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的特征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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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P426.4；P427.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6）21-5488-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1.013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Factors of Fog and Haze Days

in Jining During Thirty Years

LI Fang， ZHAO Jing-feng， ZHANG Xi， MA Li， WANG Xiao-mo

（Jining Meteorological Bureau， Jining 2720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weather data，e.g. fog and haze， average wind speed，relative humidity and precipitation days in Jining from 1985 to 2014，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factors of fog and haze days in recent 30 years were analyzed by statistic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fog days in Jining city during the last 30 years was as follow：autumn and winter seasons were accounting for about 70% of the year，spring and summer season was less. Haze days presented a significant increasing trend. The fog days increased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the more in depression（for example，Liangshan and Wenshang），the less in hilly（for example，Zoucheng）. There was a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precipitation days and fog/haze days，and this relation of fog days and precipitation days was obvious. When 95% of haze weather emerged in Jining city，wind speed was less than 3.0 m/s，and more than half emerged under the wind level was less than 1. The change law of haze days showed similar with the changes of proportion of coal chemical industry，equipment manufacturing，food manufacturing，energy industry in industries above a designated scale，it must be paied attention to control haze day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fog； haz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impact factor； Jining city

在中氣象局的《地面氣象觀測規范》[1]中，霧是指大量微小水滴浮游空中，使水平能見度小于1.0 km的天氣現象；霾是指大量極細微的干塵粒等均勻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見度小于10 km，造成空氣普遍混濁的大氣現象。國外學者從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大氣能見度、霧、霾變化趨勢的研究工作，在區域性霾現象對氣候的影響，輻射霧的形成與城市氣候的關系等方面都作了較為系統、深入的研究[2]。國內學者在早期的研究中對霧、霾的物理化學形成條件及如何區分霧、霾等做過細致研究，也開展了一些全國或區域性的霧、霾氣候特征研究[3-7]。付桂琴等[8]分析了河北省低能見度事件特征，發現河北省低能見度的地理分布呈北少南多的特點，太行山東麓地區低能見度事件更為集中。李恬等[9]利用多項式線性回歸擬合方法研究了1961-2013年山東省霾的季節性特征的年代際變異，發現山東省霾時間整體呈上升趨勢，20世紀90年代之前增長明顯，之后增長緩慢但維持在高值區波動，且高值區分布在魯中西部、魯中南部和半島南部地區。本研究利用山東省濟寧市30年（1985-2014年）11個氣象觀測站的地面觀測資料，對濟寧市霧和霾的時空分布特征進行研究，對造成其變化及分布特征的影響因子進行初探。

1 資料來源及處理方法

1.1 Y料來源

利用1985-2014年濟寧市1個國家基本氣象站（兗州）和10個國家一般氣象站（濟寧、曲阜、鄒城、泗水、微山、梁山、汶上、魚臺、嘉祥和金鄉）的觀測資料，包括8：00、14：00和20：00的能見度、相對濕度、天氣現象等資料，對濟寧市霧和霾的時空分布特征進行研究。

所用濟寧市煤化工、裝備制造、食品制造、能源工業增長值來源于2008-2012年《濟寧年鑒》（http：///）。

1.2 資料處理

因不同的臺站、不同的觀測員對霧與霾的識別有很大差異，因而不能直接使用觀測記錄，又由于歷史污染物資料缺乏，因而1985-2013年霧日和霾日的判別無法采用現行的觀測規定（QX/T 113-2010）[10]，本研究采用類似吳兌[6]和過宇飛等[11]對霧和霾的資料處理方法，選取1985-2014年濟寧市的逐日觀測資料，對8：00、14：00和20：00這3個觀測時次的能見度、相對濕度進行判斷，定義當3個時次中至少有一個時次滿足能見度

2014年以后地面氣象觀測結合大氣污染資料能較為準確地識別霧和霾，但為了資料處理的一致性，仍然使用以上的處理方法，不用霧和霾直接記錄資料。季節的劃分：春季3-5月，夏季6-8月，秋季9-11月，冬季12月至次年2月。

2 濟寧市霧和霾30年時空對比分析

2.1 濟寧市30年霧日和霾日季節變化

1985-2014年濟寧市11個縣市年平均霧時間為18.8 d（圖1a），秋、冬季節多，占全年的70%左右，春、夏季節少；年平均霾時間為11.6 d（圖1b），春季最少，夏、秋、冬所占比例相差不大。

從2005-2014年濟寧市10年月平均霾日變化可知（圖略），10月至次年2月霾日較多，這和秋冬季節雨日少、風速小、逆溫增多、冬季取暖有一定關系；4-9月霾日較少，這幾個月大氣不穩定性增加，雨日增加，霾日減少（6月霾日多，原因可能是6月正值夏收高峰，秸稈焚燒造成的）。

2.2 濟寧市30年霧日和霾日空間分布

1985-2014年濟寧市11個縣市年平均霧時間為18.8 d，從圖2a可以看出，兗州、汶上、魚臺、金鄉和梁山高于平均值，基本呈西多東少的分布，最多的是魚臺（27.9 d），最少的是鄒城（僅8.7 d）。濟寧地勢東高西低，東南的丘陵地帶霧日一直較少（比如鄒城）；西北地區的梁山、汶上處于洼地，地勢較低，霧日較多。

1985-2014年濟寧市11個縣市年平均霾時間為11.6 d，從圖2b可以看出，兗州、汶上、微山和泗水高于平均值，最多的是微山（28.8 d），最少的是魚臺（僅1.9 d）。

3 霧和霾天氣氣象要素影響因子分析

由于霧、霾天氣局地性特征比較明顯，因此，選濟寧站近10年氣象觀測資料為例，討論霧、霾天氣下的氣象要素特征。

3.1 濟寧市2005-2014年連續性霾持續時間

選取濟寧站2005-2014年的數據對霾的持續性特征進行分析，將連續3 d或以上均出現霾作為一次連續性霾天氣過程。結果表明，濟寧站共出現連續性霾天氣過程13次；持續3 d的有8次，約占62%；持續4 d的有4次，約占30%；持續5 d的有1次，約占8%。濟寧市近10年持續性霾最長時間為5 d，出現在2011年6月16-20日。僅6月就出現5次連續性霾，約占38%，可見6月出現霾天氣不容忽視。

3.2 霧、霾與降水時間的關系

從濟寧站2005-2014年霧和霾時間與降水時間的關系（圖3、圖4）可以看出，7-9月降水時間多的時候，霧和霾時間相對較少；霧和霾時間與降水時間呈負相關，且霧時間與降水時間的負相關性明顯。6月霾日增多可能與秸稈焚燒有很大關系，污染物不利于擴散。

霧和霾時間與降水時間的負相關關系是因為降水對空氣中的顆粒物有去除作用[12]，一方面它可以吸附、沖刷空氣中的污染物粒子和氣溶膠，另一方面，降到地面的雨水能抑制地面揚塵的飄散，所以降水時間增多，霾日就相對減少。

3.3 霧、霾與平均風場的關系

風速是霧、霾維持與否的重要因素，風速較大時，大氣污染物水平輸送和近地層湍流較強，利于垂直方向上的擴散，大氣污染物和氣溶膠不易堆積，不易出現霧、霾；反之，較小的風速不利于污染物的擴散和稀釋，容易形成霾。分析得出，霾天氣時風速小于等于1.5 m/s（風力0～1級）的占66.72%，風速在1.6～3.3 m/s（風力2級）的占28.29%，風速大于等于3.4 m/s（風力3級）的僅占4.99%，故霾出現時以靜風或小風情況居多，當風力達到3級或以上時一般不易出現霾。風速特征表明，濟寧市95%的霾天氣出現在風速小于3.0 m/s的天氣下，一半以上出現在風力小于1級的天氣下。從圖5和圖6可以看出，4月平均風速較大時（大于2.5 m/s），霧和霾時間均出現明顯的下降。

3.4 霧、霾與相對濕度的關系

2011年之前，相對濕度大小和霧時間多少變化基本一致，2011年之后，霾日變化和相對濕度變化基本一致（圖略）。

4 霧和霾天氣環境影響因子分析

4.1 氣候變化

分析濟寧市近10年的資料發現，近10年風速呈減弱趨勢，2011年之后平均風速小于2 m/s，且一年中多靜風，不利于污染物擴散，加重了城市空氣污染，這與2011年之后霾日的增多吻合。

同時霧和霾之間的D化也是霧時間減少、霾時間增加的一大原因，當空氣中相對濕度超過90%時，霾粒子吸附的液態水成為霧滴，而相對濕度降低時，霧滴脫水后霾粒子又懸浮在大氣中；大城市熱島效應易導致較厚的逆溫層，阻礙空氣垂直方向對流輸送，使得城市排放顆粒污染物難以擴散，有利于霾日增加。

4.2 工業污染

城市污染物排放源的增加導致區域氣候差異對局地霾天氣有較明顯的影響，其中工業污染是影響霾天氣的一個重要因素。城市工業發展，污染物排放源增多，直接導致了能見度降低，空氣質量下降，霾天氣增多。

查《濟寧年鑒》發現，2008-2011年濟寧市煤化工、裝備制造、食品制造、能源工業四大千億級產業增加值不斷上升，占規模以上工業比例也急劇增加，近年來一直保持同比增長的趨勢，具體數值如圖7所示。分析可知，2008-2010年霾日迅速增加，2010年和2011年霾日略有減少，2008年四大產業占規模以上比例僅為40.1%，2010年迅速達到73.4%，2011年和2010年比例差不多，霾日的年代變化趨勢和2008-2011年四大產業占規模以上工業比例基本一致，這是未來關于霾日防治應該注意的地方。

5 結論

1）濟寧市近30年霧日秋、冬季節多，占全年的70%左右，春、夏季節少；濟寧市近30年霾日呈顯著增多的趨勢，春季最少，夏、秋、冬所占比例相差不大。

2）濟寧市近30年霧日空間分布：濟寧地勢東高西低，東南的丘陵地帶霧日一直較少（比如鄒城）；西北地區的梁山、汶上處于洼地，地勢較低，霧日較多。濟寧市30年霾日的空間分布：兗州、汶上、微山和泗水高于平均值。

3）霧和霾時間與降水時間呈負相關，且霧時間與降水時間的負相關性明顯。

4）濟寧市95%的霾天氣出現在風速小于3.0 m/s的天氣情況下，一半以上出現在風力小于1級的天氣情況下。

5）2011年之前，相對濕度大小與霧時間變化基本一致；2011年之后，霾時間變化與相對濕度變化基本一致。

6）影響霧、霾的環境因子為氣候變化和工業污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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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政府購買這一新型模式為公共服務供給帶來了新的運行邏輯，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和多元化的供給主體以及雙重委托的格局，轉變了以科層制管理為主的治理結構，帶來了程序化的運行過程。新模式在決策者和項目結果之間的直接權力鏈上作出了一個缺口，用新問題代替了新問題，也就對監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傳統供給模式下的監督要素構成及特征不再滿足新模式下的監督需求，亦不適應該模式的運行邏輯。監督體系要適應和服務于政府購買模式下的公共服務供給，必須轉變其內部監督要素的構成及特征，實現適應性轉變。

一、政府單一供給模式下的監督要素構成及特征

長期以來，我國的公共服務都采用政府包辦的供給模式，主要由事業單位提供。在我國傳統的政府治理理論下，政府將事業單位作為社會治理的派出機構，是政府的政策執行者，實質上政府仍是一切社會經濟活動的唯一主體。這種傳統管理體制下對事業單位的監管實際上“演變成公共部門的內部治理機制”，是一種“管辦不分的監管體制”。

政府單一供給模式下公共服務監督要素的構成及其特征很大程度上受傳統事業單位管理體制的影響。就其監督主體而言，主要是各級政府主管部門，這些主管部門同時扮演著資產所有者、政策制定者、付費者和監督者等多重角色。此外，人社局、編制辦、財政局、紀檢等政府職能部門對事業單位的人事、預算財政等實行監管。雖政府以垂直和水平兩種形式對事業單位的業務及行政實行雙重監管，但政府作為一個復合監督主體存在，以政府為整體代表一元化的國家利益，呈現出監督主體一元化的特性。

傳統供給模式下的監督對象即各級事業單位，其最大特征是缺乏與監督主體間保持一定距離的獨立地位，與上級主管部門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同時各級不同職能的事業單位是相對固定單一的，傳統供給模式下監督對象的單一化為監督提供了相對便利的條件。

該模式下監督規則是上級主管部門的意志，以行政指令的形式確定下來，缺少法律規范。在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的監督規則上，主要確立了《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考核暫行規定》、《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事業單位財務規則》、《行政監察法》等規范，這些只是明確規定了登記監督、人事監督和財務監督等方面的組織和行為。

出于對事業單位“附屬物”的認知，主管部門缺乏天然的監督動力，“重決策，輕監督”，缺乏過程監督指標與結果監督指標的建立，對于過程和結果等實質內容的監督往往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合理的監督內容須以正式的規范性文件確定，因傳統供給模式下監督規則的缺乏，對于監督內容的界定更為不易。

此時監督方式受到監督主體、對象和內容的限制，多采用行政性的方式，監督方式較單一，多以自上而下的考核、運動式“迎檢”等方式呈現，是一種事后監督。技術的限制以及政府監督理念落后使得整體缺乏現代信息技術的利用，缺乏經濟監督和法律監督方式

該模式下監督程序是政府內部自上而下進行的，監督的程序設定具有較強的任意性、隨機性，主管部門以上級政府或本部門領導指令為依據開展監督活動，往往內化在日常的管理之中。在此過程中權力封閉運行，不公開透明，監督程序亦不民主。

二、政府購買模式下公共服務監督要素構成及其特征的轉變

（一）轉變監督主體和監督對象間的對應關系

區別于傳統供給模式下虛擬的委托關系，在政府購買模式下，公民、政府和服務承接主體三個主要利益相關者之間形成了雙重的、實質的委托關系。

首先，雙重委托關系一是指公民委托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二是政府委托承接主體組織生產公共服務。在這種關系中，存在兩個“委托問題”，第一個是政府的不作為和尋租行為；第二個即為承接主體的問題。因而在購買服務中的監督就必須包含兩重監督，一為對政府購買方的監督，二是對承接主體的監督。前者在于保證購買行為的合理和合法性；后者在于保證承接主體按照合同約定履行購買意圖。在此邏輯下，公民基于公民身份擁有原始的監督權，同時其作為服務接收者對承接主體享有監督權。政府作為后一關系的委托人對承接主體進行監督。

其次，政府購買模式下服務提供者和生產者分離使政府與承接主體間形成了實質的委托關系。作為生產者的承接主體脫離于行政體制外，與政府間是以合同為基礎的契約關系，而非附屬關系。在這實質委托關系中，從內部監督轉向外部監督，形成人享有充分自并接受政府監督制約的模式，此時作為監督主體的政府與作為監督對象的承接主體之間存在距離，這種距離減弱了政府對于監督對象的控制。

此外，承接主體獨立于政府的組織身份以及以合同為基礎的契約關系賦予其監督政府行為的動力和權利。“政府監管模式的落后體現在制度方面――就是沒有設計出合理的機制來避免部門利益問題和權力尋租問題。”[2]作為合作者的承接主體，從自身利益出發，在政府實行監管的同時，相較于事業單位更具有監督政府行為的動力。作為競爭者的其他企業或社會組織，則致力于監督政府和承接主體間是否存在合謀行為，損害自己公平競爭的權利。

最后，新模式下多元化供給主體以及市場化運行機制的適用在實踐中也使監督主體與對象間形成更復雜的“多”對“多”交叉關系。一方面在地方政府購買實踐中，為了實現競爭需根據具體服務范圍和數量承包給多個組織，也就產生了多個監督對象。另一方面，當在該服務領域中的市場發展較成熟階段，社會力量其自我監督的意識和能力會趨于完善。行業協會作為自律組織會逐漸成熟，掌握部分監督權，進一步擴大監督主體這一要素的構成。市場的發展同樣會促進其他專業的第三方監督機構等社會監督主體參與。

（二）降低監督標準中行政指令的效應，提高法律和合同效應

“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務轉向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是由權威治理走向協商治理，即由科層制治理模式走向合同制治理模式的過程。”[3合同制治理在是以合同為內在協調機制形成的一種有效治理社會的形式，在執行過程中實現了權力和責任的移交，使公共權力從壟斷走向分享。此時參與執行的組織并不全屬于公共行政的范圍之內，“承包合同代替了等級制度……從政策到產品的權利鏈條不同，承包合同是一個能夠分離政策制定者和政策產出的談判性文件，高層官員不能像承包商們下達命令，雖然可以威脅、哄騙或者勸說，但他們最終只能依靠激勵機制求得承包商的積極回應。”[4]在合同制治理中，政府和承接主體之間是買家和賣家的市場交易關系，“以平等、自由、合作、互惠為原則”，實質是一種合作關系。此時，“契約或者說合同構成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基礎，也是政府協調自身和其他組織之間關系的重要工具”。[2]

就法律效應而言，社會力量更傾向于參與有關監督的法律法規更為規范、全面的公共服務領域。在政府對承接主體的市場監管行為中，政府監管必須確定為一種承諾機制，保證承接主體的資產安全性，并提供激勵，而不能利用權力將風險轉嫁給企業。當政府的監管行為不符合這種承諾時，便產生爭議。在購買模式下，脫離于行政體制的承接主體，不適用內部爭議解決渠道，而需適用更為權威的、穩定的司法、仲裁等途徑，才能保障政府的監管承諾，給予社會力量參與合作的動力。同時，對于在政府購買模式下形成的更為復雜的監督主體網絡而言，更需法律法規明確去監督權利和義務，規范其監督行為。

（三）要求重新界定監督內容及監督方式的適應性轉變

1.重新界定所需監督的內容

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體系中通過決策、生產和績效三個部分實現對財政資金的使用和公共服務需求的滿足，由政府和承接主體共同完成。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監督中，完善的監督內容包括對貫穿整個購買階段的政府行為及效果和承接主體行為及效果進行監督，最終達到經濟效益監督和社會效益監督的結合。更具體地分析，主要有以下的監督內容：

對政府行為及其效果進行監督是整個監督體系的重要部分。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會參與到立項、預算、市場準入、招投標、實施和評估各個階段的運行中。政府的行為大多涉及財政資金使用和績效并影響公共服務需求滿足的行為。這些行為中政府不管是基于公民人還是承接主體委托人的身份，皆有可能出現“委托問題”，必須對這些行為進行監督以防止“權力失控”和“尋租”行為，一方面保障財政資金合理使用和公共服務有效供給，另一方面維護承接主體的正當權益。

對于監督企業而言，按照市場監管理論的一般規律，監督內容主要包括關注經濟、效率和效益的經濟性監管，具體是對進入退出、價格、服務質量及投資、財政、會計等方面活動的監督；還有社會性監管內容，所謂社會性監管是指為達到保障勞動者和消費者的安全、健康、衛生以及保護環境和防止災害為目的進行的對物品和服務質量及伴隨著提供它們而產生的各種活動的監督。

2.監督方式的適應性轉變

監督方式必須適應監督主體、監督對象和監督內容的轉變。在政府購買模式下良好的監督方式可降低監督成本，提高監督效率，更好地應對監督對象構成的復雜化。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潛在地存在多個監督主體，但要達到監督合力，必須給予多方參與監督的便捷平臺和渠道，通過建立信息化的監督平臺，整合多方監督主體在各個階段中所接觸、收集的信息，避免信息不對稱或者信息孤島等原因，導致監督不力或監督重復問題。另一方面，監督方式必須適應對服務過程的監督，相較于人工監督的低效率，先進便捷的信息化監督方式更適用于過程監督。同時監督方式需多運用經濟監督方式和法律監督方式以適應市場運行環境以及法律效應。

（四）監督程序的法定化和民主化

對于政府的監督行為而言，監督程序的法定化主要體現在對其監督行為的限制。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中，政府不在單純對內監督，還要對承接主體，即行政相對人進行監督，這是一種對外的監督，屬于具體行政行為，需具有正當程序，這是維護企業的法律地位所提供的程序性保障。在整個監督程序的運作過程中，政府監督須按法律規定，應對外公開，保障企業作為相對人聽證、申辯的權利，按照法律或合同規定對結果進行處理。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中，具有多元的監督主體，法定化和民主化的監督程序，如聽證會等，是促進多元主體參與監督，防止權力封閉運行的重要程序性構件。

三、結語

公共服務監督體系是公共服務供給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缺乏適應整體供給邏輯變遷的科學的監督體系，則公共服務的生產和供給也就缺乏強有力的支撐。當前，我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監督管理還處于探索階段，仍存在監督困境急待解決。基于現階段我國社會力量發展和公平意識培育還需要較長一段時間，市場機制本身在解決外部性上具有局限性，因此在實現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監督要素適應性轉變上仍主要依賴于政府，“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中的核心責任人仍然是政府，只有政府是負責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才可能是負責的”。[6]政府必須通過監督法制以及相關標準建設、監督意識引導以及監督技術資金投入等方面為實現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有效監督作基本的制度、理念以及物資保障。[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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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S512.101文獻標識號：A文章編號：1001-4942（2013）03-0021-05

穗分枝型小麥是一種特殊的小麥種質資源，具有超多小穗數和穗粒數。其分枝特性有兩種遺傳來源，一種源于普通小麥，這種材料的分枝性狀受環境條件的影響極大，難以在生產上應用；另一種源于普通小麥和具有分枝穗型的圓錐小麥的雜交后代，這種分枝類型遺傳穩定，具有很高的利用價值[1～3]。

陜西省農業科學院利用多次雜交和回交方法，歷經20多年，在國內外首次將圓錐小麥的穗分枝性狀導入普通小麥，育成了小麥亞遠緣雜交超高產新品種――分33[7]。這種穗分枝小麥表型性狀是：一個主穗軸上不是著生小穗，而是再次長出分枝，分枝上再長出小穗。該穗分枝是一種穗結構的變異類型，不增加主穗軸節數，而是通過在主穗軸節上形成的分枝（支穗軸）上著生多個小穗來增加小穗數[8]，從而增加了穗粒數（穗粒數60～120粒，千粒重約50 g），有很大的豐產潛力。通過分析“分33”與普通小麥品種雜交產生的 F1、F2和BC1的穗分枝性狀遺傳，證明其穗分枝性狀與來自圓錐小麥的分枝類型相似，由兩對隱性基因控制，無胞質效應，同時還受一些修飾基因的影響[7]。

為了充分利用這一穗分枝多粒型種質資源，有必要了解其生殖結構的形態發育特點。前期培育的穗分枝不同近等基因系，在穗部特征和農藝性狀上具有相似的特點[14]。本研究以一對穗分枝差異的近等基因系為實驗材料，研究其生長錐分化及幼穗形成過程，了解生長錐分化及幼穗形成過程與植株外部形態及物候發育特征的關系，旨在為分枝小麥栽培管理、繁殖與育種工作提供更科學和直觀的依據；同時，為深入研究分枝小麥的遺傳、生理生化和分子機制奠定形態學基礎。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

通過“分33”與“泰山008”不斷回交和表型鑒定獲得一組近等基因系材料（BC6F4株系）。選取一對為供試材料，其中穗分枝類型為雙隱性基因sb1 sb2系；正常穗軸（不分枝）為雙顯性基因Sb1 Sb2系。

1.2 方法

實驗于2011～2012年在山東農業大學小麥高新技術示范園（E 117°09′，N 36°09′）進行。2011年10月初點播，株距5 cm，行距25 cm，種植面積4 m2。出苗后開始觀察，越冬期暫停，2012年2月中旬返青后續測，到開花期止。取材時，隨機標定普通穗型、分枝穗型株各10個，每隔2～3天于上午進行株高、葉片數、物候期觀測。取全株，將帶少量外包葉的生長錐在FAA固定液中固定24 h以上備用，剩余材料在顯微鏡（O-LYMPUS SZX9）下解剖、照相，測量生長錐長度。數據用Excel和SAS 9.0軟件處理。

2 結果與分析

2.1 分枝小麥穗部發育過程

在實驗地點，分枝小麥生長錐發育始于2月中下旬返青期，開花期結束于5月中旬。與正常穗型小麥相比，分枝穗型具有分枝穗軸，多了一個分枝突起形成期，發生在二棱期之后。根據其生長和發育的形態特征，分枝型小麥生長錐發育過程可分為9個時期：初生期、伸長期、單棱期、二棱期、分枝突起形成期、分枝小穗突起形成期、小花分化期、雌雄蕊分化期和抽穗始期。

2.1.1 初生期 生長錐在初生期為半球體，高度小于寬度，直徑約小于0.1 mm，錐體外面被葉原基包被，底部葉原基交互排列，屬于營養生長（圖1-1）。該時期一般從冬3葉開始一直持續到第二年2月中旬。

2.1.2 伸長期 生長錐開始伸長，半球體逐漸變為圓錐體，圓錐體長度大于寬度，基部葉原基停止生長。這一時期持續大約2周（圖1-2）。

2.1.3 單棱期 生長錐繼續伸長，并從生長錐基部由下向上分化出現分節的環狀突起，這些突起為苞葉原基。苞葉原基以后退化，并在原著生苞葉原基的節與節之間形成穗軸節片。每節一個苞葉原基，明顯地分為正面和側面，從側面觀察為單棱狀，故稱為單棱期。此時生長錐略呈扁平狀，進入生殖生長階段。這一時期持續約10 d左右（圖1-3）。

2.1.4 二棱期 在幼穗中部，苞葉原基腋部出現二次突起，為小穗原基。由于小穗原基也呈棱狀，與苞葉原基構成“二棱”，故稱為二棱期，然后幼穗上部和基部相繼也出現小穗原基（圖1-4）。該時期之前分枝穗型和正常穗型的發育基本一致。

2.1.5 分枝突起形成期 正常穗型小麥，二棱后期已分化的小穗原基不斷增大，最終完全遮沒苞葉原基。分枝小麥，小穗原基發育停滯，在小穗原基基部形成二次生長錐即新的穗軸突起，隨后在分枝穗軸上形成新的小穗原基（圖1-5）。該時期進展很快，主穗軸中、上部的分枝形成與主穗軸下部分枝穗軸上的小穗突起期并行發生。

正常穗型小麥在二棱后期就按照護穎分化期、小花分化期、雌雄蕊分化期和抽穗始期的順序發育；分枝穗型小麥的新生小穗原基進一步伸長，然后重新進入穗部器官的分化過程，而分枝穗基部的小穗按正常穗型小麥的小穗發育順序生長。

2.1.6 分枝小穗突起形成期 分枝穗軸開始形成小穗原基并進一步發育。而最先分化的小穗原基基部首先分化出護穎原基，小穗原基從正面觀測為近圓形。小穗原基首先從分枝穗軸的下部發生，然后逐漸向上發展。小穗原基進一步生長分化，使得整個分枝穗明顯呈扁平狀（圖1-6）。

2.1.7 小花分化期（包括小花原基形成期和分化期） 隨著分枝小穗原基的分化，主穗軸著生的原始小穗在護穎原基內側分化出第一小花外穎原基，進入小花原基分化期，隨后分化出第二朵小花的外穎、內穎，此后第一、第二朵小花的內穎亦開始分化，第三朵小花的外穎、內穎繼續分化。小穗上小花的發育從基部開始，然后向頂端進行（圖1-7）。

2.1.8 雌雄蕊分化期 在外稃內側組織幾乎同時分化出內稃和雌雄蕊原基。從側面看，初形成的內稃原基為一頂端略尖的突起，與外稃原基相對，它們中間為3枚球形突起的雄蕊原始體，進而發育成3個花藥，花絲也慢慢伸長，然后3個雄蕊原始體中間分化出雌蕊原始體，不久就出現了柱頭、花柱和柱頭分叉（圖1-8）。

2.1.9 抽穗始期 5月上旬，分枝穗主穗軸接近成熟時，長度達到160 mm，穗分化結束（圖1-9）。

分枝型小麥與正常小麥的穗發育順序不同。正常穗型小麥的小穗原基和小花原基的分化次序均由穗中部開始，然后向上、向下進行分化；而在分枝穗軸上，小穗原基和小花原基的分化均從基下部開始依次向頂部發育。

2.2 穗發育與植株特征和物候期的關系

2012年2月中旬至4月底分枝小麥花序（前期為生長錐，后期為花序穗軸）各階段長度變化差異較大。從返青期開始至2月18日，處于初生期的生長錐伸長極為緩慢。2月18日以后生長錐伸長速度稍微加快，但仍較緩慢，長度剛足1.5 mm。3月20日至25日，生長錐迅速伸長，同時經歷分枝突起形成期和穎片分化期。3月25日至4月20日，生長錐伸長速度達到頂峰，經歷小花分化期、雌雄蕊分化期，4月28日穗已接近成熟長度，平均長160 mm，最大寬28 mm。從返青期至3月15日株高增長緩慢，3月15日至4月28日增長加快，5月5日抽穗期以后趨于停止（表1）。

3 分枝穗型小麥研究展望

分枝穗型與正常穗型小麥相比，有一些性狀需要改良，如結實率低、籽粒飽滿度不夠以及分枝穗軸數目影響小穗小花數等。這些性狀既可以通過遺傳進行改良，也可通過優化栽培技術進行改良，可以將生長錐發育特點作為施肥、灌溉和噴施植物生長調節劑的參考標準。

生長錐的發育與整株高度發育、葉發育和物候期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18]，由此可以初步確定相應農業栽培措施對生長錐的影響。通過增施氮肥可以顯著增加小穗數，促進小穗、小花的分化和干物質的累積[6，19]；孕穗期增加幼穗的ZR和iPA含量、降低IAA和ABA含量，可提高小花育性[20～22]。因此，如果這種效果同樣表現于分枝穗型小麥，那么既可在適當的時期使用肥料和植物生長調節劑以增加其可育小花數和千粒重，也可為進一步實現分枝穗型小麥遺傳改良、優化栽培技術和加快該種質資源的利用奠定形態發育基礎。當然，針對這種多粒的種質資源，還有許多遺傳和栽培的基礎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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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中圖分類號 P42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6）04-0244-01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og and Haze Days in Jining City

LI Fang ZHANG Xi MA Li ZHAO Jing-feng

（Jining Meteorological Bureau in Shandong Province，Jining Shandong 272000）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f fog and haze in Jining City from 1985 to 2014，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factor of fog and haze days in recent 30 year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fog days in Jining City during the last 30 years and 10 years was basically the same. In autumn and winter，fog days were accounting for about 70% of the year，and that in spring and summer were less. In the last 10 years，the fog days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Nearly 10 years of haze days in Jining City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ing trend. The proportion of summer haze in recent 10 years，nearly 30 years relatively increased. The fog days in Jining City increased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The more showed depression（for example Liangshan，Wenshang），the least in hilly（for example，Zoucheng），and plain between Liangshan and Wenshang. A similar distribution appeared in Jining City in recent 10 years and 30 years of haze days in space. Nearly 10 years of counties and cities in haze day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eishan Station for nearly 10 year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haze days.

Key words fog；haze；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Jining Shandong

霧、霾均屬懸浮于近地面氣層中常見的視程障礙現象。國外學者從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大氣能見度、霧、霾變化趨勢的研究工作，以此分析空氣污染的變化規律。Lee D O[1]從區域變化、氣象影響因子、環流形勢、空氣污染等方面分析了英國大氣能見度的變化特征。此外，國外學者在區域性霾現象對氣候的影響，輻射霧的形成與城市氣候的關系等方面，都做了較為系統、深入的研究。國內學者在早期的研究中對霧、霾的物理化學形成條件及如何區分霧、霾等做過細致研究，也開展了一些全國或區域性的霧、霾氣候特征研究。關于輕霧和霾的判定區分，吳 兌[2]做了不少工作，初步給出了霾與霧區分的概念模型，區分霾與霧的相對濕度限值大體在90%左右。胡亞旦等[3]通過對中國霾天氣的氣候特征分析，得出我國霾天氣主要分布在東經100°以東、北緯42°以南的地區，且“濁島”現象非常明顯。

本文利用濟寧地區近30年（1985―2014年）11個氣象觀測站的地面觀測資料，對濟寧地區霧和霾的時空分布特征進行研究，這對提高霧、霾的預報準確率，減少災害損失，改善大氣環境等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實際意義。

1 資料及處理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文利用1985―2014年濟寧市1個國家基本氣象站（兗州）和10個國家一般氣象站（濟寧、曲阜、鄒城、泗水、微山、梁山、汶上、魚臺、嘉祥和金鄉）的觀測資料，包括8：00、14：00和20：00的能見度、相對濕度、天氣現象等資料，對濟寧地區霧和霾日時空分布特征進行研究。

1.2 資料處理

因不同的臺站、不同的觀測員對霧與霾的識別有很大差異，因而不能直接使用觀測記錄，又由于歷史污染物資料缺乏，因而1985―2013年霧日和霾日的判別無法采用現行的觀測規定（QX/T 113―2010）[4]，本文采用類似吳兌[2]對霧和霾的資料處理方法，選取1985―2014年濟寧市的逐日觀測資料，對8：00、14：00和20：00 3個觀測時次的能見度、相對濕度進行判斷，定義當3個時次中至少有1個時次滿足能見度

2014年以后地面氣象觀測結合大氣污染資料能較為準確地識別霧和霾，但為了資料處理的一致性，仍然使用以上的處理方法，不用霧和霾直接記錄資料。

2 結果與分析

2.1 濟寧地區霧和霾時間分布對比分析

2.1.1 濟寧市30年和10年霧日季節變化。1985―2014年濟寧市11個縣市年平均霧日數是18.8 d，2005―2014年濟寧市11個縣市年平均霧日數是12.5 d，分析得出：濟寧市近10年霧日數是個減少的趨勢；濟寧市霧日的季節近幾十年分布比較穩定，秋冬季節多占全年的70%左右，春夏季節少。

2.1.2 濟寧市30年和10年霾日季節變化。1985―2014年濟寧市11個縣市年平均霧日數是11.6 d，2005―2014年濟寧市11個縣市年平均霧日數是23.9 d，分析得出：濟寧市近10年霾日數呈顯著增多的趨勢，這和近10年經濟發展有

關；霾在春季最少，均占19%；近10年霾日夏季比重增加，這和近年全球變暖、秸稈焚燒有一定關系。

從2005―2014年濟寧市10年月平均霾日數變化可知：10月至翌年2月霾日較多，這與秋冬季節雨日少、風速小、逆溫增多、冬季取暖有一定關系；4―9月霾日較少，這幾個月大氣不穩定性增加，雨日增加，霾日減少（6月霾日多，原因可能是6月正值夏收高峰，秸稈焚燒造成的）。

2.2 濟寧地區霧和霾空間分布對比分析

2.2.1 濟寧市30年和10年霧日空間分布。1985―2014年濟寧市11個縣市年平均霧日數是18.8 d，兗州、汶上、魚臺、金鄉和梁山高于平均值，基本呈西多東少的分布，最多的是魚臺（27.9 d），最少的是鄒城（僅8.7 d）。2005―2014年濟寧市11個縣市年平均霧日數是12.5 d，兗州、汶上、梁山和金鄉高于平均值，最多的是汶上（22.1 d），最少的是鄒城（5.1 d）。

由以上分析得出：濟寧市近10年霧日數呈現減少的趨勢；濟寧地勢東高西低，東南的丘陵地帶霧日一直較少（比如鄒城）；西北地區的梁山、汶上處于洼地，地勢較低，霧日較多[5-6]。

2.2.2 濟寧市30年和10年霾日空間分布。1985―2014年濟寧市11個縣市年平均霾日數是11.6 d，兗州、汶上、微山和泗水高于平均值，最多的是微山（28.8 d），最少的是魚臺（僅1.9 d）。

2005―2014年濟寧市11個縣市年平均霾日數是23.9 d，兗州、汶上、梁山和泗水高于平均值，最多的是汶上（59.3 d），最少的是魚臺（5.3 d）。

由以上分析得出：濟寧市近10年和30年霾日數的空間分布基本一致；近10年各縣市霾日數顯著增多；微山站近10年霾日數明顯減少。

3 結論

分析結果表明，濟寧市近30年和10年霧日數的季節分布基本一致；秋冬季節多，占全年的70%左右，春夏季節少；近10年霧日數呈減少的趨勢。濟寧市近10年霾日數是個顯著增多的趨勢，這和近10年經濟發展有關；近10年霾日夏季比重增加。分析濟寧30年和10年霧日空間分布：濟寧地勢東高西低，東南的丘陵地帶霧日一直較少（比如鄒城）；西北地區的梁山、汶上處于洼地，地勢較低，霧日較多。濟寧市近10年和近30年霾日數的空間分布基本一致；近10年各縣市霾日數顯著增多；微山站近10年霾日數明顯減少。

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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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亞旦，周自江.中國霾天氣的氣候特征分析[J].氣象，2009，35（7）：73-77.

篇（5）

中圖分類號 X5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6）21-0183-01

霧霾是霧與霾的混合物。霧霾天氣，氣體可直接進入并粘附在人體下呼吸道和肺葉中，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我國大部分地區把霧霾天氣現象作為災害性天氣預報。近年來，開原市霧霾天氣增多，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威脅當地群眾生存質量。因此，結合霧霾天氣特征，加強對霧霾天氣成因的研究，探索治理對策，控制PM2.5，改善空氣質量。

1 開原市霧霾天氣特征分析

對2013―2015年開原市一日4次能見度和相對濕度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能見度

2 霧霾天氣形成的原因

2.1 氣候條件影響

開原市地處遼寧北部，距離海洋遠，且緯度高，受季節影響較大，屬北溫帶季風型大陸性氣候。冬季4個月，1月為最冷月，平均氣溫-13.4 ℃左右，極端最低低溫-37.9 ℃；夏季炎熱，以7月平均氣溫最高，為23～24 ℃，極端最高氣溫37.1 ℃；年日照時數2 526.2 h；無霜期約142 d，初霜期在10月1日前后，4月27日為終霜期；年均降水量672.8 mm。隨著全球氣候變暖趨勢加劇，東北地區大霧天氣頻繁，尤其秋冬季，受西北氣流控制，大氣層結構穩定，水汽積聚，同時青藏高原南側暖濕空氣活動強烈，沿西南路徑將水汽傳輸至東北部地區，形成霧氣[3-4]。

2.2 地貌特征影響

開原市地處遼河平原中部，地勢東高西低，東部為長白山支脈，海拔200～600 m，西部為沖積平原，海拔50～100 m。夜晚平原輻射降溫，近地面形成逆溫層，950 hPa逆溫層大體同東部600 m左右的山體高度相當，山體變熱，逆溫層溫度上升，而逆溫層底部溫度上升較慢，這樣高空氣溫高于低空，形成持續逆溫層并難以被破壞，停留在低空及近地面的大氣污染物不易擴散，就產生霧霾天氣。

2.3 人為因素影響

2.3.1 工業生產的廢氣排放。隨著城市建設工業發展，企業、廠礦等排放大量廢氣，對城市空氣造成嚴重污染。若霧霾天氣出現，空氣中產生具有腐蝕性的重度污染氣體，制約重金屬等污染物擴散，若長期滯留在大氣中，會加重霧霾天氣。

2.3.2 機動車的尾氣排放。越來越多的機動車行駛過程中排放尾氣進一步加重了城市空氣及環境污染。據研究，機動車尾氣排放的大氣細顆粒物占PM2.5總量的20%～30%，促使城市霧霾天氣增多。

3 霧霾天氣治理對策

3.1 加強霧霾預報預警服務

加強霧霾預報預警服務，強化服務效益，進一步深化與環保、交通、公安、衛生、教育等部門的合作，實現信息資料共享，健全霧霾監測預警和應急聯動機制，及時通過手機短信、廣播、電視等向社會公眾預報預警信息和服務提示，指導公眾安全、合理出行；做好城鎮居民、中小學生科普宣傳教育，增強公眾對霧霾天氣的認識及防御意識。

3.2 加強霧霾天氣相關技術研發工作

爭取政府支持，加強環保、衛生等部門合作，做好霧霾天氣發生規律及防治技術研究。深入探討霧霾天氣形成規律及消散過程，采取科學合理的防治對策；建立健全大氣成分監測體系，完善霧霾數值預報模式，增強大氣污染及霧霾天氣監測預報預警能力；加快推進大氣污染綜合防治科技創新，加強人工影響工作技術創新，實時開展人工消霧工作；開展區域環境污染控制研究，加快工業污染治理技術及工業脫硫脫硝除塵技術研發，遏制霧霾天氣發生。

3.3 加強節能減排工作

加強工業企業綜合治理，對燃煤大戶重點監控，確保脫硫設施和除塵設施正常運轉；加強煤炭含硫量控制，組織轄區內重點燃煤單位進行煤炭含硫量申報，向企業和個人宣傳燃用高硫煤對大氣環境的危害性。加大資金及政策支持，推動環保節能產業，加強生產企業創新改革，調整能源結構，有效節能減排，從源頭上消除霧霾天氣形成的物質基礎。

4 結語

霧霾天氣形成受多種因素影響。霧霾天氣治理是一項復雜艱巨的系統工程，氣象部門要爭取政府支持，加強部門f作，做好霧霾天氣監測預報預警服務，提倡節能減排，減少霧霾天氣出現頻率，提高人類生存環境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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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霧霾天氣的主要特征

近年來，我國境內大部分地區相應出現了霧霾天氣，霧霾天氣的出現，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了巨大的影響：影響航班的正常延誤或取消；空氣中帶有大量的懸浮顆粒物質，影響人們的外出活動，對于有晨練習慣的人們，紛紛選擇待在家中；霧霾天氣也造成了一定的交通堵塞現象，增加了交通管制工作的任務量。霧霾天氣的影響范圍也逐漸在擴大，包括我國一些大中小城市，比如北京、廣州、杭州、寧夏等地區，覆蓋我國的大江南北。

據江蘇省沛縣氣象臺資料顯示，2013年春節過后，江蘇省沛縣地區已接連發生多次較大范圍的霧霾天氣過程，霧霾天氣持續較長，空氣質量比較低。據相關資料顯示，該地區霧霾天氣發生頻率比較大，年霧霾日超過100d；冬季霧霾天氣比較頻繁，夏季相對較少；自2000年之后，夏季霧霾天氣日數也再逐漸增加增長率大于30d/10a，并且隨著該地區工業增漲迅速增加，尤其是2002年之后，增加速度明顯增加；在2000-2008年之間，隨著該地區城市化率的上升，該區域霧霾天氣日數迅猛增多。目前，就該地區的霧霾天氣逐漸嚴重的情況，必須加強該地區霧霾天氣造成原因進行分析，對癥下藥，降低霧霾天氣的發生。

二、霧霾天氣形成的原因

1.從空中懸浮顆粒和風向關系來分析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里高樓大廈的數量越來越多，削弱了市區里風力，不利于城市中懸浮顆粒的擴散及稀釋，最終，導致大量的懸浮顆粒漂浮在城市的上空滯留和沉積；其次，城市周邊空氣中懸浮顆粒隨著風速的降低，也沉積在城市里；最后，由于大氣空氣氣壓低，導致空氣流動性差。由于空氣的不流動，使空氣中的微小顆粒聚集，漂浮在空氣中。

2.從社會經濟和人為角度分析

隨著沛縣工業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發展。首先，隨著城市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購買私家車，導致空氣中污染物含量明顯增加，包括空氣中懸浮顆粒的增加。其次，隨著城市人口數量的增加和集聚，大大增加了城市能源消耗，尤其是民用取暖能源消耗的銳增，并且趨勢房屋和住宅區的建設，降低了城市的綠化面積，使城市處于一種繁雜、污濁的空氣環境中。最后，在城邊、郊區地區，人們對農作物秸稈采用焚燒處理，給空氣增加了新的污染物。

3.城市本身地理位置因素

對于地理位置較低，空氣中水分比較大的地區，由于其空氣中懸浮顆粒的沉積，再加空氣中水分含量比較大，是霧霾天氣形成的有利條件。

以上這些主觀和客觀因素，促使大量灰塵、顆粒狀物質懸浮在城市的上空，并且，春季城市施工建設容易形成空氣中灰塵劇增現象。當空氣中水分比較大時，就會凝結成霧，而且，風不容易將他們吹散，致使霧霾天氣的出現。

三、防治霧霾天氣的對策

針對日益嚴重的霧霾天氣狀況，人們必須根據霧霾形成原因，做好相關防御措施。要想徹底防治霧霾天氣的再次發生，人們必須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加強霧霾天氣的治理工作。

1.加強霧霾天氣的預防措施

加強預防霧霾天氣的發生，有利于及時采取預防措施，降低霧霾天氣給人們帶來的經濟及安全損失，氣象站應采取一些措施：一、業務值班人員實時監測霧霾天氣，根據霧霾特征、觀測數據資料，綜合分析能見度、相對濕度等氣象條件，及時霧、霾預報預警信息；二、密切關注天氣，認真做好預報服務。三、加強與公安交警、高速、農業、環保、交通、公交建設等部門的溝通和交流；四、加強對此次霧霾天氣過程發生和持續的成因、霧霾天氣過程的影響、后期天氣變化的綜合分析和研究，做好決策氣象服務和公共氣象服務；五、認真分析總結當前霧霾天氣預報預警服務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不斷完善霧霾預報業務。

2.提倡節能減排、環保出行

這里需要政府和相關部門加節能減排政策的推行，積極提高人們環保意識，提倡人們外出游玩時，多采用乘坐公交車出行，減少私家車的使用率。降低空氣中污染物含量。同時，加大植樹造林工程的開展，提供空氣質量。

3.合理規劃城市整體建設

由于城市規劃的不合理，導致城市空氣中懸浮顆粒物比較多，不容易擴散和稀釋，給霧霾天氣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4.建立相應的環境監管制度

由政府部門牽頭，加強氣象站與相關部門的合作，組建霧霾天氣預防工作小組，認真分析本地區的天氣狀況，并采取相應對策。同時，加強城區違法、違規施工建設單位的調查及處罰。

四、結語

本文分析了沛縣地區近年來霧霾天氣的主要表現特征，并分析了其主要形成原因：城市化進程的發展促進了該區域霧霾天氣的逐漸增多。因此人們應加強霧霾天氣防治措施，調動人們的主管能動性，積極分析研究防治霧霾天氣的措施和方法，造福于子孫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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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圖分類號： P42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引言

在地面氣象觀測工作中, 霧、輕霧、霾作為視程障礙現象，出現頻率較高，而且一年四季任何時間都有可能出現，但觀測員有時很難判定，容易混淆，是地面觀測項目中的一個難點。如何準確、迅速地作出判定并發報，是每個氣象新人所關心的問題。根據工作實踐經驗，本文淺談常出現的霧、霾天氣的觀測判定要點和發報規定，以期同行參考。

霧、霾的成因及特征

霧和霾都是視程障礙現象，但二者的形成原因和條件卻有很大的差別。最大的差別就是相對與霧和輕霧，霾發生時的相對濕度不大。

霧是指在水氣充足、微風及大氣層穩定的情況下，接近地面的空氣冷卻至某程度后，空氣中的水氣凝結成細微的水滴懸浮于空中，使水平能見度下降的天氣現象。霧根據凝結的成因不同，分為輻射霧、 平流霧、混合霧 、蒸發霧等，在日常生活中遇見的，多為輻射霧。根據對有效水平能見度的影響程度，有效水平能見度小于1.0千米時，稱為霧，而有效水平能見度為1.0~10.0千米時稱為輕霧。

霾，也稱灰霾（煙霞），是指原因不明的因大量煙、塵等微粒懸浮而形成的渾濁現象。霾的核心物質是空氣中懸浮的灰塵顆粒，氣象學上稱為氣溶膠顆粒。出現霾時有效水平能見度小于10千米。

表1 霧、輕霧、霾特征與區別

由上表可見，從能見度的角度來說，三者的區分要點主要為霧和輕霧，以及輕霧和霾。

霧、霾區分常以相對濕度作為參考依據

從成因來看，它們和空氣的相對濕度是有密切關系的，在識別時，常有效水平能見度和相對濕度作為重要的參考依據。

2.1霧和霾

這二者較好區分，在能見度小于1.0km時，相對于霾，霧出現時的空氣相對濕度大很多，常為100%或接近100%。

2.2霧與輕霧

能見度在1.0km左右時，二者的區別在于出現霧時的相對濕度較大，因此在相對濕度≥90%時，可判斷為霧，反之為輕霧。但是如空氣中含有大量凝結物時，相對濕度小于90%也可能使空氣出現飽和，導致能見度小于1.0km，因此應根據地域特點，選擇一個適合本地的相對濕度臨界值，但一般不低于80%。

2.3 輕霧和霾

當有效水平能見度介于1.0~10.0km時，區分輕霧和霾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但是在實際觀測工作中，大多數地區均以相對濕度60%或70%作為區分標準，這一標準由各站根據本地實際以及多年來的資料進行自行規定。

但有時霧和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記，交替出現。前文提到，輕霧是水汽凝結現象，形成輕霧要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一是要在空氣中有足夠的水汽，二是要有大量的凝結核；而霾是大量的干質粒在空氣中聚集的結果。因此在有霾的日子里，夜間輻射冷卻時霾粒就充當了形成輕霧的凝結核，結果有的地方就會在白天觀測到霾，夜間轉為輕霧，第二天日出后隨著氣溫的升高和霧滴的蒸發又恢復為霾。這樣，就出現了霾輕霧霾互相轉記、交替出現的現象，并且有可能持續幾天。

此外，輕霧和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同時存在。當霾層較高而近地層又形成輕霧時可以產生下面是輕霧、上面是霾的二者并存的情況。但是這種情況在平原測站難以觀測到，此時只能見到輕霧。山地站如果地勢較高，可以觀測到這種現象。

由此可見，在利用相對濕度60%或70%區別輕霧、霾時只能作為參考指標，不是衡量判定的唯一標準。所以要正確區分輕霧和霾，我們在學習書本知識的同時，在實踐觀測中也要不斷觀察、總結，積累實戰經驗，這樣才能客觀、真實的記錄大自然的風云變幻。

霧、輕霧、霾的記錄和重要天氣報的編發

輕霧只記錄現象符號，不記起止時間。

霧記錄現象符號的同時，記錄起止時間，并觀測和記錄最小能見度，記錄加[ ]，每天只記錄一次，同時編發重要天氣報。在能見度小于1.0km、500m、50m時，每達到一個標準要發一份重要報，一日最多三份。但如果是夜間不守夜的臺站，早上進入值班室后，發現能見度已經小于500m或者50m，只發當前時次，前面的不補發，之后需要續發的，按照規定進行續發。

霾只記錄現象符號，不記起止時間，當能見度小于1.0km后，觀測并記錄最小能見度，方法同霧。在能見度小于5.0Km時發重要天氣報，其后出現的不再續發，一日最多一份。

表2 霧、霾與發報能見度標準、編碼對應關系

小結

霧、霾觀測有一定困難，觀測員除了根據《規范》中各自不同的成因、特征、天氣條件和出現時間來區分外，相對濕度也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標準，但不是唯一指標，另外相對濕度在臨界值左右時，還要看濕度變化趨勢，進行綜合判斷。

參考文獻

1.中國氣象局.地面氣象觀測規范[M].北京:氣象出版社,2003.

篇（8）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17

中圖分類號：X5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5-0075-05

Study on Haze Governance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Social Capital Embeddedness

PENG Benhonga，b， TU Yub

（a. Institute of Climate Change & Public Policy；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Abstract： 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this paper divides social capital into 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and non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to analyze different effects of dual social capitals. Meanwhile， it applie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e equations modeling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ual social capitals，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s of haze governance. Conclusions show that dual social capital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the performances and both governance practices play intermediary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s. Specificall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service， haze governance need force to keep behaviors going. So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rust and incentives are limited.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at haze governance must be launched from the norms， value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so on： enacting laws and policies to make up the loopholes in the system； promoting trus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s and encouraging supervises from the market； leading the tenden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develop green economy； coordinating multilateral behaviors and encouraging capitals to interact.

Key words：haze governance； dual social capital； coordination； incentive

中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受關注，霧霾治理更是近年來各方關注的焦點。2010年，北京、廣州、上海三地因PM2.5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數分別為2349人、1715人、2980人，經濟損失總計逾60億元。因此，探索有效的霧霾治理機制在改善民眾居住環境、保障社會安定和諧等方面具有重大意義。但目前，各國實施的環境保護政策多分為“政府管制”與“市場主導”兩種模式，而政策失效或市場失靈均會造成治理效率低下與成本增加，所以，結合政府與市場的第三方力量――社會資本驅動的多主體聯動環境保護行為為解決霧霾問題提供了新視角。

社會資本作為行動主體在行動過程中獲得并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各類資源[1]，近年來在中國“人情文化”環境中被廣泛用于分析與解決實際問題。學者研究了社會資本對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組織學習[2]、高新技術企業創業要素[3]、多元化戰略與業務績效[4]、開放式服務創新績效[5]等問題，而在環境治理方面，Pretty在理論上研究了社會資本與環境保護間的關聯，指出雄厚的社會資本有助于提高環保措施的實施效果[6]。劉曉峰則分析了社會資本以及社會分歧、社會能力對環境治理的影響，指出組織層面的社會資本與社會能力具有正面作用，社會分歧具有負面作用，而個體層面的社會資本則無明顯作用[7]。祁毓等在社會資本與環境治理績效的研究上結合中國國情，指出二者呈倒U型關系，社會資本的積累必須保持在合理區間才能實現治理績效的最優[8]。由此可知，社會資本不僅可以運用于企業發展、創新績效等個體或組織層面，同時對環境保護等公共事業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從社會資本嵌入視角研究中國問題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社會資本被廣泛應用于創新績效提高、環境資源保護、社會問題解決等，學者在定性或定量分析、以社會資本為直接或間接變量等各方面都進行了深入探討，而現有研究成果在環境問題治理方面較匱乏，且現有研究多傾向于宏觀分析，缺乏對具體問題的深入探索。因此，本文以我國日趨嚴重的霧霾問題為研究對象，結合霧霾治理的雙主體特征，將社會資本細分為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并實證分析二者與霧霾治理績效的相關關系；同時，引入雙中間變量――協調行為與激勵行為，具體研究雙重社會資本的作用路徑，為解決我國霧霾治理問題提供更具可執行性的啟示。

1 理論回顧與研究假設

1.1 霧霾治理與雙重社會資本

倡導綠色經濟、開展霧霾治理是我國乃至世界各國一直積極倡導并開展的行動，但各國在霧霾治理上所取得的成效卻相差甚遠，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影響霧霾治理績效的因素（包括政務考核方式、經濟發展模式、治理主體等）紛繁復雜。首先，發展中國家多追求GDP發展而忽略環境保護，導致部分經濟帶動力強但空氣污染樂氐牟業優先發展，因此，霧霾治理績效的提高需要政府轉變工作考核方式，不以GDP為唯一標準；其次，提高治理績效需要企業追求低碳發展，將環保理念融入企業文化，從而帶動相關產業、企業以及員工關注并投身霧霾治理；同時，Dulal等指出，依靠多主體的參與，由公民、公益組織、企業、專家和政府組成的多主體聯盟，對提升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義[9]。因此，僅靠政府單一主體不能解決復雜的霧霾問題，必須吸引公眾、非政府組織等民間力量參與其中，更要從政策強制力、輿論引導力、文化感染力等多方面協同解決霧霾問題。

現有研究對社會資本的分類主要包括以下四種：一是以Brown為代表的微觀、中觀與宏觀分類[10]；二是以Ostrom為代表的狹義、過渡和擴展分類[11]；三是以Coleman為代表的個體與集體分類[12]；四是以Nahapie為代表的結構性、關系性與認知性分類[13]。而關注制度因素，Krishna等將社會資本劃分為“制度型”與“關系型”兩種[14]。“制度型社會資本”強調制度特征，以可見的外在形式表現出來；“關系型社會資本”則強調非制度特征，以內在形式嵌入在群體之中并影響群體中個體的行為。而霧霾治理涉及政府、社會組織、市場組織與民眾等多個主體，必須統籌包含政府與市場雙方力量的社會資本，既要調動二者加強互動合作，又要激勵民眾與社會公知等參與過程監督，最終提高霧霾治理實效。因此，本文結合霧霾協同治理的要求將社會資本劃分為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分別探討二者的不同影響。同時，因為霧霾治理具有公共服務特征，企業組織較少甚至不參與其中，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不能通過政策強制力指導社會群體，而是通過補助等引導方式促使市場組織、民眾等主體參與治理。因此，本文引入社會資本作用于霧霾治理過程的兩個中介因素――協調與激勵。

1.2 研究假設

1.2.1 政府社會資本對霧霾治理的影響

Putnam認為政府社會資本中規則、愿景和關系等要素的存在，有助于行動者更高效地開展協作行動[15]。因為霧霾治理屬于公共服務范圍，其主體是具有管理者性質的政府，而政府社會資本主要通過強制行動者執行相關政策，通過信任機制以及社會關系給予行動者行動空間，因此，本文細分政府社會資本的兩個分指標――規范與信任。具體地，要實現霧霾治理績效的最優，就需要每一次治理行為都有法可依，要通過法律、政策等規范避免行動者只追求個人利益而忽略整體利益，要通過完備的制度保障不斷降低管理與監督成本，而這些依賴于規范的建設。同時，霧霾治理涉及政府、市場組織、公眾等多個主體，彼此以一個共同愿景為目標而行動，必然要形成穩定而深入的聯系，而聯系的形成則依賴于信任的產生[14]。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a：政府社會資本中的規范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H1b：政府社會資本中的信任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1.2.2 民間社會資本對霧霾治理的影響

民間社會資本作為政府社會資本失效時的補充，對提高霧霾治理績效有著不可或缺的影響。Lichterman認為民間社會資本具體包括個人與組織[16]，這與霧霾治理需要公眾的過程監督以及企業等組織的廣泛參與相適應，因此，本文細分民間社會資本的兩個分指標――公眾層面的價值觀與組織層面的組織文化。具體地，霧霾治理效果顯現緩慢，經濟效益不明顯，但正確的價值觀可以使公眾形成開展霧霾治理必要性的共識，并積極投身實際治理過程中，進而降低霧霾治理的宣傳與監督等成本，提高治理績效。在組織層面，不論企業或非營利性組織，與時俱進地將霧霾治理的環保理念融入其組織文化，都會受到政府或市場的青睞，而關注度的提升則意味著企業利潤或社會認可度的提升，進而促使組織更有意愿參與霧霾治理。因而，組織文化越關注霧霾治理，就越容易對提高治理績效產生正向影響。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a：民間社會資本中的價值觀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H2b：民間社會資本中的組織文化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1.2.3 治理行為對霧霾治理的影響

Talbot等指出網絡治理以參與者間的協調與維護為基礎[17]，而雙重社會資本必須通過引導方式促使不同主體參與霧霾治理過程，因此，本文引入協調與激勵雙中間因素分析治理行為對霧霾治理績效的影響。一方面，霧霾治理需要協調不同主體間的利益問題，而各主體在經濟實力、治理水平等存在的差異要求分清兩種社會資本在治理過程中的角色：政府社會資本需要制定、實施規范并獲得其他主體的信任，民間社會資本則需要引導公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引導組織形成綠色發展的組織文化，而當這些做到協調統籌，治理過程中的各類矛盾才能有效化解，霧霾治理績效水平才能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因為霧霾治理缺乏直接、及時的反饋，因此，公眾和組織需要必要的物質或虛擬激勵才能形成霧霾治理的意愿，即要提高霧霾治理績效不能只寄希望于行為主體的主觀意愿，而是要通過激勵機制引導主體積極參與到治理過程中。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3a：治理行為中的協調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H3b：治理行為中的激勵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1.2.4 雙重社會資本對治理行為的影響

雙重社會資本對霧霾治理均有影響。這種影響既表現為直接影響，也表現為對兩種治理行為產生的間接影響。Porter認為社會網絡中的規范、信任、價值觀等因素在為個體或組織帶來收益的同時，可以影響對象的觀念與行為[18]，因此，本文認為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對兩種治理行為均有正向影響。具體地，個體或組織的行為主要受正式規范的短期影響，但當規范所強制的行為固化為日常行為時，即使規范的執行力降低，個體或組織也會繼續執行規范[6]。而Fishbein等也指出，個體或組織的決策行為必然是在考量所處環境的成本與收益的基礎上做出的，而對集體利益的維護以及為了與他人意見保持一致的動機對個體或組織行為有著顯著的影響[19]。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4a：政府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協調呈正相P關系。

H4b：政府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激勵呈正相關關系。

H4c：民間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協調呈正相關關系。

H4d：民間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激勵呈正相關關系。

2 實證研究

2.1 變量測量與數據收集

本文選用7分制Likert量表并依據研究目標進行初始調整，在廣泛聽取專家意見、采納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變量及其測量口徑進行統籌調整；最后，在大規模發放問卷前，選定部分目標企業及人員開展問卷預調研，并根據反饋意見對問卷內容進行最終修訂。具體地，需要測量的4個變量，包括政府社會資本、民間社會資本、治理行為與霧霾治理績效。根據Knack等對社會資本的測量口徑[20]，本文選取規范（X11）與信任（X12）2個因素測量政府社會資本，選取價值觀（X21）與組織文化（X22）2個因素測量民間社會資本；其次，考慮Talbot等提出的“網絡治理以參與者的協調為基礎”結論[17]，鑒于霧霾治理的公共服務特征，本文對治理行為的測量通過協調與激勵2個因素展開，并利用“主管部門指導治理主體的行為（X31）”和“治理主體間發生沖突時主管部門進行協調管理（X32）”2個題項對協調行為進行衡量，利用“主管部門給予治理主體經濟補助（X41）”“主管部門在政策扶持上幫助治理主體行動（X42）”和“主管部門在治理過程中對治理主體進行宣傳（X43）”3個題項對激勵行為進行衡量；最后，根據《中國環境狀況公報（2015）》關于霧霾主要組成成分的說明，用PM2.5水平、二氧化硫（SO2）排放量與氮氧化物含量表示霧霾水平，并由此構成問卷調查中的“霧霾狀況改善程度等級評判（X51）”指標，根據問卷填寫者關于霧霾改善程度的評價數據對霧霾治理績效進行等級評估。

為保證問卷數據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問卷發放對象包括政府環保部門、民間環保組織及個人、高校、科研院所中從事環境治理研究的教師或學生等，主要通過紙質及郵件等問卷留置方式發放問卷，向問卷填寫者介紹問卷調查目的及填寫方法，同時采用匿名形式消除填寫者顧慮。另外，為保證數據的代表性，降低隨機因素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問卷調查時間為2016年2月至7月結束，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有效問卷383份，回收有效率為76.6%。樣本關鍵特征如表1所示。

2.2 信度與效度檢驗

對有效問卷調查數據進行信效度檢驗。結果顯示：政府社會資本、民間社會資本、治理行為與霧霾治理績效的Cronbach’s a系數均較高，分別達到0.80、0.78、0.75、0.84，均大于標準值。因此，問卷調查數據具有較高信度。然后，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檢驗模型收斂效度，結果如表2所示。所有因素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5，且顯著性符合要求（P

3 結果分析與討論

首先運用回歸分析分別對4組研究假設進行驗證，初步判別雙重社會資本、治理行為、霧霾治理績效三者間的關系；再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變量及其各因素間彼此影響的整體關系。

3.1 回歸分析

首先，分別以規范、信任、價值觀、組織文化、協調行為和激勵行為為自變量，霧霾治理績效為因變量構建回歸方程1。由表4可知，規范、價值觀、組織文化和協調行為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786、0.810、0.772和0.786，其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而信任和激勵行為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323、0.293，其與霧霾治理績效呈較弱正相關關系。因此，驗證假設H1a、H2a、H2b、H3a成立。回歸分析后，修正假設H1b’為：政府社會資本中的信任與霧霾治理績效呈較弱正相關關系；修正假設H3b’為：治理行為中的激勵與霧霾治理績效呈較弱正相關關系。

其次，前面對各變量及因素間信效度的實證檢驗均達到較好水平，因此，針對假設H4a、H4b、H4c和H4d，本文擬采用單一變量指標代替多重因素指標。具體地，分別以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為自變量、協調行為為因變量構建方程2，則由表4可知，政府社會資本與協調行為的相關系數為0.794，說明政府社會資本與協調行為呈正相關，而民間社會資本對協調行為則具有較弱正面影響（相關系數0.478）。回歸分析后，假設H4a得以驗證并成立，假設H4c需加以修正，修正假設H4c’為：民間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協調呈較弱正相關關系。

最后，分別以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為自變量、激勵行為為因變量構建方程3。則由表4可知，政府社會資本與激勵行為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769），民間社會資本與激勵行為的正相關關系較弱（相關系數為0.587）。回歸分析后，假設H4b得以驗證并成立，假設H4d’需加以修正，即修正后的H4d’為：民間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激勵呈較弱正相關關系。

3.2 結構方程分析

回歸分析已初步驗證并修正了各變量及因素間的關系。本文將運用結構方程對模型進行路徑擬合。模型的擬合指標中，Chi-square/df值為2.963（小于3），擬合優度值（GFI）為0.810（大于0.7），模型適合度（CFI）為0.821（大于0.7），近似誤差均方根（RMESA）為0.078（小于0.1），各指標均達到可接受的標準，表明該模型的擬合度較好。結構方程的整體模型及部分參數如圖2所示。

結構方程各指標的數值如表5所示。修正后的各假設均得到驗證。

（1）政府社會資本中的規范對霧霾治理績效的路徑系數為0.711，通過顯著性檢驗（P=0.001），說明政府社會資本中的規范對霧霾治理績效具有正向影響；而政府社會資本中信任的路徑系數為0.186（P=0.013），說明政府社會資本中的信任對霧霾治理績效具有較弱正向影響。驗證假設H1a、H1b’成立。

（2）民間社會資本中的價值觀、組織文化對霧霾治理績效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785、0.702，且顯著性水平符合要求，說明民間社會資本中的價值觀與組織文化對霧霾治理績效均具有正向影響。驗證假設H2a、H2b成立。

（3）治理行為對霧霾治理績效的路徑系數相差較大：協調行為與激勵行為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769（P=0.001）、0.413（P=0.005），說明協調行為對霧霾治理績效具有正向影響，而激勵行為的正向影響則較弱。驗證假設H3a、H3b’成立。

（4）政府社會資本對協調行為和激勵行為的路徑系數為0.775、0.714（P值均為零），民間社會資本對協調行為和激勵行為的路徑系數為0.245（P=0.053）、0.383（P=0.001），說明政府社會資本對協調行橛爰だ行為均具有正向影響，而民間社會資本對協調行為與激勵行為均具有較弱正向影響。驗證假設H4a、H4b、H4c’和H4d’成立。

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結果與回歸分析結果一致，再次驗證了相關研究假設。而從以上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看出，以協調與激勵兩種治理行為為中介因素的社會資本嵌入視角的霧霾治理研究，具有區別于以往結論的特別之處：

第一，政府社會資本中的信任對霧霾治理績效具有較弱的正向影響（以往研究多認為二者呈較強的正向相關關系），這是因為霧霾治理具有區別于其他問題的公共服務特征。在我國這樣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公眾對于霧霾治理等公共服務的關注尚有欠缺，企業等盈利性組織仍多關注業務收入而忽略社會責任。因此，建立在高度環保意識基礎上的協同治理行為難以實施，進而直接制約信任因素對提高霧霾治理績效的作用。

第二，激勵行為對霧霾治理績效的正向影響有限（以往研究多認為激勵等號召有助于徹底解決問題），這是因為政策強制力在解決公共服務問題時更高效。本文前面已經說明，霧霾治理的公共服務特征易導致民眾與組織的“不作為”心理。因此，基于社會資本的治理行為必須更傾向于行政命令或政策規定等強制力，避免出現“一人偷懶，人人偷懶”的局面。

4 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日趨嚴重的霧霾污染為研究對象，從政府與民間雙重社會資本視角出發，引入協調與激勵雙中間因素，通過回歸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型深入探討雙重社會資本、治理行為、霧霾治理績效三者間的關系，并針對霧霾治理問題得出以下結論：（1）社會資本對霧霾治理績效具有正向作用，包括作用于霧霾治理的直接正面影響，以及通過兩種治理行為的間接正面影響。（2）霧霾治理的公共服務特征，導致政府社會資本中信任因素對提升治理績效的正向影響力不明顯。（3）具有強制力性質的協調行為比傾向于號召性質的激勵行為，更有助于提高霧霾治理績效。（4）政府社會資本比民間社會資本更具公信力，更能調動主體積極實施治理行為。

結合我國霧霾主要成因、公共服務供給等具體國情，提出相關治理建議：（1）政府社會資本作為霧霾治理的主體，需要充分發揮規范與信任等因素的積極作用，尤其是要補足我國在環境保護政策、法律等規范層面的缺陷；（2）政府需要加強與社會組織、公民等主體的互動，引導各主體參與霧霾治理規范的制定，促進信任在政府與各主體間形成；（3）積極引導公眾樹立霧霾治理的環保價值觀，引導社會組織將綠色發展融入企業文化；（4）政府與民間社會資本需要彼此激勵，摒棄僅關注霧霾治理經濟回報的狹隘觀念，促進開展協同治理行為，營造“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良性循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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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中偉，王宇露.位置嵌入、社會資本與海外子公司的東道國網絡學習――基于123家跨國公司在華子公司的實證[J].中國工業經濟，2008（12）：144-154.

篇（9）

中圖分類號：X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3-130-01

一、霧霾天氣的特征

在氣象學上，霧和霾是兩個氣象概念，兩種天氣現象。霧的氣象學定義為：大量微小水滴浮游空中，常呈乳白色，使水平能見度小于1.0km。霧的存在使能見度惡化，降低空氣透明度，霧看起來呈乳白色或青白色。空氣中的有機碳氫化合物、灰塵等粒子也能使大氣混濁，因能見度惡化導致視野模糊，這種非水性形成物組成的氣溶膠系統造成的視程障礙在水平能見度小于10.0km時，該現象稱為霾或灰霾。其是由大量極細微的干塵粒等均勻的浮游在空中造成的。霾使黑暗物體微帶藍色，遠處光亮物體微帶紅、黃色。

霧霾天氣是近年來出現的新的一種天氣現象，是霧和霾的混合物，還沒有被列入氣象觀測規范。在相對濕度為60%-90%的條件下，霧和霾的混合物共同造成的大氣渾濁、視野模糊、能見度惡化。

二、霧霾天氣的成因

通常在低層大氣中，氣溫是隨高度的增加而降低的，但某些情況下會出現逆溫現象，氣溫會隨高度的增加而升高。逆溫層是指出現逆溫現象的大氣層。在逆溫層中，較暖而輕的空氣位于較冷而重的空氣上面，形成一種極其穩定的空氣層，籠罩在近地層的上空，嚴重地阻礙著空氣的對流運動。對流運動受阻導致近地層空氣中的各種有害氣體、汽車尾氣、煙塵以及水汽等，只能飄浮在逆溫層下面的空氣層中，無法向上向外擴散，有利于云霧的形成，導致能見度降低，甚至由于空氣中的污染物不能及時向大氣中擴散，造成大氣污染加重，給人們生產生活及交通安全帶來嚴重的危害。

三、霧霾天氣的危害

（一）影響身體健康

霧霾的組成成分非常復雜，包括數百種大氣顆粒物。其中有害人類健康的主要是直徑小于10微米的氣溶膠粒子，如礦物顆粒物、海鹽、硫酸鹽、硝酸鹽、有機氣溶膠粒子等，它能直接進入并粘附在人體上下呼吸道和肺葉中，并沉積在上面，引起鼻炎、支氣管炎等病癥，長久生活在這種環境中還有可能引發肺癌。

（二）影響心理健康

霧霾天氣容易讓人心情灰暗壓抑，產生悲觀情緒，如不及時調節，很容易失控。

（三）影響交通安全

霧霾天氣造成了近空氣層中的能見度急劇降低，可見度惡化，嚴重的影響著交通行駛，造成交通阻塞，事故頻發。若霧霾天氣叢生，會影響區域海陸空等交通運輸工具的正常運營，造成地區經濟發展障礙。

（四）影響區域氣候

霧霾天氣嚴重影響著區域大氣氣候，甚至造成極端氣候條件的發生，引起氣象季節性災害，使得整個地區的區域氣候惡化，自然災害叢生，甚至改變了地區的季節性氣候規律。

（五）其他危害

霧霾天氣促使顆粒活躍，攜帶病菌增多，誘發傳染病等疫情的發生，同時霧霾天氣會造成近地面層紫外線的削弱，增強了病菌的存活幾率。更令人擔憂的是，霧霾還加快了城市遭受光化學煙霧污染的提前到來。

四、防御措施

1.做好個人衛生。外出歸來時，應立即清洗面部、手部以及在外的肌膚，最好用棉簽蘸取自來水或生理鹽水清洗鼻腔。

2.盡量少開車，以減少汽車尾氣對身體的損害。在開車時，遇到堵車應將汽車熄火，避免發動機空轉

3.在灰霾天氣里應少開窗，禁止在室內吸煙，并遠離二手煙。要注意凈化室內的空氣，比如可以養一些花草，或懸掛竹炭類的裝飾品。

4.在大霧或大風天氣里，老年人、兒童以及患有心肺疾病的患者最好不要外出，正常人群也應減少戶外活動。若必須外出時，最好戴上口罩。由于早晨霧霾較重，有晨練習慣的老人最好把鍛煉時間改至下午或晚上。

5，在霧霾天氣里，人們經常會出現嗓子干燥、聲音沙啞、咳嗽咳痰等癥狀，此時可以通過服用潤喉茶來緩解癥狀。

篇（10）

[7]中文網.57種植物凈化空氣能力PK 龜背竹吸甲醛強蘆薈弱爆[EB/OL].[2016-03-11]..

[8]中國專業醫療衛生人才網.霧霾對生態環境和交通造成的危害[EB/OL].[2016-02-26]..

[9]國網河北電力霧霾天氣對輸變電設備及環境影響調研報告[J].河北經濟日報，2013-08-29 11：06：36.

[10]鄧凱.各國工業發展對生態資源環境影響及治理[EB/OL]..

篇（11）

中圖分類號： R193；R12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6）10（c）-0000-00

近年來，我國多次爆發大面積的霧霾事件[1]，霧霾不僅容易引起呼吸系統、心腦血管、腫瘤等疾病，還會使人感到無精打采、焦慮等，大大提高了人們的社會健康成本[2]。因此為了解唐山市居民的霧霾認知及自我防護行為狀況，做了本次研究，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 對象及方法

1.1對象 采用按地理位置整群抽樣的方法，在唐山市整群選取5個社區（趙開樓社區、南

廠西里社區、西山樓社區、祥明里社區、龍東社區）的常住居民（年齡≥10歲）為調查對象，排除語言溝通障礙及不配合調查者。

1.2方法 2015年9月～11月，由受統一培訓合格后的三名大四學生，對符合要求的唐山居民，進行面對面訪談式調查。問卷內容包括：（1）一般人口學特征：性別、年齡、唐山居住時間、教育程度等；（2）唐山市居民對霧霾認知情況；（3）霧霾對唐山市居民健康的影響；（4）唐山市居民對產生霧霾行為的自我控制。問卷內容由調查人員采用現場詢問方式以及調查對象自行填寫結合的方式完成，當場回收問卷。共發放問卷852份，回收有效問卷843份，有效率為98.94%。

1.3統計方法 采用Excel表格建立數據庫，運用SPSS17.0軟件進行描述性分析，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非參數檢驗。

2 結 果

2.1一般情況 調查對象中，年齡范圍10～90歲，平均42.00±18.77歲；男性421人（49.90%），女性422（50.10%）；唐山居住時間1～5年有220人（26.10%），5年及以上623人（73.90%）；教育程度中初中及以下有191人（22.7%），高中154人（18.3%），大專211人（25.0%），本科及以上287人（34.0%）。

2.2不同唐山市居民對霧霾認識的比較 “不太清楚和不清楚”霧霾的：女性占62.32%、男性占42.52%，女性高于男性；65歲及以上占86.21%，10～17歲占78.05%，40～64歲占62.27%，18～39歲占29.95%，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5年對霧霾的認知模糊程度較居住時間≤5的高，所占比例分別是60.67%和29.23%，且教育程度越低，唐山市居民對霧霾知識的清楚度越低，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2.3不同唐山居民霧霾天自我防護現狀 （見表1）

3 討 論

唐山是一個新興的重工業城市，霧霾是該城市發展過程中不可忽視，又是不能短期解決的重要問題。因此唐山居民的霧霾認知和自我防護行為在促進其健康中起到重要作用。調查顯示843名唐山市居民中，不太清楚和不清楚霧霾的占52.43%，霧霾天更傾向于室內運動的占95.85%、霧霾天戴口罩的占56.94%、不開窗通風的占56.70%、使用空氣凈化器的占35.47%，總體來看，唐山市居民霧霾天的自我防護積極性較低。女性對霧霾的認知程度低于男性，文化程度高的霧霾認知及自我防護積極性均高于文化程度低者。分析數據發現居住時間5年以下人群中18～39歲階段的占90.45% ，該階段大多是外來人群，教育程度較高，對環境變化有更明顯的感知，霧霾知識掌握均高于其他年齡段，但由于該人群運動強度一般較大，室內條件受限，以至于他們霧霾天難以改變平時戶外運動的習慣。可見還需進一步提高唐山市居民對霧霾認知程度及自我防護積極性，尤其是唐山市居住5年以上的65歲以上老年人和10～17歲青少年。相關部門應針對該人群開展多種形式的宣傳及健康教育，使其重視霧霾對健康的影響，增進人群知識的掌握和自我防護積極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