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的異化及其反思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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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自18世紀法國大革命以來盛行的建構論理性主義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他們將法學同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密切的聯系起來，吸取充分的理論營養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價值、原則、規則和秩序，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設為基礎創設了整個制度”，創造了法律本身。建構論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識的國家立法為主導，強調對國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價值、立法宗旨；立法決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雖然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反建構論理性主義者將法律與立法作出了明確區分，通過對自生自發秩序與組織秩序的界分闡釋“社會秩序規則二元觀”為基礎的法律理論，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除有限理性所給予立法創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風險社會的立法訴求

（一）現代化的反身性

關于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沖突與協調是20世紀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論題。與“現代性終結”相抗衡的“第二現代性”或稱之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討在德國學者UBeck的《風險社會》后變得更加引人注目。他從兩個角度對現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說明：一是“以財富和風險生產為例討論反身現代化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混雜”；二是“工業社會中蘊含的現代性和反現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內在矛盾”。Beck認為傳統的現代化和工業社會的現代化是有區別的，一種是古典的現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紀反對封建社會、建立工業社會中發展起來的，而另一種是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業社會之中發展的。在工業社會之中，存在著現代性和反現代性之間的沖突，因此工業社會不是一個徹底的現代性社會，而是一個現代的封建社會。在這種半工業半封建社會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傳統的遺物，而是工業社會的產品和基礎。

工業化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主要起因于工業化過程中個體化崇尚取向，主張個體理性的張揚，強調自我為中心的權利建構。這種個體化的進程主要體現為三種維度：（1）解放維度，即“從歷史地規定的、在統治和支持的傳統語境意義上的社會形式與義務中脫離”；（2）去魅維度，即“與實踐知識、信仰和指導規則相關的傳統安全感的喪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維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種新形式的社會義務”。在傳統的工業社會中，社會不平等模式是階級模式，即存在著權利的平等，每個市民社會成員作為個人都平等地擁有并享受著某些權利，這些權利的私有化屬性最終成就了工業化社會發展的快速化和社會變遷。但同時這些私有化權利以其自身擁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漸掩蓋著實質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將會主要體現在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體現為對不平等社會經濟現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如當前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市場失靈現象本身就本源于代表個體化法律取向的民事法律制度，從而使得諸多經濟不平等現象在沒有進一步法律規制的前提下而被附上合法化的光環。個體化促使新的社會形成不同的結構和變遷，使階級的社會認同的區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會不平等并沒有消失，而是在社會風險的個體化趨勢中重新定義；不同的群體和團體依據特定的利害關系問題和情境，建立或解散臨時的聯盟；而社會的長久沖突將體現在先賦的特征之上，如種族、膚色、性別、民族、年齡、同性戀、身體殘疾等。

個體化趨勢沒有使得社會的不平等得到實質緩解，相反崇尚個體權益和理性的現代化社會結構和變遷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加深這種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從而造成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社會之間，甚至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利益不均衡，從而加速了風險社會的產生。

（二）風險社會與全球化

風險社會概念和理論的提出仍然歸功于烏爾里希貝克的《風險社會》，并隨著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件和英國瘋牛病事件的爆發而成為西方社會學理論研究的熱點。該理論認為工業文明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風險社會理論本身作為一社會變遷理論，但與傳統不同的是，風險社會挑戰既有工業社會的認知、發展基礎與典范，并企圖從此種就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衍生的災難風險、自危急性建構社會自我翻轉、變遷的功能。

（1）風險的界定。風險是風險社會的基本范疇,對風險的理解構成了風險社會理論的基石。貝克在《風險社會》中指出，“風險是個指明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的概念。或者換句話說:在自然和傳統失去它們的無限效力并依賴于人的決定的地方,才談得上風險。風險概念表明人們創造了一種文明,以便使自己的決定將會造成的不可預見的后果具備可預見性,從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過有意采取的預防性行動以及相應的制度化的措施戰勝種種(發展帶來的)副作用。”貝克對風險概念作了8點總結:①風險既不等于毀滅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對現實的一種虛擬;②風險指充滿危險的未來,與事實相對,成為影響當前行為的一個參數;③風險既是對事實也是對價值的陳述,它是二者在數字化道德中的結合;④風險可以看作是人為不確定因素中的控制與缺乏控制;⑤風險是在認識(再認識)中領會到的知識與無知;⑥風險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與本土同時重組。⑦風險是指知識、潛在沖擊和癥狀之間的差異;⑧一個人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兩重性。

風險與工業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統一與連接，互為邏輯上的因果關系。工業社會中個體化浪潮促使以個體權益為中心的社會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發展，并以此為基礎不斷推進和張揚個人理性在社會工業化進程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同時正因為工業化社會對個體理性和權益的推崇，從而導致了工業化社會在發展過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實質上不平等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如企業的排污行為等。以個體利益促進為導向的工業社會市場經濟逐漸形成了自身的規則體系和秩序范圍，體現為建立以契約自由、所有權絕對、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并主導當今乃至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社會經濟秩序構建。這就是所謂“現代性”的表現。隨著市場經濟和社會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出現很多諸如經濟壟斷、信息不對稱、經濟尋租、外部性、環境污染、生物技術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實質上對社會公共利益構成重大危害的行為和秩序內容。按照貝克對現代性和風險社會的理解，這種在工業社會高度發展時期出現的實質不平等現象就是現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現代化在內容層次和范圍層次上更加突出，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2）風險結構——個體化到全球化。根源于個體化浪潮的反身現代性和風險，其初級表現形式為個體的風險。因為個體化使原有的各種社會關系變得松散和不穩定，個人失去了家庭、鄰里、朋友、伙伴網絡的支持。勞動市場之中流動性加強，締結永久性社會紐帶的可能性降低，激烈的競爭加劇社會群體內部的個人孤獨感，而現代居住方式使個人面對的是陌生人的世界。這種個體的孤獨感、社會紐帶關系的不確定性也隨之體現在經濟領域，體現在個人對財富的追逐和占有。人們從對財富的追逐轉向更多地對無所不在的危險和災難的逃避。在風險剛剛出現時，作為潛在的編輯效應而得到合法性。但隨后風險不再是隱性的，更變成一個全球的問題，成了社會關注和科學調查的主體。在全球化進程中，各種環境污染和各種大的災害問題在風險分配中也跨越國界、跨越階級，造成風險無處不在，人們將無法避免。如發生于20世紀直接著名的公害，以及不斷產生和發現的食品安全、SARS、東南亞海嘯事件、禽流感、瘋牛病、松花江跨界污染、菲律賓泥石流等等無不印證著我們正處在一個全球風險化的時代。

如果從風險結構的維度來認識全球化風險，主要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①從文化的視角解讀全球化風險，主要包含社會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和自然風險，其中社會政治風險還應當包括法律風險，經濟風險主要集中在經濟危機和經濟周期等主要方面。就自然風險而言，包括對自然和社會所構成的生態威脅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帶來的負作用和負面效應所釀成的風險。瑪麗道格拉斯和威爾德韋斯在其《風險與文化》一書中將社會結構的變革和變遷分別歸結為三種風險文化所釀成的結果，即傾向于把社會政治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等級制度主義文化、傾向于把經濟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市場個人主義文化和傾向于把自然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社會群落之邊緣文化。他們認定正式這三種文化風險類型導致了社會結構走向混亂不堪的無組織狀態。②如果我們歸納綜合風險社會幾個關鍵性結構因素，大概可以從另外三個方面對風險結構予以認知和把握，那就是高科技社會與生態破壞；個人主義化以及全球化危機。此三因素并非各自獨立、偶連性發生的，而是在工業資本主義與現代化過程中，傾向進步開發主義、擴張主義、個體主義及市場自由主義等的發展結果。首先高科技發展的本質原先就是使知識/社會的分化越趨復雜性，知識的分工越來越細密，知識專業的藩籬之墻愈來愈高，更不利于知識的整合；而科技帶動社會分化的領域與速度也日益復雜迅速，往往無奈地打破人們（性別、族群）社會分工認知的基礎和行動的認同范疇。更甚的是，當此種演化乃以工業—科技主義為優先，整個演化所產生的風險結構變成了專家暴力統治意義下的復雜性危機，在專業復雜性與社會功能復雜分化背后，明顯的隱藏著“老大哥”統治的機制，從“知識就是權力”到“權力就是知識”,老大哥夾著工業進步、經濟發展的威力俾倪于世，而將工業—科技進步強行等同于社會進步或純化為現代文明的開展，事實上是將社會推向演化死亡的路向。同時基因科技業和核能科技同時并列為高科技對生態造成破壞風險的例子，以前述基因改造微生物或農作物為例，其在未通過數年嚴格的田間試驗及管制時，若任意釋放入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態災難是目前科學所無法估量和補救的。高科技風險已逾越了傳統科技的控制范疇，其具有不可計算、不可控制和損害無法復原補償性的內涵。特別是，以目前全球政經發展的趨勢，高科技所涉及的生態風險也不再是局限于地域的、國家內的，而是透過自由貿易、買賣、境外移轉、生態擴散（諸如汞污染、核廢料、臭氧層破壞等），對生態的威脅已成為全球化的風險。

二、生物技術風險及其解決之道

（一）生物技術風險

生物技術的發展使人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設計、并定向改造某種生物，這種人為改造的生物可以對原來生物的性狀、代謝乃至生命過程產生變革性影響，從而產生新的生物。現代生物技術產業是高新技術產業，對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生物技術在農業、醫藥、食品、環保、輕工等部門會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甚至有取代一些行業原有技術和工藝的趨勢，生物技術產業可能成為21世紀的支柱產業之一，有人甚至還認為“基因世紀”即將到來。如，在美國1996年時70%的轉基因Bt棉花不再噴灑殺蟲劑，產量提高70%，每公頃節約140—180美元；美國原來每年約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萬hm2）受棉鈴蟲危害，喪失金額達到10億美元，但種植基因Bt玉米后，產量提高9%，而經濟效益1996年是190萬美元，1997年達到1900萬美元。②除此以外，生物技術還對解決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的糧食、食品供給提供強大的支持。不少人認為基因工程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技術，將是解決21世紀不斷增加人口對糧食需求的唯一途徑。轉基因技術不僅能提高糧食或作物的產量，并可提高其品質。全球每年由于維生素A缺乏導致50萬人失明，100萬兒童死亡，這類事件多數是發生在以稻米為主食的發展中國家人口中，特別是非洲。2001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其的第12期《2001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指出，基因改良技術盡管充滿爭議，但該項技術可能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突破性技術，在承認需要面對基因改良技術所帶來的環境和健康等方面風險的同時，仍要注意到這一技術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營養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獨特潛力，這些作物能夠大幅度減少目前仍困擾著全球8億人口的營養不良現象。①就我國而言，目前，我國生物技術已廣泛用于農業、醫藥、環保、輕化工等重要領域，為生物技術創新和產業化奠定了良好基礎。生物技術與產業已經開始從跟蹤仿制到自主創新的轉變；從實驗室探索到產業化的轉變；從單項技術突破到整體協調發展的轉變。

然而，生物技術本身也像其他事物一樣，在功用和價值上存在兩面性，有人將其稱之為“雙刃劍”。它在帶給人類巨大利益的同時，也會帶來其他負面影響。生物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最終在不同技術的轉化和連接之上制作或改變一種產品，這種產品既可能與人類自身利益和基因資源休戚相關，也可能與人類賴以存在的生態環境資源（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其他自然資源等）緊密相連，它的效應既可能是積極的，其目的在于實現人類及其財產的增量，但也可能是消極的，其危害在于破壞和威脅合理的生態規律或倫理綱常等。美國華盛頓特區的經濟趨勢基金會總裁杰里米·里夫金所言“歷史上從來沒有一種重大技術革新的引入給自然界帶來良性后果”。學者認為，當代生物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技術的大量應用，對經濟發展、農業生產（包括糧、棉、油、畜禽、水產養殖等）、醫藥衛生、社會倫理都會產生很大影響。目前，對生物技術所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問題，特別是對自由研究、制造、引入（環境）、投放（入市場）和排放轉基因有機物或轉基因生物可能產生的環境風險和安全問題，已經引起許多國家的關注和學術界爭論。③從當前對生物技術安全的研究和觀察來看，其安全隱患主要體現在：

1、生態系統安全風險：生物技術的發展在不斷帶來社會經濟貢獻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并威脅著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生態系統安全，就是指從整個生態系統平衡、穩定的角度出發來判斷生物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潛在危險，主要體現在農田生態系統安全、自然生態系統安全兩個方面。生態系統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生物與生物之間、生物與非生物（如溫度、濕度、土壤、各種有機物和無機物等等）之間，通過不斷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個生態學功能單位。④按照貝塔朗菲對系統的認識，系統決不是以數的簡單相加，而是具有自身的規定性，它的整體性表現為時間維度上和空間維度上的內在穩定性、適應性、自我調整和內外環境的組織化。任何對系統本身的外在干預，都有可能破壞系統的穩定性和自我調整性。因此，生物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就是通過對生物體內控制其特定性狀的基因作為外源基因按照人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過程，轉入到另一種生物體內并使之表達。所以這種非自然的人為干預和創制行為是對生物本身內在環境以及生物與生物之間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的一種干預，那么這種干預本身可能貴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它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或縮短自然生成的過程，也會在原有的生態系統內創制一種全新的物種，也可能造成物種與物種之間的相互影響等，所有這些都將有可能破壞整個系統的內部運行規律，其內在的穩定性將會遭到侵襲，從而改變甚至消滅一個已有的生態系統。

從當前生物技術發展來看，已經造成的農田生系統安全風險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殺蟲劑的使用、產生新的農田雜草、轉基因植物自身變為雜草、產生新的病毒、產生新的農作物害蟲、對非目標生物的傷害等；對自然生態安全造成的風險包括但不限于花粉和種子的傳播、干擾侵入到新的棲息地、喪失物種的遺傳多樣性、對非目標生物的傷害、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營養循環和地球化學過程的改變、初級生產力的改變以及增加了土壤流失等。

2、自然環境風險：如果我們將生態系統視為超越于環境的宏觀范疇，那么現代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就顯得更加具體和客觀，主要包括自然資源破壞風險和環境質量降低的風險。以轉基因生物技術為例，人們將基因食物的負面性視為一種基因污染，這種基因移植工程就等于把自然界不存在的工廠化學副產品，不管有毒、無度，全部流入江河海洋，肆意污染。一些西方人士將以基因強制移植為特征的轉基因技術稱為“擾亂自然和萬物自身的運行”或“篡改上帝的作品”的行為。

現代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主要體現在三個不同的階段：首先是生物技術研究階段；在此進程中一切科學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結果都處在不確定狀態，其對研究對象生物的選取、實驗室的安全裝置、以及實驗制劑等各方面均存在隨意性，尤其在實驗室研究階段，實驗室的環境安全措施顯得尤為重要，從而保障實驗生物、實驗環境、實驗排污控制等方面的無害處理。其次是生物試驗階段。所謂生物試驗，就是將生物實驗的結果置放于實際環境中予以檢驗和考察，以確定其研究效果以及實際功用的活動。任何不恰當或不合理的生物試驗都將給當地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破壞，需要就試驗地的選擇、試驗地生態環境的影響評價、試驗方法，以及試驗廢物等進行詳細的研究與判斷。第三是生物產業化階段。產業化發展是生物技術發展的價值終極表現，歷經研究和試驗階段的生物技術的環境安全性并不就此告一段落，相反其生物產品的產業化發展會在更為普遍和廣泛的層面上影響自然環境安全。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不僅僅停留在傳統的自然資源的物理表現形式上，生物技術發展的另外一個表現就是將人類對于自然資源的認知延伸至微觀單元載體之上，即遺傳資源。所謂遺傳資源，是指來自植物、動物、微生物或其他來源的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的任何含有遺傳功能單位的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價值、生態價值、科學價值和美學價值。遺傳材料中所記載的遺傳信息構成遺傳資源的價值核心。生物多樣性以遺傳多樣性為核心基礎，遺傳資源的有效保護構成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必要組成部分。現代生物技術在自然資源風險的預防與控制方面既包括物理形態的自然資源的法律保護，又包括微觀形態的遺傳資源的法律保護，避免生物技術的應用造成遺傳資源的破壞、流失或不當變異。

3、人類健康安全風險：轉基因技術及其他生物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為人類解決糧食、疾病、能源和環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帶來充滿希望的前景，但也可能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帶來潛在的健康安全風險。一方面，生物技術對生態系統本身可能造成的潛在危害，諸如農作物產生新的變異、產生的病毒、動植物產品成分發生重大變化等都將給人類的食品安全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尤其重要的是這新的變異或病毒的潛在危害是很難在生物技術研發階段就能夠發現或預期的，有的即使能夠得到準確預期，但能否通過現有技術條件采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也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人類也是屬于整個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系統的任何變化和變遷都在外在生存環境上影響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生物技術的擴大會給人類生存環境帶來多大程度的影響是很難預期的，因此人類健康安全的風險在生物技術發展的初級階段就已經顯現，并為人所擔憂。如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組為生物技術生產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國市場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國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學家ArpadPusztai就鄭重警告人們關注那些未被充分證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廣的轉基因食品（GMF），因為他們可能有潛在風險；美國得克薩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內部拉斯加州一塊約一英畝的田地里種植藥要用胰島素轉基因玉米，在收獲中漏掉三株轉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種植普通大豆時，結果使100萬斗大豆受到要用轉基因玉米的污染。①

4、社會秩序和倫理風險：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不僅加快了一切自然物人化的過程，也同時實現了將人予以物化，如克隆技術、器官再造技術，人體和動物之間的基因交換技術等。當代社會出現的人體器官移植、器官捐贈、買賣、代孕等現象已經將人體的一部分作為物或商品，而克隆人的設計、生產、銷售、儲藏和買賣，則將人本身（而不是人體的一部分）作為物或商品，這有可能引起新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嚴等新的倫理道德問題，嚴重的會造成新的社會倫理奉獻、經濟風險和社會動蕩。②生物技術的廣泛應用不斷地證明了人類主觀能動性和改造自然界的強大力量，但是也不得不從社會秩序、社會倫理等角度重新審視生物技術的負面影響。

所有這些安全風險都必須在技術上、制度構建上予以很好地防范，從而揚長避短，發揮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效應。

此外，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國相互間的融合程度以前所未有的趨勢展開，隨而引起的外來物種入侵問題已經成為當前生物安全的重大問題之一。據統計，目前全世界有3億以上的人在處于旅游的過程當中，每天有200萬人在越過國際邊界，每年有50億噸以上的船運貨物越過大洋和其他水道，每天大約有3000至10000個水生生物物種隨全世界船舶壓艙水在移動，并被排放到異地，這些都為世界大部分地方生物的混合創造了條件，④并同時由于物種相互間的排斥和侵襲造成觸目驚心的經濟損失。在外來物種入侵以外，我們還應當從迅猛經濟發展的激情中醒悟過來，要充分重視由于人為活動范圍的擴張而導致的物種滅絕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現實生物安全研究的核心對象。

（二）生物技術風險的安全立法

風險社會理論一改傳統社會理論對科技至上主義、理性至上主義以及現代性的崇尚和張揚，給繁榮的市場經濟和全球一體化認識提供了一個逆向思維模式，給我們對生物科技發展的負面性和不確定性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維范式，為我們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其重要意義在于：（1）風險社會理論為進一步廣泛討論生態危機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風險社會的概念雖然還不太成熟，它卻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與工業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傳統思想意識,培養了人們的反思和自省意識,從而,使人類進入了一個反思的時代。通過對現代性反思至少使人們意識到科學必須理性地發展。（2）風險社會理論增加了人們的風險意識,將生態危機與科技發展帶來的風險突現出來。然而,它對未來風險的描述有些夸張傾向,既不可能被計算也不可能被預知,這樣會使人們陷入一種無奈的憂慮,滋生悲觀主義情緒。雖然貝克本人宣稱他不是悲觀主義者,但他的思想仍會使一部分人在風險面前顯得焦慮不堪。為此,威爾金森專門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風險與憂慮的關系問題,寫出《風險社會中的憂慮》一書。（3）風險社會理論在制度層面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風險社會中,舊工業社會體系已經過時,民族國家已經無力應對威脅整個人類的現代風險,這必然要求并引發社會結構深層的變化和政府制度的變革與角色的轉換。在全球風險社會里,建立全球風險防范體系,最終以承擔風險的基本單元為基礎形成全球公民社會,這是貝克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實現從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的轉型、如何實現生態民主與保持社會正義都還是擺在人類面前的難題。總之,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貢獻就是讓我們利用其關于風險、災害和社會思想的分析重建現代性理論。

現代化社會風險根源于個體化和全球化趨勢中的反身現代性，主要體現在：（1）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飾更大范圍內的不平等，以法律規定的合法形式賦予現代性的合法性特征，但無法預測并徹底解決合法性項下的公平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障；（2）個體化趨勢增加了個體的孤獨感和社會裙帶關系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個體生命、健康、安全和經濟利益的不確定性；（3）利益個體化和經濟科技全球化不能提供更為長久的穩定的利益實現機制和公平機制，不能保證人和自然的和諧共生，不能確保生物科學技術的安全性和穩定性。

現代化的這種反身性必須在反身性的規律內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防范。從規則秩序的視角來看，現代社會的現代性標準在于通過法律規則和規范的形式將這種個體化特征確定下來，主要體現為意思自治、契約自由和所有權絕對。但隨著工業化社會的不斷推進，以個體化特征為核心的現代性呈現出明顯地反身化取向，將人類社會導入風險社會的新型社會類型。當然不能決斷現代化的反身性是否錯誤或者是否正當，但是風險社會的現代化含義和內容中必然要賦予現代化以全新的意義和內涵，即風險社會的現代化要根據其反身性的屬性對原有的個體化特征進行適當修飾和糾正，賦予其在當前社會狀態下新的歷史內涵。這種修正的過程同樣需要借助規則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實現，通過法律的指令性、規范性、預防性等功能將個體化為核心的傳統現代性過渡到集體化和社會化為核心的全新現代性，強調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和保障，通過法律的規范體系預防風險，救濟和彌補風險損失。這也是現代化的反身性所隱含的必然要義。

三、生物安全立法的社會公益探究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革命的時代，相較于物理領域的科技革命，此種革命展現出一種全新的、或許還是極不尋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無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由生物技術引發的生物安全問題是當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風險之一，是工業化社會個體化進程發展的高級表現，在彰顯科技至上主義色彩的同時隱藏著不可預知的潛在風險。風險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一方面追求個體理性和科學技術的無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過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規范體系達到對社會秩序的調整和規制。反身性的過程就是對現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過程。生物技術高度發展是現代化進程的顯著成果，但同時生物安全的擔憂和風險又凸顯了現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據上文對現代反身性立法訴求的論述，生物技術的風險回避就必須在法制目標上通過立法徑路予以完善。

對于生物安全的立法研究不同于傳統的、構成工業社會之規范基礎的、以個體利益為內核民商事法律規范。雖然這種傳統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體系成就了工業社會快速發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屬性也給現代社會秩序構成極大的風險，所以對現代化進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須在法律制度構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確立上有別于傳統的民商事法律，而轉向對集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維護。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須建立在對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謂公共利益，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國社會法學創始人羅科斯龐德將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但他對公共利益的理解帶有明顯地政治國家色彩，即將公共利益視為涉及政治組織社會的生活并以政府名義提出的主張、要求和愿望；而社會利益則是“即以文明社會中社會生活的名義提出的使每個人都能獲得保障的主張或要求”。傳統功利主義法學家杰里米邊沁認為“公共利益是構成共同體眾多成員的利益的總和”，“社會公共利益只是一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日本有學者將公共利益理解為“包括產業利益在內的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或指保護經濟上的弱者。”我國學者孫國華先生認為，按主體的不同，利益可分為個人利益共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可以分為人類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階級利益、集體利益、家庭利益等等。也有人將公益性描述為“是一種利益所屬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一種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獨享性，一種利益本位的社會性而非個人性”。鑒于社會公益欠缺統一的理解和認識，在不同的語境和背景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對公益之“公共”的內涵和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別，是眾多私人之集合體還是在私人集合之外的更為廣泛意義上的利益探討？人們似乎自然而然地認為，公共利益在某種利益上講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總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來的問題，似乎又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當前對社會公益的不同見解主要仍可歸因于思維的視角和切入點各異，即從不同的語境和研究背景下對社會公益的認識程度會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更為主要地集中在對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與國家利益相關聯；在經濟法語境下研究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會指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樣包含國家的利益，因為它是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邏輯基礎上建構的法律秩度體系；對于環境法來說，特別是生物安全立法，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應當走出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性利益范疇，而轉向以全體社會成員利益為基準，人類利益關懷以及生態利益的實現和保護，所以這是更為寬泛范疇內的公益性釋解。鑒于此，生物安全的社會公益性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體性和普遍性。從公益性的利益范圍維度來考察，生物安全主體中所關注的是社會成員集體利益、人類利益以及生態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疇；（2）利益主體的廣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須跳出傳統以國家為界限的社會成員集合利益的藩籬，轉而充分關注個人主體之外的其他主體的利益，包括人類、國家以及生態系統（包括生物）等。狹隘的社會觀可能會使得我們對公共利益主體的理解囿于傳統的社會理論觀，但是正如學者在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否為社會關系時指出的那樣，“社會是人化的自然與自然化的人的綜合體，社會關系包括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從這點來看，利益主體同樣也可以從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聯延伸至人與自然的利益關系，以及對整個生態利益的關愛。而且在生態倫理學中，生態利益是一個高于人類利益的上位概念，因為我們無法將人類與生態系統完全分割開來，否則將不存在實質性的人類利益，抑或社會成員的集合利益和個體利益。

1、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轉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現代生物技術研究、開發、應用，特別是轉基因生物活體釋放到環境中以及進行跨國轉移，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潛在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1）轉基因生物的重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種的界限，進而打亂了生物進化的歷程；（2）改變了生物的多樣性和群落結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可能會遭到破壞；（3）轉基因生物回歸自然界后，會不會使種植區周圍生物受到危害，會不會影響生態系統中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4）重組微生物對某些化合物降解后所產生的中間物或最終產物，有的又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組DNA進入水體、土壤后，將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們會不會與細菌雜交，出現對人類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現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萬年；（6）轉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對人體有害蛋白或過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過蜜蜂采集進入蜂蜜中，最后再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轉基因生物的潛在風險首先突出地體現在通過對轉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轉變或修飾而對生物內部組成結構、生物特性、生物機能等諸多方面產生的根本性演變，進而影響該生物所賴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態環境，將其新產生的某種基因特性釋放到他原有的生態環境中去，構成對原生態環境的沖擊和影響，并在時間的長度上修飾和更改原有的生態系統，從而使得原有生態系統中的各自然生態要素的生存環境和能量交換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最終對人的生存健康產生重大的、不可預見的重大影響。由此可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風險的基礎上衍生和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強調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風險性的充分認識基礎上展開對其公益性的影響研究和對策研究，具體探討生物安全公共影響的深度、廣度，以及針對轉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風險的防范對策、制度構建、規范設定性的研究。

從目前來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對轉基因生物的生態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型研究兩個方面。所謂生態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對任何以生態為單位的安全所構成風險的對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現為對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為核心的風險防范研究，從而確保生態環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安全”不是一個非常狹隘的概念詮釋，而是包括人類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內的，有關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種群的安全、生態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技術的發展給人類健康所帶來的潛在威脅的對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類個體的生命健康、人類生活群體的健康安全、人類社會的健康安全，以及人類社會代際之間的平衡與安全。

2、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樣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資源的重要組成，也是人類生存與發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與資源。作為自然資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資源就是生物多樣性，或者簡稱為生物資源，也像任何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一樣，具有它自身的特征價值，主要體現為有限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區域性、可變性和計量的困難性。所謂有限性是指生物資源是有邊界條件的，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不能無限地供給；所謂稀缺性是指由于人類活動的廣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資源本身的邊界條件和有限性決定的資源稀缺性；所謂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資源及其以生物多樣性為骨架和主干組成的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與用途幾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資源搭配和能量循環中起著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謂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資源在自身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繁衍性、自我恢復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顯地邊界特性，因此受到資源有限性的約束，人類對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均不能超過資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謂區域性，是指生物資源和生物物種的分布帶有明顯的區域和地理位置特點，根據區域的水熱條件、氣候因素等，表現出突出的地帶性和區域性，在地理區域的共軛性與相似性的基礎上，又明顯地表現出區域分異規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顯著表征為異化現象；所謂可變性是指生物多樣性及其相應的生態系統在開放的不平衡條件下不斷地同外界交換物質與轉移能量，在不斷耗散的前提條件與進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組織的耗散結構，在相對的臨界平衡狀態或混沌狀態下不斷地推陳出新，辯證地前進，其結果可能表現為生物資源的再生、恢復、擴張、萎縮、衰減、退化或消失等；所謂計量的困難性是指生物資源的公共產品屬性、不確定性、條件參數的可變性決定了對其量化的困難性特征。

對生物多樣性的法律保護，其社會公共利益屬性重點體現在對人類社會共同體優良生存環境的保護和對生態系統保持平衡兩個方面：（1）生物多樣性是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基礎，人類的生命維持資源、生活資源、健康資源、財富資源等均來自生態環境，其多樣性決定了人類需求的多樣性，任何多樣性的喪失最終構成對人類生存的威脅；（2）生物多樣性是維持生態系統平衡和創造優良生存環境需求的基本要素；從局部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多樣性有利于涵養水源、鞏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蝕和退化等；從全局看，它有利于維持地球表層的水循環和調節全球氣候變化，有利于維持生物與生物之間的能量循環和守恒，從而確保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性。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發展和質量保持將從根本上有利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公共利益屬性在很大程度決定了，當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或削弱構成對社會公共利益危害時，法律的規制和救濟是非常必要的，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生物多樣性立法供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3、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的社會共益性

相對于一個生態系統而言，外來物種入侵是由原來天然存在的區域性生態系統中并沒有某個物種存在，該物種借助于人類活動、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徑和因素越過不能逾越的空間障礙而進入新的生存環境和生態系統之中，從而給新的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響。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外來物種入侵現象主要是通過自然的傳播、人類攜帶、有意引進等多種方式進行，其造成的不利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即生態系統危害和人類健康危害，共同構成了對環境法學上“公共利益”的威脅與挑戰。

在生態系統方面，外來物種入侵給其他物種造成廣泛沖擊，入侵物種通過適應性進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競爭中奪取必要的營養和生存空間，創建了自身的競爭優勢，造成本地其他物種的減少甚至滅絕；這種競爭一般稱之為“似然競爭”（apparentcompetition），包括占據生態位的競爭和威脅本土物種生存；另外入侵物種還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過向外釋放一些化學物質，影響、抑制或刺激臨近植物的生長與發育，從而對生物多樣性構成極大威脅；此外，入侵物種還會在物種遺傳方面造成物種侵蝕，是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喪失，出現某些物種的瀕危和滅絕。就中國而言，我們國家遭受的外來物種入侵威脅主要體現在：（1）生物多樣性喪失；（2）破壞景觀生態的自然性與完整性；（3）競爭并占本地物種生態為，使本地物種失去生存空間；（4）危害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②

在人類健康方面，外來物種入侵在給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同時，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安全。從生態學的視角來看，人類作為生態系統的一個物種和要素，與其他物種之間長期形成一種較為穩定的系統環境，但外來物種的入侵給其他生物物種構成危害的同時，同樣也威脅到人類物種的健康與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遺傳多樣性的喪失直接給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環境構成極大影響；另一方面外來物種入侵也在很大成多上侵占了人類的生活領地和居住范圍，最近報道的紅蟻等外來物種已經嚴重侵害到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有的外來物種已經將原來居民的勞作產所侵占殆盡；第三，最為嚴重的是，外來物種群侵害會造成人類的疾病，使原來深藏于自然生態環境中幽秘之處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報復或侵襲人類，如“第Ⅳ級病毒”，特別是1976年在扎伊爾、蘇丹等地出現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惡劣的事例。③除此以外，由動物傳給人類的疾病種類也很多，如擬桿菌署和絲桿菌屬感染；炭疽；鼠疫、沙門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過對轉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樣性和外來物種入侵防護的公益性探討來看，其共同的目標都在于對生態系統安全、人類的生存健康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與一般的公益性探究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間增添了對生態利益、生態安全、生態正義等價值觀的考慮，豐富了公共利益的內涵，從而為生態安全立法的邏輯基礎增加了更多的理論積淀，也為其價值目標的確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尋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四、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給需求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有兩個市場組成，一個是經濟市場，另一個是政治市場。在經濟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消費者（需求者）和廠商（供給者），在政治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選民、利益集團（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員（供給者）。在經濟市場上，人們通過貨幣選票來選擇能給他帶來最大滿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場上，人們通過民主選票來選擇能給其帶來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社會的上層建筑中，同樣也存在著市場，以市場的秉性和模式運行。作為維護社會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當然也可以設定為像市場一樣的運行模式和理論，存在著供給和需求的變換統一。任何一種法律都依存于供求雙方的交換才得以成為法律產品，因為它也具有社會有用性和使用價值，但同時由于法律的公共屬性，決定其在市場產品屬性上有別于經濟學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現公共產品的特點。除此以外，法律市場在主體和效率方面與一般的經濟市場存在明顯的差別和特性，法律市場的供給者主要為國家，其消費需求者體現為廣大民眾，法律市場的立法產品、執法產品、司法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和供給者都是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因此享有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壟斷權；正是因為國家機關對法律市場的壟斷才造就了法律市場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場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變其與經濟市場在運行模式和構成要素上的統一性，即當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滿足社會穩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證廣大民眾的多數需求時，亦不能有效滿足國家機關的統治意愿和利益時，法律的需求應然而生，國家為了繼續穩固自身的統治地位和統治利益，保障社會整體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彌補法律供給之不足，通過立法等法律供給措施滿足社會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給中，法律生產要素資源的稀缺性，是制約供給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給能力的大小取決于法律生產要素的狀況和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及資源配置狀況兩個方面，其中法律技術、法律工作者素質的提高、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都會擴大法律的供給能力。

（一）供給需求理論的法律延伸

經濟學中的供給與需求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市場的運作原理，通過供給與需求的力量互補和相互作用，產生均衡的價格和均衡的數量，從而達成市場均衡。市場均衡發生在供給和需求力量達到平衡的價格和數量的點上。任何市場的非均衡態都決定了供給和需求的重新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給，或減少需求。供給和需求的博弈永遠處在均衡的此消彼長過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給的非均衡決定了相應供給的增加。

在非經濟的法律市場中，同樣存在著供給需求的均衡解。當法律的供給成一定的穩定態勢時，即在現行法律規范體系較為穩定的狀態下，法律市場的均衡將主要取決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決定了法律供給和法律市場的發展狀況。但法律需求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和約束。

第

一、法律市場均衡與法律需求。所謂的法律市場，實際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場要素和運行規律所擬制出來的以法律作為交易客體和核心的市場環境和市場秩序。法律市場的基本構成及其變換趨勢同樣依賴于市場主體雙方的博弈，以及由此產生的價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給者之間因法律的供給和需求所產生的類市場環境。按照市場運行規律來看，相對穩定的市場在供給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場的均衡態就要求市場主體雙方在供給和需求上的相對均衡，任何一方發生變化，都會形成供給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從而引發市場波動，通過供給增加或需求削減的方式再次達到均衡。就法律市場而言，國家或政府作為法律供給方，應當及時對市場的法律需求狀態作出評估和回應，從而滿足法律市場的要求，達到法律供給需求狀態的均衡。法律的市場供給主要取決于法律制度約束、法律價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質技術等要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在現行憲法的規范范圍內，根據當前市場的守法成本和違法成本的差別比較，以及立法、執法和司法技術等相關因素，決定是否在現行法律體系范圍內增加或修訂法律，從而更大程度地滿足法律市場的需求。其中法律的價格因素客觀地體現為擬供給法律的效用范圍，如果其效用范圍廣，需求者的權益內容和范圍會基于該法律的供給得到更大程度的確認或保護，從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圍大于違法的潛在收益，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供給就成為必要。

第

二、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與法律需求。所謂需求，主要有兩個方面構成，一是需求主體對某種客體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該主體具有購買產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產生同樣具有一般需求的內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體現為市場主體對國家機關法律活動的支付能力，執法、司法機關對立法活動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強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法律市場主體對自身權益、集體權益的認知程度，認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決定了相應法律供給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說，法律市場主體，特別是法律需求者對自身和集體權益保護的認識程度愈深，其相應的法律意識愈強，對能夠更大范圍內保障其權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給市場應運而生，從而相應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措施成為法律市場的必然。

第

三、法律價值與法律需求。

人們對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價值（秩序、自由、正義、效率），而法律的供給，僅僅是確立并實現法律的價值的過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給法律的價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過提供法律，通過提供立法、執法、司法活動來間接滿足人們的終極需求。法律的這種工具屬性，表明了國家機關僅能供給中間產品——法律，而不能供給最終產品——正義、效率等法律的價值和社會目標。在供給和需求之間探究立法的價值，就在于通過法律供給能否在法律的運作過程中實現對法律需求的滿足，確認、維護或保障應當保障的權益，防范或者遏制權益侵害、受損風險的產生。也就是說，立法的供給必須能夠明確確定擬供給法律的價值目標和立法宗旨，從價值目標上可以歸順法律供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

四、法律市場利益與法律需求。市場運作的機理在于交易雙方或供給雙方的利益交換或互補，法律需求的產生必然歸因于某種潛在利益的驅動，期望通過法律供給達到確認、維護和保障權益的目標。鑒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其供給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和意愿。當某一種利益目標變成大多數人的利益指向，相應保護改種權益的法律規范的需求就應運而生，這種法律需求會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場均衡，從而引發了法律市場的非均衡態，非均衡態向均衡態的發展就依靠保障該群體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給與以相對應，從而最終實現立法。

（二）生物安全立法的供求邏輯

法律需求屬于制度需求的范疇，是一種將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設計，雖然其供求邏輯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下可以被解釋為一種供給和需求的邏輯發展體系，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不僅是一種非市場需求，而且是一種非物質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體對某種“潛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種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無法實現和獲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發于主體對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從當前的法律結構體系和制度體系來看，該種利益期盼是無法予以滿足的。

上述的制度經濟學的立法闡釋，至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說明生物安全立法的立法邏輯：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廣泛。一般來說，法律需求的主體就是法律需要保護的利益主體，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場主體，也可能是國家政府，也可能是社會公眾。生物技術的發展所產生的轉基因安全風險、生物多樣喪失風險以及外來物種入侵風險等統一構成了生物安全立法的風險體系和利益保護對象。在上述風險和利益保護的釋解當中，基于對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類世代延續的利益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主要體現為一般公眾；基于對整體社會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又將體現為國家及其政府；基于對生態系統安全利益訴求的視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體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體觀念，轉而確認并保護動植物，乃至生態系統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實現的規范體系中得以體現，其潛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現實法律制度所建構的利益體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為“潛在利益”的存在，構成了法律制度體系發展的牽動力，形成一個相對穩定，但又不斷地在“需求-供給”中發展的運動模式。

從生物安全本身來看，安全的主體范圍非常明確，一切可以歸屬為生物學中的生物范疇的主體都應當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體現，并由特定的“潛在利益”與之相對應。根據生物安全法律主體的廣泛性，需要通過法律保護的“潛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眾的生命健康利益，國家政府的安全與穩定利益，一切生物體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間均衡利益，以及生態系統本身的安全利益。

（3）現實法律制度安排和規范體系尚無法滿足上述“潛在利益”。建立在傳統法律理論體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難對生物安全利益提供應有的風險防范機制和保護機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所帶來的風險只是在20世紀末期才真正被人們發現和認識，科技的兩面性和吊詭性只有在科學技術知識較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廣大公眾所知曉。科技發展所隱含的生物安全問題、生命健康問題、生態倫理問題等作為一種潛在的或現實的社會問題時，其重要性和緊迫性才真正上升為多數人的社會風險意識。風險是一個與利益相比對的概念，它意味著主體的某類利益正在或將要被侵蝕或剝奪，當一種風險演化為一種群體性、社會性的風險意識時，相關的風險防范措施必須在整體上予以采納或建構。法律作為一種規則和規范體系，預設人們的行為模式和行為結果，從而在制度層面上提供了一個可知悉、可預見、可防范、可制裁的規范模式，從而加快了主體的立法訴求，也推動了權力機關的立法供給。其次，現有的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對人類自身利益的確認和保護之上，法律主體的范圍也很難突破對自然人或法律擬制主體的傳統認知，相應地法律的利益主體和權利主體也很難突破傳統之囿。然而，就生態系統而言，彰顯人類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現代化正是成就當前生物乃至生態系統風險的主要因素，現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證了至高無上的人類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視性，也從風險的角度提出了將人類利益與生物利益、生態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規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規范體系和法律制度建設來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譜系（包括人類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態利益）仍然任重道遠。

五、立法必要性下的制度安排

篇（2）

Abstract:Theconcernsofbio-safetyarousedbythedevelopmentofmodernbio-technologyareasophisticatedsignintheprocessofindividualizationinindustrialsociety,which,whileindicatingthesupremacyofhigh-technology,warnsusofthelurkingofsomeunpredictablerisks:thetraditionalmodernizationmaybeledtothe“reflexivemodernization,”andthusa“risksociety”maybeimminent.Consequently,safetyofeco-system,health,andsocialethics&orderisinmoreurgentneedofattentionintheneweraoftech-revolution.Theruleof“balanceofinterests”intraditionallawneedstobereplacedbyanewinterestcoordinationmechanism.Whilemakingbio-safetylaws,itisrequiredthatsocialpublicinterestbeascertainedandprotectedinthecourseofmodernbio-technologydevelopmentsoastorealizethegenuineharmonyofmanandnature.Whilepeoplearewonderingabouttheoutcomesofmodernbio-technology,thetraditional“legalmarket”isnomorepeaceful.Therequirementsofbio-safetylegislationwilldisturbthebalanceoftraditionalsupply&demandoflawandultimatelyconducetotheenactmentofbio-safetylaws.

KeyWords:bio-safety;risksociety;publicsocialinterest;supply&demandoflaw

一、現代社會對生物安全的立法訴求

（一）現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風險預設

關于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沖突與協調是20世紀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論題。與“現代性終結”相抗衡的“第二現代性”或稱之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討在德國學者U.Beck的《風險社會》后變得更加引人注目。他從兩個角度對現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說明：一是“以財富和風險生產為例討論反身現代化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混雜”；二是“工業社會中蘊含的現代性和反現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內在矛盾”［1］。Beck認為傳統的現代化和工業社會的現代化是有區別的，一種是古典的現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紀反對封建社會、建立工業社會中發展起來的，而另一種是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業社會之中發展的。在工業社會之中，存在著現代性和反現代性之間的沖突，因此工業社會不是一個徹底的現代性社會，而是一個現代的封建社會。在這種半工業半封建社會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傳統的遺物，而是工業社會的產品和基礎［1］。

工業化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主要起因于工業化過程中個體化崇尚取向，主張個體理性的張揚，強調自我為中心的權利建構。在傳統的工業社會中，社會不平等模式是階級模式，即存在著權利的平等，每個市民社會成員作為個人都平等地擁有并享受著某些權利，這些權利的私有化屬性最終成就了工業化社會發展的快速化和社會變遷。但同時這些私有化權利以其自身擁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漸掩蓋著實質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將會主要體現在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體現為對不平等社會經濟現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

個體化趨勢沒有使得社會的不平等得到實質緩解，相反崇尚個體權益和理性的現代化社會結構和變遷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加深這種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從而造成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社會之間，甚至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利益不均衡，從而加速了風險社會的產生。

風險社會理論認為，工業文明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風險社會理論本身作為一社會變遷理論而存在，但與傳統不同的是，風險社會挑戰既有工業社會的認知、發展基礎與典范，并企圖從此種就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衍生的災難風險、自危急性來建構社會自我翻轉、變遷的功能［2］。

貝克在《風險社會》中指出，“風險是個指明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的概念。或者換句話說:在自然和傳統失去它們的無限效力并依賴于人的決定的地方,才談得上風險。風險概念表明人們創造了一種文明,以便使自己的決定將會造成的不可預見的后果具備可預見性,從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過有意采取的預防性行動以及相應的制度化的措施戰勝種種(發展帶來的)副作用。”［3］

風險與工業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統一與連接，互為邏輯上的因果關系。工業社會中個體化浪潮促使以個體權益為中心的社會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發展，并以此為基礎不斷推進和張揚個人理性在社會工業化進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同時也正因為工業化社會對個體理性和權益的推崇，從而導致了工業化社會在發展過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實質上不平等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如企業的排污行為等。以個體利益促進為導向的工業社會市場經濟逐漸形成了自身的規則體系和秩序范圍，體現為建立以契約自由、所有權絕對、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并主導當今乃至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社會經濟秩序構建。這就是所謂“現代性”的表現。隨著市場經濟和社會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出現很多諸如經濟壟斷、信息不對稱、經濟尋租、外部性、環境污染、生物技術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實質上對社會公共利益構成重大危害的行為和秩序內容。按照Beck對現代性和風險社會的理解，這種在工業社會高度發展時期出現的實質不平等現象就是現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現代化在內容層次和范圍層次上更加突出，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二）現代生物科技與生物安全

現代生物技術的繁榮與發展，逐漸成為推動世界新技術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術的產業化也開始對人類社會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4］。然而，同其他科學技術成果一樣，現代生物技術也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它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社會經濟利益，讓人們仿佛看到了解決許多人類社會困境的希望之光，特別是看到了生物技術在解決人類社會糧食問題、人口問題、能源問題、健康問題和環境問題等方面的優勢和能力；另一方面現代生物技術也無法掩飾其內在和外在的負面效應，如在生物技術研究、發展以及產業化進程中無法保證人類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問題，無法保證生態安全問題以及可能存在的知情權問題、隱私權問題、基因歧視問題以及是否侵犯人類尊嚴問題等［5］。科學技術的社會經濟價值已經為廣大公眾所充分認知，它給人類的社會結構、生活及行為方式等帶來了舉足輕重的變化，但是科學技術現代化過程中所具有的“反身性”和“吊詭性”特征將我們引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風險社會”之中。

1.生態系統安全風險：生物技術的發展在不斷帶來社會經濟財富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并威脅著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生態系統安全，就是指從整個生態系統平衡、穩定的角度出發來判斷生物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潛在危險，主要體現在農田生態系統安全、自然生態系統安全兩個方面。生態系統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生物與生物之間、生物與非生物（如溫度、濕度、土壤、各種有機物和無機物等等）之間，通過不斷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個生態學功能單位［6］。按照貝塔朗菲對系統的認識，系統決不是數的簡單相加，相反則具有自身的規定性，它的整體性表現為時間維度上和空間維度上的內在穩定性、適應性、自我調整和內外環境的組織化。任何對系統本身的外在干預，都有可能破壞系統的穩定性和自我調整性。因此，生物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就是通過對生物體內控制其特定性狀的基因作為外源基因按照人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過程，轉入到另一種生物體內并使之表達。所以這種非自然的人為干預和創制行為是對生物本身內在環境以及生物與生物之間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的一種干預，那么這種干預本身可能會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它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或縮短自然生成的過程，也會在原有的生態系統內創制一種全新的物種，也可能造成物種與物種之間相互地影響，最終有可能破壞整個系統的內部運行規律，改變甚至消滅一個已有的生態系統。

2.人類健康安全風險：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特別是在食品和糧食供應、疾病診療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價值和意義。但是生物技術的“雙重性”特征仍然不排除人們對于技術本身隱含風險的擔憂，尤其是在研究、試驗、釋放以及產品化過程中，生物技術對人類健康安全的潛在風險不能完全有效地被排除。這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一是生物技術對人類食物的影響進而引發食品安全問題；一是生物技術對生存環境的影響進而引發生活安全問題。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組為生物技術生產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國市場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國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學家ArpadPusztai就鄭重警告人們關注那些未被充分證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廣的轉基因食品（GMF），因為他們可能有潛在風險；美國得克薩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內布拉斯加州一塊約一英畝的田地里種植藥用胰島素轉基因玉米，在收獲中漏掉三株轉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種植普通大豆時，結果使100萬畝大豆受到藥用轉基因玉米的污染［7］。

3.社會秩序和倫理風險：現代生物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還遠不止于生態系統、自然環境以及人類健康等方面的潛在風險，任何改變人類物理循環狀態、生育繁衍規律、人類社會關系的生物技術都將對人類社會秩序和倫理構成深遠的影響。克隆技術、器官再造技術、雜交技術將科技的概念引入至一個又一個不可思議的領域。

在現代生物技術發展的初期，很多現實性的社會秩序和倫理問題已經開始展現我們面前，人體器官移植、器官捐贈、買賣、代孕等已經將人體物化，而克隆人的設計、生產、銷售、儲藏和買賣，則將會根本改變人作為社會人的最為樸素的概念和意義，與此相關的社會問題將層出不窮，新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嚴等新的倫理道德問題，極可能造成新的社會倫理風險、經濟風險和社會動蕩［8］。

（三）現代生物科技的反身性解決之道

風險社會理論一改傳統社會理論對科技至上主義、理性至上主義以及現代性的崇尚和張揚，給繁榮的市場經濟和全球一體化認識提供了一個逆向思維模式，給我們對生物科技發展的負面性和不確定性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維范式，為我們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其重要意義在于：（1）風險社會理論為進一步廣泛討論生態危機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風險社會的概念雖然還不太成熟，它卻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與工業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傳統思想意識,培養了人們的反思和自省意識,從而,使人類進入了一個反思的時代。通過對現代性反思至少使人們意識到科學必須理性地發展。（2）風險社會理論增加了人們的風險意識,將生態危機與科技發展帶來的風險突現出來。然而,它對未來風險的描述有些夸張傾向,既不可能被計算也不可能被預知,這樣會使人們陷入一種無奈的憂慮,滋生悲觀主義情緒。雖然Beck本人宣稱他不是悲觀主義者,但他的思想的傳播仍會使一部分人在風險面前顯得焦慮不堪。為此,威爾金森專門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風險與憂慮的關系問題,寫出《風險社會中的憂慮》一書。（3）風險社會理論在制度層面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風險社會中,舊工業社會體系已經過時,民族國家已經無力應對威脅整個人類的現代風險,這必然要求并引發社會結構深層的變化和政府制度的變革與角色的轉換。在全球風險社會里,建立全球風險防范體系,最終以承擔風險的基本單元為基礎形成全球公民社會,這是Beck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實現從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的轉型，如何實現生態民主與保持社會正義都還是擺在人類面前的難題。總之,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貢獻就是讓我們利用其關于風險、災害和社會思想的分析重建現代性理論［9］。

二、生物安全立法之社會公益論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革命的時代，相較于物理領域的科技革命，此種革命展現出一種全新的，或許還是極不尋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無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10］由生物技術引發的生物安全問題是當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風險之一，是工業化社會個體化進程發展的高級表現，在彰顯科技至上主義色彩的同時隱藏著不可預知的潛在風險。風險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一方面追求個體理性和科學技術的無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過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規范體系達到對社會秩序的調整和規制。反身性的過程就是對現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過程。生物技術高度發展是現代化進程的顯著成果，但同時生物安全的擔憂和風險又凸顯了現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據上文對現代反身性立法訴求的論述，生物技術的風險回避就必須在法制目標上通過立法徑路予以完善。

對于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不同于傳統的，構成工業社會之規范基礎的，以個體利益為內核民商事法律規范。雖然這種傳統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體系成就了工業社會快速發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屬性也給現代社會秩序構成極大的風險，所以對現代化進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須在法律制度構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確立上有別于傳統的民商事法律，而轉向對集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維護。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須建立在對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謂公共利益，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國社會法學創始人羅科斯·龐德將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但他對公共利益的理解帶有明顯地政治國家色彩，即將公共利益視為涉及政治組織社會的生活并以政府名義提出的主張、要求和愿望［11］；傳統功利主義法學家杰里米·邊沁認為“公共利益是構成共同體眾多成員的利益的總和”，“社會公共利益只是一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12］。人們似乎自然而然地認為，公共利益在某種利益上講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總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來的問題，似乎又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13］。當前對社會公益的不同見解主要仍可歸因于思維的視角和切入點各異，即從不同的語境和研究背景下對社會公益的認識程度會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更為主要地集中在對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與國家利益相關聯；在經濟法語境下研究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會指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樣包含國家的利益，因為它是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邏輯基礎上建構的法律秩序體系；對于環境法來說，特別是生物安全法，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應當走出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性利益范疇，而轉向以全體社會成員利益為基準，人類利益關懷以及生態利益的實現和保護，所以這是更為寬泛范疇內的公益性釋解。鑒于此，生物安全的社會公益性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體性和普遍性。從公益性的利益范圍維度來考察，生物安全主體中所關注的是社會成員集體利益、人類利益以及生態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疇；（2）利益主體的廣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須跳出傳統以國家為界限的社會成員集合利益的藩籬，轉而充分關注個人主體之外的其他主體的利益，包括人類、國家以及生態系統（包括生物）等。狹隘的社會觀可能會使得我們對公共利益主體的理解囿于傳統的社會理論觀，但是正如學者在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否為社會關系時指出的那樣，“社會是人化的自然與自然化的人的綜合體，社會關系包括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14］。從這點來看，利益主體同樣也可以從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聯延伸至人與自然的利益關系，以及對整個生態利益的關愛。而且在生態倫理學中，生態利益是一個高于人類利益的上位概念，因為我們無法將人類與生態系統完全分割開來，否則將不存在實質性的人類利益，抑或社會成員的集合利益和個體利益。

（一）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轉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現代生物技術研究、開發、應用，特別是轉基因生物活體釋放到環境中以及進行跨國轉移，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潛在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1）轉基因生物的重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種的界限，進而打亂了生物進化的歷程；（2）改變了生物的多樣性和群落結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可能會遭到破壞；（3）轉基因生物回歸自然界后，會不會使種植區周圍生物受到危害，會不會影響生態系統中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4）重組微生物對某些化合物降解后產生的中間物或最終產物，有的又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組DNA進入水體、土壤后，將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們會不會與細菌雜交，出現對人類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現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萬年；（6）轉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對人體有害蛋白或過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過蜜蜂采集進入蜂蜜中，最后再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15］。轉基因生物的潛在風險首先突出地體現在通過對轉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轉變或修飾而對生物內部組成結構、生物特性、生物機能等諸多方面產生的根本性演變，進而影響該生物所賴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態環境，將其新產生的某種基因特性釋放到他原有的生態環境中去，構成對原生態環境的沖擊和影響，并在時間的長度上修飾和更改原有的生態系統，從而使得原有生態系統中的各自然生態要素的生存環境和能量交換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最終對人的生存健康產生重大的、不可預見的影響。由此可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風險的基礎上衍生和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強調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風險性的充分認識基礎上展開對其公益性的影響研究和對策研究，具體探討生物安全公共影響的深度、廣度，以及針對轉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風險的防范對策、制度構建、規范設定性的研究。

從目前來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對轉基因生物的生態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性研究兩個方面。所謂生態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對任何以生態為單位的安全所構成風險的對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現為對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為核心的風險防范研究，從而確保生態環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安全”不是一個非常狹隘的概念詮釋，而是包括人類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內的，有關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種群的安全、生態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技術的發展給人類健康所帶來的潛在威脅的對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類個體的生命健康、人類生活群體的健康安全、人類社會的健康安全，以及人類社會代際之間的平衡與安全。

（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社會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樣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資源的重要組成，也是人類生存與發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與資源。作為自然資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資源就是生物多樣性，或者簡稱為“生物資源”，也像任何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一樣，具有它自身的特征價值，主要體現為有限性、稀缺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區域性、可變性和計量的困難性［8］262。所謂有限性是指生物資源是有邊界條件的，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不能無限地供給；所謂稀缺性是指由于人類活動的廣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資源本身的邊界條件和有限性決定的資源稀缺性；所謂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資源及其以生物多樣性為骨架和主干組成的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與用途幾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資源搭配和能量循環中起著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謂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資源在自身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繁衍性、自我恢復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顯地邊界特性，因此受到資源有限性的約束，人類對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均不能超過資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謂區域性，是指生物資源和生物物種的分布帶有明顯的區域和地理位置特點，根據區域的水熱條件、氣候因素等，表現出突出的地帶性和區域性，在地理區域的共軛性與相似性的基礎上，又明顯地表現出區域分異規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顯著表征為異化現象［8］263；所謂可變性是指生物多樣性及其相應的生態系統在開放的不平衡條件下不斷地同外界交換物質與轉移能量，在不斷耗散的前提條件與進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組織的耗散結構，在相對的臨界平衡狀態或混沌狀態下不斷地推陳出新，辯證地前進，其結果可能表現為生物資源的再生、恢復、擴張、萎縮、衰減、退化或消失等；所謂計量的困難性是指生物資源的公共產品屬性、不確定性、條件參數的可變性決定了對其量化的困難性特征。

對生物多樣性的法律保護，其社會公共利益屬性重點體現在對人類社會共同體優良生存環境的保護和對生態系統保持平衡兩個方面：（1）生物多樣性是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基礎，人類的生命維持資源、生活資源、健康資源、財富資源等均來自生態環境，其多樣性決定了人類需求的多樣性，任何多樣性的喪失最終構成對人類生存的威脅；（2）生物多樣性是維持生態系統平衡和創造優良生存環境需求的基本要素；從局部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多樣性有利于涵養水源、鞏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蝕和退化等；從全局看，它有利于維持地球表層的水循環和調節全球氣候變化［16］，有利于維持生物與生物之間的能量循環和守恒，從而確保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性。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發展和質量保持將從根本上有利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公共利益屬性在很大程度決定了，當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或削弱構成對社會公共利益危害時，法律的規制和救濟是非常必要的，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生物多樣性立法供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三）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的社會共益性

相對于一個生態系統而言，外來物種入侵是指原來天然存在的區域性生態系統中并沒有某個物種存在，該物種借助于人類活動、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徑和因素越過不能逾越的空間障礙而進入新的生存環境和生態系統之中，從而給新的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響。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外來物種入侵現象主要是通過自然的傳播、人類攜帶、有意引進等多種方式進行，其造成的不利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即生態系統危害和人類健康危害，共同構成了對環境法學上“公共利益”的威脅與挑戰。

在生態系統方面，外來物種入侵給其他物種造成廣泛沖擊，入侵物種通過適應性進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競爭中奪取必要的營養和生存空間，創建了自身的競爭優勢，造成本地其他物種減少甚至滅絕；這種競爭一般稱之為“似然競爭”（apparentcompetition），包括占據生態位的競爭和威脅本土物種生存；另外入侵物種還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過向外釋放一些化學物質，影響、抑制或刺激臨近植物的生長與發育，從而對生物多樣性構成極大威脅；此外，入侵物種還會在物種遺傳方面造成物種侵蝕，使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喪失，出現某些物種的瀕危和滅絕。就中國而言，我們國家遭受的外來物種入侵威脅主要體現在：（1）生物多樣性喪失；（2）破壞景觀生態的自然性與完整性；（3）競爭并占本地物種生態為，使本地物種失去生存空間；（4）危害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17］。

在人類健康方面，外來物種入侵在給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同時，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安全。從生態學的視角來看，人類作為生態系統的一個物種和要素，與其他物種之間長期形成一種較為穩定的系統環境，但外來物種的入侵給其他生物物種構成危害的同時，同樣也威脅到人類物種的健康與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遺傳多樣性的喪失直接給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環境構成極大影響；另一方面外來物種入侵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人類的生活領地和居住范圍，最近報道的紅蟻等外來物種已經嚴重侵害到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有的外來物種已經將原來居民的勞作場所侵占殆盡；第三，最為嚴重的是，外來物種群侵害會造成人類的疾病，使原來深藏于自然生態環境中幽秘之處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報復或侵襲人類，如“第Ⅳ級病毒”，特別是1976年在扎伊爾、蘇丹等地出現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惡劣的事例［17］132。除此以外，由動物傳給人類的疾病種類也很多，如擬桿菌屬和絲桿菌屬感染；炭疽；鼠疫、沙門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過對轉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樣性和外來物種入侵防護的公益性探討來看，其共同的目標都在于對生態系統安全、人類的生存健康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與一般的公益性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間增添了對生態利益、生態安全、生態正義等價值觀的考慮，豐富了公共利益的內涵，從而為生態安全法的邏輯基礎增加了更多的理論積淀，也為其價值目標的確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尋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三、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給與需求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有兩個市場組成，一個是經濟市場，另一個是政治市場。在經濟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消費者（需求者）和廠商（供給者），在政治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選民、利益集團（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員（供給者）。在經濟市場上，人們通過貨幣選票來選擇能給他帶來最大滿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場上，人們通過民主選票來選擇能給其帶來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18］。在社會的上層建筑中，同樣也存在著市場，以市場的秉性和模式運行。作為維護社會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當然也可以設定為像市場一樣的運行模式和理論，存在著供給和需求的變換統一。任何一種法律都依存于供求雙方的交換才得以成為法律產品［19］，因為它也具有社會有用性和使用價值，但同時由于法律的公共屬性，決定其在市場產品屬性上有別于經濟學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現公共產品的特點。除此以外，法律市場在主體和效率方面與一般的經濟市場存在明顯的差別和特性，法律市場的供給者主要為國家，其消費需求者體現為廣大民眾，法律市場的立法產品、執法產品、司法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和供給者都是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因此享有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壟斷權；正是因為國家機關對法律市場的壟斷才造就了法律市場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場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變其與經濟市場在運行模式和構成要素上的統一性，即當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滿足社會穩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證廣大民眾的多數需求時，亦不能有效滿足國家機關的統治意愿和利益時，法律的需求應然而生，國家為了繼續穩固自身的統治地位和統治利益，保障社會整體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彌補法律供給之不足，通過立法等法律供給措施滿足社會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給中，法律生產要素資源的稀缺性，是制約供給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給能力的大小取決于法律生產要素的狀況和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及資源配置狀況兩個方面，其中法律技術、法律工作者素質的提高、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都會擴大法律的供給能力［19］207。

（一）供給需求理論的法律延伸

經濟學中的供給與需求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市場的運作原理，通過供給與需求的力量互補和相互作用，產生均衡的價格和均衡的數量，從而達成市場均衡。市場均衡發生在供給和需求力量達到平衡的價格和數量的點上［20］。任何市場的非均衡態都決定了供給和需求的重新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給，或減少需求。供給和需求的博弈永遠處在均衡的此消彼長過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給的非均衡決定了相應供給的增加。

在非經濟的法律市場中，同樣存在著供給需求的均衡解。當法律的供給成一定的穩定態勢時，即在現行法律規范體系較為穩定的狀態下，法律市場的均衡將主要取決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決定了法律供給和法律市場的發展狀況。但法律需求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和約束。

第一，法律市場均衡與法律需求。所謂的法律市場，實際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場要素和運行規律所擬制出來的以法律作為交易客體和核心的市場環境和市場秩序。法律市場的基本構成及其變換趨勢同樣依賴于市場主體雙方的博弈，以及由此產生的價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給者之間因法律的供給和需求所產生的類市場環境。按照市場運行規律來看，相對穩定的市場在供給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場的均衡態就要求市場主體雙方在供給和需求上的相對均衡，任何一方發生變化，都會形成供給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從而引發市場波動，通過供給增加或需求削減的方式再次達到均衡。就法律市場而言，國家或政府作為法律供給方，應當及時對市場的法律需求狀態作出評估和回應，從而滿足法律市場的要求，達到法律供給需求狀態的均衡。法律的市場供給主要取決于法律制度約束、法律價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質技術等要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在現行憲法的規范范圍內，根據當前市場的守法成本和違法成本的差別比較，以及立法、執法和司法技術等相關因素，決定是否在現行法律體系范圍內增加或修訂法律，從而更大程度地滿足法律市場的需求。其中法律的價格因素客觀地體現為擬供給法律的效用范圍，如果其效用范圍廣，需求者的權益內容和范圍會基于該法律的供給得到更大程度的確認或保護，從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圍大于違法的潛在收益，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供給就成為必要。

第二，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與法律需求。所謂需求，主要有兩個方面構成，一是需求主體對某種客體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該主體具有購買產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產生同樣具有一般需求的內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體現為市場主體對國家機關法律活動的支付能力，執法、司法機關對立法活動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強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法律市場主體對自身權益、集體權益的認知程度，認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決定了相應法律供給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說，法律市場主體，特別是法律需求者對自身和集體權益保護的認識程度愈深，其相應的法律意識愈強，對能夠更大范圍內保障其權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給市場應運而生，從而相應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措施成為法律市場的必然。

第三，法律價值與法律需求。人們對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價值（秩序、自由、正義、效率），而法律的供給，僅僅是確立并實現法律的價值的過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給法律的價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過提供法律，通過提供立法、執法、司法活動來間接滿足人們的終極需求。法律的這種工具屬性，表明了國家機關僅能供給中間產品——法律，而不能供給最終產品——正義、效率等法律的價值和社會目標。在供給和需求之間探究立法的價值，就在于通過法律供給能否在法律的運作過程中實現對法律需求的滿足，確認、維護或保障應當保障的權益，防范或者遏制權益侵害、受損風險的產生。也就是說，立法的供給必須能夠明確確定擬供給法律的價值目標和立法宗旨，從價值目標上可以歸順法律供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場利益與法律需求。市場運作的機理在于交易雙方或供給雙方的利益交換或互補，法律需求的產生必然歸因于某種潛在利益的驅動，期望通過法律供給達到確認、維護和保障權益的目標。鑒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其供給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和意愿。當某一種利益目標變成大多數人的利益指向，相應保護該種權益的法律規范的需求就應運而生，這種法律需求會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場均衡，從而引發了法律市場的非均衡態，非均衡態向均衡態的發展就依靠保障該群體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給與以相對應，從而最終實現立法。

（二）生物安全法的供求邏輯

法律需求屬于制度需求的范疇，是一種將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設計，雖然其供求邏輯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下可以被解釋為一種供給和需求的邏輯發展體系，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不僅是一種非市場需求，而且是一種非物質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體對某種“潛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種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無法實現和獲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發于主體對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從當前的法律結構體系和制度體系來看，該種利益期盼是無法予以滿足的。

上述的制度經濟學的立法闡釋，至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說明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邏輯：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廣泛。一般來說，法律需求的主體就是法律需要保護的利益主體，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場主體，也可能是國家政府，也可能是社會公眾。生物技術的發展所產生的轉基因安全風險、生物多樣喪失風險以及外來物種入侵風險等統一構成了生物安全法的風險體系和利益保護對象。在上述風險和利益保護的釋解當中，基于對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類世代延續的利益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主要體現為一般公眾；基于對整體社會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又將體現為國家及其政府；基于對生態系統安全利益訴求的視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體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體觀念，轉而確認并保護動植物，乃至生態系統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現實的規范體系中得以體現，其潛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現實法律制度所建構的利益體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為“潛在利益”的存在，構成了法律制度體系發展的牽動力，形成一個相對穩定，但又不斷地在“需求—供給”中發展的運動模式。

從生物安全本身來看，安全的主體范圍非常明確，一切可以歸屬為生物學中的生物范疇的主體都應當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體現，并由特定的“潛在利益”與之相對應。根據生物安全法律主體的廣泛性，需要通過法律保護的“潛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眾的生命健康利益，國家政府的安全與穩定利益，一切生物體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間均衡利益，以及生態系統本身的安全利益。

3.現實法律制度安排和規范體系尚無法滿足上述“潛在利益”。建立在傳統法律理論體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難對生物安全利益提供應有的風險防范機制和保護機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所帶來的風險只是在20世紀末期才真正被人們發現和認識，科技的兩面性和吊詭性只有在科學技術知識較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廣大公眾所知曉。科技發展所隱含的生物安全問題、生命健康問題、生態倫理問題等作為一種潛在的或現實的社會問題時，其重要性和緊迫性才真正上升為多數人的社會風險意識。風險是一個與利益相比對的概念，它意味著主體的某類利益正在或將要被侵蝕或剝奪，當一種風險演化為一種群體性、社會性的風險意識時，相關的風險防范措施必須在整體上予以采納或建構。法律作為一種規則和規范體系，預設人們的行為模式和行為結果，從而在制度層面上提供了一個可知悉、可預見、可防范、可制裁的規范模式，從而加快了主體的立法訴求，也推動了權力機關的立法供給。其次，現有的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對人類自身利益的確認和保護之上，法律主體的范圍也很難突破對自然人或法律擬制主體的傳統認知，相應地法律的利益主體和權利主體也很難突破傳統之囿。然而，就生態系統而言，彰顯人類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現代化正是成就當前生物乃至生態系統風險的主要因素，現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證了至高無上的人類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視性，也從風險的角度提出了將人類利益與生物利益、生態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規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規范體系和法律制度建設來看，生物安全法的利益譜系（包括人類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態利益）仍然任重道遠。

工業文明，特別是以生物技術發展為代表的人類第四次科技革命，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不確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學技術本身隱含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必須在原有的法律秩序體系框架內重新建立并發展生物安全法律體系和由此產生的秩序體系。此外，生物安全法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分析認為，生物安全立法的邏輯基礎在于，生物安全的社會公共性強烈呼喚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譜系，將人類安全利益與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態安全利益聯系起來，從而將人類的發展與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相互聯結，在利益層面確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如果我們將法律規范體系和制度體系的確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給的辯證統一，以及由此產生的法律體系的均衡給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設定了經濟學意義上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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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13；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2)02－0050－09

人類發明的技術，一直在反身挑戰人類。技術總是“迎合”人類通往可能性世界的理想而四處滲透，從而無處不在與無所不能，出乎意料地悄然改變著人、自然與社會的關系格局。在新舊世紀交替的過程中，信息通信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ehnology，ICT)的飛速發展與應用，猛然間將人類帶人了一個實然與超然交織的雙重生活世界。“我們已然進入文化僅指涉文化的新階段，已經超越自然，到了自然人工再生成為文化形式的地步。”換句話說，“我們的物種所達致的知識與社會組織水平已容許我們生活在一個根本上是社會性的世界(Social World)之中。”于是，純粹的個人和純粹的自然及其交互所成的熟悉世界，一回首便隱蛻為歷史似的背景；而數不勝數的個人及其行為不經意間就“轉化”成了一張巨無霸網絡里的一個個“節點”，生成了一個似曾相識的“社會性世界”。多少人被猛然投放到這個新興的社會性世界，面對現代社會的生活、行為以及結構所產生的劇烈變遷和潛在危機而惶恐不安。對此，人類作出的回應之一是，立足“技術社會化”，通過認同、改造與適應技術，關照社會性世界中的網絡化生活，以化解技術文化迅速發展所裹挾著的生存與發展危機。

與此同時，長期受“科技理性”支配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近幾十年里遭遇到了后現代思潮的沖擊，與之相關的傳統認識論(Epistemology)開始瓦解與轉化。一種試圖抹平本體論與認識論之差異、并引入價值觀念和權力向度的新型文化研究正悄然興起。行動研究以科學實踐觀為哲學基礎，強調反思理性，將改善社會實踐、發展科學知識及推行民主政治融于一體。在歷史的長河中幾經沉浮，具有深切現實情懷的行動研究際遇變遷時代中產生的網絡社會，催生出了“網絡化行動研究”(Network Action Research，NAR)，并得以迅速發展與應用。本文擬對網絡化行動研究進行理論背景的考察與發展成果的介紹，以期為我國行動研究的創新與拓展提供借鑒。

一、行動研究際會網絡社會

隨著傳統認識論話語體系的解構，對知識的追求逐漸轉向關注人的生存實踐與實用價值，尤其在直接觀照人類社會生活現實的社會科學中，研究旨趣更是徑直指向道德實踐的善與生活取向的美。這無疑為已有的量化研究以及質性研究設置了合法性難題，并提出了嚴峻挑戰。對此，社會科學家的回應是創新以實用為核心價值的更具包容性的“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肇始于社區開發的呼喚，繁榮于技術社會革新中的個人專業發展需求。文獻顯示，最早使用“行動研究”一詞的是莫雷諾(Moreno J.L.)。1913年，他采用集體參與和合作研究者的方式在維也納開展了社區開發的研究。1939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勒溫(Lewin K.)在幫助一家新的制造廠解決產量低下的問題時也采用了將自己變成工廠員工的“行動研究”。在勒溫看來，行動研究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其中包括計劃、行動、發現事實、監察、再修訂、評價等環節，通過這樣的螺旋上升而慢慢接近解決實際問題的最為理想的方法。雖然“行動研究”在實踐過程中顯現出即時效應，但它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傳統認識論的審視下，卻因缺乏嚴謹的實證基礎而很快就淡出了研究者的視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英國倫敦塔維斯托克人文關系研究所的發展，行動研究得以復蘇，它成為在監獄和戰場中處理社會和心理問題的一種新興研究方法。至上世紀60年代后期，斯滕豪斯(Stenhouse L.)和埃利奧特(Elliott J.)等人倡導“教師即研究者”，使得“行動研究”在教育研究領域內獲得了蓬勃發展。隨后經凱米斯(Kemmis S.)、尼克森(Nixon J.)和懷特海(Whitehead J.)等人的發展，“行動研究”發展成為了變革社會、幫助解決實際社會問題以及促進個人專業發展的有效途徑。

透視“行動研究”發展的歷程，里面內隱著一種文化演進：從主客二分走向主客一體，從純粹的求知走向關注實際生活，從熱衷于“話語霸權”到打破權力一知識的等級結構而走向民主。在文化的視野中，“行動研究”實際就是歷史長河里社會研究范式進化生成的當代研究形態，不僅是包容性的而且是累積性的，它以實用主義為目標，消解了重在解釋的量化研究與旨在理解的質性研究之間的不可通約性，發展為一種認識世界、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結合的特殊的民主活動。在操作的意義上，“行動研究則指的是一種實現了理解人和發展實踐知識雙重目標的參與式過程。它整合了行動與反思，跨越了理論與實踐的鴻溝，強調與他人合作，重視實踐問題的解決，進而促進個人與社會的共同發展。”文化的理想，給深切的現實情懷賦予了“行動研究”。于是，行動研究關懷現實社會進步及個人發展，關懷被歷史張力投入到社會轉型漩渦和嶄新而陌生世界里的無數“渺小”個人的生活際遇。隨之，一般化的合作式行動研究逐步發展為參與式行動研究，并繼續繁衍出多樣化的更為具體的個性化行動研究。

恰逢此時，技術創新已為新型“網絡社會”的誕生奠定了物質基礎。信息網絡技術借助數字化媒介創生出虛擬的日常生活世界，將活生生的現實人與物轉化為“數字符號”與網絡節點，打破了傳統的時空觀，網絡社會演變為公域與私域并存、有序與無序共在的復雜性世界。過去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鐘擺常常往來于“人依賴自然”與“人主宰自然”之間，但信息通訊技術的革命性介入突破了這一窠臼，創生了新的自主性文化，使得人與自然的關系演變為人與文化的關系，進而使分離對立的“個人世界”與“自然世界”走向整合，從而創生了“社會性世界”，即當今的“網絡社會”。

在網絡社會里，技術與社會的關系已凸顯為一個核心問題。針對這一問題，存在著“技術決定論”和“技術的社會建構論”兩種傾向。“技術決定論”認為，技術尤其是信息網絡技術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工具。與之相反，“技術的社會建構論”則強調社會對技術的支配性作用。不過，正如沃爾帝(Volti R.)所指出的，“一個理智的人不會否認技術是創造我們生活世界的一種重要力量，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技術不能脫離它所處的社會而獨立運行。”因此，我們相信技術與社會是共同發展的，單一的建構主義或純粹的客觀主義都是難以圓滿解釋技術的發展的。事實就是“技術與社會是相互塑造的。技術塑造了社

會和文化，反過來，社會文化也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技術，規范著技術可能的發展方向、方式和途徑”。如今，信息網絡技術滲入現代社會后便催生出了以“網絡化生活”為基本特征的社會性世界。

社會性世界的誕生，首先帶來的是“社會”本質的變化。這里的“社會”符合對稱性原則，融科學技術于文化模式之中，強調社會主體(Agency)的能動性，它更適合被理解為一種“歷史質(Historici-ty)”。其次，社會性世界改變了人的生存境遇。處于這一世界中的個體內在地被要求不斷追尋和建構認同，這是社會意義的基本來源。一種新的人類尺度已出現，轉化行動對此已經作出了有效的嘗試和探索，它強調在社區的層面下行動，人類的社會性也將被重新塑造。㈣最后，社會性世界也全面挑戰著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新媒體(New Media)的出現從內容、技術以及社會三個層面重構了社會。并進一步影響和改變著人的認知結構、思維邏輯和行為方式。由此，嶄新的社會學知識標準也應運而生，它倡導在社會行動的過程中動態地發現、理解、闡釋和形成關于行動者本身的真切知識。正是基于這樣的訴求，以實踐為導向且形式靈活多樣的行動研究，在滿足當代“網絡社會”發展需求的過程中創生出一種新的形態：網絡化行動研究。

二、社會性世界哺育網絡化行動研究

在社會性世界中，人們的生活已然超越了依賴自然世界的傳統技術時代，追求自由的價值目標則依然引領著人們不斷地挑戰自我，以便在新的文化僅指涉文化的時代重新獲得自主性。歷史證明，過去為了生存而發展起來的理念本體論和自然本體論都硬生生地割裂了原本一體的人與自然，并使二者關系愈行愈疏，導致今日環境惡化、人類危機的悲劇頻頻發生。惟有找尋到意義源頭方可幫助人類走出困境，難怪卡斯特會說：“在財富、權力與意象全球流動的世界里，對于集體或個人、認定或建構之認同的追尋，變成社會意義的基本來源。”社會性世界生成了“網絡化生活”的根本特質，置身其間尋求認同這種新型文化的需要與驅力，將人類的“文化自覺”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它需要彰顯與開發反思性實踐能力，于是便哺育出了新興網絡化行動研究。

(一)網絡化與網絡化行動研究

“網絡化行動研究”譯自英文“Network Action Research”，“Network”是其中的關鍵詞，它包含有三層意思，一是作為名詞，它不僅指大家一般所認為的互聯網，還指網狀物以及非正式聯通起來的人群或組織；二是作為及物動詞，主要指的是連入網絡或以網絡的形式覆蓋或聯播；三是作為不及物動詞，表示正在網絡化的過程。“Network”是一個組合詞，由“Net”和“Work”組合而成。Net可指稱一種新型網狀結構，為我們描繪出一幅靜態的社會文化圖景；Work則指代“活動”，是內含著人的感性的物質活動與理性的認識活動的“實踐”。二者相互交織形成了當前社會性世界的根本特性，創生了動態的富有生命力的新社會文化景象。于是，“網絡化”成為了當代人生存的基本狀態，它一方面要求人們被動地反映它，進而影響到當代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另一方面又常常被人們的主體意識所牽制和引導，不斷創生出新的網絡文化。站在生存論的視野上，“網絡化”實質上成為了當代文化的本體，它包含著兩層基本含義：一是指與人的本質相聯系的、體現人網絡化的生命價值結構，即網絡化存在；二是指人的精神、生命結構的外化和客觀化的活動，即網絡化行動。這樣一種文化存在為網絡化行動研究奠定了本體論的基礎。

人類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投放進了社會性世界之中，進而自覺或不自覺地開始了新的發展。回望漫長的人類歷史，馬克思(Marx K.)早已發現和揭示了人發展的基本線索，這也成為了馬克思哲學思想發展的整個歷史線索：異化的人――社會的人――文化的人。這一線索反映在認識論中則表現為：經典科學認識論――交往認識論――文化認識論。基于文化認識論，“認識的本質是觀念地反映與客觀地表現的有機統一，也就是在人化活動基礎上以主體為載體的客觀性的反映與以客體為對象的主體性的表現的有機統一。”它包含了主體與客體互為載體的交互性“主體性表現”和“客觀性反映”兩層活動。因此，站到文化認識論視野上，為了實現并優化網絡化生存，社會性世界中的人必須付諸網絡化行動，而這一行動又必然包括實物操作層面的“網絡化行動”以及思維運演層面的“網絡化的行動研究”。前者包含了認識的生存要素，后者則更為注重認識的理智因素，二者共同融匯到“網絡化行動研究”之中。顯然，“網絡化行動研究”從一開始就蘊含了兩個層面的認識，其反映在社會性世界中則表現為網絡化生活(實踐)與網絡化研究(認識)。

一方面，眾所周知，符號的誕生曾經使人從自然實踐走向文化認識，如今網絡技術這一新型符號的發展，使得人幾乎完全可以擺脫自然而走向純粹的符號指代符號的生活世界，而這樣的生活世界是在歷史上都不曾出現過的。處在網絡化社會轉型時期的人們由于文化的歷史慣性而尚未建構和形成網絡化生存的意識，尚未充分做好網絡化生存的準備。網絡化生存不期而至的境遇需要在網絡化行動的過程中逐步養成這種意識，并在參與行動的過程中不斷改善這種生活。為了滿足這一文化自主的需求，人們在網絡化行動過程中不斷實踐，不斷反思，不斷改進，自發的網絡化行動很快就上升為自覺的“網絡化行動的研究”。另一方面，作為一種特殊而具體的行動研究方法，“網絡化行動研究”指的是將信息網絡技術轉變為社會行動工具而展開的網絡化的行動研究。盡管技術導致的生態危機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那是被人濫用的后果，技術本身是具有社會與自然親和性的。尤其是信息通訊技術，它努力追求“更多的環境改造界面，更廣的人際交往互動以及更好的用戶中心開發，具有很強的實踐取向”。它促進人類的多元交往和社會互動，生活在網絡社會中的人們已經把交往方式演變為“在線與離線”、“全球化與地方化”以及“集體式與網絡式”相互交錯并存的新型的“交往生態(Communicative Ecology)”。因此，傳統的單一集體式人際交往模式被打破，社會與個體、政府與公民、集體與個人之間的互動方式也開始發生變革。它在減少傳統集體交往的同時又為增進個體的社群性(包括虛擬的與實在的)提供了新的契機。據此，傳統的個人主義走向了既體現自我中心又建立起良好社會關系的網絡化個人主義(Networked Indi-vidualism)。借助信息通訊技術前所未有的強大實踐性與社會支持性，“網絡化行動研究”實現著在參與、行動、反思與改進的循環過程中不斷向著元網絡化(Meta-network)深化，最終發展為促進網絡化社會轉向的重要途徑和有效方法。

總之，網絡化行動研究充分關照社會性世界中人的網絡化生活，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認識活動，既涵指一種融“虛擬”和“實在”為一體的生存實踐――網絡化行動，又關涉對網絡化生活的自覺反思――網絡化行動的研究，同時還指涉以信息通訊技術為工具的思維創造――網絡化的行動研究。某種意義上對人來說，網絡化行動研究既是一種新的生存方式，同時也是一種為了實現新的自由而在生存過程中不

斷參與、改進、理解和認識行動的研究方式。

(二)知識論的文化轉向與網絡化行動研究

深入知識論的層面考察網絡化行動研究，不難發現知識論的文化轉向為網絡化行動研究鋪墊了基石。傳統的認識論把真理性的知識理解為主觀認識與客觀對象相符合的結果，卻未深入追問知識何以可能的真實前提：真正的知識與人類的生存實踐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呢?海德格爾(Heidegger M.)的回答是，知識就是一種此在在世的樣式；叔本華(Schopenhauer A.)則直截了當地將知識的真理性標準與人的生存意志聯系起來：而馬克思則認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這就精辟地闡明了知識、理論與人類生活實踐活動之間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也深刻地揭示了認識的文化本性。基于知識論的文化轉向，網絡化行動研究形成了獨特的知識論基礎，它從新的視角回應了知識論的三大基本問題：網絡化行動研究所認可的知識是什么?這樣的知識是如何產生的?檢驗知識的真理性標準又是怎樣的?

1、“地方性知識”合法性地位的確立。隨著傳統認識論基礎的瓦解，新的知識觀正悄然興起，“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作為當地知識，恰好是在這一變革過程中得以明晰和確立的。“地方性知識”最初起源于闡釋人類學，如吉爾茲(Geertz C.)在《地方性知識》中所分析的，它“旨在認知的具體性、穿透性和闡釋性”。“地方性知識”十分強調知識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辯護的，它關注知識生成的情境條件。

當前，網絡化生活已從最初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逐步走向了“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而網絡化行動研究正是立足于網絡化生活，將研究對象定位于自然一社會之間，即一種自然的與社會的“雜交物(hybrids)”，通過發展具備現性特征的社會行動工具――技術，來搭建溝通自然與人類之間的橋梁，以“社區”或“共同體”作為人類新的尺度來開展有效行動，進而發展地方性知識。

2、行動者網絡理論與反思性實踐。知識觀念的更新悄然帶來認識方式的轉變。無論是哲學還是社會學，也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對地方性知識的追求催生出了各種深具“實踐”或“行動”特性的認識理論。當然，強調通過“實踐”來認識、理解世界，進而獲得知識的思想古已有之。從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到維科(Vico G.B.)和尼采(Nietzsche F.W.)，再到馬克思和杜威(Dewey J.)等，哲學家們早就意識到了，“如果不通過人們在互相的提問與回答中不斷地合作，真理就不可能獲得。因此，真理不像一種經驗的對象，它必須被理解為是一種社會活動的產物。”以法國新社會學派代表人拉圖爾為首所倡導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ANT)強調關系本體論，堅持非還原論實質觀，并提倡認識論的同等效力原理，強調工作、互動、流動和變化的過程，等等。作為網絡化行動研究的認識論基礎，行動者網絡理論從嵌入其中的社會聯系的視角很好地闡明了在網絡化行動研究過程中知識是如何產生和建構的。

此外，網絡化行動研究也常常宣稱它超越了傳統的理論與實踐的鴻溝。的確，“網絡化行動研究”中包含的兩個關鍵詞――“行動”與“研究”，本身就顯示了其努力超越“實踐”與“理論”分離對立的旨趣。杜威所提出的“反思性實踐(Reflective Praxis)”從認知機制層面溝通了“理論”與“實踐”，揭示了科學探究活動并非是脫離實際生活的。舍恩(Schsn D.A.)在杜威的研究基礎上，基于對“技術理性”的批判，將“反思性實踐”發展成為一種有效的學習理論，這也進一步從內在心理機制層面論證了網絡化行動研究的反思性實踐認識本性是何以可能的。

3、實用主義真理觀。網絡化行動研究直接面向“網絡社會”，將價值取向定位于“改善實踐”、“創新知識”與“追求民主”。而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實用主義真理觀則為其確立起了檢驗知識的標準。在實用主義看來，知識是否為真，不在于認識與客觀實在的符合，也并非簡單地通過推理和證實即可，最根本的在于知識的“效用”。“基本上思想狀態的真理意味著一種有價值的引導作用。當我們在任何種類的經驗的一個瞬間，受到真的思想的啟發時，這就意味著遲早我們會由于那種思想的指導而又重新投入經驗的各種細節中，并且和它們發生了有利的聯系。”實用主義整合了符合論與融貫論，將真理視為動態的、相對的、可變的過程，并通過直接或間接與經驗聯系來獲得證明；同時，真理已不再是外在于生活實踐的絕對永恒的東西，而成為了幫助人們走向自由、幸福的工具。這樣的話，網絡化行動研究所孜孜追求的真理就在走向網絡化的過程中不斷接受檢驗。

(三)人、技術與網絡化行動研究

作為文化認識的一種具體形式，網絡化行動研究充分體現著文化的自覺性，具體表現在“主體自覺”、“方法自覺”和“價值自覺”的實踐與意識等方面。

以人為本，追求實現文化主體的自主性是網絡化行動研究的核心價值取向，也是網絡化行動研究的首要原則。一方面，面對網絡社會的生成，網絡化行動研究重視主體參與，既強調個性化，更關注理解網絡社群中的個體。所有行動研究者在網絡化生活過程中實現著自我超越，通過反思性實踐展開自我生存研究，文化自主性得以凸顯，網絡化個人主義開始誕生并發展。另一方面，作為具體行動研究方法，網絡化行動研究同樣強調主體參與，堅持“以人為本”。所有的行動，包括技術的設計與應用都需要考慮到用戶的基本需求，同時用戶本人也以研究主體的身份參與到行動中來，他們的聲音能被聽取甚至被適當采納，自主性獲得充分體現。以人為本是網絡化行動研究的第一大基本原理。

以技術為基本手段，實現技術的社會化是網絡化行動研究的第二大基本原理。基于信息通訊技術的網絡化行動研究，技術成為重要的研究工具。網絡化行動研究一方面強調提高技術的社會適應能力，發揮技術的積極效應，改善“網絡化生活”，與此同時，它也必然需要通過“不斷地改造、調適與整合技術”來改善“網絡化技術”，二者相融相促，協變互惠，共同發展。

此外，網絡化行動研究還努力追求行動質量，并重視提升理論與研究的能力。如果將網絡社會生成視為一種新型文化，那么網絡化行動研究可謂在努力實現一系列的文化欲求，它包含著多元的價值取向。在垂直意義上，網絡化行動研究聚焦行動本身必然追求行動質量，而同時它又直接關懷著人的網絡化生存，對各種生存與幸福欲求的滿足則使得它的價值不再僅僅停留在行動質量上，還會關注知識的發現與理論的提升以滿足精神文明的需要。在水平意義上，網絡化行動研究將聚焦之光徑直投照于生活在網絡社會中的人，價值之波由此蕩漾開去，各級各層的個體，包括技術人員、行動參與者、理論研究工作者、管理者等都將受惠而獲得發展。因此，價值多元化成為了網絡化行動研究的第三大基本原理。

三、網絡化行動研究關照社會性世界

網絡化行動研究直接關照社會性世界，在這樣一個世界中，人與技術、文化與社會相互塑造，彼此融合，進而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共存整體。面向社會性世界，作為堅持以人為本、追求技術社會化并內

涵多元價值取向的新興方法論，網絡化行動研究正在努力涵養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這一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在文化知識論基礎上，逐漸演繹出和建構起既強調網絡化社會整體又重視網絡化個人的網絡化行動研究體系。這個新興體系從社會出發，逐步形成從“展開”到“穩定”再到“創作”的螺旋式主題域，同時也著眼社會中的個人活動，建構“流通”、“識知”和“多樣”的動態化原則，并開發“子網切入”、“交流反饋”和“核心價值驅動”的有效性策略。

(一)螺旋式問題域

網絡社會形態的轉型亟待我們融入其中，采用將社會改造與社會認知相結合的方法，對社會性世界的“展開”、“穩定”以及“創作”螺旋式主題進行深入的研究。目前，網絡化行動研究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信息技術的研究領域內得到廣泛的應用。縱觀已有的研究，其聚焦點主要集中在“描述網絡社會的展開”、“促進網絡社會的穩定”和“追求網絡社會的創作”等主題上。

1、描述社會的展開。新型網絡社會世界到底是怎樣的，它需要我們通過追蹤生活世界中的各種不確定性來予以展現。這一主題涵括著各種各樣的子問題：網絡社會組織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它具有哪些特征?網絡中各種資源流(物質的、符號的、情感的)是怎樣運轉的?網絡中各種聯系的數量、方向、密度、力度如何?等等。這里的網絡社會組織包括了基于網絡技術而建構起來的虛擬社區以及虛擬社區與真實社區之間互動所產生的網絡社會組織。國外已有研究者開展了相關研究，如卡羅爾(Carroll J.M.)等人專門展開了社區網絡的發展軌跡研究；文卡特什(Venkatesh M.)等人則提出了專門考察網絡社區的理論框架：網絡社區的生命周期――產生、固化和變動；等等。

2、促進社會的穩定。基于實用主義真理觀，網絡化行動研究首要的目標就是改善社會實踐，即借助新媒體去跟隨行動者解決各種實際的問題，進而把這種處理方法繼承下來并傳播開去。這一主題也包括了許多子問題，如優化和提升網絡社區質量的方法和策略有哪些?技術對于促進社區生活起到了哪些作用?等等。如福斯(Foth M.)等人從2002年末開始對澳大利亞一個中心城市內的一個住宅區展開長達大約4年的網絡化行動研究，該研究旨在對城市內鄰里居民之間的社會網絡進行分析和解釋，進而發現新媒體和信息通訊技術，尤其是互聯網等工具及其應用是如何改善鄰里關系和住戶之間的社會結構的。網絡化行動研究一方面需要關注網絡化這一行動會如何改善社會生活，與此同時，它也在參與社會行動的過程中完善技術，重構和優化網絡化社會組織。

3、追求社會的創作。網絡社會的轉化過程必然會影響到文化與權力，信息與知識的流動將重構社會的權力結構。在此，權力也有了新的定義，它不再是專制，而是具有了生產性、積極性和策略性。權力在我們與他人交流時得以行使，它采用自上而下的路徑進行分析。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權力就在行動之中。在福柯(Foueault M.)看來，權力不僅依存于關系之中，更與科學知識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在網絡化行動過程中，新媒體專家的知識與使用新媒體的社區成員或員工的知識都與權力有著內在相連，因而網絡化行動研究倡導參與，賦予行動者創造和享用知識的權力。這一主題下包括的子問題主要有：知識在網絡化行動過程中是如何擴散和增長的?它對網絡化組織帶來了哪些影響?網絡社會組織的權力分享機制是怎樣的?網絡社會中如何實現民主?等等。

(二)動態化原則

作為文化認識的一種特殊形式，網絡化行動研究直接關涉社會性世界中的生活實踐，因而它富有靈活性與動態性，呈現網絡化的結構特點，需要一定的措施予以保障；同時，網絡化行動研究具有極大的文化包容性，因而它采用的具體方法與技術具有多元性；且由于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因而網絡化行動研究過程必然涉及政治性。基于這些特性，人們在開展網絡化行動研究過程中須遵循以下動態化原則：

1、保障流通渠道順暢以實現網絡化。在一般行動研究的基礎上，網絡化行動研究還需特別關注網絡內各節點之間的互動和交流，這是保障行動質量的重要環節，也是實現網絡化的關鍵。網絡化行動研究中包含著各種資源流(物質的、符號的、情感的)，惟有保證資源流流通渠道的暢通，節點與節點之間、子網與子網之間方可實現資源最優化，從而真正實現網絡化。同時，網絡化行動研究還特別提倡發展使各子網絡行動研究彼此交流、互動，進而組合成行動研究網絡群，繼而建立起更大范圍的元網絡，元網絡反過來又引導著所有子網絡開展團體行動與反思。

2、綜合采用多元化方法以追求知識。格林伍德提出行動研究應該采用“多方法的研究策略，只要這些方法是合乎情境的”。網絡化行動研究也同樣如此，只要能實現研究目標，更好地幫助描述、解釋和優化社會性世界，所有量化研究方法包括調查研究都允許被采用；同樣地，只要能更好地幫助理解網絡社會，所有質性研究方法包括深度訪談、個案分析等也都需要被采用。此外，網絡化行動研究更強調充分利用信息網絡技術，在原有研究方法的基礎上發展出更為適切的網絡研究方法，如網絡日志的收集與分析、網絡數據的挖掘以及網絡分析等新興研究技術的運用等。實際上，在網絡化行動研究中，不存在哪一種方法會優于另一種方法，所有的方法，包括各種具體收集資料和解釋資料的方法都服從于實現和優化網絡化生活這一根本旨歸。當然，同時采用多元方法以增進研究的信度，也是追求知識的根本性保障。

3、尊重參與主體的多樣性以促進民主。與一般的行動研究一樣，網絡化行動研究也采用計劃、行動、觀察和反思的循環往復的活動程序，但與之根本不同的是，為了提高行動者的參與度，網絡化行動研究者需要和組織中的所有成員接觸、交往。為此，我們需要遵守下列基本原則：一是尊重所有參與者的差異性；二是承認所有參與者對研究過程都產生影響；三是考慮到容易受忽視的女性以及邊緣人士：等等。各種信息通過扁平式結構進行流通，但要采用匿名等方式保障邊緣人士或反對派人士的積極參與。為了保證參與的民主性，網絡化行動研究還要求參與者公開他們的日程安排，表達各自的價值觀和觀點，從而在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開明的交往環境中建立起和諧的關系。而且，從批判反思到再行動的過程中，它關涉到決策問題，因而網絡化行動研究提倡決策過程透明化，從而保障參與的民主化。

(三)有效性策略

與其他所有類型的研究一樣，網絡化行動研究滲透了人們的秩序性與有效性訴求，因而從一開始就在努力開發甚至創新使用各種方式、技術和工具，以保障自身順利開展并取得一定成效，進而生成了一系列有效的實施策略。

1、恰當選擇子網切入策略。“網絡是一組內部連接的節點，而節點是曲線圖形內部相交叉的點。網絡是沒有終點的，其包含的僅僅是節點。每個節點對于網絡來說具有不同的關聯性。”因此，網絡化行動研究者的任務就是將對每一個子網絡，也就是節點的探究聯結起來，形成一個更大范圍的實踐性網絡群。研究者在承認網絡的流動性、動態性、群聚性以及混合性的前提下，依然需要粗略規劃和組織社會性世界中已存在的各種網絡(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從中選擇子網絡作為研究切入點。同時，網絡

化行動研究也鼓勵所有參與者從某一個子項目開始多元化的行動研究，然后這些子項目又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即元層面上組成一個更大的行動研究項目。透過對比網絡化行動研究與傳統行動研究的生態交際圈，便可清晰地發現網絡化行動研究的網絡化特征，如圖1所示。因此，網絡化行動研究特別強調選擇合適的子網切入再展開研究，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和降低研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