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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翔(1983-),男,湖北武漢人,武漢科技大學工程訓練中心,工程師;王蕾(1987-),女,湖北荊州人,武漢科技大學工程訓練中心,助理工程師。(湖北 武漢 430065)
中圖分類號:G642.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3)25-0167-02
自20世紀后期以來,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速度及其應用領域是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無法比擬的。電子信息技術革命式的發展為社會進步注入了強勁的動力,也對大學電子信息類學生的專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電子實訓教學是工科電類各專業學生動手能力培養的重要實踐環節,對培養學生的創新實踐能力起到無可替代的作用。
情景認知[1,2]理論是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以萊夫為代表的一個理論派別。它認為知識寓于情境之中,學習者需親臨其境、參與實踐,通過自己的活動去獲得新知識。它要求學習者通過不同的情境去對知識進行“有意義協商”,通過“合法的邊緣性參與”在實踐共同體中獲得“意義和身份的建構”。
“工學交替”[3]是一種將學習與工作結合在一起的教育模式,它以職業為導向,充分利用校內外不同的教育環境和資源,把以課堂教學為主的學校教育和直接獲取實際經驗的校外工作有機結合,貫穿于學生的培養過程之中。
本文結合武漢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我校”)自身實際情況,將“工學結合”模式構建于情景認知理論之上,從構建實訓情境、實訓基地建設和師資隊伍建設三個方面進行了闡述,希望為我國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在構建現代化實訓情境的條件下培養學生“四實”精神、明確專業理論課學習目標
相當一部分學生在校期間學習動機不足的原因是他們不清楚所學知識在日后的實踐中有何應用價值。要讓學生在校內學習期間就能提前感悟這種理論與實踐相輔相成的關系,就必須努力創設與實際需求相適應的實訓情境。在這種模擬工程實際需要的環境中完成實訓教學過程,可以大大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我校通過積極申請中央財政支持地方高校發展專項資金資助項目和湖北省地方教育財政支持,解決了大部分的建設資金問題。并通過整合原有基礎實驗實訓資源,于2009年建起了目前初具規模的湖北省級實驗教學示范基地。基地硬件環境最大限度模擬電子行業實際生產環境,為學生在特定情境中學習知識創造了良好的硬件條件,同時也體現了武漢科技大學一貫秉持的“面向實業需求、培養實用人才、倡導崇實學風、強化實訓動手”四實精神。
各種功能強大的模擬仿真軟件及現代化的網絡多媒體平臺是構建現代化實訓情境的有效補充。有些實訓項目需要價格昂貴的儀器設備平臺來支撐,在地方高校辦學經費緊張的現實條件下要引進這些設備平臺顯得不切實際,即使引進了這樣的設備也無法滿足參加實訓所有學生的需要。設備的折舊損耗、學生實訓時的誤操作損耗都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而模擬仿真軟件可以很好地彌補這些因實訓設備與經費不足所帶來的缺憾。另一方面,在虛擬仿真環境中,學生不用擔心自己的誤操作損壞儀器設備,這樣更加有利于學生大膽進行實踐探索,讓每個學生的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這種“軟件仿真設計―硬件最終實現”的思想大大降低了電子設計的成本與風險,是現代電子設計采用的一種流行方法。通過實訓課程學習,身臨其境地參與其中,能夠幫助低年級的學生明確日后學習EDA等專業課的學習目的。
二、體現“工學交替”的校內實訓基地建設原則
校內實訓基地與真正的生產企業還是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但是應該盡量按照生產行業的模式管理與運行,這樣才能培養出具有專業化、技能化、職業化,滿足社會市場需求的綜合應用型人才。在組織運行過程中要十分注意營造良好的工程氛圍,培養學生的職業技能、職業道德、質量意識、安全意識、協作精神,以及發現、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為真正培養多層次人才奠定堅實的基礎。
實訓基地的建設要堅持以學生為中心,突出校內實踐服務于日后就業需求的“工學交替”思想內涵。校內實訓基地的建設要遵循以下原則。
1.先進性原則
以電子信息行業科技和社會發展先進水平為標準,在技術、設備、管理、教學模式、教學手段等方面體現先進性。把握技術發展前沿,運用現代技術,集成先進設備,在建設上做到適當超前并留有可發展空間。
2.適應性原則
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在實訓過程中使其熟悉、掌握本專業領域先進的技術方向、工藝路線和技術應用的本領。內容安排要具有綜合性,使學生通過實訓不僅掌握本專業的基本技術和技能,而且熟悉和了解與專業相關的技術和技能,也使學生獲得綜合技能和能力、職業綜合素質。
3.真實性原則
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理論進展,對于切實推進21世紀我國行政體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行政體制改革介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之間,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結合部”。中國改革戰略系統主要包含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體制改革的歷史任務,明確了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三大體制改革的思路。實際上,行政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政治體制改革在總體上難以推進的情況下,行政體制改革便從政治體制改革中剝離出來進而取得自己獨立地位。因此,將行政體制改革從政治體制改革中剝離出來,既有利于推進行政領域自身的發展,也可以適應經濟體制的變遷,從而帶動政治體制變革。這也是由我國具體歷史條件所決定的。
中國的行政改革是以經濟改革的理論和經濟改革的要求來推動行政改革的。所以,行政體制改革應從外源式轉向內源式,從適應性調整轉向形成自我積極改造機制。正像西方學者所說的:“我們不能被動地經歷改革。我們要創造變革”。
建國以來的行政改革大致經歷了六個不同目標內涵的歷史階段,各個階段行政改革的具體內容受改革目標的制約,而改革目標實質上又取決于當時具體的內外部條件。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間的張力尤為明顯。與此相應,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也可以劃分為效率導向的內在目標和民主導向的外在目標兩類,關鍵在于科學把握兩者的主次秩序。
行政效能的提高有賴于政府權力在結構DD功能上的合理化,構造出現代化的政府權力。增強行政效率、建設效能政府是行政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在此目標下,對行政權力結構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 。行政結構的合理化即政府機構改革的實質是行政權力主體的合理分化、增減和重組,主要是行政體制形式上的變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職能轉變的實質是行政權力作用的空間、領域和形式的合理變化,是行政體制的內在變革。
這種對行政職能轉變與機構改革的內外關系的分析,較之單純的機構改革無疑是一個認識上的進步。雖然在1988年提出政府職能轉變以后,機構改革獲得了深層次的動力,但由于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并不明確,機構改革也受到了各種阻力,因而無法形成機構改革與職能轉變的有效互動發展。這實際上是至今尚未徹底解決的根本問題。
因此,行政體制改革的關鍵是要促進政府權力結構――功能的協同發展,在我國當前就是要形成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良性互動機制。在職能定位、機構設置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有效地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同時,由于行政體制改革對于經濟體制改革的適應性特征以及受政治體制改革的制約,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結構、功能兩個層面上的改革,都必然受到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影響,尤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性作用。
在不斷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進程中,隨著政府職能轉變目標的提出,改革的內容逐步從行政體系內部延伸到行政體系外部,又從行政體系外部反射到行政體系內部。表明在行政體制改革的進程中,必須確保實現內容變革與形式變革的有機配合和整體推進。形成功能的良性互動機制。因此,必須重視政府權力功能雙向合理化及協同發展。
行政體制改革難題及對策是綜合配套改革。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做:
首先,經濟體制、行政體制和政治體制三大改革之間未能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行政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因此,行政體制改革的深化必須與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推進和國家-社會二元化、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依法治國等改革協調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應取得上下兩個體制環境優化配套。而目前模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不完全的市場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對行政體制改革的發展形成了障礙。
其次,由于受外部環境的影響,行政體制改革存在著“不配套”和“不適度”的問題。不利于中國“政府主導型”行政體制改革的推進;中央集權過度,影響地方積極性的發揮,行政體制改革的貫徹缺乏徹底性。不適度的行政體制改革無法實現改革過程中的“帕累托改進”,而只能使歷次改革彼此消解,使改革停留于循環往復的同水平狀態。
最后,行政體制改革面臨機構改革中的操作性困難與行政人員對行政體制改革的觀念性和行為性滯阻,構成了行政體制改革的最大阻力。
目前我國外部環境比以前有了顯著的改善,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人員分流、“翻牌公司”、精簡對象的具體標準以及精簡后的管理整合等。行政體制改革形成的阻力具體概括:(1)利益和權力調整產生的阻力;(2)習慣和官本位意識產生的阻力;(3)對行政體制改革的不確定性而產生的阻力;(4)依賴性而產生的阻力;(5)曲解而產生的阻力等。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要走出目前的困境,關鍵是要進行主動的綜合配套改革,而首當其沖的則是配套改革,為行政體制改革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行政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協同前進具有戰略性和長遠性。因此,在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同時,必須要借以政治體制改革措施的相應協調、配套和保障。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經濟的發展、利益的分化、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等新因素,會與政治體制之間形成沖突,為避免矛盾的激化,必須相機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行政體制改革“上下結合部”不是簡單的“經濟――行政)政治”的機械順序,因為在具體的改革實踐中,由于行政體制改革本身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子系統,政治與行政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同時,由于中國行政體制與經濟體制之間高度統合的性質,經濟與行政之間存在著未完全分化的關系;再加上經濟、政治與行政三者之間的客觀互動聯系,因此,在行政體制改革的實際進程中,有一個改革的邊界,即行政體制改革謀取與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互相配合。
一、產權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概念
我們通常情況下把產權理解為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人們對資源的使用權利,也可以說是人們在利用資源時必須遵守的適當規則。從直觀上分析,產權主要用于表現人與物之間的某種特定的歸屬關系。其實呢,這種人與物之間的關系也從另一方面體現了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由此可知,如果只有一個人或者無限制供給資源的時候,根本不可能出現我們所謂的產權問題。
清晰化以及流動性是產權的兩項重要的基本特征。產權清晰化包含了兩種基本含義:一是產權中所涉及的主體的“人”格化。這主要是指產權的所有者必須是被我國法律認可和承認的人格主體。這些主體通常是指法人或者公民自然人。這一特征是不適合抽象的對象的;二是產權歸屬必須具有獨一性。“一物一主準則”在市場經濟中是維持我國產權市場的正常運行的重要標準。產權制度的第二項基本特征是流動性,產權的流動性有助于提高企業運營效率,有助于實現資源優化合理配置,從而聚集大量社會資本,最終達到與現代的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目的。
二、產權經濟學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分析
1.產權經濟學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礎
通過總結我國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產權經濟學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理論基礎。產權經濟學是中國經濟學研究中最基礎的經濟理論之一。無論是在理論認識上,還是在實際工作中都充分表現了產權的復雜性,因此產權經濟學是我國在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遇到的一個重要挑戰。產權不是單一的某項權利,而是一組圍繞人們財產所結成的權利。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建立起有效的產權激勵機制是重中之重,是整個改革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產權激勵是經濟改革的價值取向。
2.產權經濟學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主旋律
經濟體制改革是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主體內容,其核心是產權制度改革。產權的明晰以及界定問題是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微觀基礎。產權制度在法律的保護下和政府部門的適當激勵下,才能有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因為產權是發育市場經濟主體的第一要義。
3.市場經濟中股份制改革的精髓是產權多樣化
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要求以多樣化的產權主體作為經濟的微觀基礎,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通過相互競爭,推動我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而在股份制改革的過程中我們找到了這樣的一個有效載體即產權多樣化。同時,這也是是產權經濟學的一項重大突破。因此,股份制被稱為20世紀資本主義的一項重大發明。
三、如何應用產權經濟學促進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
1.以產權經濟學為第一要義優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
通過總結我國早些年間實行計劃經濟所得到的經驗和教訓的,同時針對我國目前國情,不斷的進行探索和改革,我國的經濟體制慢慢的以市場經濟代替了計劃經濟。實踐證明,這確實是一項正確的舉措,在現在的經濟改革浪潮中,我們要銳意進取,不斷開拓新的天地。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注意以下問題:由于全民所有制在產權制度中是模糊飄渺的,更加無從談起所謂的激勵,這就導致了生產效率低下。因此,要將產權所有制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頭戲。要勇于解放思想,沖破束縛,大膽深化企業經濟改革,促使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從而建立起多元化的、全方位的產權激勵機制,最終達到優化所有制結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有效推動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
2.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要重視產權多樣化
只有競爭才能促進發展,然而改革開放前所實施的計劃經濟嚴重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發展。計劃經濟完全是抄襲前蘇聯的經濟模式,并不適用于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其中全民所有制是一個寬泛而且抽象的概念,它不具備明晰的產權關系,無法形成利益驅動。因此如何在全民所有制中建立起優良的動力機制成為一個難以解決的歷史課題。因此在現代經濟體制改革中很多企業采用了股份制,通過參股、集股、控股多種方式,形成多元化的經營主體,從而滿足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
3.將產權制度改革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場攻堅戰
產權制度改革是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所遇到的最深層次困擾和較難突破的體制瓶頸。經濟制度是人與人之間經濟關系的體現, 它通常是以政府、企業等單位組織作為支撐點和連接點的, 而產權則是經濟活動的對象以及重要紐帶。運用適當的制度來界定經濟主體的具體責任和相關權益叫做產權的界定。產權的界定主要是為了維護經濟主體的合法權益,從而優化配置經濟資源,實現我國經濟有序而且高效的運行。目前有的產權歸屬關系還是很模糊,這一現狀導致部分國有資產所有者的代表疏忽了自己的資產情況,缺少具體人員對國有資產負責。想要盡快改變這一現狀就必須重視產權制度改革。
4.將產權保護作為民法的核心內容
每個公民都希望可以擁有屬于自己的產權并使其不斷增值,因此我們必須將產權的保護作為民法的核心內容。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量私企和個體商戶應運而生,我們必須通過法律來保護這部分人的私有財產, 這也是產權經濟學制度改革的基本內涵。
結語:通過不斷地研究和深化產權制度改革,從而進一步完善和豐富我國的產權經濟學理論。在深入學習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靈活運用產權經濟學,促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使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創造出更多的經濟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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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關于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的意見指出,樹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念,進一步加大經濟體制改革力度,是解放思想大討論的一項主要任務。這一要求,切中目前制約我省經濟發展的要害和關鍵,必須不折不扣地加以落實。
樹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念,進一步加大經濟體制改革力度,首先要求各級黨員干部充分認識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意義。這一點,雖然看似老生常談,實際上卻非常必要。因為在現實中仍有不少同志對此認識不足。
從理論層面來看,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所發現的較為有效的配置資源的形式,在提高經濟發展效率、調動企業與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增加人民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從實踐層面看,改革開放以來,我省經濟發展的過程,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我們與先進地區在經濟發展上的差距,實質上就是市場經濟理念和體制的差距。因此,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成果;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更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是思想解放的必然要求;進一步樹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念,加大經濟體制改革力度,已經成為推動我省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然選擇。
樹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念,進一步加大經濟體制改革力度,必須認識到我省目前在這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影響。從實際情況來看,我省在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主要存在三個問題:要素市場不發達,市場主體活力不足,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要素市場不發達,經濟發展就缺乏有力支撐;市場主體活力不足,創造財富的潛能就難以充分發揮;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有限的市場資源就不能實現優化配置。而在這三個主要問題當中,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為它直接影響了其它兩個問題的解決,甚至導致了其它兩個問題的產生。比如,各級政府對大量生產要素的占有和支配,壓制了微觀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地域分割、行業壁壘和體制障礙的普遍存在,限制了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高效配置等等。因此,樹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念,進一步加大經濟體制改革力度,關鍵在于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進一步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真正完成政府職能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進一步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要求我們從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需要出發,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和職能———從對經濟行為的“過度干預”轉向“適度干預”;從對公共服務的“缺少干預”轉向“加強干預”;干預手段要從計劃、行政手段為主轉向經濟、法律手段為主,從直接控制為主轉向間接控制為主。在這一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政府必須從應該由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領域退出來,從政府不該管或管不好的領域撤出來,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建設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政府與市場的合理分工,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建設過程,并讓政府和市場同時發揮作用,相互補充,保證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0-000-01
新時期我國成功地實現了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實現了由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邁入了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新時期。新時期,只有不斷深化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新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現狀
新時期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因素是多方面的,經濟發展的情況,主要受國際、國內兩個方面的影響:
(一)從國際上看,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強,我國不斷參與國際經濟活動,已融入到世界經濟環境中,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世界經濟保持增長,我國外貿市場空間仍較大,但是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對我國加工貿易影響顯著,西方發達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有很大的沖擊力,影響中國經濟的健康、快速的發展。西方國家對我國發起的貿易摩擦、油價上漲都加大了我國出口貿易的進口成本,可能導致國內生產成本上升引起通貨膨脹,受世界經濟的影響,我國的經濟格局和增長模式都有將出現重新調整。
(二)從國內上看,工業增長條件充足,但結構調整難度很大,主導產業優勢不明顯,產業結構調整困難。財政和金融環境良好,但通脹預期逐漸顯現,就業困難,失業率高,長期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城鄉發展速度和規模不斷加大,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沒有破解,城鄉發展極不平衡,地區之間發展差距拉大,農村發展緩慢,新農村建設困難重重。社會分配制度不公平,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保障體制還未完善。我國人口多、資源不足情況依然是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經濟的發展是靠消耗自然資源,犧牲環境為代價,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還未建立。國內消費品市場拓展空間有限,國內投資增長潛力不強,消費困境暫時無法破解,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廣大居民面臨著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問題,根本就無力消費。
二、目前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因分析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這些體制機制障礙既有體制轉軌不徹底,又有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一整套的經濟發展體制還未建立,特別是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日趨突出。經濟發展面臨不可預知風險加大,可持續發展挑戰嚴峻,經濟發展的快速階段已經過去,中國要使經濟再邁新臺階,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任務非常艱巨。
(二)關注民生領域程度不夠,沒能重視各種利益關系的統籌兼顧和利益關系調整的制度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的理念還未樹立,各級政府貫徹中央的政策不力,各項經濟政策落實情況不好,對新時期所面對經濟領域困難和問題認識不充分,準備不足。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統籌各方面利益難度加大,雖然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但是民生事業總體投入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鄉發展不平衡,城市發展迅猛、農村相對發展滯后,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任務艱巨。
(三)社會建設和管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不協調。醫療、教育、文化、就業以及各類社會組織和社會運行體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務。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諸多問題急需妥善解決,群眾利益需要政府、社會高度關注,許多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難點、熱點問題尚未解決,制度上保障社會公平正義未建立,改革發展成果還未最大惠及全體人民。國際經濟環境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越來越明顯,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發的體制機制還未健全,更好協調國內和對外經濟發展方式一直在改革和探索中。
三、不斷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方法
(一)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經濟體制為保障,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推進市場、價格、財稅、金融體制等方面的改革,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公平合理的現代市場體系。實行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制度,有效發揮財稅調節作用,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發展各類金融市場,形成多種所有制和多種經營形式、結構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現代金融體系。
(二)繼續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更大程度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進一步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加大國有經濟布局和調整力度,繼續推進國有大型企業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堅持政企分開、引入競爭、依法監管。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吸引外資,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利用好國外市場和資源,完善“引進來”與“走出去”管理體制和政策體系。
(三)更加注重公平正義的制度保障建設。為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發展,體現社會公平正義,最重要的是重視分配、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設,更加注重不同社會利益群體、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協調。深化民生事業改革,推出各項政策促進勞動者就業,分配制度上要重視初次分配,綜合處理好再次分配調節,抑制過高收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間收入者比例。加大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不斷完善基本養老制度、醫療制度、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推動教育文化事業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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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各個方面的實力都在不斷增強,中國已經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農村社會也急需通過改革,改變經濟落后的現狀。只有改革才能促使農村擺脫貧窮和落后,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目前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存在一定的問題,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針對這一現實情況,有必要對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趨勢進行分析與探究,以此切實促進我國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進而全面提高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
一、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現狀
(一)農村經濟產業化程度低,集約性差。近年來,我國農村經濟與過去相比,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鼓舞了農民,但是,目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方式,還是以傳統人力生產作業的方式為主,農業生產中對現代化機械設備的使用不足,同時,農業生產方式上,仍然以粗放型生產為主,農業生產集約性差。除此以外,農業結構也不合理,種植業所占比例過高,農民單一的從事農產品種植,鮮少涉及農產品的二次加工和銷售,我國農村尚未形成農產品的產銷鏈,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二)農村市場體系有待完善。影響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還包括農村市場的不健全因素,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有以下三點:1、農民觀念陳舊,缺乏進組市場的意識,同時,大多數農民參與市場當中都是以個體的形式,沒有形成一定的組織,此外,產品的銷售,主要是賣給政府,或者是其他個人,無法切實保證農民的利益;2、現階段我國農村農產品的交易方式較為落后,現代化水平低,農民從農產品中獲得利益主要依靠對農產品的生產,而農民無法獲得加工和銷售帶來的經濟效益;3、農村經濟落后,也導致了農村市場基礎設施的缺乏和落后,無法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例如,一些農村地區的道路崎嶇,阻礙了農產品進去市場,導致農產品無法進行流通。(三)農村基礎設施與服務體系不健全。現階段,政府財政有限,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也無法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需求,導致我國大部分農村的基礎設施不夠完善,進而影響了農村的既得利益,最終影響了農村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自古以來,農民就被成為靠天吃飯的人,這是因為農業生產受自然因素的影響較大,同時,農業生產也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若是遇到嚴重的自然災害,則會影響農產品產量,進而影響農民收入,還有病蟲害都會對農民收入產生影響。
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趨勢
(一)政府要加大對“三農”問題的支持力度。自古以來,我國就是農業大國,為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國家提出了“三農”的概念,可以說三農問題直接影響國民的綜合素質,對國家經濟發展,以及國家社會的和諧穩定,有著重要影響,甚至直接影響著中國民族的興衰。因此,在農村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政府要充分認識到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和意義,貫徹落實國家的“三農政策”,加大對政策的支持力度,增加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幫助農村盡快完善基礎設施,重要要解決農村的水利問題,以及農村交通問題,幫助農民提高抵御風險的能力,特別是減少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更為重要的是,要對農村市場的秩序進行規范,建立健全市場制度和準則,以此方可保證農村經濟朝著規模化、產業化方向發展,進而增加農民收益。除上述措施外,政府還應該發揮政府智能,采取有效措施促進農村金融體系的發展,讓有需要的農民能夠順利融資,用于農業生產或是擴大農業生產規模,購買先進的農機設備等等。與此同時,政府還應該加強對農民的教育,通過培訓、講座、標語宣傳等方式,豐富和更新農民的農業知識和農業發展理念,讓農民充分認識和理解現代農業的相關內容與內涵,幫助農民從傳統型農民過渡到具有專業農業知識和生產技能的現代型農民,加快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二)農村要積極落實政府的政策,大力發展農民合作經濟。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問題是農業與生產力兩者之間存在矛盾,想要解決這一現實矛盾,政府就要引導農民發展合作經濟,改變農民個體在市場中的弱勢地位,同時,還要改善農村資源配置,促使農業朝著現代化方向發展。首先,農民要轉變意識,與其他農戶之間進行合作生產合作經營,也就是發展農民合作經濟。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未來的發展過程中,要鼓勵農民合作經濟,讓農民以農民組織的形式進入市場,發揮團結就是力量的精神,讓農民在市場中獲得更多的經濟效益。與此同時,農民自身還應該認識到知識的重要性,加強學習,積極參加政府組織的學習和培訓,提高及自己農業素養,掌握先進的生產技術,用科學、先進的生產技能進行農業生產,以便自己更好的適應現代農村經濟的發展。
三、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進程,增加農民收入
近年來,我國一直在推進城鄉一體化,這是由于城鄉之間長期的分離,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因此,想要促進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政府就應該積極推進城鄉一體化,促使城市中先進的生產要素能夠流入農村,提高農村、農民的地位,完善城鄉公共服務設施。首先,政府好做好城鄉一體化的規劃工作,構建促進城鄉一體化的機制,促使城鄉之間實現商品、人才、資源的順利流通。此外,政府還應該擴寬農民的經濟來源渠道,增加農民的經濟收入,例如,對于創業的農民要給予一定的幫助和引導,在稅收和政策方面給予扶持。
綜上所述,實現我國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不是可以在朝夕之間完成的,需要農民以及政府的長期堅持和努力,想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政府充分自身的職能,加大對農村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貫徹落實國家的三農政策。
作者:周敏 單位:湖南省常德市安鄉縣農業局
改革開放以來,我市依靠體制機制先發優勢,經濟社會保持了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良好勢頭,但改革不夠到位、體制不夠完善、機制不夠協調的問題仍然存在,改革的系統性、復雜性、艱巨性和緊迫性日益增強。再創我市體制機制新優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可持續發展,必須堅定不移地依靠改革、深化改革。各級各部門要以更大的決心推動改革,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在改革創新上取得新突破,為新一輪發展提供強大動力;要增強改革的協調性,統籌兼顧,綜合配套,協調推進,形成改革的整體合力。
二、加強組織領導,總攬改革全局
加強對改革工作的領導。市政府成立市經濟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主要負責統籌、指導和協調全市經濟體制改革工作;審議全市經濟體制改革中長期規劃和年度改革實施意見;審議決定重大經濟體制改革方案及試點范圍;適時聽取有關重大經濟體制改革情況匯報,研究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問題和重大決策,提出重大改革建議;研究涉及經濟體制改革的其他重大事項。領導小組由市長任組長,下設辦公室(以下簡稱“市改革辦”)。辦公室設在市發展改革委,負責日常工作。市級各部門要明確承擔本部門改革工作責任的專門處室。
各縣區要加快建立以政府主要領導任組長的改革工作領導協調機構,將改革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加強協調,以科學的方式扎實推進改革,不斷在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突破。
三、建立工作機制,合力推進改革
(一)加強對改革工作的總體指導和綜合協調。市改革辦要堅決貫徹落實市委、市政府的改革決策,促進各項改革措施有機銜接、相互配套。一要制訂規劃和年度計劃。研究提出全市性經濟體制改革工作中長期規劃和年度改革實施意見。各縣區重大改革和市級部門專項改革統一納入年度改革實施意見,經批準后組織實施;二要加強綜合協調。加強與縣區政府和市級部門的聯系,及時掌握全市改革動態,做好總體改革和專項改革以及各專項改革之間的銜接配套;三要突出改革重點。緊緊圍繞全市中心工作、重點工作,加強重點改革課題研究,每年要突出抓好幾項有亮點、有特色、有影響的重大改革;四要加強指導監督。協調督促全市年度改革實施意見和重大改革方案的實施,對重要改革項目的進展情況進行跟蹤檢查;五要開展總結評估。全面客觀分析、評估有關改革項目的實際成效,總結利弊得失,不斷提高改革工作水平。
(二)建立改革工作責任制。根據年度改革實施意見,縣區和市級部門要按職能分工組織實施,制訂改革推進計劃,細化落實改革任務,明確責任領導、責任單位、責任人和工作進度。對已經啟動實施的改革事項,要集中精力、認真實施,確保抓出成效;對條件已經成熟的改革事項,要精心設計方案,加快啟動,盡快實施;對條件尚不成熟但又必須實施的改革事項,要深入調研,提出對策建議。
(三)建立改革工作協調機制。改革項目的牽頭部門和參與單位要各負其責、密切配合、通力協作,共同做好改革工作。牽頭部門必須切實負起責任,加強組織領導,明確職責分工,主動和參與單位協商溝通,深入開展調研,扎實有序推進改革。各參與單位要積極配合,大力支持,共同為完成承擔的改革項目任務而努力。
(四)建立改革信息交流制度。各縣區和市有關部門要定期向市改革辦反饋改革信息,通過定期召開會議或其他方式,及時交流改革情況,分析改革形勢,研究協調改革中遇到的具體問題,布置階段性工作,共同推進改革工作。
四、規范工作程序,有序推進改革
探索重大改革事項前期工作、協調論證和后評估制度。重大改革事項由各縣區、市級有關部門書面向市改革辦申報,市改革辦結合國家和省對下一年度改革工作的部署綜合考慮,于每年年底前,起草下一年度全市經濟體制改革實施意見,征求有關方面意見后,進入報批程序。
綜合性改革方案由市發展改革委負責擬定;專項改革方案由市級有關部門負責擬定,市改革辦參與協調方案的論證。改革方案需市委、市政府審批的,由牽頭部門按程序報批。其中市委、市政府專項改革領導小組推進的改革事項,按有關規定報批;不需市委、市政府審批的改革項目,改革方案報市改革辦備案。對涉及公眾利益的改革方案,以公示和聽證等形式引入科學決策機制;對風險較大的改革事項,堅持先試點后推廣,引入試點糾錯機制。
對實施一段時間或基本完成后的重大改革事項啟動后評估機制,牽頭部門要及時向市改革辦書面報告工作情況。市改革辦要加強改革工作的指導和協調,組織有關部門對改革方案實施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并適時組織評估,對存在問題較多的方案,應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完善。要切實增強改革工作的透明度和社會公眾參與度,堅持以人為本,妥善協調各方利益,逐步實現改革工作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五、完善政策配套,保障改革實施
(一)保障改革工作經費。市財政設立經濟體制改革專項經費,主要用于改革規劃編制、課題研究、改革方案的制訂、論證以及改革績效評估等。全市性綜合改革項目由財政保障工作經費,各單項改革的牽頭部門要在部門業務經費中安排落實改革項目工作經費。
中國古代孫子兵法中的謀略思想影響了幾千年而不衰,其中的精華更是日久彌新,專注于軍事的謀略思想同樣適用于經濟建設,研究軍事謀略與制度建設的關系會驚喜的發現有異曲同工之妙和強大的借鑒意義。
一、經濟制度的“謀略”性質決定著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的方向
就戰爭而言,兵事兇險不可輕啟,在二戰期間,希特勒種族滅絕的戰術固然對實現他的法西斯夢想立竿見影,收效甚快,但他的這一謀略顯然是兇殘的、毫無人性的,暫不說這一戰略的含金量與智慧度有多少,任何違背人民意愿的謀略注定失敗,可見戰爭中謀略戰術的性質定位直接決定著戰爭結果。
經濟制度的性質決定著經濟改革的方向,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那么我國經濟體制無論怎樣改革都脫離不了經濟制度所規定的性質方向,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后經濟體制改革越來越頻繁,例如在我國國有企業的控股問題上,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允許、加大外國資本、民營資本的控股比例,但國家資本在國有企業資金比例上依然堅挺,話語權依然無可動搖,這是由我國經濟制度性質牢牢決定的,擴大資金來源能國有企業更有活力、競爭力,但絕改變不了永遠開頭的“國有”二字;在改革分配制度的問題上,在當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的“勞動”不再是馬克思所規定的直接社會勞動,因為高度單一的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局面已經打破,那種除勞動以外,資本、土地等要素由國家或相關公有組織占有、支配、使用的情況也隨著市場化改革而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按勞分配也由此失去了一統天下的基礎,但不能忽視的問題是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我國不可能像資本主義國家完全放開生產要素分配,那樣會是收入差距固化,無法實現共同富裕,由此可見,經濟體制的改革離不開經濟制度規定的方向。
經濟制度的性質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方向和路徑,市場經濟的活力和生命力在于競爭,有競爭才有效率和競爭力,有效率和競爭力才能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發展壯大并立于不敗之地。所以,市場經濟是一個允許和鼓勵所有合法經濟主體進行公平競爭的制。所以,如果只有公有制經濟而沒有非公有制經濟,那樣的市場經濟就沒有活力和生命力,而且在制度邏輯上也是沒有存在理由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雖然不再有“實現國家指令性計劃指標”的國家意志和要求,但仍然有保障國家安全、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實現重大國計民生目標、應對重大突發危機、保障國民經濟運行和基本民生需要以及增強戰略性產業國際競爭力等重大國家意志目標。因此,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具有重要價值。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保證了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鞏固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體制,保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
二、經濟制度“謀略”內容直接影響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和經濟發展的前景,但需要經歷一定的過程,且影響具有正負兩面性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爭中審時度勢,以奇制勝這一謀略成就了許多大勝的典型,草船借箭、木馬城戰,謀略選擇的推陳出新直接影響戰爭結果,同樣,經濟制度如何選擇,有多少創新意識關乎經濟改革、發展成敗。我國經濟制度的創新就出現了許多的案例。
就其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來看,最近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公開場合表示,我國應減少對國外信用評級機構的依賴,國內的大型金融機構應加強內部評級的研究,更多做出自己的判斷、避免盲目跟風。這是對金融業界評級制度一次新鮮的信號,雖然這項制度并未完全普及,但我們絕對能夠預感到將來市場評級將會有的巨大變化甚至是深刻變革,也許整個評級機制完全改變也不是沒有可能,一種經濟制度的變革必然能影響一種經濟體制的變革,通過上述案例我們能清楚地認識經濟制度的變革與經濟體制改革魚與水的密切關系,一改則改,一動則動的密切關系讓經濟制度的作用更顯突出地位,換句話說,經濟制度的變革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是絕對的,且不論是正面、負面,只是時間問題。
當然一項經濟制度的選擇并不一定完全對經濟發展產生絕對的好或不好,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一定是有好的影響和不好的影響,只是哪方面的影響大一些,中國選擇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一定促進了經濟的蓬勃發展,但隨之出現的問題同樣不可忽視,社會貧富差距加大、泡沫經濟、投機經濟、經濟的大波動,這些問題也是經濟制度確立后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如果不及時控制也會制約經濟的發展。
正如兵書所說,“廟算知勝”、“兵者詭道”、“上兵伐謀”、“兵以詐立”和“運兵計謀”,如何運用謀略以及謀略選擇的重要是孫子兵法的核心,一國的經濟制度的選擇又何嘗不是這樣,一種經濟制度的選擇就是一國經濟發展的一種謀略選擇,沒有謀略便沒有勝利,沒有先進切實的經濟制度,便不能引領經濟的發展,更不能在全球沒有硝煙的經濟戰爭中取得勝利。
參考文獻:
[1]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
[2]周其仁.產權與制度變遷――中國改革的經驗研究.
“二元”制度下的“非公共性”
《新理財》:1978 年開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并與之同步的中國財稅體制改革,已步入而立之年。作為國內財稅研究方面的資深學者,您如何評價過去30 年的改革?
高培勇:這顯然是一個既意義重大,又頗不輕松的命題。因為,一方面,在過去的30 年間,中國財稅體制改革所面臨的問題之復雜,所走過的道路之曲折,所承載的使命之沉重,所發生的變化之深刻,所取得的成果之顯著,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特例;另一方面,對于有了30 年改革歷史并積累了豐富經驗的中國而言,舉凡涉及類如財稅體制改革回顧與展望方面的話題,已經不能停留于史實的追溯和再現層面。
可以說,財稅體制改革不過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30 年來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市場化,發生于財稅領域的改革事項,不僅數不勝數,而且犬牙交錯。回顧以往的改革軌跡,總結以往的改革經驗,必須放在改革規律的揭示上。過去30 年所取得的財稅體制改革成果,固然顯著而豐盛,但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完善的中國財稅體制目標相比,只能算是階段性的。通向未來的財稅體制改革道路,依然漫長。
《新理財》:在您看來,財稅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說經濟體制的改革的起點是計劃經濟。那么,財稅體制改革是從哪里開始的?
高培勇: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是由傳統經濟體制下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起步的。對于那一時期的財稅運行格局,盡管可從不同的角度加以歸結,但本著收入――“錢從哪里來”、支出――“錢向何處去”以及政策――“收支安排所體現的目的”這三個有關財稅活動運行層面的基本線索,可以將其概括如下:財政收入主要來自于國有部門;財政支出主要投向于國有部門;財政政策傾向于在國有和非國有部門之間搞“區別對待”。以1978 年的情形為例,全國財政收入的86.8% 來自于國有部門的繳款,全國財政支出的85.6%用之于國有部門。這樣一種“取自家之財”、“辦自家之事”的財政收支格局,所折射出的,無非是財政政策的鮮明取向――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削弱以至鏟除私有制經濟。
換言之,這種“二元”制度下的財稅體制機制所覆蓋的范圍,不是全面的,而是有選擇的。“二元”的財稅體制機制所提供的財稅待遇,不是一視同仁的,而是有薄有厚的。財政支出的投向,不是著眼于整個公共服務領域的,而是專注于生產建設的。于是,便形成了同屬一國國民、身處同一國土之上并受同一政府管轄,但因財稅覆蓋程度不同而須面對不同財稅待遇的不同的區域、不同的企業和不同的居民。
這即是說,這種“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背后的體制機制,是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起點。也可以說,正是這種“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同財稅本質屬性以及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不相適應性,把中國財稅體制推上了改革之路。
一枚硬幣兩個面
《新理財》:您前面說到,“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背后的體制機制,造成了財政實行不同所有制分治和城鄉分治,在這種“二元”的經濟社會制度環境下的財稅運行格局是怎樣的?
高培勇:一是以所有制性質分界,財政收支活動主要在國有部門系統內部完成的國有制財政,非國有部門則或是游離于財政的覆蓋范圍之外,或是位于財政覆蓋范圍的邊緣地帶;二是以城鄉分界,財政收支活動主要在城市區域內部完成的城市財政,廣大農村區域則或是游離于財政的覆蓋范圍之外,或是位于財政覆蓋范圍的邊緣地帶;三是以財政支出的性質分界,財政支出活動主要圍繞著生產建設領域而進行的生產建設財政,非生產性或非建設性的支出項目――其中主要是以改善民生為代表的公共服務性的支出項目,則往往被置于從屬地位或位于邊緣地帶。
有選擇而非全面的財稅覆蓋范圍,有厚有簿而非一視同仁的財稅待遇,專注于生產建設而非整個的公共服務領域,如此的財稅體制機制以及作為其結果的財稅運行格局,顯然不能說是“公共性”的,至少其“公共性”是被打了折扣的。事實上,“國有制財政+城市財政+生產建設財政”所集中凸現的,正在于傳統體制下的“二元”財稅體制機制的“非公共性”特征。
《新理財》:關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廣為流行的表述是“市場化改革”。如果說整體改革是沿著一條頗具規律性且朝著市場化方向邁進的道路走過來的,那么,財稅體制改革應該有怎樣的改革路徑?
高培勇: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大特點,就是它始終作為整體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始終與整體改革捆綁在一起并服從、服務于整體改革的需要。
就總體而言,經濟的市場化進程首先帶來的是GDP 所有制構成的多元化。這一影響傳遞到中國財稅運行格局上,就是財政收入來源的公共化――由“取自家之財”到“取眾人之財”。到2007年,全國稅收收入來源于國有部門的比例,已經退居到19.2%。而且,仍在繼續下降。而財政收入來源的公共化,自然會推動并決定著財政支出投向的公共化――由“辦自家之事”到“辦眾人之事”。到2006 年,在全國財政支出中,包括基本建設、增撥企業流動資金、挖潛改造資金和科技三項費用等專門以國有經濟單位為主要投向的支出占比,已經由1978 年的52.7% 大幅下降至15.87%。與此同時,面向全社會的諸如養老保險基金補貼、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補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補助、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等社會保障支出以及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支出和政策性補貼支出等所占的份額,分別上升至11.25%、18.69% 和3.58%。而且, 其中不少項目,還是從無到有的。
財政收支的公共化,又進一步催生了財政政策取向的公共化――由在“自家”與“他家”之間搞“區別對待”到在全社會范圍內實行“國民待遇”。也就是說,經濟的市場化已經帶來了中國財稅運行格局的公共化。
呈現在財稅運行格局上的這些變化,當然是在財稅體制機制的變革過程中發生的。沒有以公共化為取向的財稅體制機制的變革,不可能有財稅運行格局的公共化。
這即是說,經濟的市場化和財稅的公共化,是一枚硬幣的兩個方面。經濟的市場化,必然帶來財稅的公共化。由“非公共性”逐步向“公共性”靠攏和逼近的所謂“財稅公共化”過程,是過去30年間中國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所經受的最可稱道的重大挑戰。
“一條主線+一個取向”
《新理財》:我們常說中國經濟體制的
改革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那么,我們的財稅體制改革是否也是一樣?
高培勇:正如整體改革是一個由目標不那么明晰、靠“摸著石頭過河”,到目標愈益明確、以自覺的行動朝著既定目標前進的過程,財稅體制改革也有著類似或相同的經歷。
當改革必須調整航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棋盤上謀劃全新的財稅改革方案的時候,雖然并未清晰地意識到經濟市場化與財稅公共化的高度相關性,但那時所操用的幾乎每一個棋子或推出的幾乎每一個舉措,也都是基于財稅運行格局已經變化且不可逆轉的現實而選擇的。而且,在那樣一種情勢之下,能夠作為改革參照系的財稅體制機制,自然是典型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稅收制度。能夠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接的財稅體制機制安排以及相關的原則界定,也自然離不開經濟的市場化這個基礎。來自于諸多方面的同市場經濟血脈相連的因素、理念、規則、制度等疊加在一起,不僅催生了公共財政的概念以及相關的實踐。而且,改革的著眼點也越來越向公共化的方向聚集。
到后來,當局部性的改革隨著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向全局延伸,以至于必須對財稅體制改革目標有個總體定位的時候,也許是水到渠成的功效所致,“構建公共財政基本框架”便被作為一種當然的選擇,進入人們的視野。并且,從那以后,包括收入、支出、管理和體制在內的幾乎所有的財稅改革線索和幾乎所有的財稅改革事項,都被歸結于這條改革的主線索,都被覆蓋于這一改革的總目標。也正是從那以后,關于中國財稅改革與發展目標或財稅體制改革目標,從學術界到實踐層,都越來越集中于“構建公共財政體制”或“建立公共財政制度”的概括或表述。
可以并不夸張地說,經過了30 年“摸著石頭過河”般的艱難探索,在我國,全力和全面建設公共財政,已經演化為一種圍繞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有意識、有目標的自覺行動。也可以說,我們已經進入全力和全面建設公共財政的時代。
這即是說,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在于公共財政。由“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起步,沿著“財稅公共化”的路徑,一步步逼近“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方向,并貫穿未來的中國漸進式財稅體制改革始終。
《新理財》:在您看來,30 年的中國財稅體制改革是否存在著一條上下貫通的主線?也就是說,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究竟有無一個一以貫之的改革取向?
高培勇: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的這條主線,說到底,就是由“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不斷向“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靠攏和逼近。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事實上也有著一個一以貫之的基本取向。這個基本取向,說到底,就是構建并實行既與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又與財政的本質屬性相貫通的公共財政制度體系。
以如此的角度并站在宏觀層面上“俯視”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全景,可以清晰地看到,過去的30 年間,我們正是瞄準“一個取向”、沿著這“一條主線”奔跑過來的。未來的若干年間,我們仍要瞄準“一個取向”、沿著這“一條主線”繼續奔跑下去。“一條主線+一個取向”,正是我們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和前瞻未來走勢的基礎上,對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歷史規律做出的高度概括。
一、建立與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的意義
1.堅持市場經濟方向,搭建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橋梁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前20年重點解決了市場經濟的方向以及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等問題。宏觀市場環境具備后,微觀經濟的運行載體如何構造就成為關鍵。
(1)市場經濟難以在一個所有者內部實現。市場經濟不可能在一個所有者內部完成交換,在一個以國有經濟為主導、以中央惟一主體集中國有經濟產權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只能是一個所有者內部左兜與右兜的關系。在國有之間及和政府的關系上,有說不清的矛盾,棄不掉的情結,國有企業始終不能完成制度性脫困。因此,如何堅定市場經濟方向,從產權上構造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環境的運行載體就成為改革的關鍵。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傳統公有制模式必須打破;另一方面,如何在公有制模式創新的前提下推進市場經濟又無法從國外照搬照抄。中國市場經濟微觀載體的構造要以公有制為主,這是特殊國情。現行公有制模式歸根到底還是政府所有制,從上看,現有的政府所有制是以中央政府作為惟一法律主體,代表全國管理國有資產,但一個主體是不能構造出真正的市場經濟的。
(2)外部多元化的困惑。現實當中客觀存在著地方國有資產。省、市、區、縣政府層層都有國有資產,但在法律上又不能得證,僅僅是一種中央所有、地方分級管理的模式。在這樣的矛盾下,要發展市場經濟,就面臨一個選擇,是一步到位搞非國有化的外部多元化,還是分步到位先搞公有制內部的多元化探索,然后逐步實現最終要達到的目標。我們無法簡單重復西方數百年前走過的所謂市場化、私有化、民主化的道路,更不可能去借鑒進行"休克療法"的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改革,只能在綜合考慮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承受力度、社會的安定程度的統一的基礎上,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發展道路,通過創新趕超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
(3)內部多元化的創舉。把國有資產管理體系的建立當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樣的構造形成了中國特色改革的創舉。中國能不能在一個主體內部完成從一元到多元的構造呢?這是近10年來國內界和政界一直在探索的大問題。不這樣做,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就無法建立。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在中央政府和省、市(地)兩級地方政府設立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就國有資產的出資人主體來說,這必將完成從1到300的飛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規范的微觀經濟載體的多元化構造打下初步的基礎。所謂從1到300的跨越,即從國有經濟的中央惟一主體論跨越到中央國有和地方兩級政府國有并存的國有經濟出資人的格局。屆時,一個中央,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再加上250多個地區一級的地方政府,就形成了300個左右國有經濟的出資人主體。這300個主體均要成立各自相對獨立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在不同層面代表著三級政府,行使出資人職能。而它們下邊又分別要成立若干家國有資產經營公司,這些資產經營公司從事國有資本的管理和運作,從出資人的角度去和下屬的國有獨資、國有控股和國有參股的實體企業相對接,完成國有經濟內部多元化的構造。這是一支龐大且多元化的國有經濟力量,它們將在貫徹公有制為主的市場經濟運行模式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這一改革的目的是要在市場經濟和創新的公有制模式之間搭建中國特色的資本經濟橋梁。
盡管像意大利、法國、日本和美國等發達國家也有自己的國有企業,但中國這樣的國有經濟轉軌過程這些國家都沒有經歷過。這一改革是無法簡單地用私有化或民營化的提法所涵蓋的。用和發展的觀點看,這一創舉將會形成中國邁向市場經濟,進行轉制轉軌改革的重要理論。
(4)國有資產管理體系是市場經濟發展到資本經濟的產物。①1978年黨的前,在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全國就是一個大工廠,政資不分,政企合一,企業的人財物、銷,政府包辦一切,國家資產和國有資產劃等號,沒有必要成立國資委。②從1978年12月到1988年10年間,中國的企業改革盡管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但僅僅是圍繞國有企業從生產型轉向經營型的放權讓利的思路推進。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機制在向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邁進中,僅僅實現了從產品經濟向實體經濟為主的商品經濟的過渡,資本的概念還不被人們承認,更談不上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與國有經濟的不同。國有企業作為獨立法人的投資主體地位并沒有確立,而其自身的所有者主體也沒有到位,就像一個"沒有頭只有身子的人",存在著嚴重的制度性缺陷。無論怎么強調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性,在具體的實踐中,我們不是處在放權讓利不夠,把企業管死,就是放權讓利過大,導致企業內部人控制的失控狀態的兩難境地。③從1988年到1998年,隨著股份制在中國的提出,產權改革和資本經濟開始在中國出現,中國的國有資產管理局成立。但由于領導層和人們對這一巨大改革轉型必要性的認識不足,加上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成立,一定會從舊的行業管理部門手中接管權力。因此,國資局的工作并沒有按預計的方向發展,而是遇到了現實中巨大的阻力。認為中國國有企業的產權已經很清晰,只要抓好管理就能解決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建立企業制度就是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理念占據上風,最終導致國資局未能按既定的方向發展,而是被撤消。④1998年至今,全國只有上海、珠海、深圳等少數城市保留了完整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或者與后來成立的企業工委兩塊牌子,一套人馬,變相存在并堅持運轉。其他省市的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和國資管理都處于停滯狀態。現實中普遍嚴重發生了國有企業的"婆婆"被取消后,陷入了"內部人控制"的處境。國務院不得不又建立了稽查特派員制度和監事會制度,然而對這一制度的定性和定論,直到今天也無法得證。
必須看到這次國有資產組織體系建立的背景:①在中國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中,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不同的商品生產者和交換者出現;②中國的市場經濟從商品經濟進入到資本經濟時期,資本被普遍承認,資本收益的準則被共同遵守,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完全可以分開,股東已成為現代國有企業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③國有出資人僅以股東身份參與國有企業的經營和管理。顯然,國有資產管理體系是市場經濟發展到資本經濟時代的一個產物。
2.公有制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管理的新模式
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是2003年SARS危機中遲福林同志提出的觀點。2006年2月6日,在總理主持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學者座談會上,遲福林同志建議提出把建立公共服務體制作為“十一五”時期改革攻堅的重大任務。近幾年,遲福林同志一直把政府轉型作為重點研究課題。遲福林同志把自己兩年來以推進政府轉型為主線,探討全面制度創新的研究成果匯集成冊,并以《起點》作為書名,寓意深刻、觀點鮮明,意味著我們能否實現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決改革發展過程中深層次、體制性、結構性的難題,關鍵在于我們能否規劃好、設計好改革,排除各種阻力深化改革,實現全面的制度創新。
作者對新階段改革的現實背景進行了深刻分析,指出我國面臨著日益突出的兩大矛盾:一是經濟快速增長同發展不平衡、資源環境約束之間的突出矛盾,二是全社會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短缺之間的突出矛盾。在這個特定背景下,新階段的改革需要實現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建立公共服務體制為重點的社會體制改革、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等三個方面的突破。作者的分析,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聯系,與我國改革攻堅的現實問題相聯系,從而形成了獨特、系統的分析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