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金融論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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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支農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金融機構直接承擔部分財政支農職能。計劃經濟時期，我國財政、金融職能相互交織，財政支配金融，金融充當“第二財政”，扮演著財政的出納角色。近年來，隨著財政、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基本構建起了以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農村合作金融為主體的農村金融體系，部分商業銀行承擔的財政性職能相應移交給了政策性銀行，政策性銀行演變成溝通財政與金融支農合作的主要橋梁。以廣饒縣為例，該縣1994年設立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除保留小額農戶貸款、扶貧開發貸款等政策性業務，原承擔的糧棉油貸款購銷等政策性貸款業務均劃轉至農發行。支農再貸款？

（二）財政部門透過對相關“三農”經濟主體的貸款貼息。為促進“三農”經濟發展，增強農業龍頭企業的幅射帶動能力，財政部門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小額扶貧貸款等提供了部分利息補貼，以減輕農業企業財務負擔，促進了金融部門對農業貸款投放的刺激性。據調查，2000年以來，東營市財政每年安排2000萬元專項資金用于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貸款貼息。2003年，廣饒縣委、縣政府制定出臺了《關于扶持農業龍頭企業發展的意見》，縣財政每年拿出300萬元專項資金，通過貸款貼息、補助、獎勵等方式，用于支持重點龍頭企業。

（三）財政部門出臺鼓勵金融支農有關優惠政策。為吸引金融機構增加對農業的投入，財政部門對農村信用社直接給予財政資助，出臺了減免三年營業稅、所得稅減半征收、承諾分紅補貼等優惠政策。據調查，東營市政府為促進縣區農村信用社增資擴股工作的順利開展，對利津、墾利兩縣農村信用社的股東承諾，如信用社2年內達不到分紅比例，市財政將予股東補貼；并在政府權限范圍內，盡量減免農村信用社在抵債資產接收和處置過程中形成的各種稅費。全市涉農資金和業務全部交由農村信用社辦理，所有農口部門在農村信用社開設基本賬戶，各級預算外資金按一定比例存放農村信用社，鄉鎮的國庫、勞動保險、醫療保險和各種行政收費由農村信用社，縣、鄉公務員和教師的工資由農村信用社，縣級財政集中支付中心設在農村信用社。研究制定了做好農村信用社不良資產清收盤活工作的具體意見。對過去行政干預的貸款和協調農村信用社購買的企業債券、各級各部門在農村信用社的行政性貸款，由縣、鄉政府負責限期收回；對公職人員的貸款，采取紀律和行政的手段收回；采取以優質資產置換、整體“打包”等多種方式，幫助清收不良貸款。

（四）人民銀行助推，政府部門主導，積極優化縣域金融生態環境。2005年初，周小川行長多次在重要場合論述金融生態環境問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重視和關注。面對金融改革發展的新形勢，各級人民銀行積極向地方政府匯報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重大意義，取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據調查，2005年，廣饒縣委、縣政府把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列入了重要議事日程，成立了由分管縣任組長的優化金融生態環境建設領導小組，把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納入縣委、縣政府的考核，加大了督查力度。開展了“金融生態示范縣”創建活動，出臺了《創建“金融生態示范縣”建設的實施意見》，研究設計了“建設金融生態示范縣”的具體指標體系，制定了《“金融生態示范縣”評價標準》，形成推動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規范化機制。截至

2005年底，全縣已命名“文明信用鄉鎮”21個，“文明信用村”684個，“文明信用企業”61個，“文明信用戶”9.9戶，“文明信用工商戶”2333個，2006年力爭全市60%以上的村鎮、農戶達到文明信用標準。

二、當前合作方式中的不足

2003年以來，廣饒縣向“三農”累計投入財政資金69億元，投入信貸資金85億元。財政投入和信貸投入的不斷擴大，有力的促進了該縣農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增強了農民收入。目前廣饒縣已形成以凱銀集團、馳中集團、華譽集團為首的一批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長，收入結構發生明顯變化。據統計，2005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4820元，同比增長14.7%。2001年-2005年，廣饒縣農民收入年均增長10.1%。收入結構中，純粹來自農林牧漁的增幅僅為5.93%，非農產業純收入增幅高達92.45%。

（一）財政金融支持重點“不到位”與“越位”并存。近年來，為發展農村經濟，地方財政不斷擴大了支農資金投入，市本級財政支農支出以20%的速度遞增。據調查，近四年來，我市投向“三農”的資金達50.7億元，2003年市級財政用于扶持“三農”的資金3.8億元，2004年達到了4.6億元，分別占這兩個年度市級財政支出的28.4％和29.6％。但是，地方財政支出在制度安排上一直向城市傾斜的格局沒有改變，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應由財政供給經費的公共產品，財政投入的力度不足。主要表現在對農村的基礎設施、供水設施及環境治理等社會公益性的投入相對較少。調查中，我們設計的“當前財政和金融對當地經濟的支持哪個更大一些”中，有7/8回答金融支持力度更大。

（二）支農項目管理部門龐雜，投資越位和缺位現象并存。由于各部門職責定位不清，沒能有效地建立起責、權、利相匹配的財政支農激勵和約束機制。既有爭項目、爭資金形成的投資越位現象，也存在互相推諉導致的投資額缺位現象。因此，項目和資金多頭管理，留下不少弊端:一方面，由于支農項目涉及的部門眾多，部分項目交叉，有些地方出現同一類型支農項目存在多個部門重復立項、實施的情況。

（三）財權與事權分離的財政體制改革，使得鄉鎮、村委成為財務空殼，不能成為有效承貸載體。城鄉財稅體制改革形成財權和事權不對稱，造成越是基層政府財權越小、事權越大。但另一方面，資金鏈條長，管理困難。目前財政支農資金管理采取的是分級配套、層層下達、項目單位具體實施的做法，有些專項資金從上級財政下撥到實際使用，經過多個環節。資金在途時間長，影響了資金的及時到位，又增加了資金管理成本。一個項目，分級配套，每個級次都要考察論證，都要進行檢查驗收，需要大量的管理費用。縣級財政配套能力弱。停收鄉村公益事業金，使農民人均每年減少稅賦100多元。2004年降低農業稅率2個百分點，農民人均減負58元，今年全部取消農業稅及附加，由此所減少的鄉鎮及村級收入全部由市財政轉移支付。

（四）財政補貼在流通領域消耗太多，輕生產領域。農發行貸款目前還僅局限在糧棉流通領域，雖然對解決農民“賣糧難”、“賣棉難”問題，穩定糧棉價格，保護農民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國家的補貼基本在流通領域消耗，因此農民直接受益有限。

（五）政策性與商業性關系模糊。政策性與商業性并存是當前信用社經營中的基本格局，也是改革的基本矛盾。信用社肩負金融支持“三農”的職責，這具有強烈的政策性。另一方面，信用社又是“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商業企業。并且，隨著農村工業化、城鎮化的進展，商業性業務的比重日益上升。由于當前信用社存在強烈的政策性，以至于它還不可能擺脫行政桎梏而真正成為產權清晰、政企分開、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金融企業。

（六）財政支農支出結構不合理，供給范圍“越位”與“缺位”并存。財政支農管理的領域和事務不能隨農村城市化的加快而及時調整，造成很多部門和單位仍在占用財政支農資金，而應由財政資金供給的領域和事務卻得不到應有的資金保障。主要表現在：第一，隨著廣饒縣農村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三產”的比重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縣級農業服務機構仍然過多，職能沒有進行較大調整，是財政資金供給范圍過寬的主要原因。如：農口設有畜牧、農業、水產、農機等幾個服務中心，各中心仍然是全套配置，各中心資源分散，不能整合，存在浪費現象。如：

2002年財政安排幾個中心事業發展經費各100萬元，從財政檢查的情況看，各中心事業發展的效果不明顯。

三、政策建議

一方面，貧困地區公共財政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健全的農村金融體系無法建立；另一方面，將農村金融機構作為支農的工具，進一步扭曲了農村的金融體制。分析表明，只有讓公共財政發揮應有的作用，才能進一步改革農村金融體系，形成商業可持續的農村金融體制。（謝平，公共財政、金融支農與農村金融改革）

第一，健全農村公共財政體系。一是通過農村公共財政直接投資以改善農村的投資環境、提高農村的技術水平和對一些經濟行為給予補助。二是逐步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改變目前我國長期存在的只有城市干部職工才能享受社會保障的狀況。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僅包括居民生活補助和救助、基礎的生產生活設施和文化教育支出，還包括對農戶個體生產及合作組織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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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少融資中介結構。我國缺少專門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中介結構與平臺。政府也沒有出臺相關策略幫助中小企業解決融資困難。中小企業的融資活動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與監督。導致融資活動中的漏洞難以被發現。政府沒有建立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性金融體系。導致中小企業面臨融資困難時，往往只能靠自身的力量或者發動親戚的力量進行解決。

3.財務制度不規范。中小企業缺乏財務風險意識，缺乏規范的財務制度。經常存在會計與出納兩個職位由同一人擔任的現象。由于中小企業多缺乏規范財務制度，領導本身也不遵守相關規章制度，導致財務信息不實，存在失真現象，不能正常反應企業生產經營狀況。金融機構不能通過審核企業的財務工作來判斷其生產能力與資金實力，不能獲得可觀的財務評價。從而增加中小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難度。

二、中小企業財政金融策略研究

1.改善中小企業發展經營的外部環境。政府需要完善中小企業外部經營條件，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建立統一的中小型企業管理平臺，整合中小企業資源，全力落實中小企業政策措施。中小企業缺乏有效的融資中介。政府可以加強向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中介服務，并且建立完善的監督管理條例，確保服務中介能夠發揮自身價值，為中小企業提供多方位的幫助。政府需要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財政優惠等策略方面的扶持。既為中小企業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也為中小企業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2.改善與銀行和企業的關系。銀行貸款與其他融資方式相比，其安全性、穩定性更為優越。中小企業如果能獲得銀行貸款是最佳的融資方式。政府必須加強銀行與中小企業之間的信息交流溝通。企業需要讓銀行充分了解企業所在行業的發展前景與發展趨勢，了解企業的經營現狀與財務狀況，以及日后發展前景。銀行做充分調查后，才有可能提高放貸效率。

3.建立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性金融體系。政府需要為中小企業發展建立良好的政策性金融體系。本文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首先可以從建立全新的中小型銀行著手，由地方財政出資建設適合中小企業融資的銀行，或者為中小企業提供擔保，建立完善的中小企業擔保體系。其次，加強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建設。可以根據現有政策，建立直接面向中小企業的貸款部門，加強相關法制政策的建立，根據中小企業發展提供恰當的融資比例。扶持銀行將一定比例資金投入中小型企業中，尤其針對農村地區的中小企業。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降低中小企業融資難度。

4.倡導集群融資發展趨勢。政府可以倡導中小企業通過集群的方式克服單個中小企業生產規模小的局面。可以將大量生產產品相關的中小企業集中到一起，提高外部經濟規模，同時也利于提高自身競爭力，促進區域經濟發展。而且容易獲得銀行、其他企業或者金融機構的信任，在生產技術、融資能力等方面具有更強的優勢。利于解決中小型企業面臨的融資困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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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國的城鎮化推進過程中，財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采用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測度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問題根源。

(一)測度方法

采用基于數據包絡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數法對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進行測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該方法利用數學規劃和統計數據確定最優的生產前沿，并通過比較決策單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離生產前沿的程度來評價它們的相對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可作為效率指數(Caves等，1982)［2］，用來表示從t期到t+1期的整體生產效率變動情況。若Malmquist指數大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呈現上升的趨勢，若Malmquist指數小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呈現下降的趨勢，Malmquist指數等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沒有變化。作為非參數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法測度效率具有以下幾個優點:(1)不需要假設具體的生產函數形式，避免由于錯誤的模型假設而導致實證結論出現偏差;(2)可以用來評價多投入和多產出的綜合效率問題，避免了指標的單一性;(3)不需要對投入和產出的指標變量進行單位變換處理，決策單元的最優效率指標與投入指標值及產出指標值的量綱選取無關;(4)無須任何權重假設，而以決策單元輸入輸出的實際數據求得最優權重，具有較強的客觀性。DEA方法有多種形式，但總的來說，根據對規模報酬是否可變的假設，可以分為CCR模型和BCC模型兩大類:前者假設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假設規模報酬可變。另外，DEA分為投入導向模型和產出導向模型。投入導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產出的情況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產出導向模型則是計算在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如何使產出最大化。在規模報酬不變的情況下，二者計算出來的技術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規模報酬可變的情況下，二者計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慮到本文研究的是財政金融政策在推進城鎮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標是在財政金融政策資金總量一定的情況下，盡可能協調資金分配并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來推進城鎮化，因此本文使用產出導向型的DEA模型。同時考慮到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產出導向的BCC模型作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數法，不僅能夠對同一時期的效率進行分析，而且能夠分析不同時期之間，決策單元的效率變化情況。

(二)投入、產出變量和數據

首先來考察投入變量———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財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預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來度量;對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們借鑒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機構貸款總額占GDP的比重來測度。我們再來看產出變量———城鎮化水平。城鎮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間擴展的復合過程。城鎮人口的數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個地區的人口城鎮化程度，城市建成區面積可以衡量該地區的空間城鎮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鎮人口與城市建成區面積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來綜合反映地區的城鎮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該地區城鎮化發展的健康程度。根據該指標含義，當一個地區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時，說明該地區的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鎮化。圖2直觀地描繪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變化趨勢。自2004年以來，城市人口密度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趨勢，這反映了城市化進程中存在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的現象，暴露出城鎮化進程存在的現實問題。本文的實證研究采用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橫截面共包括中國大陸的31個省、直轄市或自治區(以下簡稱省)。21世紀后，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城鎮化提速跡象，基于數據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則，筆者最終選擇了2004—2011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各變量的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具體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圖2報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國31個省份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指數。測算結果表明，從整體發展趨勢來看，大部分年份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說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態勢，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財政金融政策并沒有很好地支持城鎮化建設，這極有可能與財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間城鎮化而忽視人口城鎮化有關。而且，從演化趨勢來看，這種財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跡象在近期比樣本初期表現得更為明顯。表2給出了2005—2011年中國各省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Malmquist指數測算數據。從Malmquist指數來看，沒有任何省份在7年內效率連續上升(Malmquist指數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都出現了下降。特別在2009年最為嚴重，在該年只有3個省份(天津、上海和山東)的Malmquist指數大于1，其他28個省份的Malmquist指數都小于1，說明這一年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下降最為明顯。實證結果表明，大多數省份在利用財政金融政策推進城鎮化效率方面沒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筆者認為這與目前地方政府“唯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緊密相關，在中國地方官員“錦標賽模式”的晉升體制下，地方官員往往以GDP指標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級領導也樂意用GDP這個簡單可測的指標來評判下級官員的晉升資格。因此，GDP增長成了地方官員的首要目標，也是政府財政金融政策的導向，從而導致財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視民生和社會福利。特別是中國當前的土地財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相當高的比重，使中國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產生很強的依賴性。土地財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帶動了空間城鎮化，而受現行地方官員考核機制制約的土地財政支出結構又造成地方政府積極推動空間城鎮化，消極應對人口城鎮化。在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空間城鎮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鎮化，產生了城鎮化過程中的諸多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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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財政對金融支持農業科技創新的補貼很少，降低了金融支持農業科技創新的意愿由于農業科技創新周期長、投入大、風險高，而且在創新的每個階段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同時還要應對可能出現的自然風險、技術風險、市場風險等各種風險，因此，農業科技創新的資金需求不僅規模大，而且占用時間長，具有較高的風險，一旦創新失敗，就無法償還資金。而金融機構的逐利性、安全性的特點使得其不愿為農業科技創新提供融資支持，金融機構惜貸現象比較嚴重，從而使得一些發展前景好的農業產業項目和新技術推廣項目由于缺乏資金難以具體實施。而我國財政資金對于金融機構的這種活動的補貼很少，不能很好地激發金融機構支持農業科技創新的積極性，金融支持農業科技創新的意愿不高。

1.3金融產品的供給與實際需求不相匹配

1.3.1針對農業科技創新的金融產品品種少目前，雖然部分金融機構把支持農業科技創新作為了信貸扶持的重點，但是由于農業科技創新的周期比較長、風險比較高、收益不確定，往往很難得到充足金融資本的支持，大多數金融機構也沒有建立相應的信貸管理制度或者針對農業科技創新的特點開發個性化的金融產品，對農業科技創新的支持主要是提供貸款，而且所提供的貸款品種單一化。同時，這些貸款還需要提供以土地、廠房、機器設備等為主的抵押物，使得許多承貸主體難以提供符合要求的抵押物，知識產權質押貸款、農產品抵押貸款等與農業科技創新相關的貸款很難獲得金融機構支持。

1.3.2金融產品的期限與實際需求不匹配農業科技創新的周期一般比較長，如一般情況下一個農業新品種從研發到廣泛推廣需要大約7年左右的時間，但是現有的金融產品多是短期小額的流動資金貸款，或者是針對大項目的長期貸款，與農業科技創新周期相匹配的金融產品幾乎沒有。再加上銀行貸款程序復雜，貸款條件嚴格，許多承貸主體滿足不了銀行的條件，很難獲得銀行的融資。

1.4農業科技創新的融資渠道狹窄農業科技創新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目前，我國農業科技創新的資金主要來源于財政，國家對農業科技創新的投入也逐步增加。金融機構對農業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斷加大，但是仍然不足，政策性金融的貸款門檻相對比較高，商業性金融貸款條件嚴格，而且發放貸款時有著明顯的傾向，傾向于農業龍頭企業，證券市場有著嚴格的審批制度，創業板和中小板主要支持科技含量高的農業企業，國內上市的農業企業數量較少，而且這些上市企業缺乏投資農業科技創新的積極性，農業保險品種還不豐富，風險投資發展緩慢，投資主體單一，這些都使得農業科技創新的融資渠道狹窄，融資困難。

1.5風險分擔補償機制缺位農業科技創新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創新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這削弱了投資主體對農業科技創新進行投資的積極性，使得農業科技創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農業科技創新的這種高風險需要有良好的風險分擔補償機制來防范和化解。但是，目前我國針對農業科技創新的風險分擔補償機制缺位，無法分散風險。一是能夠轉移分散風險的保險的作用未充分發揮。農業保險的覆蓋面窄，險種少，同時由于存在補償范圍認定難、農民參保意識薄弱等問題，農業保險發展緩慢。農業科技創新保險存在更高的風險、更大的不確定性，開展業務也更艱難，一旦出現風險，金融機構只能自己買單。二是擔保體系建設還不完善。擔保能夠起到放大資金的作用，但是支持農業科技創新的擔保體系還不完善，擔保機構承擔風險過大，資金規模過小，財政支持不到位，都使得擔保體系不能滿足農業科技創新過程中對擔保的要求。

2農業科技創新的財政金融支持建議

2.1加大財政對農業科技創新的投入，充分發揮財政的引導和資金撬動作用縱觀世界各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農業科技創新都離不開財政的鼎力支持。因此，為支持農業科技創新，我們需要不斷加大財政對農業科技創新的投入，確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并且對農業科技的投入增長幅度要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逐步提高農業研發投入和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推廣投入占農業增加值的比。但是，增加財政投入并不是把資金投入所有農業科技創新環節和領域，財政應重點支持基礎研究領域，中央財政在加大對基礎研究支持力度的基礎上，以資金配套等多種形式引導和帶動地方財政加大支持力度，改變地方財政由于注重短期經濟效益而對基礎研究投入不足的局面。同時，要充分調動企業、個人等社會力量投入農業科技創新的積極性，鼓勵和引導社會資金對農業科技的投入。例如，可以通過無償資助、財政貼息、創業投資引導、以獎代補、經營參股、稅收優惠等多種方式吸引社會資金的注入，使農業科技資金投入渠道多元化。此外，通過對企業和金融機構進行不同的扶持，充分發揮財政的引導和資金撬動作用，探索財政資金的金融化運作方式。一方面財政通過設立風險補償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等方式降低農業科技企業的風險，增強其融資能力，提高農業科技企業對金融機構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財政通過對扶持農業科技企業的金融機構進行貼息、給予稅收優惠、補償其為支持農業科技創新所造成損失等方式激發金融機構支持農業科技創新的積極性，提高金融機構支持農業科技創新的意愿，從而使財政資金更大范圍的發揮作用。

2.2創新金融產品和模式，滿足農業科技創新的需求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金融機構要優化農業科技貸款的審貸程序，提高貸款審批效率。同時，要不斷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以滿足農業科技創新對不同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一是針對農業科技創新的特點，創新金融產品品種。扶持農業科技創新的金融產品必須把自身的特點和農業科技創新對產品的需求結合起來，設計出針對農業科技創新特征的產品品種。例如，針對農業科技創新周期比較長的特點，設計出與農業科技創新在時間上相匹配的貸款品種；針對農業科技企業一般抵押物比較少的特點，在防范風險的同時，擴大抵押物或質押物的范圍，探索以農業科技企業的知識產權、專利權、股權、應收賬款等抵押或質押進行貸款的信貸產品；對一些信用等級較高、有還貸能力的農業科技龍頭企業，可根據實際情況發放信用貸款。二是適當放寬對農業科技創新的信貸限制，如對貸款對象資產規模的要求、抵押物的要求等等。三是探索實踐多種貸款模式，如對于規模比較大的貸款，可以聯合幾家銀行通過銀團貸款提供支持;對于一些中小企業，可以用企業聯保貸款、企業互保貸款等方式；針對處于供應鏈上下游的農業科技企業，可以發放供應鏈融資貸款;探索開發“銀行+保險+擔保”、“銀行+保險+財政補貼”等多種貸款模式，支持農業科技創新增信融資。在不斷開發新的貸款模式、金融產品的同時，要注意對這些模式和產品的推廣，進而推動金融資本與農業科技創新的融合，滿足農業科技創新的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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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制度分析 

在我國建國期間，為了能夠使工業化建設得到更好地發展，并減少外來壓力的影響，使工業化體系能夠更早的投入使用中，從而確定了相關制度，具體如下：國家具有參與農業剩余分配的權利，但此種權利的行使需要在財政制度的規范下進行，除此之外也完善了金融制度，在此制度的應用過程中充分動員農民將剩余的儲蓄和經濟資源投入到國家發展中，如在城市建設、工業化建設方面，形式為將金融財政化與實行農產品低價限制為主，此舉并不會真正威脅到農民的權益，只要做好宣傳工作，即可以得到很多農民的支持。當然這只是我國剛剛開始起步時所采取的方式，也是當時最為適合的方式，在此種制度的應用下，我國農業發展方面的資金問題能夠得以解決，但卻也在資源積累方面造成了困擾。 

為了能夠改善以往制度中暴露的問題，我國對此制度進行了改革與優化，并在“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目標下實現了財政金融服務體制、結構、功能以及農產品價格的管控工作，至此我國的市場經濟逐漸走入了正軌，但若從宏觀角度來看，當時我國的經濟、財政金融發展方面依然未得到平衡，往往更加傾向于工業建設和城市建設。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后我國進入了21世紀，社會理念和金融發展理念均隨時展而發生了變化，我國政府紛紛轉變以往的模式，不斷向金融機構以財政還款的方式實施融資，并積極參與到城市建設中，但卻忽略了財政金融服務調控農產品商業率的績效風險方面。 

1.2 理論基礎 

財政金融在農業發展中具體扮演怎樣的角色，其定位究竟如何其實至今并未得到統一，如有些人認為合理的農業投入可以幫助農民識別風險，甚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減少因風險而帶來的經濟損失，但也有人認為這只是政府想要干預市場而出現的托詞，主要是因為政府想要全權掌握農業發展的主導地位，當然在此方面還有其他的想法，如部分人認為政府的參與、支持或許可以起到促進農業發展的作用，但若干預程度過大，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阻礙農業發展的根本原因。財政金融、績效風險等會對我國的產業結構產生影響，也會對商品流通形式產生限制影響，由此也就會降低商品率。我國作為人口大國，若無法很好的完成金融改革，勢必會在農業發展中成為阻礙，也會使得人均收入大幅度降低，在此種情況下人們若要提升經濟收益，則需要組建金融中介體，這樣人們才能夠真正參與到農業發展中。鑒于農業方面的影響因素較多，往往是“看天吃飯”，這也使得此方面經濟發展存在著不確定性，因此也導致了很多家庭存在資金短缺現象，為了更好的改善此種問題，今后應持續做好財政金融的服務工作。 

1.3 模型構建 

農產品商業率方面往往會存在很多影響因素，從而導致績效提高過程中讓容易出現問題，甚至會侵蝕農民的農業經營增值，在此種情況下則必須采取其他措施來改善，并開發有效工具投入使用中。我國在此方面也已經有了相關應對政策，如農業生產函數，在此函數的應用中需要將實際的數據應用其中，這就需要做好數據收集工作，只有保證數據的有效性、時效性，才能夠保證最后的數據結果具有準確性，數據收集完成后將其引入控制變量I和P，建立實證模型： 

Yt = aRt + γIt + δPt + ωt 

每個變量均有不同的意義，如Y，其往往代表農民收入變量；R代表農產品商業率變量；I、P則是控制變量；I代表投入；P代表農業生產資料價格；a、γ、δ為影響系數；ω為隨即因素；t為時間。為了能夠得到農產品商品率R、農民收入Y之間的關系，需要對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之后對I進行分解，與此同時將影響因素加入其中，建立起相應模型： 

Rt = a Yt + γKt + βDt + δPt + φPkt + πTt + Zt + μMt + σWt + εLt + τXt 

Y為農民收入變量；R為農產品商品率變量；K為財政金融資本投入變量；D為土地投入變量；P為農業生產資料價格；M為農產品質量；W為自然災害率；L為勞動投入；X為農產品消費者的偏好；a、γ、β、δ、φ、π、μ、σ、ε、τ為影響系數，t為時間。 

2 實證研究與分析 

2.1 變量選擇、數據說明以及研究方法 

本文將針對我國2000-2015年間農村居民家庭的人均農業經營純收入作為Y變量，將與之相對應的商品率視作R，并確立相應的變量，之后在農業公司、金融服務以及績效風險（下轉P） 

（上接P）方面進行綜合比對，對各個變量的數據進行確認，并帶入公式中進行計算，所得到的結論展示如下： 

2.2 單位根檢驗

       單位根檢驗方式的應用較為普遍，其將含截距項、趨勢項融入其中，并針對多個指標進行檢驗，如農業貸款和財政支農支出方面，或是農保險方面，在檢驗過程中主要是為了確定其是否具為非平穩變量。在確定此方面后，要對其進行差分處理，一級差分值的確定極為重要，對該值進行分析后，能夠在第一時間發現數據序列規律，并將相應的數據填入其中，之后利用模型來計算，即可以得到相應結果。 

2.3 Johansen協整檢驗 

此檢驗方式與上述檢驗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但也有所不同，如其相應的變量在一般情況下均是單整平穩狀態，只有在此種狀態下才可以應用協整檢驗方式，其屬于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需要利用協整方程的優勢來開展工作，然而此方式的應用過程中會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因此在正式計算之前需要針對影響因素進行確認、解決，否則在一階差分值方面的結果往往會具有較大的失誤。在此方式中會擁有5個評價指標，不同的評價指標代表著不同的意義，對其分析后可以確定在一段時間內的農產品商業率情況究竟如何。 

2.4 格蘭杰因果檢驗 

此檢驗方式往往應用在協整檢驗方式之后，換言之其需要有一定的前期數據作為基礎，該檢驗模式主要是為了能夠確定變量之間的關系，但滯后期現象的存在會對此方面有著影響，因此需要對滯后期進行分級，如滯后1期、2期、3期、4期等，一般來講最佳的時機是1期，但到達4期后，財政支出的增加會顯得微不足道，難以對最終的數據結果產生作用。我國在此方面也積極做出了調整，如針對農業補貼方面采取了人頭補貼制度。 

3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根據本文的論述可以知道，財政金融的出現與應用確實具有相應作用，如增加農產品商業率，控制其中存在的風險等，而財政服務也有很好的影響作用，可以減少農業貸款帶給農民的不良影響，而農業保險的作用并不十分明顯，起碼在短時間內難以看到顯著成效。今后政府應改變管理理念，將傳統農業改革建設重視起來，并分為多個階段，如前期、中期和后期，針對不同的階段制定不同的財政金融服務模式，將政府干預的力度降低，充分給予農業發展空間。 

4 總結 

綜上所述，研究關于農產品商品率績效風險與財政金融服務控制方面的內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不僅關系到農產品產業率方面的提升與優化，也關系到國民經濟發展。農產品作為我國重要的資源之一，其在促進社會發展、經濟發展等方面均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而我國也越來越重視此方面發展，為了能夠改善此方面存在的問題，我國針對此方面的績效風險與財政金融服務控制方面采取了諸多措施，且小有成就，但在實際發展中依然會暴露出些許問題，因此相關機構和人員應加強此方面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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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政、資金對國家財政安全的交互作用

財政和金融共同主導著社會資金的流動和資源的配置，極大影響著社會經濟結構和產業發展方向，二者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既相互協調又相互沖突[1]。財政與金融都以資金作為載體，均擔負著合理、有效調控經濟以穩定物價、發展經濟、促進就業的職責，有效調控的實現需要以財政和金融的健康運行為前提，也需要財政和金融從不同角度相互補充、相互配合，因此二者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一定的協調性，正是二者的協調為國家經濟安全提供了保障。然而，財政資金的籌集具有強制性，資金的使用具有無償性，而調控重點在改善經濟利益分配上，與金融非強制籌集資金、有償使用資金、著重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等特點格格不入，因此，二者也存在著強烈的矛盾沖突[2]。這些矛盾沖突處理得當則有利于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進而有助于維護國家財政安全，處理不當則會影響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最終也會危機國家財政安全。

2.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對國家財政安全的交互影響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風險是無處不在。金融風險是金融活動的內在屬性，產生于多元的經濟活動主體和不確定的經濟活動，存在于一切金融活動[3]。由于金融與財政息息相關，一旦國家出現金融風險，國家財政為穩物價、保增長，勢必擴大支出化解或減輕金融風險，扶持金融機構。這就打破了財政原有平衡，增加了財政負擔，使得財政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危機。

由于經濟運行因素、政治因素、自然因素、技術因素等因素的影響，國家財政也面臨著一定風險。財政具有分配資金的功能，因此當面臨風險時，國家財政會動用一定金融手段來解決消弭風險，這就將財政風險轉嫁給金融，增加了金融風險，進一步削弱了對國家經濟的調控能力，對維護國家財政安全是極其不利的。

綜上所述，財政和金融各自存在著一定風險，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通過財政與金融的交互作用影響著國家財政安全。要規避或減輕兩種風險對國家財政安全的影響，需采取有效手段對財政與金融的交互作用進行監控、預警，即建立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

二、建立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

目前，財政領域中極少有從財政金融交互影響的角度出發，建立國家財政風險預警系統的案例，但有學者通過研究國內外大量財政和金融案例，發現了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在形式與危害上的相關性[4]。因此，本文認為，要維護國家財政安全乃至國家經濟安全，亟需著眼于財政和金融的交互影響，建立一套能夠有效預警風險的體系，防止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相互轉嫁，引起國家財政和經濟的進一步惡化、失控。

1.系統的建立原則

財政金融交互影響下的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的構建應堅持國情性、國際性、宏觀性、可行性等原則。

國情性原則是指系統建立過程中所涉及的指標、警戒線、風險權重等需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進行選取、設定，需符合本國的經濟、政治制度和政策，符合本國經濟發展特點和內容，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風險預警的真實性和有效性。

系統建立的國際性是指系統需基于國際認準的金融風險管理指標和先進的財政風險管理理念，如《巴塞爾協議》、財政風險矩陣等[5]。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今天，要想獲得長足發展，就必須與國際接軌，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這樣，國家財政就面臨著國際國內的雙重風險。因此，建立的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需在指標概念及相關理念上與國際權威保持一致，這樣才能同時預警國際、國內的風險，有效維護國家財政安全。

國家財政安全預警是國家財政風險的宏觀管理，這就要求預警系統能夠從宏觀角度出發，整體性地反映財政風險。宏觀性原則要求預警系統的指標具備高度概括性，且相互補充，能夠客觀、全面地反映財政風險的總體狀體和變化，能夠實現對宏觀財政風險的完整描述。

可行性是指預警系統中的各項指標是切合國家財政宏觀管理工作需要的，是適應國家財政發展和改革需要的，且在數據獲取方面具有方便、及時、準確、權威的特點。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預警系統得到切實落實，才能真正發揮風險預警作用。

2.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指標

財政風險根據表現形式的不同，可分為顯性風險和隱性風險，其中顯性風險包括直接顯性風險和或有顯性風險，隱性風險包括直接隱性風險和或有隱性風險。有學者結合漢娜財政風險矩陣和我國實際情況，指出國家安全財政預警系統應包含4個子系統、23個風險預警指標。4個子系統即直接顯性風險系統、或有顯性風險系統、直接隱性風險系統、或有隱性風險系統。

直接顯性風險系統中包括財政集中率、稅收彈性、財政赤字率、外債負債率、國債負擔率、國債償債率、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投資性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等10個指標，或有顯性風險系統包括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資本充足率、失業率、國有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經產項目差額/GDP、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等7個指標，直接隱性風險系統包括預算外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預算外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財政支出對財政收入的彈性3個指標，或有隱性風險系統包括M2增長率、股票市值/GDP、股票市盈率3個指標[6]。其中，直接顯性風險系統中的指標透明度和確定性最高，風險可控性最大；有顯性風險系統和直接隱性風險系統中的指標不確定性較大，可控性較小；或有隱性風險系統中的指標的不確定性最大，可控性最小。

這些指標涉及了對國家財政安全有重要影響的不同層次、不同類別的財政活動和金融活動，較全面地反映了國家財政管理面臨的風險因素，確可作為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的預警指標。

篇（7）

1.稅收制度有待完善稅收制度是保證國民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保障，倘若稅收制度不健全，就容易導致企業的負擔過重，最終致使政府稅收減少或稅收不足，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有待完善。就目前我國的稅收制度而言，新辦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并沒有對稅收優惠政策起到實質性的作用，例如以新辦的勞務服務公司為例，在其營業的第一年國家實行免稅政策，但是在營業第一年新辦服務公司很難實現盈利，因此就使得免稅優惠政策難以發揮實質性作用。此外，我國在對企業實行免稅優惠政策時，對其投資環保產業或項目的稅收優惠政策相對較少，今后有待完善。其次，我國也需完善增值稅設置。增值稅是我國稅收體系中的最大稅種，但是我國自從設置增值稅以來便伴隨著重復課稅問題，企業面對重復征稅往往不堪重負。除此之外，我國出口退稅政策的作用也未完全顯現。當前除了禁止出口的商品或者援外出口商品，我國對其他出口商品一律實行零稅率，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中卻將這些出口商品按照出口退稅率進行計算，因此隨著出口退稅率的不斷提升，我國要想實現出口商品整理零賦稅的目標，可謂依然任重道遠。

2.國債政策工具缺少有效性國債政策是國家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債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如何直接影響到財政政策工具的作用，然而當前我國國債政策的有效性還有待進一步提高。首先，對于國債投資項目的管理有待完善。當前我國并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國債資金管理體系，對于國債資金的利用缺少監管機制的引導和制約，在國債投資項目中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決策體系，同時對項目執行也監管不力。其次，國債投資的乘數較低。我國國債投資側重大規模項目和資金密集型項目，政府往往熱衷于包攬基礎設施建設等重大項目，使得國債投資的周期較長。此外，與大項目相比，國債投資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者中小規模的項目關注卻不多，結果使得國債投資在促進居民消費方面效果不佳。

3.債務風險較大國家財政支出需要依據國債的發行量來反映債務依存度，其計算公式是“當年債務收入額/當年中央財政總支出×100%”。我國的國債是由中央財政負責發行、使用和控制的，而且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有著較高的現實意義。因此，當我國的國債發行量較大時，債務的依存度就會過高，這就意味著財政支付需要依靠債務收入，于是這就會把財政置于一個極具風險性的位置之上，這樣將對未來的發展構成威脅。例如審計署的資料顯示，截至2010年底我國各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達到10.7萬億元，總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7%，而且有的地區債務率超過了200%，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著嚴重的潛在風險。

二、完善治理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的建議

1.建立健全稅收體系稅收是國民經濟的首要來源，要想完善治理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首要的是健全稅收體系。為此，國家首先可以適當調整企業所得稅，充分發揮企業所得稅的正向調節功能。對于新辦企業和其他國內企業，國家可以實行合并內、外的稅收方式，讓國內的企業也可以享受到與外商投資企業同等的待遇，這一舉措將有助于落實和統一稅收優惠政策，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新辦企業在執行減免稅的規定后，就可以從收益的年度開始計算。此外，對于處于虧損狀態的企業，國家也要讓其享受到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待遇。其次，國家也應適當延長虧損抵補的期限。我國應積極學習和借鑒西方在虧損抵補方面的相關做法，譬如當出現虧損的時候，要允許向前、后結轉，這樣可以延長向后結轉的期限，還可以將納稅人出現的虧損抵完，將其當做年度經營利潤的遞補，也可以把它當做投資利潤或者資本得利的遞補。此外，國家還應該積極進行稅收改革，革新原有稅收政策，通過稅收改革增加人民的收入，促使人們有更多的資金用于消費，從而擴大社會內需、拉動我國經濟增長。

2.優化財政支出政策金融危機嚴重影響到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我國要想應對和治理金融危機，需要優化財政支出政策。為此，國家首先要加大對農業的財政支出與投資，保證農業健康發展。農業是我國的基礎性產業，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是應對和治理金融危機的重要前提，為此國家要將農業放到基礎地位，適當增加對農民和農業的補貼，努力提升農村的現代化水平，全面推動農村改革，從而提高農業對金融危機的抵御能力，保證農業經濟健康發展。其次，國家要加強對房地產行業的監管。房地產行業在某種程度上已綁架了我國的經濟，據統計，2013年全國財政收入的30%來自于房地產行業，而地方財政收入的50%都源于房地產行業，此外2013年房地產行業的固定投資額更是占到了全國固定投資總額的1/4。當前我國的房價依然是居高不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現象十分嚴重，依然盛行著“寧炒一座樓、不開一家廠”說法，因此相對于其他行業來說，房地產行業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十分薄弱，一旦爆發金融危機后果不堪設想。因此國家要積極采取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加大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以此來調節房地產行業的熱度，降低我國的金融風險。

3.謹慎對待財政政策謹慎對待財政政策是有效治理和應對金融危機的關鍵。首先，我國要謹慎使用財政政策。通常情況下，在通貨膨脹的時期國家需要采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這將有助于增加稅收、減少財政支出；而在緊急蕭條時期或者在短期的需求調節中，國家可以采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將有利于增加政府財政支出、促使經濟復蘇。其次，國家要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綜合運用。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的效應往往是相互補充的，因此國家要將兩者綜合運用，從而發揮其最大作用。譬如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時，就要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作為輔助，這才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平穩發展。而在調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實施總量時，通常情況下貨幣政策的總量所發揮的作用大于財政政策，但在特定情況下財政政策也可以滿足調節總量，例如當經濟蕭條時，國家可采取減少稅收、回購國債等政策來提高貨幣的供給量，刺激居民的消費。為此，國家要努力優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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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質上看，風險投資的快速發展離不開適宜的外部環境，而政府要對風險投資進行正確的引導和必要的扶植，從而在風險投資業的發展過程中充當重要的“推動器”角色。風險投資作為一種創新性的活動，更離不開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財政和金融環境。因此，營造一個良好的風險投資的財政和金融支撐環境至關重要。

一、政府財政資金的適度扶持

為了有效解決風險投資發展中的“市場失靈”問題，很多發達國家都先后推出了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資助計劃、中小企業技術轉移計劃、發展創業投資基金等，試圖從系統撫育的角度解決風險投資所遇到的難題，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美國不僅先后培育出了IBM、英特爾、思科、微軟這樣的大公司，也極大地激發了美國公民的創業、創新精神。但是，由于風險投資涉及面廣，資金需求個性化明顯，政府根本不可能在完成宏觀調控和社會管理職能之后，還有足夠的財力在風險中起主導性作用。政府財政資金主要是從彌補市場失靈的角度出發，抓住制約風險投資的關鍵環節，著力解決風險投資環境建設中的關鍵問題，以使財政支持資金發揮最大的效用。首先，任何產業和企業的發展都需要一定的市場與環境條件，風險投資作為一種特殊的行業，對資本、法制、人才、市場機制等條件的要求更高，政府應在滿足這些條件方面充當無可替代的角色；其次，風險投資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其戰略重要性無法在追逐商業利潤的市場上通過成本-效益關系完全反映出來，這就需要政府從戰略的高度和長遠的目標出發，采取措施，鼓勵并支持風險投資的發展，如通過設立政府種子基金，對處于研發階段的創業項目提供資本金支持。日本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規定，凡企業利用風險資本實施新技術、新產品開發，均可從政府得到約占其開發總支出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補貼；澳大利亞企業科技開發費的60%由政府通過免稅方式提供。我國1999年設立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是第一個政府種子基金。該資金設立以來，通過無償資助等方式，對優化種子階段企業資金供給起到了積極作用，特別是對企業研發活動的支持作用非常顯著。政府基金只能起到引導和催化劑的作用，而不能成為風險投資的主力。目前，風險投資主體單一，風險資金來源短缺是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主要問題。為推進我國風險資本市場的發展，必須要有更多的風險資本加入進來。因此，應著力培育多元化的民間風險投資主體。從長遠看，國家對風險投資的支持主要表現在政策的支持上，風險投資的真正發展還是在于拓寬風險投資的資金渠道。主要的資金渠道包括：允許保險公司將多年來積累的保險基金的一部分從事風險投資活動，包括將資金投入風險投資公司，由后者進行風險投資，或參與風險投資基金的組建，直接進行風險投資；吸收外資和鼓勵外國機構在我國設立風險投資公司，開展風險投資活動；通過商業銀行介入風險投資的擔保機制，調動商業銀行的積極性。

二、建立政府信用擔保制度

毫無疑問，政府是最具有公信力的機構，政府信用擔保對風險投資發展的具有放大效應。

在目前銀行貸款仍占企業資金來源的主導地位，且銀行仍以“安全第一”為經營原則的情況下，由政府為風險投資項目提供擔保是促使銀行資金進入風險投資領域的最為直接和有效途徑之一。發達國家為了鼓勵銀行等金融機構支持風險投資業發展，普遍選擇了政府擔保的方式。例如，美國中小企業局(SBA)對高科技中小企業的銀行貸款提供85%～90%的擔保，為從事股權投資類的小企業投資公司提供發行長期債券的擔保。日本設立的“研究開發企業培植中心”負責對風險企業的貸款擔保，擔保比例為80%。實踐證明，通過財政擔保，政府可以用少量的資金帶動大量的民間資本投向高科技風險企業，其資金放大倍數在10～15倍之間。為發揮信用擔保的資金放大效應，可開展的主要工作包括:由國家和地方財政出資成立專門的風險投資擔保基金或擔保公司；由政府、銀行及民間資本合資設立擔保公司；建立風險投資的保險保障體系，如可由政府組建高新技術風險投資保險機構，或鼓勵現有的保險公司開展風險投資保險業務；鼓勵、引導民間資本、外資投入風險投資擔保領域，研究制定鼓勵民間資本投入擔保業的政策，從體制和機制上解決吸引民間資本投入擔保業的問題。

需要強調的是，風險投資信用擔保體系建設不能過分依賴于政府擔保。從國際經驗看，政府擔保在風險投資擔保體系中并不起主導作用。即使是政府擔保，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府行政擔保，而是政府扶持下的市場化擔保，政府僅以其出資額承擔有限責任。

三、發揮政府資金的引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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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與違約風險之間存在正相關，故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內部價格水平的穩定是獲得金融實際利率高增長而又不至于引起嚴重金融恐慌和崩潰等過度風險的一個必要條件（麥金農，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將會加劇發展中國家金融同業之間的價格競爭和非價格競爭，使得金融部門的贏利空間縮小和競爭成本上升，由此會引發銀行部門的不良資產的比例和信貸市場上的道德風險加劇，再加之金融監管改革滯后或放松和政府隱性存款保險的存在，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的銀行過度放貸和企業過度借款的現象，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脆弱性，誘發了銀行危機（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財政穩定與資本項目的開放

麥金農（1997）指出，在宏觀經濟不定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必須實行有效的匯率管理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以確保政府增加稅收、維持經濟穩定。如果政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形下放開資本項目控制，必然將會產生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和貨幣替代問題，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縮減和通貨膨脹率的相應提高，從而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故而主張資本項目開放是經濟市場化的最后一步。

貨幣危機理論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當一國宏觀經濟不穩定時，資本項目的開放將會使其貨幣受到國際游資的攻擊，引發貨幣危機。貨幣危機理論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認為，由于發生危機國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寬松貨幣政策使得信貸規模以一定的速度擴張，故而導致經常項目的赤字，由此而引發政府國際儲備的流失，當國際儲備減少到某一個最低水平時，投機者必將對其貨幣發生攻擊，從而造成其匯率體系的崩潰。因此，貨幣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匯率政策和赤字融資政策之間內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動性困難、集體行動、羊群行為以及道德風險等諸多問題在金融市場中的存在，則會進一步加劇和惡化貨幣危機。

貨幣危機理論是從國際資本流動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貨幣危機的成因，而貨幣替論則從資產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資本項目的開放則會引發嚴重的貨幣替代現象，同樣也會引發貨幣危機。貨幣替代是指在開放經濟和貨幣可兌換條件下，由于本幣貶值使本國居民對本幣失去信心，從而產生本幣的貨幣職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國貨幣所替代的現象。拉丁美洲、前蘇聯以及東歐等在其金融自由化歷程都發生過不同程度的貨幣替代現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國家的" 美元化"現象最為典型。貨幣替代不僅使得這些國家的匯率出現頻繁的波動和通貨膨脹現象的加劇，同時也嚴重地削弱了這些國家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首先，由于貨幣實際收益率等于名義利率減通貨膨脹率，故而匯率水平高低則取決于兩國的貨幣供給、名義利率差異和通貨膨脹率差異。若兩國貨幣的名義利率不變，那么兩國通貨膨脹率的差異將決定匯率水平的變化，故而可以將兩國通貨膨脹率差異視為匯率的預期變化，因此，財政不穩定和高的通貨膨脹率所引發的嚴重的貨幣替代則會加劇匯率不穩定。其次，貨幣替代將使一國貨幣量變得難以估計，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銀行試圖通過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國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經濟主體的預期通脹率將會上升，故而會立即將部分增加的貨幣余額轉換為幣值穩定的外幣，貨幣替代必將削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貨膨脹期間，由于外幣資產的存在提供了一種高效廉價的逃稅方法，貨幣替代的存在將會降低國內居民本幣的需求量，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減少。若要彌補因貨幣替代所導致通脹稅收入的損失，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通貨膨脹率。由此可知，兩者博弈的最終結果是貨幣替代進一步加劇了一國通貨膨脹率水平及其發生的頻率。

二、中國財政現狀及其穩定性狀況分析

（一）中國的財政現狀

資料來源：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資料出處的皆來自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二）中國財政穩定性分析

注：債務依存度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負債率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百分比；償債率是財政債務的還本付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況下，依賴度是指在一國的中央財政預算中，國債收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償債率是指在財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國債利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國財政債務收入不僅來自國債收入，同時還包括向金融機構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債務收入不僅僅包括國債收入，還包括其他形式的債務收入。）。

三、中國現行財政條件下的金融穩定性分析

（一）中國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相關性分析

前文已經指出，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在中國是否也存在財政赤字貨幣化？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為此，我們在此以貨幣供給量（）作為因變量，以財政赤字（DF）作為自變量，對1978～1999年期" 間的財政赤字（DF）與貨幣供給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線性回歸檢驗，結果如方程1和圖3所示：

由此可見，在財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遞減而財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際，實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必將會使得潛在的通貨膨脹危機顯現化，其產生的不利影響我們從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金融自由化實踐就可略知一二。中國若在如此財政背景之下進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高通脹率、高利率、日益擴大的財政赤字、日趨沉重的政府債務利息負擔以及政府向銀行體系強制融資等問題也就難免。因此，當前必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實現財政收支均衡，否則，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只會讓我們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

（二）中國資本外逃與貨幣替代狀況

伴隨著中國經濟和中國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居民和企業的外幣需求以及外幣資產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盡管中國目前對資本項目仍然實施嚴格的管制，隔絕了中國與國際資本之間的自由流動，使得中國可以成功避免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直接沖擊。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

綜上所述，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本幣的頻繁貶值以及對本幣的需求下降都將引起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發生，因此，防止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貨膨脹、維系宏觀經濟穩定和提高本國貨幣的實際收益率，使得公眾對持有本國貨幣的信心增強。由此可見，中國應當采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使通貨膨脹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幣的實際收益率和較為穩定的真實匯率，將有助于改善公眾對人民幣幣值的預期，以此削弱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動力，這對于防止可能產生的嚴重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將起到積極的防治作用。

四、實現中國財政穩定的對策與建議

由前文已經指出，實現財政穩定是中國今后經濟進一步開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雖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在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當時的改革重點是通過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之間事權和財權的范圍以達到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的目標，未能深入而及時地界定省（市）級政府與其以下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因而導致現行省（市）級以下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嚴重不對稱，地方財政出現嚴重困難。正是由于財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國財政出現了嚴重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必須進行制度創新，消除這種集權政體與分權經濟體制的矛盾，方可實現財政穩定。

（一）實行制度創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實現財權與事權相統一

中央政府集中財權是實現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最為常用的辦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轉移支付宏觀調控職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國，這種自下而上的集中財權模式卻被地方各級政府廣泛地采用，使得財政資金層層向上級政府集中，而與此不對稱的是，基本事權卻反向移動，層層向下轉移，從而造成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高度不對稱，尤其" 是縣鄉（鎮）兩級政府這種矛盾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按照事權劃分的原則，地方性公共產品理應由相應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時現行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還需要承當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 義務"，使得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在事權上呈現出高度的剛性，沒有任何與上級政府討價還價的余地。但是在財權方面，由于財權集中的層層集中，而地方各級政府又不具有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和地方立法征稅的權力，現行的分稅制又沒有確定省（市）級以下地方各級政府獨享的稅基，使得其財政收入失去穩定而可靠的收入來源，從而出現了無相應財權支撐的剛性事權，地方政府財政出現嚴重困難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見，要解決目前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這種處境，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必須按照事權與財權相對稱的原則，重新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賦予地方各級政府相應而必要的稅種選擇、稅率調整、立法收稅以及發行地方債券的財權，使得各級政府的事權必須有相應的穩定而可靠的財權作支撐；其次，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減少政府分級層次。目前中國政府的5級層次已經造成政府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適當地縮減政府層次，精簡政府機構，不僅又有利于分稅分級財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實施，使得財政分級層次與政府分級層次相對應，同時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運作效率和財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稅制改革，嚴肅稅收紀律，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

造成稅收收入所占比重減少的原因較多：一是近年來，中央在保持稅制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先后出臺了減征、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降低關稅稅率、減免農業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等政策，并且繼續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和基金項目；二是由于經濟緊縮，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稅收執法人員的執法不嚴，"尋租"行為及其自身素質低下等原因所導致企業與個人的偷稅、逃稅、避稅等現象嚴重，這一點從中國實施的"金稅工程"和"金關工程"所取得的階段性成績中可見一斑；四是中國現行的支付體系不發達、公眾偏愛現金支付以及現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導致稅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稅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見，要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稅收執法人員素質，依法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堅決打擊偷稅、漏稅、逃稅和非法避稅等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擴大稅基，同時加快稅制改革，對某些已經不合時宜的稅種和收率進行重新調整與修改，擴大稅基，重新界定各級政府所應享受的稅種，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在稅收征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稅收征管效率與征管力度，在稅負的公平與公正的前提下確保稅收收入穩定增長。

圖4中國稅收入與財政債務收入對總的財政收入的貢獻度（注：這里"總的財政收入"等于現行統計上的財政收入與財政債務兩者之和。）

（三）轉變觀念，理性認識積極財政的擴張效應

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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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務穩健是根本的應對之道

企業的危機,首先反映的是財務危機;財務危機的核心是資金運行的危機,資金斷了,企業就難以維持了。在財務危機中,企業為了避免資金鏈斷裂,就要賤賣資產,以籌集現金。財務的職責是要把握好有限資金的平衡和使用;尤其是在困難時期更要細心、謹慎地為企業理好財,把困難情況預計得充分些,做最壞的打算,以確保企業能順利渡過難關。穩健的財務政策就需要企業做好幾件事。一是加強內部管理,挖掘潛力,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省下來的錢就是利潤;二是緊縮對下游的授信墊底資金,原先500萬元的提貨額度現在可能變成了200萬元;三是縮短應收賬款賬期、大力清收應收賬款,加速資金回流;四是及時清理庫存,將積壓過期物資盡快變現。

2加強現金管理

現金是企業的血液循環系統,加強現金管理是企業生存的基本要求,即使是盈利企業,如果管理不好現金流,也可能面臨倒閉。

在企業經營管理中,具體地說:一是必須加強應收賬款的催收力度,建立應收賬款賠償制度,企業不承擔任何損失,責任與收入掛鉤考核,以保證按時回籠貨款,有效鞏固資金鏈;而是企業要根據市場銷售計劃,做好資金預算,合理安排生產經營活動的資金需求,量入為出,留有余地,做到物資快進快出,提高資金周轉效率,確保現金的節約使用;三是在經營中選擇經營較為穩定、信譽較好的經銷商,并盡可能要求對方采用現金的方式進行交易。因為金融危機和市場萎縮可能導致與本部企業相關的供應商、經銷商因壞賬而破產或資金緊張,采用現金交易可以避免企業售出貨物而無法收回貨款的被動局面;四是適時縮減盈利能力較低、資金占用較大或資金回收難度較高的項目,把有限的資金用在優質項目上。

經濟學專家郎咸平曾經對中國的企業提出忠告:一個偉大的企業家不是能夠賺多少錢,而是能夠在蕭條的時候利于不敗之地。因此他們隨時隨地保存大量的現金,隨時隨地擁有最低的負債,這是他們和別人不同的地方。

3加快資金的流動和周轉,提高資金的運營效率,以獲得最大的資金效益

(1)以全面預算管理工作為基礎,借助ERP系統進行企業內部存貨管理,保持合理的存貨水平,提高存貨周轉率。存貨作為流動資產之一,其流動性比貨幣資金相差了很多。特別是在市價持續下跌的經濟危機時期,作為存貨表現形式的原材料、周轉材料、若產品、成品等在積壓太多,在影響資金周轉效率低下的同時,還將嚴重影響企業的經營效益并將導致企業嚴重虧損甚至破產。企業實行全面預算管理要求企業按照計劃采購,層層把關控制,月末進行分析,但是因單據傳遞的延誤性、實物盤點的滯后,給企業的存貨管理帶來諸多麻煩。通過ERP系統進行物資管理,原始單據同一時點錄入,對存貨進行時時監控,將會降低存貨占用時間,加速資金周轉,降低資金成本。(2)支付貨款時盡量使用銀行承兌匯票,做到資金流轉過程中的增值。在訂立物資采購合同時,付款方式盡量采用以銀行承兌匯票支付供應商貨款的模式,期限最好是六個月的。這樣以半年期的存款利息計算,100萬元資金可為企業帶來1.96萬元的利息收益。

4在企業內部開源節流,但不能節省創造收益的支出

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說:企業的所有工作產生的都是成本,只有營銷產生收益。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營銷產生的收益,其他的成本越大,企業的利潤就越低。因此,如果節支成為企業不得不采取的措施,那么在營銷領域的節支必須慎之又慎。在應對經濟危機的時候,一方面是縮減開支,但是更多的應該考慮怎樣進一步拓展有利的銷售市場。通過市場調研,對于企業有利的產品增加的營銷費用,要積極支持。另外采用以貨易貨方式,以貨易貨是企業將自身生產的產品與其他企業產品進行直接交換,換回應用現金購買的原料及設備等,從而達到減少資金流出的目的。

5充分利用國家在信貸、稅賦方面的優惠政策

今年以來,中央出臺的一系列政策的核心點之一就是減輕企業的經營成本負擔。一方面,企業將獲得低成本的金融信貸支持。經濟處于蕭條時期時,企業生產不振,消費不力,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降低利率是刺激生產和消費的途徑之一,企業應該利用好銀行貸款,降低成本籌集的資金用在資金周轉“短、平、快”的項目上,實現資金收益最大;另一方面,從2009年1月1日起,實行生產型的增值稅,企業要充分利用好稅收帶來的益處,在經濟低迷時期進行生產線的技術改造,對適銷對路的產品生產進行經營擴張,購置相應的設備,為企業下一輪的生產做好充分準備。(1)在中央和地方財政條件許可下,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科技型、環保型、出口型項目的商業銀行貸款,應予以一定的貼息支持。發揮財政貼息的導向功能,積極引導社會投資。(2)理順、拓寬中小企業股權融資渠道,為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進入資本市場提供條件。

6在對外簽署合同時盡量簽訂短期合同,并利用商業信用融資

當前市場上的任何偶然因素都可能導致企業陷入困境。從2008年中國的經濟走勢看,物價忽高忽低,大漲大落,可以用冰火兩重天來形容。為了避免市場風險,企業在對外簽訂合同時,應該盡量采用短期合同的方式,避免應對市場變化所帶來的風險損失。企業生產經營進入相對穩定時期,在客戶中具有良好信用的情況下,以企業良好的信用向上、下游企業融資,如占用供應商貨款、收取預付款等方式緩解企業資金壓力。

7更新財務管理觀念

(1)樹立“不虧、少虧”也是盈利的經營理念。市場是沒有長勝的將軍,沒有永遠營利的企業,尤其是在當前經濟危機中,能渡過難關,實現企業經營的最低目標——生存已經難能可貴了。企業經營者應該調整心態,對沒有利潤的產品,制定現實目標,能夠保本經營、維持生存就是最好的營利。超級秘書網

(2)要有舍得放棄的經營理念。企業是盈利性組織,其出發點和歸宿點是獲利。企業一旦成立,就會面臨競爭,并始終處于生存和倒閉、發展和萎縮的矛盾之中。在經營過程中,若產品存在市場經營萎縮,成本費用高居不下,長期虧損,那就應該當機立斷,放棄產品生產,將人員、設備進行合理調配,生產其他市場需求的產品,尋找新的出路。

(3)樹立“以人為本”的理財觀念。要建立多元化的財務主體,重視那些與企業之間擁有正式的,官方的或有契約關系的相關利益主體,如股東、經營者、職工、政府、顧客等,并建立起責權利相結合的財務運行機制,強化對人的激勵和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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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伍士林（1963-），男，安徽無為人，浙江農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管福泉（1973-），男，湖北黃崗人，浙江農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浙江?臨安?311300）

基金項目：本文系浙江農林大學“財政與金融”精品課程支持的研究結果。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0079（2012）28-0098-02

一、“財政金融學”課程教學現狀分析

1.“財政金融學”課程屬性

“財政金融學”是一門經濟學方面的基礎理論課程，由財政學和金融學兩個部分構成，都是研究社會經濟運行中資金運動的。財政學是研究以政府為中心的貨幣資金收支的，而金融學則是研究社會貨幣資金的相互融通的。這兩部分既有聯系又有著明顯的區別，從聯系上看，兩者都涉及資金運動，但兩者研究的范圍則是根本不同的，一個是國家財政體系，一個是社會金融體系。因而，兩者的聯系是有限，而區別則是最主要的。大綱要求：通過“財政金融學”課程的學習，學生要弄清有關財政、金融的范疇，系統地掌握財政與金融的基本理論及基礎知識，正確認識財政與金融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財政與金融的基本業務，掌握必要的基本技能等。可見“財政金融學”內容廣泛，理論性強，且要求全面，既要求學生掌握基本知識，又要求學生掌握一定的技能。

2.“財政金融學”課程在高校中的設置狀況

“財政金融學”作為經管類大學本科主干課程之一，廣泛地開設于經管類的眾多專業中，如會計、財務管理、企業管理、工商管理、農林經濟管理、旅游管理、電子商務等，且大多被列為經管類各專業的必修課程。此外，還有不少高校則將“財政金融學”列為通識性課程，開設為全校性選修課；在教學時數安排上，“財政金融學”課程教學時數一般為32學時到64學時不等，通常以48學時者為多，但總體教學時數偏少，浙江農林大學（以下簡稱“我校”）情況就是如此。二本開設此課程的主要有會計、工商管理、農林經濟管理等6個專業，三本則有會計、財務管理、市場營銷等5個專業開設，而二本及三本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則單獨開設“財政學”與“金融學”。同時，“財政金融學”也是我校全校性選修課程之一。我校該課程教學時數一般為48學時，部分專業為32學時，全校性選修課也為32學時。

3.“財政金融學”課程的教與學情況

由于“財政金融學”課程偏向于理論課型，長期以來該課程的教學方式基本上采用以班級為單位，以教師課堂集中講授為主，同時輔之一些其他手段，如課堂提問、課堂討論、作業等，而聯系實際的課外調查、專題論文、實際操作等帶實踐性的教學方式采用得比較少。現今教學條件改善，教師可利用的手段也較以往多，如大多教師可利用多媒體課件來上課，然而傳統的教學方式仍是主流模式；再從學生學習方面看，目前學生的學習還是以課堂聽課、做筆記或打印PPT課件、做作業等方式為主，大多以完成課程任務獲得學分為限，缺乏學習主動性，被動學習比較多。

二、“財政金融學”課程教學中的問題

“財政金融學”是重要的基礎課程，但并非是專業課，且每個專業的要求也不盡相同，因此，在實際教學中，有著諸多的問題：

1.教學內容問題

在“財政金融學”教學過程中，教師常常遇到的且較為犯難的問題之一就是教學內容問題，具體說來主要有：

（1）課程內容取舍或稱教學內容廣度問題。如果財政學與金融學分開上，都有不少內容，“財政學”一般有十二章左右的內容，“金融學”有十五章左右內容，多者達二十章內容，而合并為一門課后，課程教師就必須要考慮應安排多少教學內容問題。教學內容過多，則顯得十分龐雜，而教學內容過少則又不能反映課程的主旨。

（2）教學內容的深度問題。這和教學內容廣度緊密相關的又一個重要問題。本科教學不同與專科，教學內容應有一定的深度，但在有限教學時數的限制下，若教學內容安排較深，則會影響教學內容的廣度。

（3）“財政金融學”與其他課程內容的交叉、重復問題。在本科教學過程中，涉及財政、金融的其他課程很多，這樣難免會存在不同課程間教學內容交叉、重復現象，如財政部分的稅收與稅制與“中國稅制”課程有交叉；又如金融部分的涉外金融與“國際金融”課程部分內容有交叉等，外如“財政金融學”和“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貨幣銀行學”、“投資學”、“保險學”等都存在有此類問題。

（4）教學內容的更新問題。隨著時代的發展，財政與金融的社會實踐在不斷地改變，而教學內容有很多地方比較陳舊，甚至與現實脫節，難以緊跟時代的發展。

2.教學形式問題

從目前“財政金融學”課程教學實際情況來看，其教學模式以傳統模式為主，而諸如啟發式、討論式、研究性教學和互動教學等教學方式采用得比較少，究其原因有：

（1）課程教學時數不足。由于“財政金融學”課程的特殊性，它在整個教學計劃安排中不可能有較多的課時，這樣就存在一個教學時數有限問題，致使多種教學手段難以開展。

（2）課程內容多、理論性強，使得除講授外難以采用其他教學方式。實踐中，課程教師常常會陷入如果運用其他多種教學方式，則難以完成教學內容，若要完成教學內容，則只能以講授為主的兩難境地。