，糧食補貼政策精神并沒有被所有種糧農戶所理解。數據分析顯示，村干部、親朋好友、電視報紙媒體等途經是種糧農戶了解糧食補貼政策的主要渠道。

3.5 對糧食政策的評價 當面對糧食補貼政策對增加家庭收入的效果評價問題時，占調查農戶68%左右的家庭選擇了：該政策對增加家庭收入的效果一般，有10%的家庭覺得該政策對增加家庭收入無用，可以看出糧食補貼的金額對改善家庭收入的作用微弱。進一步對糧食補貼政策對種糧農戶積極性提高的作用進行分析，發現與糧食補貼政策效果的評價基本一致，同樣有68%的農戶家庭認為糧食補貼對刺激種糧積極性的效果一般。同樣的，普遍農戶也認為農資綜合直接補貼對種糧積極性的提高作用效果一般。針對農業補貼政策，有1/4成農戶選擇不滿意，有3/4農戶表示基本滿意。

3.6 種糧補貼的落實情況 至少60%左右的農戶表示不清楚是否有非種糧者冒領糧食補貼，認為該現象普遍存在的農戶占了5%的比例，近20%左右的農戶覺得冒領補償現象比較少，15%的農戶認為完全不存在補償款冒領的現象。當面對對糧食補貼政策的建議時，僅有1/5的農戶寫了具體的建議，絕大多數農戶的建議為增加提高糧食補貼力度，有20%的農戶希望能提高糧食收購價格來增加家庭收入。

4 糧食補償現狀及對策建議

4.1 從調整補貼角度著手 適度調整補貼標準 由調查問卷反饋可知，每戶家庭補貼總額約500元以下，該數目在大多數家庭收入總額3萬～5萬元的里面所占的份額很少，在人均土地面積不能增長的情況下，要想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還要從調整補貼角度著手，適度提高補貼額度，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農民種糧積極性。

4.2 調整農業生產結構，鼓勵農村青壯年創業 調查結果數據統計表明，目前農村種糧勞動力明顯老齡化，青壯年勞動力短缺，也是造成農戶種糧積極性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政府在考慮調整補貼標準的同時，著手進行農村產業生產結構調整，鼓勵青壯年在家鄉創業[5]，給予政策上的扶持，逐步改善外出務工造成的勞動力短缺現狀。

4.3 切實落實糧食補貼政策，發揮惠農政策作用 針對調查中發現的存在補貼標準過低、補貼款有冒領的現象，逐步進行修訂和改進，加強監督，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多途經多角度的實現家門口謀財富[6]，讓真正種植者獲得收益，獲得合理的收益，盡快縮小在家種糧的收益和外出打工收入之間的差距，真正提高農戶家庭的種植積極性，實現我國農業的穩定可持續的發展。

參考文獻

[1]趙奇，郭運宏.河南糧食產量與農業生產條件的灰色關聯分析[J].安徽農學通報，2014，20（8）：6-7，17.

[2]韓紅梅，袁小琨.糧食主產縣糧食補貼政策落實情況調研報告[J].知識經濟，2011（20）：50，46.

[3]潘剛.建立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問題研究[J].中國農業信息，2010（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