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污染的生態效應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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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環境稅 理論基礎 經濟效應 分析

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人類為了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在發展過程中對環境進行嚴重的破壞，環境污染非常嚴重。針對環境污染問題，我國實行環境稅是通過稅收手段來保護環境，改善我國在環境治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雖然我國經濟發展非常迅速，但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更多是以破壞生態環境，掠奪資源作為代價的，嚴重破壞的人們的生存環境，同時也嚴重阻礙了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為了從根源上控制環境污染，我國出臺了環境稅，對耗能高，污染高的行業進行嚴格的監督和管理，對于污染環境和破壞環境行為進行重點監控。所以，我國出臺環境稅是非常必要的。

一、環境稅及其理論基礎

環境稅也被稱為生態稅和綠色稅，是20世紀末在國際稅收學界興起的新概念。環境稅是將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社會成本內化到生產成本和市場價格中，并且通過市場機制來分配環境資源的一種有效的經濟手段。在一些發達國家征收的環境稅主要是二氧化硫稅、水污染稅、噪聲稅，固體廢物稅以及垃圾稅等。在我國征收環境稅主要是更好的保護環境和資源，對于開發和利用環境資源的企業和個人，根據其開發和利用資源的程度或者對環境的污染程度征收相應的費用。我國環境稅的種類主要分以污染物排出量標準的直接課稅；對商品和服務的間接課稅以及環境減免稅。其中以污染物排出量為標準的直接課稅主要是排污稅，通過征收排污稅能夠有效的降低征稅成本，更好的控制污染，能夠較好的保護環境。對于商品和服務的間接課稅主要是適當的改變營業稅和增值稅的稅率控制環境污染，保護環境。環境減免稅主要是政府對有助于保護環境的行為進行稅收減免，鼓勵企業和個人保護環境，控制環境污染。

環境稅的理論基礎主要是來自于庇古稅。庇古稅是由英國福利經濟學家庇古提出。庇古稅主要是解決環境問題的古典教科書的方式，屬于直接環境稅范疇，庇古稅是根據污染物的排放量或者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危害程度確定納稅義務，因此，庇古稅可以作為一種從量稅。對于庇古稅的單位稅額是按照經濟活動的邊際社會成本與邊際效益相等的均衡點確定的。按照庇古的理論，經濟活動當事人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不相等是導致市場配置資源失效的原因。政府應該通過征稅的手段或者補貼矯正經濟當事人的私人成本，從而使得經濟當事人的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與社會成本和社會利益達到一致，是資源配置達到最佳狀態。庇古的這種糾正外在性的方法被稱為庇古稅方案。庇古稅可以通過對污染產品進行征稅的方式，使污染環境的外在成本盡可能的轉化成為生產污染產品的內在稅收成本，由此可以使經濟當事人的邊際凈收益得到有效的降低，進而控制私人生產污染產品的產量。由于庇古稅的提出，政府對生產污染產品的私人征收污染稅，能夠有效的減少私人生產污染產品的產量，減少對環境的污染。雖然，庇古稅作為一種污染稅，主要是通過稅收形式控制環境污染的惡化程度，從而達到控制環境污染的目的。所以，庇古稅是可以達到資源的優化配置，使環境污染達到最優水平。由此可見，庇古稅的外部性理論就是環境稅的理論基礎。

環境稅的設立的最初目的應該是為市場提供一些其不能生產出來的公共物品。但是，從環境保護角度講，私人的最優選擇往往與社會利益存在很大的差異，并且相互背離。因此，僅僅通過市場的作用來保護生產環境是不可能，無法做到對生態環境的有效保護，所以通過稅收的方式，征收環境稅，運用稅收收入治理環境污染，保護生態環境，從而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二、環境稅的經濟效應分析

隨著環境稅的出臺，必然會帶來相關的經濟效應，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有助于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

（一）環境稅收的價格效應

隨著環境稅的出臺，國家在征收環境稅同時，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價格。并且在商品需求彈性的情況下，就會導致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承擔環境稅，如果需求彈性不斷變大，那么生產者的所承擔的稅收就會增大，消費者所承擔的稅額就會減少。如果征收的是直接環境稅，就會對生產者治理環境污染的刺激性作用就會增強，國家在獲取稅收的同時還能取得不錯的環境效益。如果征收的間接環境稅，生產者就會改變生產策略，重視生產無污染產品，盡可能不生產污染產品，從而非常有利于改善或者減少生產者對環境的污染。

（二）環境稅收的產出效應

環境稅收的產出效應主要是通過環境稅收影響生產者的生產量。通過分析供求均衡，體現出環境稅收對價格的影響，從中也可體現出環境稅收對也會影響到生產者的生產量。環境稅的產出效應主要是通過減少生產者的生產量，控制環境污染的排放量，能夠達到控制生產者濫用資源，有效的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國家通過征收環境稅，合理的運用價格機制，能夠使生產者主動采取措施減少對環境的破壞，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國家通過征收環境稅，合理的設計稅率，能夠使生產者重視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改變經營策略，控制生產量，有效的治理污染，進而實現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三）環境稅收的替代效應

環境稅收的替代效應主要分為環境稅收的生產替代效應和環境稅收的消費替代效應。首先，環境稅收的生產替代效應主要是指環境稅收對生產者生產的產品結構的影響。國家通過征收環境稅使得生產者的生產成本提高，產品價格就會提高，消費者對產品的購買力下降，產品的生產總量就會下降，導致生產者的經濟利潤下降，嚴重影響到企業的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生產者為了追求經濟利益必然會調整產品結構，尋求替代品，生產無污染產品，朝著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方面發展。其次，環境征收的消費替代效應主要是國家在征收環境稅過程中影響到消費者對消費品的選擇。環境稅收的課征會導致相關消費品的市場價格提升，消費者在經濟水平不變的條件，就會減少對課稅消費品的購買量，對非稅消費品的購買量就會明顯增多，從而就會產生非常明顯的消費替代效應。由于消費替代效應的產生，就會使得高污染的消費品的購買數量下降，生產者也會根據市場需求改變策略，減少對高污染消費品的生產，那么污染物的排放量就會降低，最終達到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

總結：我國為了實現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保證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為了更好的保護生態環境，控制環境污染，頒布了環境稅，通過征收環境稅的方式控制環境污染程度，達到環境保護目的。所以，采用征收環境稅來控制環境污染是非常有效的經濟措施。

參考文獻：

[1]司言武.環境稅經濟效應研究：一個理論綜述.經濟學動態.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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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jcnkizgsc201630183

1引言

在全球強調可持續發展以及環境規制日益嚴厲的情況下，中國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畢克新等，2014）。作為“資本、技術、營銷、管理的結合體”（ChengandKwan，2000）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不僅彌補了國內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口，還通過溢出效應帶來了新的管理經驗及技術，加快了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和市場化進程，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引擎（鐘昌標，2010）。然而，國際直接投資具有“雙刃劍”性質，其投資效應既有正效應也有負效應。隨著各國貿易與投資規模的擴大和環境污染的加劇，外商直接投資引入量和東道國環境的關系問題逐漸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陳建國等，2009）。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生態環境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其影響環境的微觀機制是什么，如何才能將FDI對環境的負向影響降到最低，合理規避不利影響？文章整合已有文獻中分散的觀點，對于FDI對環境的影響進行綜述，以便為FDI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直觀的理論依據。

2FDI對我國生態環境的影響

現有文獻中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對環境污染影響盛行的一個觀點是“污染天堂”假說。國外不少學者對“污染天堂”假說進行了理論和實證研究（Smarzynska and Wei，2001；Keller and Levinson，2002；Dean，2000）。也有一些學者的研究認為FDI的進駐并沒有惡化東道國的環境質量，反而有利于改善區域環境污染（Antweiler et al，2001；Feng Helen Liang，2005；Jie He，2006）。國內學者對于FDI對環境污染的影響的態度可以歸納為三類：分別是“污染天堂”假說的支持者、反對者與片面論者。支持者以“污染天堂”假說為出發點，從產業結構層面著手（夏友富，1999；趙細康，2003；陳媛媛、李坤望，2010），試圖尋求FDI流入所引起的污染產業轉移趨勢；或以某一特定地區或全國為研究對象，單向考察FDI與環境污染的關系，其中應瑞瑤和周力（2006）、吳玉鳴（2007）、劉渝琳等（2007）的實證研究結果均表明中國已出現“污染天堂”現象。反對者張顏博等（2009）通過研究表明FDI的存量增加所誘致的經濟規模擴張和經濟結構的重污染化加劇了污染排放，而其誘致的技術轉移帶來了正面的環境效應。李靈稚（2007）也從三個方面論述了FDI對我國環境保護的正面效應，包括環保技術的溢出效應、環保市場的學習競爭效應與環保意識的示范效應。進一步地，部分學者認為FDI對環境污染的影響應該存在一個復雜的傳導機制（周力，應瑞瑤，2009），比如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等（Grossman and Krueger，1991；Panayotou，2000）。作為第三種觀點的代表，陳建國、遲誠、楊博瓊（2009）認為FDI一定會加劇我國環境污染水平，或必然會改善我國環境狀況的結論都存在一定片面性，他們利用連續16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分區域建立實證模型，研究發現FDI對我國各經濟區域的環境影響是復雜的，治理環境污染的力度對于不同地區與環境污染水平的作用不同，西部地區環境治理力度對環境污染水平的改善具有明顯的正效應，而東、中部地區環境治理的力度并沒有對環境水平的改善起到應有的效果。此外，環境治理力度的強弱明顯會影響到U形分布的峰態，使不同地區環境質量改善加速或環境質量惡化放緩。

3FDI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機制

學界對于FDI對環境的影響各執一詞，究其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資在不同的機制下對環境的影響是不同的，而影響因素的變化直接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對環境影響的效果。江柯、盧現祥（2011）利用1995-2007年41個投資來源國和地區的數據，運用面板數據進行中國環境規制相對力度的變化對FDI的影響的實證檢驗，認為不同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國企業環保技術水平的差異導致其對環境規制的敏感程度不同，中國相對于投資來源國而言，環境規制相對力度越嚴格，來自發展中國家（地區）的FDI越少；而來自發達國家的FDI并不受影響。李子豪、劉輝煌（2012）基于2003―2009年中國220個城市的數據，利用門檻面板回歸方法，從收入門檻和人力資本門檻兩個角度檢驗了FDI對環境影響的門檻效應，收入門檻的檢驗表明，FDI在高收入和低收入階段對環境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在中等收入階段，帶來環境質量的惡化；人力資本門檻的檢驗表明，FDI在高人力資本階段能夠顯著地降低環境污染，在低人力資本階段則相反。而后，他們又實證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資對環境污染的腐敗門檻效應以及地區腐敗本身對環境的影響，發現FDI能夠改善地區腐敗水平較低的地區環境質量。李子豪（2015）認為FDI對中國碳排放存在比較顯著的門檻效應。當人均收入中等，或人力資本、研發投入、環境規制水平較低時，FDI 的消減作用很不明顯，甚至會增減碳排放。

綜上，環境規制、收入門檻效應、人力資本門檻效應、腐敗門檻效應等都對FDI對環境產生影響，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FDI對環境的微觀影響機制還將得到進一步完善，而影響因素的確定將有助于解決FDI的環境污染問題。

4對策與建議

正確認識外資流入在環境效應上的正外部性與負外部性，是國際直接投資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要想趨利避害，充分獲得FDI 的正外部性而有效規避FDI對環境的負向影響，應從FDI影響環境的微觀機制入手，從源頭上控制有關影響因素，優化外商直接投資結構。

在環境規制上，主要可以從三方面應對：一是調整我國引進外資的來源結構。我國目前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國主要集中投資技術水平相對較低，污染程度較高的國家或地區，受環境規制的影響較為顯著。對外資的流入應有一定的選擇性和傾向性，對于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應該選擇技術水平較高的，特別是具備先進的控污技術及環保技術且前向后向帶動效應較強的產業，同時應具備較高的環保意識，對東道國進行投資的同時保持同母國相一致的環境規制程度。對于來自發展中國家（地區）的外資要選擇性引進，嚴格控制污染強度大的及技術含量低的外資。二是調整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積極引導外商投向現代農業、高新技術產業與服務業。三是引進發達國家外資的環境友好技術。為了產生正的技術外部性溢出，外資可選擇對供應鏈企業轉移環境友好技術，獲得正的外部性。

在門檻效應上，當前中國多數城市處于中等收入階段，有一半城市處于低人力資本階段，要想引導FDI發揮對環境的正向影響，需要改變中國目前的中等收入與低人力資本狀況，發揮EKC機制中收入的“碳減排”作用，同時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增大研發投入，規范環境規制，充分吸收FDI的環境技術溢出。此外，遏制腐敗、凈化本地外商投資“軟環境”也顯得尤為重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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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jcnkizgsc201717295

1研究背景與意義

城市群是目前全球城市發展的趨勢，在我國的9大城市群中，長三角城市群的優勢十分明顯，但其最大的軟肋仍是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由于城市群中有著人口和產業的高度集中的現象，不可避免地就會出現種種環境問題，城市群中的這些污染往往因為集聚累加、遷移擴散等效應而對環境造成更大的不良影響。[1]但與此同時，城市群的治污成本相對較低，存在著規模經濟優勢。現有的一部分研究認為經濟集聚為環境帶來了負外部性，產業集聚是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另一部分研究認為經濟集聚為環境帶來了正外部性，產業集聚有利于減少治污成本，降低環境污染。不過，這些研究大多處于理論闡述和現狀描述的層面，缺少地區數據與實證分析的支持。

本文將對長三角地區的經濟集聚對城市環境空氣質量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并試圖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2文獻綜述

國內外的學者對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學者們對于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的關系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經濟集聚會加重環境污染。Virkanen（1998）[2]、Frank（2001）[3]、Verhoef 等（2002）[4]以芬蘭南部和歐盟等地區為例，證實了工業集聚是導致各類污染的主要原因。蘇靜（2013）[5]、劉滿鳳（2014）[6]等從我國省級角度進行研究，發現經濟集聚度與污染程度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經濟集聚度越高環境污染越嚴重。第二種觀點認為經濟集聚可以降低生產活動帶來的環境污染。如 Feldman（1999）[7]、Hosoe（2006）[8]、李勇剛（2014）[9]等認為產業集聚可以帶來技術創新和溢出效應，企業可以采用更多的綠色生產技術，使產業發展對環境的污染程度降到最低。第三種觀點認為兩者之間并沒有明確的正向或者負向的關系。如閆逢柱（2011）[10]認為從短期來看，產業集聚發展會降低環境污染，但從長期來看，這兩者之間并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李偉娜（2010）[11]、劉小鐵（2017）[12]基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認為中國制造業產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是不同的，即制造業集聚與大氣污染之間存在著“N”形的相關關系。

3分析框架與基本假設

31Grossman 和 Krueger對環境效應的理論分析

基于Grossman和Krueger（1991）[13]對NAFTA環境效應的研究，當產業集聚達到一定的程度時，會通過以下三種效應對環境產生影響：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集聚的規模效應是指集聚會使生產規模擴大，不可避免地會給周圍的環境帶來大量的污染，但同時又會通過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以間接的方式來改善環境。經濟集聚的規模效應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主要表現為大量的企業集聚在一起加劇了對資源的消耗以及對環境的污染。

經濟集聚的結構效應是指產業的集聚會引起一個地區產業結構的變化。隨著一個區域經濟的不斷發展，區域中的企業數量也會不斷增加，高附加值的企業相對于低附加值的企業更具有競爭力，最后低附加值的企業只能被淘汰或被轉移出去，最終促進了產業結構優化，有助于環境質量的提高。產業集聚帶來的結構上的改變有時也會對當地環境帶來負面的影響。例如有些地區為了能夠快速發展經濟，便盲目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卻忽略了對環境污染的管控。

經濟集聚的技術效應指的是集聚會帶來環保技術的改善，一方面會減少相同產出的資源消耗；另一方面會減少相同產出下的污染排放。另外，集聚經濟主體可以共享中間投入要素、勞動力儲備，有利于勞動力的匹配，從而提高生產效率。產業在空間上的集聚會吸引人才的集聚，高素質人才的集中會帶來技術上的創新和管理水平的提升。經濟集聚有助于要素在空間上的流動，要素配置會更加經濟有效，提高了資源的利用效率。

32新經濟地理理論關于產業集聚的分析

克魯格曼（Krugman，1991）[14]提出，向心力和離心力是導致產業集聚與分散的原因。當向心力成為主導力量時，產業集聚程度就會加強，若擁擠帶來生產成本的增加大于向心力帶來生產成本的減少，則產業會趨于分散。在競爭效應的影響下，一些產業由于生產技術較為先進所以在競爭中勝出得以繼續留在集聚區，另一些生產技術相對落后的產業就會被淘汰或轉移出去。而這些轉移出去的產業為了實現長久的發展，便也會加快對減污技術的研發投入。因此從長遠來看，生產帶來的污染排放還是呈下降趨勢的。

筆者從經濟集聚不同發展階段帶來的不同污染問題出發，借助環境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這一經濟分析框架進行研究。本文提出產業集聚與環境污染的假設，在初期集聚階段，隨著集聚加強污染逐步加重；在中后期集聚階段，隨著集聚加強，環境問題得到緩解。

4實證分析

41模型的設立

為了驗證城市群經濟集聚與大氣污染的關系，設定了如下基本模型：

Yit=α0+α1Xit+α2 X2it+εit（1）

Yit=α0+α1Xit+α2X2it+α3PROit+α4REGit+α5RGDPit+εit（2）

變量解釋：下標i和t分別代表地區和年份，因變量Y表示環境污染程度，自變量X表示經濟集聚程度，REG表示環境規制，RGDP表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PRO表示技術水平，ε為隨機干擾項。為了檢驗經濟集聚在整個生命周期中與大氣污染的關系是否呈現倒“U”形，在模型中引入了經濟集聚的二次方項。

42量選取和數據來源

一是大氣污染程度。在研究環境污染排放的實證文獻中，較多的采用SO2排放來衡量大氣污染[11]，這是因為SO2作為大氣污染物的主要成分在工業生產中排放較多，所以本文選用SO2排放量作為衡量大氣污染程度的指標。二是經濟集聚程度。 經濟集聚程度表現為經濟活動在單位空間內的集中程度[15]，用單位面積非農產出來表示（即二、三產業國民生產總值之和與城市面積的比值）。經濟發展水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RGDP）、環境規制（REG）、技術水平（PRO）作為控制變量，其中環境規制用二氧化硫產生量與排放量的差值來測度，技術水平用勞動生產率來測度（即人均非農產出）。

本文選取了2004年到2013年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十六個核心城市的面板數據（上海、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寧波、常州、鎮江、南通、紹興、揚州、泰州、嘉興、湖州、舟山和臺州）進行分析檢驗，文中所選指標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由于上海市2012年和2013年的部分數據存在缺失，所以該部分數據參考了《上海統計年鑒》。產出指標均根據上年GDP指數進行調整。計量分析采用EVIEWS72軟件。

43模型分析與估計

431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

通常情況下，用不平穩的數據進行回歸往往會出現“偽回歸”現象，因此在回歸之前須對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分別采用 LLC 檢驗法和 Fisher-ADF 檢驗法進行面板數據的同質單位根和異質單位根檢驗。

檢驗結果顯示：各變量中只有經濟集聚程度（X、X2）為非平穩序列，其他變量均拒絕非平穩的原假設，為平穩序列。對非平穩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后，各檢驗值均拒絕了原假設，表明這些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具有平穩性。

432面板數據協整檢驗

雖然非平穩變量經過一階差分后為平穩序列，但是還需對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本文分別采用 Pedroni 檢驗和 Kao 檢驗進行面板數據的協整檢驗，其中 Pedroni 檢驗選取 Panel-PP 統計量和 Group-ADF統計量（見表2）。

結果顯示，各統計量均顯著拒絕了“無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即各模型中的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原值方程進行回歸分析。

433回歸方程實證結果及分析

綜合表3和表4，經濟集聚對大氣污染的影響由負變為正，說明在目前狀況下，經濟集聚的加強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污染排放的強度；經濟集聚的平方項對環境污染的影響是顯著為負的，即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著倒“U”形關系，說明在經濟集聚的初期階段會產生更多的污染，但是到了經濟集聚的中后期，經濟集聚帶來的規模效應使得大氣污染的整體成本降低，空氣環境質量得到了有效的改善。鑒于第二個模型中經濟集聚的系數為正，說明我國長三角城市群目前的經濟水平仍沒有達到“U”形曲線的下降部分，經濟集聚還是處于初期階段的。技術水平對環境污染的估計系數在1% 的統計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技術水平的提高降低了污染排放。技術水平的提高即投入要素組合的優化替代了環境要素的使用，減弱了生產對環境的污染。環境規制的估計系數為負且顯著，說明經濟主體對于環境的保護意識還不夠強，還需要依賴于政府的環境監督與管制。經濟發展水平的估計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經濟發展對于環境的約束是在不斷加劇的。

5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運用2004―2013年10年間長三角城市群16個核心城市的數據構建了面板數據模型，研究結果表明長三角城市群經濟集聚與大氣污染程度的關系呈倒“U”形，就目前來看，經濟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大氣污染物的排放，即對于城市環境污染會有抑制作用。這些在一定意義上說明，長三角城市群在注重經濟發展、國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時也必須加大對城市環境質量的重視。

51建立區域協調組織，加強區域聯動協作

城市群內部的各個城市擁有的資源和地理生態環境都比較相似，城市相互之間的影響力也是比較大的，因此，要想實現城市群資源環境的整體最優，就需要城市群內部每一個城市的共同努力、協同聯動。首先，在城市群區域內部要建立統一的環境規則，避免由于法規口徑不統一帶來的執法困難。其次，各地應發展當地獨有的資源環境優勢，最大限度地發揮分工合作效應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間功能組織，以城市群整體效益最大化為目標。

52以市場機制為主導，同時加大政府調控力度

應當適當放開市場準入機制，一方面，利用市場的自然競爭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企業；另一方面，市場機制可以將環境要素納入供需關系并為其定價。城市群作為復雜的集聚體，其資源環境會面臨著復雜的外部性問題，此外，私人部門也難以提供治污費用。所以要想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借助政府調控手段，明確產權，盡可能保證各方利益不受到損害。

53大力宣傳生態型城市群建設，保持城市與自然的協調共生

城市生態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只有保持協調共生的關系，才能促進城市經濟發展的動態平衡，實現生態城市的建設。為此，我們要加強生態產業和生態園區建設，鼓勵綠色消費、生態消費，鼓勵引導資源的多級循環利用和再利用，培養公眾的生態文明意識。媒體也應積極宣傳大氣治污的各種法律法規，為長三角城市群大氣質量改善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54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落后的技術會成為制約城市群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瓶頸，因此，必須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其一，建立完善“產學研”合作體系，為新的科研成果提供一個完善的交易平臺，激發科研工作者的研發積極性。其二，摒棄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使經濟增長由依賴物質資本逐步過渡轉移到依靠技術進步的新型發展方式上來。其三，加快第三產業發展，引導產業空間合理布局。

55優化城市群空間結構，實現城市群可持續發展

城市群空間結構的重組和優化有助于城市群經濟與生態環境相協調、實現可持續發展。城市群內城市規模大小、城市密度、產業分布等都會影響到城市群的空間結構，這些不同的組合會影響城市群經濟發展的方向、資源利用的方式。優化城市群空間結構，可以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走出一條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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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劉小鐵我國制造業產業集聚與環境污染關系研究[J].江西社會科學，2017（1）：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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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地球上沒有絕對的廢棄物。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循環利用。但是人類的介入，使這個循環出現了偏差，出現了不能循環的東西。比如早些年的發泡飯盒。如果這樣的話，那么，就是一個惡性循環。這樣地球的資源就會被消耗完。那么，地球就危險了。保護的措施應該是盡量的接近地球的自我循環。預防應該是多做些“遠視”，不要老是盯在經濟目標上。應該從人文和自然的角度出發

目前在全球范圍內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環境污染問題，具有全球影響的方面有大氣環境污染、海洋污染、城市環境問題等。隨著經濟和貿易的全球化，環境污染也日益呈現國際化趨勢，近年來出現的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問題就是這方面的突出表現。

環境污染會給生態系統造成直接的破壞和影響，如沙漠化、森林破壞、也會給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造成間接的危害，有時這種間接的環境效應的危害比當時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難消除。例如，溫室效應、酸雨、和臭氧層破壞就是由大氣污染衍生出的環境效應。這 種由環境污染衍生的環境效應具有滯后性，往往在污染發生的當時不易被察覺或預料到，然而一旦發生就表示環境污染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地步。當然，環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是使人類環境的質量下降，影響人類的生活質量、身體健康和生產活動。例如城市的空氣污染造成空氣污濁，人們的發病率上升等等；水污染使水環境質量惡化，飲用水源的質量普遍下降，威脅人的身體健康等。嚴重的污染事件不僅帶來健康問題，也造成社會問題。隨著污染的加劇和人們環境意識的提高，由于污染引起的人群糾紛和沖突逐年增加。

讓我們都來關愛自然，熱愛地球吧，手挽手、肩并肩、心連心地鑄起一道綠色環保的大堤，捍衛資源、捍衛環境、捍衛地球、捍衛我們美好的家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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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10.06

中圖分類號：F20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6）10-0026-05

Abstract：This paper devid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to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and excess capacity，establish static and dynamic panel model using provincial data from 1997 to 2012.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Increasing the strength of the formal regulation can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 pollution. Secondly， improving informal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role to environment，informal regulation has significantly inhibitory action to pollution that produced by excess capacity. In the end， excess capacity is the cause of pollution，resolving excess capacity will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environmental quality.

Key words：governmental regulation；excess capacity；environmental pollution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采用粗放型增長方式，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導致了資源的日益枯竭和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2016年3月10日，主席在參加兩會青海團審議時強調：“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現已到了改變“犧牲環境拉動經濟”發展模式的關鍵時刻。工業的過度擴張導致嚴重的產能過剩，產能過剩的行業多是高污染行業，地方政府大都以犧牲環境來鼓勵投資，企業所承擔的私人成本遠小于社會成本，進而出現過度投資，最終導致資源與環境不堪重負的局面[1]。如何有效治理環境污染？產能過剩與環境污染是怎樣的關系？一般認為，工業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力量，同時也是環境污染的最主要來源。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討工業部門政府規制和產能過剩對環境污染的作用是否顯著、作用強度及影響機理，以期引導后續環境政策的調整與完善。

1文獻綜述

關于環境污染的影響因素，陳興鵬等[2]揭示了環境污染指數隨著人均GDP的上升而增加。葉阿忠等[3]分析了經濟增長、FDI與環境污染交互影響體系。Zeng等[4]認為制造業集聚可以減輕“污染天堂”效應。日益惡化的環境正是發達國家污染工業廠商規避本國嚴格環境標準選擇進入發展中國家投資建廠帶來的后果，即Esty和Geradin[5]的污染避難假說。原毅軍[6]認為技術創新對污染減排有顯著的抑制作用。Magat等[7]以加拿大魁北克省紙漿行業為研究對象，檢驗環境規制對生物需氧量和固體懸浮物排放量的影響，結果顯示環境規制能促使企業減少20%的排放量。Blackman等[8]研究證實墨西哥環保機構增加環境監察次數不能顯著刺激企業采用先進的“凈化”技術，正式環境規制沒有真正發揮作用。

關于產能過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產能過剩的原因研究。林毅夫[9]提出“潮涌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對于新產業的發展前景具有良好的社會共識，引發投資的“潮涌”現象，導致產能過剩。陶然等[10]認為隨著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及加入WTO以后，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導致大量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二是產能過剩與環境污染的關系研究。江飛濤等[11]認為在我國特定的管理體制下，中央政府難以向地方政府提供環境保護的激勵合同，寬松的環境政策及對污染企業的縱容使得高能耗高污染排放的行業生產成本外部化，最終導致產能過剩。張平淡等[12]利用我國2001～2008年27個制造業行業細分數據檢驗產能過剩與環境污染的關系，結果顯示產能利用率與環境污染負相關。

本文在以上研究基礎上，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拓展：一是從研究視角上，現有研究主要從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和技術創新來探討環境污染問題，鮮有從產能過剩視角來探討環境污染的影響機理；二是把我國分為東中西部地區，引入虛擬變量，分別討論環境污染各因素的影響程度，提出差異化環境污染治理對策；三是解釋中國環境污染的模型，必須要符合我國經濟運行的特征和背景，本文在解釋變量上進行了拓展，引入了非正式規制。

2政府規制、產能過剩對環境污染的作用機理

為了全面分析政府規制、產能過剩對環境污染的作用機理，構建如下理論分析框架，展現三者內在關聯。按照“波特假說”，適度的環境規制有助于提升工業企業生產技術和創新水平，即同樣的投入將增加更多產出，產品供給持續增加，引起產能過剩；環境規制有利于提升產品的競爭能力，市場對產品的需求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產能過剩；非正式規制主要是指社會公眾對污染企業的談判和游說，對生產產生抑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產能過剩；如果污染企業改進技術，增加產量，將加劇產能過剩。總之，政府規制會對環境污染產生影響，而政府規制在產能過剩的背景下對環境污染的影響不同。為了從理論根源上了解政府規制和產能過剩對環境污染的作用機制，接下來將進行一系列實證檢驗。作用機理繪制如圖1所示。

3指標及數據來源

本文考察我國28個省（市）（、海南、重慶等省市因數據缺失，不包含在內），樣本期為1997～2012年。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網站。

31被解釋變量：環境污染EP

選取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工業三廢”）三個指標來度量環境污染綜合指數。排除人口規模的影響，以上各排放總量均除以年末常住人口數。由于各指標量綱不同，在進行環境污染綜合指數測算之前，按如下步驟處理：

首先，對三種污染物排放總量進行標準化處理，即Ht=Ht-HminHmax-Hmin，Ht代表第t年各污染物標準化后的賦值，Ht代表各污染物當年的排放值，Hmax代表各污染物排放量的最大值，Hmin代表各污染物排放量的最小值。其次，采用層次分析法確定三種污染物在綜合指數中所占的比重。最后，計算各年環境污染綜合指數，即EPi，t=∑3j=1WjHtj（t=1，2，…16；j=1，2，3），EPi，t表示第i省t年的環境污染綜合指數，j表示污染物種類，Htj表示第t年第j種污染物排放量標準化值，Wj表示第j種污染物所占權重。

32核心解釋變量：政府規制強度和產能過剩程度

正式規制強度ER。借鑒Lanoie[13]采用工業污染治理投資水平占GDP的比重來表示，該指標值越大，說明政府正式規制強度越大。

非正式規制強度ERN。傅京燕[14]認為公眾通過談判或游說的非正式規制產生的環保效應更加明顯。一般認為人們受教育程度越高將更加關注環境質量。借鑒Barro和Lee[15]的研究方法，用各省6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表示。計算公式為ERNit=∑（Eduyk×Popuk）÷∑Popuk，其中Eduyk表示第k種學歷受教育年限，Popuk表示第k種學歷的受教育人數，各種學歷的受教育年限為小學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高等教育（大專及以上）16年，取自然對數。

產能過剩程度CU。遵循韓國高[1]的做法，用工業產能利用率作為評價產能過剩的指標，產能過剩=1-產能利用率，預期產能過剩與環境污染正相關。

33其他變量的選擇

除政府規制強度和產能過剩程度外，還要考慮其他可能影響環境污染的因素。①經濟增長GDP。選取各地區人均GDP來表示，為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以1997年為基期，換算成實際人均GDP。為驗證環境污染與人均收入之間是否存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假說），在模型中引入GDP及其平方項，如果GDP估計系數為正，平方項估計系數為負，則EKC假說成立，取自然對數。②技術創新水平Tech。采用各地區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表示。③產業結構IS。選取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來表示。④外商直接投資FDI。采用經過價格平減處理以后的外商投資金額來表示，取自然對數。

4實證分析

41環境污染的影響因素分析

在前面分析討論的基礎上，構建如下多元面板回歸模型：

規制強度，ERNit表示非正式規制強度，CUit表示產能過剩程度，為了探究政府規制強度和產能過剩程度對環境污染的聯合影響，加入交乘項ERit×CUit和ERNit×CUit，it為4個控制變量向量，ωi表示不可觀測的省際效應，v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變量，εit是隨機擾動項，α0～α5、γ為待估系數。

如果不考慮測量誤差、遺漏變量等內生性問題，對式（1）進行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將出現誤差及不一致性。李鎧[16]等認為環境污染具有一定的滯后效應，即當期的環境污染受前一期影響，因此本文在計量模型中引入前一項EPit-1，設定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如下：

LnEPit=α0+ηLnEPit-1+α1ERit+α2LnERNit+α3CUit+α4ERit?CUit+α5LnERNit?CUit+γit+ωi+vt+εit（2）

模型（1）實證結果如表1所示。方程①單獨考證正式規制、非正式規制和產能過剩對環境污染的作用。結果顯示正式規制強度、非正式規制強度和產能過剩程度均與環境污染顯著正相關，說明政府規制強度的上升不能減少環境污染，產能過剩程度與環境污染正相關。方程②加入了正式規制和產能過剩的交乘項，回歸系數為正，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非正式規制與產能過剩的交乘項回歸系數為負，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產能過剩背景下，非正式規制對環境污染有抑制作用。加入控制變量得到方程③，GDP系數為正，其平方項系數為負，并且在10%水平上顯著，驗證了EKC假說的存在。技術創新的系數為負數，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產業結構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第二產業所占的比重越高，對環境污染的影響越大。FDI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環境污染。這與宋馬林等[17]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資源尋求型的FDI嚴重破壞了東道國的環境。

42環境污染影響因素的區域差異分析

根據各省所處地理位置，將北京、天津等10個省市劃℃為東部地區；山西、吉林等8個省劃為中部地區；內蒙古、廣西等11個省劃為西部地區。建立模型（3），D為虛擬變量：

東、中、西部地區環境污染影響因素結果如表2③～⑤列所示。從回歸結果看出，非正式規制強度對中部地區的環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最小，對西部地區的影響最大，所以西部地區應加大非正式規制的力度。產能過剩對各地區的環境污染均有促進作用，且在西部地區最明顯，因為東部地區產能利用率本身較高，產能過剩地區大部分處于中西部地區，化解產能過剩將顯著改善中西部地區環境質量。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對環境污染的作用最明顯，因為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工業所占比重較高，加快第三產業發展將顯著改善東部環境質量。FDI對西部地區環境污染作用大于東中部地區，說明東中部地區的FDI多為市場尋求型，不會對環境造成很大破壞，而投入到西部地區的FDI多為資源尋求型，容易導致環境危機。

43關于產能過剩視角的進一步分析

實證模型中加入了非正式規制與產能過剩的交乘項，結果顯示產能過剩背景下，非正式規制對環境污染抑制作用較大，說明產能過剩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非正式規制對環境污染的影響，但這種邏輯關系是否存在，需要進一步檢驗。

以79%為分界點對各省產能過剩程度進行劃分，產能利用率79%以下歸為高度產能過剩區域，記為S區；79%以上歸為低度產能過剩區域，記為W區。S區包括山西、湖南等13個省，W區包括北京、天津等16個省。在S區和W區分別建立環境污染的動態面板模型，回歸結果見表2⑥～⑦列。S區非正式規制系數為-14691，W區為-10414。說明在產能過剩程度較高的區域，非正式規制對環境污染的影響較大，非正式規制對產能過剩造成的環境污染有平抑作用，進一步說明交乘項的運用具有穩健性。

5結論與啟示

本文利用我國28個省市1997～2012年面板數據建立環境污染影響因素模型，檢驗政府規制和產能過剩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正式規制對我國環境污染影響較小，非正式規制對環境污染有抑制作用。產能過剩是環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化解產能過剩將顯著改善中西部地區環境質量。非正式規制對產能過剩引起的環境污染有平抑作用。第二產業所占比重越低，FDI越低，越能起到降污減排作用，加大東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將顯著改善東部環境質量。

基于上述結論得出如下啟示：①制定適宜的政府正式規制強度。不能盲目提高正式環境規制強度，靈活運用排污費、污染許可證、環境稅等規制手段，根據不同地區、不同產能過剩程度的現實特點，采用差異化的規制強度。②加大非正式環境規制強度，樹立協調、共享、綠色發展理念。政府首先應加大宣傳力度，號召全社會共同保護環境、保護賴以生存的地球。其次應加大教育投資，只有教育水平上去了，環保意識才能再上新臺階。③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化解產能過剩。近年來多行業的產能過剩不僅造成了資源的閑置和配置效率的低下，還加劇了環境污染，在經濟新常態下不能再盲目擴大投資規模，應加強供給側改革，強化技術創新、錯峰生產及“一帶一路”戰略等，淘汰落后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生態環境的協同發展。④合理使用FDI，優化產業結構。事實證明，FDI對我國的技術溢出效應非常有限，反而加劇了我國的環境污染，故不應該再盲目吸引和使用FDI。對東部地區來說，加快產業結構調整，降低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是降污減排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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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江飛濤，耿強，等.地區競爭、體制扭曲與產能過剩的形成機理[J].中國工業經濟，2012（6）：44C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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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DID模型；洱海流域；農業生產方式；生態農業政策

中圖分類號 X3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4）10-015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22

水資源污染與清潔水源在全球范圍內都在不斷加劇。農業面源污染是目前公認水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隨著對工業生產與居民生活點源污染控制的逐步加強，在水體污染中農業面源所占的比重不斷增加。據美國環保局2003年數據顯示，農業面源污染，導致約四成河流和湖泊水體水質不合格，成為河流和湖泊污染第一大污染源[1]。歐洲的調查顯示，農業生產排放超標的磷，導致地表水中富磷化，占到24%-71%地表水污染總負荷[2，3]。農田面源污染，尤其畜禽場面源防治成為發達國家分類控制的重點[4]。Leshan Jin研究了農業產業生產時的區域水資源對農業的承載極限，并探討了控制農業污染的方法[5]。近年來，國內學者也從分析方法、影響機制、結構優化路徑及具體對策等方面研究了水生態約束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問題。趙慶禎等對農村產業結構布局優化的數學模型及其穩定性進行了分析[6]。張維理等對我國農業面源污染形勢進行了整體估計，并提出控制對策[7]。王鵬等生態脆弱地區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路徑進行了研究[8]。劉航構建了我國經濟增長與不同環境密集型產業之間的脫鉤狀態的分析模型[9]。龔琦以洱海流域為實證，探討了面源污染控制目標下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機制[10]。

污染產生的經濟學根源是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污染產生的市場失靈是由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生產活動的負外部效應、生態環境的產權不確定和生態環境利用的信息不對稱引起的。污染的政府失靈是由政府認識不足、決策局限、政策目標單一，存在忽視環境保護和污染控制的現象，以及環境管理的低效率引起的。通過強化政府管控，明晰環境產權，約束生產主體行為，成為環境污染治理的政策取向。實踐證明，水環境保護政策對生活污染源和工業點源污染的效果顯著，但由于農業生產范圍廣、生產主體小而散、排污量難以量化、交易成本難以市場化等，其政策針對性和治理效果差強人意 [7]。綜上，與約束工業點源污染相比，治理農業面源污染的難點在于政策的細分性、系統性與長期性。因此，評價政策實施效用與農業生產方式響應，進而調整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論與實踐意義。通過比較政策實施前后，政策實施區域的關鍵指標變化，可以估計政策實施的整體效果與有效措施，為調整和完善政策體系提供借鑒。本文運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的研究設計，利用研究區2000-2012年的大樣本數據，比較政策區與非政策區間指標的變化，識別農業生產活動對政策的響應。

1 研究區概況

洱海是我國第七大淡水湖，云貴高原第二大高原湖泊，入湖河流有彌苴河、永安江、羅時江等大小河溪共 117條，整個流域面積跨大理市和洱源縣2個縣市，是中國西南邊疆開發較早的地區之一。流域內土地肥沃、水源充沛、人口密度大、農耕文明起源早，成為滇西地區重要的糧經作物主產區和畜禽養殖基地。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流域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逐步形成了工業、旅游業和規模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尤其是養殖業和林下經濟成為流域農業產業的主體。

1.1 流域污染源結構

近年來，隨著流域水環境保護力度的加強，工業和城鎮點源污染得到了比較有效的控制。但是，對于占流域河流、湖泊污染負荷總量70%的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成為洱海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環節[10]。如圖1所示，通過對2011a洱海流域農村與農業面源、城鎮生活污水、工業企業廢水、旅游業、水土流失等污染源的治理狀況和排放TN、TP、氨氮等三個水質指標采樣比較，得出流域主要污染源是：農田面源污染、畜禽糞便、農村生活污水、城鎮生活污水。

1.2 流域污染源分區

從農業面源污染的空間特征入手，洱海流域可以劃分為大理市環湖片區和洱源縣“北三江”片區。環湖片區包括下關鎮、大理鎮、喜洲鎮、海東鎮、挖色鎮、灣橋鎮、銀橋鎮、太邑鄉、上關鎮、雙廊鎮；“北三江”片區包括茈碧湖鎮、鄧川鎮、鳳羽鎮、牛街鎮、三營鎮。洱海流域內共有溪流117條，其中彌苴河、羅時江、永安江“北三河”流域面積占整個流域的72%，人口密度高，以養殖業和種植業為主，2000a-2011a水質處于IV、V、劣V類水平，污染物COD、TN、TP入湖量占全流域入湖量的76%、58%、77%。同比來看，環湖片區主要污染物COD、TN、TP入湖量占全流域入湖量下降顯著。為比較政策重點區與非重點區的效應差別，本文選擇大理市環湖片區作為政策重點區，洱源縣北三江片區作為非政策重點區。

洱海環湖片區農業從業人口對水環境污染指數的影響系數為-2.85，表明政策實施后農業人口增加并未影響水環境承載力，即單位人口對水環境的污染水平降低，這可能歸因于農戶生產生活理念、農民就業結構的轉變。一是，根植“洱海清，大理興”的生態文明理念，將農村生活污染、種植業化肥農藥污染、漁業畜牧業養殖污染與洱海水質惡化的知識普及到農戶，借助新農村建設，引導和轉變傳統的生產生活理念，樹立起清潔生活、綠色生產的生態文明新理念。例如，大理市啟動“洱海保護月”活動，并確定每年的1月份作為活動月；禁止生產、銷售和使用含磷洗滌用品，建設生態示范鎮、示范村。二是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帶動農民就業、農民增收。除了傳統的安置農業剩余勞動力就業，促進農民進城，洱海環湖片區構建起旅游業發展與農民增收的良性互動機制。例如，隨著旅游業態的升級，大理旅游業由古城觀光游向環湖體驗游過渡，環湖片區部分鄉鎮的旅游服務業不斷提升，農戶離土不離鄉實現就業。

3.2 無害化種植政策效應

化肥施用量、農藥使用量對水環境污染指數的影響系數分別為4.02、10.22，表明即使實施政策，化肥、農藥施用量對水環境污染影響仍然顯著，即化肥、農藥施用量導致水環境污染水平提高，這也印證了濫用化學肥料、農藥，導致洱海水體富氧化，是洱海水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為遏制化肥、農藥等農業面源污染日趨嚴重的態勢，大理市停止使用國家規定的高毒、高殘留農藥，建立農藥科學使用技術規范，推進有機肥替代與測土施肥等措施，構建從源頭控制化肥農藥污染的長效機制；另一方面，綠色農業補貼政策，可以有效引導農戶調整種植結構，大力提倡人工鋤草、提倡使用有機肥，發展綠色農業、無公害農業、觀光農業。

3.3 科學養殖政策效應

肉奶總產量對水環境污染指數的影響系數為-2.08，表明政策實施后以養殖業產量與水環境指數成反比，即單位養殖業產量對水環境的污染水平降低。而數據顯示，洱海流域9萬多頭存欄奶牛產生的糞便是洱海水環境最大的威脅。養殖業污染水平的降低可以歸因于畜禽糞便沼氣化、飼料再加工等循環利用方式的創新。一是引入先進技術工藝，發展特色養殖循環經濟。2003年以來，環湖片區的重點鄉鎮實施以畜禽糞便為主要原料，通過有氧發酵、無害化加工等工藝流程生產生態有機肥的項目，有效緩解了養殖業發展對洱海治理的壓力，同時還增加了畜禽養殖戶的收入。二是推廣公司化經營，提高養殖業產業集中度。傳統農戶養殖存在小、散、差、亂的現象，難以集中管理、集中處理、提質增效。大理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扶持公司規模化經營、推廣無公害養殖新技術、促進剩余勞動力轉移等政策，加強建設農村沼氣池、畜禽糞便收集處理設施建設，實現養殖業循環化、生態化、規模化發展。

4 結論與展望

4.1 主要結論

（1）研究區生態農業發展具有典型性。洱海流域被認為是中國西南邊疆開發最早的地區之一，是滇西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近年來，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尤其是養殖業和種植業帶來的面源污染，成為威脅洱海生態的主要因素。2003年水質處于IV類水平，農業面源污染排放COD、TN、TP占全流域入湖量的76%、58%、77%，其中農業生產帶來的化肥和畜禽糞便流失污染已成為流域主要污染源。基于洱海流域面源污染特征的綜合分析，實施生態農業政策，轉變農戶生產生活觀念，優化農業種植結構，發展循環養殖業，全面推進農業面源污染綜合防控意義重大。

（2）生態農業政策效應顯著。DID估計結果顯示，政策實施下環湖片區農業生產方式對水環境污染指數的影響效應為-12.59，即農業生產指標的提升并未帶來洱海流域水污染的惡化，通過農業生產結構調整與優化，達到“保產量、保質量、保環境”的政策目標。農業從業人口、化肥施用量、農藥使用量、肉奶總產量等四個指標的DID估計結果顯著。①生態農業政策對農戶環保意識、就業結構、生產方式產生積極影響，實現人均農業生產污染水平降低；②生態農業政策對農業種植結構、綠色無公害農業生產方式產生了調整和優化作用，導致農業化肥施用量、農藥使用量總量和單位使用強度的下降，降低了入湖水質富養化水平；③生態農業政策促進農業支柱產業養殖業無害化建設，通過養殖產業鏈循環利用、養殖技術標準化、經營方式集約化等方式，實現養殖業增產，入湖水質富養化水平下降。

（3）洱海生態農業模式具有推廣價值。2003年，政府提出“洱海清、大理興”的目標，出臺《洱海流域保護治理規劃（2003-2020）》，針對農業面源污染實施種植結構調整，養殖業標準化、無害化建設，發展林下經濟，科學施肥用藥等生態農業政策。在政策效應作用下，洱海流域已成為全國城市近郊湖泊可持續發展的典范。“循法自然、科學規劃、全面控源、行政問責、全民參與”的洱海模式得到國家環境保護部周生賢部長的肯定。針對湖泊流域生態承載力和致污因素，調整農業種植結構、優化農業生產方式、引導養殖業循環發展、扶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促進林下經濟產業發展等綠色農業發展模式對于高原湖泊、乃至更廣泛流域的農業面源污染防控具有政策借鑒價值。

4.2 展望

在研究區域方面：研究通過政策實施后政策區與非政策區的比較分析，只針對政策區進行了詳細分析，而忽略了對非政策區農業生產方式的分析。通過歸類說明具體生態農業政策對調整與優化洱海環湖片區農業生產方式，及其在非政策區綠色農業建設具有借鑒意義，但沒有對非政策區具體農業生產方式和生態農業政策進行區分和詳細說明。

在研究方法和數據方面：后續研究可嘗試借助面板數據，對兩類區域進行比較分析各研究區政策實施狀況，得到非政策區各農業生產方式對生態農業政策的效應指數，推進全流域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和生態農業建設，探尋深層次原因。在變量選取上可結合行為地理學的方法，采用問卷調查數據，對農戶生產技術、農業生產觀念、就業意愿與土地流轉訴求等方面的解釋變量；此外納入流域大氣環境指標、植被覆蓋指標和土壤指標等變量，以揭示洱海流域的生態環境變化全貌。

此外，從政策實施層考慮，盡管這些政策區實施了生態農業政策，但可能存在實施力度不同、實施方式、結果異象的問題。從政策實施群的角度，揭示政策實施群行為與政策效應的相關性，也是今后研究中需要關注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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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olicy Effects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Erhai Basin by DID Model

CAO Honghua1，2 WANG Rongcheng1 LI Lin2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 130024，China；

篇（7）

一、破壞環境，對水土的影響

環境惡化無路可退中國的環境問題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紀90年代，環境污染問題就已非常嚴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紀90年代五類水質就占到了80%，整個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條巨大的污水溝。1995年，由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1875億元。

據中科院測算，目前由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已占到GDP總值的15%，這意味著一邊是9%的經濟增長，一邊是15%的損失率。環境問題，已不僅僅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已成為吞噬經濟成果的惡魔。水土流失是我國土地資源遭到破壞的最常見的地質災害，其中以黃土高原地區最為嚴重。我國目前水土流失總的情況是：點上有治理，面上有擴大，治理趕不上破壞。全國水土流失面積解放初期為17.4億畝，到1980年約治理6億畝。由于治理趕不上破壞，水土流失面積卻擴大到22.5億畝，約占國土總面積的1/6，涉及近千個縣。全國山地丘陵區有坡耕地約4億畝，其中修梯田約1億畝，而另外3億畝坡地正遭受水土流失的危害。

二、環境破壞對空氣的影響

（一）環境污染對生態系統影響，

如沙漠化、森林破壞、也會給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造成間接的危害，有時這種間接的環境效應的危害比當時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難消除。例如，溫室效應、酸雨、和臭氧層破壞就是由大氣污染衍生出的環境效應。這 種由環境污染衍生的環境效應具有滯后性，往往在污染發生的當時不易被察覺或預料到，然而一旦發生就表示環境污染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地步。當然，環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是使人類環境的質量下降，影響人類的生活質量、身體健康和生產活動。例如城市的空氣污染造成空氣污濁，人們的發病率上升等等；水污染使水環境質量惡化，飲用水源的質量普遍下降，威脅人的身體健康，引起胎兒早產或畸形等等。嚴重的污染事件不僅帶來健康問題，也造成社會問題。隨著污染的加劇和人們環境意識的提高，由于污染引起 的人群糾紛和沖突逐年增加。

目前在全球范圍內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環境污染問題，具有全球影響的方面有大氣環境污染、海洋污染、城市環境問題等。隨著經濟和貿易的全球化，環境污染也日益呈現國際化趨勢，近年來出現的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問題就是這方面的突出表現。

（二）環境污染對身體的影響

全國1/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有1/3的國土被酸雨侵蝕。經濟發達的浙江省，酸雨覆蓋率已達到100%。酸雨發生的頻率，上海達11%，江蘇大概為12%。華中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賓、懷化、紹興、遵義、寧波、溫州等，酸雨頻率超過了90%。 在中國，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許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200萬～1400萬噸。而2003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就達到2158.7萬噸，比2002年增長12%，其中工業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國僅火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將達2100萬噸以上，全部排放量將超過大氣環境容量1倍以上，這對生態環境和民眾健康將是一場嚴重災難。

三、環境的保護

（一）堅定不移的健全環境保護的地方法律法規

為環境保護提供法律依據于支持，例如：對于防治工業生產排放的“三廢”粉塵，放射性無助，煙塵污水和垃圾等，除了鼓勵相關企業采用環境保護措施，對高耗能企業按章節能設施，還需要在符合市場規律的情況下適當提高破壞環境的“代價”，嚴格執行環境保護法規和一系列環境評價，考核，監管和處罰制度，用法律保護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真正把防污染和保護環境納入法制化管理的軌道。

（二）培養公民的環保意識，加強有關環境保護法律的宣傳

環境保護鎖解決的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保護和改善環境質量，保護人類身心的健康，防止機體在環境的影響下變異和退化；二是合理利用自然資源，減少或消除有害物質進入環境，以利于人類生命活動。3.22日是世界地球日，人們正嘗試著各種方法讓環保贏得大家的重視，當然孩子作為祖國的下一代，作為未來祖國的接班人，培養其良好的環保修養對于祖國長遠的發展是舉足輕重的。與法制宣傳部門緊密結合，將環境保護有關法律法規納入全社會的宣傳教育體系，作為公民普及法律常識的重要內容，并納入普法考試考核。二是建立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教育培訓制度。

（三）加強施工中的管理，杜絕不顧環境的開發

篇（8）

一、影響大氣污染的社會因素

1．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包括人口規模與人口素質兩個維度，以下對二者對大氣污染的影響機制進行詳細分析。首先，從人口規模來看，當人口規模增大時，生產和消費的規模會隨之增加，這會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渠道增加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因此，一般而言，人口規模對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具有正向影響。從人口素質方面來看，當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時，人口素質會隨之提高，這對于改善要素稟賦結構大有裨益。而要素稟賦結構的改善有助于促進技術密集型產業和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降低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由此可見，人口素質的提高有助于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改善大氣質量。2．社會公眾的環保意識社會公眾的環保意識是影響大氣污染物排放水平的內生因素。社會公眾的環保意識影響大氣污染的機制包括以下幾個:第一，消費者環保意識的增強有助于培育與壯大綠色消費。如果消費者環境保護意識強烈，注重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則會注重綠色消費，積極消費綠色產品。顯然，這有助于從需求側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第二，消費者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有利于推動企業和產業向綠色化方向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圍繞市場的主流消費需求開展研發和生產活動，消費者的消費觀念對企業的生產決策和研發決策具有重要的影響。如果消費者注重生態利益，注重綠色消費，則有利于培育和壯大綠色消費需求，引導企業生產綠色產品，開展綠色生產技術研發活動。顯然，這有助于促進企業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向綠色化方向調整，進而有利于遏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反之，如果消費者不注重或漠視生態利益，則難以培育和壯大綠色消費，企業的生產活動和產業發展不利于大氣質量的改善。第三，從供給角度來看，生產者的環保意識會影響其經營決策和環境治理決策。伴隨著生產者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生產者會增加綠色生產技術的研發投入，不斷提升污染治理的效率，推動產業向綠色化方向發展。最后，伴隨著社會公眾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社會公眾對環境質量的要求會逐步提高，對環境保護更為關注。這可以為環境規制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實施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二、影響大氣污染的經濟因素

大氣污染受眾多經濟因素的影響，明晰影響大氣污染的經濟因素對于改善大氣污染的治理成效具有重要的意義。依據環境經濟理論和國際經濟理論，總體而言，影響大氣污染的經濟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

1．經濟增長

關于環境污染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學界最有影響力的觀點當屬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依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可知，在經濟增長水平較低時，經濟增長會加劇環境污染，但是當經濟增長水平跨越門檻值后，經濟增長會降低環境污染的水平，也就是說，環境污染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關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成因，學界存在不同的解釋，相關解釋聚焦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所謂“規模效應”是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生產規模的擴大所引致的環境污染物排放量的變化;“結構效應”是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生產結構的變化對環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影響;所謂“技術效應”是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污染物排放強度的變化對環境污染物排放規模的影響［6］。經驗研究方面，關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否存在，學界并未形成共識，對于不同地區和不同環境污染物而言，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存在情況往往并不相同。盡管如此，學界主流觀點認為，經濟增長是影響環境污染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治理大氣污染的過程中，經濟增長因素不容忽視，降低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實施綠色增長戰略是實現經濟增長與大氣質量改善雙重戰略目標的有效路徑。

2．城市化

長期以來，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典型特征，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流向城市，城市人口規模日益擴大，資本、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也逐步向城市匯聚。城市化對大氣污染的影響既有正向的，也有負向的。城市化對大氣質量的負面影響主要是通過以下機制實現的:首先，在二元經濟結構下，城市化的加快會導致工業規模的擴張，從而會引致大氣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7］;其次，城市化導致城市面積不斷擴大，通勤成本隨之提高，居民的汽車保有量大量增加。這使得汽車尾氣的排放量明顯增加，從而加劇了大氣污染［5］。當然，城市化也會通過特定的機制對大氣質量產生正向影響，具體而言，相關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兩個:第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會導致勞動力、資本、知識與技術等生產要素在特定區域的高度集中，促進產業集聚。依據空間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可知，產業集聚會促進知識和技術在集群內的企業之間進行擴散，促進產品創新、技術創新以及管理創新，這有助于降低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抑制大氣污染;第二，城市化的加快會推動經濟增長，提升人均收入水平，進而會提高社會公眾對環境質量的需求層次［7］。這有助于培育和壯大綠色消費，引導企業開展綠色生產活動，促進產業結構向綠色化方向調整，從而有助于遏制大氣污染。

3．產業結構

一般而言，產業結構的變動主要體現為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是三大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變化，其二為不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的演進。首先，誠如我們所知，第二產業是環境污染物的主要來源，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變化會顯著影響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因此，伴隨著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單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會隨之提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會增加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反之，伴隨著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單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會隨之降低，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有助于降低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其次，從第二產業的內部結構來看，高能耗、高排放行業在第二產業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第二產業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越大，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會提高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反之，低能耗和清潔行業在第二產業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第二產業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越低，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將有助于降低大氣污染物的排放規模。由此可見，降低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和優化第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有助于改善大氣污染治理的成效。

4．能源消費結構

能源消費結構是指各類能源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從能源消費的環境效應來看，能源可以分為清潔能源與非清潔能源。所謂清潔能源是指在消費過程中對生態環境不具有明顯負面影響的能源，而非清潔能源是指在消費過程中對生態環境具有明顯負面影響的能源。眾所周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是典型的非清潔能源，其在消費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環境污染物，降低環境質量。風能、太陽能以及生物能等能源是典型的清潔能源，其消費不會引發環境質量的顯著惡化。因此，當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時，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會下降。反之，當非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時，能源消費對大氣質量的負面影響會加大。由此可見，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提升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有助于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

5．出口貿易

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出口貿易與環境質量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出口貿易是影響環境質量的內生因素。Copeland和Taylor將出口貿易影響環境質量的機制歸納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所謂“規模效應”是指出口貿易引致的經濟規模的變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結構效應”是指出口產品結構的變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技術效應”是指出口貿易引致的技術變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從理論上來說，出口貿易的發展會引致經濟規模的擴大，從而會增加環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即“規模效應”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效應為負;通過學習效應、競爭效應等機制，出口貿易會促進一國和地區的技術進步。因此，通常而言，“技術效應”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為正向;如果清潔產品在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出口貿易的發展有助于降低環境污染物的排放規模，反之，若污染型產品在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出口貿易的發展會增加環境污染物的排放量。由此可見，“結構效應”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其取決于出口產品結構的具體變化情況［8］。總體而言，出口貿易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是“規模效應”“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綜合作用的結果，其對一國和地區環境質量的凈效應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在發展開放型經濟的過程中，應加強出口貿易環境效應的評估，積極推動出口貿易綠色轉型，逐步改善出口貿易對大氣質量的影響效應。

6．外商直接投資

伴隨著全球投資規則的逐步完善以及各國政府的積極推動，國際資本流動日益加快，國際直接投資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內容和驅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依據國際經濟理論可知，外商直接投資活動不僅包括資本流動，還涉及技術、管理經驗以及人力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的流動。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對利用外資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技術進步以及經濟增長等具有重要的影響，并會通過特定的機制對利用外資國家和地區的環境質量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借鑒盛斌和呂越的研究，將外商直接投資對利用外資國家和地區大氣污染的影響機制亦歸納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所謂“規模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進入引致的經濟規模的變化對大氣質量的影響;“結構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引致的生產結構的調整對大氣質量的影響;“技術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引致的技術變化對大氣質量的影響［9］。通常來說，“規模效應”對大氣質量的影響效應為負，“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對大氣質量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具體而言，如果外商直接投資導致生產結構趨于綠色化，則“結構效應”為正，反之，“結構效應”為負。如果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改善了生產技術和治污技術，則“技術效應”為正，反之，則“技術效應”為負。顯然，外商直接投資對利用外資國家和地區大氣質量的凈效應是“規模效應”“結構效應”以及“技術效應”綜合作用的結果。

7．環境政策

篇（9）

人們只會關注科技的積極作用,把科技視為工具,對由此產生的環境污染缺乏重視。科技人員對科技已經帶來的環境污染視而不見或故意淡化,公眾對科技作用認識不全面,缺乏對科技產生環境污染的關注,失去對科技應有的預見意識。因此,由于缺乏對科技發展的預見,人們在處理科技所產生的環境污染時,普遍采取一種“先發生,后治理”的態度,而其結果往往是既解決不了環境污染問題又使其污染進一步蔓延和擴散,治理難度大大增加。

2.人們對科技認識有限,應用不當

由于科技本身的復雜性和多層性,使得人們對科技的全面認識要經歷漫長的提高過程,對科技知識的掌握和應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科技在當前看似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由于人類認識能力有限,也就難以提前認知到科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另外,科技強調知與行的統一,只有在全面認識和把握科技的基礎上,人們才能夠合理使用科技。由于人們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使得科技應用不當問題的發生成為了必然。

3.科技工作者錯誤的倫理道德責任定位

科技工作者可以追求財富與名利,但必須出于正當的追求。如果科技工作者只是一味的追逐功利,就會導致他們道德倫理責任意識的淡薄。如首先提出克隆人計劃的理查德﹒錫德,在一次采訪中說:“我會在美國建立一家診所,從事克隆人研究,通過研究為人們服務,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成為一個能賺錢的診所。”顯然,錫德從事克隆人計劃的目的就是為了贏利,沒有考慮由此給社會、人類和環境帶來的不良后果。

二、解決科技帶來環境污染問題的對策

1.突出科技的人文和生態價值

1.1增加科技的人文情懷

科技帶來環境帶污染的一個重要根源在于人們過分關注科技的經濟價值,忽視科技的人文價值和人文情懷。因此,在緩解科技帶來環境污染的基礎上,必須加強科技的人文情懷。科技的一切發展都應有利于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社會的和諧與進步。科技的發展要為人類服務,這是創造之目的,存在之價值。科技只有體現了人文情懷,才能成為真正的科技,才能在應用的過程中樹立人的理念,更好的為社會服務。

1.2樹立科技的生態理念

要想減少科技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就得從與它最密切的自然界著手,摒棄舊的自然觀,樹立新的生態理念。科技的生態理念是在不破壞自然生態資源的前提下,合理、科學的利用科技為人類創造財富,使科技更好的融入自然,更好的發揮其作用。使自然和科技的發展真正地協調起來,為科技發展創造平穩協調的環境,最大限度的減少科技對自然的破壞。

2.提高人們對科技的認識

充分認識科技作用的雙重性是指科技的發展和使用既會對自然環境、人類和社會帶來有利的一面,也會產生危害效應。這突出地體現了科技發展和應用所具有的風險性,也就預示著伴隨科技的發展,負效應會也會逐漸暴露出來。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人們對科技形成全面的認識,對科技可能帶來的環境問題形成風險意識,盡量減少科技對環境的污染與破壞。

3.合理應用科技

科技帶來的問題是由科技本身、科技主體或科技對象的原因而產生的,但不管屬于哪一種情況都說明了科技有待完善。對已經發生的環境污染,政府應投入資金和人力進行研究,用科技的方法解決問題。如鋰電池是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的常用電源,它重量輕且可以再充電,但材料貴且具有毒性。如果以硼為基礎作為添加劑,并利用這種化合物便可以得到一種更加便宜、毒性更小的鋰鹽電池,有效的解決了由此帶來的污染問題。

4.提高科技工作者倫理修養

篇（10）

[中圖分類號]F014.3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283（2013）07-0096-02

二戰以后的工業經濟發展，一方面極大地豐富了人類的物質供應；另一方面也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隨著各種工業廢棄物和生活垃圾持續地、大量地向環境中輸入，造成有害物質通過土壤、水體以及空氣在生態系統內富集，引起環境污染、資源枯竭、淡水短缺等，并已危及到當代人的健康和子孫后代的生存。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環境污染是經濟增長的負的外部效應的表現，是環境治理中市場失靈的主要表現之一。

一、外部效應的涵義

外部效應的概念是經過演化的，最初涉及到外部效應的經濟學家英國“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指出，外部經濟指在一個產品部門內部各廠商之間相互產生的一種積極的刺激和影響。可見，外部經濟主要是正的、積極的外部激勵。馬歇爾的學生庇古在外部經濟的基礎上提出了系統的生產外部性理論。認為生產者（消費者）的邊際私人凈產值（邊際私人成本）和邊際社會凈產值（邊際社會成本）的不一致現象，就是生產（消費）的外部性。并將外部效應分為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即正的外部效應和負的外部效應。

無論是正的外部效應還是負的外部效應，都是生產和消費的副產品。曼昆說，一個人的行為影響了旁觀者福利，卻沒有對這種影響付酬或得到報酬時，就產生了外部性。

21世紀初，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生態惡化和環境污染已經引起了中國政府和公眾對外部效應的極大關注，政府針對生產企業的三廢（廢水、廢氣、廢渣）處理提出了嚴格的國家標準，并通過政府管制和法律途徑來解決外部效應問題。中國的學者郭偉和指出，外部效應是經濟主體（包括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經濟活動無意間對別人的經濟福利狀況造成好或壞的影響，但并沒有給別人以合理的補償或自己得到補償，這就是經濟的外部效應。如果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是有意地改善或損害別人的經濟福利，那么就是行善或犯罪，不屬外部效應的范疇。負的外部效應可以用下面的西藥生產的市場均衡和最適均衡模型（圖1）來表示。

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生產西藥的工廠同樣具有企業的共性——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為最終目標。為此，工廠要考慮的只是根據自己企業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來決定生產數量Q1。但是，作為西藥生產的副產品，工廠排放的廢水、廢物和廢渣對旁觀者和外部環境帶來了傷害，產生了西藥生產的外部成本，即圖中社會成本線和私人成本線之間的差額。外部的成本并不計入生產企業的總成本，無辜的旁觀者和外部環境承擔了西藥生產的一部分成本。如果缺乏有效的外部約束，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是沒有動機將此成本內部化的。導致社會的最適均衡無法實現，社會均衡量大于社會最適量Q2，廠商得到的收益無法抵償社會成本，出現旁觀者社會福利的減損，體現了僅靠市場機制無法實現帕累托效率。

二、外部效應的存在領域

經濟發展的外部效應是廣泛存在的，當前工業化帶來的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在中國，伴隨著持續3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工業源污染物、生活源污染物和非常規污染物合成的復合型環境污染使中國的城市和生態環境遭到極大破壞，城市生活的福利大打折扣，農村環境污染也在加劇。而水土空氣污染使人們更加擔憂、焦慮和缺乏幸福感。

可見，能夠發生負的外部效應的領域，總是存在公共產權或產權無法明確界定的領域，如空氣、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土壤等自然生態環境，人類生存所必須的免費的自然資源正在受到經濟增長的外部傷害，給生存其間的旁觀者帶來外部傷害，導致資源的非帕累托最優配置。

三、外部效應治理的群眾性基礎

在信息時代，網絡的普及拉近了人與人的距離，使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有了交流的平臺，為人們的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提供了渠道。近來，根據劉德華的成名曲《忘情水》改編的、呼吁大家共同關注環保的歌曲《放心水》得到了網民的盛贊，酣暢淋漓的歌聲深得人心，唱出了公眾對丑惡現象的痛恨、對社會健康有序發展的期望。《放心水》網絡上的迅速走紅也是公眾的精神慰籍和情感釋放，體現了歌曲的社會批判和整合功能，是社會意識覺醒的體現，說明中國治理環境污染已經具有社會的參與意識，已經具備系統化的制度治理的群眾性基礎。同時，在網絡跟貼中也讓反映出面對復合型的生態污染問題個體行動的無力。

四、外部效應內在化的制度途徑

為了呼喚整個社會注重生態環境保護，努力形成良好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狀態，建設山清水綠的美麗中國，就要從制度和系統治理入手，緩解我國由于經濟快速增長導致的“壓縮型、復合型”的環境污染問題。

（一）政府應強化產業規制

由于負的外部效應是由于邊際私人成本與邊際社會成本存在差值，庇古從政府作用和市場作用的角度，提出實行國家干預，利用課稅方式來彌補不同產業邊際私人成本與邊際社會成本的差值，使二者相等，實現外部效應內在化。產業規制是彌補市場失靈、處理外部效應問題的基本途徑。

（二）技術工藝創新和制度引導相結合

技術創新和工藝流程的改進是經濟發展的負外部效應的根本解決之道。通過科技進步來實現清潔生產和消費是外部效應內在化的有效途徑。清潔生產是指在工業生產的源頭和過程中進行控制，通過科學技術、組織重置、宏觀政策和資金的支持，替代原材料、改進工藝、升級技術，力求把污染物消滅在產生之前。通過技術工藝創新來變廢為寶是歐洲外部效應效益化的普遍途徑。

資源回收、垃圾再利用是建立在細節分類制度基礎上，通過政府的政策引導和企業牽頭，全社會和個人的配合，形成零廢棄、全回收的社會總動員。如比利時的垃圾處理企業Electrawinds，將工業垃圾和家用垃圾作為能源用來焚燒發電，在獲得出售綠電和焚燒灰塵利潤的同時還獲得了政府的補貼；布魯塞爾實行了嚴格的垃圾分類制度，生活垃圾、紙張、包裝瓶和園藝垃圾分別盛裝在白、黃、藍、綠四色垃圾袋中，在垃圾生成的起點將資源歸位。再如河南信陽的郝堂村小學的“生態廁所”是輕鋼結構建成的，可移動容器可將尿液和糞便分開，并將后者發酵制成有機肥料，不需要水沖洗，并且干凈整潔，體現了環保技術和理念。

（三）轉變思路，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

科斯理論提出運用市場激勵機制及產權界定、產權交換手段來解決外部效應，要建立排污權交易制度。然而，事實證明，排污權交易制度在市場化程度不高的經濟體中運行效果并不好。

可持續提高生產效能、盡可能地減少發展帶來的污染的另一個思路是通過市場交易內容的改變來節能降耗。在2012年11月維也納的能源與氣候變化博覽會上，塞爾維亞清潔產品中心帶來了化學品租賃這一可持續化學品管理商業模式。按照此模式，化學品的交易不再以數量來計量，而是按照功效取酬，只要生產商提供的效果達到生產需求，即可完成交易。經濟效益的追求給了化學品生產商努力促成此模式的動機和理由。

[參考文獻]

[1]（英）Arthur Cecil Pigou.福利經濟學[M].何玉長，丁曉欽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98-127.

篇（11）

一、引言

人類經濟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主要通過產業進行傳導，產業結構在人類經濟活動和生態環境之間發揮重要橋梁紐帶作用[1]。當前階段，調整產業結構已經成為各地區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如若不能準確把握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將導致地區生態環境的嚴重污染乃至不可逆性破壞。特別在國家大力倡導生態經濟建設，努力提升生態文明水平背景下，如何實現產業結構調整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值得深入研究。廣西作為我國西南沿邊少數民族省區，產業基礎薄弱，創新能力不足，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近些年通過大力推進工業化戰略，二產比重有了顯著提升，三次產業結構形態由2001年的“三二一”（25.2∶35.5∶39.3）調整為2015年的“二三一”（15.27∶45.79∶38.94），全區生產總值也從2001年的2231.19億元以年均15.51%的增速增長到2015年的16803.12億元。然而，還需看到，近些年鋼鐵、石化、有色等資源型工業產值占廣西規模以上工業產值比重一直保持在70%左右，多數工業企業仍舊沿襲以往相對粗放的發展模式，農業領域也更多依賴農藥化肥的使用得以實現產出的穩定增長。如此也對廣西生態環境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據廣西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研究結果顯示，2011—2014年廣西各區市城市空氣質量、主要河流水質、近岸海域水質均有一定程度下降，廣西環境承載力已接近或達到上限，環境污染問題可能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集中爆發，環境質量保持良好的難度加大[2]。為此，如何選準廣西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實現廣西經濟的“彎道超車”，又能避免產業結構調整對其生態環境的破壞，將是極具現實意義的研究課題。本文定量測評廣西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效應將為廣西選準產業結構調整方向提供決策參考。

二、文獻綜述

研究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效應問題對促進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參考價值，自然也成為國內外眾多學者關注的重點領域。縱觀現有研究成果，較多的學者就農業[3-5]、工業[6-8]、建筑業[9-10]、服務業[11-13]等某一類產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進行了研究。也有學者針對更加細分的林業[14]、漁業[15]、畜牧業[16]、采礦業[17]、制藥業[18]、旅游業[19-20]等單一產業的生態環境效應進行了探討。還有部分學者系統考察了特定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效應問題，如彭建等（2005）[21]開創性地將產業生態環境影響系數引入到產業結構的生態環境效應評價中，之后眾多學者借鑒彭建的方法分別對甘肅省[22]、青海省[23]、四川省[24]、江西省[25]等區域進行了實證研究；此外，韓峰等（2010）[26]運用轉移份額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對湖南省產業結構的生態環境效應進行了測算，李芳等（2011）[27]運用廣義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法對新疆產業結構變遷的生態環境效應進行了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創新。已有研究成果為本文系統探討廣西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效應問題提供了有益參考，下文將根據廣西產業結構特征，在梳理廣西產業類型基礎上，參考彭建等構建的產業生態環境影響系數方法，全面系統考察廣西產業結構調整對其生態環境的影響，進一步豐富現有關于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效應問題研究。

三、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借鑒彭建（2005）[21]、趙雪雁（2007）[22]等將生態環境影響系數引入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效應評價方法，構建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influenceindexofindustrialstructureonnaturalenvironment，簡稱IIISNE）對廣西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效應進行評價。具體評價過程如下：IIISNEt=∑ni=1IISit*IEi其中，IIISNEt表示第t年廣西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IISit表示第t年廣西第i產業增加值占區域生產總值（GDP）的比重；IEi表示廣西第i產業的生態環境影響系數。IIISNE反映廣西產業結構調整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該值越大，說明廣西產業結構調整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越大，產業發展對環境的破壞越強；反之則弱。

（二）數據來源

本文中各產業相關原始數據均直接摘自《廣西統計年鑒》（2002—2015）、《中國農業統計年鑒》、《廣西壯族自治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廣西壯族自治區統計局網站2012—2015年各年份季度、月度進度數據，少部分數據由統計公報中公布的同比增長率等數據推算，個別缺失數據采用線性插入法補齊。

四、實證分析

（一）產業分類及不同產業生態環境影響系數賦值

產業發展的過程是各類資源要素投入再造的過程，不同產業的發展由于其投入要素、資源消耗、產業組織方式、產出形態等的不同勢必對生態環境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對產業進行合理分類并對不同產業的生態環境影響系數賦值將為有效評價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效應提供有益基礎。1.已有的產業分類與產業生態環境影響系數賦值。從產業分類來看，多數學者都沿用彭建等（2005）[21]提出的分類方法，將第一產業中農業（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的農業（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分別單獨列出，第二產業細分為輕工業、重工業和建筑業，第三產業中將對生態環境具有較大影響的運輸業單獨列出，其余則歸為其他產業，總體把所有產業細分為農業（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輕工業、重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及其他產業九大類目。也有學者在彭建等（2005）[21]提出的分類方法上略作改動，如烏敦、李百歲（2009）[29]略去了運輸業類目，袁杭松、陳來（2010）[30]將工業視為整體，不進一步細分。從產業生態環境影響系數賦值來看，首先在賦值區間上基本都選用[0，5]，只有袁杭松、陳來（2010）[30]將賦值區間擴展為[0，100]；其次在具體產業生態環境影響系數賦值方面，各學者對農業（種植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生態環境影響系數賦值基本一致，但對林業、畜牧業等其他產業的生態環境影響系數看法各不相同（見表1）。2.本文產業分類與產業生態環境影響系數賦值。對產業進行分類的目的是為了對不同產業進行環境影響系數賦值，那么產業分類的依據也必然是不同產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本文產業分類以我國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為前提，在彭建等提出的產業分類標準上進行改進，依據廣西實際，將廣西第二產業細分為采礦業、六大高耗能行業、其他制造業、建筑業。原因是本文認為輕重工業的傳統劃分過于籠統，很難區分輕重工業各細分產業對生態環境影響程度的差異。但是包含煤炭開采和洗選、石油和天然氣開采、黑/有色金屬礦采選等在內的采礦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卻直觀而深刻；包含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在內的六大高耗能行業①又是典型的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的資源性產業，這些產業產生的廢氣、廢水、廢渣對環境的影響巨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將廣西所有產業細分為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采礦業、六大高耗能行業、其他制造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和其他產業共10個細分產業。依據每類產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對每個產業的生態環境影響系數進行賦值（見表2），賦值區間依然選用[0，5]，產業發展對廣西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程度越深，則賦值越高（越接近5），反之則賦值低（越接近0）所有產業中對廣西生態環境影響最大的當屬第二產業，其中六大高能耗行業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最大，環境影響系數最高，賦值為5；其次是采礦業，直接對山體、地表、水源等產生直接破壞，環境影響系數賦值為4.5；其他制造業和建筑業的生態環境影響系數依次為4和3。對于第一產業，第一產業整體對環境的影響小于第二產業，其中第一產業中種植業對生態的破壞最大，其系數記為3；畜牧業和漁業對環境影響僅次于種植業，且畜牧業和漁業其實是兩種不同的養殖形態，其對環境的污染程度相當只是主體不同，因此畜牧業和漁業的環境影響系數均賦為2；林業具有重要的生態環境改善功能，但是目前廣西林業樹種結構單一，人造林普遍，對生態多樣性損壞嚴重，因此林業賦值為1。運輸業的發展如同一個個流動的工廠，不斷向環境中排放廢氣，而且運輸業發展帶來的道路新建與擴建工程給環境也造成很大壓力，因此運輸業賦值為4。第三產業中的其他產業對環境的影響較小，但也都大于林業的影響，因此賦值1.5。

（二）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指數計算

確定了產業分類及每類產業的環境影響系數后，再計算每類產業在廣西生產總值即全區GDP中所占的比重，表3顯示了2001—2015年廣西10大類產業的比重。再將不同產業占GDP的比重與其生態環境系數相乘，并進行求和運算，得到表4所示的廣西不同產業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及綜合指數。

（三）結果分析

對表4的計算結果進行分析可以發現：1.西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總體呈現上升態勢，表明廣西產業結構調整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持續增加，廣西當前階段的產業結構調整還在加劇環境污染。圖1顯示了廣西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變化趨勢，2001—2015年，廣西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從2.75增長到3.01，絕對數值增長0.27，年均增長0.67%。此外，該實證結果與曹光輝等（2006）[31]和趙新華等（2011）[32]年對我國及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正向關系的研究結論一致。就當前廣西經濟發展現狀來看，做大做強經濟總量的過程中勢必以生態環境為代價。2.廣西產業結構調整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加重主要源于六大高耗能行業和其他制造業比重上升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加劇，二者已經成為加劇廣西生態環境污染的主要產業。雖然廣西的工業起步較晚，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廣西各類資源型產業、現代制造業也得到大力發展。具體而言，2001—2015年，廣西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從141.35億元增加到2461.60億元，年均增長22.64%，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從6.34%增加到14.65%，上升了8個百分點；而除六大高耗能產業以外的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也從16.97%上升到22.28%（見表3）。由于六大高耗能產業和其他制造業的環境影響系數較大，這些產業產值比重的增加對生態環境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促使六大高耗能行業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對綜合指數的貢獻從11.53%上升到2015年的24.30%，其他制造業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對綜合指數的貢獻從24.71%上升到29.56%，2015年六大高耗能行業和其他制造業對廣西總體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達到53.86%（見圖2）。此外，建筑業比重的略微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對廣西生態環境的影響。3.種植業、畜牧業、漁業及交通運輸業增加值比重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廣西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惡化速度。廣西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從2001年的2.75以年均增長0.67%的速度增長到2015年的3.01，生態環境持續惡化但速度相對較慢，主要源于種植業、畜牧業、漁業及交通運輸業增加值比重在15年間呈現不同程度的下降。詳細分析發現，2001—2015年，廣西種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13.94下降到8.80%，在所有產業中下降幅度最大；畜牧業、交通運輸業和漁業分別下降了3.30、2.06和1.48個百分點，這些產業占GDP比重的下降有效降低了廣西產業結構調整造成的生態環境惡化速度，產業比重的下降促使種植業、交通運輸業、畜牧業和漁業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對綜合指數的貢獻從2001年的15.22%、9.62%、4.83%、2.34%分別下降到2015年的8.76%、6.04%、2.21%和1.15%（見圖2），否則廣西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的生態環境污染將更加嚴峻。

五、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結論

本文通過構建廣西不同產業的生態環境影響系數，運用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來對21世紀以來廣西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效應進行動態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結論：（1）廣西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總體呈現上升態勢，表明廣西產業結構調整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持續增加，廣西當前階段的產業結構調整還在加劇環境污染；（2）廣西產業結構調整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加重主要源于六大高耗能產業的加速發展和其他制造業比重的提升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加劇，二者已經成為廣西生態環境污染的主要產業；（3）廣西種植業、畜牧業、漁業及交通運輸業增加值比重的相對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環境惡化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