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安全的重要意義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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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國人口數量仍然在增長，城鎮化速度在不斷推進，這些都帶動了中國糧食消費總量和人均消費總量快速增加。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的糧食需求仍將保持剛性增長。我們也看到，作為一個受到耕地、水資源約束比較嚴重的國家，耕地大量減少是不爭的事實。

與此同時，干旱、洪澇、低溫、臺風等農業氣象災害和病蟲災害頻發，我國的農業新技術儲備依然不足。中國農村生態環境的壓力也不容忽視，長期以來農田化肥、農藥大量使用帶來的污染日趨嚴重，層出不窮的問題農產品事件讓很多消費者談之色變，這不僅給整個農業產業帶來負面影響，也顯示出我國資源環境硬約束下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質量安全的必要性。

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也在越來越多地通過國外的渠道來滿足國人的糧食需求和多元的飲食結構。中國的大豆、小麥、玉米和水稻早已經呈現為凈進口，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

篇（2）

但是，一些人夸大了家庭經營制度的弊端，甚至對農戶經營農業的適應性提出了質疑。如有觀點認為，我國的土地承包制度難以與土地規模經營相適應，從而阻礙了農業生產效率的進一步提高。不少地方政府也借此為由，為促進土地規模經營出臺了種種措施，甚至出現違背農民意愿，強征農民土地進行所謂“規模化”生產。有些地方還強迫農民搞“反租倒包”，承包者以所謂“高效農業”的名義，千方百計改變基本農田的功能，減少糧食種植，威脅糧食安全。

當前，土地用途管理中面臨的風險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耕地保護阻力重重。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嚴禁地方侵占基本農田改變其用途，但為了政績，一些地方政府還是頂風而上，違法占地屢禁不止。

篇（3）

二、我市糧食倉儲設施建設的總體目標

通過科學規劃，優化布局，加大投入，逐步完善市本級儲糧設施，建設或改造市、縣區級中心糧庫和基層收納庫，提升市、縣區級中心糧庫儲糧條件和流通功能，到“十二五”期末，全市形成以市級直屬儲備糧庫為重點、縣區級中心儲備糧庫為支撐、基層收納庫為基礎的倉儲體系，進一步增強我市糧食宏觀調控能力，確保全市糧食安全。

三、我市糧食倉儲設施建設的責任主體

根據《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深化我區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和《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加快糧食倉儲設施建設有關問題的通知》（桂政發〔2012〕54號）精神，各級地方行政首長要擔負起落實糧食儲備、保證本地區糧食供需平衡、保障市場供應的責任和任務，是糧食倉儲設施建設的第一責任人。各縣、區人民政府要切實負起加快本級糧食倉儲設施建設的責任，從確保糧食安全和保穩定、保民生、促發展的高度，將糧食倉儲設施建設工作列為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著力解決糧食倉儲設施建設的規劃立項、項目用地、資金來源、優惠政策等問題，進一步加快糧食倉儲設施建設。

四、我市糧食倉儲設施建設的資金渠道

根據桂政發〔2012〕54號等有關文件精神，各級人民政府和各有關部門要結合實際，認真籌集和落實糧食倉儲設施建設資金。

（一）各級人民政府根據實際情況統籌安排本級糧食倉儲設施建設所需的資金。

（二）各級國有糧食企業原有的舊倉房及其他劃撥土地，可結合實際，采取出租、出售或置換的辦法進行處置。處置原有資產所得資金（包括各級政府取得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和企業取得的收益），除按規定繳納有關費用和支付職工社會保險費用外，全部用于新建糧食倉儲設施。拆除舊倉房異地征地建設的糧食倉儲設施，其土地使用面積不能少于原有面積，倉容不能低于原有倉房倉容。

（三）根據桂政發〔2012〕54號文件精神，合浦縣作為產糧（油）大縣（區），要從獲得的產糧（油）大縣獎勵資金中，按規定安排不低于15%的獎勵資金用于糧食倉儲設施建設，并逐步提高調整獎勵資金用于糧食倉儲設施建設支出比例。合浦縣財政、糧食部門要盡快制定具體實施辦法，確保產糧（油）大縣（區）獎勵資金中用于糧食倉儲設施建設的資金落實到位。

（四）根據《財政部關于印發〈中央財政新增農資綜合補貼資金集中用于糧食基礎能力建設暫行管理辦法〉的通知》（財建〔2011〕786號）精神，新增農資綜合補貼資金，集中用于糧食基礎能力建設，促進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各級財政、糧食部門要研究制定切實可行的辦法，繼續落實中央財政新增農資綜合補貼資金主要用于糧食晾曬烘干設施建設，用于推廣應用充氮氣調、低溫儲糧等綠色儲糧技術，降低糧食損耗，提高儲糧保鮮能力。

（五）中央和自治區對糧食倉儲設施建設補助資金實行項目申報辦法。對于建設條件成熟且糧食倉儲設施建設積極性較高的縣、區或單位，可按照國家、自治區專項補助資金的申報辦法，申報爭取國家、自治區專項補助資金的支持。

（六）通過其他途徑落實的資金。

五、加快完善糧食倉儲設施建設的優惠政策

各級人民政府和各有關部門要根據實際情況，研究制定優惠政策，加快推進我市糧食倉儲設施建設。

（一）糧食倉儲設施屬于社會公益性基礎設施，各級人民政府要把糧食倉儲設施建設納入本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優先安排項目建設用地，適當減免相關建設費用。積極支持國有糧食倉儲企業招商引資，異地征地建設新糧庫與舊糧庫進行置換。

（二）各級人民政府在推進城鎮化建設進程中，因城鎮規劃或重點項目建設需要對原有糧食倉儲設施進行拆遷的，或者“退城進郊”需要占用糧食倉儲設施場地的，應按照“誰占誰還、占一還一、占補平衡、先建后拆”的原則，安排符合建庫條件的土地建庫置換，避免國有資產流失，確保儲糧安全。

（三）根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鎮建設規劃改變土地用途，建設各類糧食倉儲物流、批發市場、配送中心項目，按照《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加快我區城鎮化跨越發展的決定》（桂發〔2010〕33號）等有關文件規定享受資金安排、費用減免等相關優惠政策。

（四）各級發展改革部門要根據桂政發〔2012〕54號文件精神，牽頭研究制定糧食倉儲設施建設項目的征地、拆遷、建設、資金變現、土地置換等具體優惠政策，報各級人民政府審定實施，在本級政府權限內減免項目建設和經營的相關費用。

（五）根據《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加快項目前期工作的若干意見》精神，各級發展改革、財政、建設、土地、消防、糧食、環保等相關部門要在依法審批的前提下，優化辦理流程，壓縮辦理時限，精簡申請材料，加快糧食倉儲設施建設項目前期工作，為項目提供必要的建設條件。

六、加強對糧食倉儲設施建設資金和項目的監管

（一）各級國有糧食企業倉儲設施建設資金，實行專項管理，?？顚Ｓ?。各級財政部門和糧食行政管理部門要嚴格按照工程進度和規定程序撥付資金，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截留、擠占、挪用或延誤撥付項目資金，確保糧食倉儲設施建設項目按計劃順利實施。

篇（4）

我們的飯碗要裝中國糧

會議指出，要堅持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

我國歷年來高度重視糧食安全，此次更加明確強調口糧的主動權。兵團在西部地區，解決吃飯問題必須主要依靠自己，必須要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由于糧食種植比較效益偏低以及糧食生產受市場和自然災害雙重風險影響，兵團糧食種植面積和糧食產量波動劇烈。由于兵團糧食儲備機制不健全，大部分的師、團僅是糧食生產單位，不具備政府的收儲功能，團場職工口糧供應完全依賴市場供給，且在市場價格影響下團場職工種糧積極性不高，糧食安全存在隱患。兵團承擔著屯墾戍邊的歷史使命，糧食安全對兵團充分發揮“三大作用”有著特殊重要意義。

此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對糧食安全高度重視，提出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兵團要確保糧食安全，按照總量平衡有余、小麥確保自給的要求，抓好糧食生產；以加強糧食主產區建設為核心，按照優勢區域布局，提升兵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依靠科技進步，加強基層設施建設，提高糧食單產；健全糧食儲備制度，確保糧食市場供應充足。

確保群眾“舌尖上的安全”

關于農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會議強調，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給老百姓一個滿意的交代，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食品安全源頭在農產品，基礎在農業，必須首先把農產品質量抓好。要用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確保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

民以食為天，近些年食品安全事件頻發，引發百姓對政府是否有能力管好餐桌安全的信任危機，此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九次提及食品安全，用4個“最”確保群眾“舌尖上的安全”，表明了中央政府對治理食品安全的決心。兵團具有良好的開展“綠色”生產的條件，近些年兵團在農業“綠色”生產上做了大量工作，無公害農產品認證達到上百個，國家級無公害農產品生產示范團場不斷增多。農產品質量安全中存在的問題，不僅會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和人民群眾身心健康，也危害了兵團農產品的市場形象。根據此次會議提出食品安全問題要守好源頭生產關和常態監管關的要求，兵團要大力推進綠色農產品生產，著重建設一大批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農產品生產基地，完善從田間到市場的全程質量監控體系。

篇（5）

中圖分類號:F3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69X(2009)11-0001-04

1 引 言

區域糧食生產及糧食安全問題已成為政府及學者關注的熱點之一(彭補拙,2001;譚少華,2002;龍花樓,2001;彭珂珊,2001;劉彥隨,2002)。保障糧食安全與耕地資源的安全,提高土地可持續利用水平,緩和人地矛盾成為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性問題(郭海洋,2006)。我國人多地少,耕地資源十分緊缺,研究區域耕地變化機制與糧食安全對我國經濟安全和實現小康社會具有重要意義(楊桂山,2001;李兆富,2005)。

以湖北省耕地數量變化和糧食安全的相互機制進行分析,利用數學模型對糧食安全和耕地面積等進行研究分析,研究糧食隨耕地變化的特征以及糧食安全對耕地面積變化的反作用,進而對未來的耕地資源糧食安全進行預警(游建章,2002;張勇,2004;趙彩艷,2006;肖國安,2006),以期得出中部省份耕地變化規律和糧食安全保障機制,為耕地資源持續利用和當地政府決策行為科學化提供依據。

2 研究方法

2.1 耕地變化機制模型

耕地面積變化的原因主要包括人文和自然兩種因素,而在近期中國及湖北省耕地變化的主導因素人文因素,即國民經濟發展對耕地的需求導致耕地面積減少。因此,本文采取相關的社會經濟指標作為耕地面積變化的驅動力,選取:總人口(X1)、人均GDP(X2)、城市化水平(X3)、第一產業就業勞動力比重(X4)、非農化水平(X5)、城鄉收入結構(X6)、固定資產投資(X7)作為耕地面積變化(Y)的驅動力因素。構建耕地面積變化的多元回歸驅動力模型,來分析湖北省耕地變化的社會經濟驅動力特點。

2.2 糧食安全評估模型

2.2.1 糧食安全系數評價法

目前對糧食安全狀況的評價主要使用四因素指標法或五因素指標法,考慮1990~2006年湖北省糧食基本保證自給率,本文采用以下四個指標并運用糧食安全系數評價法。

(1)人均糧食占有量L;該指標反映各縣人均占有的糧食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區域糧食安全水平,其指標值越大則糧食安全度越高;

(2)糧食單產水平D;該指標綜合反映區域土地資源質量稟賦、投入水平高低、糧食生產條件好壞等情況,是衡量土地生產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在土地資源數量有限的情況下,糧食產量的提高主要依靠單產水平的提高,它與糧食安全度成正相關;

(3)人均耕地G;該指標反映土地資源數量對糧食生產的制約作用;

(4)糧食生產波動系數B。糧食生產波動系數越小,糧食安全度越高。

反映糧食產量的年度波動幅度,采取5年移動平均法進行求取,其計算公式為:

B=(Yt-Y)/Y

式中:

Yt為t年的糧食實際生產量;

Y為糧食產量的平均值;

2.2.2. 指標權重的確定

通過德爾菲法,聘請相關專家進行兩至三輪次打分,包括相關政府部門、省內外相關領域專家,最終確定相關指標的權重。

2.2.3. 評價分值的計算

區域糧食安全度必須把四項指標結合起來才能夠進行估算。若人均糧食占有量L、糧食單產水平D、人均耕地G、糧食生產波動系數B所對應的取值分別為L1、D1、G1、B1,利用AHP法確定權重排序,權重取值分別為0.4、0.2、0.25、0.15,則糧食安全系數綜合分值F的計算公式為:

F=W2×L1+W2×D1+W3×G1+W4×B1

本文所用數據采用《湖北省統計年鑒》(1990~2007年)作為基礎數據,并選取1990~2006年作為時間區段,該段時間內湖北省經濟發展由平常發展進入快速發展的重要時期,分析期內耕地變化與糧食安全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對“十一五”目標進行預警分析。

3 實證分析

3.1 研究區域概況

根據土地詳查,1997年湖北省的耕地面積為3.34245×106hm2,到2006年,耕地面積為3.20166×106hm2,凈減耕地數量140.79×103hm2,年均凈減少14079hm2。1997~2003,湖北省的耕地面積逐年遞減,到2003年后耕地面積又開始逐年遞增,其動態變化特征是先減后增,但是雖然從2003年后耕地面積開始遞增,其耕地面積與以前相比還是減少的。

人口與耕地在數量上的變化大致是一致的,從1997的0.0569hm2/人到2003年的0.0505hm2/人,是逐年遞減的,從2003年到2006年的0.0529hm2/人,低于聯合國提出的人均耕地警戒值0.053hm2(0.824畝),低于全國1.4畝的平均水平。人均耕地面積是遞增的,2003年后,由于人口和耕地面積得到有效的控制,人均耕地面積開始出現遞增,但是跟以前相比還是有所下降的。

依據耕地變化驅動力機制和指標體系,計算出湖北省耕地變化驅動力模型:

Y=3353.189+0.412X1-0.124X2-6014.022X3+919.602X4-328.487X5-83.89X6+0.485X7

(R2=0.982,F=69.478;Sig.=0.00004)

可以看出,模型檢驗值精確度非常高,說明可信度很高,基本上揭示了湖北省耕地面積變化的驅動力機制:①總人口(X1)、第一產業就業勞動力比重(X4)、固定資產投資(X7)與耕地面積變化呈現正相關;次序為:X4>X7>X1;②人均GDP(X2)、城市化水平(X3)、非農化水平(X5)、城鄉收入結構(X6)與耕地面積呈現負相關,次序為:X3>X5>X6>X2。因此,可以認為城市化、工業化導致的勞動力的產業轉移,是耕地面積變化的主要動因。

篇（6）

近年來，我國糧食生產基礎薄弱、資源環境壓力大、糧食供需矛盾突出的局面并沒有改變。當前，國際糧食價格以較快速度上漲，無疑將加大我國糧食安全的風險。面對國內外糧食安全形勢發生的新變化，從農業資源利用的角度重新認識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對保證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農業資源利用的現狀

（一）耕地面積減少和耕地質量下降

首先，我國耕地資源的數量呈逐漸下降趨勢。1996年，我國耕地總面積為19.5億畝，2006年底降為18.2億畝，10年凈減少1.3億畝。同時全國人均耕地面積1.3畝，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在全國2 000多個縣（市）中，目前有600多個縣（市）人均耕地面積在世界公認的人均耕地警戒線0.8畝以下。從長遠看，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耕地面積繼續減少的趨勢將不可避免。其次，耕地質量有逐步惡化趨勢。一是土壤營養元素含量不均。全國有95%的耕地缺磷、23%的耕地缺鉀、14%的耕地磷鉀俱缺。二是中低產田面積大。在現有的耕地中，中低產田與高產田的比例是7：3，優質耕地所占的比例很小。三是耕地水土流失嚴重。耕地水土流失面積有增無減，尤其是表土的流失，使富含養分的土壤被大量沖走，造成土壤貧瘠。四是土壤沙化、鹽堿化程度逐年加重。全國土壤沙化面積已達15 330萬公頃，占國土面積的15%，鹽堿化耕地面積為763萬公頃，占總耕地面積的8%。五是耕地退化加劇。干旱、半干旱的地區已有40%耕地嚴重退化。

（二）水資源短缺和水污染問題嚴重

一方面，水資源總體上短缺，尤其是北方地區更為突出。另一方面，水污染問題非常突出。據環保部門監測，全國七大體系中水質為五類與劣五類的有40%左右，并且不能用于農業灌溉。

（三）氣候條件不穩定性增加

近百年來，世界的氣溫逐漸變暖，氣候也變得無規律，農業作為對氣候變化反映最為敏感的產業之一，氣候變化對糧食安全影響重大。

二、我國糧食安全的現狀

（一）工業用糧食需求快速增長

隨著養殖業的發展，飼料用量穩步增長，年均增長3%左右。受糧食加工業能力快速增長拉動影響，工業用糧快速增長。

（二）糧食進口數量較大

由于耕地資源短缺，我國適當進口一定數量的糧棉油來滿足國內需求是有必要的。但這種進口應是補充性的。

（三）發展生物質能源的影響

近幾年，世界谷物生產年均增長幅度僅為0.4%，而消費年均增長率在1%左右，世界糧食庫存持續減少，造成糧食出口國出口減少，供求緊張，價格上漲。隨著石油日益緊缺，人們對生態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及科技的發展，為生物能源產業創造了前景。從世界發展趨勢看，玉米利用已主要不是作為養殖業的飼料，而是工業生產原料，這將對我國糧食安全產生重要影響。

三、利用農業資源保證糧食安全的措施

（一）提高現有耕地資源的使用效率

1.保證耕地資源的數量。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特別是加強基本農田保護。按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從嚴審查各類規劃用地規模和標準，嚴格執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依法嚴格管理農村集體和個人建設用地，堅決制止違法違規占用耕地和林地行為。對城市大量閑置、撂荒的開發區，應盡快恢復其農業功能。同時，國家可考慮將農用地轉為非農用地征收土地增值稅，可起到抑制非農土地需求過度的作用。還要禁止城市盲目擴張，以有效保護現有耕地。

2.提高耕地資源的質量。合理引導農村集約用地，切實防止破壞耕作層的生產行為。加大土地復墾、整理力度。按照田地平整、土壤肥沃、路渠配套的要求，加快建設旱澇保收、高產穩產的高標準農田。加快實施沃土工程，重點支持有機肥積造和水肥一體化設施建設，鼓勵農民發展綠肥、秸稈還田和施用農家肥。擴大土壤有機質提升補貼項目試點規模和范圍，增加農業綜合開發投入，積極支持高標準農田建設。

（二）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

1.節約水資源。要發展節水型農業，提高水分利用率；加強井灌區的管理，對大型灌區進行節水改造，合理開發利用地下水資源；加強現有地表水灌區的技術改造與科學管理；調整農業種植結構和水資源的優化分配；加強農業水源工程建設，發展引水調水工程等。

2.減少水污染。要合理施用和推廣高效低殘留農藥和化肥，提倡使用生理治病蟲害的方法。要嚴禁污水灌溉，強調科學用水，充分利用大自然的凈化能力來涵養水源，植樹造林，加強水土流失的治理，以提高水體生態自凈能力。目前的農戶沼氣工程、新農村建設中的改廁改圈、集約化飼養場和飼養小區的污水處理、配方施肥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都將有助于減少對水資源的污染。

（三）提高土地的綜合生產能力

1.加大農業科技支撐力度。隨著可耕地等自然資源的減少，提高糧食產量的主要途徑是科技進步。據聯合國糧農組織預測，未來世界糧食增產總量約20%將來自播種面積的增加，約80%來自單產的提高。所以，我們應把工作重點放到大力推進農業科技進步上，加大科研投入，加強國家基地、區域性農業科研中心的創新能力建設，實施糧食安全科技保障工程，培養一批具有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隊伍，確定主攻方向，組織力量聯合攻關，爭取在幾年內取得一批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大科技成果。

2.改善農業和農田基礎設施。主要是增加小型農田設施建設投入，強化農田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改善基礎條件，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通過實施國家優質糧食產業工程等一批重大工程建設項目，加大土地開發整理復墾力度，搞好中低產田改造，提高耕地質量，建設一批高標準農田。加強農村飲水、道路、電網、通信、文化等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交通，改善農村人居環境。

（四）開拓農業資源循環利用的新途徑

1.開展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實行種植業生產所積累的生物資源全程化利用，禽畜養殖業低排放與糞便資源化利用。尤其是發展沼氣外，要探索生物質能源、微生物能源、禽畜糞便最經濟利用的新思路，進行循環利用與資源化開發。農業廢棄物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可治理廢棄物對農業環境的污染，另一方面可變廢為寶，讓廢棄物作為資源發展循環農業。

篇（7）

中圖分類號：F323.2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8937（2015）33-0063-01

糧食是人類的必需品，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需要，穩定糧食的供給對維護社會安定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耕地面積受到挑戰，因此保護耕地面積是當前重要內容。

1 文獻綜述

關于糧食生產能力的概念，姜愛林（2004）認為糧食生產能力與糧食產量掛鉤，在達到一定產量的糧食產出能力便是糧食生產能力。郭燕枝（2007）認為，糧食生產能力應該包括糧食增產的潛力，其高低取決于糧食產量。

關于耕地面積對糧食生產能力的影響，王靜（2011）認為，耕地對糧食生產能力影響取決于：耕地面積、復種指數、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和單位面積產量。

王梅（2007）認為，固定資產投資、糧食產量、人口、GDP對耕地面積產生負向的影響。因此政府需要從政策建議著手，提倡保護耕地。

但部分學者提出不同意見。封志明（2006）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價格、投入、政策對糧食生產能力影響較大，耕地面積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2 我國耕地面積變化的歷史現狀

1993年以來，我國耕地面積逐年下降，耕地用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現象明顯。1980～2011年耕地面積較少1 777萬公頃，年均減少0.4%，如圖1所示。

3 耕地面積變化對糧食生產影響的理論機制

3.1 耕地面積變化對糧食生產面積的影響

1993年以來我國糧食產量的變動情況（1993～2012這20年間），如圖2所示。結合圖1和圖2，我們可以看出，糧食產量的變動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1993～1998年，1999～2003年和2004～2012年。糧食產量呈現出“上升-下降-上升”的狀態，耕地面積則一直處于下降狀態，但播種面積對糧食產量增長的貢獻率卻逐步提升。

3.2 耕地面積變化對糧食生產環境的影響

耕地面積變化對生產環境影響較大。質量較好的耕地具有臨水的特征，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交通便利、水資源豐富的地區逐漸被城鎮化工業化利用。耕地面積的變化，很大程度因為城鎮化和工業化而分割，因此對我國糧食規?；a產生了消極影響。

4 實證分析

綜合以上分析，建立如下模型：

RY=β0+β1RX1+β2RX2+β3RX3+ε

此式中β1、β2、β3分別表示耕地面積、復種指數、糧食作物面積占農作物播種面積比。運用簡單線性方法測算，得到全國糧食產量的C～D生產函數模型的估計結果。結果證明：復種指數與糧食作物面積占比對糧食產量并沒有顯著影響，耕地面積則在5%的水平上有顯著作用。

5 對策建議

5.1 建立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加大宣傳力度

首先，必須對耕地保護建立行政規范和制度保護，加大耕地保護的宣傳力度，促使人們樹立起“保護耕地”的觀念，從自身做起，保護耕地面積人人有責，對破壞耕地的行為進行督促和舉報。

5.2 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民的種糧積極性

據調查，農戶種糧的收入較少，農戶的種糧積極性普遍偏低。因此政府需要增加農戶收入，在糧食直補等基礎上提高補貼和優惠，切實提高種糧收益，鼓勵農戶種糧，為糧食增產奠定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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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陳靜彬.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研究―以湖南省為例[D].長沙：中南大學，2010.

篇（8）

中圖分類號：F30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引言：“資金安排向高標準農田聚焦，項目布局向糧食主產區聚焦”這是回良玉副總理“兩個聚焦”的重要論斷，是農業綜合開發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的工作重點和方向，是保障糧食安全的重要舉措，是引領現代農業示范作用的重要途徑。積極研究探索高標準農田建設模式、著力打造高標準農田對農業增產增效、農民增收具有重要意義。

1.高標準農田建設的內涵

高標準農田建設是指土壤、排管、作物、耕作方式等多種因素組成的復合體系，在現有經濟技術條件下，通過人工改造，全面完善農業基礎設施條件，實現土、肥、水、熱、氣、能等多種自然條件綜合平衡，裝備高水平、生產方式先進、管理現代化的高產、高效、優質、生態、安全，并具有持續保障能力，達到進排水通暢、條田格式化、作業路網網絡化、生產全過程機械化，新品種、新技術應用現代化的標準農產品生產基地。

2.建設高標準農田是提升現代農業核心力的戰略選擇

2.1建設高標準農田是保障糧食安全的有效途徑

糧食安全問題關系到民眾福祉和社會穩定。耕地數量和耕地質量是決定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兩大關鍵因素。目前耕地數量與社會發展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一是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耕地數量減少的趨勢不可逆轉；二是人口增加的趨勢在一定時期內不可逆轉；三是社會發展對糧食需求不斷增加的趨勢不可逆轉。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綜合開發抓住耕地質量這一關鍵因素，積極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為穩定提高農田綜合生產能力、保證國家糧食安全提供良好條件，奠定堅實基礎。

2.2建設高標準農田是提升農田質量推動農田升級換代的重大舉措

目前我國農業基礎設施薄弱的狀況尚未根本改變，不少地方農田質量和農產品品質難以滿足現代農業發展的需要，因此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是對農田質量的一次重要提升和根本性保護，是在改造中低產田的基礎上，對農田建設的一次升級換代。

2.3建設高標準農田是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現實需要

農田質量不僅是決定作物產量高低的主導因素，同時也決定著農產品品質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建設高標準農田，將進一步拉動優質農產品基地建設，提高農產品的商品轉化率和市場競爭力，夯實農業產業化發展基礎，為現代農業發展創造良好條件，從而加快項目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進程。

3.農業綜合開發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的思考

3.1加強領導，協調推進，切實形成實施高標準農田建設的強大合力

各級、各部門特別是縣級政府要將高標準農田建設納入本部門的工作重點，主要領導要親自抓，分管領導要具體抓，扎扎實實抓出成效，形成“領導重視，上下聯動，合力推進”的工作機制。同時高標準農田建設是農業支農資金投向的集聚和創新，應加大資金投入，發揮規模效應。一方面積極爭取中央財政資金，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整合支農建設資金增加投入力度。對此，應充分發揮農業綜合開發綜合性、區域性和按照項目管理的優勢，以高標準農田建設為平臺，以農業綜合開發資金為引導，整合水利、農業、土地等相關涉農建設資金，吸引信貸資金和民間資本，實行項目大集中、資金大整合，建立項目建設高效運行機制。按照“多元投入、立體開發”的原則和“資金性質不變，管理渠道不亂，統一規劃，各司其職，各記其功”的思路，統籌資源，合力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

3.2加大宣傳，提高認識，確保高標準農田建設順利實施

高標準農田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實施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一定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還是來自農民的認知程度。目前，農村普遍實行，對土地略微的占用與調整，均涉及到農民的自身利益，常常由此引發各類占地矛盾。而高標準農田建設需要打破現有土地格局，進行統一規劃，統一治理，這也成為高標準農田項目推動難度較大的主要原因。對此，應加大宣傳教育力度，一是通過電視、廣播、報紙等輿論媒體加以宣傳。通過高標準農田建設在現代農業發展中的引領作用和重要意義，宣傳高標準農田建設帶來的長遠利益和發展前景，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和有利的工作條件。二是加大對示范點的宣傳力度。通過現場觀摩，輿論引導等推廣典型經驗和成效，以示范帶動作用加以宣傳引導，讓群眾看到，經過土地治理，耕地面積可增加6%-10%的巨大潛力，為大家謀福利的長遠利益，并通過土地治理提高自身畝產量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使其在對比中得到啟發，從而逐步轉變認識觀念。讓農民群眾接受、配合、并愿意加入到工程建設中來。

3.3嚴格標準，統籌協調，整體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

高標準農田建設應堅持高起點定位、高標準實施、高效率推進，著力打造精品工程。在項目建設過程中，嚴格按高標準農田建設質量、建設標準實施，水利、農業、農機、林業、科技等措施整體推進，田水路林山綜合治理，真正達到治理效果。平坦地區實施“平整格田化”治理，達到渠相通、路相連、旱能灌、澇能排、漬能降、田成方、林成網，基本實現園田化；坡耕地區實施“等高格田化”治理，達到旱能灌、洪能排、路相通、基本實現梯田化。排灌渠道根據需要設計建設，橋涵閘站渠配套齊全，達到旱能灌、澇能排、漬能降。田間道路建設達到順直通暢，滿足大中型農業機械通行要求。全面推進“沃土工程”，加大秸桿還田、稻殼還田的力度，增施有機肥，加強地力建設，提升土壤有機質含量。全面實現土地平整條田化，道路相通硬質化，溝渠相連襯砌化，橋涵配套通達化，農田作業機械化，全面彰顯高標準農田建設的高層次、高起點、高標準、高質量、高效益。

3.4制定規劃、規范有序地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

高標準農田建設是農業支農資金投向的整合聚集，集中力量支持糧食主產區建設高標準農田，是一項涉及利益調整的改革，必須有理論作支撐、有制度為約束、按規劃來實施。要在統一規劃的基礎上，明確各級各部門的職能和責任，有序組織實施。一是編制高標準農田建設規劃。要圍繞發展現代農業和建設新農村的目標，依據地方總體規劃和優勢農產品產業規劃，組織有關專家認真編制“高標準農田建設規劃”，建設規劃要注重糧食主產區，突出萬畝以上規模糧田，突出地區特色產業發展。確保規劃合理、設計科學，并以規劃為引領，認真組織實施。二是對確定的項目區進行整體規劃，科學設計。對建設規劃確定的項目區按照綜合、超前、可行的原則進行規劃布局和科學設計。綜合是強調水、土、田、林路綜合治理，田渠路橋林等各項工程合理布局，實現布局一體化；超前是設計的項目區20年、30年以后仍然先進、適用，打造永固工程；可行是對每個單項工程認真進行實地勘察、詳細論證、廣納民意、切實做到科學規劃到位，提高項目建設標準。

3.5創新機制、深度開發、放大項目建設效應

一是創新實施主體，大力推進土地規模化經營、產業化發展。探索和鼓勵其為項目實施主體，直接申報農發項目，并通過承包、反租、倒包、合作入股及托管等方式，實施先流轉后開發，這樣既能解決調地難的問題，又可推進規模開發，變低效利用或閑置狀態土地為高產高效土地，發揮土地最大效益，促進農業規?；?、產業化發展。同時也為二、三產業提供勞動力資源。二是要實行深度開發，提高土地利用集約化水平。開發與利用并重，實行深度開發，只有逐步實現糧食規?；a，才能提高種糧的比較效益，才能增強發展糧食生產的內在動力。農業綜合開發在項目區完成“硬件”設施建設后，要繼續進行深度開發，安排少量資金，培育和啟動農民用水戶協會、農機合作社、農業技術應用協會、專用糧食品種生產協會等“軟件”組織建設，在不改變現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前提下，實現統一機耕、統一播種、統一灌溉、統一施肥和統一機收，提高糧食生產的標準化、組織化、集約化程度。

4.結語

開展高標準農田建設，是引領現代農業發展，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現實需要，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應結合本地實際，逐步探索出適合本地區的高標準農田建設思路，爭取建設一片，成效一片，從而進一步保證國家糧食安全。

參考文獻：

[1]國家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2009年農業綜合開發優秀調研報告和論文集.2010.

篇（9）

中圖分類號：D922.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12）02—0054—05

一、問題的提出

根據1996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對糧食安全的界定，糧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在物質上和經濟上獲取足夠、安全和有營養的糧食，以維持其積極、健康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痹趪覍用妫Z食安全主要取決于該國的糧食生產能力和進口能力。

近半個世紀以來，雖世界糧食產量增長的速度始終高于人口增長的速度，有足夠的糧食可以供給那些糧食不能自給的國家，但由于糧食產量的分布不均以及進口能力的限制，許多國家仍處于糧食不安全狀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其生產的糧食基本無法滿足消費需求。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嚴重依賴糧食進口和糧食援助。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世界糧食不安全狀況》顯示，1998—2000年間，世界上大約有8.4億人處于饑餓狀態，其中有7.99億位于發展中國家。而到了2010年，全球饑餓人口總數上升到9.25億，其中98%生活在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饑餓人口的比例平均高達16%，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直接或間接地依賴農業維持生計。因此，糧食安全實際上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二、WTO《農業協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保障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

（一）《農業協議》關于國內支持的分類管理規則事實上在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設置了雙重標準

國內支持是指政府通過各種國內政策，以農民和農業為扶持對象所進行的各種財政支出措施，包括對農產品的價格支持、直接支持以及其他補貼形式在內的國內保護措施。其政策目標是保障本國糧食安全、維持農產品價格穩定和保障農民收入。由于許多國內支持妨礙了自由貿易，《農業協議》對于國內支持措施的總體思想是進行削減。根據國內支持對貿易的扭曲程度，《農業協議》將其分為“黃箱”、“綠箱”和“藍箱”，并對不同的支持實施不同的規則。

“黃箱”支持是指那些對生產和貿易產生扭曲作用的政策措施。按照《農業協議》的規定，需要以1986—1988年（基期）國內支持的年均水平為基礎，進行綜合支持總量（AMS）的削減。其中，發達國家在6年內平均削減AMS的20%，發展中國家在10年內平均削減AMS的13%。如果AMS占農業生產總值的比例很小，則不需要納入AMS的計算和削減，其中發達國家的微量允許水平為5%，發展中國家的為10%。這就意味著如果一個成員方在基期內沒有采取“黃箱”支持，它以后也不能采用，除非在微量允許的標準之下。而那些在基期內采取了“黃箱”支持的成員方，除需履行削減義務外，仍然可以對農業維持相當程度的補貼。事實上，長期以來能對國內農業提供巨額補貼的主要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AMS很低，甚至為零或負數。因此，《農業協議》實際上限制了發展中國家使用“黃箱”支持的權利，從而制約了其選擇有利于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由于AMS的削減承諾并不徹底，實際上也給發達國家預留了巨大的農業補貼空間，對國際農產品貿易仍會產生較大扭曲作用。

“綠箱”支持指的是對貿易沒有扭曲作用、對生產沒有影響，或只有最小限度的扭曲作用和影響的國內支持措施，免予削減義務。它包括與生產脫鉤的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收入安全網計劃、作物保險計劃等。雖然這些支持和農產品價格并不直接相關，但卻為農民提供了額外收入，從而間接地補貼了農業生產正如OECD所指出的那樣，任何影響生產者財產、資金流動和對風險態度的支付轉移都會間接影響農業生產，為農民提供比市場更多的支持。實際上，國內支持措施不可能完全與生產和貿易無關，并因此具有非扭曲性。因此，“綠箱”支持仍對生產和貿易存在一定的扭曲作用，但“最小限度的扭曲作用和影響”的底線是什么，《農業協議》并沒有確立任何判斷標準，導致“綠箱”政策的范圍失之過寬，面臨不斷被濫用的危險。如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為規避AMS的削減承諾，經常將“黃箱”支持轉化為“綠箱”支持。據統計，在1986—1988年至1995—1998年之間，OECD國家的“黃箱”支持下降，但“綠箱”支持卻翻了兩倍。然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實施“綠箱”支持遠遠超出了其技術、財政和管理的能力，所以實際上“綠箱”支持最大的受益者仍是發達國家的生產者。

“藍箱”支持是價格支持的特例（“黃箱”支持的一種），是烏拉圭回合農業談判中美國和歐盟最后妥協的結果。它允許根據農產品市場價格和政府制定的目標價格之間的差額對生產者予以補貼，實際上是變相地承認了扭曲生產和貿易的國內支持政策的合法性。盡管這些支持不能用于擴大生產，受限于固定的面積和產量或牲畜頭數或確定的基期水平，但是它仍然違反了自由貿易原則，并且構成對發展中國家的歧視。根據《農業協議》第6.5條的規定，“藍箱”支持只有在符合限產要求的前提下才免于削減，即按固定面積和產量給予，或享受補貼的產品不超過基期（1986—1988年）平均生產水平的85%，或按固定的牲畜頭數所提供的補貼。由于固定的面積和產量、牲畜頭數、基期水平由“藍箱”支持國來確定，因此這賦予了它們執行該政策額外的靈活性。依據“藍箱”支持，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改革計劃下實施的補償支付免除削減承諾，美國的差價支付計劃也得到豁免。

實際上，“藍箱”支持并未起到限制生產的作用，無法避免對生產和貿易的扭曲效應。理論上盡管所有WTO成員都能使用“藍箱”支持，但由于其只能在限產計劃下適用，而發展中國家多數面臨農業生產的不足，因此，該規定是為發達國家量身定做的。

《農業協議》關于國內支持的分類管理規則事實上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設置了雙重標準，它為發達國家保留了充裕的政策空間，而發展中國家卻無法利用“黃箱”和“藍箱”支持，也無財力去填充“綠箱”，因此缺少保障本國糧食安全的充足政策空間。

（二）《農業協議》關于出口競爭的安排實際上允許發達國家傾銷糧食，易致使部分發展中國家糧食生產能力削弱

出口競爭規則主要涉及到如何減少農產品的出口補貼。所謂“出口補貼”是指依出口實績而給予的補貼，與國內支持相比，它對貿易的扭曲更加直接、嚴重，且更易產生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因此，烏拉圭回合農業談判中出口補貼成為談判的焦點，最終達成的妥協方案確立了兩項基本準則：凡在基期內（1986—1988年）未對農產品提供補貼者，今后也不得對農產品進行補貼；凡在基期內已對農產品提供補貼者，今后可繼續對相關產品進行出口補貼，但補貼支出和受補貼產品應在基期水平的基礎上作一定比例的削減。

事實上，農產品出口補貼主要集中于少數幾個發達國家，在WTO成立之初的135個成員中，只有25個成員有權使用出口補貼，其中歐盟、美國、瑞士、挪威四個OECD成員1995—1999年間對農產品的補貼支出額占總支出額的98.9%。因此，該準則意味著發達國家可繼續對農產品提供出口補貼，只要其執行削減承諾，而發展中國家對農產品提供出口補貼的權利卻受限。

基于出口補貼的減讓承諾，發達國家的確在實施期內減少了對農產品出口的補貼。然而，出口競爭紀律的不健全同時又為發達國家規避出口補貼義務提供了契機?！掇r業協議》第10.4條要求提供國際糧食援助的成員方保證糧食援助與商業性農產品出口無直接或間接關聯，并以贈與方式進行。但該規定往往因不具操作性而被成員方忽視。一些主要糧食出口國借糧食援助之名大量傾銷剩余食品，據統計，美國有近一半的面粉通過糧食援助的方式出口。同時，出口信貸也因缺乏相應紀律約束，而被發達國家用來規避出口補貼義務。美國是出口信貸的最大使用者，年提供信貸達30億美元。因此，《農業協議》關于出口競爭的紀律未能對發達國家所有形式的出口補貼形成有效約束。

《農業協議》關于出口補貼的安排實際上允許發達國家繼續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糧食傾銷，這必然導致部分發展中國家農產品出口萎縮，外匯收入下降，糧食生產、進口能力也相應遭到削弱，從而使其糧食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脅。

（三）《農業協議》的市場準入規則實際上并沒有打開發達國家的市場，反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更加開放

市場準入規則規定了WTO成員國如何向外國農產品開放的有關措施。關稅化是農產品市場準入的一個核心措施，旨在建立農產品市場的“單一關稅制度”，即把各種非關稅措施轉化為保護程度相等的關稅措施。盡管關稅化后貿易保護程度并沒有發生變化，但這有助于增加貿易保護的透明度。執行關稅化的關鍵是進行關稅等值的計算。然而，各國在折算過程中盡可能選用對自己有利的價格數據，極力擴大一些敏感產品的關稅等值水平，加上計算關稅等值的基期（1986—1988年）內國內價格和國際價格的差額達到最高值，因此，一些國家實際計算出的等值從價關稅率高達百分之幾百，大大提高了原有保護程度。不少學者將這一過程斥為“骯臟的關稅化”。利用這一過程，發達國家在維持其高關稅保護水平的前提下實現了政策轉變，而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歷了結構調整計劃，其關稅等值大多為負值，因此只能選擇使用“上限約束”的方式約束關稅。實際上，關稅化對于發展中國家毫無意義，它最終淪為發達國家提高約束關稅的一種工具，這難免會削弱關稅減讓的價值。

關稅化后，農產品市場準入的問題就轉化成關稅減讓的問題。根據《農業協議》，成員方必須約束所有關稅，并在約束稅率的基礎上進行關稅減讓。但是減讓承諾只限于所有農產品平均關稅，并非針對每一產品的關稅減讓。這就使得各國對進口數量多或本國生產的農產品保持高關稅稅率，而對一些本國不生產的產品降低關稅。選擇性的關稅削減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關稅高峰。發達國家利用關稅高峰阻礙發展中國家主要糧食產品的出口，也利用關稅減讓的機會，提高原材料的關稅削減比例，壓縮加工產品的削減比例，通過關稅升級壓制發展中國家高附加值農產品的出口，進而影響其產業升級。關稅高峰和關稅升級嚴重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

由于一些成員在實施非關稅措施的關稅化方面存在困難，《農業協議》允許其保留某些產品的非關稅措施，但這些產品必須實行關稅配額制度。各成員方應以相對較低的關稅進口一定數量（配額）的農產品，確保有效市場準入不受侵蝕。然而，《農業協議》對于配額的管理和分配至今缺少明確具體的規則。因此，成員方對于貿易配額的管理擁有較大的自。利用這種自，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參照以往的進口構成情況，將配額分配給傳統供應商，以延續特定國家之間過去存在的特惠貿易安排，這種配額管理模式明顯具有歧視性，發展中國家因此被排除在特惠安排之外，一些對其具有重要出口利益的產品也被征收高關稅。事實上，關稅配額制度在改善市場準入方面并未發揮有效作用，反而弱化了最低限度的市場準入。

為避免關稅化的結果可能使原先受非關稅措施保護的國內農產品直接受到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及過量進口的沖擊，《農業協議》規定了關稅化的例外條款——農產品特殊保障措施（SSG），即在特定產品進口數量大增，或進口價格跌至規定水平時，成員方可以征收一定的附加關稅，以保護國內相關產業。按照《農業協議》第5條規定，實施特殊保障措施的農產品必須經歷關稅化過程。由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進行關稅化，因此失去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的權利。加之該措施適用的技術門檻高，導致即使有權使用該措施的發展中國家也不能頻繁地對其加以利用。2003年行動援助報告指出，在允許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的6072項關稅稅目中，67.2%適用于發達國家，31.8%適用于發展中國家。一份WTO刊物統計數據也顯示，在1995—2008年有權使用SSG的22個發展中國家之中，僅有6個國家實際援用。

通過骯臟的關稅化、選擇性的關稅削減、弱化最低限度的市場準入、戰略性的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等手段，發達國家極力規避市場準人的義務，因此《農業協議》市場準入規則實際上并沒有打開發達國家的市場，反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更加開放。這嚴重削弱了關稅在保障糧食安全方面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不難發現《農業協議》確立的國內支持、出口補貼和市場準入規則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具有嚴重的不平衡性。它允許發達國家通過出口補貼繼續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糧食傾銷，同時卻要求發展中國家逐步開放國內糧食市場；它為發達國家的國內支持保留了充裕的空間，卻令發展中國家與農業補貼失之交臂。這造成了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間的不公平競爭合法化，嚴重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政策選擇。因此，現行的《農業協議》很難有效保障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

三、多哈農業談判不能從根本上考慮發展中國家對糧食安全的關注

（一）多哈農業談判期間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

鑒于現有農產品制度安排的不公平性及南北國家在農業競爭力上的懸殊，發展中國家積極利用多哈農業談判，爭取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

在提案、磋商階段，發展中國家均強調農業對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為確保糧食安全，他們認為有必要保護本國糧食生產，給予國內農業政策充足的空間和靈活性。為保護本地的糧食生產和農民生計，發展中國家建議終止藍箱，改革或移除綠箱，并取消出口補貼。同時，發展中國家也承認貿易是一種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重要途徑，尤其對于糧食進口國。但貿易帶來的進口激增也會影響進口國國內主要糧食的生產，影響農村發展和減貧。因此，發展中國家要求建立農產品特別保障機制（SSM），取代只能由發達國家適用的特殊保障措施。除此之外，發展中國家尤其強調特殊和差別待遇對糧食安全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建議擴大特殊和差別待遇條款。其中古巴等11國提出的“發展箱”以及印度提出的“糧食安全箱”包含了所有特殊和差別待遇的靈活性。

古巴等11國提出的“發展箱”要求，發展中國家有權以積極列舉的方式指定何種農產品受《農業協議》規則的約束；允許發展中國家重新評估并調整關稅水平，以應對廉價進口產品的沖擊，保障糧食安全；OECD國家應大幅降低現行關稅高峰和關稅升級；給予發展中國家國內支持方面的靈活性，包括將其微量支持水平提高到20%；禁止發達國家繼續援用特殊保障條款，但該條款應向發展中國家開放；禁止所有形式的傾銷，發達國家所采用的各種出口補貼應立即取消。之后，印度又提出了“糧食安全箱”，要求發展中國家所采取的一切與保障糧食安全、農村發展、就業和反貧困有關的國內支持措施應免于任何形式的削減；發展中國家對農業關鍵性投入所提供的補貼應具有靈活性，給予低收入和資源貧乏農民的具體產品支持應免于綜合削減；允許發展中國家保留適當水平的關稅限制，免于提供任何形式的最低市場準入；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有權采取一種有別于特殊保障措施的獨立可行的特殊保障機制。無論“發展箱”還是“糧食安全箱”均著眼于：在不公平的世界貿易體系中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大的政策支持空間，為貧困人口的糧食安全提供基本保障。

（二）《框架協議》未能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

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的關注，并未引起發達國家足夠的重視。以美國為代表主張農業貿易自由化的國家認為，自由貿易將穩定全球市場價格，同時增加貿易收益、促進經濟發展、提高購買力，從而有助于糧食安全，因此自由貿易和市場導向是實現糧食安全的主要路徑。以歐盟、日本為代表的農業保護主義勢力則主張一個理想的國際框架應充分考慮農業的多功能性和糧食安全的需要，以此作為延緩貿易自由化，推行農業保護主義的借口。立場的分歧，導致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在談判中僵持不下，幾經周折，最終達成一項《農業談判框架協議》（《框架協議》）。《框架協議》雖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照顧了發展中成員的特殊關切，但同時也使許多焦點問題被淡化或模糊化處理。其中，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的關注就未能得到充分的考慮。

在國內支持方面，《框架協議》關于削減模式的選擇、政策箱的改革維持了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間的不平衡，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1）削減模式的選擇?！犊蚣軈f議》要求按照分層公式對所有扭曲貿易的國內支持（OTDS）進行實質性削減，總量削減和分項削減同時進行，即不僅要對OTDS進行分層削減，還要分別對“黃箱”、微量允許進行單獨削減，并對“藍箱”進行封頂，但是，《框架協議》規定的削減基礎是約束水平或被允許水平，而不是現有的實際支持水平，削減后的支持水平通常比現有的支持水平要高。即使按照以后達成的削減幅度將分層公式適用于每項具體的削減步驟之中，削減的只是扭曲貿易的國內支持的水分，并不能達到實質削減的目的。（2）政策箱的改革?！犊蚣軈f議》規定對“黃箱”政策進行實質性削減，同時改革“藍箱”政策。但從“藍箱”的內容來看，框架協議顯然有意使發達國家運用“藍箱”政策代替“黃箱”政策。《框架協議》規定“藍箱”支持按農業總產值的5%進行封頂，將“藍箱”標準從原來的“限產”擴大到“不對生產進行要求”。這一變革擴大了“藍箱”的使用范圍，增加了發達國家使用“藍箱”支持的空間。由此，具有AMS削減義務的高補貼國家，可以通過“箱間轉移”（從“黃箱”移到“藍箱”）來調整現行的農業支持政策，規避削減義務，如美國，其AMS承諾水平為191億美元，2001年實際使用量為144.13億美元，比較接近承諾水平。但是，目前美國農業總產值在2000億美元左右，按5%的封頂要求，美國將有100億美元的“藍箱”使用空間。這意味著如果取消藍箱的“限產”要求，美國只需將一部分措施從“黃箱”轉入“藍箱”便可大大緩解削減壓力，甚至可以不作任何削減。這樣，美國《2002年農業法案》的反周期補貼便能順利的從“黃箱”轉向“藍箱”。

在出口競爭方面，框架協議關于削減日期的模糊規定為發達國家繼續進行出口補貼提供機會?！犊蚣軈f議》指出：成員同意制定一個詳細的削減模式，以保證在一個可信的終止日期前，平行削減所有形式的出口補貼措施。削減日期待定意味著發達國家可以繼續維持高額的出口補貼、出口信貸或保險計劃，同時也擁有充足的時間將“出口補貼”向“藍箱”和“綠箱”轉化?！掇r業協議》出口競爭紀律對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消極影響將繼續存在。

在市場準入方面，《框架協議》對敏感產品的定位，特殊產品和特殊保障機制的模糊規定未從根本上考慮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需要。（1）敏感產品?！犊蚣軈f議》關于敏感產品的概念允許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繼續對某些產品提供保護，只要每種產品的市場準入通過關稅配額承諾和關稅削減得到改進?！懊舾挟a品”是歐盟和十國集團為使其部分維持高關稅的敏感產品少做減讓而提出的概念，旨在維持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出口利益的農產品高關稅，這必將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出口。（2）特殊產品和特殊保障機制。《框架協議》規定，發展中國家可以根據糧食安全、生計和農村發展的需要，指定特殊數量產品作為特殊產品，這些產品可以獲得更多的靈活待遇。同時，《框架協議》也要求制定農產品特殊保障機制僅供發展中國家使用。這些規定一定程度上考慮了發展中國家使用出口補貼和國內支持措施的有限能力，特殊和差別待遇在其市場準入領域的重要性。但是，在特殊產品問題上，《框架協議》的文字相當模糊，幾乎所有的實質性問題都被留到下一階段解決，對如何特適用殊保障機制也沒有任何詳細規定。

（三）后《框架協議》談判，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關注的分歧依然嚴重

《框架協議》指出，農業對于發展中成員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他們必須能夠實行支持其發展目標、扶貧戰略、糧食安全以及生計關注的農業政策。該目標能否實現，取決于后《框架協議》階段更為艱難的具體模式談判。然而，后續談判過程中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在農業補貼、農業關稅等核心問題上依然各執一詞，讓拖延了10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談判懸而未決，這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

在OTDS的削減幅度上，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始終無法達成一致。面臨發展中國家大幅度削減OTDS的要求，美國和歐盟一直消極回避。從農業補貼的規模看，歐盟農業補貼為600億歐元，美國為482億美元，根據2008年7月談判案文歐盟應該削減75%—85%，美國應該削減66%—73%。但歐盟目前僅許諾削減70%。由于歐盟從總體上講處于農產品進口入超的局面，且農產品出口的大部分是歐盟各國間的貿易，因此其并未成為眾矢之的。美國雖然同意削減至150億美元，即削減69%，進入了談判案文的削減范圍，但美國2001—2005年實際農業補貼平均為170億美元，2006年為110億美元，2007年又下降為90億美元，因此，印度和巴西認為美國削減的幅度遠遠不夠，要求其必須削減到108億美元、至少削減到121億美元即削減75%以上。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關于農業補貼的對峙成為具體模式談判階段的主要阻力。

在農產品的特殊保障機制的適用條件上，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僵持不下。特殊保障機制是給予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政策，發展中國家可以動用這個在農業領域的防御性政策工具，在進口產品數量激增或進口產品價格銳減的情況下，提高關稅壁壘，保障農民的生存、農業的發展和糧食安全。由超過40多個發展中國家組成的33國集團是特別保障機制最積極的捍衛者。他們主張在農產品進口量超過正常年份的5%、10%和30%并造成國內價格下跌時，就可采取追加不同比例關稅的特殊保障措施，而且程序應簡單、易行。美國等糧食出口國則堅持只有當某種農產品進口突然增至40%以上時，“受害國”才能啟動特別保障機制，提高關稅。最終，美國以必須界定該機制使用的合法性和防止濫用為由，沒有作出讓步，導致2008年談判破裂。

談判破裂后，農業委員會又組織多次談判，但沒有帶來任何實質性進展。2011年伊始，農業委員會主席沃克（David Walker）提出預計在年終結束談判。然而談判的進展并不樂觀，WTO大使們一致認為，各項議題在年內不太可能達成一致。目前，為挽救多哈，代表們選擇了分階段完成的妥協方案，其中農業問題被列為“慢速通道”。綜觀十多年的多哈農業談判，盡管發達國家做出了巨大的讓步，但發展中國家大部分關于糧食安全的建議并沒有得到采納，而發達國家的削減承諾很大意義上是空頭支票。可以預測，多哈農業談判不可能從根本上考慮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的關注。

四、結論與啟示

篇（10）

二、執行預案，落實好早稻最低收購價政策

今年國家規定，早秈稻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起止時間為7月16日至9月30日，早秈稻最低收購價每百市斤132元，是指2014年生產的國標三等質量標準的早秈稻到庫收購價。各鄉鎮和有關部門、各收購企業要做好政策宣傳工作，做到理解政策無偏差，執行政策不走樣，落實政策不縮水。在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啟動后，所有承擔最低價收購任務的委托收儲企業，都要按要求懸掛收購質價政策公告牌，認真執行國家糧食質價政策和現金結算制度，不得壓級壓價，抬級抬價，損害農民利益；不準拒收、限收符合質量標準的糧食，對于雜質、水分不符合入倉質量標準而經過清雜整理可以達標的，要按規定進行收購；對于確實糧質有問題而影響糧食安全儲存不能收購的，要向售糧農民做好解釋工作。同時要搞好便民收購服務，積極創造條件增加便民服務設施，增加服務項目，最大限度方便農民就近交糧的需要。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認真做好執行早秈稻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各項工作，確保各項政策得到全面貫徹落實，讓農民交售放心糧、滿意糧，切實保護種糧農民利益。

三、加強監管，維護好早稻收購市場秩序

為保證糧食合理有序流通，保持市場價格基本穩定。發改委、糧食、工商、農發行等有關部門要認真落實各自職責，建立健全分工明確、協調配合的責任機制，要加強對各收購庫點落實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的全程監督檢查，特別是要把與農民利益密切相關的糧食質價政策執行情況、糧食售糧款是否及時兌現，作為監督檢查的重點。發現問題要責令改正，切實維護糧食流通市場秩序，保護糧食生產者、經營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確保市場監管、農民利益、政策兌現三到位。

四、落實資金，確保農民售糧款及時兌現

篇（11）

中圖分類號 F746.14;U655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05-0134-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5.022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中東北非等國家為代表的水資源緊缺問題引起了各界的關注。20世紀90年代初Allan教授提出了虛擬水(Virtual Water)的概念,專指生產商品和服務所需要的水資源數量[1]。這個概念經過十多年的發展,被人們逐漸認識其對于實現區域和全球水安全具有的重要意義。

1 研究進展

2002年第二屆世界水資源論壇在荷蘭海牙召開,虛擬水作為單獨的議題被提上日程。同年12月在荷蘭的戴爾福特(Delft)以虛擬水為主題建立了工作組,對虛擬水的概念、意義和理論依據做出了較為廣泛和詳盡的討論。經濟學家Hokstra和Chapagain在這次會議的報告中認為原有的虛擬水流量測算方法不能真正反映一國水資源的真實需求,提出水足跡(Water Footprint)的概念和測算方法[2]。水足跡將虛擬水概念與消費聯系起來,用以衡量國家、地區、部門或個人水資源的消耗狀況,為水資源需求和供給管理提供了新的視角,也拓展了虛擬水概念的應用范圍。Hokestra和Chapagain等人提出水足跡的概念之后,對虛擬水流的計算方法展開了深入的探討,運用“樹形結構”將虛擬水含量細分為農作物虛擬水含量、加工品虛擬水含量、動物虛擬水含量和工業產品虛擬水含量。并初步計算了全球一百多個國家的虛擬水流量和各國的水足跡大小。Chapagain在進行國別研究的時候將虛擬水進一步細分為綠色虛擬水、藍色虛擬水和灰色虛擬水,對虛擬水貿易與環境保持的關系進行了量化探討,將虛擬水概念引入了生態環境領域[3]。

虛擬水和水足跡等概念的提出逐漸理清了虛擬水理論的邏輯脈絡,在此之上,學者們也不斷探討虛擬水理論的深層次依據。Allan教授認為虛擬水概念最核心的理論基礎是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理論,“將一國較為優勢的資源出口本國將獲利”。

隨著虛擬水理論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將虛擬水政策化的討論也逐步展開。2003年3月第三屆世界水資源論壇在日本東京召開,正式討論虛擬水貿易與地緣政治的關系,將虛擬水理念政策化提上了日程。而這一主題是各國政府普遍關注和顧忌的問題,至今仍是各國學者討論的熱點。2003年4月世界各國學者就虛擬水政策化主題召開了電子會議,專門探討各國水安全、糧食安全與國家安全的相互影響和制約關系。2005年9月,德國發展研究所(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GDI)建立了虛擬水貿易工作站。2006年第四屆世界水資源論壇在墨西哥召開,專題討論阿拉伯地區的虛擬水貿易與水安全的關系。2006年8月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專題召開了水資源周討論虛擬水理論的進展和應用。2009年3月第五屆世界水資源論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召開,“糧食與水”、“水的綜合管理與保護”等論題中再次討論了虛擬水理論的政策化問題。最新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水資源公報提出力求使水足跡平衡的水中立(Water Neutrality)概念,這是一個關于如何減少和補償水足跡影響的概念[4]。水中立指盡可能理性地減少某項活動的水足跡并補償剩余水足跡的負外部性。水中立的概念提供了一個將利益相關者與水資源管理相結合的良好工具,有利于探討減少水足跡目標和機制,從而對剩余水足跡環境和社會影響實現補償。

此外,虛擬水概念不僅縱向不斷延伸,橫向發展也非常迅速。虛擬資源概念的提出將虛擬水與虛擬土地、虛擬二氧化碳、虛擬氮等概念相提并論,為全球資源量化及貿易研究提供了新視角。一些學者將水足跡概念與生態足跡、碳足跡等概念聯系起來,使人們的消費對自然的影響更為清晰、以量化的方式呈現在公眾面前(Heokastra等人)。也有一些學者將虛擬水換算成生物能量,使虛擬水成為跨學科跨領域研究的一個支點(P W GerbensLeenes等人)。這些都為虛擬水貿易理論政策化不斷開拓視野,打開思路。

將虛擬水貿易理論政策化主要考慮需要實現兩個政策目標:第一,通過虛擬水貿易實現國家和地區之間水資源重新配置,提高更廣闊空間范圍內的水資源利用效率,實現國家和地區的水安全。第二,在實現國家和地區水安全的同時,確保虛擬水貿易不影響該國、該地區的糧食安全。是否能夠同時實現這兩個目標,如何實現,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爭論的雙方都已經做了大量的論證工作。

劉?哲等:虛擬水貿易理論及其政策化研究進展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0年 第5期2 虛擬水貿易理論政策化的各方爭論

2.1 國外學者關于虛擬水貿易政策化的爭論

從虛擬水相關理論提出伊始,關于糧食安全、水安全和國家安全的相關問題,國外學者就一直在爭論和討論。在虛擬水和水足跡概念的框架下,國外學者已經做了大量的前瞻性研究。Allan研究得出中東地區的30個國家正在通過進口小麥和其他農產品的方式進口虛擬水,來補償日漸減少的水資源。Hakimain,Turton,Wickelns等人對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虛擬水貿易量和虛擬水流路徑作具體的分析測算。Hoekstra and Hung報告了全球食物以及其他產品在不同國家之間貿易中的虛擬水平衡測算結果[4]。以色列大學的Hillel Shuval指出,中東的干旱國家擁有極少的水資源, 這些水應該用于更為急需的地方;進口富含虛擬水的農產品能夠兼顧糧食安全和水安全。東京 大學M D Sirajul Islam對全球虛擬水流向對緩解缺水地區水資源壓力問題作了分析,認為全球水資源的空間分布通過虛擬水貿易實現了非均衡的重新分布,全球沒有水資源緊缺壓力的人口減少,中等壓力和高等壓力的人口增加,但極度缺水的人口減少。Hoekstra和Chapagain提出全球農產品貿易量的增長快于全球農產品產量的增長,這意味著全球糧食供給各國和各地區之間的依賴性增強。與發展中國家相比,發達國家由于消費了更多的工業制品而使其水足跡更大。Maria Berrittella等人通過建立全球貿易分析模型(GTAP-W)將虛擬水納入全球貿易分析框架。結論顯示未實行水資源管制的國家和地區,當貿易模式轉變時(貿易產品虛擬水含量不同),該地區的水資源使用量增加;而實行水資源管制的國家則傾向于出口更多的富含水產品。這使全球范圍內水資源利用效率降低了。

國外支持虛擬水理論政策化的學者一般將虛擬水問題放置在全球貿易框架之下進行分析,做了大量的國別研究。對品種的研究也都以國家為單位,為各國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這些研究得出的一般性結論是:第一,虛擬水貿易的確對水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配置起到了很大作用。第二,虛擬水貿易對部分缺水國家,如中東北非等國的水資源緊缺現狀確實起到了極大的緩解作用。第三,在貿易結構調整中考慮虛擬水因素確實能夠提高水資源管理的 效率。

提出質疑的學者也并非對虛擬水貿易理論全盤否定,而是在肯定虛擬水貿易具有優化水資源配置效率前提下,針對如何平衡國家水安全和糧食安全的問題上展開討論。影響農產品國際貿易的因素有很多,不能將虛擬水這一因素作為影響農產品國際貿易結構的唯一主導因素。一國政府出于對糧食安全和國家安全的考慮,需要制定一攬子解決方案來解決水資源問題。這就需要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對一國現有水資源和虛擬水貿易的潛在供水能力以及國家的糧食安全通盤考慮。但是具體如何將以虛擬水為表現形式的水資源要素納入到國際貿易戰略的制定中各國學者只給出了研究的思路,而實證性的研究尚未完成。

Hofwegen認為虛擬水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決不是簡單地讓貧水國家和地區進口虛擬水,要將虛擬水戰略作為政策的一部分,需要徹底了解虛擬水貿易對于當地社會、經濟、環境以及文化狀況的影響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應從貨幣(通貨)、糧食安全、糧食、就業和水資源等幾個方面來研究。Wichelns在研究中也指出[5],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虛擬水的比較優勢有助于增強其政策相關性和實際應用性,但虛擬水貿易理論只是在水資源方面揭示了產品的比較優勢,因此,并不應該在政策的制定方面僅僅依據虛擬水貿易,應該全面地考慮到土地、勞動力和技術等諸多方面因素,全面確定優勢項目進行生產和貿易。Wichelns指出了虛擬水貿易與比較優勢理論之間的差異,運用比較優勢理論對資源與貿易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理性分析。

2.2 國內學者關于虛擬水貿易政策化的爭論

國內學者對于虛擬水的研究目前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是中國分地區分產品虛擬水含量的測算以及分地區虛擬水流量的初步估計;第二是全國性分品種虛擬水含量的測算、虛擬水流量的估計和虛擬水貿易戰略研究。

中國虛擬水理論在實證研究領域最多用于分析西北干旱缺水地區的水資源管理問題。周俊菊 等人測算了2002年甘肅省13種主要農產品的虛擬水含量。焦文獻等人應用ImPACT等式分析了甘肅省1990-2003年虛擬水消費中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王學權和盧琦計算了青海省共和盆地(共和盆地地處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內地,是我國西北地區沙塵暴肆虐的一大策源地)。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年凈消費的虛擬水量,分別為878.43 m3和1 105.61 m3。黃曉榮等人運用投入產出法計算了寧夏地區2002年虛擬水輸出量、水足跡和社會經濟系統對水資源的消費利用狀況。于茜等人測算了1990-2004年新疆地區五種主要農產品的虛擬水含量。桂東偉等人認為新疆有限的水資源不可避免地導致綠洲農業經濟用水與生態用水的矛盾。肖玲等人提出了虛擬水指數的概念,并對陜西省1989-2004年的18種農產品虛擬水含量進行了時空變異分析。

此外,一些學者也運用虛擬水理論探討了半干旱地區和水資源相對豐沛地區的水資源合理利 用問題。陳光和楊靜應用虛擬水相關的理論和方法對遼西主要農畜產品的虛擬水含量進行了計算,并對未來水資源供需平衡作了預測。崔嬙等人利用各類農作物虛擬水含量標準,計算了1997-2002年浙江省各地市主要農作物的虛擬水含量和不同類型農作物的虛擬水含量。馬忠和張繼良認為虛擬水戰略是水資源社會化管理的一個重要途徑,二人計算了張掖市產業間虛擬水的凈轉移以及區域虛擬水的調入調出,構造產業間虛擬水轉移矩陣,清晰量化各產業間虛擬水的轉移去向。吳爭程運用投入產出法計算了福建省各行業的虛擬水流量,分析了福建省經濟貿易中的水調配量,結果表明福建省以虛擬水的形式直接或間接地輸出了大量水資源。嚴冬等利用水資源模型輸出的蒸散發量,對黑河中游農作物初級產品的虛擬水含量、虛擬水貿易、虛擬水資源利用率和農業發展代價分擔等內容進行了測算和分析。王紅瑞等確定了北京市主要農作物的需水量,對北京農作物種植結構變化、農業用水及其對GDP的貢獻做了計算,并對各類農作物歷年虛擬水含量及其結 構變化進行了測算。

分地區的實證研究證實了不同地區不同產品之間虛擬水含量及虛擬水流量的差距,基本上肯定了兩點:第一,作物生長對水資源的需求可以通過其虛擬水含量來體現,從而虛擬水含量可以作為優化產業布局的因素之一納入政策制定的考慮范圍。第二,虛擬水流量對地區水資源的供需確實產生影響,對水資源的重新配置能夠起到作用。但是,分地區的虛擬水研究并沒能闡述虛擬水國際貿易如果對國家糧食安全產生沖擊應如何應對,也就是說虛擬水戰略的 制定如何與農產品貿易戰略相結合的思路還沒有被理清。

國內最早關注虛擬水戰略問題的是程國棟,他指出虛擬水是解決水資源緊缺問題的新思路,從國家角度出發,我國糧食安全應該靠自給,但是區域內部地區的糧食安全則沒有必要完全自給。此外,柳文華等人分析了虛擬水的政策內涵,估算出1980-2000年小麥、玉米貿易中虛擬資源的實際輸入情況。劉幸菡和吳國蔚運用虛擬水含量的計算方法對我國2000-2002年36種農產品虛擬水含量進行了測算,并進一步測算了我國該三年的農產品虛擬水流[6]。王紅瑞和王軍紅測算了中國各省市畜產品虛擬水含量歷年 變化情況和各類畜產品現狀分布情況。馬靜等人借助虛擬水的概念,測算了4類主要糧食作物的虛擬水含量。分析以糧食為載體的虛擬水國際、區域流量關系勾勒出了我國虛擬水貿易的基本格局。認為虛擬水戰略可作為跨流域調水的補充,在保障缺水地區水安全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孫克將虛擬水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討論比較優勢理論在虛擬水貿易中的應用,將虛擬水研究納入了經濟學的研究框架。李少斌測算了9種農產品在中國各省、市、自治區的城鄉虛擬水消費量。施宜和李磊將熵權理論引入虛擬水戰略研究框架,分別計算并比較了西北4省和中部4省的熵權,認為應該充分發揮熵權大的省份的生產優勢,而對耗水多的作物可以考慮盡量避免在缺水地區生產。

國內多數學者出于糧食安全的考慮不支持較大幅度的糧食進口。中國在全球糧食生產和消費中占據了巨大的份額,其貿易額的微小變化所引起的市場和糧食價格變動將影響世界的任何地方[7]。但近年來水資源短缺不僅會威脅中國的糧食安全、制約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會對世界糧食安全產生沖擊。對虛擬水貿易戰略的不斷深入研究揭示了以下幾點:第一,中國虛擬水流量成凈進口狀態,這對緩解我國實體水資源供需缺口確實起到了作用。第二,中國虛擬水進口要以國家糧食安全為前提,保證糧食在自給率下降不大的基礎 上,通過調整國際貿易結構來實現虛擬水的進口更有利于將虛擬水貿易理論納入政策框架。第三,中國國內各地區之間可以通過地區間的虛擬水貿易緩解我國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的問題。

3 虛擬水貿易理論政策化途徑的探討

(1)將虛擬水等新型資源概念與傳統生產要素一起納入到產品國際競爭力測算之中,調整國際貿易框架和國際貿易戰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沒有國家能夠稱可以完全實現自給。水 也是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農業也是經濟活動,只不過由于定價的困難以至被忽略。這些經濟資源和經濟活動都應被納入到市場的框架中加以分析,運用市場的力量加以推動,只不過進程要很緩慢。虛擬水資源管理更多的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技術問題(Allan)。影響虛擬水貿易的政治因素可以劃分為進口國因素、出口國影響因素和國際政治環境三大類(劉紅梅等)。各國在考慮到完全依賴進口糧食后所形成的糧食供給風險的不可接受性,都認為需要一攬子的貿易協議,而不是完全依靠進口虛擬水來解決水資源稀缺問題。

對于尚屬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而言,糧食安全受到全球化、工業化進程的威脅,同時全球化大背景下的貿易自由化將成為國家糧食安全的新籌碼,也有可能成為國家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深入發展的新動力。在糧食、能源、資源全球流通的情況下,一方面不能固守高自給率的低效率發展,另一方面還應該更多的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合作,順應國際化發展的趨勢。將虛擬水與其他因素一起納入到宏觀調控框架雖然有諸多技術上的困難,但其政策意義和實際意義都是顯而易見的。

(2)通過建立第三方協議來保障虛擬水貿易的可持續性。通過虛擬水貿易實現水資源優化配置的最大顧忌就是國家糧食安全與政治安全。國家間的戰略合作關系的微妙變化直接影響虛擬水貿易能否實現可持續性發展。這也是學者們質疑依靠糧食進口解決水資源緊缺狀況的根源。從契約經濟學的角度看,要想實現通過貿易手段來解決水安全以及維護糧食安全,可以建立第三方協議來實現。例如,可以建立世界糧食銀行來從制度上保證水資源緊缺的國家和地區的食品可貿易性(Hillel Shuval)。

(3)將虛擬水理念納入到農業區域布局和區域貿易戰略結構中。不同地區不同作物虛擬水含量的差別給農業區域布局的調整提供了依據。同時也給區域間虛擬水貿易提供了依據。結合地區資源稟賦條件調整農業布局和農產品區域貿易結構是將虛擬水貿易理論政策化的另一途徑。運用虛擬水戰略,從國內糧食生產富足的省份調運糧食,實現地區間糧食供給平衡,可以更好地保證農業生產條件較好地區的糧食生產,緩解缺水地區自身水資源的短缺壓力和生態壓力,實現區域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程國棟)。驅動虛擬水流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耕地面積,虛擬水總是從水資源短缺但耕地豐富的國家或地區流入到水資源豐富但耕地短缺的國家或地區(M Dinesh Kumar,O P Sign)。這與中國“南水北調,北糧南運”的現實相吻合。對中國南北方農業布局和貿易結構進行一定的調整,可以增加水資源的配置效率,同時不威脅國家糧食安全和政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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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of Virtual Water Trade Theory and Its Related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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