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直接投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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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國外的實證研究

1.1日本制造業在美國的投資

KeithHead，JonhRies，和DeborahSwenson（1995）等美國學者對日資制造業在美國的區位選擇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之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1）東道國制造業活動在當地產業集聚的影響。（2）已有的日本投資對新投資的影響。（3）產業集群對日本投資的影響，指同一產業或相關產業產生的向心力。（4）地區邊界附近同產業的企業活動對日本投資的影響。

他們建立模型，根據Mcfadden1974年證明的條件logit模型，用極大似然法計算廠商選擇地區的概率。以20世紀80年代日本制造業同一產業（以相同四位SIC產業為劃分標準）的對美投資為例，研究了以上四個因素影響日本企業在美國各洲投資地點的選擇的重要性。研究結果表明：集聚效應在外資區位選擇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一個州的產業集聚度增加10%，未來被日資制造業選擇的可能性增加5—7%。

1.2外資在葡萄牙的區位選擇

PauloGuimaraes，OctavioFigueiredo，和DouglasWoodward（2000）等學者對國際直接投資在葡萄牙的區位選擇進行了研究。他們把影響外資在葡萄牙區位分布的因素歸結為經濟集聚，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資本成本等。他們利用1985年3月到1992年3月間各地區新建的758個外資企業的數據，建立條件logit模型分析各個因素對外資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在模型中他們不僅分析了所有制造業集聚對外資區位選擇的影響，還著重分析了本地工業集聚、外資工業集聚和服務業集聚對外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勞動力成本用勞動力素質狀況和技能水平代替名義工資率衡量，具體又分為初等文化程度、高等文化程度兩類；考慮到人口密度、城市化、土地成本三者的關系，土地成本用人口密度來代替；由于波爾圖和里斯本是全國的經濟中心和交通中心，因此將與波爾圖和里斯本兩大港口的距離納入該模型中來。因為影響資本成本的稅收均是國家層次，因此資本成本與外資在葡萄牙內各地區的外資區位選擇無關，不計入模型中。

模型的計算結果表明：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作用最大的是經濟集聚，其次是運輸成本，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的作用不明顯。

2產業集聚影響我國國際直接投資分布的實證研究

2.1研究方法和變量選取

為了便于清楚地比較吸引國際直接投資各因素的影響程度，本文以我國大陸除青海省和自治區以外的29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為樣本，建立回歸模型，根據估計系數進行驗證與比較。為了消除各指標間可能存在的共線性問題，采用逐步回歸法。這樣就可以保證最后所得到的是“最優”的回歸變量。分析采用的統計軟件是SPSS10.0。

決定投資分布的因素很多，但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假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并采取相應變量：（1）基礎設施條件。交通的便利是基礎設施完善的重要表現之一，本文以交通網密度（JT）為代表來考察。（2）優惠政策。本文對Demurger等（2002）的研究成果進行擴展，給出了各省市區的優惠政策指數（POLICY）。（3）消費水平（CON）。（4）開放度。本文用各地區的外貿依存度（OPEN）來度量開放程度。為了保證數據的平穩性，我們采用近三年的平均值。（5）企業集聚狀況。用地區工業企業數（QY）來反映。（6）服務體系。用第三產業占本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DS）來替代。另外選擇分地區的國際直接投資（FDI）這一變量。為了消除個別年份的波動，采用近三年各省市吸引FDI的平均值。

以上變量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相關年份。為了消除以上變量量綱不一致性的影響，對所有數據都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完善的社會服務體系能為外商的生產和交易提供極大的便利，外商可以集中資源進行生產和研發活動。

2.2模型設計與計算結果

根據上面的分析，設定計量方程如下：

其中，“+”表示為正向影響，ε為估計殘差。由于可能存在異方差問題，因此檢驗中要對估計殘差進行異方差檢驗。下面是用逐步回歸法估計的方程：

上式括號內表示參數的顯著性系數（t值）。通過方差比和VIF檢驗，沒有發現解釋變量之間存在共線性的問題，異方差檢驗也拒絕有異方差的假設，調整可決系數達到了0.842，說明設定的方程具有很好的擬合度。

從方程中各變量的系數可以看出，地區工業企業數、地區優惠政策、地區對外開放度和地區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等都對外資的流入有著重要作用，而基礎設施條件和消費水平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則不顯著。地區工業企業數、地區優惠政策和地區對外開放度三者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具有正的估計系數，而反映社會服務體系的第三產業在地區中的比重的估計系數卻為負。從估計方程中可以看出，一個地區工業企業數每增加10%，該地區便將增加4.2%的國際直接投資；優惠政策指數每提高10%，國際直接投資就會增加2.2%；開放程度每擴大10%，就會增加6%的國際直接投資。由此可以認為，地區對外開放度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程度大于地區工業企業數，地區工業企業數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程度又大于地區為吸引國際直接投資而采取的優惠政策的影響。這就說明，曾經在引進外資中起重要作用的優惠政策已經退居次要地位，外商現在更為看重的是一個地區的總體開放程度和地區產業關聯。

3啟示與建議

3.1亟待調整引資政策

從前述回歸方程中可以看出，吸引國際直接投資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中，地區開放度的影響大于地區企業數，地區企業數的影響又大于優惠政策的影響。我國的實踐也證實優惠政策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作用降低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地方政府紛紛想方設法提供種種優惠強化本地對外資的吸引力，其結果則是導致吸引外資的優惠效果被抵消。基于以上兩個原因，今后我國需要調整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政策，不能單純靠以減免稅負為主的優惠政策，而應注重提高區域經濟的開放程度和產業關聯，從而促進區域產業集聚以吸引外資。

雖然產業集聚一般都是自發形成的，但地方政府在產業集聚的形成中可以發揮較大作用。對產業集聚形成機制的研究可以發現，在形成產業集聚的經濟因素中最關鍵的是包括交易費用的下降、專業化分工以及產業經濟外部性的加強。因此，政府可以通過降低產業交易費用、引導專業化分工、提升產業經濟外部性等非直接干預措施，培育產業集聚形成的環境與利益機制，以促進產業集聚的形成。3.2對東部地區引資的建議

相對于中西部地區面言，東部地區開放程度較高，并且已形成了一定的產業集聚。今后東部地區進一步吸引外資時除應繼續對外開放外，還應提高產業的集聚程度。具體可以通過以下途徑：（1）對正在形成的產業集聚區，圍繞主導產業建設基礎設施和相關配套服務體系，促進產業集聚的形成。（2）在產業集聚區，利用企業的示范與競爭效應，一方面增加本區的相關產業，另一方面提高企業創新力度，使產業集群進一步發展。（3）正確處理產業集聚區內企業間的競爭與合作，建立各種類型企業密切合作與分工完善的網絡體系，引導集體效率的形成，增強產業集聚區的競爭力。（4）發揮政府職能，完善產業集聚區功能。包括整合區內外的科技資源，增強企業的科技服務能力；提升產業信息平臺，實現本地企業與國內外市場的聯接；建立職能綜合，精簡高效的管理體制，提高企業服務效率。

3.3對中西部地區引資的建議

我國國際直接投資最少的10個省市均位于中西部，而國際直接投資最多的10個省市中除湖北省位于中部地區外，其他9個省市均位于東部地區。中西部與東部產生巨大差異的原因固然與地理位置的差異和政策的優惠程度有關，但中西部地區較弱的產業關聯也應該說是不利于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一個主要原因。從企業數來看，2002年西部地區的企業平均數為2002.52家，中部地區企業平均數為4112.97家，而東部地區的平均企業數為12051家，約為西部平均值的6.02倍，中部平均值的2.93倍。從中可以看出，中西部在產業關聯和產業集聚方面遠遠遜于東部地區。

鑒于目前優惠政策對國際直接投資的作用已退居到次要地位，中西部地區由于區位方面的劣勢，在對外開放程度上不抵沿海地區，今后可以通過增強地區產業關聯從而增強集聚力的辦法來吸引外資。其具體做法是：（1）確定地區比較優勢和主導產業，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鼓勵比較優勢產業和主導產業的發展，并圍繞這些產業建設有效的基礎設施和相關配套措施，形成某一行業的關聯企業群，從而吸引相關聯的國際直接投資的進入。（2）結合自身情況，有意識地通過政策的傾向，盡可能將同產業的國際直接投資引入同一地區，形成外資產業集聚；或引進外資龍頭企業，進而吸引其下游配套企業，從而逐步增強集聚效應。之后再通過現有外資的集聚，吸引更多相關聯的外資進入。（3）建立與完善服務體系，降低企業間的交易費用，幫助外商克服遠距離經營和不熟悉東道國經營環境所產生的困難。這些服務體系可以包括融資服務體系、人才服務體系、信息服務體系、物流倉儲服務體系和技術服務體系等。上述服務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可促進服務業集聚的形成與發展。

參考文獻

篇（2）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篇（3）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識碼：A

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影響成了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本文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利用1983～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數據，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出口貿易效應進行重新檢驗，并與同一時期世界主要對外直接投資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出口效應進行橫向比較。

一、模型介紹及數據來源

格蘭杰因果檢驗主要有以下幾個步驟：首先，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法檢驗時間變量的平穩性。其

次，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分析變量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向。對于變量的滯后期，一般從0～3期內選擇，并根據使AIC和SC最小的原則來選擇變量的滯后期。

為進一步檢驗模型的準確性，確定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在格蘭杰因果檢驗之后，還要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Stock證明，對存在協整關系的時間序列，最小二乘回歸（OLS）的估計量不僅是一致的，而且快于平穩時間序列0lLS估計量的收斂速度，因此可以直接使用傳統的OLS方法。對FDI和出口貿易變量進行OLS回歸，模型如下：

LNEXt＝C＋atLNFDIt+?滋t（1）

考察式（1）的回歸殘差?滋t是否平穩，如果回歸殘差平穩，說明存在協整關系，該方程描述了變量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

為更好地研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關系，本文選取了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以及中國作為研究對象，對它們1983～2006年共23年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相互作用關系進行比較分析。其中，各國出口數據均來自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自《對外經濟貿易年鑒》相關各期，其他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自聯合國貿發會議網站及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

二、實證檢驗

在變量選取上，用FDI表示各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用EX表示各國出口額。為研究方便，對以上時間序列分別取自然對數。首先對各變量的對數形式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各國的LNFDI和LNEX的原值在5%的水平上都不顯著，取一階差分后，除英國的EXUK和中國的LNFDICH在1%的水平顯著，德國的EXGE、法國的LNFDIFR以及中國的EXCH在10%的水平上顯著外，其他變量都在5%的檢驗水平下顯著，即所有變量的一階差分都是平穩的時間序列，因此所有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即I（1）。

筆者曾對這六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在進行因果檢驗之前，首先通過VAR模型確定變量的滯后期數，選擇使AIC和SC最小的滯后期數使模型達到最優效果。因果檢驗結果表明，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之間，在存在2期的最后滯后期下，并無相互因果關系；日本同美國的情況相似，在滯后3期的情況下，FDI和出口之間也沒有表現出因果關系；德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在5%的檢驗水平上是出口貿易變化的格蘭杰原因，而出口卻不是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格蘭杰原因，二者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英國的情況與德國基本相同；法國的結果則與德國和英國相反，在滯后1期的情況下，法國的出口對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出了單向的因果關系；對中國的分析結果顯示，在滯后1期的情況下，其“對外直接投資不是引起出口貿易變化的原因”的零假設不能被拒絕，而其“出口貿易不是引起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原因”的零假設被拒絕，說明中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單向的因果關系，而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并無顯著影響。

為進一步考察模型的準確性，確定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下面對各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檢驗結果表明：除日本和美國的單位根無法通過10%檢驗水平的平穩性檢驗外，其他四國OLS方程的單位根均能通過10%的檢驗水平。說明美國和日本在樣本期內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不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德國、英國、法國和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著長期的穩定關系。

三、檢驗結果分析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說明，各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均呈現出不同的相互關系。其中，德國和英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明顯的出口促進作用，而其他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均無顯著影響；中國和法國的出口增長導致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日本和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雖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但對外直接投資并沒有表現出對出口的顯著促進作用。

對于日本的檢驗結果與小島清的邊際產業理論所認為的邊際產業的對外投資有利于擴大國內出口相悖，筆者認為主要是與其不同的投資階段有關。邊際產業理論所描述的情況，屬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當時日本相對于美國來說，還屬于發展中國家，其對外投資的目標以為國內產業發展和出口提供能源以及轉移邊際產業、實現產業的升級為重心。進入八十年代后，隨著日本國內經濟的發展及其產業結構的變化，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區域及目標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因此對1983～2006年的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檢驗中，結果與邊際產業理論相悖。

德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出明顯的出口促進作用，其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制造業上，由于其投資行業以汽車制造、化工業、電器和機械制造為主，這些都屬于后向關聯度較高的行業，它們的對外直接投資會創造東道國對國內大型機器、設備和零部件的需求，從而表現出較高的出口創造作用。德國在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99.7%。

而對中國的實證結果表明，雖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但對外直接投資并沒有表現出對出口的顯著促進作用。對于這種情況，作者認為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1、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數量少，還未能充分顯示其出口效應。根據鄧寧的投資發展階段理論分析，我國現在還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二階段，其特征表現為：區位優勢增加，直接投資流入增加，但所有權優勢增加有限，直接投資流出很少。雖然近幾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但在世界對外投資總額中的比重仍然偏低，僅有1.15%左右，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的比例，發達國家為1∶1.14，發展中國家為1∶0.13，而我國僅為1∶0.09。此外，與我國每年高達幾千億的對外出口額相比，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更是顯得微不足道。

2、我國對外投資企業規模小、競爭力差，難以拉動相關產業的出口。我國對外投資主體以中小企業為主，大型跨國公司極少。在2004年按國外資產排名世界前100家非金融跨國公司中，中國的跨國公司僅有一家――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且其排名位于94位。對外投資企業的規模小，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不強，從而導致這些企業的國際投資經營活動對國內相關配套產業的出口拉動力較低。

3、投資產業地區結構不合理。從地區結構上看，過分偏重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而忽視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偏重利用東道國市場的低成本優勢，忽視對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的學習，這使得國內各產業缺乏核心競爭力，不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從而使我國一直處于國際產業鏈條中的低端環節，而資源開發行業和初級加工制造業技術含量低、操作簡單，它們的直接投資對國內相關機械、技術的出口拉動作用不大，從而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出口拉動效應較低。

四、政策建議

首先，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支持力度。政府應建立和完善政策促進體系，加大在財稅、金融、外匯等方面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支持力度，建立規范的宏觀管理體系，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大規模發展，做好充分準備。

篇（4）

    技術溢出,是指由于廣義FDI資本內含的人力資本、研發投入等要素通過各種渠道導致技術的非自愿擴散,促進了當地生產率增長,進而對東道國長期增長做出貢獻,而跨國公司子公司又無法獲得全部收益的情形。FDI流入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很大一部分源于FDI的技術外溢效應。FDI的技術溢出效應同時包括以人力資本為載體的軟技術擴散和以研發投入為載體的硬技術擴散。

    許多學者對FDI的技術溢出效應進行了分析并得出相關結論。1966年,弗農在俄林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Product Life Cycle,Raymond Vernon)。所謂產品生命周期,是指產品在市場的銷售過程的新陳代謝,而不是指產品的自然屬性失效問題。該理論認為,一種產品具有誕生、發展、衰退的生命周期。它從動態的角度,探討了一種產品在它的生命周期中,由于技術的傳遞和擴散,比較優勢從一種類型的國家轉向另一種類型的國家。也就是說在:FDI的過程中,通常技術較發達的一方把產品技術傳遞給不發達的一方,而不發達的一方即可借此機會來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和相關技能。另外,勞爾的技術地方化理論(The Theory of Localized Technological Change,Lall Sanjaya,1983)也給了我們一定的啟示。勞爾的技術地方化理論旨在探究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比較優勢。技術地方化理論的核心命題是,對成熟技術或生產工藝的應用和改進,可以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形成和發展自己的特定優勢,進而實施對外投資。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完全可以通過對成熟技術的改進而形成其特有的競爭優勢。

    對影響FDI的技術溢出效應吸收問題,也有許多學者進行研究。1994年,Blomstrom和Wolff通過對101個國家的比較分析,發現FDI的溢出效應主要發生在中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而在最貧困的發展中國家卻沒有發現能夠證明這種溢出效應存在的證據。因此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多發生在一些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的發達國家以及部分發展較好的發展中國家之中。趙偉、汪全力在2006年通過對Coe-Helpman模型的修正和擴展表明,通過進口貿易傳導機制,國內研發、貿易伙伴國溢出的研發與中國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存在著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并通過對模型的計量發現,在不考慮人力資本的情況下,FDI技術溢出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只有很小的作用,而在考慮人力資本作為技術吸收能力的情況下,FDI技術溢出與人力資本的結合對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非常顯著的促進作用。

    二、FDI在華技術外溢效應分析

    在我國,FDI在通過影響中國人力資本來實現軟技術的溢出效應方面取得了較好成績,但在通過影響本國研發資本投入來形成中國經濟增長的方面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FDI在我國所引發的技術溢出效應突出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1.FDI多采用成熟的標準化技術,東道國可通過模仿和應用成熟產品的設計、生產、銷售等成果直接獲得技術外溢效應。如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還可獲得更大的技術外溢效應

    從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我們可以看出,在FDI流入我國時,進入產品的生產技術等均已成熟。當產品通過FDI形式進入的時候,便會發生非自愿的技術傳遞和擴散,我國便可從中享用此種產品FDI所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這就使通過模仿和應用成熟產品的設計、生產、銷售等成果而直接獲得技術溢出效應成為可能;另外,從勞爾的技術地方化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國內企業在直接模仿的基礎上,能夠結合自身實際進行消化、吸收并且加以改造創新,就可以形成自身的新的競爭優勢,從而更利于企業自身的發展。在此情況下,FDI在華的技術溢出效應將會發揮新一輪的作用。例如:戰后日本企業的技術創新體系是建立在歐美先進技術基礎上的。但日本企業并不是將這些技術一般性地應用到生產中去,而是進行深層次的開發,在技術成果轉化為商品的過程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立自己的獨特優勢。這種做法非常值得我國企業借鑒。

    2.FDI在華的技術溢出效應體現在外商進入所帶來的先進管理方法和理念,以及一些研發中心的建設

    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大都具有一定規模和經驗,因而在管理和企業文化上幾乎都有一套獨特且有效的方法。在FDI的進入過程中,中國企業不只開了眼界,更在與外商合作競爭的過程中不斷學習他人的先進管理方法和理念以增強自身的競爭力。這種方式的溢出效應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純技術的溢出效應,中國企業由此可以積累豐富的經驗,這對國內產業的未來成長具有重要意義。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更多的在華投資商已經或即將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更多的國人可以參予研發過程,這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如:目前美國通用公司在華的投資額度已達15.2億美元,堪稱時下中國最大的中美合資項目。該公司在1997年啟動了合資技術公司--泛亞中心,由上汽集團和美國通用各出資50%興建。在這10年里,我國汽車工業不僅在經濟上得到了實惠,而且得到了更多的技術和經驗,其中包括市場分析、決策投資、法規標準、知識產權等一系列“隱形收益”。這種“隱形收益”對于發展中的中國而言顯得非常重要。目前,泛亞已經成長為中國汽車工業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助推器。

    3.在華的FDI創造了就業機會并培養了技術和管理方面的人才

    截止2005年,外資企業吸納的就業人數已達2000多萬,緩解了我國就業的壓力,起到了穩定社會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近年來,在華的FDI已經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提供了越來越多的技術型崗位。在此過程中,我國也迅速成長了一批技術和管理方面的人才;另外,國際范圍的人才交叉流動還會使知識、理念、管理方法和技術外溢到中國的其他企業和科研機構,成為技術擴散的一個重要源泉。在華直接投資創造的就業機會,使我國勞動力大軍的整體素質得以提高,外商的技術和管理人才的培養機制又為我國培養了許多高素質的人才,這一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4.在華:FDI通過增大外部競爭壓力刺激國內企業參與競爭,達到技術溢出效應

    外資企業在中國出現后,由于其規模效益以及先進的生產技術給中國企業帶來了種種壓力,迫使我國企業深化改革、加強管理、提高效率、加大自主技術創新力度,充分發揮現有生產要素的作用,力求實現自身的最大效用;另外,在此形勢下,許多中小企業還自發地形成聯盟和產業集群,通過相互合作、共同參與競爭來提高市場競爭力。我國的電器行業就是在此種方式下不斷發展壯大起來的,目前,已成為全球范圍競爭力較強的產業,為我國的出口創匯做出了重大貢獻。

    5.社會責任驅使外商傳遞技術到其供應鏈上的相關企業

    著名可持續發展研究者約翰·埃爾金頓(Joho Elkington)在他的《繭經濟:通向“企業公民”模式的企業轉型》一書中提出:你所在的公司是毛蟲、蝗蟲、蝴蝶還是蜜蜂?由此推出了一個新的概念--跨國蜜蜂。這是指跨國公司在國際間扮演了蜜蜂的角色,傳播社會責任,促進和諧進步,實現可持續發展。2006年10月啟動的巴斯夫“1+3”企業社會責任項目,延伸并創新了其全球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具體內容是由一家企業帶動其供應鏈上的3家企業,共同提高社會責任。在這樣一種情形下,所謂的“1”就會不斷地將行業中最重要的經驗和技術傳遞給供應鏈上的其他企業,也就是“3”。這種不斷地幫助使得在供應鏈上的其他企業都得到了實惠,獲得了FDI的技術溢出效應。

    不可否認,FDI在華的技術溢出效應除了上述正面的效應之外,也必然產生不少負面效應,如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東道國的資源緊缺、環境惡化等。但是,如果我們能正確地對這些負面效應進行抑制,對正面效應加以合理利用,那么FDI的流入便會成為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三、我國合理利用FDI技術溢出效應的政策建議

篇（5）

一、國際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傳統區別

哪里有能帶來足夠的利潤的投資機會，資本就有向哪里流動的趨勢，當這樣的機會出現在海外時，國際投資的發生就順理成章。像國內投資分為直接和間接一樣，國際直接投資也有這樣的分法：把錢交給別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間接投資，自己管理資本、自己控制項目運作以賺取利潤的直接投資。

逐利的本性決定了資本擴張的必然。在自由競爭時期，資本主義擴張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輸出”，但作為掠奪資源輸出商品之輔助的對外投資也是新興資產階級熱衷的活動。它可以追溯到18世紀時期東印度公司、哈德遜灣公司等為進行掠奪性貿易而在殖民地進行的各種投資活動。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過剩資本”的大量出現使得國際投資（尤其是以借貸為主的間接投資活動）大張旗鼓地展開，并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帶到文明世界的每個角落。

二戰后，這種產業資本的跨國流動得到了更迅猛的發展，并表現出與傳統的資本流動迥然不同的特點。首先，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直接投資對國外企業控制權的要求。直接投資既全部或部分的擁有國外企業，又直接或間接的經營國外企業。而間接投資則很少涉及到這一問題。第二，從資本移動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資不只是單純貨幣形態的資本轉移，而是貨幣資本、技術設備、經營管理知識和經驗等經驗資源在國際間的一攬子轉移。第三，直接投資具有實體性，它一般通過投資主體在國外創設獨資、合資、合作等生產經營性企業得以實現；而間接投資則通過投資主體購買有價證券或發放貸款等方式進行，投資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過買賣有價證券賺取差價，其投資具有虛擬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資直接參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其投資回報與投資項目的生命周期、企業經營狀況密切相關，通常周期較長，風險較大；而間接投資則更具流動性，風險也相對要小。

傳統的資本流動理論對這種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資也越來越沒有解釋力。直接投資并不絕對的取決于東道國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況下東道國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國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之不同的西方學者，并開創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國企業之所以熱衷于海外直接投資乃其擁有東道國企業無法比擬的壟斷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他們可以充分地利用這些壟斷優勢，實現利潤最大化。英國學者伯克雷和凱森從內部化的角度解釋了這種直接投資行為，他們認為，海外直接投資是跨國公司為克服海外市場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對稱、壟斷的市場結構等造成）而進行的內部化行為。鄧寧的折衷理論是有關FDI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FDI的進行取決于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三方面因素。

二、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趨勢

當理論界對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條分縷折地分而論之時，這二者的界限在實踐中卻并非同樣地涇渭分明。在越來越多的場合它們相伴相隨，有時甚至很難在它們之間劃出界線。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資本市場的高度發達使大量對外投資行為既有直接投資的內涵，又有間接投資的手法和特點

在資本市場上，資產表現為以下四種基本形式：（1）現金資產：各種貨幣資產；（2）實體資產：表現為各種固定資產、流動資產、無形資產等生產資料；（3）信貸資產：各種債權債務；（4）證券資產：表現為股票、債券、商業票據和各種投資收益憑證等證券。實體資產的國際流動是FDI的本質特征，而間接投資則側重于其他金融資產的流動。然而在現代經濟中，實體資本的轉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種金融資產的流動。當柯達投資于中國的彩卷行業時，它不是簡單地把生產線、管理人員、專利技術等搬入中國，而是通過股權投資、信貸安排、長期合同、現金流動等多種方式進行。隨著資本市場的高速發展，在金融中介和各種金融工具的幫助下，這四種資產的相互轉化變得越來越便利和快捷。從FDI的發起看，FDI中涉及間接投資因素的情況簡要列舉如下：

1.兼并收購（M＆As）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方式也日趨復雜。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資，并購具有獨特的優勢：首先，它可以讓投資者在進入東道國市場的同時就消滅一個競爭者；而且，它可以讓投資者獲得公開市場上不易獲取的被收購企業的商標、技術、管理經驗、關系網、銷售渠道等等；并購方式建設周期短，使投資者可以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迅速擴展產品線和營銷渠道，從而有利于降低經營中的不確定性；并購方式還可以讓投資者利用東道國貨幣貶值、股市大跌、東道國企業面臨財務危機等情況廉價地獲取資產從事海外經營。

托賓（JamesTobin）的Q理論為投資者對并購或創建方式的選擇提供了理論解釋和指導。假設R1，R2分別為收購和新建兩種方式的投資收益率，C1，C2分別為兩種投資所須資本的成本。Q1=R1/R2，Q2=R2/C2，如果Q1>Q2，且Q1>1，則跨國公司應選擇收購方式進行投資，反之，如果Q2>Q1，且Q2>1，則跨國公司應選擇新建方式進行投資。

在這里，對跨國公司而言，對外投資，不論是間接還是直接，都可以被抽象為一種數字的決策。而對東道國來說，這種投資又具有間接投資的某些特點。從經營管理的控制權來看，很多情況下跨國公司只是部分地擁有被收購企業的控制權，同時，為了充分利用被收購企業的當地優勢，跨國公司對被收購企業的經營管理也并非面面俱到。從資源轉移的角度看，資源首先是通過貨幣資本的形式支付給被收購企業的原股東的，而隨著并購方式的日趨復雜，并購的支付方式可能是股票等有價證券。而其他技術、管理經驗等經營資源的轉移則視需要而定，有時這些資源并非由投資者轉向被收購企業，而是相反。當被收購企業在東道國是上市公司時，投資者既可以通過被收購企業每年的贏利收回投資，也可以通過出售其股票的形式收回投資。

2.少數股權投資。這種投資雖采用股權形式，但并不要求對受資企業的控制權，同時也有別于單純追求股票升值的間接投資。通常，它是企業間欲達成某種聯盟而采取的形式。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發展，如今的商業競爭比任何時代都要激烈、復雜，即使是像500強這樣的大企業也沒有能力在各個方面保持領先。為了在競爭中立于不敗，很多企業積極地在技術、產品、市場等方面尋求與同行乃至其他行業的優秀企業的合作，以求強強聯合，優勢互補。通過對對方進行股權投資（有時這種投資是相互的），可以在加強這種聯盟關系的同時保持各自經營管理上的獨立性。

3.從FDI的資金來源看，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資金來源可以歸結為四個方面：（1）公司集團內部的資金。（2）母公司以外的母國資金，主要指母公司利用母國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3）東道國當地的資金，主要指跨國公司利用東道國當地資本市場獲取的資金，或從東道國的合作伙伴處獲取的股東資金。（4）國際資金，指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從第二和第四種資金來源看，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只是一線之隔。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行為是由其母國乃至第三國的無數投資者的間接投資行為所支撐的。

4.從FDI的回收來看，傳統的直接投資是通過海外企業的贏利逐步收回，而在資本市場高度發達情況下，企業還可以利用各種資產證券化的方式轉移風險、收回投資，從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間接投資的回收手段。

（二）一些投資機構的國際投資行為往往兼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特征

1.國際資本市場風險大、技術要求高，能在這樣的舞臺上提供大量資金的多為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各種基金會等機構投資者。相對于個人投資者，它們的投資通常數額大，期限長，注重通過投資組合降低風險。傳統上，機構投資被認為是間接投資，但由于其投資規模龐大，為保證投資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它們通常與被投資企業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并常常作為戰略投資者成為被投資企業的一員。這又使得它們的投資具有直接投資的特點。它們雖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但時時監督著企業的運營狀況，并對企業的發展方向、利潤分配乃至一些關鍵人員的變動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它們雖不會直接向企業提供技術、管理經驗等經營資源，但卻可以成為被投資企業獲取這些國際經驗的橋梁。

2.風險投資基金作為一種特殊的投資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雙重特性，它以權益資本的形式向那些新興的快速發展的小企業（通常為高科技企業）提供創業資金。它是一種直接投資，因為它提供的是權益資本，而且常常占有風險企業的大部分股權；風險投資不僅為企業提供資金，而且提供技術上和經營上援助，幫助企業發展業務計劃，促成企業成長；風險基金在投資時必須對風險企業有全面的了解，從技術水平到產品的市場前景乃至管理團隊的綜合素質等，只有這樣，它才能對企業的發展潛力有適當的判斷。同時，它也是一種間接投資，因為風險投資的目的不是控股，也不是直接經營企業，而是通過資金和技術的幫助，促進受資企業的發展，從而使資金得到增值。受資公司的經營管理仍是由原管理層負責，即使風險投資者可能是大股東，原管理層也不必擔心失去企業的控制權；從風險投資的退出看，風險資本越來越多地通過企業上市、管理層收購、大企業收購等途徑退出，反映了其追求資本增值的本性；風險投資往往通過組合投資的手段同時投資于多家不同領域的風險企業，以降低風險。

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帶來的啟示

1.引進外資需要加大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資的發生往往和間接投資是相伴相隨的，對金融資本流入的限制也會阻礙直接投資的進入，特別是在兼并收購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的情況下，限制國內企業向外商發行或出售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也變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資的流入。同時，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也使得直接投資一定程度上帶有了間接投資靈活性、流動性的投機性的特點，這又讓資本市場在金融監管尚不完備的情況下的開放成為一柄雙刃劍。因為一些“熱錢”可能會趁機進入，進行高風險的投機活動，從而加大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

2.兩者的融合趨勢，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發展，也對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沒有金融中介的穿針引線，它們的緊密結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購、兼并、各種資產的證券化、相關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專業服務才能順利而高效地進行。同時，在這種條件下生產企業對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僅要能夠提供從資金融通到投資顧問的全方位金融服務，而且要能夠在全世界開展業務提供服務，為跨國公司的國際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參考文獻：

篇（6）

以跨國公司為研究對象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形成影響著國際經濟的發展。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大部分是以企業國際化經營為基礎的，兩者之間有著天然的聯系。企業的國際化，是一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微觀基礎。隨著我國企業國際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走出去”。

因此，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影響著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一些好的理論更能供我們借鑒并幫助我們更好的發展。

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一）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英國里丁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鄧寧提出的。根據此理論，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是由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這三個基本因素綜合決定的，跨國企業所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的不同組合，決定了它所從事的國際經濟活動的方式。各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與區位優勢是不同的，這決定了不同的發展階段的國家的直接投資輸出與輸入的流量，也決定了各國在國際生產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根據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從以下方面吸取經驗：利用所有權優勢，發展對外投資。通過十二個五年計劃的發展與調整，我國已經形成較為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在一些主要資源開發領域已具備較強的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能力，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堅強的后盾。在資金上，中國現在的外匯儲備已經位居世界第一，雄厚的外匯為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了資金來源和保障。在管理上，我國的不少企業在境外較長期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摸索總結出優越的管理技術經驗，對生產經營活動實行高效率的管理和控制，為企業效益的提高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國際聲望上，中國政府用實際行動在國際上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形象，贏得了世界各國的贊譽。加強內部優勢，增強企業效益。我國現已出現了一批具有跨國經營能力的企業，這些企業具有使技術優勢內部化的動機，一些企業在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時，盡量使其內部化。但有些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時也存在著問題，表現最明顯的就是缺乏對技術、商標等無形資產的保護。因此，為確保技術等無形資產的內部化，應在國內外有關部門申請專利保護，使其不受侵犯。重視區位優勢，選準投資區域。現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可以先從東道國區位優勢入手，選擇基礎因素、經濟制度和制度因素都比較好的國家或地區，以謀求最快的發展。

（二）邊際生產擴張理論

日本學者小島清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研究發展了比較優勢理論，稱其為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其基本主張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比較優勢理論比較適合新興工業化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但它否定了壟斷因素在直接投資中的作用，回避了發達國家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維護不合理的國際分工格局的后果。為了使比較優勢理論對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投資行為影響更深，我們應該：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演化，在產業結構協調發展的基礎上，積極地促進國內服務業的發展，為參與國際服務貿易奠定良好的經濟基礎。奉行開放政策，積極引進國內產業結構演進和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生產者服務。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三）區位優勢理論

這是艾莎德教授提出的，該理論是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發展，它不僅解釋了投資者到國外投資的原因，還對投資的地理位置做出了較好的回答。現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可以先從東道國區位優勢入手，選擇基礎因素、經濟制度和制度因素都比較好的國家或地區，并在區位選擇決策上遵循以下原則：盡可能的了解和掌握更多目標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對各種因素進行比較和分析。明確企業的投資目的和投資方向，正確認識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具有的競爭優勢，結合東道國區位優勢進行進一步的篩選。將東道國區位優勢與企業自身優勢進行有機的結合，分析所有掌握的信息，綜合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其他方面的戰略，做出最后的選擇。

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篇（7）

一、國際直接投資對母國外貿出口規模的影響

1.市場型國際直接投資對母國外貿出口規模的影響

市場型國際直接投資對母國外貿出口規模的影響取決于投資對出口的直接與間接影響。理論上,應用前面闡述的投資的貿易替代分析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發明新產品―當地生產―對外出口―對外投資),企業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由投資取代了母國的出口。

2.資源型國際直接投資對母國外貿出口規模的影響

由于資源不僅包括自然資源,而且還涉及資本、技術、管理能力、國民素質、創造能力等戰略性資源,因而效率型國際直接投資往往與戰略性資源聯系在一起。

這種影響非常有限。總的來說,自然資源國際直接投資影響母國出口的效應有限,但這類國際直接投資只會促進出口,而一般不會產生替代效應。

3.效率型國際直接投資對母國外貿出口規模的影響

效率型國際直接投資與戰略性資源密切相關。正是由于跨國公司追求戰略性資源以提高效率,從而導致產業國際化。

二、國際直接投資對母國外貿出口結構的影響

國際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產品結構的影響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即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直接影響指因國際直接投資直接促進母國出口產品構成,而間接影響則是來自母國由于國際直接投資而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而對出口結構的影響。

1.國際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產品結構的直接影響

制造業國際直接投資。在制造業國際直接投資中,由于海外企業對于母公司總部行為的需求與國際直接投資一起上升,服務產品的出口會相應增加。

自然資源行業國際直接投資。自然資源行業國際直接投資對于相應自然資源產成品的影響并不能確定,但肯定的結果是,母國中間產品和機械設備等資本品出口比例會上升。

2.國際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產品結構的間接影響

母國出口產品結構在很大程度上由母國產業結構所決定,而國際直接投資對于母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則有重要的作用。因而有必要對國際直接投資對母國產業結構的影響進行分析,從而衡量其對母國出口產品產業結構的效應。

國際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認為,一國應從在本國處于劣勢,但與某些國家相比處于比較優勢的“邊際產業”開始國際直接投資,而保持國內優勢產業,以出口方式參與國際化經營。根據這種理論,一國不斷向外進行 國際直接投資轉移劣勢產業可以提高國內產業結構,從而改善出口產品結構,增強國際競爭力。這也為母國政府采取傾斜政策,推動國際直接投資改善國內產業結構提供了理論依據。對于跨國經營的企業來說,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也會通過國際直接投資獲取低成本的資源或通過采用新技術新工藝使現有產品升級換代來加強出口競爭力,從而也促進了母國產業結構的改善。當然,過度的國際直接投資也可能對就業、產出等產生不利影響,也可能產生投資“空心化”現象。

三、國際直接投資對母國外貿出口市場的影響

1.公司的國際化生產體系為母國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了一個可進入的特權市場。不過,從跨國公司的角度來看,這一市場僅僅是為了更有效地利用體系外市場而高效地組織生產與銷售的機制。利用外部市場有兩種途徑:直接出口或在國外設點,通過直接對外部市場的國內銷售來進行。為了盡可能地有效組織生產與營銷,貿易可與國際直接投資結合在一起。

2.跨國經營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國際化生產在保證和擴大本身市場時,也對母國其它企業帶來了擴大市場的機會,這常常是跨國公司的市場進入的溢出效應。

四、中國通過發展國際直接投資提高外貿競爭力的建議

1.提高國家競爭力與企業競爭力

進出口貿易在一定程度上綜合反映了國家間經濟水平和科技水平的較量,反映一國的國際競爭力。但是,一個國家的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對該國經濟實力卻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隨著資本大規模地跨國流動,企業發展逐步打破國家界限,國際競爭方式和競爭格局也正發生著深刻變化,國家競爭力與企業競爭力出現偏離。一國應將注意力放在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和國際貿易的經濟效益上,而不是進出口數額的增長與貿易順差數字上。從這種全新的視角出發,外貿不在于看出口多少產品,而在于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與競爭力,在于產品所包含的零部件有多少是自己國家企業生產出的,因為它們才能反映一國對外貿易的效益和一國企業的外貿競爭力。

2.發展我國的跨國公司和國際直接投資,培育我國企業的外貿競爭力

在轉變外貿發展觀與我國吸收外資對貿易地位改善的依賴性過強且效果欠佳的背景下,改變自身在國際競爭中的不利地位的唯一選擇是依靠本國企業自身實力。這一方面需要注重按提高國際競爭力原則引進外資,使國內企業充分吸收外資企業在組織、管理、技術上的溢出效應,更重要的是以全球市場為目標,塑造我國企業的未來。在面臨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國際化兩個市場局面的巨大壓力下,審時度勢,開展我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充分利用外國資源、外國市場是現實的選擇。發展我國的FDI,一方面,可以從質和量這兩方面改善我國對外貿易,另一方面,通過FDI 可使我國在利用比較優勢的同時,利用國外資源特別是戰略性的如知識、技術、組織管理等無形資源,提高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從而提高我國基于企業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競爭力,以適應于全球經濟一體化、特別是生產領域的一體化的必然趨勢。例如,我國聯想集團收購IBM公司PC業務,只有這樣高瞻遠矚的舉措才是我們增強外貿競爭力的方法,也只有它才是中國未來應該選擇的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1]錢榮坤.國際金融.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2]何智蘊等.大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結構研究.科學出版社,2005.

篇（8）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商品、資本、技術、信息以及勞動力等各類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更加頻繁，國際直接投資也于2004年止跌回升，并呈現出一些新的發展態勢：FDI重新趨于活躍。從2004年起全球FDI開始回暖，達到6112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9%；跨國公司對美國的投資開始回升。2004年美國吸引的FDI出現大幅增長，由2003年的300億美元猛增至1210億美元；FDI向發展中國家分流的趨勢增強。2004-2007年，亞洲、中東歐已經并將成為最有吸引力的跨國直接投資的地區；FDI繼續向服務業傾斜。2003年以來，國際直接投資出現了產業上的調整，服務業成為FDI的新寵，僅2004年上半年全球服務業的跨國并購金額就達到995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7%，是制造業跨國并購金額的1.5倍；跨國并購成為FDI的重要方式。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并購迅猛發展，已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新的重要方式。

由于當前全球經濟處于擴張期且仍將保持穩定增長，今后全球FDI的恢復性增長態勢仍將繼續。盡管從中期來看，可能會受主要工業國家經濟增長減速、石油和原材料價格波動、全球恐怖活動等風險因素的影響而轉弱，但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國際直接投資將成為世界經濟長期的活躍因素，在世界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

二、正確分析我國利用國際直接投資的現狀

我國利用國際直接投資是伴隨著對外開放的發展而發展的，經過20多年的探索和努力，特別是加入WTO和樹立科學發展觀后，我國利用FDI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十五”期間，我國累計利用FDI2740.9億美元，年均利用外資超過500億美元，目前保持在600億美元左右的規模，名列全球第三，并繼續居發展中國家首位。

我國利用FDI呈現以下特點：一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2005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58.3%，工業增加值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28%，直接吸納就業人數超過2400萬人，占全國城鎮勞動就業人口的10%以上；二是外商直接投資推動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十五”期間制造業利用FDI1900億美元，占FDI總量的70%，形成了以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為代表的外商投資產業集群，促進了電子信息、輕工紡織、家用電器及普通機電產品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產業的形成；三是服務業已成為外商投資的熱點。2005年服務業利用合同外資金額218億美元，金融、物流、零售、公用事業、會展以及咨詢等領域利用外資取得較大進展，推動了這些領域的市場化和國際化；四是跨國并購日益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進入新的世紀，跨國并購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國有企業改革的普遍做法，2000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大型國有企業重組案中，2/3以上有外商投資參與。在我國，跨國公司并購國有大企業也成為一種新的趨勢。

我國利用FDI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一些急需解決的問題。一方面，在引進外商投資中越來越受到資源、環境等方面因素的制約，區域、方式、領域的布局不夠合理，部分外商獨資企業對國內企業拉動作用有限、甚至在個別領域開始出現外資壟斷；另一方面，FDI也可能給我國帶來一些諸如增加國際收支風險、導致資源的錯誤配置、阻礙市場競爭和市場機制的完善、增加社會成本等負面效應，并因此引起了FDI將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爭論。隨著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不斷出現的新變化，這些問題和矛盾有可能變得更加突出。

縱觀我國利用FDI的經驗教訓和今后國內外經濟發展趨勢以及所面臨的戰略機遇，我們可以堅信我國利用FDI的未來前景良好，利用外資仍具一定增長空間。一些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將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的重點領域，跨國并購會日益成為利用外資的重要方式，利用外資地域格局也將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穩步推進。

三、進一步促進我國利用國際直接投資的對策選擇

“十一五”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必須抓住國際產業轉移機遇，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摒棄對利用FDI的偏見和爭論，以積極的姿態和改革開放的進取精神，制定積極的應對政策和措施，堅持“繼續積極有效利用外資”的方針，努力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

1、完善利用外資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創建良好的外商投資軟環境

創建良好的外商投資軟環境，關鍵在于完善法律法規和政策，形成穩定、透明的管理體制和公平、可預見的政策環境。要根據對外開放和國內發展的新形勢、新要求，研究制定促進外商投資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當前重點是制定對外商并購國內企業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加快出臺《反壟斷法》，修訂頒布適用于內外資企業的統一的《企業所得稅法》，適時修訂《外商投資產業目錄》；嚴格實行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制，規范各地區、各部門利用外資政策，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和協調。

2、加強對外資的產業投向引導，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提升制造業利用外資水平。將先進制造業作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領域，引導外資更多地投向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制造環節，培育新興主導產業，增強整個產業體系的國際競爭力。鼓勵外商投資資源深加工和綜合利用以及環境保護，嚴格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的外資項目準入，發展循環經濟，促進可持續發展。增強外資企業和國內企業的產業關聯，提高國內配套能力，延長國內產業鏈。繼續鼓勵跨國公司設立地區總部、研發中心、采購中心等各類營運中心。

擴大服務業利用外資領域。加快引進生產業外商投資，特別是現代物流、會展、法律、教育培訓、信息、人力資源配置、工程技術服務等。積極承接國際服務業外包，注重新興服務業發展。積極引入國外戰略投資者，穩步推進金融、電信、鐵路等壟斷行業的對外開放。鼓勵外商投資電力、交通、市政、水利等基礎設施，同時逐步開放教育、醫療、文化服務市場。

促進農業利用外資。在農業生產領域，繼續鼓勵外資發展優質蔬菜、瓜果、花卉、中草藥等經濟作物以及飼料作物生產，鼓勵外資進入牛羊肉、優質禽肉生產和發展遠洋捕撈業。在農業產業化領域，吸引外資發展有機栽培，加快開發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建設綠色有機食品出口基地。在農業綜合開發領域，鼓勵外商增加農業基礎設施、農業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和建設工業原材料基地。

3、加快技術進步和創新，利用競爭和政策引導外資技術轉移

鼓勵外資企業技術創新，創建外資企業、國內企業、科研機構等共同參與的開放型創新體系，增強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積極創造競爭環境和政策環境，引導外資技術向國內轉移。通過加快培育能夠與外資企業相競爭的國內優秀企業，加快形成跨國公司投資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快形成跨國公司投資企業產品與進口商品之間的競爭，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

4、加強對外資的空間投向引導，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要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資源稟賦特征，優化利用外資區域布局，統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形成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新格局。東部沿海地區要繼續發揮經濟外向程度高和資金、人才、技術、區位、配套能力等多方面優勢，率先實現利用外資由“量”到“質”的轉變，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實現結構優化升級和增長方式轉變。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形成若干基礎設施建設好、外資密集、產業集聚的經濟增長帶。要抓住國際制造業轉移和東部沿海地區外資轉移的機遇，適當放寬投資限制，積極引導外資更多地投向中西地區和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優勢產業和特色產業。

5、創新引資方式，加強對重點國家和地區的引資

引導國內企業與跨國公司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引導和規范外商參與國內企業改組改造，支持符合條件的國內企業在境外上市，鼓勵外商風險投資公司和風險投資基金來華投資，鼓勵合格的境外機構參股國內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促進利用外資方式的多樣化。

加強對重點國家和地區的產業優勢、產業轉移趨勢及跨國公司全球投資戰略布局的研究，提高招商引資的針對性。提升對日本、韓國招商層次。以歐美大型跨國公司為招商主攻方向，突出跨國并購、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和服務業招商。推進與港臺、東南亞華人企業、大財團和基金的合作。

篇（9）

發達國際的國際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有溢出效應，使東道國技術水平得以提高，結合國內研究與發展活動可以提高一國創新能力。技術外溢的途徑主要有示范-模仿效應、競爭效應和聯系效應。七十年代末日本學者小島清在比較優勢的原理上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理論”，他通過對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得出對外直投應從本國有比較劣勢而東道國有潛在優勢的產業開始。而自從MacDougall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FDI的溢出效應問題，許多學者對FDI的技術外溢效應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分析。Globerman對加拿大的研究、Blomstrom等人對墨西哥的研究都證明了FDI溢出效應存在。同時也有一些研究認為FDI對東道國的技術進步效應不明顯，如Harris與Robinson。關于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的影響，沈坤榮等。

1987-1998年的面板數據分析發現，FDI能夠促進我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而潘文卿對我國西部地區的研究表明外資還未產生正溢出效應，甚至產生了不太顯著的負面溢出效應。

關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理論方面發展并不完善，英國經濟學家拉奧用“技術地方化”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行為。英國學者坎特威爾和托蘭惕諾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用以解釋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經濟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加速增長的趨勢。Kogut 和 Chang 運用實證分析，得出日本對美國的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美國的技術的結論。趙偉等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進步引起的要素生產率變化有著比較明顯的影響。劉凱敏、朱鐘棣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TFP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技術進步是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的主要原因。

雖然很對學者都對國際直接投資與技術進步進行了研究，但是關于國際直接投資于我國創新能力之間的關系的研究較少，也很少同時研究IFDI與OFDI對創新能力的影響。

二、實證檢驗

（一）模型設定

根據熊彼特對創新的定義，可以將創新看做一種生產函數，因而可將創新能力用下面的公式表示：f=AKαLβ，其中f表示創新能力，K表示R&D的資本投入，L表示R&D的人員投入，A表示影響創新能力的其他因素。本文中，用IFDI和OFDI代表A對創新能力的影響，因而設定如下模型：

lnI=β1lnK+β2lnL+β3lnIFDI+β4lnOFDI+ε

其中，I表示1995-2010年的年度國內專利申請受理數；K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內部支出，并用以1978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調整；L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全時當量；I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外商直接投資，由于其以美元計價，用當年平均匯率折算成人民幣，并用以1978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調整；O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由于其以美元計價，用當年平均匯率折算成人民幣，并用以1978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調整。

（二）模型估計及結果分析

1、平穩性分析

由于模型中數據為時間序列數據，在進行模型估計前要先進性平穩性分析。本文采用單位根法對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lnI、lnK、lnL、lnIFDI、lnOFDI都是一階單整的。

2、模型估計

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首先對模型進行估計和檢驗。運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估計發現lnOFDI不顯著，將其去掉后，結果如下：

lnI=0.5942lnK+0.6683lnL+0.6738lnIFDI （1）

t檢驗值 （9.4778） （4.3182）（13.9139）

調整R2=0.995788

3、協整檢驗

經過單位根檢驗，發現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五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因而他們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通過協整檢驗發現原模型的殘差項平穩，所以lnI、lnK、lnL、lnIFDI、lnOFDI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表二：回歸方程（1）的殘差序列的ADF檢驗

4、格蘭杰因果檢驗

協整分析證明了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確定的均衡關系，但是還無法確定時間序列數據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本文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來確定其因果關系。

表三：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

經過Granger因果檢驗，發現R&D經費投入、R&D研究人員人數以及IFDI都是我國專利申請數量的格蘭杰原因，而OFDI不是我國專利申請數量的格蘭杰原因。

三、結論

通過本文對國際直接投資與一國創新能力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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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開放20多年來，陜西省利用國際直接投資工作發展迅速，成效顯著，形成了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資（FDI）為主，借用國外貸款和在國際資本市場籌集資金為輔，多種渠道并存，多種形式并舉的利用國際直接投資格局。截止到2006年6月底，陜西省累計 簽訂合同項目4111個，合同外商直接投資93.16億美元，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47.79億美元。

為了進一步提高陜西利用國際直接投資的質量并改善投資結構成，本文運用經濟學實證分析的方法，將對陜西利用FDI的現狀、國際直接投資對陜西經濟增長的影響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最后提出對陜西省充分利用FDI的建議。

二、文獻回顧

國際直接投資流入對東道國經濟的影響首先體現在給東道國帶來的整體經濟福利效應。英國的經濟學家麥克杜格爾（Macdougall）在《國外私人投資的收益和成本：理論探討》（1960年）一文中，系統探討了國際投資對母國、東道國和整個世界經濟福利的影響。其認為:從總體上講，國際投資對母國、東道國和整個世界經濟福利的改善都是有利的。不過麥克杜格爾只是泛泛指出FDI的流入不僅可以提高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而且可以改善東道國的國民經濟福利，但沒有說明FDI在哪些方面可以改善國民經濟福利。伯仁斯坦（E. Borensztein）和格力格瑞諾（J. Gregorio）用20年間69個發展中國家吸收發達國家投資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提出FDI是技術轉讓的重要渠道，FDI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比內資大，但前提條件是東道國有吸收先進技術的能力。

關于國際直接投資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關系，桑秀國對FDI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計量分析得出FDI與經濟增長存在正相關，FDI主要是通過技術進步的方式促進東道國的經濟增長。李志軍，瞿北秦將實際利用外資額占GDP的比重定義為外資依存度，計算得出陜西與全國的外資依存度變化趨勢相一致，但卻明顯低于全國的情況，說明陜西的利用外資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較之全國平均水平尚有一定差距。袁輝，徐玲利用1984年～2003年陜西省FDI進出口額之間的數據進行分析，得出陜西省FDI每增長1個百分點，進出口額增長0.745個百分點。

三、陜西省利用FDI的基本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陜西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目前，共有69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商對陜投資，形成了以港、臺地區和美、日、歐、新加坡、維爾京島等國家(地區)為主的多元化投資格局。

1.國際直接投資來源結構

亞洲是陜西省吸引外資的重點地區。表1所示，以合同外資金額排位，前十位的合同外資額為89167萬美元，占所有國家和地區對陜投資合同外資總額的94.9%;實際利用這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資額為40931萬美元，占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94.4% ，其中實際利用港澳臺資金達11746萬美元，占前十位總數的27.1%。

數據來源:根據《陜西統計年鑒2007》整理。

2.國際直接投資產業結構

制造業依然是外商投資的重點領域，第三產業投資呈現增加趨勢。2000年以來，總體上呈現第一產業的投資下降，從2000年以前所占比重約6%下降到2005年的5%以下；第二產業仍然是投資的重點。隨著第三產業的投資呈現增加趨勢，第二產業的比重也稍有下降，平均值在65%以下，而第三產業上升到30%以上。

3.國際直接投資的地域分布

目前,由于陜西省各地經濟發展存在較大差異,導致國際投資地域分布極不平衡。85%以上的項目集中在關中“一線兩帶”的西安、寶雞、咸陽、渭南和楊凌示范區,總體來看,有如下三個特點:一是在西安的外商投資項目占全省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趨勢，項目數占全省的70%;二是關中的“一線兩帶”所占比重上升達85%;三是陜南和陜北的吸引外資所占全省的比重較低,小于15%。

4.國際直接投資的規模趨勢

從單個項目平均合同外資金額指標來講，陜西省國際直接投資規模總體處于上升趨勢。從單個項目平均合同外資金額指標來講，陜西省國際直接投資規模總體處于上升趨勢。截至2004年底，富士通、NEC、日立，美國的聯合技術、強生、德國的西門子，瑞典沃爾沃等29家已在陜投資，共設立了33家企業，項目總投資額5.8億美元，其中合同外資額為2.03億美元，項目平均合同外資規模為634萬美元，比陜西全部項目平均外資規模高出200多萬美元。其中麥德龍、漢高、豐業銀行等9家為近五年對投資的企業，四年引進的500強企業占500強對隊投資總數的31%，9個項目投資總額為2.1億美元，項目平均規模為2333萬美元，顯著高于2000年以前引進的20家500強項目平均規模為613億美元的水平，說明500強對陜西投資的力度正在加大。

四、FDI對陜西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1.陜西省FDI對GDP的影響

注：X：FDI以左方縱坐標表示，單位為萬美元，Y：GDP以右方縱坐標表示，單位為億元。根據《陜西統計年鑒2006》整理。

由圖1可以看出1992年到1998年，外商在陜西投資發展趨勢穩步上升;1992年，陜西省引進外資較少;1993年外商投資出現明顯上升跡象，且幅度較大。1994年～1996年FDI成臺階式增長到1997年突然升至頂峰;1998年回落;1999年又開始穩步提升。

2.陜西省FDI對進出口貿易額的影響

陜西省FDI與進出口總額(T)的增長態勢較為相似，對外貿易形勢穩定時，FDI增長迅速，如1993年～1997年和1998年～2006年。當然特殊年份的突變值的出現偏離了進出口額的發展趨勢。但總體上陜西省外商直接投資FDI與進出口總額T變化趨勢較為一致。

外商投資企業擴大了陜西對外貿易的總額，外資企業出口總額占陜西省的出口比重總體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根據統計結果顯示，1993年占3.19%，1995年占4.03%，1999年7.82%，2000年占8.86%，2005年占16.95%。

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和擴大對外貿易是密切聯系、相互促進的，外商直接投資改善了省內相關企業的營銷狀況，增加最終產品的貿易并且帶動了出口，提高了進出口產品的結構。另外，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陜西省加工貿易為主的企業及高新技術企業起到了較大的促進作用，促進了高科技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我們利用計量經濟學軟件Eviews3對1992年～2004年陜西省FDI與陜西省進出口貿易額的數據進行數據的回歸分析。為提高擬合優度，對陜西省進出口貿易額(Y)與陜西省FDI(X)取自然對數。對兩者自然對數的運算結果如下：

LnY=3.759+0.401LnX （0.34)(0.09)

R2=0.570Adj-R2=0.531

T檢驗值符合要求。

由此看出,陜西省FDI每增長1個百分點,進出口額增長0.401個百分點。但模型擬合優度較低，其中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癥結在于所得到的數據資料。

假設剔除掉突變值后再進行回歸分析(剔除掉的突變值年份為:1992和1997年，剩下10個運算量），對兩者自然對數整理上表結果:

LnY=1.719+ 0.809LnX (0.80)(0.18)

R2=0.712Adj-R2=0.677

T檢驗值符合要求。

由此也驗證了陜西省FDI與陜西省進出口貿易之間確實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因此，陜西省FDI與進出口貿易之間應該存在較為密切的關系。陜西省FDI每增長1個百分點，進出口額增長0.809個百分點。

3.FDI對陜西省資本形成的影響

截止到2005年12月底，全省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47.79億美元。這些資金極大地彌補了陜西省經濟建設資金的缺口。特別是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占陜西省固定資產投資平均達到5.36%。

外商直接投資對資本形成的效應,還表現在對資本供給與外匯收支產生的間接效應，這種間接效應主要體現為產業連鎖效應和示范與牽動效應。另一方面,FDI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利潤最大化，不是“天上掉餡餅”,外商的直接投資在資本形成方面會產生負效應，外商直接投資從長期看(或從總體上)已經出現擠出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即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已經出現了負效應。

陜西省的外商直接投資情況，也存在著FDI的進入“擠出”了省內投資的情況。這是因為在陜西省的FDI主要進入了一些競爭性行業和市場化行業，這樣的資金流入減少或取代了省內資本將進行的投資。另外，一些外資企業資本密集型的投資活動會連帶或致使陜西當地的企業將資金也轉向類似的產業，從而使本省的其他產業的發展資金更加匾乏。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國際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理論，對陜西省利用國際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全面分析，計算出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陜西省經濟的發展，而且兩者正相關，然后具體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資本、對外貿易等方面的效果。

本文認為，針對陜西經濟的二元結構特點，從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戰略目標出發，不斷提高全省的城市化水平，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要充分認識完善投資環境是吸引外資的最基本條件，是擴大開放的“生命線”，因此不論是硬環境還是軟環境，都要從與國際接軌的視野出發加以改善和優化，提高競爭力，降低外商投資的運價成本，特別是強化服務意識，減少隱性成本，并注意改善陜南、陜北以及關中等其他城市的投資環境，使全省經濟整體協調發展。同時，陜西省引資戰略應以西部打開發和加入WTO為背景，利用特色進行招商。

參考文獻:

[1]陜西統計年鑒2007

[2]胡乃武金碚:國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研究[Z].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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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輝 徐玲:陜西省外商直接投資（FDI）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實證分析[J].2006.（10）1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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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理論上的不相容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規模報酬不變。國際貿易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國生產同種商品的價格差異，而價格差異則是由成本差異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國生產要素的價格不同所致，生產要素的價格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豐裕程度決定的。正是由于各國生產要素豐裕程度的不同，決定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時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價格優勢。所以，一國將出口較密集地使用其豐裕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進口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國際貿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國的資源優勢所決定。由此可見，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中，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生長的空間。

現代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和發展，恰好否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完全的自由競爭導致完全的市場結構。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美，才是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場的非完美性，跨國企業才有可能運用組織的效率，發揮它在獲得資本、勞動、技術和知識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條件，在世界市場上與當地企業競爭。跨國企業在市場、生產、規模經濟以及諸多方面的壟斷優勢是確保跨國生產有利可圖的必要條件，也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可見，這一分析框架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兩種理論融合的嘗試

較早地把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國學者弗農(R.Vernon1966)。他用“產品周期理論”來系統解釋企業在出口、許可證形式和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選擇，并將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與企業生產的區位選擇聯系起來。弗農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產品期、產品成熟期和產品標準化期，他認為，在新產品期，企業選擇在國內生產，對國外市場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貿易的形式；在產品成熟期，企業想保持最佳經濟效益必須考慮對外直接投資；當產品進入標準化期后，價格競爭的結果是使產品的生產或裝配業務逐漸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原來發明產品的國家則轉為從國外進口該產品。

澳大利亞學者科登(W.Corden,1974)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放棄了瑞典學者赫克歇爾(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H-0理論）中的要素在兩國之間不可流動的假定，同時引進了第三個要素——知識，并允許資本、勞動和知識三要素進行國際流動，這使得擴展后的國際貿易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現象。

英國跨國公司專家鄧寧(J.H.Dunning,1976)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又稱為國際生產綜合理論），也是至今為止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鄧寧提出了用折衷主義方法來解釋國際生產活動，該理論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這就是說，如果三者都具備，國際直接投資是最佳的選擇；如果具有所有權優勢，同時取得內部化優勢，則可以選擇對外貿易；如果僅僅具有所有權優勢，他國區位優勢又不明顯，那么許可證貿易是一種最佳的選擇。

正是這些理論對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與企業發展之間緊密關系的描述，使得將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成為可能。

（三）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現狀

日本學者小島清(K.Kojima,1978)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同時置于國際分工框架下進行研究的方法，為我們對兩種理論進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啟示。小島清理論的基本思路是：從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理論出發，在H-0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內，先確定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再根據國際分工原則選擇合適的投資產業。

以克魯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爾普曼(A.Helpman,1983)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提出的基本觀點是：各國并不一定因為本國的資源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較優勢，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規模報酬遞增驅動的。他們試圖用要素稟賦差異來解釋國際貿易的格局和跨國公司的產生：要素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間貿易；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內貿易；如果當要素稟賦差異太大且公平的市場交易無法使要素價格均等化時，國際直接投資則是最佳選擇，這樣就產生了跨國公司。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競爭優勢理論”，該理論從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這一微觀角度來解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現象。波特研究的邏輯線索是：國家競爭優勢取決于產業競爭優勢，而產業競爭優勢又決定了企業競爭戰略。他是站在產業（中觀）層次，從下而上，即從企業（微觀）層面向上擴展到國家（宏觀）層面上。這是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方法的一種拓展。

我國學者在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總結述評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軍、吳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較優勢下融合兩種理論的觀點（黃河，2002），并對兩者相互融合的趨勢和統一的途徑闡述了看法。但是，至今為止我國學者還沒有就這兩種理論如何融合進行深入的論述和研究，也沒有出現新的理論分析框架。

二、構建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

（一）現有理論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論研究的重心發生偏移。從李嘉圖(D.Ricardo,1817)開始，古典經濟學關于比較優勢的產生問題開始偏離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國際分工為理論出發點的內生決定論。斯密認為，比較優勢產生于分工和專業化，是內生的；而李嘉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產生于資源配置過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數學工具的局限，導致以馬歇爾(A.Marshall,1920)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放棄了古典經濟學的內核（分工和專業化），研究重點完全轉向了資源配置問題。

2.假設條件與現實狀況不符。例如，完全競爭市場、同質要素、信息對稱、零交易費用等等，這些假設條件符合了經濟學理論研究者的科學理想，可以用來構建清晰而精致的數學模型和推理嚴謹的分析框架，但是，用這些作為理論的前提是根本無法得出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成果。

3.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分離，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例如，國際貿易理論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單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以企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是以行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楊小凱等人的新

興古典經濟學是以個體作為基本分析單位。

4.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例如，弗農是用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來作為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判斷標準；小島清是把比較成本原則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克魯格曼是用各國的要素稟賦差異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波特是用競爭優勢的原則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

（二）為何重拾國際分工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創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注：［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5頁。）200多年前的這一論述，至今仍為當代經濟理論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有關分工的研究，經濟學研究的立足點在于分工的基礎和職能的分工。“由于機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的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頁。）國際分工就是指生產的國際專業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帶來了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隨之而產生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分工和專業化理論的兩個側面，同時也是微觀經濟學在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領域中的延伸。隨著國際市場交易成本的增加，企業之間借助國際市場實現的國際分工可能并不經濟，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的發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當代國際分工的內容、性質和形式。

在當代國際分工的理論研究中，已形成三種研究對象不同的理論體系：一是研究由市場機制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另一是研究由跨國公司為載體予以組織和協調的企業內部國際分工的理論；第三種則是由楊小凱(X.Yang,1993)等人為代表的研究由個人的專業化、生產的迂回程度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楊小凱等人用非線性規則（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分工和專業化等經濟思想形式化，創立了以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這一理論重新將分工和專業化作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其中許多命題的證明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啟示性的典范并縮小了最優化范圍。同時在此分析框架內，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融合在一起，不僅大大擴展了經濟學理論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將許多原來相互獨立的經濟學分支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專業化）統一起來。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是通過引入交易費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產生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因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形式，企業的出現是企業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的交易費用的結果，所以交易費用的差別是企業出現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交易效率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沿用他們的思路，我們不難推出這樣的結論：當國際貿易的交易費用高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生產費用時，人們將會選擇國際直接投資，跨國企業會從國際分工中出現；當用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比向東道國市場輸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行國際貿易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更有效率時，人們選擇前者。

三、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論分析框架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類似，只是用“行為主體”（個人、企業、行業、國家）來代替原來的“個體”的概念。第一層是行為主體在作出國際貿易或國際直接投資決策前，從競爭優勢的角度對當時所處的經濟環境和自身條件進行分析；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行為主體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層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國際市場結構、國際企業制度和行為主體的自利行為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各種結果；第四層次則是與行為主體價值觀有關聯的所謂社會福利分析。

（一）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作出決策

我們把競爭優勢定義為“組織結構優勢”和“社會資源優勢”的整合。所謂組織結構優勢，即行為主體協調其組織活動的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包括人力結構和資本結構、技術和知識產權、管理水平和對國際一般慣例熟悉程度等優勢。所謂社會資源優勢，即影響組織收益分配的社會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它包括市場、客戶、社會網絡融資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優勢。發揮和增強競爭優勢既是行為主體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又是其目標，它涉及內生函數和外生函數所包含的諸多因素。所以，我們可以從行為主體具有的競爭優勢的角度來解釋其國際貿易、技術許可轉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見表1）

表1競爭優勢整合

組織結構優勢社會資源優勢

國際貿易必需具備無需具備

技術許可轉讓必需具備有無均可

國際直接投資必需具備必需具備

（二）從收益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國家、行業、企業、個人）需要作出決策的問題是：在當前自身所擁有的總額為I的投資能力中，是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對于行為主體而言，目標之一就是使總預期利潤最大化。用公式表示為：

附圖

式(1)中，NPV[,F]為在東道國進行折現數額為I[,F]的直接投資所獲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T]是向東道國出口折現數額為I[,T]的貿易所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D]是將剩余投資能力(I-I[,F]-I[,T])投資母國市場所得到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其等價形式是與凈現值相等價的凈現值流（每年等量的凈收入）形式：

附圖

式(2)中，r[,F]為從直接投資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T]為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D]為從母國市場中所獲得的內部收益率。行為主體從目標函數出發作出決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當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且國內市場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為主體選擇在國內生產和銷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

4.如果r[,D]＜r[,T]或r[,D]＜r[,F]，行為主體選擇的決策公式可表示為：

附圖

根據公式(4)即可從收益的角度做出相應的決策。

（三）從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附圖

其中，β與消費偏好有關，k是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t為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

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的決策問題在于，確定每一種產品的自給量、市場購買量、市場銷售量以及如何組織生產這兩種產品。以下討論四種可能出現的結構形態（如圖1所示），解出其角點均衡，然后從這些角點均衡中識別出完全均衡。

1.結構A由組態(XY)組成。在這個組態中，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對無論是中間產品X還是最終產品

Y都采取自給自足的方式。設在組態(XY)中。（注：詳細的推導過程可參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結構的角點均衡是：

附圖

附圖

圖1國際市場結構和國際企業制度

附圖

其中U[,1](D)和U[,2](D)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業主體在結構D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3.結構FY由組態(L[,X]/Y)和(Y/L[,X])組成。在組態(L[,X]/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它的勞動力而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中間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中進口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X])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這些中間產品返回本國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出口到國家1。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只從事國際貿易，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結構FY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v是結構FY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U[,1](FY)和U[,2](FY)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Y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4.結構FX由組態(L[,Y]/Y)和(Y/L[,Y])組成。在組態(L[,Y]/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他的勞動力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最終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的跨國公司中購買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Y])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中間產品出口到國家1，并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在國家1的市場上銷售，同時又把最終產品返銷回本國。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既沒有從事國際貿易也沒有進行國際直接投資，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了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了國際直接投資。此結構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U[,1](FX)和U[,2](FX)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X中的人均真實收入，r是結構FX中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

因為人均真實收入最大的角點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們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點，并得出以下推論：

1.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和勞動的交易效率足夠小，則結構A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時，行為主體選擇自給自足的方式。

2.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夠高，則結構D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都分別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

3.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k足夠高，且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與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Y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作出只從事國際貿易的決策；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4.若專業化經濟程度足夠高，且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與產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X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選擇既不從事國際貿易，又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四）從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在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時，通常要對母國和東道國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判斷的標準通常是一國的國民福利或社會福利。他們一般會選擇干預成本最小或使國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稱之為最優政策選擇。例如：(1)自由貿易政策，即零干預或不干預政策。無論是從一國的國民福利還是從所有貿易參與國的國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貿易政策都被認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時，行為主體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2)高關稅政策，這種政策阻礙和限制了商品（及生產要素）的國際流通，減少了人們通過自愿的國際貿易可能獲得的好處。此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以此來規避高關稅壁壘。

四、小結

以往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對國家與企業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進行解釋，本文則將它們放在同一的理論分析框架下進行研究；以往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是分離的，對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本文則將這些基本分析單位統一在“行為主體”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論研究中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本文則以競爭優勢的原則、收益最大化原則、市場結構均衡原則和社會福利最優原則來作為行為主體決策的共同判斷標準。因此，本文的結論是，雖然世界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參加WTO后會趨向于逐漸公正和平等，但對任何一個行為主體而言，究竟是選擇國際貿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其決策主要取決于它們對自身競爭優勢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市場結構均衡的評估以及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考慮。

上述分析方法和結論對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和參與國際競爭，對各管理層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應當是會有所啟發。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消費者對產品差異化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近10年來，世界主要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安排已經把我國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之中，這將大大促進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發展和在專業化基礎上的大規模生產投資的擴大，這些都要求我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政策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貿易—投資—生產—貿易一體化的方式將成為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利用跨國公司來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分工和拓展貿易與投資規模，形成“貿易—投資”雙向聯動、互相促進的良好態勢，將是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越來越普遍的戰略選擇；我們只有提前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和策略，才能實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均衡、配套發展的良性循環，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作為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的領域和范圍會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理論研究的假定條件也會發生變化，兩種理論的最后發展趨向勢必是在統一的理論基礎上融為一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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