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律教育經驗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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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體驗經濟概述

1.體驗經濟的產生

“體驗經濟”作為一種經濟理論，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形成的。它的創作者是美國一家企業管理咨詢顧問公司的兩位合伙人――約瑟夫?派恩二世（B?Josehp Pinei II）先生和詹姆斯?吉爾摩（James H?Gilmore ）先生。他們的著作《體驗經濟》(The Experience Economy)一書于1999年問世，并且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從根本上說，任何時代經濟活動的產生和發展，都是生產力發展與人們需求不斷升級相互作用的產物。體驗經濟正是以客戶為中心的經濟，它反映了人類的消費行為和消費心理進入了一種更高的精神消費境界。體驗經濟的產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它是服務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又一新的經濟形態。

2.體驗經濟與旅游

從企業角度看，體驗經濟是以服務為舞臺，以商品為道具，創造能夠使消費者參與、值得消費者回憶的活動與體驗。也就是說，企業是一種體驗的策劃者，它不再僅僅提供商品或服務，而是提供最終的體驗，給顧客留下難忘的、愉悅的記憶和經歷。從消費對象看，他們的消費需求從重產品向重感受轉移，從重消費結果向重消費過程轉移，從重生理需求向重心理需求轉移。他們在消費中尋找感覺，尋找體驗尋找能夠使他們長久留在記憶中的、美好的、不可復制的體驗。他們愿意為這種體驗付費。

從旅游的本質來看，體驗是旅游的核心屬性之一。有學者認為旅游根本上是一種主要以獲得心理為目的的審美過程和自娛過程，其本質在于審美和愉悅(基礎旅游學，謝彥君，1999)。旅游的基本出發點、整個過程和最終效應都是以獲得精神享受為指向的，而這種短暫、異地的精神享受即是體驗。從體驗的內容來看，旅游是體驗的大舞臺。體驗是一種參與的經歷，它能為參與者提供身心的享受，留下難以忘懷的回憶。旅游是人們滿足了基本生理需求和物質需求之后追求的更高更新的精神需求，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異地旅程和暫居的體驗，與體驗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二、體驗經濟在旅游產業中的應用

1.農家樂旅游中的體驗經濟

體驗經濟是消費者的休閑娛樂、旅游觀光、勞動體驗、人文情感體驗消費與生產環境建設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隨著城市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都市的人口密集與空間狹小和越來越嚴重的喧嘩、噪音、污染等現象，日益成為城市生活質量提高的重要制約因素。對于人們重返自然、返璞歸真的追求，在一些城市周圍的農業生產基地或者農業科技園邊發展起了農家樂旅游。這樣的農業基地或者農業科技園的資源優勢在于能夠使人們在休閑中學習，在娛樂中實踐，在勞動中享受這份獨特的生活體驗。

2.旅行社業中的體驗經濟

中國康輝深圳旅行社“體驗式旅游”推出了西部自駕車之旅，自駕車走絲綢之路“從蘭州出發經青海到拉薩”第一個旅行團的88個團友說，這是他們所參與的旅游活動中最感人、最深刻的一次旅行。現代相當部分的年輕人認為，現代旅游不完全在于我到過哪里，更多的是我在那里感受到了哪種生活方式，感受到了哪些地域文化和地方風情。

3.餐飲業中的體驗經濟

餐飲業的經營思路是首先考慮顧客體驗消費的環境(即舞臺),然后考慮滿足這種消費體驗的產品和服務(即道具),真正的“演員”就是顧客自己。當顧客購買一種服務的時候,他實際上購買的是為他度身定做的一系列無形的體驗，他買的是時間和享受,是他在這段時間里體驗的一系列值得回味的活動,餐飲業需要將這些活動編排得像一出戲一樣賞心悅目,并以令顧客喜聞樂見的形式演給他看。人們愿意花二十幾塊去享受一杯星巴克的咖啡，而不愿意在辦公室里喝幾塊錢的速溶咖啡或咖啡飲料。

4.旅游景點中的體驗經濟

在國內，起步比較早，而且有一定影響力的主題公園應該算是深圳的了。明斯克號航空母艦、錦繡中華、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和歡樂谷等，都是在服務的基礎上加深了游客們的感受時期，從而使公園保持持續、旺盛的生命力。明斯克號航空母艦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在航母上，為體現“明斯克”號的原艦風貌，航母上基本保留著原有的設施裝備，即使是仿制品，也很難分辨真假，這也無形中增添了一種神秘色彩。每一個工作區的服務員的服裝完全是與真實航母上的相應工作區的士兵服裝一致。飛行甲板上的服務員穿的是引導員的服裝，頭戴安全帽，身穿亮條坎肩；休息區是一般的水兵服，底艙是工作服等等。這些服務員的來回走動，相互招呼，讓游客們真正地有一種“身臨其艦”的感覺。

三、旅游服務的經營問題

1.體驗質量的衡量

體驗創造的價值來自于消費者個人內在的反應。體驗本身也就可以看成某種經濟上的給予，所以消費者會愿意為這種體驗付費。由世界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 A. Samuelson）提出的幸福方程式是研究體驗質量的一個著眼點。幸福公式：

我們可以看出欲望（期望）與效用（滿足程度）對體驗的影響。增加幸福的方法是控制欲望和增加效用。“效果――期望”模型是對幸福公式的描述。如圖：

歸納起來體驗與期望的關系如下表：

表 體驗與期望的關系

2.利用體驗經濟創造價值，增強旅游企業競爭力

(1)在服務中融入更多體驗成分。旅游企業在一般正常的服務之外，如果融入體驗的內容，將會創造一些意想不到的價值。例如，在深圳的歡樂谷，游客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旅游體驗：礦山車可以讓游客體驗到穿越礦山的驚險與刺激；四維影院可以讓人們感受全方位的視覺沖擊；卡通城可讓人們沉迷于童年的回憶，而魔術晚會則讓人們在膛目結舌中體驗超凡的感受；不同的娛樂主題可讓不同年齡的人們塑造自己的娛樂經歷和體驗。“老北京炸醬面”把民族傳統的飲食和聲情并茂、熱情殷勤的傳統服務結合起來，在店里面總是熱熱鬧鬧的場面。搭著毛巾的店小二，響亮而且拖著長音兒的招呼聲“來了您那……”，“慢走了您那……”，老式的四方桌和長條板凳，再加上古典樸素的裝修，偶爾還有戲曲和曲藝表演，使人有一種置身歷史的感覺。飯菜雖簡單，但是給客人的感受卻是深刻的。

(2)將自己定位于體驗經濟。定位于體驗經濟，關鍵是要抓住目標顧客追求的體驗價值，并集中于某一個方面創造出獨特的體驗來。例如黃山、桂林、九寨溝的美景舉世無雙，但如果僅僅賣一賣風景，并不能創造超額顧客價值，有時利用不當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顧客投訴）。旅游公司和景區管理部門必須在服務項目、顧客參與、知識發現、文化價值挖掘、交際、以及提升顧客的自我感覺等方面下功夫，使顧客愿意在景區花更多的時間和金錢。只有創造和吸引這樣追求體驗的高端游客，才能帶來更多的一般顧客。從世界范圍來看,美國的迪斯尼樂園是體驗經濟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它通過成功動畫片的情景模仿,運用色彩刺激、情景魔幻等表現手法創造出一個童話般的世界。

(3)塑造體驗經濟價值鏈。NBA已經構成一個完整的基于體驗的價值鏈。從球隊的經營、球星的包裝、賽事日程安排、現場氣氛的塑造、電視轉播到各種服裝、紀念品的開發等也是一個完整的價值鏈。這個價值鏈的核心也是體驗經濟。因此NBA要推出新人，創造新聞、追捧球星、創造市場氣氛，并不斷創新。如果NBA僅僅依靠門票生活，實際上根本就維持不了。目前，中國眾多旅游企業的生存仍然依靠門票和企業的冠名，這是難以持久的。盡管有些旅游企業靠冠名一舉成名，但多數旅游企業的經營卻捉襟見肘，其根本原因是缺乏一個以體驗經濟為核心的價值鏈。

(4)開發旅游企業內部體驗價值鏈

①員工滿意度影響員工保留率和生產率。不同的員工追求的體驗往往不一樣。剛剛畢業的學生更關注學習，例如畢業生去外企的重要目的是學習和體驗外企的管理，而不是在于高工資。青年經理更在乎授權和獨立發展機會，這或許是許多外企基層和中層經理逐步離開的重要原因，而中層經理更在乎情感、尊重和成就方面的體驗。對不同的員工要給予適當的滿意體驗，以保證保留率和生產率的提高。研究表明，員工選擇主動辭職的原因依次是公司氣氛沉悶、感覺壓抑、公平、工資獎金等。如果一個公司充滿生機，絕大多數員工并不會因為工資問題而選擇辭職，這就可以創造相對競爭優勢。

篇（2）

綠色背景之下的體育授課，整合了獨有的體育品質，促進和諧共生。新穎理念之下，平日授課增添了和諧因素，創造民主氛圍，鼓勵同學參與。采納多樣路徑來激發潛藏著的熱情，促進自覺探究。這種氛圍內，同學不再覺得這一科目很枯燥，而是全心融入，提升身體素質、提升平日的鍛煉水準。由此可見，綠色體育變更了慣用的授課思路，貫徹綠色精神，培育出長久的鍛煉愛好。

一、新穎授課理念

綠色背景特有的新體育授課，變更了單調及枯燥這樣的授課程式。在體育課上，師生不再單純考量大綱架構內的體育鍛煉、期末體育測試，而是拓展了新穎思路。按照以人為本，把學生設定成授課進展之中的主體，變成課堂主人。綠色理念之下，拓展了原有的思路空間，供應了更多的展示時機，讓同學凸顯獨有的體育愛好、科目特長等。這樣做，調動了深層級的學習熱情，讓同學真正喜好平日的常規鍛煉、體育課內訓練。

二、非綠色背景體育教學的弊病

（一）缺失師生互動。體育鍛煉不可脫離最適宜的環境。傳統模式之下，師生缺失必備的互動，沒有創建最適合的授課氛圍。教師單調講解，或者演示某一動作；同學機械跟隨并模仿，但沒能獲取真正的主置。

（二）鍛煉意識薄弱。體育課應凸顯鍛煉身體、培育健康體魄這樣的主旨。教師主導著平日內的常規授課，應能凸顯作用。但從自身來看，教師的專業素養偏低。唯有認真采納根本的健康理念，才能培育出最適宜的體育人才，實現體育授課的根本目的。

（三）單調演示講解。傳統流程之中，常會忽視和諧。慣用的授課路徑，是教師先去做某一動作示范，同學跟隨演練。體育授課流程內的示范動作，應能增添原有的靈活性。針對某一時段的同學真實水準，采納帶有針對特性的授課流程。隨時調整初始的思路，以便靈活授課。師生彼此配合、同學自主探究、獨立摸索知識。

三、綠色授課模式

綠色體育獨有的優勢被凸顯在更多層面。從現有狀態看，若讓師生接納這一新認知，還是帶有難度的。這是因為，綠色理念指引之下的常規授課，應能替換慣用的系列流程，融匯真實課堂。具體而言，綠色體育建構起來的授課新模式，含有如下的特性：

（一）師生彼此協助。平常授課時，教師應能協助班內同學來確認這一理念：倡導尊重自然、善待世界萬物，注重和諧相處。培育出來的根本精神，應當添加授課之中的科學因素。充分運用科學，辨識人類及自然深層級的彼此關聯。在這種根基上，科學參與運動。體育授課應能凸顯公平的特性，給予公平機會。在師生之中建構彼此銜接的通道，保障溝通順暢。

（二）增強健康意識。任何體育項目，都應注重本源的健康理念，培育健康體魄。常規體育授課，不僅含有大綱設定好的動作要點、常用鍛煉方式，更應涵蓋著全面健康。體育授課融匯著身心健康，全面考量了德智體。通過課內鍛煉、延展的課余鍛煉，應能增添未來時段的社會適應特性。同學走出校門，也能適應劇烈態勢下的崗位競爭，擁有健康保障。對于此，師生都應予以注重，拓展現有認識，培育長時段的健康素質。

（三）提升專業素養。新穎理念之下，教師應拓展全面架構下的自身素養。拓展體育視野，充實根本技能。與此同時，也不應忽略本源的職業水準、根本職業道德，樹立學生榜樣。社會進展之中，教師應隨時查驗自身，發覺自身素養的弊病，不斷累積知識。常規授課時，應能凸顯厚重的智慧，供應求索源泉。擁有廣博視野，不僅添加了課堂范疇內的樂趣，也能改善氛圍，提升教學水準。

（四）注重平日溝通。師生應能彼此平等。設定目標時，應考量真實情形下的學生需求。課余時段內，師生經常溝通，了解潛藏著的學習困惑。這樣做，便利彼此互動，溝通彼此情感。這就變更了僵化的總氛圍，創建和諧氛圍。在友愛氛圍內，同學更能調動起深層級的探究熱情，自主摸索問題。師生共同參與，探究某一疑難。開放狀態之下，卸掉了偏重的應試壓力，建構愉悅及輕松這樣的新氛圍。

四、應注重的事項

新穎體育授課應能增添針對性。班內同學表征出來的體育水準都會帶有差異，學生體質不同。為此，不可采納擬定的單一程式來授課。設定授課進程以前，應能著手調研，辨識同學獨有的愛好傾向、鍛煉中的側重點。唯有如此，才能擬定帶有針對特性的新穎方案。同時，為了添加授課進程之中的多樣趣味，還可在平日鍛煉之中添加趣味游戲、小型競賽游戲。淡化單調架構下的技術授課，融匯多彩活動，培育出綜合素養。

依據同學實際，靈活篩選最優的授課路徑。慣用的講解之中，教師單純去演示，同學跟隨去模仿。這并不利于培育出創造思路，還會壓制興趣。綠色體育應凸顯根本的和諧原理，應當添加多樣化的授課途徑。例如：搜集多樣視頻、為同學解析某一運動項目獨有的背景來歷。按照鍛煉項目特有的屬性，篩選不同方式。授課考評之中，應能縮減單調技能占到的比值，轉向查驗綜合素質，漸漸扭轉師生原有的關注點。

結語：綠色體育教學，變更了傳統范疇內的授課程式，采納新穎步驟。它凸顯了學生主體，強調終身發展。建構起來的課堂帶有動態的特性，充滿和諧活力。師生彼此結合，共同來建構最適宜的授課氛圍。綠色理念之下的新體育課，促進健體強身，促進彼此溝通。它傳遞了應有的體育精神，讓同學喜好體育。

參考文獻：

[1]鄧耀凱.基于綠色理念下的體育教學[J].湖南農機，2012（09）：169-170.

[2]毛紅英，李梅娟，鄧逢明.21世紀高校體育教學管理研究[J].皖西學院學報，2005（05）：136-138.

篇（3）

新課標中關于拼音教學的目標“能讀準聲母、韻母、聲調和整體認讀音節”這一項屬于符號表征學習，是言語信息的三個亞類之一。因為“讀準”即“準確地認讀”，就是要在聲母、韻母、整體認讀音節與其讀音之間建立聯系，反復認讀，不斷糾正，使學生一看到它們，就能準確地認讀出來。在奧蘇伯爾的有意義言語學習分類中，這種學習屬于機械學習。重復練習和反復糾正是這一類學習的最重要條件。對一年級的學生來說，這雖然是一種基本方法，卻較為枯燥。在這里，教師所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是要教給學生一些記憶的“金鑰匙”――給學生呈現正確的聯想。

如，教學“b-d-p-q”這四個聲母時，教師可以同時出示廣播、鬧鐘、小車上坡、氣球的圖片和“b-d-p-q”這四個字母，在抽象的字母與具體的圖片形象之間建立聯系，并輔之以兒歌：像個廣播bbb，像個鬧鐘ddd，小車上坡ppp，像個氣球qqq。這里，想說明的是兒歌的編寫和圖片的選擇是有特別用意的，相比較另一首兒歌“左上半圓qqq，右上半圓ppp，左下半圓ddd，右下半圓bbb”，雖然也能較好地區別四個形近字母，但卻沒有前者結合圖片具體形象，而且又與讀音掛鉤，方便記憶。

如，教學“iu”這個復韻母時，教師可以把它與學過的復韻母“ui”作比較，通過比較，發現兩者的不同，一個是“i”在前，“u”在后，一個是“u”在前，“i”在后，它們的位置不同，所以發音也不同。發“iu”的時候，先擺好“i”的口型，再快速滑向“u”，不能發成兩個音。發“ui”的時候，先擺好“u”的口型，再快速滑向“i”，同樣也不能發成兩個音。學生掌握了這樣的記憶方法，“ie-ei”“ün-un”等其他容易混淆的符號學生也能記憶。

根據機械學習的特點，學生對此類學習內容易遺忘。在教學中，教師不僅要提供給孩子巧妙的記憶方法，還要通過豐富多彩的游戲活動將枯燥的記憶活動與有趣的游戲相結合，引導復習鞏固及運用，強化記憶。

二、讀準――動作技能學習

新課標中關于拼音教學的目標“能讀準聲母、韻母、聲調和整體認讀音節”這一項同時又屬于動作技能學習。動作技能學習主要出現在體育、音樂、美術、勞作等課程中，但語文學科中的讀與寫也有動作技能的成分。心理學家普遍認為：動作技能是一種習得的能力，是按一定技術要求，通過練習而獲得的迅速、精確、流暢和嫻熟的身體運動能力。影響這一技能學習的因素有教師的言語指導、示范，學生大量、充分的練習。它要經過多次重復練習與反饋和糾正之后動作達到自動化階段。

在拼音教學中，平翹舌音、前后鼻音以及四聲都是比較難以讀準的，基于動作技能的教學原理，最有效的教學就是做到有效的言語指導和發音示范，并給予學生大量、充分的練習。有的教師在教學中過于注重情境創設、故事導入以及動畫媒體的設計，課堂華而不實，卻沒有抓住這一類學習規律：示范―模仿―練習。

怎樣的指導和示范才是有效的呢？不應是簡單示范讓孩子一遍遍機械模仿，更不是向一年級的小學生生硬地講發音技巧，而是針對一年級孩子形象思維的特點，利用孩子原有的生活經驗及發音水平，為孩子的學習創設具體的語言環境，幫助準確發音。如，教學“á”：

師：á戴上了第二頂帽子，就像小熊在山坡上騎車（出示小熊騎車圖），這就是第二聲。讀的時候就像有人問你話，沒聽清時，你會問：“á，你在說什么？”就是這個音。領讀，模仿，輕讀，讀準á。（教師發音，學生跟讀，并配以手勢助讀）

這個教學案例中，教師針對動作技能的學習做了有效的指導和示范，有效性就表現在：能針對一年級孩子形象思維的特點，配以小熊騎車的圖片和做手勢，區別了四種聲調的不同發音方法，降低了學習難度。同時，能利用孩子原有的生活經驗及發音水平，為孩子的學習創造具體的語言環境，幫助準確發音。

三、拼讀――基本智慧技能學習

新課標中關于拼音教學的目標“能準確地拼讀音節”，按加涅的學習結果分類，屬于基本智慧技能學習。基本智慧技能指運用概念和規則辦事的能力，拼讀教學所要教給學生的是拼讀的規則，即將聲母、韻母和聲調組成一個音節并將它拼讀出來的方法。規則學習有兩種方法：例―規法，規―例法。針對一年級孩子的年齡特點，讓其自己從例子中去發現規則比較困難，一般采用的教學方法為“規―例法”，教學流程為“教學規則―驗證規則―運用規則練習鞏固”。因為智慧技能一般不能通過模仿習得，不能搞機械重復的練習，所以，教師在教學中面對拼讀困難的學生不能簡單處理，不能請其他學生幫他或教師代替他來拼讀，結果解決了問題，實際上該學生并沒有在拼讀中掌握規則。所以應該指出學生拼讀中所存在的問題，讓其嘗試在變式條件下反復運用，最終達到自動化程度。

如，教學拼讀三拼音節：

篇（4）

1 創設情境，發現問題

1）先要求學生觀看照相機、顯微鏡、哈勃望遠鏡等圖片，指出這些設備都運用了凸透鏡。

2）讓學生拿起桌面上的凸透鏡，背對著窗戶。觀察紙上的一些文字，在發現文字放大的同時，會驚奇地發現紙上出現窗外景物倒立、縮小的像！這是為什么？

3）（回顧上一節課堂問題）用放大鏡（凸透鏡）觀察近處物體時，若適當增大放大鏡與物體間的距離，會看到什么？（動手試一試）（先是正立、放大的像，該像隨物距增大而增大，再是倒立、放大的像，然后是倒立、縮小的像）

問題：凸透鏡成像的情況與物距、像距有關到底存在什么關系呢？從照相機、顯微鏡、哈勃望遠鏡等熟悉的圖片導入，一方面讓學生從熟悉現象中疑問，另一方面是讓學生關注最新科技的發展，增強對自然界的好奇，激發學生的參與欲望。

“意外的發現”是為了提出問題，激發學生的探究欲望；而回顧上一節問題是為了讓學生將這個“鋪墊”撿起來，利用已有的知識可以進行有目的的思考，為下面的猜想打下基礎。

2 分析討論，大膽猜想

情境的展示使學生求知欲望一下子提了起來，思維空前活躍，此時針對上述小實驗中觀察到的現象，教師及時指導學生對成像的情況進行討論，讓他們充分交流并提出猜想：

1）成像情況可能與物距有關？

2）成像情況可能與焦距有關？

3）成像情況可能與像距有關？

4）成像情況可能與凸透鏡大小有關？

這樣設計有利于學生學會在觀察和學習中發現問題，使學生逐步具有觀察和提出問題的能力。

3 介紹器材，模擬操作

1）教師介紹實驗用的器材：光具座、光屏、凸透鏡、蠟燭等。簡單地說一下注意點。

2）學生在電子白板上利用其交互性操作演示一下器材放置的位置，如何調節，見圖1。

3）展示幾張燭焰在光屏位置的圖片，判斷合適與不合適，見圖2。

4）教師針對以上出現的問題。強調燭焰、透鏡、光屏三者的中心要“等高、共軸”。

通過上述學生上來演示模擬使用器材，對可能出現情況的判斷，是為了讓學生暴露出存在的問題，及時改正；其他學生可以更直觀、形象地看到問題產生的原因，從中吸取經驗。

4 “整體”觀察，“局部”突出

先整體是為了學生初步觀察凸透鏡成像的總體變化情況，便于學生建構初步知識。符合學生認知規律，使學生認識初步的變化，在下面的重點學習中可以進一步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局部”是指對凸透鏡成某種性質的像，學生再進行數據收集，這樣安排一改以前教科書中先給定物距，然后觀察像的性質并記錄像距的做法，從而降低實驗的難度，提高探究的效率，達到同樣的效果。

5 交流合作，分析論證

“交流合作，分析論證”是科學探究的重要環節，教師應充分創設和抓住機會，讓學生經歷從物理現象和實驗數據歸納出科學規律的過程；同時學生表述自己的觀點，與人交流，也有利于培養學生具有將自己的見解與他人交流的意識，敢于提出與別人不同的見解，能自我反思、聽取別人的意見，勇于放棄或修正不正確的觀點，逐步具有信息交流能力。

教師從不同組中隨機抽取不同焦距時的5組測量數據匯總在表格中。組織學生進行交流，學生很快能發現焦距與物距、焦距與像距、物距與像距之間的初步大小關系。在此基礎上，教師逐步提示：物體通過凸透鏡成像的性質與凸透鏡的焦距有關，并且它還與物距的改變有關。（重點考慮1倍焦距和2倍焦距）進一步分析物距與焦距、像距與焦距關系，得出：

當物距 焦距時，成倒立、縮小像的 （實/虛）像；

當物距 焦距時，成倒立、等大像的 （實/虛）像；

當物距 焦距時，成倒立、放大像的 （實/虛）像；

當物距 焦距時，成正立、放大像的 （實/虛）像。

這樣用另一陳述方式，不是重復學生填充的內容，而是向另一角度去思考、歸納，有利于學生更深入地理解和記憶凸透鏡成像的規律，得到兩種完全不同的體驗。在教師和學生一起對前面的猜想進行說明判斷后，教師繼續提出影響凸透鏡成像性質有兩個關鍵位置：一是二倍焦距處；二是一倍焦距處。它們分別如何影響成像的性質？

6 評估實驗，感悟體驗

評估是對探究行為和獲取信息的可靠性進行衡量，科學性是從更嚴密的角度反思的過程，是不可缺少的探究要素。實驗評估主要從實驗過程、實驗數據、主要操作步驟、器材的使用情況著手，仔細分析實驗過程中還有哪些方面存在不足？會有哪些新發現？實驗中出現的問題該如何解決？這樣讓學生對實驗進行改進，優化實驗方案，促進學生實驗能力的形成。

7 動畫總結，深化規律

教師用動畫演示凸透鏡成像的光路圖（如圖3所示），在透鏡及其主軸上標出物體成不同性質的像時，物體及其像的大致位置和性質（即在主軸上用圖示的方法說明當物體從較遠處逐漸靠近透鏡的觀察中，像的大小、正倒、虛實的變化情況），從而幫助學生理解、記憶和從整體上把握凸透鏡的成像規律。

篇（5）

一、 引言

近期國務院多次召開會議，重申支持引導金融支持實體經濟，處理好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使虛擬經濟更好的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目前，經濟領域學者對虛擬經濟在合理范圍內能夠較好推動實體經濟發展，而過度膨脹則會危害到實體經濟的認識基本一致。但到目前為止，中國沒有形成自己的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比例標準（Standards）和警戒線（Boundaries）。

二、 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概況

1. 中國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概念界定及發展現狀。結合國內外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劃分理論，并考慮我國的經濟結構、發展階段、金融市場分類等因素，文章將虛擬經濟范疇界定為以金融行業和房地產行業為主的經濟總量，主要包括股票市場、債券市場、證券基金市場、期貨市場和商品房銷售市場的交易規模。同時將工業增加值規模界定為實體經濟方面。

從規模上看，2006年之前，虛擬經濟總量與GDP、工業增加值呈相對協調發展，而2007年后，虛擬經濟總量開始加速上漲，遠超工業增加值等實體經濟的發展規模。

2. 中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內在比率關系。金融相關比率FIR （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是國內外學者研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內在比率關系的重要指標，它是指金融資產與實物資產在總量上的關系，即某一時點上現存金融資產總額與國民財富的比率。金融增長快于實物經濟增長，金融相關比率上升，但上升不是無限制的。文章將M2/GDP作為金融相關比率，雖與嚴格意義上的金融相關比率（全部金融資產價值與國民財富之比）存在差異，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從我國1999年以來的金融相關比率和工業增加值變化趨勢看，2009年之前，金融相關比率保持相對穩定，與工業增加值變化趨勢基本保持一致;而2010年之后，金融相關比率攀升而工業增加值增速不斷下行，形成“剪刀差”。

3.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關系。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體現在三方面：第一，虛擬經濟是以實體經濟為基礎的。虛擬資本一開始是從實體經濟中產生的剩余資本里轉化而來，因此，實物資本或實體經濟是虛擬資本存在的依托，同時，實體經濟是虛擬資本的利潤源泉;第二，擬經濟獨立于實體經濟，它有著自己獨特的運行規律;第三，虛擬經濟中的長期資本又會以某種方式與產業資本融合，以實體經濟的形式存在。因此，虛擬經濟的發展對實體經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虛擬經濟的發展可以為實體經濟的融資提供較大便利，利于促進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進而促進經濟效益的迅速提高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快速升級;但另一方面，虛擬經濟的迅速發展容易造成泡沫經濟，使經濟發生動蕩和危機的可能性加大。

實際上，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保持合理的發展速度和規模時，虛擬經濟的發展將對實體經濟的發展和一國經濟增長起到有力的促進作用。當虛擬經濟的發展落后于實體經濟時，便會產生金融抑制現象，導致資金的低效運用和市場分割，并進一步影響到實體經濟的發展。當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過度膨脹時，則會引發過度投機和金融泡沫。

三、 全要素生產率

1. 全要素生產率內涵。生產率綜合反映了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從經濟增長角度來看，生產率與勞動、資本等要素投入均會促進經濟增長。從效率角度來看，生產率等于一定時期內國民經濟中總產出與各種資源要素總投入的比值。以索洛（1957）等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通過兩種途徑來實現：一種是增加要素的投入，另一種是提高單位投入的產出效率。但長期來看，資本邊際效益遞減，僅僅依靠增加要素的投入來推動經濟增長是無法持續的。因此，一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主要是依靠提高技術水平以推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在衡量技術水平時，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比單要素生產率更優越，更合適。全要素生產率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術進步;三是規模效應。在計算上，它可以看成是除去勞動、資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剩余值”。

2. 全要素生產率計算方法。假設中國經濟的生產函數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

分別代表資本k和勞動l的產出彈性;當規模報酬不變時， 表明生產效率并不會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而提高，只有提高技術水平，才會提高經濟效益。

兩邊取自然對數得到模型1：

采用1991年～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億元）做為衡量國民經濟整體產出的指標;歷年社會勞動者人數數據（萬人）做為歷年勞動投入量指標;資本存量數據（億元）（該數據是根據歷年全社會固定投資完成額測算，按照10年期平均折舊，殘值為0計算得到）做為資本投入量;但是模型1結果顯示自變量間存在共線性，系數因偏小而不盡合理，于是采用啞變量代替模型1中的時間變量t，進而模型1變為：

根據1991年～2015年間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情況，假設當處于2000年～2008年期間，啞變量取值為1。模型2結果如表1，從模型2結果也可看出，啞變量的取值是符合中國實際經濟情況：即在2000年～2008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較明顯。

3. 中國全要素生產率變化趨勢分析。總的來說，中國經濟TFP是先升后降的，TFP在2003年之前一直呈現增長趨勢，從2004年開始至今基本處于下降趨勢，只是在2007年稍有反彈后繼續下降。而TFP增長率在2003年前雖下降但也是正增長，而從2004年開始變為負增長。

從全要素生產率變化（圖1）中可以看出：第一，資本投入的報酬率高于勞動投入的報酬率，一定程度說明勞動力未能對中國經濟的增長發揮充分作用。第二，從2004年起TFP下降且TFP增長率由正轉負，反映了生產要素投入的產出效率逐漸降低，說明此時中國經濟的增長大量依賴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的投入，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長方式，而不是依靠技術進步來提高效率。第三，1978年起中國進行了一系列經濟改革，如1984年進行了以價格雙軌制為特點的工業改革;20世紀90年代進行了住房改革;2011年加入WTO，而這些改革措施帶來的影響具有滯后效應，使得紅利在2000年～2008年期間才陸續釋放，導致這時期國民經濟整體產出明顯增加。第四，2008年之后，隨著改革紅利效應趨減、大規模經濟刺激導致產能過剩行業重復建設，對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和生產創新產生擠出效應，全要素生產率出現下降。

由此可見，中國技術進步率、技術效率低下，生產能力利用水平偏低，設法提高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有較大促進作用。

4.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黃金比例及結論。文章以虛擬經濟總量代表虛擬經濟發展規模，以工業增加值代表實體經濟發展規模，研究虛擬經濟總量與工業增加值之比對上述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的影響。最終回歸結果如下：

@里xt表示虛擬經濟發展規模/實體經濟工業增加值規模。對上述式子求導，得出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比例對全要素生產率起促進作用的黃金比例為：X=16.7。也就是說，當虛擬經濟發展規模是實體經濟工業增加值規模的16.7倍時，兩者保持合理的發展速度和規模，這時對全要素生產率起著促進作用的正效應，虛擬經濟的發展將對實體經濟的發展起到有力的促進作用。圖2趨勢表明：在2008年該比例達到15.2，2009年～2014年該比例遠大于上述黃金比率16.7，在2010年達到頂峰31.3。這充分說明自2009年開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比例已經不在合理區間，也就是說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運行，可能會引發過度投機和金融泡沫，誘發系統性風險。

三、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格蘭杰因果檢驗

1. 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濾波分析。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發展既有短期波動因素也有長期的趨勢性因素。從我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發展情況看，主要的宏觀經濟變量，比如國內生產總值、經濟增加值等都會圍繞著它們自身的確定性趨勢發生周期性波動;同時，在微觀虛擬經濟體層面，房地產市場、證券市場、基金市場、債券市場、期貨市場等，其交易規模的變化雖然呈一定的波動，但也并不總是隨機的，而是呈現出一定的趨勢性。尤其對于虛擬經濟體而言，趨勢成分更能表明市場的機制建設和發展規模的趨勢性特征，而波動成分更多的表明了短期市場的投資、投機行為。所以，無論是在宏觀層面考察宏觀經濟的波動，還是在微觀層面分析虛擬經濟體的交易變化情況，既需要了解變量的趨勢成分，又需要了解周期波動成分，這就需要時間序列的HP濾波法。

經過HP分解后，可以得到每一個變量的趨勢成分和波動成分。其中：變量工業增加值經過HP分解后的趨勢成分可以看作是我國實體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反應實體經濟在較長時期內的增長潛能與變化的方向，所以其變化方向的調整也可以被看作是經濟大周期的體現;而周期波動成分反應的實際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之間的差額，即所謂的短期波動，反應的是由于宏觀經濟內在或者外部環境變化的各種沖擊帶來的實體經濟增長的短期波動，具有反映的及時性特征，其變化方向的調整可以看作是實體經濟小周期的調整。相應地，對虛擬經濟、工業增加值、股票交易等指標經過HP濾波分解，可以得到其趨勢成分和波動成分，分別代表虛擬經濟、全要素生產率（TFP），以及各虛擬經濟體的長期趨勢和短期內的波動幅度。

2.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長期趨勢、短期波動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由于樣本數據都是時間序列數據，且要以動態時間序列模型作為分析基礎，所以在進行深入的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檢測其是否存在單位根，擬或是同階單整的。因此，先檢測單位根以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再對長期趨勢和短期波動分別進行協整分析。然后分別進行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長期趨勢的GRANGER因果檢驗和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短期波動的GRANGER因果檢驗。

從上述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可得出：長期趨勢上，實體經濟與各虛擬經濟體之間存在明顯的GRANGER因果關系，表明虛擬經濟長期健康穩定發展，有助于實體經濟發展;同時，實體經濟的良好發展可以促進虛擬經濟各主體市場的發展。從短期波動的關系上看，股票市場、基金市場的短期波動能夠影響實體經濟的短期發展，因此對于股票市場和基金市場，不僅需要重視長期的制度性、趨勢性分析和風險管控，也需要重視短期市場波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而期貨市場、商品房市場、債券市場的短期波動對實體經濟短期波動的影響較小，因此需要長期持續的制度性、規律性和趨勢性的規范管理。

四、 總結與建議

自2009年開始，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運行，可能會引發過度投機和金融泡沫，誘發系統性風險。

因此經濟結構改革勢在必行。

1. 增加要素投入的產出效率。在重視人力資本投入的同時要制定相關獎勵措施以發揮員工的主觀能動性;注重經濟結構的升級、提高產品科技含量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2. 加強對虛擬經濟的監管與約束。我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結構已經嚴重偏離最優比例，出現金融資產、不動產價格脫離真實價格水平的虛漲現象。為了保障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相關部門必須監督和控制各種促進泡沫增長的投機活動以約束泡沫經濟的發展。

3. 提高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的準入條件。虛擬經濟必須與實體經濟發展步伐協調，要精準、高效地資金引導至實體經濟領域，避免過多滯留在虛擬經濟領域。一要提高金融機構設立條件和資本市場的準入門檻，規范金融市場發展秩序，強化準入標準在產品設計、風險控制、資本約束、從業經驗和技術運用等方面的政策要求，必要時可以采用牌照監管方式提高準入條件;二是深刻認識金融創新的實質，要以是否提升服務實體經濟效率，降低金融和系統性風險為出發點，回歸金融創新的本質要求，對P2P、眾籌等所謂的通道型、復制型金融創新要及時穩妥治理和規范;三是對于銀行業等風險管理較為規范機構，要由業務監管向資本監管轉變，進一步強化資本監管，在資本約束下，倒逼和鼓勵商業銀行優化資產結構，提高資本配置的效率和精細化水平，助推銀行機構向低資本消耗的模式轉型。

4. 深化市場經濟建設，構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雙向促進機制。虛擬經濟的長期健康穩定發展，有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同時，實體經濟的良好發展可以促進虛擬經濟各主體市齙姆⒄埂R虼嗽諼夜市場經濟建設及經濟轉軌過程中，各部門之間應該多溝通、多協調以確保各市場政策目標一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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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我國旅游業經過30多年的發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旅游業的快速發展不僅需要研究旅游的理論專家，更需要大量應用型旅游管理人才。因此，旅游管理類專業的相關課程不僅要注重理論知識，更應注重學生獨立學習能力及實踐能力的培養，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更應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旅游經濟學作為旅游管理類專業的一門核心課程，過去由于條件的限制，多采用“填鴨式”教學方法，以書本、教師為中心，忽視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主體作用，學生雖學到了一定的理論知識，但能力低下、素質得不到提升。參與式教學強調以學生為中心，充分應用靈活多樣、直觀形象的教學手段，使學生深刻地領會和掌握所學知識，并將知識運用到實踐中。本文擬對筆者在歷年教學過程中發現的現象和問題進行分析，進一步探討參與式教學在旅游經濟學教學中的實踐。

1.參與式教學在旅游經濟學教學中應用的意義

1.1有利于更新教學理念，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

引入參與式教學，要求教師在具體教學實踐中，切實把握新理念，改變傳統教學觀念，在教學中樹立新的教學理念：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即教會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為走向社會、走向工作崗位打下良好基礎。同時，教師在備課和教學實施過程中也有壓力，教師要創設課堂教學情境，對教材內容進行梳理、挖掘、拓展，運用溝通技巧，喚起學生熱情，才能讓學生主動參與到教學中，獲得有效的教學效果。此外，教師還要深入社會調查獲得相關經驗和知識，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這樣有利于“雙師型”教師的成長。

1.2有利于開創學生的創新能力和科研能力。

每個大學生都有自己的個性和潛在優勢，老師要最大限度地挖掘每個學生的潛能，鼓勵他們獨立思考，提出不同看法和見解。在自由、民主、寬松的課堂中，參與式教學法充分整合各種教學資源參與課堂教學，如運用角色扮演、小組活動、游戲和模擬教學、案例分析、辯論等形式，讓學生發揮想象、自由思考。參與式教學不是要找到唯一的正確答案，其魅力在于自由發散的思維方式和討論激發的各種思想火花碰撞帶來的成就感，不知不覺中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和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進而提高學習能力、實踐能力和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較強的創新思維意識，為以后繼續深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1.3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

參與式教學法講求師生互動與參與，整個教學過程是動態的。它鼓勵學生積極而主動地參與教學活動，并且成為其中的積極分子。這種方法以學生為中心，充分應用靈活多樣、直觀形象的教學手段，使學生深刻領會和掌握所學知識，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激發學生的能動精神，實現學習由教師“教”向學生“學”的轉變，知識由被動接受向學生親歷參與、親身體驗、親自選擇轉變。

2.《旅游經濟學》教學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2.1教學內容滯后于旅游實踐。

隨著旅游業的迅猛發展，目前《旅游經濟學》的教學內容在諸多方面滯后于旅游實踐。大多數高校仍以學科體系的系統性、完整性為主對教材加以講授，拘泥于對原理條文的蒼白解釋，而且教材內容的很多理論都移植于西方經濟學基本框架，部分章節與旅游學概論、旅游市場學、旅游產品規劃開發等課程重復，未能體現旅游經濟學的學科特點和生命力。對于實踐發展的解釋和指導作用都難以落實和體現。

2.2教學方式偏重于填鴨灌輸。

《旅游經濟學》課程的課堂教學目前大多采用以教師理論講授為主的單一式教學法，這種教學方法基本是教師站在講臺上當演員，學生坐在臺下當聽眾，偏重于灌輸，導致學生完全處于被動學習狀態，教學過程缺乏教與學的良性互動。“填鴨式”灌輸知識很難內化成學生的智慧和才能，學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記錄、整理和背誦課堂筆記上，很少主動學習和研究原理背后的原因，更談不上獨立進行調查分析，以解決現實旅游經濟問題。

2.3教學手段單一，輔助教學手段運用不足。

在教學手段上，有些學校手段單一，即“一塊黑板，一根粉筆，一本書，一張嘴”。部分學校雖然采用了多媒體教學，但由于教師教學觀念沒有轉變，教學理念沒有更新，存在對多媒體、網絡等輔助教學手段運用不足等問題。通過對學生的訪談和現場觀察發現，絕大多數多媒體教學實質上是講授式教學的改版，教師通常把所要講授的內容做成課件，利用多媒體在課堂上播放給同學們看，不斷點擊鼠標，用事先設計的課件流程取代學生思維的發展軌跡，讓學生在臺下仰著脖子當觀眾，無異于“穿新鞋，走老路”。

2.4教學效果評價陳舊落后。

傳統教學效果評價以閉卷考試為主要考核手段，將考核最大比例放在期末考試上，如總評成績中平時成績占30%，期末考試占70%。而期末考試基本是閉卷考試，主要是對知識要點的考核，缺乏對應用能力的考核。這種評價方法的弊端在于從分數判斷學習效果，嚴重束縛學生自身能力的培養。直接導致部分學生學習動機不純，“混”學分現象突出。如有些同學上課不記筆記，下課拷課件;有的學生上課注意力不集中，人在心不在;對提問不積極思考回答，參與討論也不積極;對作業敷衍了事，從網上下載抄襲;考前依賴劃范圍，考試作弊，并且只注重書本知識的掌握，不重視實際操作能力的提高等。

3.《旅游經濟學》運用參與式教學改革建議

3.1統籌安排，優化教學內容

《旅游經濟學》的課程特點結合參與式教學具體形式的核心問題是統籌安排，優化教學內容。課程教學內容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任課教師應該思考如何在保證教學效果的前提下，在教學內容上做到典型性與完整性結合;如何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并將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如何適時介紹學科前沿的研究內容和方向，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激發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熱情。有條件的高等院校旅游管理專業可自編《旅游經濟學》教材或講義，可組織經驗豐富的教學團隊，根據學科前沿理論和當前及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形勢，結合現實經濟社會生活制訂教學計劃和大綱。然后優選3～5種《旅游經濟學》教材，以某一教材為基礎，其余教材為支持，對旅游經濟學的體系、內容、案例、習題等進行優化組合，形成全新的自編教材或《旅游經濟學》講義。在實際教學中要不斷增刪一些內容，密切結合旅游業現實變化和國外先進成果。

3.2改革教學方法，理論和參與形式有機結合。

部分教師雖然在教學過程中增加了一些參與式教學方法，如提問式教學、研討式教學、社會實踐調查等，但存在的問題是機械地應用這些手段，沒有把課程特點與具體教法有機結合起來形成系統的實施方案，隨意性較大，流于形式，實施效果很差。教師必須把理論和參與式教學有機結合，在旅游經濟學案例教學中，大量選用本地區旅游勝地的素材，運用本地區旅游市場發展數據和案例充實教學內容，在保持課程基本原理、基本框架體系完整性的同時，增加具有地方特色和時代特色的內容以緊扣學生的興趣點，吸引學生參與到教學中。

3.3注重人才培養，提升教師自身能力素質。

參與式教學法對教師的能力素質提出了較高要求，其知識面、表達能力、思維敏捷度、組織與協調能力等方面應有相應的水準。因此，教師必須不斷學習，任課教師應主動適應旅游教育新形勢發展，不斷強化自己，主動對接產業，融入行業，把自己培養成合格的全能型教師。學校要主動走出去，加強與政府、旅游企業的深層次全面合作，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資源配置為重點，建立人才培訓、評估、實習、就業一體化的合作網絡平臺。

3.4改善教學環境，組織實施好課外實踐教學。

改善教學環境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方面改善課堂教學環境。平等的交流方式及自由、寬松、合作的環境氛圍是參與式教學的催化劑。教師作為教學的指導者，應不失時機地營造輕松、愉悅的課堂環境為師生互動、生生互動、師生與環境互動架設橋梁。二是組織實施好課外實踐教學，積極拓展校外實習基地。在課堂教學中，雖然增加旅游經濟熱點問題案例分析，能增強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但沒有真正做到在工作崗位上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教師應結合區域經濟發展實踐和理論教學內容選題，對學生進行分組，指導問卷設計。可利用已建立的酒店、旅行社等實習基地和合作單位，組織學生開展相關調研和實地考察，進行實踐、實訓性教學活動，將對旅游經濟活動的感性認識升華到理性認識，在實踐體驗中中學生進行調查研究、參觀訪問、撰寫調查報告或心得體會。

3.5優化教學評價，轉換考核形式。

應付標準化的試卷考試花費了學生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極易磨滅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且不利于培養自主學習和創造性思維能力。在教學評價中，考核如果不僅強調學生平時上課時在情景發言、案例學習、專項調查、小組討論、辯論比賽中的參與程度，還注重學生的求知精神和創新能力水平，學生就會從大量參考資料和獨立思考中發展自己的思路和想法，甚至能發現課本、文獻和權威們某些不甚完善之處。《旅游經濟學》運用參與式教學法應以過程考核為主，依據考勤、作業、提問、討論、測試（或專項調查）等幾部分按比重計入總成績，以此調動、鼓勵學生的學科參與性，同時能夠綜合、客觀地反映出學生的學習狀況、能力和水平。

參考文獻：

[1]范玉翔.基于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旅游經濟學教學改革研究[J].現代商貿工業，2010（20）.

篇（7）

網絡文化改變了高校學生的生活方式，導致一些學生價值觀念偏移、道德觀念的淡化，對高校的思政教育提出了挑戰。高校學生雖然有一定辨別是非的能力，但是在網絡環境下，隱藏在網絡空間的不良信息不斷沖擊著他們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尺度，面對這些強有力的沖擊，他們往往會失去控制力，主動或者是效仿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學生是學校教育的主客體，學校網絡文化建設工作應轉移到引導大學生查找和利用正確有益的網上信息，主動參與網絡文化的建設，即引導學生形成正確、規范的網絡行為。高校思政教育必須教會學生面對復雜多變的網絡環境，培養學生的批判能力和道德選擇能力，使學生學會正確觀察和分析，以正確的態度與行為對待大量流通的信息，在網絡行為中形成道德自律。只有道德自律，才能夠規范個體的網絡行為。根據對高職大學生網絡行為的實證調查研究，高職院校可以通過自律教育、主動性人格培養、時間管理能力等途徑提高高職生的網絡行為素質，規范其網絡失范行為。

一、道德主體自律是基礎

自律是道德修養的一種境界，在道德教育中，“自律”是指人們依靠理性、信念和道德自覺自愿地發揮主體的意識、智慧、潛能的能動活動過程。在任何情況下，一個人能進行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調整，而不需要法律法規來規范、約束自己的行為，才能真正稱之為有道德的人。馬克思認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意味著道德價值的根據在于自身而不在人之外。自律教育是培養學生自我約束、自我監督、自我批評和自我調整行為的教育活動。加強自律教育是提高大學生網絡行為的主要途徑，可以通過以下幾個途徑來加強自律教育。

1.充分重視自律教育。學校應轉變教學觀念與管理觀念，充分認識到自律教育的重要性，加強自律教育，將自律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與學生的日常生活與管理當中。

2.提高道德意識、法律意識水平。網民的道德意識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在網上的道德行為，從網絡行為調查結果看，許多大學生的網絡道德意識與法律意識還是非常薄弱的，不認為言論露骨、過激等行為是不道德的人還是不在少數的，甚至不少學生認為網絡黑客等行為是英雄行為，這些都是缺乏道德、法律意識的表現。我們在理論教學與實踐引導當中應當注重培養學生的道德意識與法律意識。

3.鍛煉學生的道德意志。道德意志是指人們在履行道德義務或責任中克服內心障礙和外部困難的能力和毅力。在網絡這個監管相對較少的環境當中，常常是學生內心具有道德意識，也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是，往往由于自身意志力薄弱，抵抗不住形形的誘惑而迷失自己，違背自身原則。因此，我們應注重通過學生意志力的培養來加強學生的自律教育。實踐內容可以是社會考察、社會公益事業，也可以由學校搭建一個公益平臺，在這個公益平臺上由學生參與組織公益活動。

4.培養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遵守網絡協議履行網絡職責。自我教育能力是由獨立分析能力、自我評價和自我改正能力、自我控制和自我監督能力所構成。學生帶電腦到學校時，就要求其簽署《計算機使用承諾書》，承諾在校期間文明使用網絡。自覺遵守國家和學校對網絡信息管理的規定。在學校規定的時間內使用，不使用計算機做違反網絡文明的事，如若違反，愿意將計算機帶回家或交由老師代為保管。強化簽署協議的過程，使學生能與自我進行約定，實現自我管理。在此基礎上，可以組建學生校園網絡勸導隊，對同學進行監督，在自律管理的同時配合他律監督。從學生間的相互教育轉化成自我教育，從而達到自我分析、自我認識，最終達到自我監督、自我控制，使學生將網絡道德要求轉化成自身的道德需要，從而影響網絡行為，實現他律轉化成道德自律。

二、主動改變尋求是提升

具備主動性的個體不受周圍環境力量左右并能影響環境變化，較少受到環境的約束，會主動改變環境；能識別有利機會，并采取一系列主動行為，直到帶來有意義的改變；會采取行動來影響周圍的世界。面對網絡這把雙刃劍，不僅要控制個體言行，更應該利用網絡進行有意思的活動。對于高職院生更需要學會自主利用網絡進行主動學習。

1.建立良好師生關系。尊重、理解、寬容、鼓勵是良好師生關系的主題。尊重學生的人格，每個人都有被尊重的需要，學生在認為自身得到尊重的情況下，才會主動與教師進行交流；設身處地地理解他們，讓學生感受到關心與愛護。研究表明，教育者的溫暖理解能促進受教育者主動性的培養；寬容，人無完人，每個個體都自己的個性特性，學生仍處于成長、學習的階段，對于其思想和行為的不成熟表現教師應報以寬容的態度，并給予指導幫助。贊美與鼓勵，高職生存在一個共性，都迫切希望能得到老師的贊揚與鼓勵。

2.選擇教學方法。某些課程可以增加采用實踐討論為主的教學方法，使學生在實踐談論當中不斷嘗試，探求新知，在探求新知的情況下獲得自我成功體驗，從而培養個體主動性。當然，由于高等教育知識量多的特性，不是所有課程都適合實踐教學，但教學過程中應注重學生的實踐環節，不要流于形式、一味追求創新，應將每一個實踐環節的教學目標與培養目標落到實處，讓學生在實踐過程中切實獲得主觀體驗。

篇（8）

關鍵詞：法律經濟學；研究視角；理論拓展

中圖分類號：F069.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7）02-0015-09

作為一種學術思潮，法律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經濟學界也是法學界發展最快的流派之一，是20世紀后半期經濟學界乃至法學界最重要的學術成果。[1]但是，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并不統一，雖然對于研究目的有著共同的表述。

一、法律經濟學：經濟學的視角

用波斯納的話說，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方法全面應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學科。具體地說，法律經濟學采用經濟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會的法律制度、法律關系以及不同法律規則的效率；其研究的目的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則更清楚地顯示出來，而不是改變法律制度。”[2]根據尼古拉斯?麥考羅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義，“法律經濟學是一門運用經濟理論來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運作以及法律與法律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的學科。”[3]因此，從根本上說，法律經濟學就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其他視角的研究都是對經濟學視野中法律的經濟分析的深化和拓展。

經濟學視角下的法律經濟學認為，雖然法律經濟學起源于1960年羅納德?科斯《社會成本問題》一文的發表，但是大衛?休謨、亞當?弗格森以及亞當?斯密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關注的經濟學和法律之間的關系，以及杰瑞米?邊沁關于“法律的創造是為個人獲得最大的幸福”的理論，都對法律經濟學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貢獻。[4]

經濟學視角下的法律經濟學“關注三個緊密相關的領域：預測特定的法律規則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解釋為什么特定的法律會存在、確定應該存在什么樣的法律規則。”[5]鑒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經濟學視野中的法律經濟學區分為三個不同的學派：芝加哥學派（實證學派）、耶魯學派（規范學派）和弗吉尼學派（實用學派）。[6]

芝加哥學派在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時，以財富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堅定的市場觀念為核心觀點，采用新古典主義的邊際分析、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等實證的經濟分析方法。其基本信條是“法律分析應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正義，效率應該成為法律解釋的關鍵。”[7]因此，法律應盡力遵照帕累托效率或者卡爾多―希克斯效率配置資源。帕累托效率是指資源配置的改變在以下情況才是有效的，即至少一個人的境況變得更好，而沒有人變壞；卡爾多―希克斯效率是指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在于受損失者可以由獲利者給予補償（財富最大化）。因為無論在學術層面還是在政治層面，人們很難對什么是公正達成共識，所以考慮是否公正，只會使法律（司法程序）陷入令人無法接受的模糊地帶，因此效率才是法律制度（司法裁決）的最佳標準。芝加哥學派的法律經濟分析為理解法律提供了一種有影響力的、意義重大的方法，并對法律本身的解釋與實施產生了影響，它使法律經濟學成為經濟學內的一個次級領域，一種新的分析制度和一系列新觀念被引入法律研究之中。[8]

雖然芝加哥學派在對法律效率及其對財富和收入分配影響的實證分析上極具競爭力，但是，在為社會變革或法律改革提供規范性視角方面，它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經常被描述為規范學派的耶魯學派認為，為了糾正廣泛存在的市場失靈，對法律的干預存在著更大的需求。對分配的關注是耶魯學派的核心。不同于芝加哥學派與經濟學派，該學派的全部哲學觀點經常被表述為具有更多的價值內容，和傾向于進行政策干預。”[6]在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時，耶魯學派運用芝加哥學派的方法，并把這些方法拓展到“應然”領域，即法律應該是怎樣的，并提出了規范性的主張：通過法律追求公平和正義是最高目標，因此，由芝加哥學派界定的效率標準不能夠成為法律體系的終極目標。

弗吉尼學派是在法學、經濟學與公共選擇理論的交織中產生的新學派，它拓展了經濟學分析方法在法學中的運用范圍，認為經濟學分析方法的運用是實用性的，應該忽略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的區別，因為人們努力從整體上去解釋的社會現實，應該被看作是對周圍的社會現實具有獨立理解力、追求自身目標的個體選擇與行動的結果。因此，弗吉尼學派吸收了公共選擇理論的研究成果，并將之與法律的經濟學分析相結合，認為在對法律的不同淵源之間進行價值比較時，需要對最初環境所具有的激勵結構進行恰當的分析，而不是直接去評價單個規則的成本收益情況。與此同時，弗吉尼學派關注法律形成中的政治失靈，認為在法規創立與選擇過程中，應注意制度設計與個人選擇之間的關系，研究市場與非市場機制對法律制度的影響，研究在制定有效率的法律規則時，是采取集權還是分權立法更適宜的問題。

經濟學視野中的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最新進展，是將實驗經濟學的成果運用于法律的經濟分析之中，形成了實驗的法律經濟學。[4]實驗的法律經濟學應用經濟學中的實驗方法探究了不同的法律和法律制度對經濟決策的影響。經濟學中的實驗方法可以被描述成一個精心控制的、綜合的經濟環境，在其中各對象參加一個或更多的在經濟學上相關的真正的貨幣回收決策活動。每一種實驗對參加者來說都有一套指示。這些指示描述了經濟環境、控制參加者之間信息交換的規則，對特定個體或團體貨幣回收決策的計劃。構成貨幣回收使用基礎的基本設想是各對象寧愿得到更多的錢而不是更少，在這類實驗中實驗者使用那些貨幣回收工具可以利用該激勵去導致一組其偏愛的結果。實驗的法律經濟學已經證明，市場制度至少在決定能否行使壟斷權利方面與市場中賣方數量的多少一樣重要，因此，反壟斷法的經濟學分析必須重新評估關于改變市場制度的政策。實驗的法律經濟學另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是探究了公共物品供給中的自愿貢獻和市場交易機制，研究表明單純地要求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將是非效率的，貢獻中的互惠使自愿提供公共物品是可能的；當有差別的財產權具有社會合法性和政府可以執行私人合同時，通過市場交易（談判機制）人們可以自己決定公共物品、外部性和稅收的理想的分配。因此，政府的作用應當受到限制，政府在公共物品和外部性分配中的決策權力應當分權。伊麗莎白?霍夫曼指出，當政府向私有化和分權的經濟體系移動時，這些研究結果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中越來越重要。[4]

二、法律經濟學：法律的視角

由于法律的經濟分析影響了法律思維，法律體制及其參與者都受到了以促進效率配置為目的的強烈影響，因此，有必要從法律角度評價法律經濟學的意義，探討法律經濟學和傳統法律推理之間的差異，由此形成了法律視角下的法律經濟學研究。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法律視角集中分析了私法和公法、刑法和家庭法、法制史和比較法領域經濟推理和法律推理之間的差異，并探究了法律的經濟分析對這些領域的影響。[4]

傳統的私法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司法判決，而司法判決就是把已經建構好的、相對穩定的法律條文運用到個案中，法律推理是在普遍區分法律概念的詳盡體系中做出的，法律尋求的是個人爭端中“公平”的結果，而這種公平的結果又要基于裁決對未來行為產生的事前影響。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法律經濟學采納了一種主導的事前觀念來預測一種裁決或替代性裁決對社會總行為的影響，要求判決者用一種更系統的方法闡明法律的目標，使之能夠說明在追求非經濟的目標中所涉及到的經濟損失（機會成本）。在法律視角的法律經濟學看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已經對私法的普遍原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私法的大部分領域廣泛地運用法律經濟分析的成果。例如，從法律的角度看，侵權法歷來被視為這樣一組原理，這組原理就是確定在什么樣的環境里加害者對受害者作出補償才是公平的。但是，侵權法的經濟分析使人們知道如何選擇適用的責任規則，使意外事故成本、預防成本以及行政成本最小化。[9]同樣，合同救濟是保證履行承諾的手段，如果承諾未履行，合同救濟可以為受約方提供充分的補償。但是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表明，違反合同可能會產生某種收益，因此，判決者應被告誡保證特定的救濟不能抑制這種收益。從法律的角度講，隨著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股東對公司的法定權力應該得到加強，但是，通過評估公司的業績，法律經濟學則直接關注金融市場如何對企業的無效生產施加了強有力的約束。[10]

在公法方面，雖然公法領域本來就需要專門的經濟學知識，但是公法的經濟分析卻出現得較晚，因為公法的研究受到法律程序理論的限制，法律程序理論認為政府應合理運作以便實現公共利益。因此，直到20世紀80年代，法律的經濟分析才開始滲透到公法領域，特別是公共選擇理論的運用，使公法的經濟分析產生了大量的新見解。它不僅闡釋了自利的政客、國家官員以及個人群體之間的交易如何出臺了總體上違背公共利益的法律，而且描述了更適合秩序控制的憲法性安排，使人們重新審視憲法性安排的基本特征。“當想到公共政策時，我們不僅需要知道誰獲得了利益、誰失去了利益，而且還應該知道他們獲得和失去了多少利益。這不僅是戰略性公共管理中必要的一部分，而且對規范性考慮立法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也是十分重要的。”[11]但是，公法的經濟分析所形成的成果不僅源于公共選擇理論的運用，也源于對公共選擇理論的批評。即便公共機構容易受到個人利益和判決者自身利益的影響，公法在處理市場失靈和追求其他公共利益（包括再分配）方面仍然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如果資源分配問題不能通過選擇性的制度體系來加以完美解決，特別是市場、私法和政府行為，那么主要的任務就應該是對每一種體制所設定的問題或者一系列問題的優缺點（成本和收益）進行比較分析。

在刑法和家庭法上，法律的經濟分析激起了主流法律學者對它的“極端敵意”。法律經濟學把潛在的罪犯設想成為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者，他們會權衡從非法行為中獲得的利益以及可能因逮捕、控告和定罪而遭受刑事處罰的成本。法學家認為，這種法律的經濟分析是膚淺的，對刑事責任、刑罰的種類及刑事違法的嚴重性、刑事制裁以及對法律執行強度的經濟分析，忽視了道德義務觀念以及刑法的非威懾功能，而這兩者是刑事審判體系的根本。因此，刑法的經濟分析脫離了基本的價值主題，不能切中要害。但是，也必須承認，對犯罪行為存在一種重要的經濟性界定，這種界定的嚴格分析產生了許多的見解，即使這些見解不能被看成是決定性的因素，從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它們還是很有價值的。對家庭法也是這樣。如果把婚姻視為一個需要高額的實際交易投資，而且容易受到極不完全信息影響的長期合同，那就會使人際關系中的情感與社會的滿足顯得異常平庸。但是對經濟因素的關注則會強調法律結構對行為動機的嚴重影響，而這種動機通常為人們所忽略。

在法制史和比較法方面，法律的經濟分析將法律變遷的主要動機歸結為訴訟行為，認為爭議者傾向于使用有效的法律規則來解決訴訟請求，因而會對無效的法律規則提出質疑，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效的法律規則會保留下來并代替無效的法律規則。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法律視角認為，這種分析過分地簡化了訴訟的動機，沒有考慮到外部因素和這樣的事實：很多受法規影響的人們沒有能力質疑規則，而且效率標準也是有問題的。另外，這種分析也沒有討論立法，而立法是引起法律變化的重要原因。由于法律的變化也可以從比較的角度來考慮，因為法律經常從一種體制中移植到另一種體制中。這種現象已為比較法學所研究，但它對這種變化的發生沒有提供清晰的解釋。法律經濟學填補了這個空缺，因為立法是朝著效率的方向發展的，法律制度對經濟壓力存在敏感。隨著要素在不同的管轄區之間不斷的流動，不同法律體制必定會出現某種程度的競爭以滿足公司和個人的偏好。

三、法律經濟學：哲學的視角

法律經濟學研究的哲學視角源于法律經濟分析引發的對哲學問題的爭議，它所關注的是法律經濟學的三個核心原則：效率原則、功利主義原則和財富最大化原則中內在的哲學意義。在法律經濟學中，居于主導地位的論點是，法律規范應該滿足經濟效率的原則。而在經濟理論中，最常用的效率標準與帕累托密切相關。經濟學家通常所說的效率就是帕累托效率。這是以意大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托命名的。如果有人的境況不會變差，有人的境況就不會變好，具備這種特征的資源配置就是帕累托有效或者帕累托最優。這種標準以比較X和Y兩種社會安排對相關個人的福利的影響為基礎。倘若在X社會安排中每一個人的福利至少不比在Y社會安排中的福利差，并且在X社會安排中至少有一個人的福利比在Y社會安排中更好，那么X社會安排對于Y社會安排就有帕累托優勢（相對有效率）。相應地，如果不可能調整一種社會安排X，在這樣一種安排中每一個人的福利至少不比在別的社會安排中的差，甚至某些人還會更好（換句話說，如果將X社會安排改變為其他社會安排，就會導致某些個人更窮）那么X社會安排就實現了帕累托最優。[4]

由于個人福利是一個優先選擇――偏好――的問題，因此對于社會安排的評價來說，帕累托效率通常被認為是一個相對較少爭議的標準。同其他標準相比，它們對信息的要求低得多，因為它們不預先假定任何個人之間的偏好或者功利的比較。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體系中，帕累托標準可以作用于社會安排的改變。正如科斯所指出的那樣，在沒有交易成本，并且有關各方都通情達理的時候，分配權利和義務的方法――法律與帕累托觀點便不會有任何的差別。倘若它們的分配不能滿足最佳標準，相關的個人就會進行相互交易，直到達成一種對于原來的分配具有帕累托優勢和帕累托最優的安排。問題是完全競爭市場是不存在的，在一個有交易成本的社會中，交易成本會損害效率，以至于有可能封殺任何朝向優越的和理想的社會安排的過渡。因此，如果帕累托效率被認為是法律變革的必要條件，那么許多法律變革是不符合帕累托標準的，法律的經濟分析在此必須求助于其他原則。

一個顯而易見的可供選擇的原則是功利主義原則。功利主義“是倫理學中一種傳統的名稱，它直接地或間接地評價行為、政策、決定和選擇的正當性，其根據是看它們增加受其影響的人們的幸福的趨向。”[12]功利主義原則將個人福利的量（平均水平）最大化，并因此允許平衡權利的分配――減少一部分人的福利，這“失去的部分”又通過增加另一部分人的福利而抵消。只要相互交易能夠使各方增加福利，功利主義原則就不會禁止任何權利分配。問題是，訴諸于功利主義原則時，法律經濟學不僅需要面對人與人之間福利的比較問題，還必須面對所有針對功利主義的道德上的反對意見。[13]為此，在功利主義原則之外，法律經濟學（尤其是波斯納）又強調了另外一條原則――財富最大化原則。

波斯納認為，財富最大化是法律經濟分析中的解釋性和規范性標準，謀求社會財富最大化是法律決策的重要準則。在波斯納看來，財富最大化是合理的，財富最大化促進了效率最大化，從而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因此，財富最大化也是正義的標準（資源浪費對稀缺社會來說是最大的不正義），財富最大化至少可以衡量（正義則涉及倫理的、哲學的評價標準，帶有很強的主觀性）且為人們的社會福利最大化提供了實現手段。[14]

問題是同功利主義原則一樣，財富最大化原則也要面對大量的道德上的反對意見，財富最大化標準具有不正當分配的傾向。而且，要使財富最大化具有合法性，還會導致現行法律制度的重大調整。原告將不再限于受害的一方，被告也不會限于加害的一方。如果讓第三方參加訴訟能夠有效地增加收益，那么就應該鼓勵第三方提訟。同樣，如果第三方比那些實際造成損害者能夠有效地將成本最小化，那么他們反對訴諸法律行動就應該是適當的。如此一來，在財富最大化的法律制度中，私法就會被公法徹底吞沒，法院將不再履行其傳統職能――將公正給予各方當事人。[15]

由此，在法律經濟學研究的哲學視角看來，不管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是奠基于財富最大化，還是效率最大化亦或是功利主義標準，法律經濟學都必須面對著一些基本的哲學問題，這些問題是難以駕馭的，因此，不足為奇的是，近年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已經轉向更加實際得多的應用性問題。

四、法律經濟學：批判法學的視角[4]

作為法學研究的流派之一，批判法學在對法律的經濟分析提出批評時，形成了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批判法學視角。批判法學認為，自由市場的效率取決于對外部性問題的解決，而外部性問題比經濟學家們可能認識到的更嚴重，外部性因素包含重大的政治問題。但是，法律經濟學強調，制定法律的目的是為了增進效率，因此，應該從一種能夠使產出的價值最大化的資源配置方式來制定調節自由市場的法規，而不管分配的結果如何。自由市場能夠做的就是使財富最大化，可以把分配的問題（外部性問題）留給立法機構制定的稅收制度和調節計劃解決。這樣做在制度上是適當的，因為這些決定是政治的，應該由多數表決來決定；在經濟上也是適當的，立法機構是有權制定稅收和轉移調節計劃的――成本最小或效率目標最大的再分配的最佳方法――惟一法規制定機構。

在批判法學看來，這不是一個“好主意”，實際上是不可行的，其本身的論證前后矛盾。立法機構能夠頒布法典，通過調整稅收和轉移調節計劃的法令以修正外部效應，但是只要存在交易成本，就可能會有幾種具有不同分配后果的法律規則，從效率觀點來看，它們具有同樣的優越性。在一種辦法具有決定性時，就相當于使一種大規模的再分配成為事實。顯然，每一個法規都會產生不同的財富效應。“一旦我們選定了規則，游戲本身也會產生許多可能的結果（外部性），這要取決于力量和技巧的黑匣子。許多可能的結果中的每一種，都包括一種分配和與之相聯系的資源配置。”[4]于是又只能通過稅收和轉移修正分配結果。因此，即便立法機構是通過稅收和轉移調節修正外部性問題的適當機構，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況下，這種修正的實際影響也是非常復雜和捉摸不定的。

由此，批判法學認為，法律經濟學試圖以效率為中心建立一套適合資本主義經濟的有效法規是不現實的。由于存在眾多的選擇，每一種選擇又都導向一套不同的現實世界的有效法律和不同的稅收調節計劃，所以不會有有效的法典。運用效率標準（尤其是卡爾多―希克斯效率）來制定法律規范，既不現實在理論上也行不通。作為一個事實，法院和立法機構在決定損害法的范圍、要不要對消費者和勞動合同強加強制條款之類的問題時，都要排他地把全部非效率目標考慮進去。在這種背景之下，制定規范自由市場的基礎法規，似乎本身就是“調節性”的――涉及一個又一個案件，一個又一個的部門，特別是政府為鼓勵做大蛋糕及做出來之后的公平分配所制定的決策。因此，不可能簡單地按照效率原則來確立界定自由市場的法律規范，權利、道德、公共利益，一句話，政治、哲學、意識形態在法律制定過程中都會起作用，沖突的權利、道德原則和意識形態等對于法律規范的選擇都是關鍵的因素。

五、法律經濟學：女性主義的視角

女性主義“是對一種復雜現象的總稱，就該詞的含義引起的爭議可以部分地解釋女權主義。它主要可以理解為基于婦女因其性別遭受痛苦這種認識而對婦女在過去和現代社會中與男人的關系方面的社會作用的一種關注。”[12]女性主義的法律經濟學是汲取法律的經濟分析中有用的成分，用于解決女性問題。

女性主義法律經濟學認為，法律的經濟分析受到以效率為焦點的規范的支配，但是把法律的經濟分析與作為規范標準的效率聯系起來是有局限性的：效率分析是有分量的，但是它只在自己的領域內有分量；它在需要更多的法律而不是使每一個人都維持現狀的領域是無所作為的。因此，女性主義的法律經濟學“拋棄以效率作為常規的標準”，[4]它的標準取自經濟――分配的正義、反對歧視、監護――以外的，卻具有適當經濟概念的理論。例如，女性主義認為，在就業平等的立法中，基于性別但與工作無關的歧視是不正當的，因為這種歧視而導致的經濟上的不平等是不正義的。

在女性主義的法律分析中，經濟學概念是在這樣的范圍使用的：它們須經得起是否“最管用”，是否同“經驗要求的集合”相一致的檢驗。因此，在分析性騷擾時，女性主義的法律經濟學使用勞動力市場中的抉擇人這樣的經濟概念，在分析離婚時使用人力資源、自我利益和機會主義的概念。因為這些概念符合女性主義范式：通過這些分析（就業、選擇、性別特征、婚姻、愛情等在經濟抽象中被忽略了的要素）所失去的，必須通過發掘理解和強有力的，也許是帶有偏見的論點而有所得。

雖然女性主義的法律經濟學強調必須將法律的經濟分析從效率中剝離出來，但是它仍然重視諸如價值、成本、效益等概念的運用。因此，當女性主義者運用經濟理論審視法律問題時，她們探討了如下的主題：兒童到底是公益的還是私益的？是福利政策還是撫育兒童所必須的額外補貼導致納稅人的額外負擔？當女性主義者在研究婚姻家庭法時，她們提出了如下的疑問：結婚的效益是什么？結婚對人力資源的貢獻有多大？是把結婚理解為一種契約還是視為一種關系狀態？什么是女性心目中婚姻的重要內涵？到底哪種方式――市場的和非市場的――是家庭貢獻的適當方式？因此，在女性主義的法律分析中，經濟學是實用主義的運用，是要從法律的經濟分析中發現對女性主義有用的內核，將法律經濟學置于服務女性主義的主題，而不是其他相關的東西。

六、法律經濟學：博弈論的視角

從學科分類來說，博弈論屬于數學的一個分支，其主要內容是運用數學方法構造人類行為的理論。而人類行為理論是所有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如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基礎。博弈論有四個基本特征：群體性（社會生活是兩個人以上的世界）、互動性（事情的最終結果取決于所有人的行動）、策略性（每個人都認識到并考慮到這種相互依賴性）、理性（所以每個人選擇行動的時候要針對對手的可能行動而選擇一個最優對策）。[16]由于博弈論對于理解法律的構成及其影響人們行為方式的途徑“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洞察力”，[17]因此博弈論被廣泛地用于法律的經濟分析。

在《法律的博弈分析》一書中，道格拉斯?G?拜爾（Douglas G.Baird）、羅伯特?H?格納特（Robert H.Gertner）、蘭德爾?C?皮克（Randal C.Picker）運用博弈論的基本原理，對法律及法律問題進行了系統的分析。（1）策略行為、納什均衡與法律規則。策略行為出現在兩個或多個個體相互作用的場合，這時候每個個體的決策取決于對其他個體行動的預測。納什均衡是指在參與人將選擇的策略組合中，沒有參與人能在給定對方策略選擇的情況下通過選擇其他策略而使狀況變得更好；每個參與人選擇的策略是對對方所選擇策略的最優反應。由于一項法律會引申出一套策略行為，簽訂一項契約也就意味著進入一個博弈，因此，策略行為和納什均衡引入法律的經濟分析中，將揭示出每個參與人在不知道他人做什么的情況下必須做決策時法律規則如何影響了參與人的行為。這為理解不同的侵權制度如何運轉以及財產法、勞動法和其他一些特定內容的法律問題提供了有效的途徑。（2）信息、博弈與法律規則。信息在個人相互影響的方式方面起著重要作用，一方當事人從隱瞞信息中得到的個人利益可能誘導該方以一種盡管對個人有利，但對社會而言并非最佳的方式行動。因此，在信息不對稱時，博弈過程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不可避免。此時，“要理解法律規則的作用，必須不但要注意到法律規則對當事人實際采取行動的影響方式，還要注意到它對當事人即使在沒有該法律規則時也不會采取的行動的影響方式。如果擁有信息參與人不能利用從其他參與人行動中推論出的任何信息，那么擁有不利信息的參與人就沒有激勵去仿效其他擁有信息參與人的行動。”[17]（3）聲譽、重復博弈和法律規則。聲譽是指一種社會評價。在博弈過程中，即使只有少數人認為自己的聲譽有價值，每一個其他的參與人可能認為仿效他們也符合自己的利益，從而在許多情況下，長期合作成為重復博弈的結果就是可能的，盡管大多數的參與人在階段博弈中背叛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規則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影響聲譽的形成并最終建構重復博弈中的合作意愿。例如，將一個個體從某一社會圈子中排除出去變得更為容易的法律規則就具有建構聲譽的直接效果。（4）討價還價、非合作博弈和法律規則。法律規則的存在不僅便利了貿易，它們同樣影響了當事人從交易中獲得的收益的分配方式。換言之，法律規則界定了一個社會討價還價的環境，任何一項法律規則的變化都可能改變了交易雙方討價還價的能力。許多法律規則，例如合同法和破產法之所以起作用，并不是因為法庭常常被要求使用這些法律規則，而是因為它們確立了當事人之間談判（討價還價）的框架，給予了一方當事人或其他當事人以退出選擇，即通過行使某種法律權利而有能力離開談判桌（非合作博弈）同時還能獲得某些利益。

博弈論為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實證的理論基礎，它描述人們在一個制度環境下是如何做出行動決策的，這些行動導致了什么結果，因此“法律經濟學只有以博弈論作為分析工具的時候，才能達到真正成熟和完善的地步。”[16]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運用博弈論分析特定的法律問題。例如，利用博弈論，貝克丘克（Bebchuk）考察了民事訴訟程序規則，卡茨（Katz）分析了合同法中的出價與接受問題，約翰斯頓（Johnston）闡述了合同違約規則，戈頓（Gordon）和利布郎（Leebron）考察了公司法，布里爾梅爾（Brilmayer）分析了法律的沖突問題，埃里克森（Ellickson）說明了習慣如何能與法律規則一樣發揮作用。

七、法律經濟學：比較分析的視角

法律經濟學研究比較分析的視角也被稱為比較法律經濟學。比較法律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的認識論假設是：法律不僅是創造了相應的激勵的法律規則的集合；它也不是立即就可以轉化為一些直接影響個人行為的隱含定價系統，法律的修辭學或意識形態性質也是不能忽視的重要方面――如果我們希望了解用來分析法律的法律和經濟觀念的話。[7]基于這樣的認識，比較法律經濟學以公平與效率的理論分析為基礎，探討了法律制度的變遷與移植、社會主義國家法律體系的改革以及欠發達國家的法律結構。

效率與公平通常被認為是兩個對立的概念，一個有效率的法律解決辦法可能是不公平的，而一個公平的解決辦法可能是缺乏效率的。法律經濟學認為，法律分析應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公平（正義）。比較法律經濟學不認同這種觀點，認為在法律制度的舞臺上，公平與效率都具有作用，效率是一件值得追求的好事，但是效率與公平總是在一起的，一定法律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案都會涉及公平與效率兩個方面。財產征收法（或民法中因公共利益而征收財產）提供了這兩方面結合的一個例證。因此公平與效率“遠非對立的觀念”，在比較法律經濟學的視野中，它們都是進行法律經濟分析的基本要素。

基于對公平和效率的討論，比較法律經濟學分析了法律制度的變遷和移植。在比較法律經濟學看來，如果交易成本為零，法律在全世界都會是有效率的。法律的多樣性可以被理解為由法律傳統和法律意識形態所導致的不同交易成本的結果。法律制度的變遷和移植，不論是有意識的選擇或由于社會的需要，都有追求效率的強烈傾向，即降低交易成本而使法律制度更好地運行。但是法律的變遷和移植方向也同樣追求公平的取向，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是“所有法律制度的共同核心”，因此，法律制度的變遷和移植是法律對社會所感知的公平正義需要所做出的政治反應。

建議發展一個合乎有效市場需要的法律體系的使命，使比較法律經濟學關注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法律體系的改革問題。比較法律經濟學指出，改造社會主義法律制度要小心地選擇適合的制度供給。為了有效實施，改革方案不能忽視基礎背景。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形成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遺產，是法律體系改革中不能忽視的因素，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建構新的法律體系，需要考慮社會與經濟現實。雖然市場化改革的成功必定要求法律以效率為導向，但是不公平的改革就會對市場有影響。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改革必須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一是立法在創立市場經濟中能否起重要作用？二是立法能否在民主的創立和維護中成為一個重要因素？三是民主的創立和維護是否是市場創立與運作的一個先決條件？

比較法律經濟學認為，雖然欠發達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結構和西方國家是不同質的，但是法律經濟學對分析欠發達國家的法律制度同樣是有用的。在一個軟弱政權以及相應的發展中的法律體系中，交換關系主要通過非競爭的市場機制進行的。關系原則（relational principles）不僅適用私人安排，例如契約，而且適用于所有政府、法律和人事各方面。因此，在欠發達國家，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層次并不構成一個傳統，法律制度是可以改變的，但是當法律制度的改變面臨著政治選擇的時候，由于不發達國家法律制度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法律程序與政治程序之間沒有明顯的區分，意識形態的偏見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法律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拒絕法律向效率的漸進演變。所以，欠發達國家的挑戰是發展一種適應現代化的法律傳統，在這一進程中，比較法律經濟學可以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幫助欠發達國家厘清它與發達國家在法律制度與文化上的差異性特征，認識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并不是惟一可能的路徑或最佳路徑，通過相互學習，較不發達的法律制度最后可能將最初的解決辦法發展成一種有效的且不同的發展路徑。

八、法律經濟學：心理學的視角

由于人們的行為“不僅僅由有關經濟約束條件決定，而且還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們內生偏好、知識、技能、天賦以及各種心理和生理約束條件的影響。”[18]因此，要真正理解人們是怎么選擇和行動的，就必須將心理學的理論引入到法律的經濟分析中，才能更好地解釋法律所追求的目標以及實現這些法律目標的手段。通過將心理學和其他行為科學的成果融入法律的經濟分析中，法律經濟學對人類選擇的過程以及人類判斷和福利的結構重新進行了更系統的評估，從而正在逐步形成行為法律經濟學。[19]

行為法律經濟學認為，法律經濟分析中大量使用的理性選擇理論對日常行為缺乏解釋力，在《告別理性選擇》一文中，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指出，由于純粹理性選擇理論對認知錯誤這一部分人類行為不能給出充分的解釋，所以其分析力大打折扣。不僅如此，該理論也解釋不了那些導致人們做出看似非理性選擇的沖動克制問題。而且，理性選擇理論假定人們總是做出自利性選擇，無法說明為什么每年都會有大量的匿名慈善捐款。因此，行為法律經濟學認為，必須修正理性選擇理論，“提出反映人類真實行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這些新的假定，作為法律經濟學研究的基礎。有限理性意味著人們在做出決定時，只是具備了有限的知識和資源，因此，人類的決策行為會出現與最大化利益不一致的現象。有限意志意味著人們往往不能堅持選擇與最大化自身總體利益相一致的行為，人類最終的決策可能偏離利益最大化的軌跡。有限自利意味著個體決策受到社會規范、道德規范等影響，并沒有完全追求自我表現利益的實現，而是追求了自我表現利益以外的東西。[19]

在研究了人類如何選擇的基礎上，行為法律經濟學將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的假設運用到法律的經濟分析中，重新審視了作為行為工具的法律。行為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如果人們是有限理性的，不能獲得完全理性所需要的充分信息，那么法律的懲罰措施往往不能有效地制止惡行，實現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阻嚇的效果。如果人們是有限意志的，無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體效用（利益）并對多重效用進行排序，就必須對交通安全法、侵權法、合同法以及管制法規等進行重新的解釋。如果人們的行為是有限自利的，人們就會為了追求公平與正義等法律規范所倡導的價值而愿意承擔額外的貨幣成本、時間成本、機會成本等。

由于在法律制度的設計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要預測人們會對法規和制度約束做出何種反應，因此，行為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向人們展示了法律經濟學“理論方面最激動人心的進展和相關的政策含義”，“有可能為法律和制度建構工作提供一系列政策建議”，[18]因此，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融入法律的經濟分析將顯示出巨大的理論力量。

九、結束語

雖然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視角不同，但是“大部分法律經濟學的參與者都認為，不論各個學派的意識形態信條多么獨特，總會存在共同的基礎可以將該學科內所有的學派統一起來，這個共同的基礎就是運用經濟學的概念與理論，在法學內尋求新的理念。”[6]基于不同視角的法律經濟學研究，在不斷修正法律經濟分析存在的局限性的基礎上，提高了法律經濟學的解釋力和預測力，不僅使法律經濟學的觸角幾乎遍及了法律和法學的每一個領域，并使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日益充實和拓展。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深入，經濟活動的實踐會對新的制度產生需求，而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因此，法律的變遷在中國將會是一個重要的制度變遷的研究領域。在這個領域里，不同視角的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為我們體察和審視中國經濟改革中的法律制度的變革與演進，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理論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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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1景觀設計與體驗

1.1景觀設計

景觀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它不僅包括自然因素，還包括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因此景觀設計對不同的人來說，也有不同的理解。一個較為普遍的共識是：“基于對自然和人文過程的認知基礎上，景觀設計規劃是在一個相對宏觀尺度上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過程。景觀規劃的過程就是幫助居住在自然系統中，或利用系統中的資源的人們找到一種最適宜的途徑”。然而，任一區域的景觀設計都不是固定型方案，設計者還要挖掘該地區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地域個性等，使設計的最終目標達到人與景觀的和諧共存、發展。

1.2體驗

對于體驗，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認識。體驗不僅是一種活動，還可以是活動的結果，它強調個體親身經歷的過程，以及對這段經歷的思考、感情和認知。盡管不同的人在同一景觀內會有不一樣的體驗感受，但最受歡迎的體驗方式是可以挖掘的。由于體驗能夠使每個人得到精神上的滿足，這就給旅游業提供了一個新的規劃視角，更有學者指出旅游規劃的核心內容就是為旅游者營造獨特而奇妙的體驗。因此，民俗村旅游規劃的每個細節都應圍繞“體驗”而進行。

2體驗型民俗旅游景觀設計基本原則及方法

2.1基本原則

（1）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盡量靈活使用當地所生產的素材材料、傳統建筑工藝手法，根據當地的自然環境、歷史文化和民俗特點進行設計；（2）滲透體驗的理念。在體驗的過程中學習和傳播發揚民俗文化，規劃者要對該區域所產生的體驗種類進行分類，從而在細節上不斷完善景觀的規劃；（3）和諧統一、統籌兼顧。景觀設計不僅要講究主次，突出景觀的設計風格和地域文化特色，而且要注意其整體性以及景觀可持續發展。始終保持風格統一，將“體驗”的設計理念和方法貫穿始終。

2.2方法

進行“體驗型”民俗村景觀設計的首要工作是調查和掌握這個地區的景觀特性、生態環境的特性以及可參與體驗的特性。首先要對場地進行的詳細調查，其次分析當地景觀變化趨勢、地域地形地貌、文化特征等，再次進行初步的構想和景觀設計，最后進行景觀設計和最終方案的確定，力求使之達到和諧、完美的統一。以人工建造的建筑景觀，和以園林景觀為核心開展旅游活動，再加上以“體驗”的方式讓人們去親身感受文化景觀，因此創造了景觀的獨特性，成為了民俗旅游景觀成功與否的關鍵。

3體驗型民俗旅游景觀規劃設計的要求及應該注意的問題

3.1景觀的多樣性必須得到協調統一

體驗當地獨特的自然景觀或歷史文化景觀成為景區吸引游客的關鍵，一切建筑物、空間環境、園林景觀等，都應該以突出民俗文化核心為宗旨，同時也不能缺乏對景觀設計的營造。因此，要把景觀設計和民俗文化看作整體，與核心吸引物的景觀特色相互協調的同時，不破壞景區原生態環境。在實踐中，我們一定要遵循自然法則，保護自然環境，充分運用科學技術來完善景觀設計規劃。總之，以體驗來指導民俗旅游目的地的景觀規劃，能給景觀注入更多的情感內容，突出景觀的地域文化性。

3.2要根遵循地區性質和景觀特點進行設計

民俗文化村成為旅游區之前，是當地人居住和生活的空間，這里凝聚著民族的記憶，人們的生產生活經歷。在做民俗文化村的規劃設計時，必須遵循地域文化和地域特性。目前有些民俗文化村景觀規劃出現雷同設計，沒有創新點就是因為對地域文化了解不夠深入。

3.3民俗旅游接待設施應配合獨特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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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7-0155-03

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2014]46號文件，將體育產業上升為“國家戰略”。支持發展區域特色體育產和少數民族特色體育產業[1]。當前，隨著人們對體育運動功能的深入認識，體育運動已經成為社會大眾現代業余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能夠緩解現代快節奏的生活壓力，也能夠調整人們的心理與生理平衡。同時，也蘊藏著巨大的商機。眾所周知，體育在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中，已經越來越顯現出其重要的位置，成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一支強心劑。體育旅游市場在體育產業占有重要份額，對于豐富旅游產品體系、拓展消費空間、盤活體育資源、實現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拓展區域經濟發展新空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2]。

一、生態旅游與體育旅游內涵解讀

生態旅游是以有特色的生態環境為主要景觀的旅游，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和獨特的人文生態系統，開展的生態體驗、生態教育、生態認知并獲得心身愉悅的旅游方式，是到生態環境中去觀賞、旅行、探索，在于享受清新、輕松、舒暢的自然與人的和諧氣氛，增進健康，陶冶情操，享受自然和文化遺產，接受環境教育等，促進自然生態系統的良性運轉[3]。體育旅游與其他休閑旅游一樣，特別強調人與大自然的和諧一致，增強愛護、保護自然的意識[4]，不同的是以體育為要素，以現場觀賽、參與體驗及參觀游覽為主要形式，以滿足健康娛樂、旅游休閑為目的，向大眾提供相關產品和服務的一系列經濟活動的新興產業形態。從生態旅游視角將生態、體育與旅游三者結合的旅游形式，有助于擴充體育產業的類型，促進體育產業結構升級調整，推動區域經濟綠色、生態、健康發展。

二、生態旅游開發存在的問題

我國生態旅游受各個方面都不成熟因素制約，存在著為了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進行無節制、超容量開發與管理混亂等現象。

（一）生態旅游開發混亂

隨著人們日益增長的生活水平和業余時間的相對增多，釋放或者解壓身心是現在人們的假日首選。旅游恰恰為人們提供了減壓釋放的時空環境，也就促生了旅游業的蓬勃發展，特別是假日游，人喜歡走到大自然去親近泥土的芬芳，去聽山泉水的律動，去聽鳥兒的歌唱，去呼吸新鮮的空氣。而生態旅游符合人們的心理預期，并發展日益增快。但是，在催生生態游市場開發與發展的同時，忽略了生態環境的保護，一些專家、學者熱衷于生態旅游的認證和標準的建立，習慣于文字范本的規范或者說框架結構思維，以期統一規范“混亂”的生態旅游市場。但由于各地自然條件、地域風情、項目特色、人文環境的差異，生態旅游的發展呈現復雜化、多樣化的特質，生態旅游發展的重點和核心要素不一。為此，盲目采用舶來發達國家的標準，不利于我國對生態旅游的發展和引導規范[5]。在利用生態環境帶給我們經濟利益的同時，更要用經濟收入回饋、愛護、修繕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二）管理與服務意識匱乏

我國的生態旅游正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生態旅游各個方面的資源開發與發展受到諸多的門檻限制，原因在于我國政府關于生態旅游開發、建設、保障、檢測等方面的政策法規立法滯后、規范不統一等諸多現實問題[6]。生態旅游產品開發缺乏理論支撐與政府實踐策略支持，再者，高校對生態旅游人才隊伍的培養沒有可操作性的模式，導致現有人才隊伍思想懈怠、管理渙散、服務意識不強等經營管理問題。加之，我國公民的自身素質和生態意識不高，對自然保護區的生態環境破壞、設施設備毀壞等問題較多，有的旅游者甚至騎在塑像的脖子上拍照等不文明現象，缺乏對旅游者違規行為的引導和約束、教育。因此，我國生態旅游的發展還處在培育階段，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現實問題，要根據我國地域寬廣、特色不同、區位差異等實際制約生態旅游發展的問題，進行針對性的解決，促進和提升生態旅游市場的發展和完善。

三、體育旅游存在的問題

體育旅游作為一種高層次的消費，它不僅與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有關，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當時社會和科技發展狀況的制約[7]。體育旅游的開發必須要有一定的經濟保證，在一定程度上，體育旅游開發所能獲得資金多少決定著開發的深度和廣度。同時，體育旅游開發的目的、開發的手段，又必須與當時當地的社會的科技發展水平相適應。然而，就體育旅游開發的基本指導思想來說，是盡可能使現有的體育旅游得到充分的利用，使潛在的體育旅游得到充分的發掘，以更好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體育需要。但是，體育旅游客觀存在的形式是各不相同和千差萬別的，其體育表現的方面也是多種多樣的。各種體育旅游的開發和利用更好地在體現經濟利益的基本思想基礎上，更要認識到體育旅游的開發應具有理想的社會和經濟效益，這是體育旅游開發必須要考慮的基本問題[8]。

野外生存是體育旅游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近幾年來，野外生存運動已日漸成為一種時尚，受到了廣大中青年消費者的青睞，挑戰自我、磨煉意志，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開發一些層次高、項目定位準、線路精致的體育旅游景區，能夠對體育旅游和戶外運動愛好者有較強的吸引力，反之，則不利于開展。野外生存大多都是遠離居民點的山區、叢林、沙漠、高原等復雜的地域，這些地域也都是自然環境的組成部分，需要專業的運動裝備才能實現野外生存，而這些裝備又是體育旅游產品的附加值。所以，體育旅游使中青年戶外運動愛好者遠離都市的喧囂與嘈雜，是面對美麗的大自然、洗滌凈化心靈的過程。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體育傳統，各地區都有著各自的特色，因而對于增加體育資源數量的開發，有著巨大的市場潛力，帶動戶外運動實物產品與非實物產品的銷售，推動了體育事業發展的同時，也刺激了體育消費。所以，對體育資源的外延開發，是一項重要的開發方法。低級別重復建設，不僅耗費大量資金，而且導致體育旅游者在選擇上受限。

四、生態旅游為體育旅游提供了資源條件

我國有著1 072萬公頃的湖泊和水庫面積，28萬平方公里的海岸地帶面積，9 491萬公頃的森林面積，320萬平方公里的山地面積和95.59萬平方公里的河流流域面積等，良好的生態環境為發展體育旅游業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條件。生態環境的保護也需要來自體育旅游發展所產生的經濟收入的支持，生態環境是影響人類與生物生存和發展的一切外界條件的總和，例如冰雪、漂流、徒步探險、草原生態旅游區等[8]。所以，體育旅游的發展離不開區域發展環境，這一點已經得到普遍的認可[9]。體育對人類的貢獻不僅僅停留在健身健體的本位，同時也能夠帶動經濟發展和社會環境的改善。體育旅游不僅僅是簡單游山玩水、觀賞比賽、參與比賽，而是通過體育這個名詞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例如體育服裝、鞋帽等產業資源開發，這不只是單純的體育內部資源開發，它同時也會帶動區域交通、住宿、餐飲一系列的經濟收入。這種收入反過來可以投入到對環境的改造、修繕，環境變好了就會吸引更多的游客，體現經濟效益于社會效益的互補性。體育旅游活動是人類的一種積極的健康活動，它不同于一般的傳統的旅游活動，是現代人尋求釋放壓力的一種新的選擇[10]。體育旅游借助體育資源所得經濟收入，也為民俗風情傳承保護、體育環境保護與發展提供了經濟保障，二者相互扶持，相互促進。

五、構建生態+體育+旅游的發展新模式，推動區域經濟發展上新臺階

當今區域經濟的發展并不是封閉性的，挖掘和開發區域內與區域外經濟聯動，實現區域經濟的不斷增長和發展[11]。體育賽事是一種特殊的重要的文化旅游資源，對于區域經濟發展具有特殊的作用，通過引入高水平賽事為陜北的黃龍縣經濟發展注入新活力[12]。黃龍縣通過引入體育賽事，使比賽項目與地方旅游資源有機結合，實現體育、文化、旅游融合發展，吸引更多省內外人士前來領略黃土高原的獨特魅力，深入挖掘體育在地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潛力作用，進而拉動當地體育旅游產業實現大發展。

國際性體育品牌賽事活動具有參與性廣、影響力大的獨特作用[13]。體育活動不僅僅是單純的活動，而是將平面媒體、數字媒體、廣告宣傳策劃、體育服飾等都納入進來，一次知名賽事活動囊括了諸多關聯產業的參與，也促M了關聯產業的經濟收入。各地區根據自身先天資源優勢，實現“體育+旅游”融合的發展模式，依托獨特的生態文化資源，促進休閑體育文化與全民健身相融合發展，實現文化、健身、旅游于一體，把綠水青山的自然資源，經過引入“體育”變成經濟發展的新方向，開創地域經濟與生態環境和諧開發保護新局面。

政府應充分利用現有的體育資源和具有市場開發前景的體育資源，充分、有效和合理地把稀缺的體育資源分配到不同的體育生產中去，實現旅游促銷費，消費拉動經濟，經濟推動社會發展，社會發展服務人類。打造“體育+旅游+生態”為一體的體育旅游品牌，是旅游、體育、生態深度融合的一步[14]，這種生態、體育、旅游三者相結合的發展新模式，既注重生態環境保護，又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同時也有利于健全體育旅游產業政策法規，推動展業升級與結構調整，實現區域經濟與體育旅游市場開發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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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一、 引言

在宏觀經濟的研究中，利率是少有的，與經濟波動之間關系復雜的變量之一。首先利率與經濟波動的關系根據利率的選取方式不同而不同。例如Alan Gelb（1989）研究了34個發展中國家儲蓄利率與經濟的波動關系，他發現實際利率與經濟波動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Neumeyer和Perri （2005）將7個發展中國家在二級市場上交易的美元計價的新興市場債券的實際回報率作為利率指標，發現這些國家的利率與GDP的波動存在一致的負相關性。其次，對于利率與經濟波動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一直難以弄清：到底是經濟的波動導致了利率的波動還是利率的波動引起了經濟的波動，或者是兩者都有。

開放經濟視角下的宏觀經濟研究的主要工作是解釋經濟在開放環境中的波動特征和影響因素。在開放環境下，一國的經濟波動必然會受到外部經濟的影響，就目前的現象來看，這種影響主要通過兩種渠道，一種是國際貿易，一種是國際資本，而利率的本質是表示資本的價格。因此在開放經濟的研究別是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研究，普遍將利率定義為國內企業或者居民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所面對的借貸利率——國家利率（Country Interest）。

二、 數據選取

一國的國家利率實際上是國際借款人愿意借給該國居民或者企業資本所要求的回報率，他包括兩個部分：國際市場上的基準利率水平——世界利率和因各國經濟環境、風險的不同而需要對回報率做適當的提高的部分國家點差（Country Spreads）。對于發達國家，國家利率基本與國際利率基本一致，因為發達國家具有良好的債務償還能力與較小的經濟波動，因此風險、波動以及流通都能代表最高等級的信用標準。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市場風險較高，具有較高的國家點差，因此在考慮國家利率波動的時候就需要同時考慮國際利率和國家點差兩部分的波動情況。所以從國家利率的角度研究利率與經濟的波動主要被使用在對新興經濟體中。

世界利率的取值標準是沒有違約信用風險的債券的利率，通常是以美國的實際利率作為國際利率，具體為3個月的美國T-Bill去掉通脹的因素。國家點差數據的選取一般使用新興市場債券指數——EMBI（Emerging Markets Bond Index）指數。EMBI是衡量新興市場國家因流動性或結構性需要在國際市場以外國貨幣發行的國債的總收益率的基準指數。選用EMBI的好處在于：（1）市場化，EMBI是以每日在海外交易的的各新興市場政府、企業債券為基礎。（2）時間早，EMBI是最早的針對新興市場債券海外交易價格波動的指數，其中關于中國債券的價格波動數據起于1993年。在早期，有些國家的利率并不是完全的市場利率（例如我國），EMBI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至少在海外是市場化了的利率指標。（3）美元計價，由于我們采用以美元的實際利率作為國際利率，選用同樣以美元計價的EMBI指數使得我們在獲取國家利率時的處理上能夠有一致性。

數據顯示1997年以來我國EMBI的波動范圍在0.6%到4%左右，發展中國家EMBI平均的波動最高可達9%（均為年收益率）；而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強勢美元時代美元的平均利率在4%左右，近十年間美元一直都維持低利率，實際利率則在1%左右波動。

三、 國家利率的波動及影響因素

1. 國際利率的波動。在研究中一般將國際利率——美國的實際利率作為完全的外生變量，即不受本國經濟運行的影響。美國利率的波動具有很強的持續性（自相關系數為0.96），這說明美國政府的利率政策具有很強的一貫性。2000年之前，美國實際利率保持在3%以上的平穩波動，但是從近年看，美國實際利率的波動有所加劇。受金融危機及之后的三次量化寬松政策的影響，美元的實際利率分別在2006年4季度達到最高點后一路下滑至0以下并且保持至今。從1995年～2012年的數據看美國實際利率的波動幅度為0.4%。

2. 國家點差的波動。國家的經濟運行對國家點差的影響。在國內經濟運行的指標對于國家點差影響的研究中，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國家點差系統地并且逆周期的受到該國經濟情況的影響。Edwards（1984）、Cline（1995）、Cline和Barnes（1997）的研究發現，國內經濟變量，例如GDP增長率、出口增長率對決定一國的國家點差有顯著的影響。同時更高的國家信用等級也會帶來較低的國家點差，例如Cantor（1996）和Mody（2000）。而國家的信用等級主要取決于該國的宏觀經濟情況。Cantor（1996）的研究中顯示，一國的信用等級80%的波動受到該國的人均收入、外債總量、違約歷史記錄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等變量的影響。

一些學者則試圖將國家點差作為完全的外生變量。Perri（2001）假設國家點差和美國的利率是兩個服從一階自回歸過程的時間序列。他用這種假設作為一種沖擊變量對阿根廷進行了理論模型研究，并且發現利率沖擊可以解釋阿根廷50%的經濟周期波動（這高于Uribe 2006所估計的發展中國家平均值，12%）。因此他們得出結論，利率沖擊是解釋一國經濟周期波動的重要因素。但是假如國家點差是一個關于一國經濟的遞減的函數的時候，當一國面對正的技術沖擊的時候，總產出、投資以及消費都將擴張，這樣在國家點差關于經濟的遞減函數存在的情況下，國家點差同樣是下降的。因此用Perri（2001）的方法還是很難說明國家點差是完全的外生變量。

3. 國際利率對于國家點差的影響。國際利率對于國家點差的波動也會產生影響。這是因為作為國際利率標準的美國利率的波動可以看做是美國的國家點差的波動。當美國利率下降時，按照上面國家點差受到經濟的逆周期影響的結論，說明美國經濟趨于繁榮，這樣便會吸引國際資本流向美國，使得其他國家將面臨更高的借貸成本。正是這種由于美國經濟的改善使得其它經濟體的狀況“相對惡化”的作用，導致了這些國家的國家點差上升，因此美國利率與其它國家國家點差之間應該是負的相關關系。Uribe（2006）和梁宏（2013）中都顯示了這個特征，即當產生國際利率負的沖擊的時候則會形成對國家點差上升的影響。美國不僅是其它國家點差的一個評價標準，同時美國利率及其背后反應的美國經濟還主導世界經濟的系統性風險，但是美國由于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相對完善的市場體系，使得美國經濟在面對系統性沖擊的時候能夠保持較小的波動或者較快的恢復速度。因此在面對同樣的系統性風險的時候，其他經濟體面對的國家點差的上升應該高于美國，從這個角度講，美國的利率與其它國家的國家點差應該是正相關的。梁宏（2013）的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國家點差和國際利率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06。

四、 VAR與DSGE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時間序列分析的向量自回歸模型（VAR）被廣泛應用于對宏觀經濟變量的實證研究與預測，最早由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1980年提出。VAR模型是一種用非結構方法建立宏觀經濟變量關系的模型，它把經濟系統中每一個內生變量的滯后值作為構成所有內生變量的函數，結果是將單變量的自回歸模型（AR模型）擴展到由多元時間序列組成的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具有以下特征：（1）VAR模型并不進行經濟解釋，只表現數據之間的統計聯系；（2）能處理多個經濟指標的分析；（3）具有預測功能。

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開創于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研究，它的基礎是微觀經濟理論，這些理論具有以下的特點：首先，參與經濟的行為主體在作出對自己最優決策的時候，必須要能夠預期當前的行為對未來會產生持續性的影響。因此他與經濟之間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既是參與者又是影響者。其次，由于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以及所帶來的當前以及未來狀態的不確定性，參與經濟的行為人所作出的最優決策也必須加入隨機的概念。經濟行為人在對未來環境形成理性預期的時候面對的將不是一個確定的事件，而是一個具有某種分布的隨機事件。最后，在各個市場上和各經濟主體之間存在一些基本的均衡條件，這些均衡條件其實是滿足行為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理性選擇的，例如邊際回報等于邊際成本等等，在宏觀經濟學里面，這些一般均衡條件被作為經濟行為人的行為準則。

DSGE模型誕生以后馬上被用于對宏觀經濟運行機制的理論研究，它能夠像運行程序那樣模擬經濟的運行，因此本身具有很多功能，包括對于變量波動關系的描述，對經濟受到外生沖擊反應的模擬等等。但是DSGE模型往往因受到實證研究的限制，并不能將這些功能完全表現出來。而VAR模型對于實證研究的改進，拓寬了DSGE理論研究的思路與方法。首先，以往的DSGE模型的構建和評價的實證基準僅局限于經濟變量波動的二階矩（即變量的波動方差、自相關性和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等等），由于VAR模型對于實證研究的預測功能，因此可以通過比較DSGE和VAR模型對真實經濟與模擬經濟的預測結果對模型進行改進或者參數的估計。其次，VAR模型可以描述各變量對于經濟波動的貢獻比例，而DSGE模型也具有同樣的功能，因此這方面的對照也是VAR為理論研究所帶來的改進只有。另外，VAR模型可以為DSGE中并不完全外生變量的設定提供實證依據，例如在之前的敘述中我們知道國家點差并不是完全的外生變量，它的波動受到國內經濟運行的影響和外生沖擊的影響，VAR模型可以從統計學的角度提供一個包含國內經濟變量的利率識別方程，加入到DSGE模型利率的外生沖擊中，使得DSGE模型中的利率波動同時受到內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的影響。

五、 利率沖擊的理論模型

國家利率負的沖擊說明國際借款人愿意借給本國居民或者企業所要求的回報率降低，這必然會促使國內的投資增加、產出擴張，對經濟產生正的影響。Neumeyer（2005）顯示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家利率與GDP之間為“U”型的負相關關系，并且最低點偏左。這表明發展中國家利率的波動是引導經濟的波動的。Neumeyer（2005）根據所觀察到的特征建立了一個理論模型。在Neumeyer的模型中，企業需要為生產要素做事先支付（在具體操作上認為只需要為工資做事先支付，而對資本則不需要），我們稱企業為生產而保留這部分沒有利息收入的資本為營運資本。營運資本的概念使得勞動的需求變得對利率的波動敏感起來。如果利率上升，營運資本的持有成本也上升，這意味著勞動的實際使用成本也會上升，企業便會更趨向于減少對勞動的需求。同時效用函數的設定使得勞動在供給上是不受利率波動的影響的。于是利率上升帶來的是勞動需求的減少，當達到新的均衡時，總產出的水平降低。

在Neumeyer的模型中并沒有對營運資本的大小做更細致的研究，只是假定營運資本與工資的比例為1，即企業的營運資本為一期（3個月）的全額工資。Uribe（2006）則是通過對照VAR模型和DSGE模型對利率沖擊的持續反映函數，計算出營運資本與工資的比例應該為1.2，即營運資本的額度大約為3.6個月的工資，另外梁宏（2013）采用同樣的方法以中國經濟為模板也得出我國營運資本與工資的比例應該為1.2。

在對利率沖擊的響應函數上Neumeyer認為國際利率和國家點差服從一個一階的VAR過程，即當期的國際利率或者國家點差同時受到之前一期的國際利率和國家點差以及隨機沖擊的影響，并且國際利率和國家點差的隨機沖擊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但是更多的研究則認為國際利率沖擊對于利率的影響是有別于國家點差沖擊的。Uribe認為世界利率沖擊與國家點差沖擊之間是相互獨立的，同時一國的經濟波動不構成對世界利率波動的影響。在此基礎上Uribe（2006）通過VAR模型對實證研究的結果，構建了兩種利率沖擊對利率的影響機制。在Uribe的模型中，國家利率是一個以GDP、投資、貿易平衡和世界利率為內生影響因素，同時包含外生隨機沖擊的函數。國際利率則是一個包含外生隨機沖擊的一階自回歸過程。

六、 利率沖擊對經濟波動的貢獻

從波動的貢獻率來看，以往的研究顯示，利率對于總體經濟波動的貢獻應該在1/3左右。通過對VAR模型的方差分解，Uribe（2013）計算出對于新興市場，國際利率對于整體經濟的波動貢獻為20%，而國家點差的貢獻則為12%；梁宏（2013）的研究結果顯示，在中國，國際利率和國家點差對我國經濟波動的貢獻分別為43%和1%。國際利率對于經濟波動的貢獻普遍要高于國家點差，即使國家點差的波動并不比國際利率的波動來的小。這是因為在Uribe等人建立的VAR模型中，在受到外生的國家點差沖擊的時候，由于國家利率只在當期受到外生沖擊的影響，之后的波動則完全是受到自身波動的持續性的影響，因此國家利率的最高點出現在受到沖擊的當期，然后快速回落。而當外生沖擊影響的是國際利率的時候，由于國際利率波動的持續性和每期對于國家利率的影響，因此則相當于國家利率受到一個外生沖擊的同時還不斷的受到國際利率的持續影響，這時國家利率的最高點則出現在受到沖擊后的某個時期，波動呈現“駝峰狀”。梁宏（2013）的結果顯示，最高點的高低并不能說明哪種因素對經濟波動的貢獻更大，在受到同樣大小的外生沖擊的時候，在沖擊來自于國家點差時國家利率的最大偏離是沖擊來自于國際利率時的2倍以上，貢獻率卻為1：43。這說明對于利率來說一個較為長期的低的波動對于經濟的影響要遠大于一個短暫的高的波動。

另外在理論模型的幫助下，我們可以對經濟波動對國家點差的反饋效果，以及國際利率通過國家點差的傳遞效果進行研究。由于國家點差的波動受到該國經濟內生變量和外生隨機沖擊的共同影響，因此由國家點差的外生沖擊所引起的經濟波動必然會對國家點差產生反饋的影響。一般來講，國內經濟運行對于國家點差的影響是逆周期的，因此外生的國家點差的波動通過國內經濟變量的對自身的反饋作用是加劇了國家利率的波動，Uribe（2013）顯示，反饋作用對于經濟波動的增加幅度在1/3左右。但是在梁宏（2013）的研究中反饋作用在中國經濟中效果卻是減弱了經濟的波動。這是因為在VAR模型的實證研究中，我國國家點差的波動雖然受到GDP、貿易平衡之類指標的影響是逆周期的，但是投資對于我國國家點差的影響卻是明顯的正周期的，并且由于投資的波動幅度較大，因此在對國家點差的影響中，投資的作用要明顯高于另外兩個。所以國家點差通過影響經濟波動所產生的反饋作用對自身和整個經濟的效果是減小了波動，減小的幅度大約為30%。同時國際利率沖擊一般都會給國家點差帶來正的影響，因此國際利率沖擊通過國家點差的傳遞對經濟的波動是放大的效果，但是我國國家點差受到國際利率的影響卻很微弱，梁宏（2013）的研究顯示在有沒有國家點差對國際利率沖擊的傳遞機制的時候，我國由于利率沖擊所導致經濟波動的差異并不大。

七、 對我國的啟示

從最新的對于利率與經濟波動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利率對于世界利率的主導作用，同時美國利率的波動會對其它新興市場產生足夠大的持續影響。特別是對我國，美國利率的波動雖然與我國國家點差的波動幅度相差不大，但是美國利率的波動影響主導國家利率利率對于我國經濟的大部分的影響。另外，我國國家點差受到我國國內投資正的影響，這表示國外借款人對我國投資擴張是有抵觸情緒。這說明，在過去的發展中，我國往往依賴于政府對投資的刺激來實現經濟的增長，國外投資者對此種增長模式似乎并不贊同。

參考文獻：

1. 江春，劉春華.發展中國家的利率市場化：理論， 經驗及啟示.國際金融研究，2007，（10）：47-53.

2. 梁宏.開放經濟下的中國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與實證研究.上海交通大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